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白大褂到病号服(2)
他们也试图与医学生倾诉与交流，穆兰主动向医学生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建议他们关注人文方面，认可医生与病人之间共有的疾苦体验和人性需要。他的听众对此并不热心，因为穆兰建议关注的内容与他们当下学习的内容和路径都格格不入。
事后，穆兰无限感慨地说：我对自我以及医学实践的看法都因这场疾病改变了，我明白自己已经具备了忍耐和豁达的品质，这些品质将帮助我度过日后的危机。疾病真是一位明智的老师。
在这群医生病人中，刘易斯·托马斯的资历最深，体验最丰富，自传《最年轻的科学》记述了刘易斯·托马斯的病中感悟：在病床上，我更近距离地审视了医学和外科手术，甚至更近地审视了自我。生过病之后，我比以前更加了解医院、医学、护士和医生，我也更加相信技术的有用性，越高的技术越有用。在生病期间，我多次看到自己身体内部(通过肠镜观察自己肠道的变化)……但我还是仿佛处在一片黑暗中，我并没有觉得以一种新的方式与自身建立了联系，这种自我距离好像还增加了，我比以前更加分裂，对于构成我的那一个个结构，我更加没有发言权了。一位自信满满的病理学家面对自己的病例变得如此敬畏、谦卑。
, 百拇医药
在中国，白大褂换成病号服的境遇，二○○三年的SARS之际变得司空见惯。那一年三至五月的SARS流行期间，五分之一的感染者是医生，全球首例SARS接诊医生叶均强后来就是SARS的感染者，他所在的呼吸科有八人同时感染SARS。三月二日至五月三十一日之间的九十天里，仅北京地区确诊的医生病例数就达五百八十六人，疑似病例三十五人。这之前，医患的角色是两分的，一个是医疗服务者，一个是医疗服务的接受者。SARS事件使得医患角色融合了，医生变成既是观察者又是体验者，既是服务的提供者，又是享用者，既是医疗规律的认知者，又是穿越疾病蒙难者，获得情感、意志、道德的升华，从而获得双重体验，双重理解。许多医生，日常只有技术生活，而缺乏有内容的伦理生活，陷入道德麻木与迷失之中。SARS的医患共感体验的道德意义在于唤起医生内心深处的道德崇高与利他意识，对他者—自我一体痛苦的领悟、理解、实践，完成利他主义的道德内化。
无疑，疾病体验洗涤了医生的心灵。首先，疾苦体验与咀嚼的丰富细节，超越了教科书和执业经历中的感知。同时，疾病叙事揭示了生物医学视域之外的社会关系的震荡与破裂，如疾病角色的罪感萌生(连累他人与家人)，家人、同事、朋友心态与姿态的改变(过度关注、零度诊疗，厌恶、躲避、虚伪、欺瞒)，对社会支撑(心理倾诉、灵魂安抚)的渴望，对生命未来的失望与绝望，也凸显出更丰富的个体死亡想象，如死亡逼近的读秒感，死亡恐惧与重生渴求、现世眷恋。此外，医生的疾病经历撞击出医生对医学功能、技术价值、医生角色、医院服务内容(手术、药物)的重新认识。正是通过这种医患角色的转换，医生世界(客体、观察的)与患者世界(主观、体验的)视域交融(fusion of horizon)，医生对患者的疾痛、苦难从抽象同情到体验同情，导致道德感、使命感的升华，灵魂的向上与向善，替代由道德训导到伦理自觉的传统路径，完成从生命(痛苦)自觉到文化(道德)自觉的转化。此外，病人身份的终结与医生身份的复归过程，即二次社会化，一位新医生(曾经咀嚼、理解疾苦，抛弃了职业傲慢、冷漠、贪婪)由此诞生。
道德失血与止血是一个复杂的灵魂开阖过程，但愿罗伯特·汉的“第三把止血钳”能够触动医者敏感的灵魂，完成群体生命凝血机制的彻底修复。从白大褂到病号服，本质上是从观察视域到体验视域，从科学视域到人性视域，从疾病关注到生命关怀的升华。无疑，生命境遇(situation)决定职业生存意识(sense)，但愿身着病号服的生命境遇能帮助迷途中的医者找到人性向上与向善的新路径。
