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化观念看中医之道
中国传统教化观念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甚至是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关键视点，梁漱溟先生指出：“盖数千年间中国之拓大绵久，依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发展自始不以宗教作中心，而依于周孔教化。”然而，长期以来，对传统“教化”的理解存在很多的误区，或将其偏颇理解为规训、驯化、灌输、强化等，或仅采取扁平化的理解而认识不到教化的深层涵义，更谈不上对教化的合法性根基进行追问。这些误区都导致我们对教化观念的意义、价值重视不够。教化应从教而化之、自教教他的角度来进行理解，其实质是立足内在本体而实现的由内而外的主体转化，并在主体实存达至普遍化状态的过程中进一步展开的由己及人的推致活动。
立足本真的教化观念，可以为我们理解中医学提供一些新的思考。朱丹溪有言：“儒者立教曰：正心、收心、养心，皆所以防此火之动於妄也；医者立教：恬淡虚无、精神内守，亦所以遏此火之动於妄也。”中医学本身即包含丰富的“医教”思想，中医学作为行动的学问，其落实机制也离不开“教化”，并可与儒家立教之方相为呼应。
具体以养生问题为例来看。古往今来的医家，除了在医理、治法、方药等治疗领域保持不懈探索之外，对“养生”“养性”“摄生”的“治未病”思想也做出了持久关注，这是中医学的特色使然。不过，在“养生”“治未病”的原则下，对于人们追求健康长寿的祈向而言，首出的问题，可能不是技术性的理论问题，而是理论实行的可能性问题。即，养生的效果是否能够达致，决定性因素可能并不是“怎么样”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的问题。养生理论再怎么高明、养生方法再怎么有效，如果不能在具体生活中坚定执行和使用，所谓的“养生”也不过是空中楼阁的虚幻设计而已。从教化观念来看，这属于“知行分合”的问题。大家都认同养生的重要性，但具体的行为中如果不能“实行”，这就不符合我们在养生领域所认同的“知行合一”原则。所以说，“知行分离”“知行不一”(具体说即“知而不行”)问题的出现及其考问，正构成着对“养生”“治未病”理论的前提反思。
, 百拇医药
其实，同样的审思，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养性序》开篇就已经讲到了：“夫养性者，欲所习以成性，性自为善，不习无不利也。性既自善，内外百病皆悉不生，祸乱灾害亦无由作，此养性之大经也。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是其义也。故养性者，不但饵药食霞，其在兼于百行，百行周备，虽绝药饵，足以遐年。德行不克，纵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寿。故夫子曰，善摄生者，陆行不遇虎兕，此则道德之祜也，岂假服饵而祈遐年哉。圣人所以药饵者，以救过行之人也。故愚者抱病历年而不修一行，缠疴没齿，终无悔心，此其所以岐和长逝，彭跗永归，良有以也。”《养性序》即是从“前提性”的层面指出了“知行合一”之于养生、养性、“遐年”的重要性，主张对性之所养，应“欲所习以成性”，使其“自善”，以“治未病之病”为真义。具体而言，应明确将“行”扩大到“兼于百行，百行周备”的范围，强调将养生的原则、理论要贯彻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即“知行合一”)，才真正有助于养生目的的实现，此所谓“善养性”“善摄生”。其中对“德行不克”“过行”“不修一行”的明确批判，与我们前述将问题归结于“知而不行”的定位也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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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应如何克服避免“知而不行”呢？一个“行动”的落地，不能离开知、情、意三方面的共同配合——真知、意愿、意志三者缺一不可。对于养生的理论与实践而言，仍需作如是观。正如嵇康所言，要做到养生的知行合一，需从克服养生“五难”做起：“养生有五难，名利不去为一难，喜怒不除为二难，声色不制为三难，滋味不绝为四难，神虑精散为五难。”(《答难养生论》)“养生有五难”背后反映的问题层次其实就是事关养生的“真知”“意志”“意愿”三个维度的问题。