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共同决策，人文与科技应携手
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的普及，医患信息的不对称状况将有所改变。面对未来医疗的发展，患者如何做出“最好的抉择”？医患双方如何进行共同决策？近日，围绕美国知名心脏病学家埃里克·托普的新书《未来医疗》，以及哈佛医学院教授杰尔姆·格罗普曼、帕米拉·哈茨班德所著的《最好的抉择》一书，来自业内外的相关专家齐聚一堂，从科技、人文、生死观等方面，共话未来医疗，并就医患共同决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从“家长式”到“伙伴式”的医患关系
郑 杰：以前，医患之间是家长式的关系，如同美国医学会(AMA)的logo是一个权杖，非常权威、神圣，患者应该完全听医生的，“我说什么，你做什么”。而现在，患者去医院前，都会做一些初步的信息搜集。我有一位朋友，他得了肿瘤之后，自己去搜索最新的SCI文章，了解这个疾病治疗技术的进展，想尽一切办法知道身体出了什么状况。在现在这个信息时代，人们获得服务和知识越来越方便。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和患者之间更多是一种对等关系，医患更像合作伙伴。
余可谊：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患者的整体人权意识也随之有所增强。医患关系的“一次性”关系也在逐渐改变。几年前，我做主治大夫时，大部分患者来看病都没有随诊，看完就走了，这种医患关系就是“一次性”的关系。现在，患者在找医生看病之前，往往先通过网站、微博，对这位医生有所了解。患者慕名而来，医生也不好意思“板着脸”，医患关系在诊疗过程中就成为了朋友。之后长期的随访工作，让这种医患关系更为融洽和稳固。
王一方：由于伤医事件的频发，现在医生也学会了保护自己。面对疾病的多种可能性，有的医生会问患者“你想怎么办？”当然，大部分医生的态度是“虽然我不是你，但我能理解你。如果你是我的亲人，我会如何选择。”医患共同决策的方案，达到“风险最小、获益最大”，这应当是未来医疗共同决策的最佳路径。
不是与疾病为敌，而是和疾病为伴
顾卫红：疾病是对人的考验，尤其是得了没有办法治愈的疾病，对人更是巨大的考验。在疾病的治疗过程中，人性会得到放大：有些人自强不息，在疾病面前会更坚强；有些人本身比较脆弱，在疾病面前就可能会更显得无助。所以面对疾病，医患交流不仅仅是医生和患者的交流，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有很多人性的因素夹杂在里面。我常常和我的病友聊天，告诉他们：“你需要跟疾病共存，而不是总想着去战胜它。”尤其是很多遗传性疾病，现在的医疗技术无法治愈，所以，患者需要学会与疾病长期共存。
王一方：现在，国人对死亡的接纳程度还是偏低，甚至对苦难也不能很好地接纳。如果不接纳痛苦，很容易陷入一个观念的怪圈。未来医疗中，如果生死观、苦难观、医疗观没有改变，仅仅依靠科技支撑，很令人担忧。
胡大一：未来医疗要体现患者对健康和疾病的话语权，其次还要使患者对自我的疾病管理具有信心。我们习惯性与病为敌，不与病为伴。事实上，很多情况下，我们要带病生存。西医容易对生物技术产生崇拜。曾经有人说：“手里拿锤子的人，看什么都像钉子。”但在未来医疗发展中，医生应当带领患者学会和疾病为伴，而不是与疾病为敌。
外科医生都知道如何开始手术，但一个成熟的医生更应知道什么时候叫停。医疗一定要懂得适度，而现在的情况是，一个专科为主导的医疗体系总在追求技术上的完美，却不知道用适度的技术来帮助患者正确面对疾病。
安 杨：作为医生，或是媒体，我们需要告诉公众的是：“治疗”并非一个简单、笼统的概念。治疗目标是分层的，有的可以达到治愈，有的治疗是可以缓解症状、减轻痛苦，“使你舒服一点”。这些基础的医疗知识，需要成为我们通识教育的一部分。
