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K事件全景审视
9月19日，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以下简称“GSK”)涉嫌在华进行商业贿赂一案，GSK被处以30亿元人民币巨额罚金，公司高管受到刑罚。宣判后，GSK总部在官网发表公开致歉声明，表示完全接受中方判决结果，将继续致力于中国医疗卫生事业。
此处所谈GSK事件，特指2013年初至今，GSK被举报涉嫌在华商业贿赂以来，各利益相关方直接与间接的反应、观点与行动。值得一提的是，GSK在华并非第一次受到商业贿赂指控，它在美国、英国、波兰和伊拉克等国家也已经或正在接受相关调查。此次，中国法院的法律判决只是GSK事件的一个休止符而非句号，是时候纵横拉伸地审视GSK事件，并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多角度透视GSK事件
从媒体角度，因GSK事件未公开审判，中国主流媒体占据话语优势，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政府的态度。中国媒体普遍对GSK的行为给予强烈的道德谴责，强调造成目前药价虚高的原因主要在于跨国制药公司的贿赂；指出个别医生、医疗机构、卫生管理人员存在行为失范，并未明确公开受贿者信息。
, 百拇医药
国外媒体报道角度略有不同，对GSK似乎抱有同情，两种观点颇具代表性。一者强调GSK是“入乡随俗”，是受到中国市场环境影响；二者为“替罪羊”理论，指出GSK也是中国医疗体制弊端的受害者。更有激进者认为，对GSK事件的审判是中国经济保护主义与民族主义作用的结果。可以看到，中外媒体在GSK事件报道上呈现较强烈的意识形态分歧。对于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关注者和参与者，有必要超越意识形态的屏障，聚焦“真问题”，即如何定位和理顺患者、医生、医疗机构、行业协会、药业、政府部门各利益相关者关系。
从政府角度，要将GSK事件放置当前大规模反腐败进程中透视。中国高层领导人关于反腐过程中“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的表述，将反腐败进程定位为“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都对理解事件有积极意义。中纪委已关注并介入医疗领域反腐败，将下一步工作重点设置在高校附属医院、医药购销行为。同时，国家卫生计生委制定了相关规章，如《加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九不准”》。
对政府而言，除显露决心，更要制定有效政策，立重于破。政府表态要进一步推动产学研结合，就医疗领域来说，医学研究机构、医疗实践机构、生物制药产业等不应因GSK事件而隔断关联，反需更有效协作，如何制定政策管治协作关系是政府的未来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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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业组织角度，GSK事件暴露了一些不端行为是利用行业协会组织的学术会议兑现的，而目前医疗行业协会普遍尚未制定有效的利益冲突政策，以管治学术交流中可能出现的行为失范。今年6月，国家审计署公布了对部分行业协会的审计结果，中华医学会在2012-2013年召开的160个学术会议中收取医药企业赞助8.2亿元，引起广泛社会关注。相关发言人宣称，这是“跟美国学的”。其实，中美两国在医疗专业组织方面差异巨大。美国医疗专业组织力量强大，经常扮演政府医疗体制改革的反对者，通过游说活动争取行业利益最大化；同时他们重视自律，因为其自知如不能有效自律致政府介入将为医学界带来不良后果。
但中国的专业组织多享有政府背景和行政资源，自身属性认识和定位不清晰，通常希望政府介入行业管理。中国的医疗专业组织意欲塑造具有威信的公众形象，需要保证非营利性属性，确保资金流向公开透明，红十字会“郭美美事件”导致的信任危机无疑是前车之鉴。
从制药业角度，可以看到GSK发生了多次态度转变。最初受举报后，GSK应对重点为聘请私人侦探调查举报人，而未调查被举报的腐败行为。应对指责，GSK从否认、回避转变为承认和正式道歉，从威胁退出中国市场到继续致力于中国市场开发、支持中国反腐立场。其间，GSK还高调宣布两项政策调整：一是取消销售人员数额指标，推出新薪酬方案；二是截至2016年，初步停止向受邀演讲和医学会议参会医生直接支付费用。公司表示，新政的初衷不是为应对中方调查，而是为更新医药界与医生的关系。人们对GSK的行动应持审慎的欢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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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职业精神利他性要求与企业盈利利己属性，存在根本价值矛盾，构成理论与实践的难点。GSK新政虽价值导向正确，需进一步观察是否具有实效性、其他药业公司可否借鉴。需强调的是，除盈利性外，企业还要考虑社会责任和诚信，但企业自律往往不够充分。2012年，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发布《药品推广行为准则》。同年，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中国医药商业协会、中国医药科研开发促进会、中国非处方药物协会、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等联合推出《医药企业伦理准则》。虽然这些行业规范均详细注明药业与医疗专业人士交往规则，但越界行为仍然普遍，单纯依靠行业自律尚不足以。
