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生与死
每次医患关系最好的阶段，就是医务人员面临生与死、最考验内心的时候。
2002年12月22日，我遭遇了第一例SARS病例，到2003年1月陆续出现好几例。当时我们很困惑，也没有太多把握，只是感觉不像细菌感染。
经过一段时间的临床治疗和抢救，我们逐渐认识到抗生素对SARS没有用，最重要是使用支持疗法。假如患者能挺过缺氧最厉害或肺纤维化最厉害的阶段，一般就能慢慢恢复。这时，我考虑到可能属于病毒感染。
我们逐步摸索出一定的经验：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合理使用无创通气，减少患者肺萎陷；合理使用皮质激素以及抗生素，特别是出现继发性感染时。那时我们觉得有点把握了。
当时最具风险的环节是传染，尤其是对医务人员的传染。我观察了许多感染环境，发现关键问题是通风。第一，密闭环境下很容易感染，如用救护车转运患者；第二，过于接近患者，如做气管插管。
另外，我觉得较难攻克的是体制或政治因素。当时我们希望与境外研究机构协作交流。但当时上面认为，我在没有得到上级同意的情况下，与境外机构协作是错误的，反对我这样做。
国际上认为，最早的SARS冠状病毒是由美国、加拿大的研究机构于2003年4月10日发现的。其实早在2003年4月8日，香港大学就在网上发表了研究结果。当时我们和香港大学协作密切，我把标本给他们，大家互相交流研究进展。可以说，香港的研究发现是我们双方进行大协作的结果，但在当时，这种协作被认为是我在犯错误。客观上说，这是一个风险因素。
实际上，最早是2003年2月26日由中国军事科学院发现病原体的。后来在《Sciences》上专门有封面文章指出：“中国在2月26日已发现冠状病毒，但是他们保持沉默。”
为什么保持沉默？我的理解是，第一，可能他们病例数少，重复性不多，把握不大；第二，要求保密。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单位间互相保密，导致最后是由境外机构发现了病源。实际上，中国大陆完全有此研究实力，这是我一直的遗憾。
在抗击SARS中，我最难忘的，是医务人员的专业态度。如我手下的一位医生，明知患者有感染性，即使戴了4层口罩，第二天还是被感染了，病了三年才能走路。他说，我不遗憾，毕竟抢救了患者，不过英雄我就不当了。我永远忘不了医生们抢救患者后非常累又非常开心的情景，这是当时医务人员的主流面貌。
当时在北京，央视的王志拉着我做访谈节目，问我最感动的事。我说，医务人员的态度最感人，但还不被社会承认。当时我又累又激动，还流下了眼泪，但偏偏就是那一段录影被全部掐掉了。
而SARS过后没多久，医生又成了舆论口中的“白衣狼”，到甲流时又成了“白衣天使”。
对人考验最大的就是生与死的关头。每次医患关系最好的阶段，就是医务人员面临生与死、本质内心自然流露的时候。, http://www.100md.com(钟南山 高逸飞)
2002年12月22日，我遭遇了第一例SARS病例，到2003年1月陆续出现好几例。当时我们很困惑，也没有太多把握，只是感觉不像细菌感染。
经过一段时间的临床治疗和抢救，我们逐渐认识到抗生素对SARS没有用，最重要是使用支持疗法。假如患者能挺过缺氧最厉害或肺纤维化最厉害的阶段，一般就能慢慢恢复。这时，我考虑到可能属于病毒感染。
我们逐步摸索出一定的经验：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合理使用无创通气，减少患者肺萎陷；合理使用皮质激素以及抗生素，特别是出现继发性感染时。那时我们觉得有点把握了。
当时最具风险的环节是传染，尤其是对医务人员的传染。我观察了许多感染环境，发现关键问题是通风。第一，密闭环境下很容易感染，如用救护车转运患者；第二，过于接近患者，如做气管插管。
另外，我觉得较难攻克的是体制或政治因素。当时我们希望与境外研究机构协作交流。但当时上面认为，我在没有得到上级同意的情况下，与境外机构协作是错误的，反对我这样做。
国际上认为，最早的SARS冠状病毒是由美国、加拿大的研究机构于2003年4月10日发现的。其实早在2003年4月8日，香港大学就在网上发表了研究结果。当时我们和香港大学协作密切，我把标本给他们，大家互相交流研究进展。可以说，香港的研究发现是我们双方进行大协作的结果，但在当时，这种协作被认为是我在犯错误。客观上说，这是一个风险因素。
实际上，最早是2003年2月26日由中国军事科学院发现病原体的。后来在《Sciences》上专门有封面文章指出：“中国在2月26日已发现冠状病毒，但是他们保持沉默。”
为什么保持沉默？我的理解是，第一，可能他们病例数少，重复性不多，把握不大；第二，要求保密。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单位间互相保密，导致最后是由境外机构发现了病源。实际上，中国大陆完全有此研究实力，这是我一直的遗憾。
在抗击SARS中，我最难忘的，是医务人员的专业态度。如我手下的一位医生，明知患者有感染性，即使戴了4层口罩，第二天还是被感染了，病了三年才能走路。他说，我不遗憾，毕竟抢救了患者，不过英雄我就不当了。我永远忘不了医生们抢救患者后非常累又非常开心的情景，这是当时医务人员的主流面貌。
当时在北京，央视的王志拉着我做访谈节目，问我最感动的事。我说，医务人员的态度最感人，但还不被社会承认。当时我又累又激动，还流下了眼泪，但偏偏就是那一段录影被全部掐掉了。
而SARS过后没多久，医生又成了舆论口中的“白衣狼”，到甲流时又成了“白衣天使”。
对人考验最大的就是生与死的关头。每次医患关系最好的阶段，就是医务人员面临生与死、本质内心自然流露的时候。, http://www.100md.com(钟南山 高逸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