中医教学方法探讨
摘 要：中医教学的质量影响到中医的继承和发展，关乎中医的前途与命运，而教学方法是否妥当又直接影响到教学的质量。本文试就中医教学的方法作一些思考，提出自己的一点浅见。
关键词：中医;教学方法；人才培养
近年来，中医的科学性及现代化等问题成为社会讨论的热点，这种争鸣已超越医学领域了。然而令人疑惑的是，某些中医圈内学者对中医的科学性持怀疑态度，或认为“中医是经验医学(不科学)”、“中医是形象思维”、“中医是自然哲学”[1]；或认为“目前肩负我国12亿人口医疗保健主力的是西医而不是中医，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中医学术本身的落后” [2]……面对这些说法，作为中医一分子的你作何感想呢？笔者无意与之辩论。但疑感的是，操这些观点的人实际临证水平究竟有多高、对中医的理论研究有多透呢？
刘力红教授说：“老一辈的中医家没有什么临床与理论之分，当然的理论家就是当然的临床家，而中青年的这一辈老师，理论临床已然泾渭分明。搞理论的对临床没有探究，更谈不上丰富的经验” [3]。故一些人在论述中医的问题时口若悬河，夸夸其谈，其实不少纯属臆测，不见得能治好几个病；而老一辈中医家以临床验证理论，以理论指导临床，不断地总结提高，故其文章多为经验之谈。相比之下，现在一些动辄指摘中医不科学的研究者，未必有多少真本事。很多中医院校五(七)年毕业的学生理论水平看似不错，其实却未必能治好几个病，不知把中医的思维丢到哪去了？邓铁涛教授谓之为“泡沫中医” [4]，邓老认为“中医硕士”、“中医博士”都有了，唯独没有“中医”。中医界“中年中医成才太慢，青年中医改行较多。在校学生专业思想不巩固”一直是困扰中医教育的大难题[5]……这不禁令人深思：中医教学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笔者认为，教学方法不当可说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本文试就教学方法作一些不成熟的探讨，提出自己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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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新回归师带徒模式，注重跟师临证
传统的中医教学模式主要是师带徒，讲究言传身教。重视理论与临证紧密结合，重视经典的背诵与运用。这样往往学得很扎实、灵活。纵观历史，这种师带徒培养出来的中医人才是最多的，往往是名师出高徒。如长桑君带出了扁鹊；张伯祖带出了张仲景；张元素带出了李东垣，李东垣又带出了罗天益；近代丁甘仁氏又培养出了很多中医大家如秦伯未、章次公、程门雪等……而现在的中医院校，其规模之大远非昔日所能同日而语，教育普及程度也大为提高，但质量却严重下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师生间缺少沟通，活动空间大多局限在固定地域，满堂灌输的方式使学生思维能力趋于僵化。而很多学生以死记硬背，埋头题库，获得考试高分为能事，不念求经旨，博极医源。
另一方面，课堂所学未能及时在临床上验证，很少有足够时间跟师临证，很多东西只是走马观花，如何能把所学的活用呢？这种课堂与临床分离，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学生辨证思维的缺失和临床能力的下降，很难成为名副其实的铁杆中医。古人云：“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若什么都要到见习、实习时才真正跟师临证，岂不晚乎？况且见习、实习时西医成分又占了很多，真正的中医临证有多少时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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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当代中医院校学生中医临证水平之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实为理论与临证脱离所致。然而，我们教学却很少为学生创造理论与临床密切结合的机会，如学中医诊断学只是短短的一个学期，其中诊脉只是对着脉诊议，岂不闻古人言：“脉理精微，其体难辨……在心易了，指下难明”(《脉经》语)，没有长期的练习和领悟，岂能达到心灵手敏，探其理致呢？先人不辍临证，尚觉诊脉之难，未能接触病人，何异于纸上谈兵，怎能深刻感受其精妙之处呢？而舍证舍脉之情况复杂难辨，岂能不多临证呢？故接触几个病人为之切脉，比感受十次脉诊议更有意义。同理，观察几个病人的舌象，聆听老师分析医理，比看几十次图片更有价值。因为通过自身体会，往往更为直观深刻，学习效率和兴趣也大大提高了……可惜我们的教学很多时候却忽视了这些。邓铁涛教授强调要早临证、重跟师，学以致用，令人深思。若能安排学生长期跟经验丰富的临床医生学习，类似于私下跟师，这样便接近了师带徒的内涵了，更有利于培养高水平的中医人才。
