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肺癌
作者的父亲得了肺癌，但作者选择了隐瞒病情和等待。他不能确定，他的这种选择是缩短还是延长了父亲的生命。但这个选择，的确给了他巨大的压力和难以释怀的愧疚。
我父亲7年前去世了，到现在，我几乎还会天天想起他，随后心中便涌起一股难言的忧伤和愧疚。
2003年8月，我接到姐姐打来的电话，说父亲半年多来经常发烧，不想吃饭，体重掉了十多斤。在县医院拍了片子，说是肺炎。因为怕我担心，父亲从来不让家人告诉我他得病的事。这次姐姐实在忍不住，偷偷地告诉了我。
我立刻有了不祥的感觉，坐火车匆匆赶回老家。身为医生，我知道父亲不太可能是普通的肺炎。最乐观的结果是肺结核，但是，父亲的病变在右肺下部，肺结核的可能性也不大。父亲吸烟40多年，最大的可能是肺癌。
躺在火车上，我彻夜未眠。父亲是个普通的农民，念过两年私塾，一生贫寒，对历史、古代诗文和书法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能整篇整篇地背诵先秦百家、陶渊明和唐宋文人的散文诗赋，还是个不错的木工和泥瓦工。据母亲说，父亲年轻时，对二胡特别痴迷，常常在夜晚收工后，到村外的竹林里拉上两三个小时，“什么曲子都会拉”。但因为母亲的坚决反对，自我出生起，他再未碰过乐器。
父亲不苟言笑，我们之间的交流，基本上只有在他教我(应该说是逼我)写毛笔字，或是唱和做诗时。只有在他认为我写出了一个有些像样的字，或诌出一句有些像样的“诗句”时，才会露出一丝笑容。
父亲生性散淡，60岁时，他宣布退休，将家里家外的活，全扔给勤劳的母亲一人，自己约了一些老年朋友，每天聚在一起，吸烟喝酒，谈古论今，下棋做诗。
回到老家后，我带着父亲到省城医院检查。然后，我找了胸外科、肿瘤科的医生，帮着会诊。综合起来的结论是：90%的可能性是肺癌，而且已是晚期。
肺癌是最多见的癌症。在因癌症死亡的病人中，有1/5到1/4的人是死于肺癌。目前，我国每年约有60万人死于肺癌。而且，肺癌的发病率(指每10万人中每年出现的新发病人数)还在不断地明显升高。吸烟是引起肺癌的主要原因，大约80%的肺癌是由于吸烟引起的。
肺癌的存活期非常短，即使在医疗高度发达的美国，在诊断出肺癌的病人中，也只有14%的病人能活5年以上。绝大多数出现症状(如严重咳嗽，咳血、胸闷、胸痛等)才去医院就诊的病人，都已处晚期，失去了手术根治的机会。
对于父亲下一步的诊断和治疗，我列出了以下三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是目前从治疗效果上来说最好的选择：让父亲住进治疗肺癌的专科病房(最好是省级以上的肿瘤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包括支气管镜检查，根据情况用经皮肺穿刺、纵隔镜或一种称作“PET(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的检查，做脑部磁共振和全身骨扫描。
做这些检查的目的，其一是明确诊断，以免将其他疾病，特别是把一些可有效治疗的疾病，如肺结核，误诊为肺癌；其二是明确肺癌的病理学分型，例如是小细胞肺癌还是非小细胞肺癌；其三是明确肺癌的分期(肺癌根据肿瘤本身、淋巴结和是否有远处转移，分为Ⅰ、Ⅱ、Ⅲ、Ⅳ期)。这些检查结果出来后，由肿瘤外科、化疗科、放疗科，有时还包括普通内科的医生们一起讨论，制订一个最合适的治疗方案。
第二种选择，是碰运气性(或赌博性)的方法：给父亲直接做开胸手术。
肺癌目前主要的治疗方法有三种：手术切除、放射治疗、化学治疗(近几年来，还出现了一种靶向治疗，这种方法非常昂贵，在欧美人中没有发现明显的效果，但在亚洲的部分人中，发现有一定效果)。其中，手术切除是基本的治疗，放疗或化疗主要是作为手术的辅助治疗。对能手术的病人，如果不做手术，只用放疗或化疗，对病人实际上比不治疗更糟。而对不能手术的病人，放疗或化疗是否对病人有益，医生们还有争议。但即使有益，这种益处也很小。美国有一项在肿瘤专科医生中的调查，问他们如果自己得了晚期肺癌会怎么治，一半以上的人回答不会用放疗或化疗。
第三种选择，是保守的方法，消极地等待，只做缓解症状的治疗，而不做针对肿瘤的治疗。
肺癌后期，大多数人会出现不同部位的疼痛。现在已有很多缓解疼痛的方法，其中最主要的是使用口服长效吗啡类药片。
