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那“讨人嫌”的习惯
汽车装了满满一箱土货回长沙，一路喜颠颠地令人喜到心窝。每次我们兄弟姐妹回家，母亲总要准备沉甸甸的土特产让我们带走，仅过年时带回的腊菜，就往往可以吃上大半年。
数十年来，母亲早已习惯付出，从不图回报，尽管已83岁高龄，在老家却不辍劳作，喂鸡、种菜，为的就是能让我们带回原汁原味的土鸡、蛋、腊肉和坛子菜等。
但是长期劳动不辍，终于积劳成疾。她的膝盖磨损严重，只有动手术才能行走。听说手术需要10万元钱，母亲坚决拒绝。她挣扎着硬说自己没问题，要我直接送她回乡下去，把她丢到床上，让她自生自灭。
说这话时，母亲在医院正浑身痛得不知如何站立，瘦弱之躯瑟瑟发抖，轻轻一碰便凄声哀号，令我锥心地痛。我忍不住对她大发雷霆：“都是你那‘讨人嫌’的坏习惯害的，明明病得不轻，还总说自己没事。上次你说走不了路，我专门叫医生回来给你治疗，可你拖着不治，说不要紧，这回可好，酿成大病了吧？你怕花钱，难道就不怕我们背上‘不孝’的骂名？”
, 百拇医药
母亲在我的盛怒之下，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低下头来，任我们决定了手术安排。做完手术刚缓过神来，她一边呻吟着，一边催我赶快办出院手续以节省费用。
接下来我把她接到家中静养疗伤，她那“讨人嫌”的习惯更加暴露无遗了。每次吃饭，她总念叨着自己的口头禅：“吃不了这么多，你们帮我吃一点。”不管你愿不愿意，她总要匀出一些到别人碗里，而且对全家人都礼让一遍。我们知道她的习惯，总是笑一笑，劝她多吃一点，剩下也不碍事。
一天清早，一家人正笑呵呵地吃着早餐，她突然放下筷子，哽咽失声：“我对不起老头子!这10万块钱本来是留给你们兄弟的，现在却因为我生病用完了!怎么办啊？”父亲故去前，两位老人节衣缩食存下10来万块钱，准备连同祖传的5块银元和5个瓷坛平分给我们姐弟5人留作纪念。这几年来，母亲省吃俭用，把我们平日给她的一点零花钱积攒起来，硬是没动那10万元钱，连生病也舍不得花。
我柔声劝慰她：“儿女们都有钱了，不愁那么一点点。医药费我们来出。”可母亲摇头说：“那不一样。”我明白母亲的心思，这个“不一样”是多么令人不堪回首啊!
, 百拇医药
那时我们全家老小10来个人，全靠她操持。大集体时粮食总是不够，有次全家3个月只有8斤粮食。童年岁月，我们基本没有吃饱过，每次都是红薯就一小撮米饭，米饭给奶奶吃，我们吃红薯。有时连红薯也不够吃，母親就不上桌，总说自己吃饱了，把自己碗里的丁点米粒拨到孩子们的碗里。甚至在生小孩时，也把从牙缝里省出的一点粮食匀给老人和小孩，自己经常饿得发晕。
瓜菜半年粮。为了度过青黄不接的季节，那时候储备食物讲究干湿搭配，秋收冬藏。母亲把春夏的蔬菜制成坛子菜，把秋冬的肉鱼制成腊菜，放到一个石灰坛子里，来客人时才拿出来享用。她每天凌晨即起，深夜才睡，常常走几十里山路去砍柴，像男人一样踩打稻机。慢慢地，身体越来越虚了，也越来越走不动路了。
那些“讨人嫌”的“坏习惯”就是那时候养成的。母亲至少有近20年不上桌吃饭了，总是一个人蹲在灶角默默地“吃饭”。问她吃饱了没有，她也总是笑着说：“早就吃饱了，10年闹饥荒，饿不死一个‘伙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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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她还总说自己不喜欢吃肉。近20年里，每次难得吃一次肉，她从不伸一下筷子。后来家里餐桌上经常有肉，我们才惊讶地发现，原来母亲也爱吃肉。因为很久没吃，母亲后来第一次放开胃口吃肉时竟因为不适应呕吐了。
此外，她还养成了“躲生日”的习惯──因为怕过生日会来客人把可怜的粮食吃空，所以每次她过生日，总是一个人悄悄地躲起来。有一年母亲在生日前大病了一场，亲戚们便自发地组织起来要给母亲过生日。他们有的拿几个鸡蛋，有的拿一小块腊肉，有的背一升小米来到我家，说母亲嫁过来之后没过一个好生日，没吃一顿饱饭，又要照顾老人和这么多孩子，现在身体也不好，应该享一次福，吃一餐饱饭了。母亲却吓得躲到楼上，把楼梯抽走，大气也不敢出，直到深夜大家散去才下来。
后来，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家里粮食吃不完，肉也吃不完。1977年恢复高考，哥哥姐姐和我先后考上大学，家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再后来，我们都在外地成了家。每年春节，我们都从四面八方回到家乡，父母则总是早早地就给我们准备好了带回城的年货，几只土鸡、几百个鸡蛋，还有腊肉、腊鱼和坛子菜等等。
虽然我们一再和母亲说，现在城里什么都有，她年纪这么大了，就不要那样辛苦张罗了。可母亲这“讨人嫌”的习惯怎么也改不了，她依然我行我素，不辞辛劳地给我们准备丰盛的土特产，仿佛不这样她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她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故乡是我们永远的家，母爱是我们永恒的港湾!