各层面反应不一
从社会层面，GSK事件公众和非医疗专业人士的参与还欠充分，关注度也不高。事件被披露后，患者和公众对GSK的不信任并不明显，毕竟对GSK的产品有客观需求。虽然无数据、调查显示患者和公众对医生、医疗机构是否加剧了不信任感，但影响很可能是负面的。与国外相比，中国缺乏有影响的患者代言组织，患者在与药业的博弈过程中弱势地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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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生与医疗机构层面，2013年7月GSK事件部分曝光后，作者所在的北京大学医学部中美医师职业精神研究中心，在北京、上海、天津分别选择部分医疗机构管理者、临床科室负责人进行深度访谈，征询对GSK事件的看法。医疗机构的代表性观点为，医疗机构接受药业资本存在道德风险，但同时医疗机构对药业资本投入持欢迎态度，多多益善；药业回扣功能弥补了医生薪酬短板；制药业对医生继续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必须肯定；如果缺乏顶层设计改变，机构层面很难有所作为；改革的重点在于政府财政投入；机构有正式的规章、方法管理与药业的关系。医生普遍认为接受药业贿赂是不道德的，但这是普遍现象行为、体制性问题；比较反感对个体医生腐败和贿赂的定性；接受回扣的心理主要有普遍现象，应得的、付出与回报不对，无从影响医疗决策等；同时忧虑GSK事件会导致福利、收入下降，学术交流机会减少，忧虑执业环境更加不利，患者对医生不信任加重等。
故而，在治理医疗领域利益冲突与腐败问题上，不能局限于道德谴责或政治动员，而要建立政策规范和机制程序，其中必然伴随自由市场与公民社会的推进。GSK事件让人们看到单凭医学界和药业的自律远远不够，各利益相关者都要积极参与，自律与他律有效结合，需借鉴国外成功经验，需医学职业精神建设，实现从个体道德的豪言壮语到机构有效政策治理的转变。
GSK事件，最令人担心的其实是因法律判决而终结，甚至渐被遗忘，进而无法推进医疗体制改革和医学职业精神建设。纵观历史，丑闻往往是改革的机遇与重拾信任的动力。, http://www.100md.com(唐健 丛亚丽)
此处所谈GSK事件，特指2013年初至今，GSK被举报涉嫌在华商业贿赂以来，各利益相关方直接与间接的反应、观点与行动。值得一提的是，GSK在华并非第一次受到商业贿赂指控，它在美国、英国、波兰和伊拉克等国家也已经或正在接受相关调查。此次，中国法院的法律判决只是GSK事件的一个休止符而非句号，是时候纵横拉伸地审视GSK事件，并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多角度透视GSK事件
从媒体角度，因GSK事件未公开审判，中国主流媒体占据话语优势，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政府的态度。中国媒体普遍对GSK的行为给予强烈的道德谴责，强调造成目前药价虚高的原因主要在于跨国制药公司的贿赂；指出个别医生、医疗机构、卫生管理人员存在行为失范，并未明确公开受贿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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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媒体报道角度略有不同，对GSK似乎抱有同情，两种观点颇具代表性。一者强调GSK是“入乡随俗”，是受到中国市场环境影响；二者为“替罪羊”理论，指出GSK也是中国医疗体制弊端的受害者。更有激进者认为，对GSK事件的审判是中国经济保护主义与民族主义作用的结果。可以看到，中外媒体在GSK事件报道上呈现较强烈的意识形态分歧。对于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关注者和参与者，有必要超越意识形态的屏障，聚焦“真问题”，即如何定位和理顺患者、医生、医疗机构、行业协会、药业、政府部门各利益相关者关系。
从政府角度，要将GSK事件放置当前大规模反腐败进程中透视。中国高层领导人关于反腐过程中“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的表述，将反腐败进程定位为“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都对理解事件有积极意义。中纪委已关注并介入医疗领域反腐败，将下一步工作重点设置在高校附属医院、医药购销行为。同时，国家卫生计生委制定了相关规章，如《加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九不准”》。