未来医疗中，首先是医生要有民主态度
王一方：我们常说要“解放病人”，但这里有两个哲学悖论：其一，医学越来越专业化、高端化，医疗环境以医生为中心，医生当之无愧是医疗这门专业劳动的驾驭者，而患者在这个过程中愈来愈被动。第二，是生命的偶然性，但医学科学追求的是确定性。早在100年前奥斯勒就说过：“医学是不确定的科学，是可能性的艺术”，至今仍是这样。
顾卫红：在和患者交流的过程中，我有个非常深刻的体会——我国绝大多数的患者对医生过度依赖。比如，我遇到有些患者，吃了多年的药，在门诊看病时，他却说不出药的名字，只会简单地说“我吃的是白色药片”。作为医生，我们需要了解患者吃药的反应，对患者进行全程管理。很多时候，医生并不愿意去“做家长”，但是患者过度依赖的状态，使得我们目前的行医模式难以改变。谈到未来医疗，我们经常会说到一个词——“颠覆”。我想很多医生会心里有所抵触——医生没想“当家长”，为什么要颠覆？未来医疗中，我们不是质疑医生的价值，而是要解放医生。
胡大一：现在，从医疗服务模式到信息发布，都是以医生为主导，患者几乎没有话语权。他既没有权利参与决策，更重要的是，他也没有能力参与决策。而未来，我们需要把决策权给予患者。医生需要跟患者交流、互动，尊重患者的感受，和患者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多和患者沟通，这才是治疗的真正方式。如果一个医生忽略了患者的焦虑，不顾患者的心理感受，是看不好病的。未来医疗中谈到“民主”，我认为，首先是医生要有民主态度，从现在起，我们就需要培养医生的这种民主态度。
郑 杰：未来，随着医疗行业所涉及面的扩大，医生要发挥更多的作用，不仅需要帮助、治疗患者，同时要给予人文关怀，而且还要从伙伴的角度参与患者的一些医疗抉择。这要求医生既要去追求医学技术，也要去思考人文哲学。
余可谊：马云说“30年以后医生要失业”。透过这给人以危机感的话，我们更应该反思医学的本质，去思考医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我们的不可取代性在哪儿？过去，医疗讲的是“以患者为中心”，如今我们强调“以人为中心”，就是说，医疗是全人的，医疗服务的对象不只是患者，还应该把健康人也纳入其中。
整理、来源：健康报
从“家长式”到“伙伴式”的医患关系
郑 杰：以前，医患之间是家长式的关系，如同美国医学会(AMA)的logo是一个权杖，非常权威、神圣，患者应该完全听医生的，“我说什么，你做什么”。而现在，患者去医院前，都会做一些初步的信息搜集。我有一位朋友，他得了肿瘤之后，自己去搜索最新的SCI文章，了解这个疾病治疗技术的进展，想尽一切办法知道身体出了什么状况。在现在这个信息时代，人们获得服务和知识越来越方便。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和患者之间更多是一种对等关系，医患更像合作伙伴。
余可谊：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患者的整体人权意识也随之有所增强。医患关系的“一次性”关系也在逐渐改变。几年前，我做主治大夫时，大部分患者来看病都没有随诊，看完就走了，这种医患关系就是“一次性”的关系。现在，患者在找医生看病之前，往往先通过网站、微博，对这位医生有所了解。患者慕名而来，医生也不好意思“板着脸”，医患关系在诊疗过程中就成为了朋友。之后长期的随访工作，让这种医患关系更为融洽和稳固。
王一方：由于伤医事件的频发，现在医生也学会了保护自己。面对疾病的多种可能性，有的医生会问患者“你想怎么办？”当然，大部分医生的态度是“虽然我不是你，但我能理解你。如果你是我的亲人，我会如何选择。”医患共同决策的方案，达到“风险最小、获益最大”，这应当是未来医疗共同决策的最佳路径。
不是与疾病为敌，而是和疾病为伴
