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心得：对“上医治国”的认识--读《东周列国》后感
黄玉燕北京中医药大学2000级中医七年制A班
从学中医开始，就听说“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老师们强调“中医治人”，不要去做只盯着病的下医。也听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当时理解是一种济世救人的高尚情操。但在理解了中医的整体观以后，我就思考宇宙、世界既能与人相对应，国家是否也可以。后来又读了徐灵胎的“用药如用兵”，再读了一些儒家著作，我想在中医的体系里，治国和治人定有相同之处。“秀才学医，笼里捉鸡”，除了理解医籍里的词句不费力，那种治国的思维方法大概也能帮上忙。读完《东周列国》，看到当时各国兴衰史后，有关治国与治人的想法便涌现出来，虽然很不成熟，但我还是忍不住想与同道中人分享。
现在我们把一个人当作一个国家来考虑。《内经》里已经明确指出了各个脏器的职位，他们各尽所责，使得国泰民安，这对应人的健康状态。反过来说，一个危重的病人就像一个处于危急存亡关头的国家，抢救此人就相当于力挽狂澜。一个复国不久的国家必是元气大伤，需休养生息；一个大病初愈的人也必须好生调养，禁忌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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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处于太平盛世，要有开明的君主，治世良臣，精兵良将和安于生产的百姓。人的亚健康状态大概就相当于其中某几个环节出了问题，为以后的疾患打下了伏笔。例如长肿瘤，就像是有个功高盖主的臣子正在发展自己的势力，他掌握了比别人更丰厚的粮草供应，又使他控制下的地区不安于生产，还大量的招兵买马，有机会就要夺取更多的地盘，对中央政权和国家的稳定产生了威胁。这些和肿瘤有丰富的血供，细胞功能紊乱，生长速度，可转移，威胁人的健康是不是可以对应上呢？在“郑伯克段”的故事里，郑伯早已察觉到段叔的野心，却提供让他叛乱的条件，到时候便一举歼灭。当然这与国情也有关，人心都向着郑伯，大概段叔就只相当于一个良性肿瘤吧，等它长到可以手术摘除即可。不过郑伯的手段还是有人表示不赞同，他囚禁自己的母亲的行为也的确可以让他的公众支持率下降不少。也许，在情况比较好的时候，进行教化使国泰民安是最好的，这大概相当于人通过锻炼、调畅情志等等自我调节使身体健康吧，也许食疗也可以算在内。若已然有人为恶，也许不该对他过于仁慈，但只抓住元凶而宽宥他的手下也未尝不可，不过应该考虑手下复仇重新起兵的可能。吴王阖闾先刺王僚后刺庆忌，可能也是形势所迫吧。我们看到原发癌灶切除后有些人继发癌灶消失，有些人的却还能转移，是不是与此相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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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治国要考虑国情，治人要考虑体质、情志等因素。有了内乱，若百姓平时深受教化，明白事理，即使一时受乱臣胁迫，王师到时也会反戈。若这个国家平时就民不聊生，又怎能不战事连连？另一方面，还有外交问题，尽量不要让别国成为自己的敌人，自己军事力量要好，但不轻易用兵，“远交近攻”，狠狠打击长期与自己过不去的，也可以“和亲”、“同化”一些异族，使他们成为“共生菌群”。在这里我是把与人共处的生物尤其是微生物、寄生虫比作别国、异族。当人体健康时，不怀好意的病原体也不能致病，一些菌群还能帮我们对付病原体。这么看来，用大量抗生素无疑是自绝于各国，平时亲附的国家也无故受害，事后定会产生怨恨，如此不分敌我怎能不“菌群失调”。
医生要治疗一个病人，应该像一个世外高人对一个国家出谋划策。先分析国内外形势，与各国关系如何，来攻的国家实力如何，本国是否有内乱，国民生活与教养如何，是该攻还是该议和。然后尽量使国民万众一心，来抵御入侵。个人觉得楚怀王客死秦国后楚国的兴衰直至复国那段历史很值得一看，先是楚王听信小人，远忠臣，纳媳害子，最后国家动荡，楚怀王为秦所诱客死秦国，然而楚国的百姓还是很明事理，虽然对楚王先前的行为不齿，在国家危亡之际还是能团结一致，拥立楚王纳媳所生之子珍为王，后来复国。当然如何出谋划策，就和如何用兵，如何治人一样，我还没有那么高的学问来告诉大家，只是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去领悟，或许可以有朝一日一通百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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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病有治不好的时候，国家也许也有类似的问题。历史上许多小国就是那么销声匿迹，例如“唇亡齿寒”的虞国和虢国。艾滋病病毒也许就像是带着鸦片来的传教士，使我军各个无力反抗，此时任一小国都能宰割我们了。从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来看，我想艾滋病人应该是有可能被治好的，只是比较艰难。不过若病人一味恐惧，就像一个国家里散布着“亡国论”，要治好恐怕就太难了。
对于危重的病人，治疗恐怕要跳出常理。一个治世之臣不同于一个开国之臣，而一个救国之臣也不同于治世之臣。时世变化，帝道、王道、霸道，应择其善者从之。一个存亡关头的国家恐怕是兵家比较重要。但兵出于民，所以安民也很重要，这便是驱邪不忘扶正了。对待外敌应知己知彼，采取相应措施，不应白白让少数兵去送死，也不能太劳师，不能失去议和的机会，也不能姑息养奸，医理和用药尺度应该也是这样。
