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改变状态,麻醉保障安全(1)
尽管任何手术的成功都离不开麻醉保障，尽管人们都知道，麻醉，是一场手术的开端、也是决定一场手术成败与否的关键，但一说到手术，人们还是把焦点放在那些能够充分展示现代医学科技水平的外科，而忽略在手术中负责监控病人生命体征的麻醉医生。据相关资料统计，我国目前有逾10万麻醉医生，每一台手术的成功背后都有他们付出的努力和心血。2012年1月6日下午，欣闻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麻醉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亚洲口腔麻醉学会联盟(FADAS)轮值主席朱也森教授来京为“微笑列车”第25万例患者实施麻醉手术，记者立刻赶往煤炭总医院唇腭裂治疗中心，一直等到手术结束，终于采访到了走出手术室的朱也森教授，并由此了解了一个外界不太关注的幕后专业。
为手术保驾护航
“手术改变状况，麻醉保障安全。”采访伊始，朱教授坐在记者对面，似乎还沉浸在刚刚结束的微笑列车25万例的手术中，他若有所思地说，“我们可以想象，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手术就意味着痛苦、流血，甚至死亡。而且，外科医生要细致、完美地完成自己的手术，也需要病人安静、放松。于是，麻醉学科便逐渐发展起来了。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明确地知道，麻醉，就是要为手术‘保驾护航’。”
这样的开场白不由得让记者叹服：果然，深厚的学养只会让人更谦逊。据记者了解，朱也森教授1969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六年制口腔医学系，1996年晋升教授、主任医师，2001年成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麻醉学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麻醉科学科带头人。从事口腔麻醉工作40多年来，朱也森教授在口腔麻醉学的医疗、教学和科研各方面都造诣深厚。因其在口腔颌面外科、整形外科麻醉及各类重大危重疑难病人的麻醉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熟练的麻醉操作技巧，在该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深得同行、患者和学生的信赖。
朱也森教授告诉记者：“很多人都知道，早在一千多年前，由于病人无法忍受外科手术所带来的痛苦，先贤华佗发明了‘麻沸散’这种世界上最早的麻醉药，病人喝了之后昏昏欲睡，痛觉大大降低，外科手术得以实施。1846年之前，在西方国家曾有医生使用过乙醚麻醉，以其解除手术中病人的痛苦，还有医生用笑气麻醉进行牙科手术，但能开展的手术很少，而且都必须把病人捆住或者按住才能进行。1846年，一位名叫Dr.William T.Morton的美国牙医，当着许多外科医生和记者的面，给病人施以乙醚吸入麻醉，然后，由著名外科医生Dr.John C.Warrn将病人下颌部的一个肿瘤成功切除……”
朱也森教授在简要回顾了中外麻醉术的发展史之后接着说：“一千多年过去了，麻醉药从最开始极不稳定的‘麻沸散’发展到现在的阿片类、可卡因类、大麻类、合成麻醉药类等一百多种常见药物，应用范围也从外科手术发展到内科、剖腹产等几乎所有需要手术的领域，极大地减轻了病人的痛苦。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各学科知识的相互融合、相互渗透，麻醉学逐渐发展成一门研究临床麻醉、重症监测治疗、急救复苏、疼痛机理和诊疗的独立学科。而血流动力学、呼吸动力学、动脉血气、肌松、肌电、气体监测、体温监测、凝血监测等各种监测手段的建立及对监测结果的分析判断，更使麻醉医生对器官及整体生理、病理生理、药代药效学等方面的观察达到了空前细致和全面的效果，对临床治疗学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在为外科手术提供了良好条件的同时，还推动了外科手术的发展。”
只有小手术，没有小麻醉