顾卫红：疾病是对人的考验，尤其是得了没有办法治愈的疾病，对人更是巨大的考验。在疾病的治疗过程中，人性会得到放大：有些人自强不息，在疾病面前会更坚强；有些人本身比较脆弱，在疾病面前就可能会更显得无助。所以面对疾病，医患交流不仅仅是医生和患者的交流，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有很多人性的因素夹杂在里面。我常常和我的病友聊天，告诉他们：“你需要跟疾病共存，而不是总想着去战胜它。”尤其是很多遗传性疾病，现在的医疗技术无法治愈，所以，患者需要学会与疾病长期共存。
王一方：现在，国人对死亡的接纳程度还是偏低，甚至对苦难也不能很好地接纳。如果不接纳痛苦，很容易陷入一个观念的怪圈。未来医疗中，如果生死观、苦难观、医疗观没有改变，仅仅依靠科技支撑，很令人担忧。
胡大一：未来医疗要体现患者对健康和疾病的话语权，其次还要使患者对自我的疾病管理具有信心。我们习惯性与病为敌，不与病为伴。事实上，很多情况下，我们要带病生存。西医容易对生物技术产生崇拜。曾经有人说：“手里拿锤子的人，看什么都像钉子。”但在未来医疗发展中，医生应当带领患者学会和疾病为伴，而不是与疾病为敌。
外科医生都知道如何开始手术，但一个成熟的医生更应知道什么时候叫停。医疗一定要懂得适度，而现在的情况是，一个专科为主导的医疗体系总在追求技术上的完美，却不知道用适度的技术来帮助患者正确面对疾病。
安 杨：作为医生，或是媒体，我们需要告诉公众的是：“治疗”并非一个简单、笼统的概念。治疗目标是分层的，有的可以达到治愈，有的治疗是可以缓解症状、减轻痛苦，“使你舒服一点”。这些基础的医疗知识，需要成为我们通识教育的一部分。
未来医疗中，首先是医生要有民主态度
王一方：我们常说要“解放病人”，但这里有两个哲学悖论：其一，医学越来越专业化、高端化，医疗环境以医生为中心，医生当之无愧是医疗这门专业劳动的驾驭者，而患者在这个过程中愈来愈被动。第二，是生命的偶然性，但医学科学追求的是确定性。早在100年前奥斯勒就说过：“医学是不确定的科学，是可能性的艺术”，至今仍是这样。
顾卫红：在和患者交流的过程中，我有个非常深刻的体会——我国绝大多数的患者对医生过度依赖。比如，我遇到有些患者，吃了多年的药，在门诊看病时，他却说不出药的名字，只会简单地说“我吃的是白色药片”。作为医生，我们需要了解患者吃药的反应，对患者进行全程管理。很多时候，医生并不愿意去“做家长”，但是患者过度依赖的状态，使得我们目前的行医模式难以改变。谈到未来医疗，我们经常会说到一个词——“颠覆”。我想很多医生会心里有所抵触——医生没想“当家长”，为什么要颠覆？未来医疗中，我们不是质疑医生的价值，而是要解放医生。
胡大一：现在，从医疗服务模式到信息发布，都是以医生为主导，患者几乎没有话语权。他既没有权利参与决策，更重要的是，他也没有能力参与决策。而未来，我们需要把决策权给予患者。医生需要跟患者交流、互动，尊重患者的感受，和患者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多和患者沟通，这才是治疗的真正方式。如果一个医生忽略了患者的焦虑，不顾患者的心理感受，是看不好病的。未来医疗中谈到“民主”，我认为，首先是医生要有民主态度，从现在起，我们就需要培养医生的这种民主态度。
郑 杰：未来，随着医疗行业所涉及面的扩大，医生要发挥更多的作用，不仅需要帮助、治疗患者，同时要给予人文关怀，而且还要从伙伴的角度参与患者的一些医疗抉择。这要求医生既要去追求医学技术，也要去思考人文哲学。
余可谊：马云说“30年以后医生要失业”。透过这给人以危机感的话，我们更应该反思医学的本质，去思考医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我们的不可取代性在哪儿？过去，医疗讲的是“以患者为中心”，如今我们强调“以人为中心”，就是说，医疗是全人的，医疗服务的对象不只是患者，还应该把健康人也纳入其中。
整理、来源：健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