战事太大，就像人患病时正邪相争而发热。而免疫亢进像不像久经战事后士兵纪律散漫而去扰民？如何让士兵解甲归田安于生产，我们可以去考虑一下，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另外，看到商鞅用帝、王、霸三套来说秦王，最后以“霸道”被任用，虽使秦强大而民怨身死。现在的人是否也更接受那种直截了当立竿见影的“霸道”的治病方法呢？商鞅本人身怀“帝道”“王道”，秦王不用，最后有那样的结果也是无可奈何。管仲也用“霸道”，齐国强大了，自己也不错，也许他们的“霸道”还是不完全一样，或者是国情不同吧。治国身在其中，治人身在其外，大概治国确实比治人要难吧。
写了这么多，大家若自己去读些史书定会有更多体会，我权当抛砖引玉。以史为鉴，不仅可明兴亡，也可明医理。中国传统文化环环相扣，用心即有所得。, 百拇医药
从学中医开始，就听说“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老师们强调“中医治人”，不要去做只盯着病的下医。也听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当时理解是一种济世救人的高尚情操。但在理解了中医的整体观以后，我就思考宇宙、世界既能与人相对应，国家是否也可以。后来又读了徐灵胎的“用药如用兵”，再读了一些儒家著作，我想在中医的体系里，治国和治人定有相同之处。“秀才学医，笼里捉鸡”，除了理解医籍里的词句不费力，那种治国的思维方法大概也能帮上忙。读完《东周列国》，看到当时各国兴衰史后，有关治国与治人的想法便涌现出来，虽然很不成熟，但我还是忍不住想与同道中人分享。
现在我们把一个人当作一个国家来考虑。《内经》里已经明确指出了各个脏器的职位，他们各尽所责，使得国泰民安，这对应人的健康状态。反过来说，一个危重的病人就像一个处于危急存亡关头的国家，抢救此人就相当于力挽狂澜。一个复国不久的国家必是元气大伤，需休养生息；一个大病初愈的人也必须好生调养，禁忌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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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治国要考虑国情，治人要考虑体质、情志等因素。有了内乱，若百姓平时深受教化，明白事理，即使一时受乱臣胁迫，王师到时也会反戈。若这个国家平时就民不聊生，又怎能不战事连连？另一方面，还有外交问题，尽量不要让别国成为自己的敌人，自己军事力量要好，但不轻易用兵，“远交近攻”，狠狠打击长期与自己过不去的，也可以“和亲”、“同化”一些异族，使他们成为“共生菌群”。在这里我是把与人共处的生物尤其是微生物、寄生虫比作别国、异族。当人体健康时，不怀好意的病原体也不能致病，一些菌群还能帮我们对付病原体。这么看来，用大量抗生素无疑是自绝于各国，平时亲附的国家也无故受害，事后定会产生怨恨，如此不分敌我怎能不“菌群失调”。
医生要治疗一个病人，应该像一个世外高人对一个国家出谋划策。先分析国内外形势，与各国关系如何，来攻的国家实力如何，本国是否有内乱，国民生活与教养如何，是该攻还是该议和。然后尽量使国民万众一心，来抵御入侵。个人觉得楚怀王客死秦国后楚国的兴衰直至复国那段历史很值得一看，先是楚王听信小人，远忠臣，纳媳害子，最后国家动荡，楚怀王为秦所诱客死秦国，然而楚国的百姓还是很明事理，虽然对楚王先前的行为不齿，在国家危亡之际还是能团结一致，拥立楚王纳媳所生之子珍为王，后来复国。当然如何出谋划策，就和如何用兵，如何治人一样，我还没有那么高的学问来告诉大家，只是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去领悟，或许可以有朝一日一通百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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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病有治不好的时候，国家也许也有类似的问题。历史上许多小国就是那么销声匿迹，例如“唇亡齿寒”的虞国和虢国。艾滋病病毒也许就像是带着鸦片来的传教士，使我军各个无力反抗，此时任一小国都能宰割我们了。从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来看，我想艾滋病人应该是有可能被治好的，只是比较艰难。不过若病人一味恐惧，就像一个国家里散布着“亡国论”，要治好恐怕就太难了。
对于危重的病人，治疗恐怕要跳出常理。一个治世之臣不同于一个开国之臣，而一个救国之臣也不同于治世之臣。时世变化，帝道、王道、霸道，应择其善者从之。一个存亡关头的国家恐怕是兵家比较重要。但兵出于民，所以安民也很重要，这便是驱邪不忘扶正了。对待外敌应知己知彼，采取相应措施，不应白白让少数兵去送死，也不能太劳师，不能失去议和的机会，也不能姑息养奸，医理和用药尺度应该也是这样。
战事太大，就像人患病时正邪相争而发热。而免疫亢进像不像久经战事后士兵纪律散漫而去扰民？如何让士兵解甲归田安于生产，我们可以去考虑一下，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另外，看到商鞅用帝、王、霸三套来说秦王，最后以“霸道”被任用，虽使秦强大而民怨身死。现在的人是否也更接受那种直截了当立竿见影的“霸道”的治病方法呢？商鞅本人身怀“帝道”“王道”，秦王不用，最后有那样的结果也是无可奈何。管仲也用“霸道”，齐国强大了，自己也不错，也许他们的“霸道”还是不完全一样，或者是国情不同吧。治国身在其中，治人身在其外，大概治国确实比治人要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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