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性生活事件及应对方式与产后抑郁症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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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生活事件及应对方式与产后抑郁症之间的关系。 方法 随机选取产后抑郁患者和正常孕产妇分成实验组和正常组，每组30例，均被试完成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生活事件量表、应对方式量表的测评。 结果 与正常组对照比较，产后抑郁组负性生活事件紧张值和精神紧张总值得分存在显著差异，正性生活事件无明显差异，家庭事件紧张值和社交事件紧张值均得分存在显著差异。在应对方式方面，产后抑郁组在自责、逃避的因子得分存在显著差异。 结论 负性生活事件与消极的应对方式可能是产后抑郁症的重要危险因素。
[关键词] 生活事件；应对方式；产后抑郁症；孕产妇
[中图分类号] R749.4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2)10(b)-0146-02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后抑郁症发病率逐年上升，越来越引起医护人员的关注。该病常于产后4～6周内发病，主要表现情绪抑郁，悲观厌世，自我评价较低，遇事皆感豪无意义或自罪感，思维力减退或注意力涣散，反复出现死亡或自杀的想法，对全部或者多数活动明显缺乏兴趣或愉悦。不仅对产妇有不良影响，严重危害产妇的身心健康，而且可能导致婴儿的认知能力、情感、性格、行为障碍及家庭关系的不和谐[1]。虽然产后抑郁症形成原因涉及诸多因素，但与生活事件以及应对方式的关系研究报道较少。本文在生活事件、应对方式方面对产后抑郁患者与正常产妇进行对照研究，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和特点，为产后抑郁症的综合防治提供依据和实践指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取随机抽样方法，选取2008年1月～2010年6月在本院门诊和住院进行产前检查的足月妊娠无孕期并发症、合并症的400例孕产妇，按照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2]进行评分，EPDS总分≤12分为正常组，≥13分为产后抑郁组，于产后1周测评1次；筛选出产后抑郁症患者30例为实验组，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和诊断标准第3版(CCND-3)产后抑郁症诊断标准；在正常孕产妇中随机选取30名为正常组。同时排除既往患有严重躯体疾病、智能障碍及精神障碍的患者。
1.2 方法
1.2.1 生活事件量表 由国内汪向东[3]编制，以测评受试者1年内所经历的较常见生活事件，共48条，其中家庭生活方面28条，工作学习方面13条，社交及其他方面7条。另有2条空白项目，供填写当事者已经经历而表中并未列出的某些事件。根据量表要求分别计算某事件刺激量、正性事件刺激量、负性事件刺激量、生活事件总刺激。
1.2.2 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 由香港中文大学的Lee DT等[2]编译的产后抑郁量表。共涉及10个条目，分别是心境、乐趣、自责、焦虑、恐惧、失眠、应付能力、悲伤、哭泣和自伤等。每个条目按照0、1、2、3进行四级评分，总分为0～30分。推荐用总分为9分作为筛查产后抑郁患者的临界值，用12分作为筛查严重产后抑郁患者的临界值。总分大于或等于13分提示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状，视为筛查阳性。总分越高，提示抑郁程度越重。
1.2.3 应对方式问卷 应付方式问卷[4]由肖计划编制。共由62个问题组成，其中包括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合理化6个分量表，测查受试者对应激事件的应对策略能力，计算各因素的得分，主要统计指标为6个分量表的均分。
1.2.4 调查方法 在同一时间，由经过培训的主试用统一指导语发放问卷进行筛检。对调查的目的、要求、方法、内容都有全面的了解，熟练掌握调查工具和调查技术。对两组患者进行产后抑郁量表、生活事件量表、应对方式问卷的测评，主试人员除外因环境、家庭、经济、体质等非主观因素所致的评价。不做任何启示性暗示。采用不记名方式，填写后当场收回。
1.3 统计学处理
数据均以均数±标准差表示，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统计方法采用两样本的t检验，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问卷评定
评分在13分以上者49例，产后抑郁症的发病率为12.25%，两组在年龄、受教育程度、孕周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2.2 两组生活事件比较
见表1。表中可见产后抑郁组负性生活事件紧张值和精神紧张总值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01)，正性生活事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其中家庭事件紧张值和社交事件紧张值均高于对照组(P < 0.01或< 0.05)，其他事件中不存在差异。
2.3 两组应对方式评分比较
由表 2可见，两组在自责、退避等方面评分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产后抑郁组得分均高于正常组。而在其他因子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讨论
由于不同研究方法和测评工具的差异，产后抑郁症的发病率各不相同，本研究显示产后抑郁症的发病率为12.25%，与国内金燕志等[5]研究结果在11.38%～15.25%之间接近，随着社会发展和转型，该发病率可能会进一步上升，严重影响母婴健康。
本研究结果表明，产后抑郁组负性生活事件紧张值和精神紧张总值高于正常对照组。而正性刺激量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产后抑郁妇女在生活中经历了较多的负性生活事件和精神创伤，这些事件多为丧失性事件，如情感问题、婆媳关系不融洽等，具有明显的厌恶性质，容易造成较明显的持久的消极情绪体验。如悲观、抑郁、孤独等负性情感体验[6]。如果心理冲突不能及时有效化解，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抑郁情绪，导致认知改变，最终出现产后抑郁症。提示负性生活事件的刺激对产后抑郁症的发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其发病的诱导剂。
本研究结果表明，产后抑郁症患者在自责、退避因子分有显著性差异。说明产后抑郁症孕产妇更倾向自责、逃避等消极应对方式来解决日常生活学习工作中的问题，可能是由于孕产妇长期以来所形成的认知偏差，这些模式又被反复强化固定下来，对婴儿的期待、母亲角色转换的不适应、生活经历负性生活事件等现实问题，会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以至于出现自我评价低、兴趣下降和抑郁情绪。而较少采用求助、合理化等积极的合理的应对方式，一旦经受打击和挫折，产生自闭倾向，严重的会出现自杀倾向。因此，消极的应对方式可能是产后抑郁症的预测因子之一。
总之，产后抑郁症是多因素致病结果，心理社会因素是其重要的危险因素，它不仅可以产生和诱发产后抑郁症，同样也能影响病情的演变及康复。因此，对于产后抑郁症患者，应加强社会心理方面的治疗与护理，了解认识产妇的精神心理变化，提供给他们有效的克服负性情绪的方法，改变其认知偏差，消除负性生活事件造成的负面影响，提高其应对不良生活事件的能力，这不仅有助于消除产后抑郁症的病因，降低产后抑郁症的发病率，还可以控制产后抑郁症的发展，避免自杀悲剧意外的发生。
[参考文献]
[1] Laura J，Miller MD. Postpartum depression [J]. JAMA，2002，287：762-7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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