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鈺 贡 喆

    (四川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成都 610000)

    1 引言

    恶意创造力(malevolent creativity)，简言之即故意伤害自己或他人的创造力(Cropley， Kaufman， ＆Cropley， 2008； 贡喆， 刘昌， 2016)。 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可能会运用恶意创造力对社会带来巨大的消极影响 (Eisenman， 2010)。 特别在震惊全球的911 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清醒地认识到堕入恶意泥沼的创造力危害惊人， 因此关注与恶意目的有关的创造力就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Cropley et al.， 2008)。

    当前， 研究者致力于揭示恶意创造力的发生机制(Gutworth et al， 2016)。 其中，攻击性被视为恶意创造力的关键前因变量 (Baas， Roskes， Koch，Cheng， ＆ De Dreu， 2019； Lee ＆ Dow， 2011；Harris ＆ Reiter-Palmon， 2015)。 但是，迄今研究仅初步发现了攻击性与恶意创造力之间的密切关联，尚未能充分说明攻击性促进恶意创造力的心理路径，这不利于厘清恶意创造力的发生机制，从而提出更精准有效的恶意创造力应对措施。因此，本研究着眼于恶意创造力的发生机制， 进一步探明攻击性与恶意创造力的关系。

    攻击性即个体直接或间接地有意伤害、 挑衅被攻击对象， 使被攻击对象遭受损害的行为方式或者心理倾向(张丽华， 施国春， 2016)。 大量研究发现攻击性与恶意创造力存在密切关联 (Baas et al.，2019； Lee ＆ Dow， 2011； Harris ＆ Reiter-Palmon， 2015)。 例如，Lee 和 Dow(2011)的研究发现，与低身体攻击性相比， 高身体攻击性个体(physical aggression)在多用途任务(alternateus task)中能提出更多恶意想法。在此基础上，Harris 和Reiter-Palmon(2015)发现高内隐攻击性个体比低内隐攻击性个体有更高水平的恶意创造力。 他们基于特质激活理论(trait activation theory)认为，高攻击性个体更易受到外部情境的影响， 从而诱发恶意创造力。 Baas，Roskes， Koch， Cheng 和 De Dreu(2019)的实验则进一步验证了 Harris 和 Reiter-Palmon(2015)的推测。 他们发现，高社会威胁情境(social threat)能通过唤醒攻击与防御动机从而诱发恶意创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