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爱宋朝：重新发现造

    极之世

    贾冬婷 杨璐 著

    中信出版集团

    更多免费电子书目录

    文丛总序 倡导生活与知识生产

    回思宋朝热

    我们为什么爱宋朝

    追寻宋朝：士与器的黄金时代

    《东京梦华录》：宋代生活的时空门

    风雅世界里的世俗之乐

    雅集：理想化归宿

    书院：宋人理学传播器

    宋词：浅斟低唱中的都市创作

    宋画：神游山水林泉间

    宋茶：不枉人间住百年

    宋茶东渡与荣西禅师《吃茶养生记》

    宋酒：从《水浒传》里的酒文化谈起

    宋香：水沉春透露华鲜

    灵台湛空明：从《药方帖》谈黄庭坚的异香世界

    匣琴流水：琴有士子文人像

    文人盛世的落幕

    《清明上河图》：繁华背后的忧思

    宋徽宗：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金瓯缺：两宋王朝的真实与想象尾声 访宋陵

    编后记

    版权页

    更多免费电子书文丛总序 倡导生活与知识生产

    《三联生活周刊》创刊之际，为自己确立的定位很有想象力：一本

    杂志和它倡导的生活。

    10年之后，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这本杂志做了一项挺有勇气

    的决定：用五期杂志的封面故事，做一个超大型的抗战历史报道，纪念

    中国人民的奋斗与胜利。

    媒体对历史进行报道，并不稀奇，甚至新闻本身也经常自我标榜

    ——“历史的草稿”。只是，当时杂志已经运行10年，各项报道手段日臻

    成熟，这个时候，周刊独特的新闻方法论对历史的发现与叙述是否有所

    贡献，以资证明自己存在之价值，才是挑战。

    新闻是历史的草稿，当然不错；只是，这部草稿的构成，是无数需

    要重新整理的碎片(新闻)。既如此，我们的历史报道，在尘埃落定、草稿成型，历史事实被无数学者再三甄别，意义与价值日益分明，共识

    逐渐形成之际，可否反转回来，仍然将宏大历史“碎片化”呢？——碎片

    化本身，是一种传播技术与手段。用这种手段让概念的历史“新闻化”，并借此重新回到陌生的历史现场。如此，宏大的命题在事实与细节背

    后，也在传播的快车道上，是双赢。

    主意既定，每期抗战主题封面之下，我们以一个“七天单元”承载对

    当期主旨之“事件报道”，其间“每天”单独成篇，每篇单独立意。有结构

    的七个“碎片”——历史现场的“事件新闻”，构成了战争不同时期的意义

    与价值，也构成了历史的连续性。

    其实，如果你有意将新闻或报道当作一项技术来研究，它也是常常会让人着迷的。

    2005年，对《三联生活周刊》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节点。创办10

    年之后，它开始腾飞。杂志的销售量，当年翻番，并由此走上长时段的

    增长之路。

    为什么是这一年？很显然，我们被广泛关注的超大型的抗战历史报

    道，是重要原因。那么，支撑杂志起飞的历史报道，其成功的内在机理

    又是什么？我们的新闻方法论，最终自证了什么？三年后，清华大学邀

    请我去做演讲，分享《三联生活周刊》的新闻生产，到了这会儿，我找

    到了我们历史报道成功的原因。我们生产的不是新闻，而是知识。在这

    个急速变化的伟大时代，与时俱进的知识，是稀缺商品。

    所谓知识，简单说来，无非在对抗人类遗忘的过程中，比新闻存活

    的时间更长而已。也许，很偶然，有些知识，还能存活得更长，成为常

    识。

    在21年的时间里，《三联生活周刊》秉持着自己的使命：生产知

    识。这本杂志和它倡导生活，我们有自己的方法论。

    当然，生产知识，对杂志来说，是理想与使命，它是否达成，有待

    更长时间与更多读者的检验。如何检验？这份杂志自身存续多长，以及

    它与读者、时代与国家形成什么样的互动关系，是一种检验；把杂志有

    价值的内容编辑成一本本书——最基本的知识的载体，则提供了另一种

    检验的可能。

    现在，这些书，一本一本编辑出来了，它是否生产了知识，是否有

    可能更长久存续，且看时间的选择了。

    李鸿谷

    2016.7.31

    更多免费电子书回思宋朝热

    我们为什么爱宋朝[1]

    你最想穿越到哪个朝代？——在这个关于理想世界的乐此不疲的追

    问下，出现最多的答案是宋朝。原因很简单，宋朝并重理想与现实，兼

    备大俗与大雅，是最适合生活的朝代。

    当时之盛

    最直观的宋朝生活图景当然是《清明上河图》。它堪称北宋社会

    的“百科全图”，街道交错纵横，民居鳞次栉比，商铺百肆杂陈，商旅云

    集，车水马龙，徐徐展开了一幅12世纪初北宋都城汴京清明时节繁盛的

    市井风俗画。“庶几开卷得睹当时之盛”，正是孟元老写作可与画卷图文对照的《东京梦华录》的原因。

    这幅画2016年秋天在北京故宫《石渠宝笈》特展上的展出曾引发了

    史无前例的观看热潮，连策展方都没想到，每天会有那么多人不惜排队

    6个小时，大多数人都是直奔《清明上河图》而去，今人对宋朝的好奇

    和追慕可见一斑。

    与此相对照的一幅场景，是《西园雅集图》。如果说《清明上河

    图》集中反映了宋朝生活“俗”的一面，西园雅集则是“雅”的象征。在北

    宋被传为佳话的“西园雅集”，是当年众多文人雅士的宴游场景，包括苏

    轼、黄庭坚、米芾、李公麟、蔡襄、秦观等聚集在驸马都尉王诜府中，或吟诗赋词，或抚琴唱和，或打坐问禅，形成了以苏轼为中心的文人

    圈。

    身在其中的北宋画家李公麟以写实的手法将雅集描绘下来，米芾作

    序，“水石潺湲，风竹相吞，炉烟方袅，草木自馨。人间清旷之乐，不

    过如此”。“西园雅集”是古代绘画史中的一个经典母题，后代画家多有

    摹本或仿作，也是宋人精神的一种延续。

    更多免费电子书千里江山图(局部)

    近代的拂晓

    谈起宋朝，人们常有一种爱恨交加的感觉。最典型的，是教科书上

    常说宋代是个“积贫积弱”的时期。宋史大家邓广铭先生之女邓小南评价

    道：“这种认识框架基本是近代以来形成的，包含着当代人的民族情感

    和反观历史的体悟；对‘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憧憬，往往与对汉唐盛

    世的怀恋联系在一起。”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一大批海外汉学家以相对超然的心态去看宋

