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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性别视角谈离婚经济学
http://www.100md.com 2018年2月26日 中国妇女报 2018.02.26
     离婚在中国已经成为不能忽视的议题。离婚是好事还是坏事?哪类人群更容易离婚?离婚对女性和男性的影响有何不同?离婚后生活、事业和情感的发展如何?本文利用最新的劳动经济学文献分析“成功”的男性女性在离婚问题上的不同选择,希望从性别平等的视角探讨离婚。

    ■ 刘倩 张兰

    成功人士的婚姻似乎变故较多,特别是成功女性。奥斯卡金像奖有个著名的爱情魔咒,维基解释为“奥斯卡的迷信——女性在获得奥斯卡金像奖女主角之后很快会被男朋友或老公出轨,或者离婚”。其实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男主角后离婚的男性也有,但比例跟女主角差别很大。所以我们的问题是:成功对男性/女性离婚率的影响一样吗?事业的成功和家庭的幸福是不可兼得的吗?还是只有女性的职场成就需要以牺牲婚姻为代价?

    成功对离婚率的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差异要得到科学严谨的答案很不容易。一方面,职场晋升与离婚的数据不易获取。另一方面,我们很难排除一种可能性,就是职业上获得成功的男/女性可能拥有某种特质使TA们本身就是易离婚的群体,也就是经济学中所说的内生性的困扰。或者,其实成功前已经有感情出现问题的征兆,导致女性在事业中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所以后来取得成功,也就是经济学中所说的反向因果关系。本文根据研究者奥勒·福尔克与约翰娜·里克纳特2016年发表的论文《所有单身女士:职位升迁与婚姻持久性》,参照瑞典独特的政治制度,揭示了两性职业成功与离婚率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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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利用瑞典的数据观察成功竞选成为市长、成功竞选进入国家议会,以及成为大公司CEO的三组人,结果发现获得最高等级工作提高了女性的离婚率,但对男性没有影响。

    越是传统的家庭——妻子比丈夫年轻3岁以上,并且女方承担更多产假(瑞典的产假是夫妻共同休,18个月的产假中男性需要承担最少3个月的产假)时,离婚更容易发生。在双薪家庭(男女双方的收入都不低于家庭总收入的40%,也不高于家庭总收入的60%)中,如果女性的晋升使得家庭的收入结构从“平等”变为女方是家庭主要的挣钱者,即女方收入超过家庭收入的60%,则晋升后3年内超过15%的人会离婚;而在相应的男性群体中,只有3%的人离婚。

    以竞选市长的一组为例。抛去瑞典独特的政治制度细节不谈,我们只需要知道文章比较的是竞选市长成功的女性和没有竞选成功的女性,而且竞选成功与否完全跟能力无关,只跟选举制度/政党有关。同时我们比较竞选市长成功的男性和没有竞选成功的男性,然后把男女两组在竞选前后婚姻持续情况的差距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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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比较结果显示,竞选前两组女性的婚姻稳定度一致,但是新任女市长们在竞选成功之后维持婚姻的比例明显持续下降。与未竞选成功的女性相比,竞选成功的女市长们在晋升3年内离婚的概率要高出7~8个百分点。

    研究表明,竞选市长成功对离婚率提高有明显的贡献,但都是对女性市长的影响而不是对男性市长的影响。

    无论是竞选市长成功还是竞选国家议员成功,还是晋升成为企业CEO,三组结果都非常相似。晋升成为CEO的女性在3年内离婚的可能性是晋升男性的两倍多。

    事业和家庭对男性是兼得,但对女性则是平衡取舍。这是性别不平等的重要体现。个人职业进步和提高家庭收入的分工不一定对所有家庭都是积极的正向因素。晋升和收入模式按照男性主导的传统规范转变对于维持婚姻可能会有正向的影响,而与传统规范背离的模式转变则是婚姻效用下降的来源。

    要知道这篇文章讨论的是全球性别差距最低的国家之一——瑞典。即使是在这个我们当作范本的性别国度里,晋升到高层职位都极大增加了女性离婚的可能性,但并不影响男性的婚姻。相关研究甚至表明,女性会主动阻止自己的职业生涯前进以避免比丈夫更成功,而且由于家庭压力,她们比男性更有可能避免寻找高层职位。有研究者考察了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历届MBA毕业生后发现,女性为了家庭会选择竞争不太激烈的岗位,或者退出竞争激烈的岗位,随着时间延长,与男同学的收入差距拉大。那些没有结婚的女性毕业生,则可以一直坚持在竞争激烈的岗位上,其收入水平不亚于男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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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场天花板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女性自己为了平衡事业和家庭而不得已做出的“理性选择”,目的是不提高离婚的风险。这些为了维持婚姻而在职场上做出的妥协不仅阻碍了女性的职业发展,更影响到整个社会和经济。要事业还是家庭不应该是女性群体自我面对的选择,而是全社会应该共同正视的问题。只有在男女共同的努力下,我们才可以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持个体、家庭和社会的更高稳定性,以及更好的幸福效用。

    那么,在性别平等不够完美的现在,我们能做些什么?研究表明,越是传统的家庭里,女性的职业进步对家庭带来的压力会越大。那么——如果你是希望职业进步的女性,并且期待婚姻稳定,那么找到和你期待值一致的另一方非常重要。

    哈佛大学经济系的克劳迪娅·戈尔丁——全球性别经济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在性别经济学和劳动力市场国际研讨会上问了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离婚是坏事?

    社会对于离婚的讨论,其潜台词似乎表达着离婚是个坏事。事实上,对每个个体和家庭来说,幸福家庭的效用大于离婚,离婚的效用大于不幸福的家庭。假如离婚的决定是理性的,停止不幸福的家庭是个提高效用的行为。重要的是,离婚本身并不是结局。理性离婚只是人生长河中的一个片段,是通往自我了解、各种可能和崭新未来的一个开始。,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