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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聪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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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STRONG>李聪甫</STRONG>

     著名医家李聪甫,生于1905年,湖北黄梅县人。从事中医事业六十余年。对于脾胃学说有较深入的研究和阐发,对于内、儿、妇科临床也有较高的造诣。主要著述有:《麻疹专论》、《中医生理学之研究》、《脾胃论注释》以及《李聪甫医案》、《李聪甫医论》等。

    他生于一个小手工业者的家庭。父亲是个银匠,成年累月锤锤打打维持生计。母亲是祖母的钟爱,上过两年私塾。一九一五年,父亲病逝。临终前,她嘱咐他说,“大丈夫不能建国大难,宰寸地为民兴善政,那将来为医以济人,我死也瞑目了。”

    母亲死后,他就依靠外祖母家读完五年私塾和一年新学,就辍学了。外祖母为了他求生与求知,托人送他到九江市当学徒。当时联系了两家店铺:一家南货店,一家药店。两家条件是一样的:三年学徒,一年帮工;只管吃饭,没有薪俸;年节不归,死亡与店无涉。因为有其母亲的遗嘱,当时他几乎不假思索,就选择了药店学徒。

    九江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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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一八年夏,只有十三岁的他只身来到九江市“赵恒兴药店”。

    他在药店做的活是:早上扫地、挑水、抹柜台、擦灯罩、灌水壶、擦烟袋,白天碾药、晒药、检药,一早一晚还要拆上门板。老板给他的规矩是:身稳、手稳、嘴稳,眼明、耳灵、腿勤。

    老板的一切条件他都答应着。可是,他也提出了自己的一点要求:准他夜里看书。老板问“什么书”,他答“医书、药书”。当时,老板想了想,吩咐道,“你守夜店,二更上门板后,就在柜台上看吧。”

    艰苦而紧张的学徒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为了早日执行自学计划,实现学医的志愿,他抓紧一分一秒首先熟悉药工业务,开始,每天强记十到二十个药的药名,而后逐异同逐格去认药。接着学会提戥、包药、碾药、晒药、制药。没有谁讲一堂“中药加工炮制法”。他就跟着师兄去一点一滴学!最难的是制各种膏丹丸散了,而那些切、碾、炒、打、炙、酥、飞等基本功也很难掌握。人们会说,“不懂就问嘛!”但有问必答的时候不多。所以,看了就要想,学了就去做,问一回就要牢牢地记住。那时候,每一味药都有“仿单”(一种印有药名、药性、功用的小方纸),每一味药都要仿单纸另包,然后再把小包的单味药叠成方锥形,加上一张八寸见方印有药店字号的薄纸,如果不熟悉,那就很难包得既严密又美观了。碾药看来是粗活,但也不容易做好,常常把铁轮抛出碾槽之外。他每天天没亮就起床,早餐之前干完一切杂务,白天有计划、分阶段地边看、边问、边学,晚上记药名,练习包药。躺在床上再把一天所做的事从头到尾回顾一番;做对了哪些?做错了哪些?半年以后,他就能独立应付日常各项工作和一般炮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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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历年底了。有一天,店主特意问老师傅们,“这孩子还可以吧?”大家都说,“能顶用!”店主笑了笑对他说,“那,你就在我这里干下去吧!”这一句话,大概就算是“转正”了吧!

    可是就在那年除夕,店主关了“财门”,这是他最好自学的时候。是从《药性赋》发蒙的。记得那一夜,一直读到满街鞭炮响,店主开“财门”。背完《药性赋》以后,觉得光读不行,必须“对号”。寒、热、温、凉固然可记,但酸、苦、咸、辛甘则应亲尝。因此,凡能够品尝的药,他都一一品尝,并对药性大同小异的药物反复品尝了,这真有助于理解和记忆。从中悟出了一点道理:要想无师自通,只靠死记硬背不行,而要善于比较、鉴别、分类、归纳。以后,他将这个方法又用来学习方剂。《汤头歌决》当然朗朗上口,开始几十首很容易记诵。但方剂越多,同一药物出一的频率越高,就不好记了。琢磨一番之后,他先把每一个方剂组成的药物及其分量写出来,想想它为什么这样组成。然后,把配伍相近的方剂并列在一起加以比较。如“四君子汤”和“理中汤”,仅一味之差,而方义迥异为什么?比较比较才知道,“四君子汤”中的茯苓合白术为佐药以健脾渗湿。除去甘淡之茯苓,加入辛热之干姜为君,是为了温运中焦,祛散寒邪,恢复脾阳。移换一味,则成“理中汤”。这样同中析异,异中辨同,虽然多花一些时间和精力,但掌握得比较精密、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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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之中,他就分门别类地读完了下列这些书(按照他学习的顺序排列):

