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能力提高的适宜模式
适宜中国大型医院提高服务能力有两种模式，一是联盟协作，一是纵向结合。
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显示，在大多数国家，医院系统是国家卫生费用中支出最大的部分，通常占80%。而在中国，这一比例高达90%。
中国医院数量只占医疗机构总数的2%，但床位数却占总床位数的79%，53%的卫生技术人员在医院，发生在医院的直接医疗费用为76%。
2011年，中国医院床位总量达370万张，位居世界第一。从1980年以来，中国医疗机构年增长率为3.9%，而近十年的年增长率达到5.59%，近三年更是高达8.73%。其中大型公立医院床位增长迅速是业界有目共睹的。其中800张床位以上医院的增幅令人震撼，竞达到了202%。
床位扩张为大型医院带来了什么
“一角、两圆、三方、四面”并行交叉作用，导致中国医院床位规模快速增长(见图1)。规模的不断扩张，尽管会带来问题，但也会有所成效。首先，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不断增长的就医需求；其次，助推了医院总体建设与发展；同时催生了医药体系、医药采药设备等健康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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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床位扩张能够带来成效，但是引发的问题也非常多。首先，大医院持续扩张，导致资源不足与资源浪费并存；此外，床位规模发展与人力资源发展不匹配。2003～2011年的数据显示：中国每床人力资源配置呈下降趋势，床工比从1.35降到了1.22；每床卫生技术人员从1.07人降到1.0人；医师从0.42人下降到0.35人，护士由0.41人上升到0.44人。医生的劳动负荷可想而知，这也导致了更多的医疗质量问题。
中国最大单体医院和其他国家相比，每床工作人员数偏差非常大(见图2)。而中国医院医生人均每天的门诊量，三级医院比一级二级医院要高，导致优质医疗资源稀释。
同时，大型医院床位扩张，医疗资源过度集中，也助推了不同地区的医疗资源两极分化。例如上海和北京，每千人口床位数为7张以上，但是江西和贵州每千人口床位数不足3张。
医院资产负债也是床位扩张导致的后果之一。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政府办医院的总资产为1.23万亿元，其中负债约3971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32.3%。
, 百拇医药
增加过度医疗风险是床位扩张引发的更加不容忽视的问题。医院规模扩张，资产投入增大，带来经营压力。在对医生的绩效考核中，往往会涉及工作量。为了增加绩效，在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医生可以诱导患者做检查和开药，增加了对患者实施过度医疗的可能性。
大型医院床位增长适宜模式
健康中国2020战略中提出，中国医疗资源配置在2020年应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前中国大陆床位数为3.81/千人口。参照中等发达国家床位发展水平，2020年将达到5张/千人口左右，增长近30%，约110万张。
1980～2009年的30年问，美国医院总床位从136万张降到96万张，而收容量却从349万人次上升到517万人次。缩短平均住院日是其重要手段，平均住院日由7.6天降至4.9天，相当于潜在增加了48.5万张病床。按中国医院2011年床位总量370万张、平均住院日10.3天计算，每降低l天平均住院日，相当于新增病床39.84万张。
, 百拇医药
床位利用率的潜力也是需要激发的。中国三级医院的床位使用率在80%～100%，而二级医院只有60%～80%，一级医院更更低，维持在40%左右。所以，尽可能提高床位利用率，使其高效率运转，才能解决供需矛盾。
在大医院收治压力增大时，与基层医疗机构协同非常重要。以台湾为例，台湾推行全民健保制度，大医院诊疗压力增大。从1988～2003年，台湾大力发展基层医疗机构，诊所从1.13万家上升到1.8l万家，有效缓解了大型医院的收治压力，医院数量从913家减少为594家。在医院数量减少的情况下，就诊量却增加了。大陆现在的情况，与20年前的台湾情况差不多，因而台湾的经验值得借鉴。
支付制度改革也能有效缓解床位扩张的趋势。德国1980年每千人口医疗机构数达到11.5张，之后逐渐降到8.3张，但是它实施医疗费用支付机制改革。例如1977年的《费用控制法规》和一系列附加法令，使医院开始按预付制结算。而1989年通过的《卫生保健改革法案》，要求缩小医院规模、减少住院天数以及降低医院成本。德国的支付制度非常严格，全部按立法来操作。
