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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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不少野生药材资源濒危，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面临严峻挑战。一些珍稀濒危中药资源的锐减，更是向生态环境和产业发展前途发出了警告。如今中药资源面临着哪些压力？造成这种局面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什么样的政策和研究成果可以保障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请看本报记者的报道——
□本报记者 赵玲
日前，以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为主进行的“珍稀濒危常用中药资源五种保护模式的研究”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此项研究基本涵盖了中药资源所需保护的类型，首次为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了一套系统的从理论到实践的保护策略。
中药资源面临的巨大压力
中药资源中近80%的种类来源于野生资源。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对合理开发利用中药资源的认识不足，使得我国一些地区不同程度上对中药资源进行了掠夺式的过度采收、捕猎；又由于违反自然规律的垦殖等原因，使一些药用动、植物丧失了适宜的环境，减弱了中药资源的再生能力，造成中药资源的减少和枯竭，致使许多种类趋于衰退或濒危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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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专家介绍，在我国处于濒危状态的近3000种植物中，用于中药或具有药用价值的约占60%～70%。在1992年公布的《中国植物红皮书》中，所收载的398种濒危植物中，药用植物达168种，约占42%。
目前，以利用野生植物为主的300～400味常用中药中，有100多种出现资源量急剧下降，如冬虫夏草、川贝母、石斛、甘草、千金藤、银柴胡、肉苁蓉、羌活、重楼、新疆阿魏、八角莲、明党参、雪莲、鸡血藤等野生资源的破坏十分严重，逐渐陷入“越贵越挖，越挖越少，越少越贵”的恶性循环。当归、川芎、三七、北沙参等的野生个体已很难找到。
奇正藏药集团董事长雷菊芳说，目前，西藏、青海藏药材年产量1000余吨，多为无计划的滥采乱伐或掠夺式采集收购，常用药材红景天、雪莲都已很难采到。在400种常用藏药材中，确有资源保证的不及30%，濒危藏药材已达1/4左右。藏药资源稀缺已成为阻碍藏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另据广西药用植物园主任缪剑华介绍，由于中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黑熊、灵猫、蛤蚧、玳瑁等药用动物资源也在减少，资源量普遍下降，有些种类的优良种质正面临消失。同时，他不无担忧地说：“物种的破坏难以恢复，有的根本无法恢复。在破坏不太严重的情况下多年生草本植物的恢复期为3~5年，而木本植物却要10~20年以上。动物由于各自的生长繁殖周期和种群数量决定，蛇类要长达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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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黄璐琦研究员也认为：“虽然近年来中药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中药产业依旧面临着一方面是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医疗、保健等方面用药需求量猛增，而另一方面是资源量减少的困局，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面临严峻挑战。”
与此同时，资源流失及相关知识产权遭到日益侵害也引起了业内人士的警惕。据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郭兰萍介绍说，当前，我国生物遗传资源流失的确切数量难以统计，据估计，我国遗传资源引进和输出的比例为1：10。在通过各种途径大量流失到海外的我国生物物种中，不乏野生药材资源。与野生药材资源相关的生物剽窃的事例不断发生。
资源减少与濒危背后的原因
图为管花肉苁蓉人工栽培接种带。陈敏 摄
有关专家认为，造成野生中药资源减少或珍稀濒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是人为影响和生态环境的改变。近半个世纪以来，人口的急剧增长，工业的迅速发展，及由此带来的自然及社会因素的变化，造成全球性物种灭绝速度的加剧。由于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药用植物面临灭绝的危险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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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人口增长过快是造成野生药材资源濒危的根本原因。19世纪工业革命后，人口的增加就成了全球的主流。人口增加后，必须扩大耕地面积，满足吃穿等基本生活的需求，这就对自然生态系统，以及生存其中的生物物种产生了最直接的威胁。
郭兰萍分析：“人口的增加使得人类对药材的需求量相应增大。加上全球回归自然的热潮，使得国际社会天然药物市场的成交额逐年上升，人们对野生药材资源的需要量迅速增长。”而人们对野生药材资源无序而不加节制的采伐和过度利用，对许多野生物种的生存构成了极大威胁，严重破坏了野生药材资源的生物多样性，直接造成野生药材资源的濒危甚至灭绝。
此外，与化学药物和生物技术药物相比，以现代科技手段开发野生药材具有命中率高、周期短、成本低的特点，成为世界各国新药创制的重要出路。世界上经常使用的药品中有一半以上来源于植物或者植物的化学合成复制品。郭兰萍举例说，如原材料来源于植物药材，用于治疗心脏病、小儿白血病、淋巴癌和青光眼的基本药品，其全球范围内每年的价值超过了400亿美元；又如人们从相当多的药用动物中开发出新药，如抗凝剂水蛙素，治疗关节炎的蜂毒，控制高血压的蛇毒等。这一切，都使得对野生药材的开发利用达到历史上空前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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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高额利润刺激下，保护与利用的平衡被打破，对用途广泛、经济价值较高的药材，过度采挖或猎取，严重破坏了再生资源，致使一些品种出现衰退甚至濒临灭绝。
