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以前，中国人讲究分餐
新冠疫情发生后，使用公筷公勺、分餐制等倡议开始被提上日程，也成了一种新时尚。有专家甚至说：“不分餐，在疾病面前，就是裸奔。”其实，分餐制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新鲜事。
在史前时期，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实行的原始集体经济(采集经济)，共同劳动共同分配食物，这便是分餐形式最初的雏形。就算生产力发展后，社会进入农耕经济，这时，至少诸侯贵族们仍在实行分餐制，比如考古工作者从殷墟出土大量陶鬲(音lì)，这是一种类似于碗的餐具，三足陶罐，是用于煮粥的器皿，从它的碎片中发现，鬲的容量大约只够一人一餐之用，因此可以推想出那时人们的进食应该是“一人一鬲”的分餐制。
进入周代，分餐制成了森严的礼乐等级制度的表现形式之一：人们铺席于地，上放置桌案，天子五重席，大夫二重席。据《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战国四君子之一的孟尝君门下所招待的食客曾多达几千人，为了表示自己礼贤下士的诚意，孟尝君不论食客们的身份贵贱，和他们吃一样的食物。有一天，孟尝君宴请一位刚刚投奔自己的侠客，吃饭时，该侠客被别人的身影遮住了视线，他以为自己和孟尝君吃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于是大怒之下准备拂袖而去。孟尝君连忙端起自己的饭菜给侠客看，原来孟尝君的饭菜确实和其他人是一样的，原本愤怒不平的侠客顿时羞愧难当，自刎以谢罪。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分餐和食物的规格显示出地位的差异，孟尝君只是和门下食客吃一样的食物，已经是难得的礼贤下士的表现。
, 百拇医药
到了汉朝时期，由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的礼乐等级制度在饮食文化上也表现得十分明显，这种分餐方式可以说更明确了。比如皇帝坐在前面的台阶上，皇后坐在一侧，大臣坐在两侧，都是一人一案。另外，根据现在考古发掘出的汉朝壁画，汉墓的画像砖也提供了明确的佐证：那时候的人们的的确确是席地而坐，一人一案。这就是所谓的“独食制”。
由独食制向合食制过渡的是唐代的会食制。这时游牧民族发明的桌椅逐渐从中亚传入中土，为人们坐在一起用餐提供了便利条件。不过，从敦煌保存的唐代壁画可以看出，当时的人虽然已经坐在长凳上一起吃饭用餐，但从摆放的餐具样式来看，基本上还是处于一种会食模式，即用一个公用的长勺把食物盛到自己的餐具中。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种会食还是属于一种分餐模式。直到五代十国的南唐时期，分餐模式依旧存在，比如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便真实细致地描绘了当时的饮食方式。在韩熙载与其他几个贵族子弟分坐床上和大椅子上静听琵琶演奏的图景中，听者面前摆有一个并不算大的高桌，每人面前都有一套餐具和一份食物，互不混杂，可谓界限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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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宋代墓葬壁画的呈现，宋代以后，合食开始在家庭内部出现，不过分餐制依旧存在。随着元朝的建立，游牧出身的元朝统治者对分餐制并不感兴趣，大力推广合餐，合餐于是逐渐取代传统的分餐制。合食真正成为社会上一种主流餐桌文化，是从明代开始的。
明代得益于种植技术提高和农作物改良(比如番薯等传入中国)，社会经济得到了极大发展，不仅人口增多，人们的饮食内容也极大丰富。除了物质层面的，亦有文化和风俗层面的。因为不管是何种饮食情景，只要客人登门，好客的中国人必然以丰盛的菜肴款待，而分餐哪能体现其丰盛之状呢？其实，自宋以来形成的“酒席文化”使得饮食不仅是一种实用性的行为，还成为了一种社交手段。事实上，再没有什么比一起合桌吃饭聊天更利于促进感情和活跃氛围了。同饮同食因此成了一种情感连带的象征，“吃饭”也从“果腹”演变成了一种人情交际。进入明清后，这种人情连带的合餐制延续下来并完全成熟。
据说，合食之所以在明朝才真正流行开来，和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也是密不可分的，因为朱元璋本身就是农民出身，自己不仅因为“用筷以明志”(“不灭陈友谅，就绝不用勺子吃饭”)而变相地促进了筷子的普及和使用，还因此推动了合食制的流行。
到了清代，乾隆皇帝几次下江南，沿途宴饮无数。据史料记载，乾隆皇帝是一人一桌独餐，但其他下人却都是围桌合食。客观上讲，满汉全席也在这一时期出现，这些都标志着饮食文化的发展，而分餐也逐渐演变为合餐传统流传了下来。其实，中国的合餐制在后来经历西餐冲击，包括健康理念的影响，还出现了很多小插曲，比如民国时期“转动餐台”发明，“公筷”的呼吁等，都是从卫生角度来讨论这个“分”与“合”的问题的。▲, 百拇医药(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讲师 杨必安)
