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老汉”
1977年，我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编辑部工作。当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编辑部分为三个组。1983年，作为编辑的我从外稿组调到了组稿组，就是定向与较成熟的作家、编剧进行联络的组，“老汉”是我的副组长。两年后，“老汉”到了编剧组任副组长，不久我也调到了编剧组。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
在北影，我自然萌生过创作电影剧本的念头，但很快便意识到，那是“难于上青天”的。北影几位资深的老编剧尚且屡屡失败，哪儿轮得上我呢？
于是在我们北影，“老汉”成为“梁晓声小说”之“改编专家”。我的小说要改编成电影剧本，几乎皆完成于“老汉”笔下。“老汉”改编我的小说之前，看得认真，想得也周到。我们那种原著和改编者之间的合作，默契到像是一个人的程度。通常我一听完他的改编想法，往往无须补充什么，提醒什么，只说：“好哇，老汉，就照你的想法改呗!”于是一两个星期，我便见到了改编剧本。字迹工整，几乎没有涂抹。读后，我只一句话：“满意，就这样了。”
我和“老汉”最成功的合作是《西郊一条街》的改编。那是我一篇2万字左右的短篇小说，我们共同将它构思成了30集的电视剧本。那时我已调至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工作，他已退休。他体恤我在时间和精力方面的不足，照例由他担任创作。我们讨论了四五个晚上，之后“老汉”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创作出了初稿。那是专为郑晓龙导演创作的剧本，可由于当年城乡间的户口问题是敏感问题，被归在了不得触碰的禁区一类，所以当年没拍成。我因“老汉”的一番大辛苦付之东流，耿耿于怀了很久。
事实上与“老汉”合作，那过程不但默契到极致，而且还是一种友情的享受。
如今，哪儿还能指望能有这样的合作者呢？
(摘自《恰同学少年》江苏人民出版社 ), http://www.100md.com
在北影，我自然萌生过创作电影剧本的念头，但很快便意识到，那是“难于上青天”的。北影几位资深的老编剧尚且屡屡失败，哪儿轮得上我呢？
于是在我们北影，“老汉”成为“梁晓声小说”之“改编专家”。我的小说要改编成电影剧本，几乎皆完成于“老汉”笔下。“老汉”改编我的小说之前，看得认真，想得也周到。我们那种原著和改编者之间的合作，默契到像是一个人的程度。通常我一听完他的改编想法，往往无须补充什么，提醒什么，只说：“好哇，老汉，就照你的想法改呗!”于是一两个星期，我便见到了改编剧本。字迹工整，几乎没有涂抹。读后，我只一句话：“满意，就这样了。”
我和“老汉”最成功的合作是《西郊一条街》的改编。那是我一篇2万字左右的短篇小说，我们共同将它构思成了30集的电视剧本。那时我已调至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工作，他已退休。他体恤我在时间和精力方面的不足，照例由他担任创作。我们讨论了四五个晚上，之后“老汉”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创作出了初稿。那是专为郑晓龙导演创作的剧本，可由于当年城乡间的户口问题是敏感问题，被归在了不得触碰的禁区一类，所以当年没拍成。我因“老汉”的一番大辛苦付之东流，耿耿于怀了很久。
事实上与“老汉”合作，那过程不但默契到极致，而且还是一种友情的享受。
如今，哪儿还能指望能有这样的合作者呢？
(摘自《恰同学少年》江苏人民出版社 ),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