如肉苁蓉的价格在近10年间上升了400%～500%，每公斤干品抬升至60元左右，利益的驱使，使采药者深入到药源地滥采药物，导致药物资源急速枯竭。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市场比较热门的药用植物提取物的大量出口，对野生药材资源的开发变本加厉，造成野生药材资源的更大破坏。
与此同时，自然环境的破坏造成栖息地丧失加剧了野生药材资源濒危的进程。黑龙江省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局副局长宋文明介绍，人们对土地、森林、草原的不合理利用，导致自然环境被破坏，生态失衡。前些年的毁林开荒、过度放牧，使野生药材资源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遭到破坏，栖息地大面积丧失。同时，他指出：“近年来，由于粮食价格逐年攀升，毁林开荒、毁草开荒现象又有所抬头。”
吉林农业大学教授张连学说：“盛产于内蒙古、新疆、宁夏等荒漠地区的甘草，一株甘草数年后可发生新株数十株，根茎深达8～l0米，可覆盖6平方米土地，防风固沙作用极为显著。但每挖1公斤甘草就要破坏60平方米的植被。近年来对甘草的乱采滥挖，致使西北不少地区的大面积草原被破坏，草场千疮百孔。自然环境的恶化，又会使该生态系统内的其他植物生长更为艰难，殃及到梭梭(肉苁蓉的寄主)、苦豆子、麻黄、沙棘等植物的生长，在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影响和损失难以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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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管理和认识不到位也造成野生药材资源及其知识产权保护失控。1987年颁布的《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距今已20多年。在这20多年里，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物多样性锐减，资源流失，生物剽窃等问题成为新时期的资源保护的焦点问题，多样性保护，遗传资源的获取及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成为资源保护的重要议题。可以说，《条例》的内容已不能满足和适应当前野生药材管理的需要。
我国1985年开始实施《专利法》，1992年第一次修订了《专利法》，确定对药品实施专利保护，此后中药产业的知识产权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由于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基本目的是鼓励创新，其保护的对象主要是新知识、新技术、新产品，所以从经典的知识产权保护角度看，野生药材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已经处于公有领域，属于人人都可自由使用的对象，很大程度上不能满足《专利法》保护的条件。因此，野生药材遗传资源被不法团体盗用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我国野生药材遗传资源的国家主权和利益分享面临的侵害日益加剧。
目前，我国对野生药材资源的管理采用的是多部门联合管理的体制，也造成野生药材资源保护政出多门，过于分散，主管部门不明确。野生动植物的行政主管部门是农业部和林业局，中药材生产经营和使用主管部门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发改委、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等多个部门。保护管理部门与生产经营部门之间还缺乏有效的沟通和信息交流，没有形成保护管理与经营使用的统一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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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兰萍说，长期以来，形成我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认识，使很多人都意识不到保护野生药材资源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往往是先破坏后保护。再加上全民对野生药材遗传资源及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法制观念薄弱，使得野生药材资源及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失控状态中。
宋文明也认为：“由于野生药材资源保护工作收效慢，难以见到眼前的效益，没有引起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的足够重视，地方政府对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工作的积极性还不高，各地的工作开展得还很不平衡。”
图为藏药红景天。
保障可持续利用的对策探析
关于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不少学者都在对中药资源的濒危机制及保护策略展开研究，国家也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对野生中药资源进行合理保护和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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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璐琦说，国家除了用行政手段禁止乱砍滥伐等治理外，还实施有针对性的环境保护和治理策略。截至2007年底，环保部门统计全国已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303个，许多珍贵的药用动、植物得到了保护。
在2008年10月召开的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协会药用植物保育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第一届委员会主席、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所长陈士林呼吁，要推动野生药用植物产业从以利用野外资源为主向以利用人工培植资源为主转变，缓解野生资源保护压力。