就此而论，我们似乎不缺少养生的“意愿”，所以我们迫切要追问的是，我们是否真切的认识到了养生的重要性(“真知”问题)？又是否具有在生活实践中切实贯彻养生的原则的意志力(“意志”问题)？再进一步深入，知情意三方面其实是内在互联相关的，并不是孤立的组合，如果在“真知”“意志”的问题上我们不具备完全的肯定性，那么在“意愿”问题上可能也是需要追问和审查的：我们是否真的明确自身具有养生延年、健康长寿的完全意愿呢(“意愿”问题)？也许正是这个看起来不应该成为问题的问题出现，才会导致养生实际行动展开的不佳。如果“意愿”问题并不能完全肯定，那么出现“真知”“意志”问题也是必然的；如果“意愿”问题能够得到肯定，“真知”“意志”问题的解决也就具备了内在的坚实基础。故而，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妨时常反问自己这么几个问题：我真的愿意处于健康状态吗？我是愿意防患未病还是愿意忍受病苦？我想益寿延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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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的“意愿”问题，关涉的其实是对自身生命的真切体认。古人云：“知生也者，不以害生，养生之谓也”(《吕氏春秋·孟东纪》)。当然，从教化观念来入手思考，并不意味着养生就可以轻易实现了，但至少找到一个根本的出发点。金元四大家之首刘完素有言：“易教体乎五行八卦，儒教存乎三纲五常，医教要乎五运六气，其门三，其道一，故相须以用而无相失，盖本教一而已矣。若忘其根本以求其华实之茂者，未之有也。”诚为见道之言!本于教化，包括中医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才得以开花结果、枝繁叶茂。
在中医教化的指向中，“上工治未病”所标识的至高境界及其落实机制，昭示出新时代人们关于养生、保健、长寿的美好生活向往中，医学人文价值导向进行调整、优化的时代契机已经到来。总之，中国传统教化与中医之道可以耦合以思、相滋以进。中医学从思想内涵到未来发展，亦可从生命教化(原创化)到社会教化(本土化)到全球教化(全球化)的理论框架中得到概括和定位。 (本文系北京中医药大学基本科研重点攻关项目、北京中医药大学科研管理与政策研究专项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程旺), 百拇医药(程旺 北京中医药大学)
立足本真的教化观念，可以为我们理解中医学提供一些新的思考。朱丹溪有言：“儒者立教曰：正心、收心、养心，皆所以防此火之动於妄也；医者立教：恬淡虚无、精神内守，亦所以遏此火之动於妄也。”中医学本身即包含丰富的“医教”思想，中医学作为行动的学问，其落实机制也离不开“教化”，并可与儒家立教之方相为呼应。
具体以养生问题为例来看。古往今来的医家，除了在医理、治法、方药等治疗领域保持不懈探索之外，对“养生”“养性”“摄生”的“治未病”思想也做出了持久关注，这是中医学的特色使然。不过，在“养生”“治未病”的原则下，对于人们追求健康长寿的祈向而言，首出的问题，可能不是技术性的理论问题，而是理论实行的可能性问题。即，养生的效果是否能够达致，决定性因素可能并不是“怎么样”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的问题。养生理论再怎么高明、养生方法再怎么有效，如果不能在具体生活中坚定执行和使用，所谓的“养生”也不过是空中楼阁的虚幻设计而已。从教化观念来看，这属于“知行分合”的问题。大家都认同养生的重要性，但具体的行为中如果不能“实行”，这就不符合我们在养生领域所认同的“知行合一”原则。所以说，“知行分离”“知行不一”(具体说即“知而不行”)问题的出现及其考问，正构成着对“养生”“治未病”理论的前提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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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同样的审思，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养性序》开篇就已经讲到了：“夫养性者，欲所习以成性，性自为善，不习无不利也。性既自善，内外百病皆悉不生，祸乱灾害亦无由作，此养性之大经也。