    朝，甚至形成了完全两极的评价。比如，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主张，北

    宋与南宋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宋代包括了许多近代城市文明的

    特征，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视其为“近代早期”。

    汉学家们普遍认为，尽管从军事威力和势力范围来衡量，宋朝是个

    虚弱的朝代，但就经济和社会繁荣程度而言，宋朝确是中国历史上最具

    人文精神、最有教养、最有思想的朝代之一。

    有意思的是，如果把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对折一下，宋朝正好

    处在中间点上。很多史学家相信，在这个对折点的唐宋之交发生了一

    场“唐宋变革”，中国历史从“中世纪的黄昏”转入“近代的拂晓”。

    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在19世纪末最早提出这一观点，“唐代是中世

    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

    美国孟菲斯大学教授孙隆基进一步阐释：“在我们探讨宋朝是否是

    世界‘近代化’的早春时，仍得用西方‘近代化’的标准，例如，市场经济

    和货币经济的发达、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与文

    化的世俗化、民族国家的成形，以及国际化等。这一组因素，宋代的中

    更多免费电子书国似乎全部齐备，并且比西方提早500年。”

    理想王朝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提出，“唐文化是‘古典文化的巅

    峰’，而宋文化则是‘近代文化的滥觞’”。这两者间的区别，用一种较为

    简单的方式来概括，就是从唐到宋，是“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

    势。

    从唐到宋都市景观的明显变化，最鲜明地反映了这一趋势。唐代长

    安城坊格局井然，“坊”是居住区，四周有围墙，有两门或四门供人进

    出。一般人不准凿墙开设私门，也不准朝着大街开设店铺；“市”是交易

    区，日中击鼓二百下开市，日落前击钲三百下散市。宋代都城开封和临

    安则废除了坊市分割，允许面向大街开店，与民居混杂毗邻。城市居

    民“坊郭户”第一次被列入国家法定的户籍管理分类。965年，宋太祖把

    宵禁开始时间推迟到凌晨一点，之后完全取消，出现了通宵达旦的夜

    市。

    两宋时期，文学重心逐渐下移，市民文化勃兴。文学体裁从诗文扩

    大到词、曲、小说，与市井有了更为密切的关系；创作主体从士族文人

    扩大到庶族文人，进而扩大到市井文人；文学的接受者扩大到市民以及

    更广泛的社会大众。

    随着都市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兴起，世俗文化大放异彩，在道路

    通衢、瓦子勾栏，有说书的、杂耍的、讲史的，也有街头的饮茶活动。

    英国历史学家伊懋可甚至评价：“这个时候的中国是世界上城市化水平

    最高的社会。”

    “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趋势更深刻的背景，是一个新的阶层

    ——士大夫阶层的出现。两宋时期，偃武修文，于是，一个更加庞大的文官体系出现了。通过科举制度，一大批出身更多元化的士大夫阶层，逐步占据了贵族留下来的真空。两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使得“寒俊”崛

    起。

    范仲淹，年轻的时候在山寺里面读书，带去的米不够煮饭，只能熬

    粥，这个粥凝结以后要切成几块，分几顿来吃。欧阳修，家里没钱买纸

    笔，他母亲教他写字，是拿着芦苇秆在沙地上画的。然而，这些人后来

    不仅是一流的学者，也是出色的政治家。据统计，北宋时，科举出身的

    官员占了官员总数的40%，而在唐代这一比例只有15%。处在国家和民

    众之间的士人阶层，也是文明扩张中的重要一环。

    在朝为官的人毕竟是少数，更多受儒家学说熏陶的士人渗透到民

    间，通过家规、家礼、族规、乡约之类的规定，通过祭祀仪式中的说

    唱，甚至是曲子唱词，将知识、思想与信仰迅速传播，从上层到下层，从中心到边缘。这些在乡不仕的士人也是文化的旗手，其“游于艺”的修

    养和美学趣味，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整体的精神追求中得到提

    升，风雅遂成宋代的一时之风。

    可以说，相较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朝代，宋朝是最接近儒家治世理

    想的王朝。在佛教和道教的冲击下，宋代的儒学思想家们开始重新认识

    和理解古典思想，挖掘出了儒家思想中蕴含的人文主义和理性精神，而

    且在这一过程中融入了佛教和道教的教义，使儒学理论更加平易近人，也因此真正深入到日常事务和私人生活。到了13世纪，儒学不仅是有教

    养的上层阶级的行为准则，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国家正统的意识

    形态，[2]

    进而重塑了整个社会，形成“传统中国”的典范。

    诚然，在元朝统一了中国以后，宋所代表的“近代化早春”就中断

    了，历史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回潮。不过，从近代“人心”“政俗”来看，无

    论是政治理念、思想文化方面的创新还是因循，宋代带来的影响都深深

    地渗透在中国社会的肌体之中。

    更多免费电子书特别是儒家的复兴，德国宋史史学家迪特·库恩指出，许多脱胎于

    宋代儒家思想的社会准则和价值观念，在之后的漫长岁月中，加速促进

    了中国社会的变革。而其中不少具有民族典型性的文化特征，时至今

    日，依然熠熠生辉。

    极简美学

    今天的人们为什么爱宋朝？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华夏民族之文

    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穿越到宋朝”的路径，或者说，今天与宋朝的连接点，是一种“生

    活美学”。

    一方面，是当今的生活和艺术正发生“审美的泛化”“生活艺术化”，与此同时，“艺术生活化”，艺术与生活界限日渐模糊。追本溯源，中国

    本土的思想传统里面，艺术与生活、创造与欣赏从来都是内在融通的，一定意义上，中国古典美学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美学”。

    另一方面，则是“审美的升级”，部分由日本美学传递而来的大朴若

    拙的“侘寂之美”[3]

    “匠人精神”，都能在宋代器物中找到源头，而宋的极

    简风格，又能和当代艺术精神相契合。

    所以，当我们向自身文化寻找，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的高

    峰，还是艺术与生活通融的生活美学源头，都当推宋朝。特别是宋代士

    人的修养和美学趣味，通过儒家思想的一脉相承，一直为后世所追慕。

    如扬之水所说：

    两宋是培养“士”气的时代，此前形象与概念尚有些模糊的“文

    人”“士大夫”，由此开始变得清晰起来。政治生活之外，属于士人的

    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也因此愈益丰富和具体。抚琴、调香、赏花、观画、弈棋、烹茶、听风、饮酒、观瀑、采菊、诗歌和绘画，携手

    传播着宋人躬身实践和付诸想象的种种生活情趣。

    [1]本文作者贾冬婷。

    [2] 作者认为，在此之前，如汉朝，儒学只是上层阶级的行为准则之一。到了宋朝，儒学才

    在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社会等层面形成全面的国家意识形态。

    [3] 侘寂，在日本美学中，一般指朴素安静之事物。这个概念源自小乘佛法三法印，即诸行

    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日本战国时期，著名茶人千利休创造侘び茶，将茶之美与精神修

    炼之道融合，达到“外表粗糙，内在完美”的境界。侘寂，强调描绘的就是残缺不满之美，朴素

    寂静之意，谦逊自然之道 。

    更多免费电子书追寻宋朝：士与器的黄金时代[1]

    今天，人们对宋朝器物的追慕，固然有物以稀为贵的心态，更多的

    却是对那个士的黄金时代所呈现的精神世界的向往。如扬之水所说，花、香、画、茶、瓷器，虽然都不是宋人的创造，却是由宋人赋予了雅的品质。换句话说，是宋人从这些本来属于日常生

