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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标准”的年代
http://www.100md.com 2017年3月1日 《特别文摘》 2017年第5期
     少年人容易轻生,我也曾经是少年人,当时烦恼多,日子过得苦,却没想过寻死;为什么?回想,还是因为相信有一个“标准”在那儿,只要刻苦磨炼,达到那个“标准”,就会得到世人尊敬,过上合理的生活。

    15岁那年,小学毕业,没考上公立中学,没钱读私立中学,只能上夜校,白天,干粗活;干粗活,当然讲粗口,变粗人。

    “这只是一个阶段。”我一直认为,靠近心中那个“标准”,就等于远离这个“阶段”。往返工厂和货柜码头,我必定带着一本书;上车,读书;卸了货,等码头工人接收,读书。初二那年,有一天,生物课本落在货车上,我就在纸皮箱上趺坐,来个小僧入定,闭目“重播”读过的课文;当童工,卖气力的日子,我清楚记得,只有那一天,身边没有书。

    那年头,读书风气盛,上书店,有些东西,例如,余光中等台湾诗人的集子,推出必高高摞起,转眼卖完。那时候,世界还充满各种值得追求的“价值”:精致的诗、严谨的小说、高尚的人格……只要你達到那个“标准”,就得到赞赏;滥竽,是不多的。

    “我要做诗人!”这么想,就带着诗集去送货,在纸箱上涂鸦;为了达到世人认同的“标准”,为了早日脱离困境,我很忙,根本没时间想到去见阎王。

    原来,我真的是很幸运很幸运的:如果我今天15岁,我能够找到什么样的“标准”去奋斗?如果我不认同,比方说,像“陈冠希”这样的“标准”,我应该怎样去开创自己的人生?上网?上网解决不了问题;上吊?上吊只能取消问题。

    成年人毁坏了“价值”和“标准”,等于堵死少年人的去路;我们都有罪,是我们用苟且和浮薄,合力把这群迷惘少年逼死的。

    (摘自《如何处理仇人的骨灰》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高加索), 百拇医药(钟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