2 重视文史哲等传统文化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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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她对中医学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中医的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与传统文化一脉相连，如果忽视漠化了她的文化源头，中医便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了。故古往今来，凡为大医者多是“上极天文，下穷地纪，中悉人事”(《类经序》)之人。其中不乏在文学艺术上有高深造诣者，如清温病大家薛雪同时又是诗人，著有《一瓢诗话》；清妇科大家傅山同时又是文学家、书法家。近代著名医家恽铁樵，同时也是文坛大师，国学功底极为深厚，文名甚至盖过医名。其他名医国学深厚的不胜枚举。由此可知，传统文化是成为高水平中医的基础。古人言“文是基础医是楼”；又言“秀才学医，笼里捉鸡”，可谓是一针见血!历代名医成才之道不乏有师授家传的，但主要还得靠自己领悟。而领悟的首要因素便是国学基础深厚。而很多自学成才的名医靠的正是深厚的国学基础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如金元时代的张元素，清代的徐大椿，近现代的恽铁樵、肖龙友、岳美中、刘赤选、何炎燊等都是凭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发愤自学成为中医大家的。没有过硬的古文基础，如何攻读古医书，尤其是领悟《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这些经典的奥旨呢？而历代名医都是在精究经典的基础上有所发挥的，而现在学中医的人很多尚未深究经典，如何提高临证水平呢？又谈何发展中医呢？纵观时下中医院校的学生基本上都是理科出身，传统文化基础偏弱，其先天不足是制约学好中医的一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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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老说：“过去中医重视文史哲的素养，故文化水平较高的医家往往被称为儒医”，“重视文史哲修养的建议，是先进而不是落后的” [6]。邓老还曾让他的研究生报到前精读《古文观止》上的文章，何其有见地!现在怕的不是学生不用心于西医，而是怕不用心于中医；怕的不是不学数理化，而是怕不学文史哲……而中医院校却很少重视文史哲，反倒设置很多理科科目，甚至一些与中医没有太大联系的理科，让人疲于应付，如何保证足够的时间钻研中医呢？难怪路志正教授说，现在的中医院校，五年里真正学中医的时间还不到二年。可想而知，如此五年(七年)出来的中医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故大一时多开设传统文化的课程，让文史哲的学习贯穿于整个五(七)年教学中。打下坚实的基础，是何其重要啊!
3 调整中西医比例，加大中医的分量
现在的中医院校中西医课程的比例几乎是1∶1，难以突出中医的特色。而中医难于精通，西医易于上手，初学者容易受西医影响，从而难于培养中医的辨证论治思维。且见习、实习时，不少老师强调西医的重要性，使学生中医临证方面未能深入，西医却惯于先用，如何能学到中医的精髓呢？有评论言“中医五(七)年只是打下基础，毕业后西医先用上，中医是一辈子的事，慢慢学习吧。中医是越老越有前途，中医是六七十岁才有作为的”。此等悖论，何异于枉自菲薄？其实是一种惰性，一种对中医学习的不自信，难道中医要到两鬓斑白才有作为吗？这样岂不浪费了大半辈子的光阴吗？岂不闻历代很多名医却在青年就医学精湛，名动一方，随着年龄的增长不过是经验和医技更上一层楼罢了。如滑寿著《十四经发挥》时才27岁，徐春甫著《古今医统》时才36岁，赵学敏著《串雅内外编》时才29岁,王孟英著《温热经纬》时才47岁，唐容川著《血证论》时才21岁……这些流传至今的名著皆是青壮年时写成，可见先辈成才并非皆是至老方有所得。又如近代中西汇通的大家张锡纯20多岁时临证造诣已令人叹服，年轻时自创理痰汤，连当地名老中医都赞叹其后生可畏，将会成为一代名医，张氏后来著《医学衷中参西录》这一影响至今的著作也是壮年开始；蒲辅周先生15岁继承家学，18岁开始独立应诊，20多岁即闻名川北；岳美中先生1925年(25岁)自学中医，一年多竟治好了自己的肺结核，1928年即治愈了很多连当地名医都感束手无策之病，闻名一时……, http://www.100md.com(张少聪 李青天)