谈到这里，朱也森教授又回到了他刚做完的微笑列车的25万例手术之一的再次修复手术上，他说：“麻醉随外科的发展而发展，哪个外科强，相关专业的麻醉也强。10年来，我做过近4万例唇腭裂手术。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据记者了解，朱也森教授是一位非常高超的麻醉大师，他曾于2007年联合日本和韩国口腔麻醉专家组建亚洲口腔麻醉学会联盟并担任轮值主席，于2008年组建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麻醉学专业委员会并担任首届主任委员。他在危重医学领域也具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富有各类重大危重和疑难病人的抢救经验，曾在没有特效药物“丹曲林”的情况下，两次成功救治“恶性高热”患者，且均未遗留明显后遗症，这在国内尚属首例。其中一次，是在2003年6月的一天，一名“上颌骨发育过度、下颌骨发育不足、颏后缩”的患者躺在九院口腔颌面外科的手术台上，手术刀才一划破他的皮肤，他就突然面部肌肉突然出现强直，如同足球运动员腿部抽筋一样，肌肉瞬间失去了弹性，无法动弹。接着，强直现象蔓延开来，患者全身400块骨骼肌全部“抽筋”了!与此同时，他浑身发烫，不仅体温计上的水银柱冲上了顶端，而且呼吸加快，呼出的热气连续5次“蒸”烫了相关的麻醉设备。手术于是被抢救代替，当时直接指挥抢救的专家，就是朱也森教授。
在此情景下，朱教授立即下令进行肌肉活检、血液检查等；同时进行物理降温，全身敷冰，静脉输冰生理盐水，再用冰生理盐水洗胃。检查数据出来了，朱也森教授迅速作出判断：恶性高热!这是一种迄今为止唯一可由常规麻醉用药引起围手术期死亡的遗传性疾病，全麻患者中碰上恶性高热的几率只有50000分之一，但死亡率却高达80%!
当记者提及这则往事时，一向严谨的朱教授乐了。他笑着说：“‘恶性高热’是一种基因性遗传性疾病，易感人群使用全身麻醉药后即被诱发，而且这些易感人群平时很难被辨认出来。那一次，我们整个医院上上下下都行动起来了，大家都围绕这个病找资料、想办法，但是，毕竟患者出现了心衰、脑水肿、肺水肿、全身血管凝血障碍、肝功能损伤、肾衰等多种高危症状，哪一样都足以致命啊!两个半月后，通过各学科间的通力协作，患者终于苏醒了。这件事情之所以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对恶性高热救治的思考；另一方面，也是我后来经常和学生们提及的——只有小手术，但没有小麻醉!”
也许是因为角度不同，记者从这个病例中看到的，却是麻醉医生的技术和经验。当记者把这个观点告诉朱教授时，他很认真地说：“是的，麻醉是否安全，首先依赖于麻醉医生的技术和经验。从本质上说，麻醉是为了避免手术对患者的创伤和应激反应，而患者的病史不同、体质不同，自然对各种麻醉药物的耐受程度就不同；加之手术种类繁多，有的需要浅度麻醉，有的需要深度麻醉，有的需要局部麻醉，有的需要全身麻醉……任何一次的麻醉，药物使用剂量都要根据实际情况增减，否则，就会发生意外。我们为病人实施麻醉，必须根据病人的基本病情和手术要求，结合医生的操作水平和医院的设备条件，本着安全、有效、减少创伤的原则进行，才能确保患者的手术安全。”
朱教授告诉记者，麻醉医师除了在手术前为病人作麻醉前评估及施行麻醉外，在外科医师进行手术的同时，还必须负责处理病人因为接受麻醉和手术而引起的病理、生理变化，维护病人在麻醉状态中的基本生理功能，像心跳、呼吸、血液循环及氧气输送等重要功能的维持；同时还必须注意病人的麻醉深度是否适当，预防及紧急处理麻醉手术中可能出现的异常，以免发生并发症及严重后遗症。他说：“患者在全麻状态下，通常没有意识、无痛觉、全身肌肉松驰，呼吸的维持是靠麻醉医师插入病人气管内的一根气管导管，由人工或机械完成通气功能的；而且，这些操作实施起来风险很大，只有经过严格训练的麻醉医师才能胜任。在手术过程中，通常患者的感觉和意识都暂时消失，全身生命体征如心跳的快慢、呼吸的次数、血压的高低等，是由麻醉医师进行调控的，直到手术结束，停止用药，经过一系列复杂程序的处理，患者逐渐醒来。这就需要在手术中麻醉医师必须寸步不离地守护在患者身边，密切观察他们生命体征的变化，随时进行相应的调节。因此，我们说，麻醉是否安全，首先依赖于麻醉医生的技术和经验。”, http://www.100md.com(凌寒)
为手术保驾护航
“手术改变状况，麻醉保障安全。”采访伊始，朱教授坐在记者对面，似乎还沉浸在刚刚结束的微笑列车25万例的手术中，他若有所思地说，“我们可以想象，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手术就意味着痛苦、流血，甚至死亡。而且，外科医生要细致、完美地完成自己的手术，也需要病人安静、放松。于是，麻醉学科便逐渐发展起来了。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明确地知道，麻醉，就是要为手术‘保驾护航’。”