    活的细节中提炼出高雅的情趣，并且因此为后世奠定了风雅的基调。

    四般闲事：香、茶、画、花

    更多免费电子书2016年初，一场名为“闲适与雅器”的展览在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

    举办，展品来自香港“泰华古轩”主人麦浦泰收藏的280件器物，上起唐

    代，下迄明代，尤以宋代为大宗，品类以瓷器为主，包括茶器、酒器、花器、香器、文具。持续的观展热情让策展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教授秦大树也始料未及，今天的人们对宋朝器物与生活的向往可见一

    斑。

    麦浦泰收藏宋代瓷器，是从喝茶开始的。因为喜欢喝茶，他将收藏

    的目标锁定在茶器，集中于宋代也自然而然。“宋代瓷器的造型简洁、流畅，没什么装饰，也不强调色彩，一般都是单色釉，沉静、简淡。在

    我看来，正象征了传统士大夫的精神操守，跟当代艺术所强调的简约也

    不谋而合。”(《文会图》)

    从茶器而深入，他发现宋人的生活态度也特别迷人，虽然生活时有

    动荡，但他们的内心始终有所追求，注重个人的生活品质和修养，体现

    在瓷器上也就生发出许多的趣味和灵气。比如一件河南当阳峪绞胎八方

    菱口钵，钵的口沿并不是严整的圆形，而是微微有些变形，品相似乎不

    够完美，但从中可以看到随意和自由，这才是那个时代闲适精神的真实

    体现。

    关于宋代瓷器的时代精神，英国艺术史家迈克尔·苏利文曾论

    述：“我们今天推崇备至的宋代艺术是由社会和知识精英阶层生产和制

    造，也是为他们服务的。这些知识精英可能比中国历史上任何其他时代

    的知识分子都更有修养，为他们所制造的陶瓷也反映了他们的品位。……六朝时期曾经出现的感性和想象的空间在唐代乐观主义的主导情绪

    下曾经一度丧失，到宋代重新得到发现。”

    最能代表宋人文化趣味的，莫过于“四般闲事”。耐得翁曾在《都城

    纪胜》里记录：“凡四司六局人只应惯熟，便省宾主一半力，故常谚

    曰：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许戾家。”秦大树侃侃而

    谈：闲，似是谈论时间的宽裕，实则强调心境的优裕。品茶烧香，均早已有之，但宋人所做的四般闲事，强调的是细细地做来，富有仪式性，从原料备制的过程到呈供时刻的仪节，从器具到场合，细枝末节，无不

    讲究。

    “四般雅好，既各有讲究与仪规，又紧密相连，祭祀有茶酒并进的

    仪式，生活中的品茗则无香不幽，无花不雅。素手焚香，青烟袅袅缭绕

    之际，细品香茗，而观古今妙手之丹青，四季更迭之花卉，自有一番清

    雅之气。宋时诗文之中多香、茶、花、画之记，宋代文人画中也常见诸

    般闲事的影子。苏轼云：‘焚香引幽步，酌茗开静筵。’借香、茶而寻

    得‘禅意’。而品茗、焚香之事又与时人的琴棋书画等活动相通，与笔墨

    纸砚等文具相配。正如北宋韩驹《六月二十一日子文待制见访热甚追记

    馆中纳凉故事漫成一首》一诗所云：‘阴阴桧色连宫草，寂寂棋声度苑

    墙。细乳分茶纹簟冷，明珠擘芡小荷香。’陆游《入梅》诗则记：‘墨试

    小螺看斗砚，茶分细乳玩毫杯。’诗画之中的诸般闲事，托情寄意，更

    见性灵气度。”

    作为“四般闲事”载体的一件件器具玩物，自然也得幽意风韵，成为

    宋人“闲事”意境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茶酒花香之器在宋代各有专用，出现了许多特定的器形，各种雅事所用器具随时间的推移，茶酒饮用方

