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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16421
巨大需求催生猖獗犯罪链 中国最大肾脏买卖案背后:
http://www.100md.com 2012年3月13日 现代保健报 2012.03.13
    

    导言:中国每年大约有150万人因末期器官功能衰竭需要移植,而公民逝世死亡后捐献器官的人数这么多年来一共只有104,1500000∶104,结果是绝大部分患者死亡或者等待死亡。

    近日,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以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起诉郑伟等16人。这一被堪称为目前中国最大的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案件,核实涉案的有51枚肾脏器官、1000余万赃款,从而再度勾勒起社会对人体器官移植乱象的惊悚。

    调查 租别墅“改建”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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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肾者只得两万五

    据办案检察官介绍,团伙中的犯罪嫌疑人郑伟,曾做过居间介绍,对于将“供体”介绍给“受者”,自己从中获利的方式较为熟悉。

    郑伟交代,他于2010年春节通过朋友与安徽省萧县某医院医生周鹏相识,又通过周鹏认识了外科手术医生赵健、杨国忠,麻醉医生赵辉等人。

    郑伟以北京知名医院的名义给团伙中的几名医生发了假聘书,带领团伙,在北京颐和山庄一栋医疗条件欠缺的别墅中进行摘肾手术。“环境脏乱,设备简单,必要的麻醉、抢救药物,都是后来才买的。”团伙成员交代。

    2010年12月,海淀分局刑侦支队在侦查中发现了郑伟犯罪团伙长期在海淀区倒卖人体器官(肾脏)获利,先后将团伙成员控制。

    根据警方调查和检方审查,在2010年3月至12月间,郑伟等人组成16人团伙,在江苏省徐州市某县医院和北京的临时处所,共手术摘取了51枚活体肾脏,出售给需要换肾手术的尿毒症患者,涉案赃款超过1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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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肾者只得两万五

    据检方介绍,肾脏器官供体张某,高中辍学后,他离家外出打工却依旧经常向家人要钱,后来家人就不再给张某日常花销。

    张某说,他通过网络搜索****,并在网上和郑伟团伙成员联系,以2.5万元出卖自己的一枚肾脏。他回忆,他从外地来京的当天,被一个男子接到海淀区肖家河一个出租房内,后被带到医院进行肾脏配型检查,并与一名急需换肾手术的尿毒症患者配型成功。

    但张某2.5万元卖掉的一枚肾脏,到了患者王某手中,价钱翻了8倍。中间利润被郑伟团伙获取。

    肾源受者王某是尿毒症患者,据他介绍,他在京治疗期间,在医院里认识了郑伟,二人经商谈,王某以22万元的价格购买一枚肾脏。

    据郑伟交代,与他联系卖肾、手术的“供体”均为自愿,每人可领取2万元至2.5万元不等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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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体”不知器官去向

    据“供体”张某介绍,他被带到出租房后,暂时生活在那里,与他一起生活的还有很多供体,被郑伟“供养”,“都在等着配型。”

    据介绍,部分供体手术后,从麻醉中醒来,自己的一枚肾脏已经被取出,“不知去了哪里。”

    办案方介绍,在审查过程中,很多“供体”文化水平不高,出于经济上的需求而卖肾,大多都不认为自己是“受害者”,而感觉是公平交易。

    另据了解,郑某从“供体”处取得的肾脏,用于与供体配型成功的买家进行移植手术,多由本市正规医院完成。

    现实 器官紧缺瓶颈巨大

    非法买卖器官的背后凸显的是中国器官移植中一直面临的重大瓶颈——器官紧缺,合法来源的器官更加紧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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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报道,中国每年有近100万依靠透析维持生存的肾病患者,而在2011年,国内全年合法进行的肾移植还不到4000例。也就是说,每1000名患者中仅有4人能得到移植,大量病人在等待器官移植期间死亡。

    目前移植器官的来源主要有脑死亡供体、有亲属关系的活体供体和心跳停止死亡的尸体三种。有专家表示,因为中国尚没有法律意义上的“脑死亡”判定程序,因此,中国公民对于“脑死亡”捐献接受程度并不高。

    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去年曾表示,已经启动由卫生部委托中国红十字会负责主持的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和获取试点工作,并从2012年开始,将在全国全面推行心死亡遗体器官捐献,两年内没有实行DCD的医院,将吊销器官移植资质。

    黄洁夫说,我国尚未建立起一个国家级的遗体器官捐献体系,公民死亡后“捐献无门”,在我国“脑死亡”尚未立法的客观条件下,器官捐献工作宜实行民众自主自愿选择死亡标准,管理层面仍以心死亡为统一标准为宜,即推广D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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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DCD能有力推行,中国器官移植中器官短缺的问题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专家表示。

    器官移植形成地下黑市

    由于国内器官捐献体系尚未建立,医疗监管不力,法律法规缺失,器官移植出现地下黑市。源于器官市场供需间的巨大缺口,依附于中介人之间的网络,年轻的卖肾者、医院科室承包商、逐利的医护人员和有需求的境外人士,共同完成了一条地下器官交易的完整链条。

