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中国医界对西方医学的观察与仿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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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1日
19世纪末，在西方医学的对比下，要求国家重视医学，仿行西法以“振兴医道”渐成国人共同的心声。由于外患的刺激，时人对医学的提倡常别有怀抱，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不少人注意到西方医学在国家的重视下日臻发达，因而民强国富，于是也主张兴医学以强种强国。澳门的维新派人士刘桢麟即言：“积体而成人，积人而成国，积国而成天下。故欲治天下，必自治国始；欲治国，必自强民始；欲强民，必自强体始；强体之法，西人医学大昌，近且骎骎乎进于道矣。”(43)梁启超那时也认为“保民，必自医学始”。其借师之言说，“凡世界野蛮之极轨，惟有兵事无有他事；凡世界文明之极轨，惟有医学无有他学。兵者纯乎君事者也，医者纯乎民事者也。”他以英国为例，指出其变政的成功正在于“讲求摄生之道、治病之法”，大力倡议国家兴医。在梁启超看来，“保种之道有二，一曰学以保其心灵，二曰医以保其躯壳”，而在当时之中国，“举四万万人之心灵，而委诸学究之手；举四万万人之躯壳，而委诸庸医之手，是率其国为盲瞽之行，为尸居之气，若之何其不愚且弱也”。故梁氏集合同人，倡议“开医会以通海内海外之见闻，刊医报以甄中法西法之美善，立医学堂选高才之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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