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
从最初第一批的8人，到2018年5月的123人，每个周末在静安、长宁、徐汇、虹口的16个表演点，上海街头艺人已成为这个城市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
俞涵译和妻子刘丽媛上周日的街头演出因为一场台风泡汤了。俞涵译深感惋惜，上海街头艺人本就是“靠天吃饭”的职业，演出计划常常说变就变。
2018年7月20日下午，俞涵译早早来到静安公园。刘丽媛由于临时参加电话会议，没法赶来，俞涵译得更换搭档。他话不多，见上一摊演出即将结束，便默默摆好自己的设备。
俞涵译夫妻在上海做街头艺人，已有近两年时间。他们俩看似身份特殊，是高学历海归，又是上海所有街头艺人中唯一一对“90后”夫妻档，细细想来却也寻常，不过是两位普普通通热爱音乐的年轻人。
走上街头
如果按照正常的人生轨迹，俞涵译本应坐在机关办公室里，安安稳稳地当一名公务员。但他偏偏选择踏上另一条路，现在的他是一位全职音乐人。演出时，俞涵译总爱戴一顶灰色的帽子，颇有些艺术家的气质。实际上，他学的是农业相关专业，和艺术丝毫沾不上边。
而数年前在纽约和朋友拿起吉他随便玩玩的刘丽媛，也从未想过，回国后她在上海街头竟“玩”出了一份事业。本职是商业地产分析师的刘丽媛最近在准备考CFA。工作几年，与她同届的很多同学朋友不是当了部门经理，就是升任主管，对此她和俞涵译倒是很看得开。“这都是个人选择。我们羡慕别人收入高，人家也羡慕我们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俞涵译在一旁接话。
2016年，刚到上海的俞涵译和刘丽媛在静安公园偶遇街头艺人表演，第一次了解到上海“持证艺人”的存在。在上海，这群街头艺人的演出许可证由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颁发并管理。从2014年试点管理至今，在多个部门的配合下，管理日渐成熟。
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毕业的张倩，是街头艺术表演者，也是街头音乐的研究者。参加演出行业协会考核的当天，恰好是她研究生毕业典礼举行的日子。典礼结束，她冒着大雨从学校赶往协会，连毕业照也没来得及拍。
2017年夏天，张倩正式成为上海第8批街头艺人。她的第一次街艺表演，也在静安公园。几年前，正是因为《街头音乐：美国社会和文化的一个缩影》这本书，她决定报考导师洛秦的研究生，学习音乐学理论。
成为“正规军”
每次演出，俞涵译都要带上两张“上海街头艺人节目审核许可证”。小证挂在脖子上，大证摆在前方琴盒里，缺一不可。路人偶有好奇，会凑上前看，或是等一曲唱罢，再前去询问。对于像他这样的街头艺人来说，这两张证在很多时候代表着尊严和安全感。
为了拿到许可证，小元等了近7年。他清楚地记得，在街头艺人面试现场，自己竟紧张到手抖。为了不让评委发现，他只能故作镇定假装调设备。“直到评委问可以开始了吗，我才稍稍平复，一时间都不知如何作答。”小元回忆道。
按理说，小元也不是没见过大场面，他曾经为汪峰的演唱会暖过场，大大小小的商演和驻唱也经历过不少。“毕竟是盼了这么多年的愿望，快要实现时，总归是激动的。”小元补充道。面试当天，他和乐队的伙伴一同前去。“评委说，听我们的歌是一种享受。”虽然没有当场得知结果，但小元心里一块大石落了地。他们成为上海实行街头艺人管理以来，第一个以组合形式拿到许可证的街头艺人。
