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睡眠的斗争史
很小的时候读过一个故事，讲以前欧洲有一位奇人，得了一场重病后再也不会觉得困，于是每天凭空多出了七八个小时的时间。每天晚上别人睡觉的时候他就挑灯夜读，后来终于成为了一位著名的律师。自从那以后我一直想，如果哪天阿拉丁的神灯也能实现我的一个愿望，我会许下“再也不用睡觉”这个疯狂的念想。如果人生最宝贵的东西是一去不复返的时间，那么要是不用睡眠，我的人生实际长度就将会是一般人的1.5倍──这难道不是个巨大的诱惑吗？常有各种励志文章讲述名人们近乎疯狂的日常作息，宣扬少休息、多做事的工作态度。在渴望成功这种信念的驱动下，睡觉在某种程度上仿佛成为一种原罪，变成了实现人生理想的绊脚石。而我与睡眠的斗争史，从这个愿望诞生的那天起，便正式拉开了帷幕。
回想起来，小的时候，睡觉除了是一种客观需求之外，更是一种类似义务的存在──因为贪玩、学习或者别的原因导致的缺觉，都会一概被长辈们加以斥责，继而形成缺觉乃暴殄天物的主观印象。小学的时候午托班兴起，吃完午饭总会被老师迅速赶上床，到了1点50分又被催促着起床赶去教室。其间一个小时，总有老师会在床铺间来回巡视，他们都有着像鹰一样的眼睛。可是爱玩儿的我们哪会安分，我们总是偷摸着把漫画书或者电子词典揣在兜里，假装睡觉捂得严严实实，实则蒙着被子看书或者玩游戏。最早的时候掌上游戏机的屏幕没有背景灯，晚上关上灯后漆黑一片，什么也做不了。我记得六年级的时候父母给我买了一个简单的物理实验箱，我灵机一动照着说明书组装了一个小手电筒，连着几个晚上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玩洛克人。那时候少睡一点觉，我就仿佛占了多大的便宜，童年里鬼鬼祟祟干了不少开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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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了以后，升学工作的负担，让睡眠成为一种奢侈，在周末节假日放肆地晚起赖床似乎成为众多年轻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对每次长时间睡眠的慵懒享受远远超越了实际生理的需求，睡觉竟然变成了难得的幸福。
母亲时常失眠，离家旅行在宾馆的第一天永远睡不着觉，父亲却向来是倒下即入睡，从来不用担心失眠的问题。我幸运地继承了父亲在睡眠上的“天赋”，每每和人聊起失眠的问题，总会不由自主地站在关怀者的角度对别人嘘寒问暖。主观上，我并不喜欢睡觉。然而身体的疲乏乃我等无法克服的外力，从维持旺盛精力的客观需求出发，我不得不选择规律的休息。然而讽刺的是，我还是一个现代社会意义上的长眠者，每晚不睡够7个小时，中午不打盹半个钟头，一天下来就哈欠连天，精力不济。尤其是午间，一旦因为某些原因无法休息，整个下午都会萎靡不振直到晚饭时间。在将近20年的学生生涯中，虽然时而也有沉迷小说不能自拔的情况，但中午小憩一会儿几乎成了雷打不动的习惯，而偶尔的打断造成的后果便是持续若干小时的疲乏和效率低下。
在我来到美国读书后，问题日益凸显。国内向来有午饭和午休的传统，12点到下午2点不会安排课程和工作。然而美国人几乎没有“午休”的概念。这些年见识了在11点半到下午1点半之间安排的各式课程和讲座，完全不顾你中午如何解决吃饭和休息的问题。而与之对应地，3点到4点间总有所谓的“咖啡时间”，方便师生享用提神的咖啡和高热量的曲奇饼。我的导师便是咖啡不离手的欧洲人，上午一杯下午一杯。可作为一个拒绝咖啡、茶和甜食的人，我与这样的作息实在格格不入。午饭可以在下午2点下课后吃，但到了3点，接着睡午觉于情于理都觉得不妥。于是，一晃三年过去了，我依旧挣扎在午睡间歇缺失的生活中。