    《药性赋》、《药性解》、《本草备要》、《汤头歌诀》、《医方集解》、《濒湖脉学》、《诊宗三味》、《金匮心典》、《素灵类篡》、《来苏集》、《伤寒明理论》、《士材三书》、《医宗必读》、《医门法律》。

    学徒三年,打了一点中医理论的基础,做了一点学习医药的准备。这期间,既没有老师上课,也没有谁来布置作业,更没有谁来考试和阅卷,全靠自问自答能够做的学业。

    十六岁时,徒工将要满期了。店里的人深夜发病找不到医生,就来找他“问方问药”。他先详详细细问了病因病情,反复想想该用什么方、什么药。当然,那还谈不上完善地辨证论治,只是力求“对症下药”。自己开方,自己检药,反正店堂里只有他一人守着,慢慢思考,慎重从事。渐渐找的人越来越多了,接触的病例也越来越复杂了。慢慢地,为着他母亲的一句话,为着他自己在医学方面的发展,他一步一步迈向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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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福生号渡师

    俗话说:“若要精,人前听;若要好,问三老。”

    那时,他深知自己还处在初学阶段,若想步入医林,必须拜师求教,打下坚实的基础。于是,他就离开了九江,回到黄梅,投入“石福生药店”帮工,借以“渡师”学医三年,因为店主石椿山先生是黄梅县城的名医。协商的结果:帮工不领薪水,从师不缴学费。

    石先生,这位经验丰富、祖传数代的老师,见面第一句话,就告诫道:“只怕不勤,不怕不精;只怕无恒,不怕不成。”当询问了他的自学情况后,他微微一笑,说:“精神诚可贵,其学方启蒙。若欲侠堂入室,仍须再下一番苦功夫。要知道啊,‘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呀!”

    从师一年以后,就随师应诊了。他发觉,他几乎没有用多少完整的“汤头”,心中未免有些纳闷。有一次,他终于说出了久存的疑惑。老师又笑道:“所谓‘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将来,你‘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了。成方与证相合,当可用之。但应知常知变,以方套病,误人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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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过了一年的时产,他就能独立应诊了。说实话,这时候才深深体会到老师的谆谆教诲确为经验之谈。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病人中的信誉也开始建立了。

    现在回忆,那三年之中,他最大收获,还应该说是初步掌握了练基本功的方法。这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择善本,苦奠基,追源而上 中医书籍,汗牛充栋,哪些适合入门之学?哪些适合临床参考?哪些适合精研探理?慎重选择善本,是极为重要的。每一大类(理、法、方、药)以一至两本“奠基”,苦读、摘抄、记诵,自然熟能生巧。打稳了基础,再由此追源而上,就不至于茫无头绪。比如,《伤寒论》的注释者,多达二百余家,各有所长,他选择了《伤寒来苏集》奠基。因为他认为,柯韵伯的注释比较切合实际,它具有因方辨证、分析綦详的特点,易于系统学习。

    其二、勤于问,精于思,辨明泾渭 “脉书不厌千回读,熟读精思理自知。”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思,就是辨明异同,找出规律,寻觅准绳。比如,“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这一段经文,结合注释是不难看懂的。但是,如果进一步想想,就会明白,第一句是指属性而言,第二句是指方位而言,第三句是指现象而言,合而观之,三句都是举例而已。这样的例子却不胜枚举,因此,他又进一步理解到“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 ,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那么,“其要一”又怎样解释呢?是指其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相互消长、相互转化的规律是共同的、一致的,从而,再进一步思考,就理解了它的总纲:“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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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读精思还不够,如有思而不解之惑,还得勤于问。历代著名医家,如李东垣、朱丹溪、叶天士等,无一不是从问难质疑中获得了学问。“好问则裕,自用则小”。是应引之以自勉的。故熟读之,精思之,勤问之,才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其三、重实践,究成败,积累心得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中必然有成有败,从实践的成败中来认识所学和检验所学,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水平,这正是最重要的基本功。比如说,四诊之中,切脉尤难掌握。微与濡、弱与细、结与涩、紧与数、弦与革等等脉象都只有几微之辨,往往心中了然,指下茫然。必须从长期诊察病人过程中边摸索、边认识、边掌握这种规律。

