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红

    大姐一字一顿地说：“放心吧，校长!这回一分钱都不会差的。”我和妹妹就这样有了重新学习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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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10月末，天气就有些寒冷了。清晨，雾气弥漫，大地铺上了一层白霜，浓浓的雾气打在脸上，丝丝凉凉。地里的庄稼都已收拾妥当，光秃秃的大地完成一年的使命，显得疲劳而困顿。园子里几株残留的辣椒、茄子孤零零地耷拉着身子，宣告生命的结束，乡下的初冬像一幅单调的水墨画，没了色彩。只有家家院子里那一楼楼的苞米闪着金黄，诱人而扎眼。

    早饭刚过，一个五十多岁的瞎眼女人带着几个大汉手持镐头、铁锹来到我家院里。这个女人我是认得的，邻村的，她年轻时和人打架，让人砍瞎了一只眼。平时，我们叫她管姨，她曾在我家吃过几次饭。今天，她有些黑帮老大的架势，带着几个大汉径直走向苞米楼子，一个大汉用镐头一刨。“嘩啦”一声，整站的苞米便塌了下来，大汉们你一镐我一锹地忙活起来。我们姐妹从屋内跑出来，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看见父亲站在旁边，我们知道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些金黄的还带着冰碴的苞米一袋袋地被他们扛到了马车上，父亲的眉头紧锁在一起，没有说话，脸上的表情痛苦而无奈。我们呆呆地站在旁边，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不一会儿，苞米就被装完了，只剩下一个被拆得支离破碎的空楼子伤心地站在那儿。那是我们一年的收成啊，是我们姐妹用稚嫩的手忙了一秋的结果，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后来我们知道，父亲赌钱，欠了人家钱……

    随着一声鞭响，那匹黑毛大马拉着一车的苞米扬长而去，马蹄踏在已然渐冻的土地上，声音响亮而刺耳。那铁蹄却如同踏在我的心上，生疼生疼。我回头看了一眼大姐，她的眼里有浅浅的泪水。赖以维持生计的那一点希望都没了，家徒四壁。

    那是1992年，大姐18岁，我14岁，妹妹11岁。

    大姐正值青春，花朵一般绽放着，一张小圆脸光洁得像刚点好的豆腐脑，鼻子上翘、嘴巴小巧。那时她走到哪里都会有目光追随，镇上的照相馆把她的照片挂在橱窗上招揽生意。邻村有个小伙子喜欢大姐很久，大姐对他也有些许心意。有一天，小伙子的父亲来提亲了。他说：“你们家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