关键词：中医;教学方法；人才培养
近年来，中医的科学性及现代化等问题成为社会讨论的热点，这种争鸣已超越医学领域了。然而令人疑惑的是，某些中医圈内学者对中医的科学性持怀疑态度，或认为“中医是经验医学(不科学)”、“中医是形象思维”、“中医是自然哲学”[1]；或认为“目前肩负我国12亿人口医疗保健主力的是西医而不是中医，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中医学术本身的落后” [2]……面对这些说法，作为中医一分子的你作何感想呢？笔者无意与之辩论。但疑感的是，操这些观点的人实际临证水平究竟有多高、对中医的理论研究有多透呢？
刘力红教授说：“老一辈的中医家没有什么临床与理论之分，当然的理论家就是当然的临床家，而中青年的这一辈老师，理论临床已然泾渭分明。搞理论的对临床没有探究，更谈不上丰富的经验” [3]。故一些人在论述中医的问题时口若悬河，夸夸其谈，其实不少纯属臆测，不见得能治好几个病；而老一辈中医家以临床验证理论，以理论指导临床，不断地总结提高，故其文章多为经验之谈。相比之下，现在一些动辄指摘中医不科学的研究者，未必有多少真本事。很多中医院校五(七)年毕业的学生理论水平看似不错，其实却未必能治好几个病，不知把中医的思维丢到哪去了？邓铁涛教授谓之为“泡沫中医” [4]，邓老认为“中医硕士”、“中医博士”都有了，唯独没有“中医”。中医界“中年中医成才太慢，青年中医改行较多。在校学生专业思想不巩固”一直是困扰中医教育的大难题[5]……这不禁令人深思：中医教学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笔者认为，教学方法不当可说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本文试就教学方法作一些不成熟的探讨，提出自己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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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新回归师带徒模式，注重跟师临证
传统的中医教学模式主要是师带徒，讲究言传身教。重视理论与临证紧密结合，重视经典的背诵与运用。这样往往学得很扎实、灵活。纵观历史，这种师带徒培养出来的中医人才是最多的，往往是名师出高徒。如长桑君带出了扁鹊；张伯祖带出了张仲景；张元素带出了李东垣，李东垣又带出了罗天益；近代丁甘仁氏又培养出了很多中医大家如秦伯未、章次公、程门雪等……而现在的中医院校，其规模之大远非昔日所能同日而语，教育普及程度也大为提高，但质量却严重下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师生间缺少沟通，活动空间大多局限在固定地域，满堂灌输的方式使学生思维能力趋于僵化。而很多学生以死记硬背，埋头题库，获得考试高分为能事，不念求经旨，博极医源。
另一方面，课堂所学未能及时在临床上验证，很少有足够时间跟师临证，很多东西只是走马观花，如何能把所学的活用呢？这种课堂与临床分离，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学生辨证思维的缺失和临床能力的下降，很难成为名副其实的铁杆中医。古人云：“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若什么都要到见习、实习时才真正跟师临证，岂不晚乎？况且见习、实习时西医成分又占了很多，真正的中医临证有多少时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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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当代中医院校学生中医临证水平之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实为理论与临证脱离所致。然而，我们教学却很少为学生创造理论与临床密切结合的机会，如学中医诊断学只是短短的一个学期，其中诊脉只是对着脉诊议，岂不闻古人言：“脉理精微，其体难辨……在心易了，指下难明”(《脉经》语)，没有长期的练习和领悟，岂能达到心灵手敏，探其理致呢？先人不辍临证，尚觉诊脉之难，未能接触病人，何异于纸上谈兵，怎能深刻感受其精妙之处呢？而舍证舍脉之情况复杂难辨，岂能不多临证呢？故接触几个病人为之切脉，比感受十次脉诊议更有意义。同理，观察几个病人的舌象，聆听老师分析医理，比看几十次图片更有价值。因为通过自身体会，往往更为直观深刻，学习效率和兴趣也大大提高了……可惜我们的教学很多时候却忽视了这些。邓铁涛教授强调要早临证、重跟师，学以致用，令人深思。若能安排学生长期跟经验丰富的临床医生学习，类似于私下跟师，这样便接近了师带徒的内涵了，更有利于培养高水平的中医人才。