    在实践中,一定会时有所惑,时有所得。这些成功或失败的感受都是稍纵即逝的,必须以“今日事今日毕”的态度记录下来,尢其是疑难病症的处方,要将理、法、方、药一一伤痛明,并具存根,这样日积月累,自然能受其益。还必须注意的是,无论笔记、心得、医案,乃至每一张处方,都要书写工整,点画清晰,那种潦草不清,自难辨认的文字,既给日后检视带来无限的烦恼,同时也不利于培养严谨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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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四、育兴致,明志向。在学习理论与临床实践中,对某种理论、某家学说、某种疾病,乃至某种治疗方法,如果发生了浓厚兴趣,就绝不应放过它,而应紧紧抓住它,不断培育它。这种兴趣往往是促使自己术有专攻的重要催化剂。比如说,《医宗必读》、《士材三书》、《医门法律》等书,他认为议论精辟,很有独到见解,极有实用价值。十九岁读完了这三部书,并写了十几万字的《医门轨范》的笔记,以后,也以这三部书为业医的蓝本。这就为后来能够以脾胃学说为主,兼采各家之说作为探索奠定了一点基础。须知有志才有兴,有兴才有所专攻,有所专攻才有识,有识才有成啊!所以,他体会到,在学术上,不要强其所为,也不要强其所不为。当然,这不是说要凭趣出发,而是要在广泛地学习基本理论的基础上,选择适合自己愿意努力探求专门知识作为主攻方向。

    其五、览群书,广学识,相得益彰 有志于医学的人,应该使自己具有较广的知识面。有的人开始接触医经时,往往觉得枯燥无味,这是因为文字古奥、医理精深的缘故。中医的理论,本来就是在古代朴素的唯物辨证的哲学思想指导下形成的,是用古文写成的,如果对古代哲学思想和古代语文知识一窍不通,学习经典势必倍感困难了。俗话说:“医书一担,儒书一头”。因此,掌握了古文常识,学习中医经典就获益非浅。还须看到,今天医学发展十分迅速,医药学杂志有如烂漫山花,这就要求我们广泛涉猎,才不致于孤陋寡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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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方面,他认为有必要提出医家必读之书,那就昨睚然辨证法,而且应该是重读毛主席的《矛盾论》。解放以后,他始终把这本书署诸座右,百读不厌,深得其惠。为什么?因为唯物辨证法就是中医基本理论的精髓,能够学习和运用它,很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黄梅开业

    他度过了十三年私塾、学徒、渡师的历程之后,遵循着“为医济人”的遗训,在黄梅县城正式开业了。

    开始的两年,只有左邻右舍或亲戚朋友有了小病小痛才来找他。慢慢地有了一些经验,病种也接触多了,凡是内、妇、儿科,有病就诊。他总是带着医书看病。有的朋友曾直率地劝告他,“出诊不要背书囊,人家会把你看作‘看书郎中’。”他当就想:哪个医生不看书呢?不看书又怎能做个好医生呢?有一次,一位年满五旬的族房长辈中风了,半身不遂,口眼歪斜。先请地方有名的老医师诊视,用“小续命汤”加减,半夏、南星之类服了多剂。一个月后,病人两颊泛赤,咽痛舌绛,滴水不入,大便秘结,周身瘫痪,麻木不仁,痰鸣不已,神志昏迷,全家慌乱。接李老去试诊。路上听人议论:“衣棺都准备了,大郎中都无法回生,请个初出茅访的,顶什么用?唉!尽尽人事罢了!”为了不放弃独自初临大证的机会,他还是硬着头皮去了。一到病家,说是已经烧了“倒头纸”了(一种迷信俗习)。他仔细看了病人,是昏厥。判断是肾阴亏损,水不涵木,心火暴甚,肝阳上亢。为了证实自己的辨证是否正确,就参阅了带去的书。病家说:“嗨!真是‘急惊风碰到了慢郎中’,人都快断敢了,还悉书!”但参并且阅了书籍,他才确认法当滋肾水以养肝木,制肝阳以平心火,方用“地黄饮子”加减,去辛热之附桂,加入风药中之润剂秦艽、双钩,润药中之百合、当归、胡麻仁,此即“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的原则。抉口灌药,缓缓滴入,使咽喉滋,大便通,神志醒,然后,用“五汁饮”日日呷之,三易其方。两个多月,恢复了肢体活动,健康如常了。这一实例,轰动了乡镇,真可谓“炮打襄阳第一功”了。此后登门求治者,络绎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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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O年,军阀混战的火焰烧到了黄梅,人心惶惶。因此,他又离开故乡重来九江开业。在那里一住八年,每天就诊者户屦为穿,那是业务渐趋繁忙的八年,也是他在理论联系实践中努力探索、增进知识的八年。