, 百拇医药
实行分级医疗也是可以借鉴的经验。德国以大中城市为中心，划分了数百个“区域医院服务体系”；在每一区域内，按标准配置四级医疗机构，分别为：社区服务级(门诊诊所)、跨社区服务级(专业医院)、中心服务级(综合医院)和最高服务级(大型医院)；每一区域医院体系由一所最高服务级医院、2～3所中心服务级医院、数十所跨社区服务级医院和数百家社区服务级诊所组成。这优化了医疗资源，各级医疗机构的服务量综合量都非常合适，且居民就医也非常方便。
建立双向转诊制度也不失为一个提高医疗效率的方式。德国实行强制性转诊制度。上级医院的患者必须由下级医院转来，患者脱离危险后必须转回。保险公司会对转诊制度进行监督，有一套严格的转诊制度，否则，产生的医疗费用保险公司不予支付。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尽管经济体系比中国落后，但是政府对双向转诊配备相应设备和人员。政府为转诊系统提供良好条件，给社区配备救护车、接送危重患者、下派医生等。
, 百拇医药
新加坡完全通过费用折扣方式支持转诊。政府对经社区转诊者给予10%～20%的费用折扣，而直接到大医院就诊者则额外加价，以此鼓励患者首诊在社区。
英国的经验则是建立纵向联合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医疗联合体是Smith医院托拉斯。在英国看病需要首先打电话预约，医疗效率较低，所以，英国的医疗改革注重提高效率。新加坡因为国家较小，有两大医疗集团竞争，降低了医疗成本，提高了医疗服务能力。
美国通过强强联合带动纵向整合。在2010～201 1年美国最佳医院排名中位居榜首的约翰霍普金斯健康系统便是其中代表。它在JHH的基础上建立了JHHS，管理着3所社区医院、4所郊区卫生保健和手术中心、25所初级卫生保健门诊部。
在上述几种服务能力提高模式中，适宜中国大型医院的有两种，一是联盟协作，一是纵向结合。, 百拇医药(田晓婷)
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显示，在大多数国家，医院系统是国家卫生费用中支出最大的部分，通常占80%。而在中国，这一比例高达90%。
中国医院数量只占医疗机构总数的2%，但床位数却占总床位数的79%，53%的卫生技术人员在医院，发生在医院的直接医疗费用为76%。
2011年，中国医院床位总量达370万张，位居世界第一。从1980年以来，中国医疗机构年增长率为3.9%，而近十年的年增长率达到5.59%，近三年更是高达8.73%。其中大型公立医院床位增长迅速是业界有目共睹的。其中800张床位以上医院的增幅令人震撼，竞达到了202%。
床位扩张为大型医院带来了什么
“一角、两圆、三方、四面”并行交叉作用，导致中国医院床位规模快速增长(见图1)。规模的不断扩张，尽管会带来问题，但也会有所成效。首先，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不断增长的就医需求；其次，助推了医院总体建设与发展；同时催生了医药体系、医药采药设备等健康产业的发展。
, http://www.100md.com
尽管床位扩张能够带来成效，但是引发的问题也非常多。首先，大医院持续扩张，导致资源不足与资源浪费并存；此外，床位规模发展与人力资源发展不匹配。2003～2011年的数据显示：中国每床人力资源配置呈下降趋势，床工比从1.35降到了1.22；每床卫生技术人员从1.07人降到1.0人；医师从0.42人下降到0.35人，护士由0.41人上升到0.44人。医生的劳动负荷可想而知，这也导致了更多的医疗质量问题。
中国最大单体医院和其他国家相比，每床工作人员数偏差非常大(见图2)。而中国医院医生人均每天的门诊量，三级医院比一级二级医院要高，导致优质医疗资源稀释。
同时，大型医院床位扩张，医疗资源过度集中，也助推了不同地区的医疗资源两极分化。例如上海和北京，每千人口床位数为7张以上，但是江西和贵州每千人口床位数不足3张。
医院资产负债也是床位扩张导致的后果之一。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政府办医院的总资产为1.23万亿元，其中负债约3971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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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过度医疗风险是床位扩张引发的更加不容忽视的问题。医院规模扩张，资产投入增大，带来经营压力。在对医生的绩效考核中，往往会涉及工作量。为了增加绩效，在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医生可以诱导患者做检查和开药，增加了对患者实施过度医疗的可能性。