实验室里没有床铺，趴在桌子上休息既不舒服，又早已被证明是对脊椎的摧残，所以一旦有机会，我还是会赶紧回宿舍躺上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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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时区的飞行和区域的变化也会对正常的作息产生影响。我习惯于在飞机上睡觉，虽然大都是浅度睡眠，但还是或多或少有些帮助。2017年回国，中美两地12个小时的时差，刚回家的那天我就跟没事儿人似的活蹦乱跳，仿佛一下子就回到了北京时间。可好景不长，接下来好几个白天都莫名地犯困，凌晨又莫名地惊醒，才明白没有时差只是自我的幻觉，身体还是诚实的。2018年夏天去瑞典开会，当地跟美国东部时间差6个小时，且夏季高纬地区昼长夜短，斯德哥尔摩附近每天只有4个小时的天黑，于是待在当地一周的时间内，除了在会议报告时必须集中精力聆听，其他时候我常常魂不守舍，黑白不分。
据说希拉里在担任美国国务卿期间每年有200余天待在飞机上，就不知这些四处奔波的人是如何快速调整作息，容光焕发地出现在演讲台和谈判桌上的。
曾经我也思考过睡眠是否仅仅是一种习惯，而非刚性的需求。我有两个师弟，一个从小就没有午睡的习惯，也不喝刺激神经系统兴奋的饮品;另一个每晚只睡四五个小时，精力也与常人无异。那么经过锻炼，我是否能像他们一样呢？从我长期对自身的观察和一段时间的试验中得出的结论是：睡眠这事儿，部分是习惯，部分是需求。多年来我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然而总的睡眠时间却没有太大变化。小学时10点半睡6点半起，初中时11点睡7点起，高中时12点睡7点起，大学后期凌晨1点睡8点多起，睡眠总时长一直处于七八个小时之间，但是10年间入睡时间延后了近3个小时。更有趣的是，晚上多睡并不能减轻我对午休的依赖，而且午休也并非是越长越好：即便只有10分钟，这短暂的卧躺时间也对下午的学习工作效率有极大提升;而如果超过一个小时，反而对精神状态会起到负面效果。这充分说明，人与人之间存在个体差异。想明白后，我也不再勉强自己，没有什么能让我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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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科学家们到现在也没有真正搞清楚睡眠的作用。根据科学家提出的假说，在原始时代，我们的先人面临着不确定的自然条件和食物供给，由此形成了睡眠中浅度、深度周期交替的机制，以此来应对睡眠中可能出现的意外状况。农耕的发展促进了一日三餐习惯的形成和作息的规律化，进而有了规律睡眠的习惯养成。到了现代文明，照明的出现打破了昼夜交替的自然周期，使得人类能自我调控作息;交通运输的便捷也带来了长距离旅行的需求，时区的改变对人们身体的适应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两个方面共同作用下，人在社会中的情绪波动会成倍放大，对睡眠的影响也成倍增加。一位朋友曾经跟我说过，她不仅焦虑的时候睡不着觉，高兴的时候也会因为过于兴奋而彻夜难眠。可如果为了保证睡眠质量，焦虑也不成，兴奋也不成，你说这日子过得还有什么意思？
有时候我会想，睡觉就好像是人們向上天证明自己还有选择休息和偷懒的权利，好比不少人信奉的“龟派”哲学：生命在于静止。而像我这样逆反地与之抗争了那么久，也依旧逃不出客观的规律。我从不否认休息的价值，但如果真把它当成爱好和愿望，人生可能会单调很多。我与睡眠，如同灵与肉的关系，相互抗争，相互依存。出于理想主义，最后不禁还是要吆喝一声：走出被窝，才能看到更灿烂的世界。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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