(《疾病与治疗——医学人类学视角》，罗伯特·汉(Robert Hahn)著，禾木译；东方出版中心二○一○年版，32.00元), 百拇医药(王一方)
事后，穆兰无限感慨地说：我对自我以及医学实践的看法都因这场疾病改变了，我明白自己已经具备了忍耐和豁达的品质，这些品质将帮助我度过日后的危机。疾病真是一位明智的老师。
在这群医生病人中，刘易斯·托马斯的资历最深，体验最丰富，自传《最年轻的科学》记述了刘易斯·托马斯的病中感悟：在病床上，我更近距离地审视了医学和外科手术，甚至更近地审视了自我。生过病之后，我比以前更加了解医院、医学、护士和医生，我也更加相信技术的有用性，越高的技术越有用。在生病期间，我多次看到自己身体内部(通过肠镜观察自己肠道的变化)……但我还是仿佛处在一片黑暗中，我并没有觉得以一种新的方式与自身建立了联系，这种自我距离好像还增加了，我比以前更加分裂，对于构成我的那一个个结构，我更加没有发言权了。一位自信满满的病理学家面对自己的病例变得如此敬畏、谦卑。
, 百拇医药
在中国，白大褂换成病号服的境遇，二○○三年的SARS之际变得司空见惯。那一年三至五月的SARS流行期间，五分之一的感染者是医生，全球首例SARS接诊医生叶均强后来就是SARS的感染者，他所在的呼吸科有八人同时感染SARS。三月二日至五月三十一日之间的九十天里，仅北京地区确诊的医生病例数就达五百八十六人，疑似病例三十五人。这之前，医患的角色是两分的，一个是医疗服务者，一个是医疗服务的接受者。SARS事件使得医患角色融合了，医生变成既是观察者又是体验者，既是服务的提供者，又是享用者，既是医疗规律的认知者，又是穿越疾病蒙难者，获得情感、意志、道德的升华，从而获得双重体验，双重理解。许多医生，日常只有技术生活，而缺乏有内容的伦理生活，陷入道德麻木与迷失之中。SARS的医患共感体验的道德意义在于唤起医生内心深处的道德崇高与利他意识，对他者—自我一体痛苦的领悟、理解、实践，完成利他主义的道德内化。
无疑，疾病体验洗涤了医生的心灵。首先，疾苦体验与咀嚼的丰富细节，超越了教科书和执业经历中的感知。同时，疾病叙事揭示了生物医学视域之外的社会关系的震荡与破裂，如疾病角色的罪感萌生(连累他人与家人)，家人、同事、朋友心态与姿态的改变(过度关注、零度诊疗，厌恶、躲避、虚伪、欺瞒)，对社会支撑(心理倾诉、灵魂安抚)的渴望，对生命未来的失望与绝望，也凸显出更丰富的个体死亡想象，如死亡逼近的读秒感，死亡恐惧与重生渴求、现世眷恋。此外，医生的疾病经历撞击出医生对医学功能、技术价值、医生角色、医院服务内容(手术、药物)的重新认识。正是通过这种医患角色的转换，医生世界(客体、观察的)与患者世界(主观、体验的)视域交融(fusion of horizon)，医生对患者的疾痛、苦难从抽象同情到体验同情，导致道德感、使命感的升华，灵魂的向上与向善，替代由道德训导到伦理自觉的传统路径，完成从生命(痛苦)自觉到文化(道德)自觉的转化。此外，病人身份的终结与医生身份的复归过程，即二次社会化，一位新医生(曾经咀嚼、理解疾苦，抛弃了职业傲慢、冷漠、贪婪)由此诞生。
道德失血与止血是一个复杂的灵魂开阖过程，但愿罗伯特·汉的“第三把止血钳”能够触动医者敏感的灵魂，完成群体生命凝血机制的彻底修复。从白大褂到病号服，本质上是从观察视域到体验视域，从科学视域到人性视域，从疾病关注到生命关怀的升华。无疑，生命境遇(situation)决定职业生存意识(sense)，但愿身着病号服的生命境遇能帮助迷途中的医者找到人性向上与向善的新路径。
(《疾病与治疗——医学人类学视角》，罗伯特·汉(Robert Hahn)著，禾木译；东方出版中心二○一○年版，32.00元), 百拇医药(王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