大型医院床位增长适宜模式
健康中国2020战略中提出，中国医疗资源配置在2020年应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前中国大陆床位数为3.81/千人口。参照中等发达国家床位发展水平，2020年将达到5张/千人口左右，增长近30%，约110万张。
1980～2009年的30年问，美国医院总床位从136万张降到96万张，而收容量却从349万人次上升到517万人次。缩短平均住院日是其重要手段，平均住院日由7.6天降至4.9天，相当于潜在增加了48.5万张病床。按中国医院2011年床位总量370万张、平均住院日10.3天计算，每降低l天平均住院日，相当于新增病床39.84万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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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位利用率的潜力也是需要激发的。中国三级医院的床位使用率在80%～100%，而二级医院只有60%～80%，一级医院更更低，维持在40%左右。所以，尽可能提高床位利用率，使其高效率运转，才能解决供需矛盾。
在大医院收治压力增大时，与基层医疗机构协同非常重要。以台湾为例，台湾推行全民健保制度，大医院诊疗压力增大。从1988～2003年，台湾大力发展基层医疗机构，诊所从1.13万家上升到1.8l万家，有效缓解了大型医院的收治压力，医院数量从913家减少为594家。在医院数量减少的情况下，就诊量却增加了。大陆现在的情况，与20年前的台湾情况差不多，因而台湾的经验值得借鉴。
支付制度改革也能有效缓解床位扩张的趋势。德国1980年每千人口医疗机构数达到11.5张，之后逐渐降到8.3张，但是它实施医疗费用支付机制改革。例如1977年的《费用控制法规》和一系列附加法令，使医院开始按预付制结算。而1989年通过的《卫生保健改革法案》，要求缩小医院规模、减少住院天数以及降低医院成本。德国的支付制度非常严格，全部按立法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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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分级医疗也是可以借鉴的经验。德国以大中城市为中心，划分了数百个“区域医院服务体系”；在每一区域内，按标准配置四级医疗机构，分别为：社区服务级(门诊诊所)、跨社区服务级(专业医院)、中心服务级(综合医院)和最高服务级(大型医院)；每一区域医院体系由一所最高服务级医院、2～3所中心服务级医院、数十所跨社区服务级医院和数百家社区服务级诊所组成。这优化了医疗资源，各级医疗机构的服务量综合量都非常合适，且居民就医也非常方便。
建立双向转诊制度也不失为一个提高医疗效率的方式。德国实行强制性转诊制度。上级医院的患者必须由下级医院转来，患者脱离危险后必须转回。保险公司会对转诊制度进行监督，有一套严格的转诊制度，否则，产生的医疗费用保险公司不予支付。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尽管经济体系比中国落后，但是政府对双向转诊配备相应设备和人员。政府为转诊系统提供良好条件，给社区配备救护车、接送危重患者、下派医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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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完全通过费用折扣方式支持转诊。政府对经社区转诊者给予10%～20%的费用折扣，而直接到大医院就诊者则额外加价，以此鼓励患者首诊在社区。
英国的经验则是建立纵向联合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医疗联合体是Smith医院托拉斯。在英国看病需要首先打电话预约，医疗效率较低，所以，英国的医疗改革注重提高效率。新加坡因为国家较小，有两大医疗集团竞争，降低了医疗成本，提高了医疗服务能力。
美国通过强强联合带动纵向整合。在2010～201 1年美国最佳医院排名中位居榜首的约翰霍普金斯健康系统便是其中代表。它在JHH的基础上建立了JHHS，管理着3所社区医院、4所郊区卫生保健和手术中心、25所初级卫生保健门诊部。
在上述几种服务能力提高模式中，适宜中国大型医院的有两种，一是联盟协作，一是纵向结合。, 百拇医药(田晓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