(摘自《湖南日报》2018年8月31日), 百拇医药(王德和)
数十年来，母亲早已习惯付出，从不图回报，尽管已83岁高龄，在老家却不辍劳作，喂鸡、种菜，为的就是能让我们带回原汁原味的土鸡、蛋、腊肉和坛子菜等。
但是长期劳动不辍，终于积劳成疾。她的膝盖磨损严重，只有动手术才能行走。听说手术需要10万元钱，母亲坚决拒绝。她挣扎着硬说自己没问题，要我直接送她回乡下去，把她丢到床上，让她自生自灭。
说这话时，母亲在医院正浑身痛得不知如何站立，瘦弱之躯瑟瑟发抖，轻轻一碰便凄声哀号，令我锥心地痛。我忍不住对她大发雷霆：“都是你那‘讨人嫌’的坏习惯害的，明明病得不轻，还总说自己没事。上次你说走不了路，我专门叫医生回来给你治疗，可你拖着不治，说不要紧，这回可好，酿成大病了吧？你怕花钱，难道就不怕我们背上‘不孝’的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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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在我的盛怒之下，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低下头来，任我们决定了手术安排。做完手术刚缓过神来，她一边呻吟着，一边催我赶快办出院手续以节省费用。
接下来我把她接到家中静养疗伤，她那“讨人嫌”的习惯更加暴露无遗了。每次吃饭，她总念叨着自己的口头禅：“吃不了这么多，你们帮我吃一点。”不管你愿不愿意，她总要匀出一些到别人碗里，而且对全家人都礼让一遍。我们知道她的习惯，总是笑一笑，劝她多吃一点，剩下也不碍事。
一天清早，一家人正笑呵呵地吃着早餐，她突然放下筷子，哽咽失声：“我对不起老头子!这10万块钱本来是留给你们兄弟的，现在却因为我生病用完了!怎么办啊？”父亲故去前，两位老人节衣缩食存下10来万块钱，准备连同祖传的5块银元和5个瓷坛平分给我们姐弟5人留作纪念。这几年来，母亲省吃俭用，把我们平日给她的一点零花钱积攒起来，硬是没动那10万元钱，连生病也舍不得花。
我柔声劝慰她：“儿女们都有钱了，不愁那么一点点。医药费我们来出。”可母亲摇头说：“那不一样。”我明白母亲的心思，这个“不一样”是多么令人不堪回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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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们全家老小10来个人，全靠她操持。大集体时粮食总是不够，有次全家3个月只有8斤粮食。童年岁月，我们基本没有吃饱过，每次都是红薯就一小撮米饭，米饭给奶奶吃，我们吃红薯。有时连红薯也不够吃，母親就不上桌，总说自己吃饱了，把自己碗里的丁点米粒拨到孩子们的碗里。甚至在生小孩时，也把从牙缝里省出的一点粮食匀给老人和小孩，自己经常饿得发晕。
瓜菜半年粮。为了度过青黄不接的季节，那时候储备食物讲究干湿搭配，秋收冬藏。母亲把春夏的蔬菜制成坛子菜，把秋冬的肉鱼制成腊菜，放到一个石灰坛子里，来客人时才拿出来享用。她每天凌晨即起，深夜才睡，常常走几十里山路去砍柴，像男人一样踩打稻机。慢慢地，身体越来越虚了，也越来越走不动路了。
那些“讨人嫌”的“坏习惯”就是那时候养成的。母亲至少有近20年不上桌吃饭了，总是一个人蹲在灶角默默地“吃饭”。问她吃饱了没有，她也总是笑着说：“早就吃饱了，10年闹饥荒，饿不死一个‘伙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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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她还总说自己不喜欢吃肉。近20年里，每次难得吃一次肉，她从不伸一下筷子。后来家里餐桌上经常有肉，我们才惊讶地发现，原来母亲也爱吃肉。因为很久没吃，母亲后来第一次放开胃口吃肉时竟因为不适应呕吐了。
此外，她还养成了“躲生日”的习惯──因为怕过生日会来客人把可怜的粮食吃空，所以每次她过生日，总是一个人悄悄地躲起来。有一年母亲在生日前大病了一场，亲戚们便自发地组织起来要给母亲过生日。他们有的拿几个鸡蛋，有的拿一小块腊肉，有的背一升小米来到我家，说母亲嫁过来之后没过一个好生日，没吃一顿饱饭，又要照顾老人和这么多孩子，现在身体也不好，应该享一次福，吃一餐饱饭了。母亲却吓得躲到楼上，把楼梯抽走，大气也不敢出，直到深夜大家散去才下来。
后来，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家里粮食吃不完，肉也吃不完。1977年恢复高考，哥哥姐姐和我先后考上大学，家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再后来，我们都在外地成了家。每年春节，我们都从四面八方回到家乡，父母则总是早早地就给我们准备好了带回城的年货，几只土鸡、几百个鸡蛋，还有腊肉、腊鱼和坛子菜等等。
虽然我们一再和母亲说，现在城里什么都有，她年纪这么大了，就不要那样辛苦张罗了。可母亲这“讨人嫌”的习惯怎么也改不了，她依然我行我素，不辞辛劳地给我们准备丰盛的土特产，仿佛不这样她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她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故乡是我们永远的家，母爱是我们永恒的港湾!
(摘自《湖南日报》2018年8月31日), 百拇医药(王德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