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等待了两年的信5
1970年，正是所谓“一打三反”运动的时候。这个缩略语中的“一打”是指“打击反革命”，在中共中央文件指导下，在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各地抓捕了大量的“反革命”；新的逮捕人和审判人的方式也在那时被确立；判处死刑的审批权被下放到各省“革命委员会”，最高法院不再存在。文革后的一个“内部文件”说，1970年2月到11月共十个月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份子”一百八十四万多名，逮捕了二十八万四千八百多名，杀了数以千计的人。至于确定“反革命”的“依据”，在笔者找到的当时的权力当局发出的关于被判死刑者的材料中，可以明显看出，当时被判死刑和重刑的人，最主要的罪状就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叛国投敌”这两项。 在文革中因受迫害偷越国境成功者，现在我们知道的只有音乐家马思聪，文革前的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和所有的学校负责人以及大批教员一样，马思聪在1966年夏天遭到残酷“斗争”，被戴高帽子，挂黑牌，在校园“劳改队”中“劳改”，被抄家、殴打、关押。他在1967年1月16日偷渡香港成功，后来又被接到美国，他在美国得到政治庇护，居住在费城，1987年在费城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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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思聪逃离中国之后，文革当局立即在全国进行大规模的追查行动。当局把严厉追查此事的信息传达到每一个单位的工作人员，这不仅是为了广泛动员追究那些同情、帮助过马思聪的人，从此断绝各种可能的外逃管道，也为了制造心理压力，断绝其它人萌生此心。
据上海作家叶永烈所写的《马思聪传》(笔者手头有台北版本，晓园出版社，1989)说︰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1971年7月访问中国后，在美国的记者招待会上，基辛格说他会见周恩来总理的时候，周恩来曾经向他询问当时居住在费城的马思聪的情况。周恩来说︰“我生平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一就是马思聪五十多岁离乡背井到国外去。我很难过。”
周恩来的这段话，也被叶永烈放在这本书的扉页上。周恩来的这段话，是对美国人说的，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公布过。他对中国人讲话，跟他对美国人讲话，采用不同的口气和方式，是常有的事情，这其实不足以表明周恩来在中国实行的政策。现在叶永烈引用这段话并且放在扉页上，是为了强调周恩来和马思聪的关系以及周恩来对马思聪的“关怀爱护”。叶永烈也在书中紧接着写道︰“马思聪曾经说过︰‘我毕生最为敬重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周恩来总理。’”(页11)叶永烈为周恩来的这段话感动，并且也要读者作如是想。如果只了解马思聪一个人的逃亡故事，也许读者会相信叶永烈的话。但是，稍微贴近一点文革现实，了解一下别的试图逃离中国的人受到的惩罚，比如，这里记述的韩国远的死刑和娄瘦萍娄玉方父女被判重刑的历史，就会恍然大悟周恩来这段话是多么虚伪，多么不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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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思聪逃到美国，已经是中国权力当局无法干预的地方，所以在外交场合，周说一些似乎有人情味道的话来评论，而且也绝不会让普通中国人听到。实际发生的事情是，对于那些逃亡未能成功的人，他们被抓住，遭到的处罚是死刑、被枪毙，最轻的也是十年以上的重刑。全国各省都是这样的判决，可见是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实行的。如果周恩来真为马思聪五十多岁出走异国感到“遗憾”，对那些被枪毙的人们他要说什么呢？文革迫害死了那么多人，他遗憾的事情怎么能只有两件呢？我们知道，就在周恩来说这番对马思聪出走感到“遗憾”的话的时候，曾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待过逃亡的马思聪的几个人，都还被关在监狱里，娄瘦萍父女这样的人，也还在劳改营中服刑。在马思聪出逃20年之后，这样的话被作为周恩来的“美德”来宣扬，对不明历史真相的读者，是一种误导。
