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药产业大变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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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1日
2012年，注定是医药行业不平凡的一年。2011年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国家药品安全规划(2011-2015年)》，明确了7项重点工作任务。此举无疑预示着2012年医改新政大幕正式拉开
我们仍清晰记得2009年4月开始实施的投资8500亿元人民币的医疗改革，当时提出的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全民医保。消息一经传出，不仅全国普通人民为之一振，也激发了许多中外制药厂商和医疗器械制造商的壮志雄心。他们在国家加大财政资金投入、扩大医保覆盖范围、加快乡村和社区医疗机构建设、扩大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等措施的鼓舞下，提高销售规模的雄心瞬间膨胀。就当时的状况来看，这一市场似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增长机会，宛如当年中国加大电信和IT网络建设市场时的井喷前夜。各类投资论坛上，医药行业成为最受关注的板块之一；甚至有预言称：房地产的“黄金十年”行将终结，医疗行业的“黄金十年”即将到来。
然而，三年的时光转瞬即逝，时至今日，药品采购竞价招标系统的试行计划终于真正触及到制药企业的核心利益。对于药企来说，一边是生产成本在上涨，一边是医改政策在压缩利润。如今，恐怕没有几家企业如同当年预测般风光，这注定是一场温水煮青蛙的游戏。
, 百拇医药
“安徽模式”阴影下的药企
事实上，我国的卫生医疗体制改革已走过不短的历程。1998年我国开始推行医疗保险制度、医疗卫生体制、药品生产流通体制三项改革；2000年国家专门就“三改并举”进行宏观部署；2007年1月召开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提出了基本卫生保健、医疗保障体系、国家基本药物和公立医院管理四大基本制度；2007年10月，国家又明确提出了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医疗服务、医疗保障、药品供应保障四大体系。
但细数历次医改，真正让药企的日子艰难程度大幅增加的分界点，是从2010年至2011年的大幅降价开始。
与所有药企一样，冯先生所在的上市企业在2009年新医改正式实施之初，不仅对未来销售规模的快速增长抱有足够的信心，同时也对基层市场“势在必得”。提到这些，冯先生感叹道，“现在回想起来，在国家307基本药物目录招标时，众多的药企就已经开始互相比拼降价了。不过大家都忙着竞争进基药目录，价格的合理下调并没有什么问题，只要进入目录，微利也可以继续销售。”
, 百拇医药
然而，很多人将问题想得太简单。国家层面的307基本药物招标结束后，2010年上半年，国务院医改办向各地下发“基本药物招标国家标准的征求意见稿”。该项政策的主导思想为降药价，让老百姓看得起病。因此，药价再次成了关键中的关键。
2010年8月6日，安徽省药招办公布了修订后的药品招标方案，在此次方案中提及“双信封”，即采购要实行量价挂钩等新方式。安徽省成为基本药物招标国家标准的第一个试点省份，并通过招标，使药价降幅达到50%。同年11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建立和规范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采购机制的指导意见》，即56号文，要求基本药物招标实行量价齐招，建议采用双信封制。自该《意见》出台，政府层面到行业层面几乎形成共识——“安徽低价招标模式要全国推广”。随后，包括山东、河南、上海、江苏等各省市陆续落实基药招标。
就在此轮招标中，很多企业都切实感受到了压力，甚至有些企业往年的基药目录产品，此次全部停止竞标，彻底失去这片市场。例如，在安徽的基药招标中，“最低价者得”导致出现了大量超低价中标的情况，如蜀中制药10克×20包的板蓝根颗粒中标价为2.35元，而该药的最高零售价为10.8元。据浙江医药行业协会对安徽基本药物招标的调研报告显示，安徽中标的863个品规中，单价1元以下的占20.9%，5元以下的占66.9%，10元以下的占82%。
, 百拇医药
“降低药品质量而保住市场，不是有责任的企业该做的事；当然赔钱保市场，企业也没道理这么做。”进退两难中，某企业只能无奈江山相让。据悉，像这样的企业也并非个案，甚至某些中标的企业也未必能保证正常成本加基本利润的价格。在此轮竞标中，甚至像石药、哈药、贵州益佰等这样的大型制药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弃标。
某药厂对外发言人表示，“安徽模式的核心是价格不断下降再下降，这样就造成专利产品的价格会很低，甚至根本没有足够的利润来继续搞研发，而仿制药的价格也有很多会低于基本成本价。这样就会出现两个问题，一个是便宜药品买不到，另一个是可能会出现很多质量不过关的产品。其实，我并不是反对价格下降，价格下降本身没有问题，但要合理地压，而不是无限度地下压。这样会伤害到企业，甚至是一个产业的根本。”
大型药企上海复星医药公司控股股东、复星国际董事长及合伙创始人郭广昌表示，医保改革“以招标竞价为基础”，但需要“首先确保质量，而非仅仅关注价格，否则这对中国药企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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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竞标结束后，由于价格较低，安徽在基药招标后纷纷出现断供，省内再次重新增补。“2011年，石药在安徽的药品销售额为2,000多万元。”据石药人士介绍，这已是回升了50%后的水平。