由于许可证得之不易，每一次演出小元都格外珍惜。在他看来，这或许出自一种责任感：“路人一看，这是拿了证的上海街头艺人，我就不仅仅代表我自己了。”
上海的街頭艺人在拿到证前，都会和演出行业协会签订“不定价”“不转让摊位”“不乞讨”“不扰民”等14项职业约定。看似是一种约束，但正是因为有这些约定的存在，才能在包容多元文化发展、活跃城市艺术生态的前提下，让街头艺术规范发展，也让这些表演者能更长久地驻足于上海的街头。
在成都，自2018年4月29日起，街头艺术表演项目首批街头艺人正式持证上岗。在深圳，自2015年夏天开始，街头艺人就持证成为“正规军”。在台北，街头艺人执照考试早在十余年前就启动了，已累计核发街头艺人活动许可证1000多张，其中还有发行过唱片的艺人。
目前就职于上海金融行业的李适，在墨尔本大学读研时，曾在墨尔本街头演出过1年有余。那时候，他一唱就是两三个小时，甚至更久。在纽约读研时，刘丽媛住的公寓楼下，每天都有许多街头艺人在表演，其中东方面孔也不在少数。在纽约的地铁站里，刘丽媛见过中国姑娘弹奏古筝。
《2017年度美国文化追踪报告》显示的调查结果颇令人惊讶。54%的受访者认同把公共空间和街头艺术定义为文化，与此同时却有37%的人没有把美术和设计类博物馆当成文化。显然，人们把文化体验拘泥于特定场所的观念已在很大程度上被淡化，文化活动不再限于“大雅之堂”。
前不久，小元和其他上海街头艺人完成了演出行业协会的半年考核。他不时会去网上搜索国外的街头表演，正思考着乐队可以转变风格，有所突破。
表演之外
连俞涵译自己都承认，能坚持下来的街头艺人，多是凭着一腔热情。一整年，在上海，真正适合街头艺人演出的天数加起来也不过一个月。
冬天长时间站在街头，冷风就像钻进了骨头里，刘丽媛的手常常被冻得通红，没法舒展开来好好弹琴。“这时候我就先钻进旁边的店里，暖和一会儿，再继续。”她说。好不容易盼到冬天过去，没过几天又迎来柳絮飘飘的日子，一唱歌，柳絮纷纷吃进嘴里。夏天，在大太阳下站不到半小时，汗水就冲掉了涂好的防晒霜。整场演出下来，刘丽媛所站的位置，汗水一滴一滴，围成了一个圈。尽管如此，夫妻俩却从未想过放弃。除了过年回家，几乎每个星期的演出他们都不曾缺席。
长年累月在街头表演，小元被晒得皮肤黝黑。他指了指自己肤色不均的胳膊：“大夏天唱完歌回家，胳膊经常被晒到脱皮。”这些倒还好，街头艺人更怕碰上梅雨季，有时拖着一堆设备刚赶到现场，还没架好乐器，大雨就哗啦啦落下，又得连忙收拾东西，生怕雨水弄坏了音箱。
而且，在当下，不是所有路人都能理解街头艺术。
俞涵译和刘丽媛演出时遇到过情绪激动的大叔，“年纪轻轻做什么不好，要出来做这个？”大叔边说边冲上来收起他们摆在地上的吉他盒。更有街头艺人收到路人塞过来的馒头，想要还回去，追都追不上。刘丽媛哭笑不得：“可能还是有不少人觉得，街头艺人就是卖唱的。”
张倩偶尔会把自己在街头演出的视频和图片发到朋友圈，却很少告诉父母。每次分享做街头艺人的日常，她都会受到很多质疑──“好好的研究生毕业，不在办公室待着，为什么要去街头唱歌？”
即便是同院校学音乐的同学，也有人对她做街头艺人表示不理解。她不厌其烦地一遍遍给朋友、同学解释，街头艺人到底在做些什么。“学院派出身的很多同学，或许更向往音乐厅、歌剧院。但街头也同样是很好的舞台。”张倩说。相较繁华的街道路口，张倩更偏爱地铁里的音乐角，“没有风吹日晒，相对封闭的空间又能带来独特的回声”。
接触多了街头艺人这个群体，张倩经常会惊讶于很多人的音乐天赋：“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是专业出身，却有着很高的专业水准，绝对不是玩玩而已。”张倩很开心，当街头艺人的经历，让她见到了和学校里不一样的，来自街头的才华和创造力。
