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失灵将医药行业引入囚徒困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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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8月21日
盈利性的私营医院更坏
“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的信奉者们以“改革”的卫道士自居，一再散布完全颠倒黑白的谎言。他们硬说，老百姓看病贵的根源不是医疗市场化，而是医疗国有化，是医院的国有国营造成了看病难、看病贵。要降低医疗费用，就必须将医院私有化，医疗私有化就可以解决看病贵的问题。
这更是一个完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谎言。根据我们上边所作的理论分析，这种说法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前边的分析说明，医疗服务的供给者对其需求者几乎有着绝对的信息优势，如果医院可以靠销售药品和检查服务而增加的货币收入大幅度地增加本院决策者的收入，如果医疗服务的供给者有将求诊者的货币支出最大化的动力，医院就必定会对求诊者搞“诱导性消费”，提供“过度医疗服务”，造成医疗费用过高。这也就是说，看病贵的根源在于医院和医生为牟取货币销售收入而误导消费者。
而中国今日的私营医院几乎全都是盈利性的，以牟取最大化的货币利润为经营目标。这样仅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医院当然会有最强的动力来使求诊者的货币支出最大化。如果说这种私营医院对公营医院有什么优势的话，那只能是它有更强的冲动来搞“诱导性消费”、提供“过度医疗服务”，使医疗费用更高，看病更贵。
这个理论上极其确定的结论有非常强有力的经验事实支持。2004年和2005年分别受到媒体集中揭露的北京新兴医院和上海长江医院，典型地表现出盈利性的私营医院如何误导消费者甚至对消费者实行诈骗以谋取暴利。
早在2004年下半年，北京的多家报纸就纷纷揭露，所谓“民营” 实即私营的北京新兴医院打着“专治不孕不育”的旗号在无耻地骗取求诊者的钱财。
新华网/了望东方周刊刊出的记者郭高中的文章《破解北京新兴医院“神话”》中指出，北京新兴医院的挂号费、检查费、药费高昂，但是对许多国际上公认的不可治疗的不孕不育病症，该院都收治不误，一下就开出一两万元的口服药，结果是没有什么疗效。该文指名道姓地列举了一些患者，如一位在其它医院已被确诊为“无精”的男性患者，咨询新兴医院时得到“能治”的回答，该患者花出8千多元钱买药，却没有任何疗效；另一位城市职工患者在新兴医院花了相当于其全家一年收入的买药钱，也没治好不育症，等等。
该文援引其它医院泌尿科大夫的话说，北京新兴医院的秘诀在于：让患者吃药，3个月不好就吃6个月，吃得越多，医院挣的就越多，直到患者吃不起为止。这时候，该院就可以“患者自己放弃治疗”为由来推卸没治好病的责任。
这一段话真是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医生”们利用信息优势骗取求诊者钱财的“最高明的”手法。
臭名昭著的上海长江医院的所作所为则更是骇人听闻。2005年11月30日的“中国消费网”报道，该年6月4日，叶浩魁及其妻子叶雨林分别被“专治不孕不育”的上海长江医院诊断为“男性不育”和“原发性不育”，在该院“看病”的短短5天内就流水般地花出了3.7万元。而后来7月20日崇明县庙镇人民医院的检查表明，叶雨林大约在5月17日前后已经怀孕。象这样由上海长江医院把已经怀孕者“确诊”为患了“不孕不育”症的有真实名姓的事例，光在那几天的报纸上就揭发了好几起。其它的公然欺诈求诊者的事实更是不胜枚举。《市场报》2006年1月25日第一版登载的读者来信就说，在长江医院“检查一下，一天就用了4千元，病历也不给”。而该院医生的平均月工资为2万元--这显然是医院管理者给积极蒙骗求诊者的医生们的回报。
“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的信奉者们以“改革”的卫道士自居，一再散布完全颠倒黑白的谎言。他们硬说，老百姓看病贵的根源不是医疗市场化，而是医疗国有化，是医院的国有国营造成了看病难、看病贵。要降低医疗费用，就必须将医院私有化，医疗私有化就可以解决看病贵的问题。
这更是一个完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谎言。根据我们上边所作的理论分析，这种说法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前边的分析说明，医疗服务的供给者对其需求者几乎有着绝对的信息优势，如果医院可以靠销售药品和检查服务而增加的货币收入大幅度地增加本院决策者的收入，如果医疗服务的供给者有将求诊者的货币支出最大化的动力，医院就必定会对求诊者搞“诱导性消费”，提供“过度医疗服务”，造成医疗费用过高。这也就是说，看病贵的根源在于医院和医生为牟取货币销售收入而误导消费者。
而中国今日的私营医院几乎全都是盈利性的，以牟取最大化的货币利润为经营目标。这样仅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医院当然会有最强的动力来使求诊者的货币支出最大化。如果说这种私营医院对公营医院有什么优势的话，那只能是它有更强的冲动来搞“诱导性消费”、提供“过度医疗服务”，使医疗费用更高，看病更贵。
这个理论上极其确定的结论有非常强有力的经验事实支持。2004年和2005年分别受到媒体集中揭露的北京新兴医院和上海长江医院，典型地表现出盈利性的私营医院如何误导消费者甚至对消费者实行诈骗以谋取暴利。
早在2004年下半年，北京的多家报纸就纷纷揭露，所谓“民营” 实即私营的北京新兴医院打着“专治不孕不育”的旗号在无耻地骗取求诊者的钱财。
新华网/了望东方周刊刊出的记者郭高中的文章《破解北京新兴医院“神话”》中指出，北京新兴医院的挂号费、检查费、药费高昂，但是对许多国际上公认的不可治疗的不孕不育病症，该院都收治不误，一下就开出一两万元的口服药，结果是没有什么疗效。该文指名道姓地列举了一些患者，如一位在其它医院已被确诊为“无精”的男性患者，咨询新兴医院时得到“能治”的回答，该患者花出8千多元钱买药，却没有任何疗效；另一位城市职工患者在新兴医院花了相当于其全家一年收入的买药钱，也没治好不育症，等等。
该文援引其它医院泌尿科大夫的话说，北京新兴医院的秘诀在于：让患者吃药，3个月不好就吃6个月，吃得越多，医院挣的就越多，直到患者吃不起为止。这时候，该院就可以“患者自己放弃治疗”为由来推卸没治好病的责任。
这一段话真是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医生”们利用信息优势骗取求诊者钱财的“最高明的”手法。
臭名昭著的上海长江医院的所作所为则更是骇人听闻。2005年11月30日的“中国消费网”报道，该年6月4日，叶浩魁及其妻子叶雨林分别被“专治不孕不育”的上海长江医院诊断为“男性不育”和“原发性不育”，在该院“看病”的短短5天内就流水般地花出了3.7万元。而后来7月20日崇明县庙镇人民医院的检查表明，叶雨林大约在5月17日前后已经怀孕。象这样由上海长江医院把已经怀孕者“确诊”为患了“不孕不育”症的有真实名姓的事例，光在那几天的报纸上就揭发了好几起。其它的公然欺诈求诊者的事实更是不胜枚举。《市场报》2006年1月25日第一版登载的读者来信就说，在长江医院“检查一下，一天就用了4千元，病历也不给”。而该院医生的平均月工资为2万元--这显然是医院管理者给积极蒙骗求诊者的医生们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