    式的变化，造型、纹饰和器物组合上都有变化。

    更多免费电子书北宋 耀州窑青釉人物诵经形茶壶 泰华古轩藏

    更多免费电子书五代—北宋 耀州窑青瓷刻花牡丹纹执壶 泰华古轩藏

    北宋 定窑白釉带碗执壶一套和刻花台盏一对

    煎茶与点茶，是两宋时期的饮茶方式。煎茶是将细研作末的茶投入

    滚水中煎煮，为陆羽在《茶经》中所倡。对宋人来说，煎茶是古风。有

    诗云：“岩边启茶钥，溪畔涤茶器。小灶松火燃，深铛雪花沸。瓯中尽

    余绿，物外有深意。”煎茶的标志性用具是风炉、铫子。晚唐五代时

    期，多有成组的煎茶具出土，与《茶经》所记大体相合，宋代时就少见

    了，但在承袭唐制较多的辽代墓葬壁画中，煎茶场景还时有发现；定

    窑、耀州窑北宋时期的作品还有一些铫子、茶铛、茶碾的实例，南宋时

    期在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闽南地区亦有相关器物出土，但只是区域性

    的饮茶方法了。

    点茶法兴起于晚唐，是两宋时代最为流行的饮茶方式。做法是先取

    茶末在茶盏中调膏，然后用滚水冲点。与煎茶多用于二三知己的小聚与

    清谈不同，点茶多用于宴会，包括家宴，也包括多人的雅集。由点茶而

    引发的斗茶，是两宋茶事中的盛事，而斗茶所斗者，正是点茶注汤击拂

    更多免费电子书时在盏面产生的白沫，赋予美称“乳花”或“浮乳”。

    扬之水认为，作为时尚的点茶，高潮在于“点”，当然要诸美并具

    ——茶品、水品、茶器、技巧，点的“结果”才可以有风气所推重的精

    好，而目光所聚，是点的一刻。据记载，宋徽宗赐茶，曾亲自注汤击

    拂，使“浮花盈面”，足见这位艺术家皇帝对点茶法的爱好和提倡。

    因此，点茶之具与煎茶具的不同，一方面表现在煮水之具的不同，点茶用汤瓶，而不用铫子；汤瓶煎水，一般也不取风炉，而多用燎炉；

    再有就是“击拂”所用的茶筅或茶匙，是煎茶所没有的器具。另一方面，由点茶而生的茶器还有利于“注汤”的长流瓷注壶，宋徽宗《大观茶论》

    对注壶有特别的记载：“注汤害利，独瓶之口嘴而已。嘴之口欲大而宛

    直，则注汤力紧而不散；嘴之末欲圆小而峻削，则用汤有节而不滴沥。

    盖汤力紧则发速有节，不滴沥，则茶面不破。”这种身形修长的注壶与

    托盏，成为宋代最具代表性的茶具。值得一提的是，点茶当中还特别注

    意饮茶用碗盏的品质，黑釉盏有利于“浮乳”的保持和留痕，白釉和青白

    釉的盏则利于观察茶色。

    茶具之外，就是酒具。宋元酒具既见证了可为市井酒肆清沽酣饮的

    恣意闲情，也成就了文人士林对月和风的书斋雅趣。按日用小百科《碎

    金》一书所记，其时酒具品目繁多，计有樽、榼、劝盏、劝盘、台盏、散盏、注子、偏提、盂、杓、酒经、酒罂、马盂、屈卮之属，其中尤以

    梅瓶、玉壶春瓶、注子、各类盘盏、马盂最为典型，其代表的成套瓶盏

    的精巧酒具组合，正与《草木子》所记筵席排桌之规一致，所谓“置壶

    瓶、台盏、马盂于别桌，于两楹之间”。

    这些酒具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储酒具，包括各类大罐、经瓶、梅瓶

    等；分酒器，包括两小类，樽与勺，以及注壶或玉壶春瓶；饮酒器，包

    括《碎金》所说的劝盏、劝盘、台盏、散盏，以及马盂、屈卮之属。瓶

    壶盘盏既是清沽小酌的日用品，也在礼制仪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侍

    分持玉壶春瓶与劝盏并盘，倾酒满盏，跪而献进，是《事林广记》中元代“把官员盏”条所记常行之礼；而酒具与茶具的组合，则是宋元祭祀场

    合奉茶进酒仪制的缩影，代表了宋元时期墓葬装饰或随葬品十分流行的

    一种搭配模式——茶酒之祭。

    接下来就是花具，瓶花之制的生发，可上溯至魏晋时期的佛事供

    奉。至宋代，无论是花瓶样态的丰富，使用人群的广泛，还是社会功能

    的多样，都前所未有。秦大树说，瓷瓶多由晋唐宗教、日用壶罂袭用而

    来，有高矮两式梅瓶、胆瓶与长颈花瓶样式，代表了当时怡心适用、品

    味日常的精致生活中的美学，是北宋时期花瓶的主要瓶式。而铜瓶与瓷

    器中仿古代铜、玉器具式样的瓶，以及部分其他材质的花瓶，多追仿三

    代、秦汉尊彝古器，可视为宋以来礼制循古与文化复兴的另一支流，在

    南宋时期盛行。

    使用的通常情况是，花香之事并提、瓶炉之具共存，并沿着上述两

    条文化轨迹并行发展，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组合形态：花瓶成对，是为神

    祇、祖先尊像前的香供祭奉，一炉二瓶的“三供”即属此类，明代以后又

    发展成“五供”；花瓶独陈，多跻身文人书斋蹴香插花的清玩雅趣，既与

    香炉、香盒、匙瓶构成“炉瓶三事”的陈设组合，更与砚滴、笔山、画轴

    等文玩用品伴出，共同营造出充满了文士之风的装饰空间。

    最后是香文化，始于春秋战国的贵族熏香，汉魏隋唐发展为焚香，到了宋代，则为品香。品香是文人和士绅们清雅闲适生活的重要环节，与品茶、插花相映成趣，香炉的式样也更加丰富，数量众多，几乎所有

    的窑场都有生产，且都是各窑精致的产品，足见北宋时期香事之盛。

    更多免费电子书北宋—金 磁州窑白釉剔花缠枝牡丹纹长颈瓶 泰华古轩藏

    秦大树指出，大型香炉在北宋以前多为金属器，小香炉与书室布置

    相关，一炉沉香成为书桌上必备之具。这类小香炉造型丰富，北宋时流

    行高足杯式的炉形与筒形炉，金代、南宋时大量出现三足鼎、鬲式炉。

    这种用于品鉴沉香的小炉在精研制作香材之外，派生出成套的香具，包

    括香炉、带有香箸和香铲的箸瓶及数量不等的香盒，构成了品香必备的

    所谓“炉瓶三事”，还有隔香用的银叶或云母片。正如杨万里在《烧香七

    言》中所描述的极具技巧的品香场景：

    琢瓷作鼎碧于水，削银为叶轻如纸。

    不文不武火力匀，闭合下帘风不起。

    诗人自炷古龙涎，但令有香不见烟。

    麦浦泰许多年前入手了第一只建盏，他常会拿出来喝茶。他欣赏这

    些器物的美，更对这些器物在日常生活中的呈现感兴趣，也据此构建了

    自己的收藏体系。这些器物与生活的关系，如扬之水对茶事的形

    容：“陆羽曾经努力使茶事成为一种艺术，一种境界，两宋士人则把悬

    浮着的艺术和境界化为日常，而依然可以用‘物’来承载属于自己

    的‘文’。”

    收藏宋朝

    宋朝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反映在收藏和拍卖市场上最为直

    接，尤其是宋代艺术公认的两大高峰——宋瓷与宋画。在中国嘉德拍卖

    公司陶瓷部前总经理刘越的印象中，宋瓷热的导火索是2013年9月的一

    次传奇拍卖。“当时纽约苏富比拍卖了一件定窑的刻花小碗，委托人是

    个美国人，据说这个碗是他在家附近的跳蚤市场花了3美元买来的。结

    更多免费电子书果，这个区区3美元的小碗竟然拍到200多万美元，相当于1000多万元人

    民币，收藏圈一时哗然。一是它成本太低了，相当于捡了个大漏，发了

    一笔横财；二是大多数业内人士对它的估价并不高，还不及拍卖价的一

    半，之前类似的东西顶多几百万元人民币就能买到了。”中国嘉德拍卖公司陶瓷部前总经理刘越

    在此之前，每隔两三年也会有一件宋代瓷器出现在拍卖市场上，并

    更多免费电子书以一个很高的价钱卖出，但业内公认为是“孤立事件”。比如在2008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了一件有“玉津园”款识的宋代官窑纸槌瓶，卖了6752.75

    万港元，当时可是一笔巨资。另一个例子是2008年由刘越本人经手，中

    国嘉德拍卖了一件南宋官窑的琮式瓶，被龙美术馆的刘益谦以2016万元

    竞得，刷新了当时国内拍卖宋代文物的最高价。再如2012年香港苏富比

    拍卖了一件汝窑洗，创出2.3亿港元高价，也令人惊愕。但因为宋瓷存

    世量稀少，加上资本炒作及古陶瓷交易监管等原因，真正能够在拍卖市

    场上交易的更是凤毛麟角，个别“天价”宋瓷是游离于市场环境之外的。

    以2013年那件传奇的定窑刻花小碗为导火索，定窑热被点燃。刘越

    在2014年的春拍现场见证了另一件“天价”定窑宋瓷的出现，当时苏富比

    上拍了一件由日本收藏家坂本五郎所藏的克拉克旧藏北宋定窑大碗，最

    终以1.468亿元成交，创造了宋代瓷器拍卖的历史第二高价。以前定窑

    连上2000万元的都没有，没想到这只碗一下子就卖到了一亿多元。他认

    为定窑热不是偶然。在宋代所谓“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之

    中，定窑数量最多，最容易见到完整器，这也是市场升温的一个条件。

    以定窑为引线，宋瓷热向各个品种蔓延[5]。

    最近几年，有两件事在拍卖市场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进一步推动

    了以宋瓷为主的宋代文物收藏热。一次是由香港邦瀚斯2014年推出“奉

    文堂”瓷器专场。器物的主人是香港非常著名的收藏家陈淑贞女士，她

    一生以经营古代文物为主，但在拍卖前不幸染病亡故，这场就成为她的

    遗藏瓷器拍卖。因为来自一位老藏家几十年的收藏，来源可靠，估价也

    合理，当时就拍得非常好。这种好，不是说有什么上亿的名品，而恰恰

    是里面卖的大都是中档藏品，大家都能摸得着、够得着。而且陈淑贞女

    士收藏的瓷器类型广泛，覆盖了各个窑口、各个品类，国内各个层次的

    收藏家都参与其中，亲身感受到了购买宋代文物的热情，由此催生了市

    场的一次热潮。

    另一次是2015年的佳士得秋拍，推出了日本收藏家临宇山人的宋瓷专场，这次拍卖的品质和高度都比奉文堂高，反响也很好。恰逢其时，嘉德、保利等内地公司都在香港开设了分公司。毕竟香港的法律规范和