(摘自《文摘报》2018年8月14日) (张凌云 史乐琰)
俞涵译和妻子刘丽媛上周日的街头演出因为一场台风泡汤了。俞涵译深感惋惜，上海街头艺人本就是“靠天吃饭”的职业，演出计划常常说变就变。
2018年7月20日下午，俞涵译早早来到静安公园。刘丽媛由于临时参加电话会议，没法赶来，俞涵译得更换搭档。他话不多，见上一摊演出即将结束，便默默摆好自己的设备。
俞涵译夫妻在上海做街头艺人，已有近两年时间。他们俩看似身份特殊，是高学历海归，又是上海所有街头艺人中唯一一对“90后”夫妻档，细细想来却也寻常，不过是两位普普通通热爱音乐的年轻人。
走上街头
如果按照正常的人生轨迹，俞涵译本应坐在机关办公室里，安安稳稳地当一名公务员。但他偏偏选择踏上另一条路，现在的他是一位全职音乐人。演出时，俞涵译总爱戴一顶灰色的帽子，颇有些艺术家的气质。实际上，他学的是农业相关专业，和艺术丝毫沾不上边。
而数年前在纽约和朋友拿起吉他随便玩玩的刘丽媛，也从未想过，回国后她在上海街头竟“玩”出了一份事业。本职是商业地产分析师的刘丽媛最近在准备考CFA。工作几年，与她同届的很多同学朋友不是当了部门经理，就是升任主管，对此她和俞涵译倒是很看得开。“这都是个人选择。我们羡慕别人收入高，人家也羡慕我们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俞涵译在一旁接话。
2016年，刚到上海的俞涵译和刘丽媛在静安公园偶遇街头艺人表演，第一次了解到上海“持证艺人”的存在。在上海，这群街头艺人的演出许可证由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颁发并管理。从2014年试点管理至今，在多个部门的配合下，管理日渐成熟。
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毕业的张倩，是街头艺术表演者，也是街头音乐的研究者。参加演出行业协会考核的当天，恰好是她研究生毕业典礼举行的日子。典礼结束，她冒着大雨从学校赶往协会，连毕业照也没来得及拍。
2017年夏天，张倩正式成为上海第8批街头艺人。她的第一次街艺表演，也在静安公园。几年前，正是因为《街头音乐：美国社会和文化的一个缩影》这本书，她决定报考导师洛秦的研究生，学习音乐学理论。
成为“正规军”
每次演出，俞涵译都要带上两张“上海街头艺人节目审核许可证”。小证挂在脖子上，大证摆在前方琴盒里，缺一不可。路人偶有好奇，会凑上前看，或是等一曲唱罢，再前去询问。对于像他这样的街头艺人来说，这两张证在很多时候代表着尊严和安全感。
为了拿到许可证，小元等了近7年。他清楚地记得，在街头艺人面试现场，自己竟紧张到手抖。为了不让评委发现，他只能故作镇定假装调设备。“直到评委问可以开始了吗，我才稍稍平复，一时间都不知如何作答。”小元回忆道。
按理说，小元也不是没见过大场面，他曾经为汪峰的演唱会暖过场，大大小小的商演和驻唱也经历过不少。“毕竟是盼了这么多年的愿望，快要实现时，总归是激动的。”小元补充道。面试当天，他和乐队的伙伴一同前去。“评委说，听我们的歌是一种享受。”虽然没有当场得知结果，但小元心里一块大石落了地。他们成为上海实行街头艺人管理以来，第一个以组合形式拿到许可证的街头艺人。
由于许可证得之不易，每一次演出小元都格外珍惜。在他看来，这或许出自一种责任感：“路人一看，这是拿了证的上海街头艺人，我就不仅仅代表我自己了。”