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是其义也。故养性者，不但饵药食霞，其在兼于百行，百行周备，虽绝药饵，足以遐年。德行不克，纵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寿。故夫子曰，善摄生者，陆行不遇虎兕，此则道德之祜也，岂假服饵而祈遐年哉。圣人所以药饵者，以救过行之人也。故愚者抱病历年而不修一行，缠疴没齿，终无悔心，此其所以岐和长逝，彭跗永归，良有以也。”《养性序》即是从“前提性”的层面指出了“知行合一”之于养生、养性、“遐年”的重要性，主张对性之所养，应“欲所习以成性”，使其“自善”，以“治未病之病”为真义。具体而言，应明确将“行”扩大到“兼于百行，百行周备”的范围，强调将养生的原则、理论要贯彻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即“知行合一”)，才真正有助于养生目的的实现，此所谓“善养性”“善摄生”。其中对“德行不克”“过行”“不修一行”的明确批判，与我们前述将问题归结于“知而不行”的定位也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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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应如何克服避免“知而不行”呢？一个“行动”的落地，不能离开知、情、意三方面的共同配合——真知、意愿、意志三者缺一不可。对于养生的理论与实践而言，仍需作如是观。正如嵇康所言，要做到养生的知行合一，需从克服养生“五难”做起：“养生有五难，名利不去为一难，喜怒不除为二难，声色不制为三难，滋味不绝为四难，神虑精散为五难。”(《答难养生论》)“养生有五难”背后反映的问题层次其实就是事关养生的“真知”“意志”“意愿”三个维度的问题。就此而论，我们似乎不缺少养生的“意愿”，所以我们迫切要追问的是，我们是否真切的认识到了养生的重要性(“真知”问题)？又是否具有在生活实践中切实贯彻养生的原则的意志力(“意志”问题)？再进一步深入，知情意三方面其实是内在互联相关的，并不是孤立的组合，如果在“真知”“意志”的问题上我们不具备完全的肯定性，那么在“意愿”问题上可能也是需要追问和审查的：我们是否真的明确自身具有养生延年、健康长寿的完全意愿呢(“意愿”问题)？也许正是这个看起来不应该成为问题的问题出现，才会导致养生实际行动展开的不佳。如果“意愿”问题并不能完全肯定，那么出现“真知”“意志”问题也是必然的；如果“意愿”问题能够得到肯定，“真知”“意志”问题的解决也就具备了内在的坚实基础。故而，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妨时常反问自己这么几个问题：我真的愿意处于健康状态吗？我是愿意防患未病还是愿意忍受病苦？我想益寿延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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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的“意愿”问题，关涉的其实是对自身生命的真切体认。古人云：“知生也者，不以害生，养生之谓也”(《吕氏春秋·孟东纪》)。当然，从教化观念来入手思考，并不意味着养生就可以轻易实现了，但至少找到一个根本的出发点。金元四大家之首刘完素有言：“易教体乎五行八卦，儒教存乎三纲五常，医教要乎五运六气，其门三，其道一，故相须以用而无相失，盖本教一而已矣。若忘其根本以求其华实之茂者，未之有也。”诚为见道之言!本于教化，包括中医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才得以开花结果、枝繁叶茂。
在中医教化的指向中，“上工治未病”所标识的至高境界及其落实机制，昭示出新时代人们关于养生、保健、长寿的美好生活向往中，医学人文价值导向进行调整、优化的时代契机已经到来。总之，中国传统教化与中医之道可以耦合以思、相滋以进。中医学从思想内涵到未来发展，亦可从生命教化(原创化)到社会教化(本土化)到全球教化(全球化)的理论框架中得到概括和定位。 (本文系北京中医药大学基本科研重点攻关项目、北京中医药大学科研管理与政策研究专项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程旺), 百拇医药(程旺 北京中医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