这样的开场白不由得让记者叹服：果然，深厚的学养只会让人更谦逊。据记者了解，朱也森教授1969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六年制口腔医学系，1996年晋升教授、主任医师，2001年成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麻醉学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麻醉科学科带头人。从事口腔麻醉工作40多年来，朱也森教授在口腔麻醉学的医疗、教学和科研各方面都造诣深厚。因其在口腔颌面外科、整形外科麻醉及各类重大危重疑难病人的麻醉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熟练的麻醉操作技巧，在该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深得同行、患者和学生的信赖。
朱也森教授告诉记者：“很多人都知道，早在一千多年前，由于病人无法忍受外科手术所带来的痛苦，先贤华佗发明了‘麻沸散’这种世界上最早的麻醉药，病人喝了之后昏昏欲睡，痛觉大大降低，外科手术得以实施。1846年之前，在西方国家曾有医生使用过乙醚麻醉，以其解除手术中病人的痛苦，还有医生用笑气麻醉进行牙科手术，但能开展的手术很少，而且都必须把病人捆住或者按住才能进行。1846年，一位名叫Dr.William T.Morton的美国牙医，当着许多外科医生和记者的面，给病人施以乙醚吸入麻醉，然后，由著名外科医生Dr.John C.Warrn将病人下颌部的一个肿瘤成功切除……”
朱也森教授在简要回顾了中外麻醉术的发展史之后接着说：“一千多年过去了，麻醉药从最开始极不稳定的‘麻沸散’发展到现在的阿片类、可卡因类、大麻类、合成麻醉药类等一百多种常见药物，应用范围也从外科手术发展到内科、剖腹产等几乎所有需要手术的领域，极大地减轻了病人的痛苦。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各学科知识的相互融合、相互渗透，麻醉学逐渐发展成一门研究临床麻醉、重症监测治疗、急救复苏、疼痛机理和诊疗的独立学科。而血流动力学、呼吸动力学、动脉血气、肌松、肌电、气体监测、体温监测、凝血监测等各种监测手段的建立及对监测结果的分析判断，更使麻醉医生对器官及整体生理、病理生理、药代药效学等方面的观察达到了空前细致和全面的效果，对临床治疗学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在为外科手术提供了良好条件的同时，还推动了外科手术的发展。”
只有小手术，没有小麻醉
谈到这里，朱也森教授又回到了他刚做完的微笑列车的25万例手术之一的再次修复手术上，他说：“麻醉随外科的发展而发展，哪个外科强，相关专业的麻醉也强。10年来，我做过近4万例唇腭裂手术。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据记者了解，朱也森教授是一位非常高超的麻醉大师，他曾于2007年联合日本和韩国口腔麻醉专家组建亚洲口腔麻醉学会联盟并担任轮值主席，于2008年组建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麻醉学专业委员会并担任首届主任委员。他在危重医学领域也具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富有各类重大危重和疑难病人的抢救经验，曾在没有特效药物“丹曲林”的情况下，两次成功救治“恶性高热”患者，且均未遗留明显后遗症，这在国内尚属首例。其中一次，是在2003年6月的一天，一名“上颌骨发育过度、下颌骨发育不足、颏后缩”的患者躺在九院口腔颌面外科的手术台上，手术刀才一划破他的皮肤，他就突然面部肌肉突然出现强直，如同足球运动员腿部抽筋一样，肌肉瞬间失去了弹性，无法动弹。接着，强直现象蔓延开来，患者全身400块骨骼肌全部“抽筋”了!与此同时，他浑身发烫，不仅体温计上的水银柱冲上了顶端，而且呼吸加快，呼出的热气连续5次“蒸”烫了相关的麻醉设备。手术于是被抢救代替，当时直接指挥抢救的专家，就是朱也森教授。
在此情景下，朱教授立即下令进行肌肉活检、血液检查等；同时进行物理降温，全身敷冰，静脉输冰生理盐水，再用冰生理盐水洗胃。检查数据出来了，朱也森教授迅速作出判断：恶性高热!这是一种迄今为止唯一可由常规麻醉用药引起围手术期死亡的遗传性疾病，全麻患者中碰上恶性高热的几率只有50000分之一，但死亡率却高达80%!