在2010版药典工作会议上，国家药典委员会副秘书长周福成特别强调，在增修订的品种选择上，一定要考虑资源问题，野生品种和濒危物种不再列入新增药材品种。
2008年12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决定(第三次修订)。新修订的专利法将于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其中，第五条增加：“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获取或者利用遗传资源，并依赖该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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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文明认为，中药材种植业、养殖业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市场价格及比较收益，种植养殖规模主要靠市场来调节。但在保护和管理上，政府应理顺管理职能、增强可操作性。
一些专家和企业界人士普遍认为，在拯救濒危药用动植物，更有效地保护、利用现有中药资源上，最重要的是要加强政府对中药产业的宏观调控力度。在现有立法的基础上，完善对濒危药用动植物的立法，颁布更为严格的法律，解决药用植物资源开发与保护及可持续发展中的矛盾。同时，要重视人工栽培过程中保持药材地道性的问题，要监测中药资源的动态变化。在开发和使用中，减少中药资源的浪费。
针对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存在的问题，科技部等部门在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2002年~2010年)中，提出了开展中药资源普查、建立数据库和种质资源库，加强中药材规范化种植、产业化生产，加强新品种培育，开展珍稀资源的替代品研究等重点任务。
据黄璐琦介绍，此次“珍稀濒危常用中药资源五种保护模式的研究”依据纲要提出的基本原则，基本涵盖了中药资源所需保护的类型，把濒危资源的保护上升到了一个系统性的理论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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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该课题在9项国家级课题的支持下，扎根于实践，历经了10余年研究。5种保护模式包括：“种源保护”模式、“种群保护”模式、“种植保护”模式、“新药源开发保护”模式、“生物技术保护”模式。
“种源保护”模式，主要是对野生种源不清的中药资源，进行本草考证、现今药源和商品调查，解决中药材运用中的品种混乱问题，达到正本清源的目的，从而落实种源保护的目标。
“种群保护”模式，主要解决了珍稀的中药材增加种群数量、运用快繁技术提高种群繁殖能力等问题，达到明确有效种群的保护目的，从而合理的可持续性的进行分级开发和利用。
研究组通过对全国杜仲主产区的大范围调查，发现杜仲在全国的分布达300万亩以上，但绝大多数均为栽培种，野生存量极少，很多地区原有的成片野生杜仲现已消失，仅在深山中有零星单株，已濒于灭绝。
研究组对珍稀中药材杜仲种群的自然变异及遗传结构有了明确的认识。从遗传多样性的角度来说，在制定种群保护措施时，应当保护多个居群的遗传变异，并促进不同地区的种源交流，避免单一种源的大面积栽培；尽可能对现存的野生资源进行就地保护，收集种子贮藏或进行繁殖，防止野生资源的灭绝；加强各地不同种源之间的基因交流，防止不同种质在人工选择压力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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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保护”模式，主要解决了野生中药材资源紧缺状况及野生变家种的人工繁育栽培技术，达到增加资源量的目的。
“新药源开发保护”模式，通过新药源的开发，解决了珍稀中药材的濒危机制及药用类同品的人工繁育问题，达到扩大药源的目的。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陈敏说：“我们研究组在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大芸种植场建立了管花肉苁蓉人工种植基地和示范基地，开展研究。这是目前为止国内外在最多柽柳寄主上人工接种成功肉苁蓉的研究，也是全国最大、品种最齐全的管花肉苁蓉寄主柽柳的种质资源基地。”
她还说：“管花肉苁蓉被《中国药典》(2005版)收入作为肉苁蓉药材基源之一，这就实现了新药源开发性保护的目的。”
“生物技术保护”模式，即利用生物技术，解决中药材天然活性成分需求用量等大规模培养的技术问题，达到获得有效成分的目的。如人参、西洋参等药用植物，存在农药残留和重金属残留问题等，为此，研究组利用药用植物生物技术，对人参实现了工业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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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企业在保障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方面做出很大努力。云南白药集团有关人士介绍说，面对许多野生中药材经多年掠夺性挖掘已面临逐渐萎缩枯竭的严峻现状，加上传统中药已不能适应国际市场对现代中药的标准化和种植生产可控化要求，因此，建立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原料基地，为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材料的任务尤为重要和迫切。这些年，云南白药集团通过扶持药材和经济作物种植，促进当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为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材料。如近两年，云南白药集团反复多次请专家到该集团武定基地周边的各村寨摸底、实地调研分析研究，最后筛选出草乌、石蒜等中药材和核桃、花椒、猕猴桃等经济作物作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点项目。由公司提供种苗，再以订单形式回收产品，走出一条“基地+示范户+农户”的路子。目前，武定县政府正在将基地周边村寨的产业发展经验向全县推广，期望形成当地新的优势产业群。,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