    内地不一样，文物交易的自由度相对更高，市场也就更热。

    如果再向前追溯，对宋代器物的收藏，是从明代开始流行的。晚明

    时期，很多文人的“清玩”类著作，如《遵生八笺》《骨董十三说》，都

    会写到瓷器，追求的都是宋瓷。明宣德、成化年间瓷器也珍贵，但最好

    的还是宋瓷。现在的“五大名窑”概念，曹昭《格古要论》里所说的“五

    色花者，且俗甚矣”收藏观念，也是在明代后期才形成的。

    清代也是一个收藏宋代文物的高峰，尤其是盛世的康雍乾时期。乾

    隆皇帝本人就留下很多宋代文物收藏，他可以说是古往今来第一大收藏

    家，尤其青睐宋代文物。最有趣的例子，就是我们今天能在不少宋画上

    看到乾隆皇帝的涂鸦，清代内府所藏的一些宋代的汝窑和官窑上面，也

    都刻有乾隆皇帝的诗句。

    晚清民国时期，宋瓷仍然是收藏热点，有句话叫“家有良田万顷，不及宋瓷一片”，可见其受追捧的程度。民国战乱不已，收藏式微，直

    到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恢复。9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的收藏圈渐成气

    候，形成一股宫廷文化热。

    刘越说，因为清代在时间上离我们最近，而且清代有很多御用文物

    流传下来，大家都知道它很名贵，一般没有太多信息障碍。宋代的文

    物，其实社会上也有很多，一般称“老窑”，但是中国文物政策对“老

    窑”收藏是有很多限定的。法律规定宋代和宋代以前的文物，如果不能

    说清楚合法来源，没法证明它是1949年以前出土的，或者曾流失海外，就不能进行合法公开的拍卖交易。

    中国收藏低谷的这几十年里，宋瓷收藏在海外一直延续。瓷器最初

    在西方人眼中没有文物的概念，是高级的贸易品和奢侈品，欧洲的贵族

    流行用中国的青花瓷来喝肉汤、喝咖啡，所以今天所见的欧洲早期收藏

    更多免费电子书都是外销瓷。

    海外开始收藏宋瓷这类高古文物，是在清政府灭亡之后，各国列强

    在中国各地修铁路的过程中发现了大量的古代墓葬，很多出土瓷器就流

    失出去了。当时有个很重要的推手，英国收藏家尤莫弗普洛斯，以收藏

    中国文物闻名。1921年英国最有实力的12名收藏家和学者组成了东方陶

    瓷协会，他被推选为首任会长。最早就是在他的影响和倡导下，西方开

    始收藏中国有历史年代的重要文物，包括出土的宋瓷。他在1939年去

    世，将自己生前收藏的3000件中国珍贵古画、金银器、瓷器等都捐赠给

    了大英博物馆 。

    在尤莫弗普洛斯最有影响力的年代，恰好也是一位日后更有影响力

    的收藏家大威德爵士成长的时期，他是中国瓷器收藏绕不开的人物。

    1924年，大威德来到中国，出资帮助刚成立的故宫博物院办展览，他也

    在这个历史关口真正体会了皇家的宋元明清瓷器收藏的品位和格调。几

    年后，天津盐业银行准备出售溥仪1924年出宫时抵押的清室珍宝，他立

    即决定购买，这批器物里面包括刻有御题诗的宋代汝窑、官窑、定窑等

    瓷器。这就奠定了他宋代文物收藏的基石，比如传世不足百件的汝窑瓷

    器，大威德就有7件精品，是除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外

    的世界第三大藏家。

    宋瓷在海外另一个流向是日本。受唐宋文化影响深远的日本对宋瓷

    推崇备至，在日本列为国宝的陶瓷有14件，其中8件都是中国陶瓷，包

    括4件宋建盏，3件宋元时期龙泉瓷，1件南宋吉州窑瓷。大约从13世纪

    后半叶，开始出现一些高档器物，当时把从中国进口的商品称为“唐

    物”，日本曾在一高阶武士墓中出土大量高档青瓷。20世纪70年代，在

    朝鲜半岛西南部新安海域发现了一艘中国元代沉船，一共打捞出水2万

    多件文物，其中有近千件是宋瓷。学界普遍认为这艘船是从宁波出发前

    往日本的。

    清代以后，收藏界一直存在“明清”和“宋元”两大历史高峰的更替现象。固然有人喜欢绚丽大气的皇家风范，专门收藏明清宫廷文物，自然

    也有人喜欢宋瓷，迷恋那种天然恬淡的艺术感染力。80年代末期以来，明清文物收藏虽占据了绝对主导，而今兴发的“宋瓷热”，也可以说是一

    种自然回归。

    如今宋瓷热的一个助推器，是茶文化。刘越说，大家对喝茶越来越

    讲究，为一饼普洱茶不惜花费，更别说一个更有格调的茶杯。另一方

    面，国人在茶道和花道等生活美学上受到日本文化的影响。日本茶道继

    承自唐宋，抹茶法其实就像宋代饮茶方法，所以现在用建盏来喝茶，茶

    席上用青瓷来插花，就变成很时髦的事。2016年9月，一个建窑油滴天

    目盏拍了近8000万元人民币，以前也是不可想象的。

    刘越拿出他自己收藏的一个吉州窑黑盏，看上去并不名贵，不属于

    难得一见的曜变、鹧鸪斑或者兔毫盏，还有点修补的痕迹，但在刘越眼

    里是非常特别的。他指给我们看，上面有一道道印痕，是用茶筅反复摩

    擦留下来的，完整地保留了宋代茶道的痕迹。他觉得这个茶盏一定是当

    时用来做茶道展示的，才会留下如此清晰的击茶痕迹。这样的痕迹，将

    人带入到“斗茶”的场景想象中——茶筅搅拌下，茶汤汹涌旋转，待水平

    稳后，茶汤表面和杯壁之间会形成白色水痕，在黑色茶碗衬托下格外分

    明。

    日本美学讲究侘寂之美，这也是禅宗的理念。刘越说，在宋代，乌

    金釉的茶盏是最名贵的，宋徽宗在《大观茶论》里也提到，“盏色贵青

    黑”，这种黑釉瓷本身就是侘寂的体现，我们今天通过日本的茶道重新

    发现了宋代的美学精神。

    刘越认为，宋瓷让人着迷的另一个原因，或者说它的另一种精神，是它对上古精神的追慕。上古精神指青铜文化和古玉文化，宋代的很多

    瓷器造型上都模仿了古代青铜器或玉器，比如贯耳瓶、琮式瓶这类，釉

    色也要追求玉器的清白质感。

    更多免费电子书上古精神的典型代表，也是位居宋瓷“五大名窑”之首的汝窑。故宫

    博物院古器物部副主任吕成龙认为，汝窑瓷器胎体薄，淡天青色釉，大

    多数器物都是裹足支烧，就是底部满釉，芝麻挣钉，还有冰裂纹片。关

    于汝窑的兴起，在南宋人叶真所著的《坦斋笔衡》中有一段记载：“本