第一种选择是最有效的。能得到这种治疗的人，比不做任何治疗的人，平均大概可多活8个月到1年。但对我国人来说，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经济上能否负担得起，因为平均要花10～15万块钱。再就是，这样治疗很难对病人隐瞒病情。另外，还有个实际问题，就是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在当前的医疗环境下，要找到真正负责任的医疗机构和医生，恐怕并不容易。
第二种选择比较冒险。很有可能，开胸以后会发现病人实际上并不适合做手术。而且，很多病人因为合并有其他的疾病，如心脏病、肺气肿等，手术有较大风险。另外，和第一种选择一样，也难对病人隐瞒病情。
第三种选择最主要的优点，是可以对病人隐瞒病情，让病人可以有一段相对平静的时间，完成一些未了的心愿。但这种选择，可能会失去本来有效的，甚至根治的机会。
我独自做了第三种选择，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点考虑：第一是我对父亲病情的判断比较悲观；第二是经济上的考虑，因为如果要按第一种选择治疗，我们整个家庭所有的积蓄加起来也不够；第三是基于我对父亲的了解，他对生死从来抱着比较超脱的态度，如果他知道因为自己的疾病，给家里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一定会坚决拒绝治疗。我甚至没有将父亲的病情，告诉我母亲和兄弟姐妹，因为我担心这样不利于向父亲隐瞒他的病情。
2004年5月起，父亲开始感到胸腹部疼痛，我先给他服一般止痛药。一个月后，一般止痛药没有效果，我给他服用硫酸吗啡控释片(美施康定)。10月份，父亲开始出现明显的呼吸困难，我陪了他一星期，和他谈历史、诗歌以及他越来越感兴趣的佛经。然后，我把他的病情告诉了他。父亲显得非常平静，他支持我的选择。11月4日，一个阴冷的日子，父亲在他自己盖起的老屋里，自己做的简陋木床上，停止了呼吸，终年68岁。
作为一个普通医生，我对父亲的治疗，作了一种或许有些出于无奈的选择。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我不能确定，我的这种选择，是缩短还是延长了父亲的生命。但这个选择，当时的确带给了我巨大的压力。而且，我至今都背负着难以释怀的愧疚，因为我不知道，如果选择了我们经济上可以负担的手术治疗，是否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百拇医药(吴海云)
我父亲7年前去世了，到现在，我几乎还会天天想起他，随后心中便涌起一股难言的忧伤和愧疚。
2003年8月，我接到姐姐打来的电话，说父亲半年多来经常发烧，不想吃饭，体重掉了十多斤。在县医院拍了片子，说是肺炎。因为怕我担心，父亲从来不让家人告诉我他得病的事。这次姐姐实在忍不住，偷偷地告诉了我。
我立刻有了不祥的感觉，坐火车匆匆赶回老家。身为医生，我知道父亲不太可能是普通的肺炎。最乐观的结果是肺结核，但是，父亲的病变在右肺下部，肺结核的可能性也不大。父亲吸烟40多年，最大的可能是肺癌。
躺在火车上，我彻夜未眠。父亲是个普通的农民，念过两年私塾，一生贫寒，对历史、古代诗文和书法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能整篇整篇地背诵先秦百家、陶渊明和唐宋文人的散文诗赋，还是个不错的木工和泥瓦工。据母亲说，父亲年轻时，对二胡特别痴迷，常常在夜晚收工后，到村外的竹林里拉上两三个小时，“什么曲子都会拉”。但因为母亲的坚决反对，自我出生起，他再未碰过乐器。
父亲不苟言笑，我们之间的交流，基本上只有在他教我(应该说是逼我)写毛笔字，或是唱和做诗时。只有在他认为我写出了一个有些像样的字，或诌出一句有些像样的“诗句”时，才会露出一丝笑容。
父亲生性散淡，60岁时，他宣布退休，将家里家外的活，全扔给勤劳的母亲一人，自己约了一些老年朋友，每天聚在一起，吸烟喝酒，谈古论今，下棋做诗。
回到老家后，我带着父亲到省城医院检查。然后，我找了胸外科、肿瘤科的医生，帮着会诊。综合起来的结论是：90%的可能性是肺癌，而且已是晚期。
肺癌是最多见的癌症。在因癌症死亡的病人中，有1/5到1/4的人是死于肺癌。目前，我国每年约有60万人死于肺癌。而且，肺癌的发病率(指每10万人中每年出现的新发病人数)还在不断地明显升高。吸烟是引起肺癌的主要原因，大约80%的肺癌是由于吸烟引起的。
肺癌的存活期非常短，即使在医疗高度发达的美国，在诊断出肺癌的病人中，也只有14%的病人能活5年以上。绝大多数出现症状(如严重咳嗽，咳血、胸闷、胸痛等)才去医院就诊的病人，都已处晚期，失去了手术根治的机会。
