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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艾滋病医生的自述(1)
http://www.100md.com 2006年12月1日 《科学养生》 2006年第12期
     72岁的徐莲芝是中国治疗艾滋病最早、治疗病例最多、治疗经验最丰富的优秀医生。因为敬业和热情,患者们亲切地称呼她“徐阿姨”或“徐妈妈”。2005年,联合国秘书长柯菲·安南的夫人秘密来中国了解艾滋病防治情况时,多次称赞徐莲芝是中国最好的医生,是防治艾滋病的世界级功臣。

    撰写艾滋病故事,成了自由或不自由的撰稿人们的一种时髦。因真实性,准确性不够,混淆了人们对这个严肃又紧迫问题的认识。

    北京佑安医院的徐莲芝大夫治疗艾滋病近三百例,被誉为中国治疗艾滋病的首席医生。请听作者对徐莲芝的采访实录——

    我本来是搞流行病临床研究的,对艾滋病的研究治疗只有十多年时间,我已对近三百位艾滋病患者进行过治疗,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他们的痛苦,延长了他们的生命,但回生乏术,还不能将他们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作为医生,我深感愧疚。

    至今我已亲手送走了三十多名艾滋病患者,每送走一位,就在我心中增加一分沉重,增加一分对这些不幸者的同情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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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人们不相信艾滋病会来得这么快,有识之士才大声疾呼“狼来啦!”,现在艾滋狼不仅真的来了,而且我们亲眼看见它在疯狂吃人,而又奈何不得它呵。

    情况确是非常危急了。

    民众对艾滋病的恐怖与无知,媒体应承担一份责任。我们必须平等地将艾滋病患者视为受害者,一切工作方能从头开始,我们才能对防治艾滋病有所作为。没有宽容理解的社会环境,艾滋病感染者就会隐瞒在暗处,不愿暴露自己,甚至引发仇恨或报复行为,这才是遏制艾滋病传播的最大难题。

    我的患者中有一位曾在非洲工作,就因为在当地拔牙而感染艾滋病。在非洲工作时,他接受的是半军事化管理,上街须三个人同行才能获准,他根本没有机会行为不轨。但没有人听信他的解释,他丢了工作,失去朋友,连亲属都不愿和他来往,他饱尝精神和肉体折磨后,最后他想报复一些人后就自杀。在咨询中和我们取得联系后,我们尽最大可能关心他,帮助他,使他打消了原来的想法。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先生在一份报告中所说:“我们必须继续与视艾滋病为耻辱的观念进行斗争。把艾滋病藏在耻辱的幕后反而会帮助它的蔓延。勇敢地说出有关艾滋病的问题才能减慢它的传播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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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总共接诊六百多次,HEV呈阳性反应的还不到二百例,很多人都是自我恐惧,自我怀疑,排除说服非患者,成为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

    一次一位四十多岁的知识分子如约前来,说自己感染了艾滋病,央求我给他确诊治疗,言辞恳切,声泪俱下。据他讲,在某个场合与某女子有了某次性接触,不久后便发烧,消瘦、食欲性欲减退,他认定是得了艾滋病,又不愿去医院求治,已经强忍了8个月。我说你亲近的人中谁最了解你?他说是妻子,我说明天你和妻子一起来,我给你作全面检查。在全身体检中我发现他的肺部有问题,准确地说有一侧肺的呼吸已经听不到了。转院后不久,他妻子告诉我他已被确诊为肺癌。可他在手术后仍不断给我打电话,坚称自己是艾滋病,希望转回我这里治疗。

    这还是较一般的自我怀疑型病例,我还遇到过更难缠的情况。一天,有兄弟二人到医院找我。见面后,哥哥就让弟弟给我磕头,说他弟弟得了艾滋病,请求我给予帮助。接触中发现,他二人都是知识分子,都曾业余学医,对艾滋病知识涉猎相当广泛全面,随身就携带好几本有关艾滋病的学术著作,甚至对目标最前沿的研究治疗情况也了如指掌。他们在几家大医院做过检查,都因结果不是艾滋病而使他们耿耿于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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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反复细致地检查,我得出的结论与其他几家医院的情况是一样的,只是一般的免疫功能降低。不管我怎样说服解释,他们就是不听,非要求住院治疗,我怀疑他们有严重的心理障碍。就诊前,他们擅自服用过大量药物,入院不久,各种药后反应就表现出来。弄得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想了这么个主意。一天,我找到兄弟俩,郑重其事地告诉他们。一位比我更高明的艾滋病专家刚从国外考察回来,我已经联系好,请这位专家为他们确诊。其实这位“专家”是一位精神科医生。最后的结果比我想像得还严重,他们是重度焦虑症患者,已接近精神分裂症,兄弟二人情况接近,是典型的“二连”现象。后来我把他们没有问题的亲属找来,送这哥俩去精神病医院治疗。