    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

    州悉有之，汝窑为魁。”这段文字说明北宋时几个窑口都烧造青瓷，汝

    瓷的釉色被认为最理想。但吕成龙并不认同其中所说“弃定用汝”的原

    因，“‘有芒’就是瓷器口边没有釉，但作为至高无上的皇帝，完全可以下

    令烧造口边没有‘芒’的瓷器”。

    在曾作为太子居所的故宫南三所小院里，吕成龙已经待了33年。作

    为故宫瓷器专家，各个时期的瓷器都在他的研究范围内，没有偏倚，但

    从个人角度，他最喜欢的还是汝窑。天青釉汝窑主要烧造于宋徽宗时

    期，与宋徽宗的审美趣味有关。宋徽宗是位道君，他对道教的崇拜达到

    了痴迷的程度。道家以朴素为美，讲究返璞归真，天然去雕饰，老子

    说：“五色令人目盲，五味令人口爽，五音令人耳聋。”汝窑轻薄如岚的

    釉色正应和了道家的审美。北京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副主任吕成龙

    更多免费电子书汝窑的这种天青色与其他青瓷又不同，比如耀州窑是一种橄榄绿，越窑是一种青绿，龙泉窑是一种透明度特别高的梅子青，宋徽宗都不喜

    欢。这种介于绿与蓝之间的天青色不易烧造，是一种半生烧，温度一

    高，就变成透明的青绿色；温度稍低，过于生烧，就会发白，质感出不

    来。而且胎体又比较薄，废品率很高，有“十窑九不成”之说。北宋灭亡

    之后，因宋徽宗而登峰造极的汝窑就再也没有烧制过，史学家认为汝窑

    不过兴盛了20年。也因此，汝窑传世不足百件，北京故宫博物院拥有其

    中的20件。“如果要指出一件最理想的汝窑器物，那一定是北京故宫的

    汝窑三足樽。它是清宫旧藏，无论颜色、开片，都达到了最理想的状

    态。”

    宋汝窑三足樽刘越感叹说，他看过那么多宋代瓷器，从没见过一件完美无缺的，多多少少都有些小毛病，但这不是关键，关键是宋瓷整体上呈现的一种

    美学精神，有独到的感染力。正如迈克尔·苏利文所说：“某些唐代陶瓷

    可能更强壮，清代陶瓷可能更精良，但宋代陶瓷则具有形式上的古典纯

    洁感，釉色上展示了早期陶瓷的活力和晚期陶瓷的精良之间的完美平

    衡。”

    用今天的眼光看，宋瓷的美学取向——质朴、简约、抽象，正与当

    代艺术精神相契合。刘越说，宋瓷器形朴素，都是单色：一是青瓷，汝、官、哥、钧都属于青瓷；二是白瓷，定窑就是白瓷类，包括山西、河北等一些窑口；三是黑瓷，分布在河南、山西、山东广大北方地区，还有南方地区的吉州窑、建窑等。如今的年轻藏家见多识广，审美能力

    提升了，自然开始从元明清的繁复美学，转向宋代的简约美学。

    一页宋纸一两金

    纵观艺术史，宋代艺术的另一座高峰，是书画。与宋瓷相比，宋画

    传世更少，所谓“一页宋纸一两金”。受“纸寿千年”所限，唐及以前画作

    流传至今不足百件，宋画是存世相对成规模的最早古画。但历经千年变

    迁，宋画所余者也十不存一，近20年现身国内拍卖市场的只有十几件，每一件都是天价。

    一生致力于中国艺术史研究的美国耶鲁大学艺术史系荣休教授班宗

    华指出，1890年到1920年大约30年时间，是西方收藏中国艺术的黄金

    期。其中，被认为是代表东方黄金时代——唐宋时期——的理想化艺术

    作品最受欢迎，宋代山水画更是重中之重，日本、欧洲和美国的公共博

    物馆及一些私人藏家展开了激烈争夺。正如当时美国大收藏家查尔斯·

    朗·弗利尔给一位中国代理人的信中所说：“我只购买宋朝及更早时期的

    绘画。”

    更多免费电子书班宗华说，他20多岁在旧金山的展览上第一次看到北宋画家范宽的

    《溪山行旅图》，这改变了他的人生，他从此开始深入研究中国古代绘

    画。美国艺术史学家高居翰也认为，宋代艺术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外

    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山水画。另一大突破是北宋中后期兴起的文人

    画，以苏轼、文同、黄庭坚、李公麟、米芾为先驱，他们即兴创作，追

    求得意忘形的境界，从他们开始，“替绘画开启了一种类似寄情寓兴的

    功能”。

    中央美院美术史系副教授黄小峰说，西方对中国绘画有一个固定的

    看法，认为其活力与创造力在宋代达到了顶点，之后便开始衰落。

    高居翰甚至提出，宋代之后是“中国绘画史的终结”。高居翰将2000

    余年的中国绘画史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秦汉一直到南宋末，是中国绘画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绘画的风格处于不断进步

    之中，直到南宋末，描绘自然世界的风格与技术达到高度成熟的阶段。

    第二个阶段从元代开始，有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因为近乎无法超越前

    代，画家们转而追寻前代大师的足迹，这个阶段从14世纪一直持续到18

    世纪，高居翰称为“后历史时期”。第三个阶段，从18世纪一直到20世

    纪，中国绘画继续回到前代绘画风格，但是不再如元、明绘画那样充满

    意义，他称为“后后历史时期”。

    虽然高居翰所谓“中国绘画史的终结”存在争议，但黄小峰认为，宋

    画就像“原点”一样，很多时候必须回到那个典范时代。他个人的经历也

    是如此，研究顺序由明清到元，再到宋。他认为，今天的人们对宋画的

    认识还是朦朦胧胧的，大多数画画于何时，是谁画的，都不清楚；为什

    么画，更不清楚。

    比如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幅传为五代宋初画家董源所作

    的《溪岸图》，引发的真伪之辩已经持续了十多年之久，至今仍无定

    论。高居翰和日本专家古原宏认为这是张大千的伪作；而班宗华、方闻

    一派，则坚持认为是董源真迹。“从五代宋初到民国，一下子差了将近1000年。”