对于父亲下一步的诊断和治疗，我列出了以下三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是目前从治疗效果上来说最好的选择：让父亲住进治疗肺癌的专科病房(最好是省级以上的肿瘤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包括支气管镜检查，根据情况用经皮肺穿刺、纵隔镜或一种称作“PET(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的检查，做脑部磁共振和全身骨扫描。
做这些检查的目的，其一是明确诊断，以免将其他疾病，特别是把一些可有效治疗的疾病，如肺结核，误诊为肺癌；其二是明确肺癌的病理学分型，例如是小细胞肺癌还是非小细胞肺癌；其三是明确肺癌的分期(肺癌根据肿瘤本身、淋巴结和是否有远处转移，分为Ⅰ、Ⅱ、Ⅲ、Ⅳ期)。这些检查结果出来后，由肿瘤外科、化疗科、放疗科，有时还包括普通内科的医生们一起讨论，制订一个最合适的治疗方案。
第二种选择，是碰运气性(或赌博性)的方法：给父亲直接做开胸手术。
肺癌目前主要的治疗方法有三种：手术切除、放射治疗、化学治疗(近几年来，还出现了一种靶向治疗，这种方法非常昂贵，在欧美人中没有发现明显的效果，但在亚洲的部分人中，发现有一定效果)。其中，手术切除是基本的治疗，放疗或化疗主要是作为手术的辅助治疗。对能手术的病人，如果不做手术，只用放疗或化疗，对病人实际上比不治疗更糟。而对不能手术的病人，放疗或化疗是否对病人有益，医生们还有争议。但即使有益，这种益处也很小。美国有一项在肿瘤专科医生中的调查，问他们如果自己得了晚期肺癌会怎么治，一半以上的人回答不会用放疗或化疗。
第三种选择，是保守的方法，消极地等待，只做缓解症状的治疗，而不做针对肿瘤的治疗。
肺癌后期，大多数人会出现不同部位的疼痛。现在已有很多缓解疼痛的方法，其中最主要的是使用口服长效吗啡类药片。
第一种选择是最有效的。能得到这种治疗的人，比不做任何治疗的人，平均大概可多活8个月到1年。但对我国人来说，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经济上能否负担得起，因为平均要花10～15万块钱。再就是，这样治疗很难对病人隐瞒病情。另外，还有个实际问题，就是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在当前的医疗环境下，要找到真正负责任的医疗机构和医生，恐怕并不容易。
第二种选择比较冒险。很有可能，开胸以后会发现病人实际上并不适合做手术。而且，很多病人因为合并有其他的疾病，如心脏病、肺气肿等，手术有较大风险。另外，和第一种选择一样，也难对病人隐瞒病情。
第三种选择最主要的优点，是可以对病人隐瞒病情，让病人可以有一段相对平静的时间，完成一些未了的心愿。但这种选择，可能会失去本来有效的，甚至根治的机会。
我独自做了第三种选择，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点考虑：第一是我对父亲病情的判断比较悲观；第二是经济上的考虑，因为如果要按第一种选择治疗，我们整个家庭所有的积蓄加起来也不够；第三是基于我对父亲的了解，他对生死从来抱着比较超脱的态度，如果他知道因为自己的疾病，给家里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一定会坚决拒绝治疗。我甚至没有将父亲的病情，告诉我母亲和兄弟姐妹，因为我担心这样不利于向父亲隐瞒他的病情。
2004年5月起，父亲开始感到胸腹部疼痛，我先给他服一般止痛药。一个月后，一般止痛药没有效果，我给他服用硫酸吗啡控释片(美施康定)。10月份，父亲开始出现明显的呼吸困难，我陪了他一星期，和他谈历史、诗歌以及他越来越感兴趣的佛经。然后，我把他的病情告诉了他。父亲显得非常平静，他支持我的选择。11月4日，一个阴冷的日子，父亲在他自己盖起的老屋里，自己做的简陋木床上，停止了呼吸，终年68岁。
作为一个普通医生，我对父亲的治疗，作了一种或许有些出于无奈的选择。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我不能确定，我的这种选择，是缩短还是延长了父亲的生命。但这个选择，当时的确带给了我巨大的压力。而且，我至今都背负着难以释怀的愧疚，因为我不知道，如果选择了我们经济上可以负担的手术治疗，是否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百拇医药(吴海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