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合作困境待解
自2014年全国“两会”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被热议之后，这一话题很快便引发医疗卫生行业关于开办混合所有制医疗机构的讨论，利用混合所有制推动社会办医的观点在业内广为传播。然而，这种经济模式是否适合医疗卫生域领，能否成为医改的一部分，仍不明朗。因为目前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依旧是一片空白。
尝试突围
对于公立医院与社会资本的合作，上海国际医学园区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模式。历经多轮谈判，2014年1月，上海万科儿童医院项目签订了四方合资协议。上海虹信医疗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万科企业股资产管理中心、上海复旦医疗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和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签署了共同建设上海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复旦万科国际儿童医院的框架协议。
根据四方协议内容，坐落在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的复旦万科国际儿童医院，定位为营利性医院，计划开设床位200张，于2014年动工，最快将于2015年投入使用，项目总投资2.5亿元，由除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外的三方出资建设。医院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由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管理运行。
, http://www.100md.com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院长黄国英告诉《中国医院院长》记者，万科集团负责医院的财务管理，以托管形式交由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进行运营。医院行政人员实行定期轮转，医务人员的招聘也将由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完成，专家采取多点执业的形式到复旦万科国际儿童医院执业，针对学术带头人和骨干实行双主任制。对于托管费用，黄国英表示，现在还不能确定，医生收入可能参照上海国际医学中心模式，原则上不低于台湾地区同级别医生的工资标准。
“从出发点来看，首先，我们通过这种模式扩大医院的学科辐射能力和影响力，承担分层次的社会医疗服务责任；第二，这有利于维护公立医疗机构人才队伍稳定。如果公立医院的社会制度不改变，依照目前的定价机制，如果外部环境成熟，这些医生会选择出走。我们这一做法也是针对将来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出准备，是一种无奈的选择。”黄国英的这一观点在上海颇具代表性。
在上海的两个高端医疗园区内，不难见到上海地区知名公立医院的身影。据了解，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和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将分别在上海国际医学园区与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建立分院，且医院性质定为公立非营利性。而上海交大系统则由医学院牵头，与上海国际医学中心开展学科和平台合作。随着两园区的逐步推进，或将有更多的公立三甲医院以不同形式入驻高端医疗园区。
, 百拇医药
然而，以此类合作为代表的合作形式，在理论上尚存争议。这种争议因参与各方对自身资源的市场化运作而显现出合理性。近年来，复旦大学以上海医学院和复旦医疗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为主体，在区域内进行资源的整合与扩张，使其在上海区域内的医疗市场格局不断扩大。而复旦大学类似的操作方法在教育领域早有先例，其与万科地产早在1996年就合资建设了民办的复旦万科实验学校。
模糊政策待明
“输入园区的公立医院占有何种权利、以何种比例分红、如何接受回报……这些在法律法规上都是一片空白。”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所长高解春告诉《中国医院院长》记者，这样的政策导致很多很多合作不可能有持续性的发展。他多次呼吁，中国亟需制定公立医院以技术注资高端医疗机构的规范，针对“人员混合、资产单一”的状况，必须制订相关解决方案。
在高解春看来，这样的法律缺位对上海市发展高端医疗非常不利。高端医疗园区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是政策不到位。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现在公立医院没有积极性参与高端医疗园区的业务，会让园区的发展遭遇瓶颈。“盈利如何分红、比例为何，这些问题如果没有经过严格测算，就说明我们在用行政政策替代法规。”
, 百拇医药
最近对公立医院与社会资本合作反对声音最大的则是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钟东波。他在公开场合表示，医疗体系一定要多元化，要坚决鼓励、支持和引导医疗体系多元化，但同时要反对机构内部多元化。在钟东波看来，由政府或国有事业、国有企业参与的股份制，会存在伦理与法律风险。
钟东波的观点核心在于，若医院采取股份制，则参与的公立医院就能拿到分红，这完全违背了公立医院非营利性属性与公益事业单位性质；公立医院资产属于政府，公立医院参与举办营利性医院，意味着百姓生病、政府赚钱。更严重之处在于，公私合作的混合所有制，违背政府宪法责任。
新医改以来，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对于所谓的“公私合作”态度敏感。相对于经济领域内的混合所有制而言，医疗卫生行业的这种合作向来比其他领域存在更多争议，且这种争议在政府部门和学界广泛存在。最常见的评论就是公立医院以品牌、技术和人员等层面的资源与社会资本合作，严重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
, 百拇医药 医改的混合所有制思路正在各地付诸实施。前不久，记者在社会办医国家联系点温州市采访时，该市卫生局局长程锦国就表示，温州市2014年的工作重点将探索建立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合作模式，积极吸收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卫生领域，以社会资本办医倒逼公立医院改革的推进。
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公私之间的合作可以采取公私合营，也可以是交叉持股。高解春对此建议，如果公立医院资源能够做注册资本，就采取股份制；如果不能，就采取合作制。这些法律法规在经济领域一直存在。但对于医疗资产作为股份注入新的医疗机构，中国依然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
高解春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这种合作形式。他还呼吁，一方面，如果公立医院以技术参股民营医院，当其有回报时，这些回报如果用于公立医院的再发展，政府应该对这些收入予以免税。政府对公立医院特需医疗服务收入免税，因此，公立医院就会进行比较，显现出政策的不平衡，不利于鼓励公立医院把技术输送到高端医疗机构。
另一方面，政府对于在高端医疗机构参加多点执业的人才资源管理应该有明确机制。营利性机构把回报给医院，医院把这些回报给派出去的医生，这样有利于公立医院对民营高端医疗机构有更多支持，同时也有利于公立医院医师多点执业的规范。
“我认为，在目前人事制度下，自由执业只能是一个美好的设想。”高解春建议，国家应探索对多点执业医师实行聘任制，各方通过商讨分配医师时间，同时给这种机制以法律法规的保障，形成一种值得倡导的方向。, 百拇医药(张颂奇)
尝试突围