在史前时期，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实行的原始集体经济(采集经济)，共同劳动共同分配食物，这便是分餐形式最初的雏形。就算生产力发展后，社会进入农耕经济，这时，至少诸侯贵族们仍在实行分餐制，比如考古工作者从殷墟出土大量陶鬲(音lì)，这是一种类似于碗的餐具，三足陶罐，是用于煮粥的器皿，从它的碎片中发现，鬲的容量大约只够一人一餐之用，因此可以推想出那时人们的进食应该是“一人一鬲”的分餐制。
进入周代，分餐制成了森严的礼乐等级制度的表现形式之一：人们铺席于地，上放置桌案，天子五重席，大夫二重席。据《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战国四君子之一的孟尝君门下所招待的食客曾多达几千人，为了表示自己礼贤下士的诚意，孟尝君不论食客们的身份贵贱，和他们吃一样的食物。有一天，孟尝君宴请一位刚刚投奔自己的侠客，吃饭时，该侠客被别人的身影遮住了视线，他以为自己和孟尝君吃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于是大怒之下准备拂袖而去。孟尝君连忙端起自己的饭菜给侠客看，原来孟尝君的饭菜确实和其他人是一样的，原本愤怒不平的侠客顿时羞愧难当，自刎以谢罪。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分餐和食物的规格显示出地位的差异，孟尝君只是和门下食客吃一样的食物，已经是难得的礼贤下士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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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汉朝时期，由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的礼乐等级制度在饮食文化上也表现得十分明显，这种分餐方式可以说更明确了。比如皇帝坐在前面的台阶上，皇后坐在一侧，大臣坐在两侧，都是一人一案。另外，根据现在考古发掘出的汉朝壁画，汉墓的画像砖也提供了明确的佐证：那时候的人们的的确确是席地而坐，一人一案。这就是所谓的“独食制”。
由独食制向合食制过渡的是唐代的会食制。这时游牧民族发明的桌椅逐渐从中亚传入中土，为人们坐在一起用餐提供了便利条件。不过，从敦煌保存的唐代壁画可以看出，当时的人虽然已经坐在长凳上一起吃饭用餐，但从摆放的餐具样式来看，基本上还是处于一种会食模式，即用一个公用的长勺把食物盛到自己的餐具中。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种会食还是属于一种分餐模式。直到五代十国的南唐时期，分餐模式依旧存在，比如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便真实细致地描绘了当时的饮食方式。在韩熙载与其他几个贵族子弟分坐床上和大椅子上静听琵琶演奏的图景中，听者面前摆有一个并不算大的高桌，每人面前都有一套餐具和一份食物，互不混杂，可谓界限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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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宋代墓葬壁画的呈现，宋代以后，合食开始在家庭内部出现，不过分餐制依旧存在。随着元朝的建立，游牧出身的元朝统治者对分餐制并不感兴趣，大力推广合餐，合餐于是逐渐取代传统的分餐制。合食真正成为社会上一种主流餐桌文化，是从明代开始的。
明代得益于种植技术提高和农作物改良(比如番薯等传入中国)，社会经济得到了极大发展，不仅人口增多，人们的饮食内容也极大丰富。除了物质层面的，亦有文化和风俗层面的。因为不管是何种饮食情景，只要客人登门，好客的中国人必然以丰盛的菜肴款待，而分餐哪能体现其丰盛之状呢？其实，自宋以来形成的“酒席文化”使得饮食不仅是一种实用性的行为，还成为了一种社交手段。事实上，再没有什么比一起合桌吃饭聊天更利于促进感情和活跃氛围了。同饮同食因此成了一种情感连带的象征，“吃饭”也从“果腹”演变成了一种人情交际。进入明清后，这种人情连带的合餐制延续下来并完全成熟。
据说，合食之所以在明朝才真正流行开来，和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也是密不可分的，因为朱元璋本身就是农民出身，自己不仅因为“用筷以明志”(“不灭陈友谅，就绝不用勺子吃饭”)而变相地促进了筷子的普及和使用，还因此推动了合食制的流行。
到了清代，乾隆皇帝几次下江南，沿途宴饮无数。据史料记载，乾隆皇帝是一人一桌独餐，但其他下人却都是围桌合食。客观上讲，满汉全席也在这一时期出现，这些都标志着饮食文化的发展，而分餐也逐渐演变为合餐传统流传了下来。其实，中国的合餐制在后来经历西餐冲击，包括健康理念的影响，还出现了很多小插曲，比如民国时期“转动餐台”发明，“公筷”的呼吁等，都是从卫生角度来讨论这个“分”与“合”的问题的。▲, 百拇医药(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讲师 杨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