    做医生需要有爱心,作为艾滋病医生不仅需要有爱心,而且需要有诚心和耐心,真心实意关注他们,帮助他们。

    l996年春节前,在单位的新年聚餐会就要开始时,有一个病人打电话求助,我希望他立即过来为他检查,同事们都希望我能参加聚会,说春节后再约吧,我婉拒了大家的好意。因为,每位艾滋病患者都是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才敢来就诊的,必须保护他们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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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目前仍在接受治疗,不宜暴露真实姓名,就叫他H吧。

    H非常焦虑地向我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他年仅28岁,是同性恋者,近来经常发烧,全身乏力,淋巴结肿大,他的性伴中已有人患艾滋病。经过抗体试验,为阳性,他确是一名艾滋病人。

    我希望他能与最亲近最可靠的人一起来就诊,他说哥哥最可靠。但过了很长时间,他一直没有来。原来他和家人说明情况后,亲人们非但不表示同情,反而冷冰冰地告诉他,自己的事,自己解决,不能连累大家。

    H绝望了,他想远走高飞,永远不再回来。他希望家里人能挽留他,至少应了解他的去向;或表示要送他一程。

    他的希望完全落空了。

    就在他收拾自己的行囊时,亲人们却在忙着往屋里搬运消毒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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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不得不重新回到他同性伙伴中去。

    半个月后的一天深夜,我突然接到H的电话,他声音模糊,像是喝醉了酒,说是要和我作最后的告别,“让我最后叫您一声‘妈妈’吧,希望您能大声答应我,我现在特别想妈妈。这世界上已没有几个人挽留我,我知道这样做很对不起您,但我还是要走了……”我急了,厉声制止他,问谁在他身边,他说小万在身边,我说快让小万接电话,我严厉地警告小万,H的安危由他负全责。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马上叫一辆车把H送到我这里来。小万还算听话,他采纳了我的意见。

    在我的不懈努力后,H终于成了我的住院病人。在他生日的那天,我亲手做了一枚贺卡,上面画了两颗心,为写那一句话,我想了许久:“心灵的力量是永恒而不可战胜的”!

    一晃七年过去了,H一直坚持治疗,病情也比较稳定,为筹措治疗经费,他开了一家专卖装饰画的商店,生意还不错。他家里人也早已和我取得联系,在确定帮助他的办法时就和我一起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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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H每周打来一次电话汇报自己的情况,每次我都叮嘱他少喝酒,不要吃冷食物。

    为了让艾滋病患者有一个沟通畅叙的地方,我们特意腾出一间病房作为“常回家看看”的活动园地。艾滋病感染者或他们家属,包括已经接受治疗和尚未接受治疗的,都可以参加活动。活动的宗旨就是沟通信息和思想,互相倾诉,彼此鼓励。后来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爱心家园”。H每个月都到爱心家园来,帮助我做新病友的思想工作。

    我接诊过一对艾滋病患者夫妻,男的急性发作,到医院一个多小时就死了。我帮助女的小冯料理完丧事,建议她也去医院查一查,不料,她却跟我吼起来,“我们的灾难已经够多了,我还有10岁的孩子啊!”

    他们夫妻二人都是外资企业的中方代理,我对他们的了解仅此而已。

    几个月后的一天下午,小冯面容憔悴地来门诊找我,得到阳性反应的结果后,她先是哭,后是笑,最后在捶胸顿足中,只发出尖锐刺耳的哀鸣。有些医生护士都忍耐不住了,建议找人把她带走。我不赞成这样做,就引她到一间人少的病房里,耐心长久地守护着她,并不时向她询问,你希望我帮你做些什么?我怎样帮助你才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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