对于公立医院与社会资本的合作，上海国际医学园区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模式。历经多轮谈判，2014年1月，上海万科儿童医院项目签订了四方合资协议。上海虹信医疗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万科企业股资产管理中心、上海复旦医疗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和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签署了共同建设上海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复旦万科国际儿童医院的框架协议。
根据四方协议内容，坐落在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的复旦万科国际儿童医院，定位为营利性医院，计划开设床位200张，于2014年动工，最快将于2015年投入使用，项目总投资2.5亿元，由除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外的三方出资建设。医院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由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管理运行。
, http://www.100md.com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院长黄国英告诉《中国医院院长》记者，万科集团负责医院的财务管理，以托管形式交由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进行运营。医院行政人员实行定期轮转，医务人员的招聘也将由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完成，专家采取多点执业的形式到复旦万科国际儿童医院执业，针对学术带头人和骨干实行双主任制。对于托管费用，黄国英表示，现在还不能确定，医生收入可能参照上海国际医学中心模式，原则上不低于台湾地区同级别医生的工资标准。
“从出发点来看，首先，我们通过这种模式扩大医院的学科辐射能力和影响力，承担分层次的社会医疗服务责任；第二，这有利于维护公立医疗机构人才队伍稳定。如果公立医院的社会制度不改变，依照目前的定价机制，如果外部环境成熟，这些医生会选择出走。我们这一做法也是针对将来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出准备，是一种无奈的选择。”黄国英的这一观点在上海颇具代表性。
在上海的两个高端医疗园区内，不难见到上海地区知名公立医院的身影。据了解，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和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将分别在上海国际医学园区与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建立分院，且医院性质定为公立非营利性。而上海交大系统则由医学院牵头，与上海国际医学中心开展学科和平台合作。随着两园区的逐步推进，或将有更多的公立三甲医院以不同形式入驻高端医疗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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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以此类合作为代表的合作形式，在理论上尚存争议。这种争议因参与各方对自身资源的市场化运作而显现出合理性。近年来，复旦大学以上海医学院和复旦医疗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为主体，在区域内进行资源的整合与扩张，使其在上海区域内的医疗市场格局不断扩大。而复旦大学类似的操作方法在教育领域早有先例，其与万科地产早在1996年就合资建设了民办的复旦万科实验学校。
模糊政策待明
“输入园区的公立医院占有何种权利、以何种比例分红、如何接受回报……这些在法律法规上都是一片空白。”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所长高解春告诉《中国医院院长》记者，这样的政策导致很多很多合作不可能有持续性的发展。他多次呼吁，中国亟需制定公立医院以技术注资高端医疗机构的规范，针对“人员混合、资产单一”的状况，必须制订相关解决方案。
在高解春看来，这样的法律缺位对上海市发展高端医疗非常不利。高端医疗园区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是政策不到位。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现在公立医院没有积极性参与高端医疗园区的业务，会让园区的发展遭遇瓶颈。“盈利如何分红、比例为何，这些问题如果没有经过严格测算，就说明我们在用行政政策替代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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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对公立医院与社会资本合作反对声音最大的则是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钟东波。他在公开场合表示，医疗体系一定要多元化，要坚决鼓励、支持和引导医疗体系多元化，但同时要反对机构内部多元化。在钟东波看来，由政府或国有事业、国有企业参与的股份制，会存在伦理与法律风险。
钟东波的观点核心在于，若医院采取股份制，则参与的公立医院就能拿到分红，这完全违背了公立医院非营利性属性与公益事业单位性质；公立医院资产属于政府，公立医院参与举办营利性医院，意味着百姓生病、政府赚钱。更严重之处在于，公私合作的混合所有制，违背政府宪法责任。
新医改以来，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对于所谓的“公私合作”态度敏感。相对于经济领域内的混合所有制而言，医疗卫生行业的这种合作向来比其他领域存在更多争议，且这种争议在政府部门和学界广泛存在。最常见的评论就是公立医院以品牌、技术和人员等层面的资源与社会资本合作，严重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
, 百拇医药 医改的混合所有制思路正在各地付诸实施。前不久，记者在社会办医国家联系点温州市采访时，该市卫生局局长程锦国就表示，温州市2014年的工作重点将探索建立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合作模式，积极吸收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卫生领域，以社会资本办医倒逼公立医院改革的推进。
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公私之间的合作可以采取公私合营，也可以是交叉持股。高解春对此建议，如果公立医院资源能够做注册资本，就采取股份制；如果不能，就采取合作制。这些法律法规在经济领域一直存在。但对于医疗资产作为股份注入新的医疗机构，中国依然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
高解春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这种合作形式。他还呼吁，一方面，如果公立医院以技术参股民营医院，当其有回报时，这些回报如果用于公立医院的再发展，政府应该对这些收入予以免税。政府对公立医院特需医疗服务收入免税，因此，公立医院就会进行比较，显现出政策的不平衡，不利于鼓励公立医院把技术输送到高端医疗机构。
另一方面，政府对于在高端医疗机构参加多点执业的人才资源管理应该有明确机制。营利性机构把回报给医院，医院把这些回报给派出去的医生，这样有利于公立医院对民营高端医疗机构有更多支持，同时也有利于公立医院医师多点执业的规范。
“我认为，在目前人事制度下，自由执业只能是一个美好的设想。”高解春建议，国家应探索对多点执业医师实行聘任制，各方通过商讨分配医师时间，同时给这种机制以法律法规的保障，形成一种值得倡导的方向。, 百拇医药(张颂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