    一九三七年,举世震惊的芦沟桥事变爆发,一九三八年五月,日寇的铁蹄逼近马当要塞,他携妻挈子逃难他乡,家业荡然,只有积累的部分比较完整的医案不甘心散佚,随身带出。渡鄱阳,泛洞庭,折夷陵,窜上梅,流溆浦,奔辰沅,餐风露突,颠沛流离。《医门轨范》等医稿及部分书籍、诗词都失之于一瞬之间。

    所到之处,以医糊口。地到一九四六年元宵节,才抵达长沙而定居。

    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九,足足十二年,也正是他们这一代中医的壮年时期,很想有所作为!但他却琐尾流离,连一栖一宿都受到威胁,虽没有放弃医业,但是想有所为而不能为,就连一本基于“保赤之心”而写的《麻疹专论》也是几经周折,由私人资助才印制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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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瞻前顾后话医德

    在他辗转医林半个世纪以来,深切地感到,要做一个好的中医,必须讲究医德和医风。历代著名的医家一直是十分注意医德医风的。在向“四化”进军的今天,更应注意这个问题。

    他认为:其一、要赤诚地接待病人 “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这句话容易说不容易做,急些什么?想些什么?他认为至少应该急其痛苦,急其困难,急其危亡;想其医治,想其速愈,想其安全。这样,在诊治过程中,才能做到详询病情,细察脉色,辨证认真,处方周密,医嘱详尽,态度谦和。

    在治疗过程中,每个医生几乎都会遇到病人赠送礼品的事。病人那种救助或感激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作为医生,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对待呢?李老认为应该有礼貌地、坚决地拒受一切礼物。

    其二、要热诚地尊师爱友 尊敬老师,关心同志,这是医者应有的美德。而在师承友助中,贵在诚恳、虚心,忌在虚假、相轻。要想在医术上精益求精,就得牢记“谦受益,满招损”这句名言是获得进益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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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三十年代,他对当时视为畏途的胸膜炎、盲肠炎的名词很不理解,冥思苦索,努力探求,后来治愈了九江“生命活水医”诊断的脑膜炎、盲肠炎各一例,写了题为《脑膜炎与盲肠炎之认识》一文,发表于《九江日报》。文章结语中指出:“‘脑膜炎’、‘盲肠炎’皆属肠胃湿热积滞为病,上下郁遏者为‘盲肠炎’,‘肠痈’是也;表里郁遏者为‘脑膜炎’,‘痉病’是也。”为了进一步“求是”,曾向上海陆士谔先生致书求教,并附寄了原文。

    那时他才将近三十岁,能得到前辈这样的肯定、开导和指点,记忆犹新。当时通信请教是在于辨别和确认中医固有之病名,陆先生既对他所提出的看法做了充分肯定,又让后学者开拓思路,作进一步的探讨。其中尤以引用“不直则道不见”给了他很深刻的启迪。的确,而今要为中医同代化作出贡献,就要言者能直言,也直言;听者爱直言,纳直言,若如此,又必须待师友以诚。那种当面奉承,背地底毁,抬高自己的庸欲腐配的作风,对我们的中医药事业,有百害而无一利。

    其三、真诚地对待成败 任何一个医生,不管他多么高明,都不可能是“常胜将军”,总有成功或失败两个方面。如何正确对待成与败、誉与毁却是关系到自身医德医风的问题。他的体会是:应当实事求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发扬优点,改正缺点,获誉思过,闻过则喜,不慕虚荣,但求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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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五年夏秋之交,他曾去武昌为友人救治垂危之证。当时,病者身热不退,神志昏糊,头摇谵语,夜不安睡,便闭尿赤,口干少饮,脉沉弦,舌质干,共患难淡黄,口甜。前医一派寒凉,犀羚每方都用,而病反进。当时,他断为湿困脾机,改用温胆加味,一剂安睡,再剂热清,大便如酱,人事清醒。居一周而返,友人赠以诗轴:“缠绵病榻扁仓来,着手成春马上催,不敢殷勤留小住,万人翘首望君回。”而他只把它看作是患者对他的鼓励,想到的是自己的天职;兢兢业业,刻苦钻研,以求深造,为更多病人解除疾病痛苦。

    未来是过去和现在的延伸,但是,过去和现在并不等于未来。虽然他现在已老了,昔日的所学获得了点滴的已知,而面临的中医现代化将是任重而道远,必须会遇到大量的未知。他迫切需要的是“学习,学习,再学习。”他也希望并且深信广大青年中医和西学中的有志之士,一定能完成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学,实现中医现代化,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药学。,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