上海的街頭艺人在拿到证前，都会和演出行业协会签订“不定价”“不转让摊位”“不乞讨”“不扰民”等14项职业约定。看似是一种约束，但正是因为有这些约定的存在，才能在包容多元文化发展、活跃城市艺术生态的前提下，让街头艺术规范发展，也让这些表演者能更长久地驻足于上海的街头。
在成都，自2018年4月29日起，街头艺术表演项目首批街头艺人正式持证上岗。在深圳，自2015年夏天开始，街头艺人就持证成为“正规军”。在台北，街头艺人执照考试早在十余年前就启动了，已累计核发街头艺人活动许可证1000多张，其中还有发行过唱片的艺人。
目前就职于上海金融行业的李适，在墨尔本大学读研时，曾在墨尔本街头演出过1年有余。那时候，他一唱就是两三个小时，甚至更久。在纽约读研时，刘丽媛住的公寓楼下，每天都有许多街头艺人在表演，其中东方面孔也不在少数。在纽约的地铁站里，刘丽媛见过中国姑娘弹奏古筝。
《2017年度美国文化追踪报告》显示的调查结果颇令人惊讶。54%的受访者认同把公共空间和街头艺术定义为文化，与此同时却有37%的人没有把美术和设计类博物馆当成文化。显然，人们把文化体验拘泥于特定场所的观念已在很大程度上被淡化，文化活动不再限于“大雅之堂”。
前不久，小元和其他上海街头艺人完成了演出行业协会的半年考核。他不时会去网上搜索国外的街头表演，正思考着乐队可以转变风格，有所突破。
表演之外
连俞涵译自己都承认，能坚持下来的街头艺人，多是凭着一腔热情。一整年，在上海，真正适合街头艺人演出的天数加起来也不过一个月。
冬天长时间站在街头，冷风就像钻进了骨头里，刘丽媛的手常常被冻得通红，没法舒展开来好好弹琴。“这时候我就先钻进旁边的店里，暖和一会儿，再继续。”她说。好不容易盼到冬天过去，没过几天又迎来柳絮飘飘的日子，一唱歌，柳絮纷纷吃进嘴里。夏天，在大太阳下站不到半小时，汗水就冲掉了涂好的防晒霜。整场演出下来，刘丽媛所站的位置，汗水一滴一滴，围成了一个圈。尽管如此，夫妻俩却从未想过放弃。除了过年回家，几乎每个星期的演出他们都不曾缺席。
长年累月在街头表演，小元被晒得皮肤黝黑。他指了指自己肤色不均的胳膊：“大夏天唱完歌回家，胳膊经常被晒到脱皮。”这些倒还好，街头艺人更怕碰上梅雨季，有时拖着一堆设备刚赶到现场，还没架好乐器，大雨就哗啦啦落下，又得连忙收拾东西，生怕雨水弄坏了音箱。
而且，在当下，不是所有路人都能理解街头艺术。
俞涵译和刘丽媛演出时遇到过情绪激动的大叔，“年纪轻轻做什么不好，要出来做这个？”大叔边说边冲上来收起他们摆在地上的吉他盒。更有街头艺人收到路人塞过来的馒头，想要还回去，追都追不上。刘丽媛哭笑不得：“可能还是有不少人觉得，街头艺人就是卖唱的。”
张倩偶尔会把自己在街头演出的视频和图片发到朋友圈，却很少告诉父母。每次分享做街头艺人的日常，她都会受到很多质疑──“好好的研究生毕业，不在办公室待着，为什么要去街头唱歌？”
即便是同院校学音乐的同学，也有人对她做街头艺人表示不理解。她不厌其烦地一遍遍给朋友、同学解释，街头艺人到底在做些什么。“学院派出身的很多同学，或许更向往音乐厅、歌剧院。但街头也同样是很好的舞台。”张倩说。相较繁华的街道路口，张倩更偏爱地铁里的音乐角，“没有风吹日晒，相对封闭的空间又能带来独特的回声”。
接触多了街头艺人这个群体，张倩经常会惊讶于很多人的音乐天赋：“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是专业出身，却有着很高的专业水准，绝对不是玩玩而已。”张倩很开心，当街头艺人的经历，让她见到了和学校里不一样的，来自街头的才华和创造力。
(摘自《文摘报》2018年8月14日) (张凌云 史乐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