在基本药物招标降药价的同时，国家发改委从2010年开始，基本以每年两次的频律对国家医保类药品降价，包括激素类、神经类、心脑血管类、生物制品类、肿瘤类常用药品，平均降幅达20%。这部分药品，几乎是国家发改委规定的最高限价。
对此，某药厂负责人表示，“医改的核心是价格，这个大方向没有问题，但最起码应该区分原研专利产品和普通仿制产品，而不是一刀切，同时，至少要保证销售价格不能低于成本价格加基本利润。这样企业才能生存，如果连保证基本的生存都成问题，那么拥有再大的市场有什么用呢？”
从2011年开始，药企生存的艰难程度大幅增加。虽然这个招标方案已在全国5个省内试行，但它仍广泛地被称为“安徽模式”。该招标系统显示，截至去年年底，基本药物的价格降低了至少30%。而在其原发地安徽省，该招标模式将基本药物价格从官方制定的最高零售价降低了53%，有些甚至达到了90%。
, 百拇医药
对此，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兼国务院医改办负责人孙志刚表示：“我们对基本药物采购实施的这种招标模式已经被证明是有效的，它能够保证药品安全，定价合理和及时供应。我们的下一步计划是继续完善这些方案。”
毫无疑问，药企的日子并不好过，这样的降价幅度无疑会让很多中小企业难以应对，因此在医改三年以来，国内医药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在明显加速。清科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2010年全年，国内医药并购市场共完成41起并购交易，同比增长310%，其中披露金额的36起并购案例涉及金额达7.28亿美元，同比增长达336.3%，而这一数字在2011年还继续在增长，当年国内医药并购交易超过100例，披露交易金额超过24亿美元。
不仅中国企业，有些外资企业也对此做出了不同反应。某外资药企确认，2011年在华业务下滑，“因为公司涉及较多普药品种，受发改委降低药价政策冲击很大。在十月份的员工大会上，总部一改惯例，没有报告业绩增长的喜讯”。另一外企也表示：“全行业情况都类似，面临下滑的风险。”
2011年10月31日，全球胰岛素市场领军者诺和诺德的总裁兼全球CEO索文森表示：“受中国医改和药价政策的影响，今年第三季度，诺和诺德在华业务开始小幅下滑。但全年仍将保持15%以上的增幅。”诺和诺德的整体胰岛素产品在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60%，近两年在华一直控制着该领域63%的市场。对于中国市场的短暂下滑，公司大中国区总裁柯瑞龙表示，并不会因此而调低未来的市场预期。
, 百拇医药(耿秋)
我们仍清晰记得2009年4月开始实施的投资8500亿元人民币的医疗改革，当时提出的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全民医保。消息一经传出，不仅全国普通人民为之一振，也激发了许多中外制药厂商和医疗器械制造商的壮志雄心。他们在国家加大财政资金投入、扩大医保覆盖范围、加快乡村和社区医疗机构建设、扩大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等措施的鼓舞下，提高销售规模的雄心瞬间膨胀。就当时的状况来看，这一市场似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增长机会，宛如当年中国加大电信和IT网络建设市场时的井喷前夜。各类投资论坛上，医药行业成为最受关注的板块之一；甚至有预言称：房地产的“黄金十年”行将终结，医疗行业的“黄金十年”即将到来。
然而，三年的时光转瞬即逝，时至今日，药品采购竞价招标系统的试行计划终于真正触及到制药企业的核心利益。对于药企来说，一边是生产成本在上涨，一边是医改政策在压缩利润。如今，恐怕没有几家企业如同当年预测般风光，这注定是一场温水煮青蛙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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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模式”阴影下的药企
事实上，我国的卫生医疗体制改革已走过不短的历程。1998年我国开始推行医疗保险制度、医疗卫生体制、药品生产流通体制三项改革；2000年国家专门就“三改并举”进行宏观部署；2007年1月召开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提出了基本卫生保健、医疗保障体系、国家基本药物和公立医院管理四大基本制度；2007年10月，国家又明确提出了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医疗服务、医疗保障、药品供应保障四大体系。
但细数历次医改，真正让药企的日子艰难程度大幅增加的分界点，是从2010年至2011年的大幅降价开始。
与所有药企一样，冯先生所在的上市企业在2009年新医改正式实施之初，不仅对未来销售规模的快速增长抱有足够的信心，同时也对基层市场“势在必得”。提到这些，冯先生感叹道，“现在回想起来，在国家307基本药物目录招标时，众多的药企就已经开始互相比拼降价了。不过大家都忙着竞争进基药目录，价格的合理下调并没有什么问题，只要进入目录，微利也可以继续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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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很多人将问题想得太简单。国家层面的307基本药物招标结束后，2010年上半年，国务院医改办向各地下发“基本药物招标国家标准的征求意见稿”。该项政策的主导思想为降药价，让老百姓看得起病。因此，药价再次成了关键中的关键。