    那么今天的人怎么观赏宋画？黄小峰认为，因为有信息盲点，从风

    格入手会存在很大主观性，可以尝试与宋人的生活方式结合。比如巨幅

    山水画，很多史料表明，当时是作为室内装饰使用的。一个典型场景

    是，北宋宫廷之中翰林学士聚会之地玉堂的三面墙上装饰了董源绘制的

    山水、云雾等巨幅图像，背面墙上的中间位置是巨然的山水画，在皇帝

    座位的后面是郭熙绘制的屏风。然而遗憾的是，现今保存下来的北宋山

    水仅仅是从屏风截取的几幅图画，并装裱成为立轴形式。

    黄小峰说，宋代社会风气自由，可与今天相对照，比如旅行，可以

    透过集壮丽与静寂于一体的行旅主题山水画来解读。如郭熙在《林泉高

    致》中所说：“看此画令人生此意，如真在此山中，此画之景外意也。

    见青烟白道而思行，见平川落照而思望，见幽人山而思居，见岩扃泉石

    而思游。”他认为，宋画最大的特征是现实主义，不是说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都“写实”，而是在格物精神影响下对现实的认知能力，这种能

    力只有通过对自然进行彻底的研究才能获得。呈现在画面上，就是一个

    蕴含丰富细节的世界，甚至可以进入博物学范畴，使观者达到人在画

    中、物我两忘的境地。

    最近，微博上几幅“穿越画”火了，画面是哆啦A梦和大雄通过时光

    机和任意门穿越到中国古代山水画中。趣致的卡通形象，古意森然的背

    景，两者的反差和融合让人会心一笑。更有意思的是作者王赫的身份，他是故宫博物院古书画复制师。

    王赫是80后，因为工作的关系，总是可以和古代大师的作品打交

    道，乐在其中，但是一跟同龄人聊起这个，大家就觉得云里雾里的。带

    人看画也是，如果在展厅看到一幅宋画，大家就会觉得很有距离感，会

    猜想这画很贵吧，却往往忽略了画面本身所传递的内容，而且毕竟是

    1000年前的东西，也存在文化的鸿沟。

    更多免费电子书他就想建一个桥梁，让80后甚至更年轻的一代进入宋画，就尝试把

    现代叙事加入宋画中，搭让大家慢慢看进去。最初王赫是把“蓝胖

    子”——哆啦A梦放入一张宋画，因为80后一代受日本漫画和动画的影响

    是最根深蒂固的，容易引起共鸣。而且，借用网友的话说，“哆啦A梦最

    美好、最正面，能传递正能量”。更多免费电子书王赫 《星座系列——仙女座》 创作源自宋佚名《赤壁图》

    一个典型场景是，古代山水背景成为哆啦A梦主角们的乐园，大雄

    们在这里打棒球。王赫告诉我们，这其实也是80后这一代人心里的乐

    园。慢慢画下去，他也不再过多强调卡通形象，而希望这只是一个媒

    介，让今天的年轻人觉得似曾相识，关注自己之前没有兴趣关注的东

    西。

    他最常选用的背景是宋代山水，因为中国山水画公认的高峰就在宋

    代，宋代也是一个让人心驰神往的时代。王赫认为，相较于其他朝代，宋代是最世俗化的，看《清明上河图》也会发现，有热闹繁华的夜市，有买卖商人，都令人感到熟悉，很多情感是和今天相通的。另外，宋代

    的文人氛围也有强烈的吸引力。宋代山水相对于人物来讲比较壮阔，王

    赫就把卡通人物塑造得比较小，以此来合乎宋代的山水范式。

    古画再创作是王赫的业余兴趣，他的日常工作是复制古书画，这也

    是一种保护手段。他告诉我们，因为承载古书画的宣纸和丝绢都属于有

    机质，时间长了会老化甚至碳化，以后就很难保存了，只能通过复制，让它们久远地流传下去。天天从古代大师作品中汲取养分，王赫在业余

    创作中也坚持传统的绘画技法，不愿意用快餐式的电脑绘画。他说，这

    就像特别严肃地在讲一个笑话。“虽然只是个笑话，但它有严肃的价

    值。”

    比如宋徽宗有一张名画——《祥龙石》，似乎从传说中这位君王营

    建的园林艮岳空降而来。王赫把这块石头放到一幅清代风格的山水画

    中，叙事就有了几重时空的穿越，让人联想到宋徽宗当年滥征花石纲，导致国家动荡，自己也为金人所虏。画面看上去很轻松，其实蕴含着很

    大的信息量，就看观画者能挖掘到多少了。

    至少，一个现代符号可以让今天的年轻人开始去了解这块石头，进

    而进入到宋代的历史场景中去。[1] 本文作者贾冬婷。

    [5] 五大名窑来源(因柴窑未发现，故以钧窑补)。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名窑

    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明)《宣德鼎彝谱》吾华制瓷可分三大时期：曰宋，曰

    明、曰清。宋最有名之有五，所谓柴、汝、官、哥、定是也。更有钧窑，亦甚可贵。——

    (清)许之衡《饮流斋说瓷》

    更多免费电子书《东京梦华录》：宋代生活的时空门[1]

    现在也不清楚《东京梦华录》作者的真实身份，只知道孟元老在北

    宋最后的20多年间住在汴梁，阅尽风华。北宋灭亡后，孟元老南渡，写

    下这部笔记，既是寄托自己对故土风物的思念，也是为了让后生们铭记

    曾经的辉煌。时光荏苒，朝代更迭到如今，这部作品成了研究宋代日常生活的重

    要文献。翻开它，犹如打开时空门，那一边就是相隔千年的繁花似锦、活色生香。即便用现在宜居城市的眼光去衡量，它的各项指标也是具备

    的：商铺酒店一家挨着一家，以李成的山水画为装饰，餐具都是银质

    的，品尝应季果蔬、南北美食更是不在话下。夜生活丰富，“夜市直至

    更多免费电子书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文化消费有勾栏

    瓦肆的去处，上演说话、小唱、傀儡、杂技等，市民们看得兴高采

    烈，“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

    如果向往雅生活，倒是不妨仔细读下这本书，时下最流行的按照节

    气过日子，吃什么果子、摆什么花、用什么香，那在宋代就是寻常

    啊。[2]