对政府而言，除显露决心，更要制定有效政策，立重于破。政府表态要进一步推动产学研结合，就医疗领域来说，医学研究机构、医疗实践机构、生物制药产业等不应因GSK事件而隔断关联，反需更有效协作，如何制定政策管治协作关系是政府的未来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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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业组织角度，GSK事件暴露了一些不端行为是利用行业协会组织的学术会议兑现的，而目前医疗行业协会普遍尚未制定有效的利益冲突政策，以管治学术交流中可能出现的行为失范。今年6月，国家审计署公布了对部分行业协会的审计结果，中华医学会在2012-2013年召开的160个学术会议中收取医药企业赞助8.2亿元，引起广泛社会关注。相关发言人宣称，这是“跟美国学的”。其实，中美两国在医疗专业组织方面差异巨大。美国医疗专业组织力量强大，经常扮演政府医疗体制改革的反对者，通过游说活动争取行业利益最大化；同时他们重视自律，因为其自知如不能有效自律致政府介入将为医学界带来不良后果。
但中国的专业组织多享有政府背景和行政资源，自身属性认识和定位不清晰，通常希望政府介入行业管理。中国的医疗专业组织意欲塑造具有威信的公众形象，需要保证非营利性属性，确保资金流向公开透明，红十字会“郭美美事件”导致的信任危机无疑是前车之鉴。
从制药业角度，可以看到GSK发生了多次态度转变。最初受举报后，GSK应对重点为聘请私人侦探调查举报人，而未调查被举报的腐败行为。应对指责，GSK从否认、回避转变为承认和正式道歉，从威胁退出中国市场到继续致力于中国市场开发、支持中国反腐立场。其间，GSK还高调宣布两项政策调整：一是取消销售人员数额指标，推出新薪酬方案；二是截至2016年，初步停止向受邀演讲和医学会议参会医生直接支付费用。公司表示，新政的初衷不是为应对中方调查，而是为更新医药界与医生的关系。人们对GSK的行动应持审慎的欢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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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职业精神利他性要求与企业盈利利己属性，存在根本价值矛盾，构成理论与实践的难点。GSK新政虽价值导向正确，需进一步观察是否具有实效性、其他药业公司可否借鉴。需强调的是，除盈利性外，企业还要考虑社会责任和诚信，但企业自律往往不够充分。2012年，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发布《药品推广行为准则》。同年，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中国医药商业协会、中国医药科研开发促进会、中国非处方药物协会、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等联合推出《医药企业伦理准则》。虽然这些行业规范均详细注明药业与医疗专业人士交往规则，但越界行为仍然普遍，单纯依靠行业自律尚不足以。
各层面反应不一
从社会层面，GSK事件公众和非医疗专业人士的参与还欠充分，关注度也不高。事件被披露后，患者和公众对GSK的不信任并不明显，毕竟对GSK的产品有客观需求。虽然无数据、调查显示患者和公众对医生、医疗机构是否加剧了不信任感，但影响很可能是负面的。与国外相比，中国缺乏有影响的患者代言组织，患者在与药业的博弈过程中弱势地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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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生与医疗机构层面，2013年7月GSK事件部分曝光后，作者所在的北京大学医学部中美医师职业精神研究中心，在北京、上海、天津分别选择部分医疗机构管理者、临床科室负责人进行深度访谈，征询对GSK事件的看法。医疗机构的代表性观点为，医疗机构接受药业资本存在道德风险，但同时医疗机构对药业资本投入持欢迎态度，多多益善；药业回扣功能弥补了医生薪酬短板；制药业对医生继续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必须肯定；如果缺乏顶层设计改变，机构层面很难有所作为；改革的重点在于政府财政投入；机构有正式的规章、方法管理与药业的关系。医生普遍认为接受药业贿赂是不道德的，但这是普遍现象行为、体制性问题；比较反感对个体医生腐败和贿赂的定性；接受回扣的心理主要有普遍现象，应得的、付出与回报不对，无从影响医疗决策等；同时忧虑GSK事件会导致福利、收入下降，学术交流机会减少，忧虑执业环境更加不利，患者对医生不信任加重等。
故而，在治理医疗领域利益冲突与腐败问题上，不能局限于道德谴责或政治动员，而要建立政策规范和机制程序，其中必然伴随自由市场与公民社会的推进。GSK事件让人们看到单凭医学界和药业的自律远远不够，各利益相关者都要积极参与，自律与他律有效结合，需借鉴国外成功经验，需医学职业精神建设，实现从个体道德的豪言壮语到机构有效政策治理的转变。
GSK事件，最令人担心的其实是因法律判决而终结，甚至渐被遗忘，进而无法推进医疗体制改革和医学职业精神建设。纵观历史，丑闻往往是改革的机遇与重拾信任的动力。, http://www.100md.com(唐健 丛亚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