1970年9月27日娄瘦萍被判刑的时候，在长沙开了全市性万人“公审大会”。这种“公审大会”也是文革中大量采用的最具文革特色的东西之一。这种“公审”没有证据提供。没有辩护，也不说出根据那一项法律条款定刑，在几千几万人面前进行，最主要的功用之一是恐吓民众，杀一儆百；“公审大会”之后，还把被判的押在卡车上到城里各处“游街”，威吓更多的人。娄瘦萍被押在卡车上，胸前挂着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的是“现行反革命份子”。他的家人不被准许参加那天的“公审大会”，他们打听到了“游街”路线，等候在长沙黄兴路的新华书店门口，当“游街”的卡车在公审大会后开过那里的时候，他们看到了娄瘦萍。这是他的家人最后一次看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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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思聪逃离中国之后，文革当局立即在全国进行大规模的追查行动。当局把严厉追查此事的信息传达到每一个单位的工作人员，这不仅是为了广泛动员追究那些同情、帮助过马思聪的人，从此断绝各种可能的外逃管道，也为了制造心理压力，断绝其它人萌生此心。
据上海作家叶永烈所写的《马思聪传》(笔者手头有台北版本，晓园出版社，1989)说︰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1971年7月访问中国后，在美国的记者招待会上，基辛格说他会见周恩来总理的时候，周恩来曾经向他询问当时居住在费城的马思聪的情况。周恩来说︰“我生平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一就是马思聪五十多岁离乡背井到国外去。我很难过。”
周恩来的这段话，也被叶永烈放在这本书的扉页上。周恩来的这段话，是对美国人说的，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公布过。他对中国人讲话，跟他对美国人讲话，采用不同的口气和方式，是常有的事情，这其实不足以表明周恩来在中国实行的政策。现在叶永烈引用这段话并且放在扉页上，是为了强调周恩来和马思聪的关系以及周恩来对马思聪的“关怀爱护”。叶永烈也在书中紧接着写道︰“马思聪曾经说过︰‘我毕生最为敬重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周恩来总理。’”(页11)叶永烈为周恩来的这段话感动，并且也要读者作如是想。如果只了解马思聪一个人的逃亡故事，也许读者会相信叶永烈的话。但是，稍微贴近一点文革现实，了解一下别的试图逃离中国的人受到的惩罚，比如，这里记述的韩国远的死刑和娄瘦萍娄玉方父女被判重刑的历史，就会恍然大悟周恩来这段话是多么虚伪，多么不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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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思聪逃到美国，已经是中国权力当局无法干预的地方，所以在外交场合，周说一些似乎有人情味道的话来评论，而且也绝不会让普通中国人听到。实际发生的事情是，对于那些逃亡未能成功的人，他们被抓住，遭到的处罚是死刑、被枪毙，最轻的也是十年以上的重刑。全国各省都是这样的判决，可见是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实行的。如果周恩来真为马思聪五十多岁出走异国感到“遗憾”，对那些被枪毙的人们他要说什么呢？文革迫害死了那么多人，他遗憾的事情怎么能只有两件呢？我们知道，就在周恩来说这番对马思聪出走感到“遗憾”的话的时候，曾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待过逃亡的马思聪的几个人，都还被关在监狱里，娄瘦萍父女这样的人，也还在劳改营中服刑。在马思聪出逃20年之后，这样的话被作为周恩来的“美德”来宣扬，对不明历史真相的读者，是一种误导。
1970年9月27日娄瘦萍被判刑的时候，在长沙开了全市性万人“公审大会”。这种“公审大会”也是文革中大量采用的最具文革特色的东西之一。这种“公审”没有证据提供。没有辩护，也不说出根据那一项法律条款定刑，在几千几万人面前进行，最主要的功用之一是恐吓民众，杀一儆百；“公审大会”之后，还把被判的押在卡车上到城里各处“游街”，威吓更多的人。娄瘦萍被押在卡车上，胸前挂着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的是“现行反革命份子”。他的家人不被准许参加那天的“公审大会”，他们打听到了“游街”路线，等候在长沙黄兴路的新华书店门口，当“游街”的卡车在公审大会后开过那里的时候，他们看到了娄瘦萍。这是他的家人最后一次看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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