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弘毅

    当前中西方医学对于脾脏的功能和胰腺的认知与定位是具有较大差异的。笔者在学习期间也多有疑惑。回顾历史，中西方医学没有明显的传承关系，中医学与现代西方医学在近现代的交流中，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且相对成熟的医学体系之间的碰撞，那么对于不同医学之间的知识和内容上的认知和转化，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必然有其合理的一面，其思路必然也能为中医学者在现代医学高速发展的今天思考如何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中医学提供一定的借鉴。为此，笔者通过回顾相应历史时期的中西医文献，对中西方医学关于“脾”“胰”的翻译源流进行了研究。认为中西医对于脾脏的对译和对于胰腺功能的认知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是具有其合理性的。谬误之处，还请方家斧正。

    1 早期中西脾脏对译的合理性

    据学者研究，近代西医传入中国始于明末清初，1568年，葡萄牙天主教徒卡内罗(Melccior Carnero)在澳门白马庙设立“癫病院”，成为将西医传入中国的第一人[1]。最早介绍西方人体解剖学的专著是邓玉函、罗雅谷、龙华民译述的《人身图说》(约成书于1640年)，邓玉函译述、毕拱辰润定的《泰西人身说概》(1642年)，前者专论人体解剖学，后者除人体解剖学外，也兼及生理学知识[2]。当然，一方面由于当时西方医学正经历从传统医学向现代科学西医转变的过程[3]，现代医学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由于传教士作为宗教人员，无论其主观上还是客观方面，对当时西方医学知识的掌握上较专业人员相对薄弱;另一方面自明万历年间以来，多有反对传教之言;且处于明末朝代更替，战乱之际[4]，诚如著名医史学家范行准先生所言:“此期传入之西洋医学，其影响我国诚无咸同间之大”。[4]5

    尽管当时西医学的传入对中医学影响不大，但是还是有一些中医医家在不同层次上接受了西方医学的解剖和生理知识，比如清代医家王宏翰在《医学原始》一书中就大量吸取了当时的西洋医学观点，另外就是清代医家王学权世以医为业，亦采用西说[4]244，对其曾孙，清代著名医家王孟英产生过重要影响，王孟英所著《重庆堂随笔》一书，是在其曾祖王学权未完之稿《医学随笔》后由王孟英阐发而成，其中不少中西汇通之论就是直接受其曾祖的影响。可以说第一批开始认识和接受西学的中医学者，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通过深入阅读相关史料发现，当时西方医学对消化的生理过程，尤其是西方医学当时对于脾脏在消化系统中的作用，对后世关于中西脾脏的认知和对译的合理性，具有结论性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