当记者提及这则往事时，一向严谨的朱教授乐了。他笑着说：“‘恶性高热’是一种基因性遗传性疾病，易感人群使用全身麻醉药后即被诱发，而且这些易感人群平时很难被辨认出来。那一次，我们整个医院上上下下都行动起来了，大家都围绕这个病找资料、想办法，但是，毕竟患者出现了心衰、脑水肿、肺水肿、全身血管凝血障碍、肝功能损伤、肾衰等多种高危症状，哪一样都足以致命啊!两个半月后，通过各学科间的通力协作，患者终于苏醒了。这件事情之所以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对恶性高热救治的思考；另一方面，也是我后来经常和学生们提及的——只有小手术，但没有小麻醉!”
也许是因为角度不同，记者从这个病例中看到的，却是麻醉医生的技术和经验。当记者把这个观点告诉朱教授时，他很认真地说：“是的，麻醉是否安全，首先依赖于麻醉医生的技术和经验。从本质上说，麻醉是为了避免手术对患者的创伤和应激反应，而患者的病史不同、体质不同，自然对各种麻醉药物的耐受程度就不同；加之手术种类繁多，有的需要浅度麻醉，有的需要深度麻醉，有的需要局部麻醉，有的需要全身麻醉……任何一次的麻醉，药物使用剂量都要根据实际情况增减，否则，就会发生意外。我们为病人实施麻醉，必须根据病人的基本病情和手术要求，结合医生的操作水平和医院的设备条件，本着安全、有效、减少创伤的原则进行，才能确保患者的手术安全。”
朱教授告诉记者，麻醉医师除了在手术前为病人作麻醉前评估及施行麻醉外，在外科医师进行手术的同时，还必须负责处理病人因为接受麻醉和手术而引起的病理、生理变化，维护病人在麻醉状态中的基本生理功能，像心跳、呼吸、血液循环及氧气输送等重要功能的维持；同时还必须注意病人的麻醉深度是否适当，预防及紧急处理麻醉手术中可能出现的异常，以免发生并发症及严重后遗症。他说：“患者在全麻状态下，通常没有意识、无痛觉、全身肌肉松驰，呼吸的维持是靠麻醉医师插入病人气管内的一根气管导管，由人工或机械完成通气功能的；而且，这些操作实施起来风险很大，只有经过严格训练的麻醉医师才能胜任。在手术过程中，通常患者的感觉和意识都暂时消失，全身生命体征如心跳的快慢、呼吸的次数、血压的高低等，是由麻醉医师进行调控的，直到手术结束，停止用药，经过一系列复杂程序的处理，患者逐渐醒来。这就需要在手术中麻醉医师必须寸步不离地守护在患者身边，密切观察他们生命体征的变化，随时进行相应的调节。因此，我们说，麻醉是否安全，首先依赖于麻醉医生的技术和经验。”, http://www.100md.com(凌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