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中国医界对西方医学的观察与仿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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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1日
一位叫王海峤的就有类似的忧虑。他很不认可友人所持西医精于华医即在于考医制度的观点。他说通过考试获得执照方可行医，确实是对医事、民命的慎重，但如果考试制度本身有问题，则未必能达到甄别医生的效果。他问道，西医“所以考之者，果何如耶？如其若文场之考试，但以一纸空谈作敲门之砖，而盲试官复随意评定之，此则多此一考，究复何用？若考医者必用老于医、精于医者主其事，见其果可以行，而后给于凭据以听其行，则是我中国何尝无此考也？”此段及下段参见《论中西医学之所以不同》，《申报》第4886号，1886年11月20日，影印本第29册，877页。在他看来，若不细究形式，中国传统医学的授徒制也可看作某种形式的考医制度，由此培养出的医者甚至更佳。他以自己为例说：“仆从朱滋仁先生屈指十数年，先则授之以业，继则试之以方，久则临之以症，使之阅历深，见识广，运用熟而后给以招牌，令仆悬壶于市。夫试之以方，临之以症，其为考试也，较西医之考试何如哉？招牌例由业师给发，则即与西医之所谓凭据者无异，特不由官手耳。”王海峤也注意到如果中国医生“亦仿照西人由官考试，不但官无此暇晷，且恐误于盲试官者，正复不少”，这样反而不能选拔出良医。因此他主张在中国“不若由业师考验，果可行道而后给以牌之为愈也。”对于王海峤结合中国实际情形所提的建议，其友“首肯良久”。
王海峤之思考亦可谓见地之言，其建议或也有可行性。只是在当时的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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