2010年8月6日，安徽省药招办公布了修订后的药品招标方案，在此次方案中提及“双信封”，即采购要实行量价挂钩等新方式。安徽省成为基本药物招标国家标准的第一个试点省份，并通过招标，使药价降幅达到50%。同年11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建立和规范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采购机制的指导意见》，即56号文，要求基本药物招标实行量价齐招，建议采用双信封制。自该《意见》出台，政府层面到行业层面几乎形成共识——“安徽低价招标模式要全国推广”。随后，包括山东、河南、上海、江苏等各省市陆续落实基药招标。
就在此轮招标中，很多企业都切实感受到了压力，甚至有些企业往年的基药目录产品，此次全部停止竞标，彻底失去这片市场。例如，在安徽的基药招标中，“最低价者得”导致出现了大量超低价中标的情况，如蜀中制药10克×20包的板蓝根颗粒中标价为2.35元，而该药的最高零售价为10.8元。据浙江医药行业协会对安徽基本药物招标的调研报告显示，安徽中标的863个品规中，单价1元以下的占20.9%，5元以下的占66.9%，10元以下的占82%。
, 百拇医药
“降低药品质量而保住市场，不是有责任的企业该做的事；当然赔钱保市场，企业也没道理这么做。”进退两难中，某企业只能无奈江山相让。据悉，像这样的企业也并非个案，甚至某些中标的企业也未必能保证正常成本加基本利润的价格。在此轮竞标中，甚至像石药、哈药、贵州益佰等这样的大型制药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弃标。
某药厂对外发言人表示，“安徽模式的核心是价格不断下降再下降，这样就造成专利产品的价格会很低，甚至根本没有足够的利润来继续搞研发，而仿制药的价格也有很多会低于基本成本价。这样就会出现两个问题，一个是便宜药品买不到，另一个是可能会出现很多质量不过关的产品。其实，我并不是反对价格下降，价格下降本身没有问题，但要合理地压，而不是无限度地下压。这样会伤害到企业，甚至是一个产业的根本。”
大型药企上海复星医药公司控股股东、复星国际董事长及合伙创始人郭广昌表示，医保改革“以招标竞价为基础”，但需要“首先确保质量，而非仅仅关注价格，否则这对中国药企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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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竞标结束后，由于价格较低，安徽在基药招标后纷纷出现断供，省内再次重新增补。“2011年，石药在安徽的药品销售额为2,000多万元。”据石药人士介绍，这已是回升了50%后的水平。
在基本药物招标降药价的同时，国家发改委从2010年开始，基本以每年两次的频律对国家医保类药品降价，包括激素类、神经类、心脑血管类、生物制品类、肿瘤类常用药品，平均降幅达20%。这部分药品，几乎是国家发改委规定的最高限价。
对此，某药厂负责人表示，“医改的核心是价格，这个大方向没有问题，但最起码应该区分原研专利产品和普通仿制产品，而不是一刀切，同时，至少要保证销售价格不能低于成本价格加基本利润。这样企业才能生存，如果连保证基本的生存都成问题，那么拥有再大的市场有什么用呢？”
从2011年开始，药企生存的艰难程度大幅增加。虽然这个招标方案已在全国5个省内试行，但它仍广泛地被称为“安徽模式”。该招标系统显示，截至去年年底，基本药物的价格降低了至少30%。而在其原发地安徽省，该招标模式将基本药物价格从官方制定的最高零售价降低了53%，有些甚至达到了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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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兼国务院医改办负责人孙志刚表示：“我们对基本药物采购实施的这种招标模式已经被证明是有效的，它能够保证药品安全，定价合理和及时供应。我们的下一步计划是继续完善这些方案。”
毫无疑问，药企的日子并不好过，这样的降价幅度无疑会让很多中小企业难以应对，因此在医改三年以来，国内医药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在明显加速。清科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2010年全年，国内医药并购市场共完成41起并购交易，同比增长310%，其中披露金额的36起并购案例涉及金额达7.28亿美元，同比增长达336.3%，而这一数字在2011年还继续在增长，当年国内医药并购交易超过100例，披露交易金额超过24亿美元。
不仅中国企业，有些外资企业也对此做出了不同反应。某外资药企确认，2011年在华业务下滑，“因为公司涉及较多普药品种，受发改委降低药价政策冲击很大。在十月份的员工大会上，总部一改惯例，没有报告业绩增长的喜讯”。另一外企也表示：“全行业情况都类似，面临下滑的风险。”
2011年10月31日，全球胰岛素市场领军者诺和诺德的总裁兼全球CEO索文森表示：“受中国医改和药价政策的影响，今年第三季度，诺和诺德在华业务开始小幅下滑。但全年仍将保持15%以上的增幅。”诺和诺德的整体胰岛素产品在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60%，近两年在华一直控制着该领域63%的市场。对于中国市场的短暂下滑，公司大中国区总裁柯瑞龙表示，并不会因此而调低未来的市场预期。
, 百拇医药(耿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