2 重视文史哲等传统文化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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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她对中医学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中医的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与传统文化一脉相连，如果忽视漠化了她的文化源头，中医便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了。故古往今来，凡为大医者多是“上极天文，下穷地纪，中悉人事”(《类经序》)之人。其中不乏在文学艺术上有高深造诣者，如清温病大家薛雪同时又是诗人，著有《一瓢诗话》；清妇科大家傅山同时又是文学家、书法家。近代著名医家恽铁樵，同时也是文坛大师，国学功底极为深厚，文名甚至盖过医名。其他名医国学深厚的不胜枚举。由此可知，传统文化是成为高水平中医的基础。古人言“文是基础医是楼”；又言“秀才学医，笼里捉鸡”，可谓是一针见血!历代名医成才之道不乏有师授家传的，但主要还得靠自己领悟。而领悟的首要因素便是国学基础深厚。而很多自学成才的名医靠的正是深厚的国学基础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如金元时代的张元素，清代的徐大椿，近现代的恽铁樵、肖龙友、岳美中、刘赤选、何炎燊等都是凭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发愤自学成为中医大家的。没有过硬的古文基础，如何攻读古医书，尤其是领悟《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这些经典的奥旨呢？而历代名医都是在精究经典的基础上有所发挥的，而现在学中医的人很多尚未深究经典，如何提高临证水平呢？又谈何发展中医呢？纵观时下中医院校的学生基本上都是理科出身，传统文化基础偏弱，其先天不足是制约学好中医的一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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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老说：“过去中医重视文史哲的素养，故文化水平较高的医家往往被称为儒医”，“重视文史哲修养的建议，是先进而不是落后的” [6]。邓老还曾让他的研究生报到前精读《古文观止》上的文章，何其有见地!现在怕的不是学生不用心于西医，而是怕不用心于中医；怕的不是不学数理化，而是怕不学文史哲……而中医院校却很少重视文史哲，反倒设置很多理科科目，甚至一些与中医没有太大联系的理科，让人疲于应付，如何保证足够的时间钻研中医呢？难怪路志正教授说，现在的中医院校，五年里真正学中医的时间还不到二年。可想而知，如此五年(七年)出来的中医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故大一时多开设传统文化的课程，让文史哲的学习贯穿于整个五(七)年教学中。打下坚实的基础，是何其重要啊!
3 调整中西医比例，加大中医的分量
现在的中医院校中西医课程的比例几乎是1∶1，难以突出中医的特色。而中医难于精通，西医易于上手，初学者容易受西医影响，从而难于培养中医的辨证论治思维。且见习、实习时，不少老师强调西医的重要性，使学生中医临证方面未能深入，西医却惯于先用，如何能学到中医的精髓呢？有评论言“中医五(七)年只是打下基础，毕业后西医先用上，中医是一辈子的事，慢慢学习吧。中医是越老越有前途，中医是六七十岁才有作为的”。此等悖论，何异于枉自菲薄？其实是一种惰性，一种对中医学习的不自信，难道中医要到两鬓斑白才有作为吗？这样岂不浪费了大半辈子的光阴吗？岂不闻历代很多名医却在青年就医学精湛，名动一方，随着年龄的增长不过是经验和医技更上一层楼罢了。如滑寿著《十四经发挥》时才27岁，徐春甫著《古今医统》时才36岁，赵学敏著《串雅内外编》时才29岁,王孟英著《温热经纬》时才47岁，唐容川著《血证论》时才21岁……这些流传至今的名著皆是青壮年时写成，可见先辈成才并非皆是至老方有所得。又如近代中西汇通的大家张锡纯20多岁时临证造诣已令人叹服，年轻时自创理痰汤，连当地名老中医都赞叹其后生可畏，将会成为一代名医，张氏后来著《医学衷中参西录》这一影响至今的著作也是壮年开始；蒲辅周先生15岁继承家学，18岁开始独立应诊，20多岁即闻名川北；岳美中先生1925年(25岁)自学中医，一年多竟治好了自己的肺结核，1928年即治愈了很多连当地名医都感束手无策之病，闻名一时……, http://www.100md.com(张少聪 李青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