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平 汤尔群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北京，100007)

    中药理论是在长期医疗实践积累和古代哲学思维的催化下，伴随着中医理论的发展逐步形成的，是对中药性、效、用及各相关环节的理论认识和规律总结，涵盖了中药由“取”至“用”过程中所有相关的理论，内容包括采制理论、药性理论、制用理论、制剂理论及服用理论等五大基本范畴。本文仅就作为中药理论核心内容的药性理论进行探讨。

    1 药性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药性理论的形成，有两条重要途径:一是实践经验的规律总结，一是传统思维方式下的理论(气、阴阳、五行)推导。实践经验是一条川流不息的不竭源泉，传统哲学思维则是注入的活水清流，二者交织始终。

    在药学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早期，两条线索是很明显的，分别以《神农本草经》和《黄帝内经》为代表。如二者均讨论了四气五味及君臣佐使的配伍问题，但差别也是很明显的:其一，前者性味理论简单明了“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热、温、凉四气”一语概之，后者则结合了阴阳五行及运气理论，并且提出了性味配伍的原则;其二，二者所论君臣佐使，一立足于对药物性能和善恶的分类，一则立足于药物在方剂配伍中所起的作用。另外，从二者对后世药学的影响来看，《神农本草经》建构了药学理论的基本架构，从梁代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至唐《新修本草》(存残卷)、五代《蜀本草》(亡佚)、北宋《开宝本草》(亡佚)、《嘉祐本草》(亡佚)、《证类本草》等主流本草著作皆以之为本体，可知其影响的持续性。然而，这些本草著作药物数量不断丰富，药物的功效和主治病证也多有扩展，但在理论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发展。《黄帝内经》的性味及升降浮沉理论，在早期并没有被本草类的著作所吸取和采纳，究其原因在于“《黄帝内经》中的性味理论，不是从药学实践自然而然凝练出来的，他带有哲学思维模式，因而与当时的用药实际存在差距”。[1]然而，实践是不断发展的，理论认识也在实践中不断提升，思维推导出的理论与用药实际出现了契合点，只是还欠缺一次理论上的提升将使二者结合起来。至宋代理学兴起，带动了医家对于医理的探索，也带来了这样一个契机。

    宋代医家将理学“格物致知”的研究方法引入医学，与中医的气化理论结合来阐释药理，使本草之学不但“持之有效”，更能“言之有理”，开启了药学理论发展的新阶段，《黄帝内经》药学理论脱离实际、可实践的理论又落后于实践的局面开始扭转。其中，易水学派的开创者张元素、李东垣，将《黄帝内经》气味阴阳厚薄理论与药物的性、味、臭、色及人体经络脏腑相联系辨析药性，形成“药类法象”(风升生、热浮长、湿化成、燥降收、寒沉藏)、“用药法象”(气味厚薄寒热阴阳升降)及“归经”等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