    去年6月初,中央电视台《经济与法》栏目及香港《凤凰周刊》相继报道了我国活体器官移植中的****现象。

    广东省卫生厅对2007年5月1日至2008年7月31日间实施器官移植手术的所有病例开展患者身份核查。排查的结果触目惊心,广东所有医院供受体身份符合率仅有约60%左右,其中最低的一所医院身份符合率仅有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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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体移植之争

    对于活体器官移植,卫生部的态度一直非常慎重,“慎重到非常严酷的程度。”有专家表示。

    而卫生部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主任陈忠华教授称,按照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活体器官的接受人限于活体器官捐献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有证据证明与活体器官捐献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换句话说,除了稍为常见的亲属捐献之外,符合条件的非亲属也可以捐献,因此可能出现各种情况:为了取肾而娶老婆,当手术完成以后又遗弃,那么一些弱势群体将面临灾难;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而“多家庭互救”的方式,则存在更多的“隐形炸弹”。例如其中一个成功了,而另一个没有,他们的家庭在付出了同样多以后得到的却不对等。

    声音 人体****医院不能免责

    由于摘肾脏等相对容易,一般的医院甚至是黑诊所都可以完成,但在器官进行移植时,没有强有力的技术力量支撑是无法完成的。从案件来看,从“供体”处取得的肾脏,用于与供体配型成功的买家进行移植手术,多由本市正规医院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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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十条规定:活体器官的接受人限于活体器官捐献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有证据证明与活体器官捐献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如果医院严格执行,人体****的利益链就不会如此顺畅。

    为此,对违法违规的医院也要进行严惩。遗憾的是,到现在还很少见到涉案医院受到了什么样的处罚。

    预示器官移植系统亟待规制

    ****案件频发,预示着器官移植系统亟待规制。如目前有观点认为,推动脑死亡(DBD)而非心脏死亡(DCD)标准,在法律上确定尸体器官和脱离人体的器官之物权属性,修改《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拓宽活体移植的亲属限定,可减轻器官移植供给不足,从而缓解人体****等非法行为。

    然而,把死体器官和脱离人体的器官定义为物权属性不仅不可取,而且很可能逆向激励人体****。器官移植供体的国际共识是捐赠而非****,根源于不论是活体器官还是死体器官,在伦理上和法律上都不能进行物化定义。因为人体器官若物化定义,那么会陷入器官权属为谁的确权混乱问题,如若死体器官因死者人格权消失而成为待定物权,将容易导致人体器官移植混乱,甚至不法分子以提供死体器官而进行****交易;而且,人体器官以物权属性定义,变相承认器官具有可交易功能,毕竟不管死体器官最后的权属是家属还是待定物权,都最终赋予了器官的可交易性,从而为人体器官交易的非法行为提供更大的灰色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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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器官移植不应单以扩大供体的市场化思维为突破口,还需从受体角度加以规范,如发达国家严格按危重病情之原则进行器官移植,就旨在平抑器官移植的供需空间,即器官捐赠是一种供体利他行为,而非是受体之权利。因此,不能因为器官移植供不应求,过度向社会宣传器官捐赠的可行性、无伤害性,特别是活体移植之宣传。

    由此可见,杜绝人体****,首先需规范、透明的器官移植登记和分配网络,严格规范医院和医生行为,对非法移植的受体与相关医院、医生等给予相应的法律严惩,以杜绝医院和医生非法进行器官移植手术,并严格按危重病情优先分配原则构建器官供受体的全国统一分配体系,且采取公开透明的程序正义原则。同时,鉴于器官活体买卖大都集中在贫困群体,政府当尽快构建社保福利等公共服务体系,缩小贫富差距,避免贫困群体的生存危机。

    此外,还可以加强对60岁以上老人、高危行业人群的捐赠宣传,使其在生命不测下增强自愿捐赠意识。对于活体捐赠应严格限制在近亲捐赠之范围,避免盲目突破导致变相****行为。活体捐赠的非近亲移植损伤难以回避补偿,而合理的补偿并不是确定性概念,如因活体捐肾导致供体未来的经济损益是一个难以计算的问题,任何捐赠补偿都会内含活体器官交易的事实逻辑。因此,以死者生前自愿捐赠作为器官移植的主要渠道,以直到人造器官替代人体器官,是克服目前失序的务实之举。

    其组织卖肾流程如下:

    在网上发布****,通过QQ群等聊天工具和供体谈价

    谈好价钱后,接应供体安顿在暂住地“供养”,后带到医院进行肾脏配型检查,同时,联系受者(买家)谈价

    联系团伙中的外地正规医护人员,准备手术

    将供体带到租用的手术室或位于别墅改建的摘肾基地进行手术摘肾,新鲜肾脏被送往医院用于病人移植团伙领取卖肾的钱款,完成交易。

    自《新京报》、《21世纪经济报道》,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