    书影《东京梦华录》

    宋时口味

    因为靖康之难、宗室南渡的缘故，宋代人的情感里总有种故国不堪回首的惆怅。游牧民族侵扰带来的屈辱感是如影随形的，比如，南宋皇

    宫里每天只限量供应一只羊，还不一定能保持稳定供给。

    可能是杭州人更爱吃水产，根据河南大学惠冬老师的考据，仁宗朝

    每日宰羊280余只，神宗朝每年消耗羊肉43万多斤，羊肉是宋代宫廷的

    主要肉食。可问题是，宋代羊来自陕西，它被金国给占了，羊肉于是涨

    到每斤900钱，成了奢侈品。宋代皇室丢掉的不仅是北方的江山，还有

    口福。陕西是抢不回来了，作为替代，海鲜才因地制宜普及起来。

    《东京梦华录》幽咽回忆的一个主题就是汴梁的美食。不能用今天

    对河南菜的认识去想汴梁，有人统计，书里一共涉及美食300多个品

    种。当时流行的下酒菜有百味羹、头羹、新法鹌子羹、二色腰子、虾

    蕈、鸡蕈、浑炮等羹，旋索粉、玉棋子、假河鲀、货鳜鱼、假元鱼、沙

    鱼两熟、紫苏鱼、假蛤蜊、白肉、夹面子茸割肉、胡饼、汤骨头、乳炊

    羊、闹厅羊、角炙腰子、鹅鸭排蒸、荔枝腰子、烧臆子、入炉细项、莲

    花鸭签、酒炙肚胘、虚汁垂丝羊头、入炉羊、羊头签、鹅鸭签、鸡签、盘兔、炒兔、葱泼兔、炒蛤蜊、炒蟹、炸蟹等。

    从食材上看，肉、蛋、禽、豆、内脏、野味、河鲜、海鲜都已经开

    发出来入菜，那些以“假”字开头的菜，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仿荤，当时

    的厨师已经能用素食或者常见的食材做出跟荤菜河鲜口感相似的菜来。

    让中国屹立于世界餐饮界的高超厨艺，溜、炒、鲊、烧、蒸、煮、卤、炖、腊、煎、糟、腌等已经臻于化境。特别是炒，宋代人喜欢爽脆

    嫩滑的口感，必须得高温爆炒才能实现。这种现在最常见的烹饪方法，在当时十分先进，除了厨师在技术上的革新，首先得有一口铁锅。

    日本饮食受中国影响很深，但日料始终以水做基础，天妇罗这种炸

    物是16世纪之后受到欧洲影响才出现的。宫崎正胜在《餐桌上的日本

    史》里考据，这是因为日本从前没有耐高温的铁锅，而且食用油价格昂

    贵的缘故。

    更多免费电子书北宋开封人自然是吃羊肉的行家。惠冬在文章里考据，有宗室姻

    亲，留意御厨的羊肉做法，总结出羊肉讲究“烂、热、少”三个字。烂是

    为了容易咀嚼，热是不失香味，少是为了不饕。后来李渔写《闲情偶

    寄》，其中关于羊肉美味的标准与此相差不大。

    北宋人对羊肉的改进还有料酒的运用，宋之前去膻味用的是胡椒，而料酒不但去膻，还让菜肴芳香四溢。甚至还有一种“羊羔酒”，是用糯

    米、肥羊肉、酒曲、杏仁一起同汤煮烂，去苦水，留净汁，与糯米饭浸

    拌，再加一两木香，存十天后食用，其味爽滑。

    贩售精美料理的酒楼也是豪华的，最具传奇性的地标建筑是白矾

    楼，也是后来的丰乐楼。《东京梦华录》里描述，宣和年间增修成三层

    楼，这个建筑群一共有五座楼高耸相对，各楼之间有飞桥与栏槛，或明

    或暗互相通连，珍珠门帘、锦绣门楣，在灯烛下闪耀晃动。每到正月十

    五，白矾楼在每一条瓦垄上放一盏莲花灯，流光溢彩，美不胜收。

    白矾楼的西楼不许宾客登高，因为那里可以俯瞰皇宫。宋代的高官

    名流，甚至是宋徽宗本人都到白矾楼来饮酒作乐，《新刊大宋宣和遗

    事》描述：“樊楼上有御座，徽宗时与李师师宴饮与此。”甚至南渡之

    后，白矾楼也经常出现在文人的作品里，成为北宋盛事繁华的象征。

    像白矾楼这样的酒楼一共有72家，它们的门口都有彩帛装饰的楼

    门，进店后是一条百余步的主廊，南、北天井两边的走廊旁边都是小包

    间，包间装有吊窗，摆放花竹盆景，门口挂着垂帘绣幕，方便客人召妓

    陪酒调笑。每到晚上，灯笼蜡烛上下映照。

    除了酒楼，还有让人眼花缭乱的饭馆，大的叫“分茶”，还有川菜

    馆、南方菜的饭馆和瓠羹店。每个饭馆都有厅院和东西走廊，客人落座

    后，就像今天一样，服务员会拿着筷子和菜单，挨个问客人点菜。

    除了美味佳肴和酒楼饭馆的装潢，吃饭还很讲究仪式感和餐具摆放。在酒楼里，如果是两个人对坐饮酒，会搭配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碟子各五个，水菜碗三五个，这些配菜的花费就将近100两，所有

    的碗碟酒具都是银制的，水果、蔬菜也是新鲜精品。

    下饭馆虽然吃得简单，可并不马虎，餐具是上等的琉璃浅棱碗碟，菜蔬很精细，上菜的小二也有范儿，左手拿三碗，右臂从手到肩膀叠坨

    20碗。

    酒楼的营业时间很长，不论风雨寒暑都会开业，到了晚上灯火通

    明、通宵达旦。那时候已经很有服务意识，吃饭过程中有中年妇女为客

    人斟茶换汤，还有专门的行当在酒店里随时给客人跑腿，比如给他们买

    东西、召妓、送取钱物。

    在最高级的酒楼，浓妆艳抹的妓女久站在走廊的廊檐下面，等待着

    酒客的呼唤。还有更下等的妓女，不经过召唤就会主动到酒桌前唱歌，客人可以随意给她们一些零钱后让她们离去。

    南宋定都临安时，它还是帝国的一处边远之地，首都逃难来的人

    们“效学汴京气象”，根据惠冬老师的考据，饮食品件、样式甚至走街贩

    卒的叫卖都是旧京风味。

    万姓交易

    满街飘香的开封，因为靖康之难的攻城、黄河泛滥和时代更迭，已

    经深埋地下。宋代传世的遗物并不多，我们只能从《清明上河图》《东

    京梦华录》这样的图像或者文字资料来复原这座曾经光彩夺目的城市。

    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孟元老的字里行间为我们呈现的是一座购物之都、享乐之都。商业和夜生活的繁荣程度，也是今天我们评价一座城市是否

    具有活力的标准。

    更多免费电子书北宋没有选择具有传统权威性的洛阳定都，而是选择开封。根据日

    本学者久保田和男的研究，宋初的中央集权首先要考虑军粮的供应，开

    封有流经富庶山东的五丈河经过，便于汇集粮食。对应在《东京梦华

    录》里，频频提及的马行街，正是开封东北部连接五丈河的街道。它还

    与东西走向的曹门大街形成十字街，那里一直向南延伸到汴河，所以，后来虽然五丈河的漕运衰落，确立了汴河体系，马行街在商业布局上依

    旧有优势。

    另一条水路从江淮沿汴河到开封，船舶从东南部进城。日本僧人成

    寻在熙宁五年(1072)曾经到访开封，他流传下来的观察是：“汴河左

    右前著船不可讲计。一万斛、七八千斛，多多庄严，大船不知其数，两

    日见过三四重着船千万也。”

    所以，《东京梦华录》里，城市东南部跟南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相国寺北面的小甜水巷里，有专门卖南方菜的店铺，生意很兴隆。汴河

    沿岸，也开了很多北上的南方官员、商人暂住的旅馆。

    跟前朝的“劝农轻商”相比，宋代从立国开始，就从税收、社会地位

    等方面给商人宽松的政策。商人可以跟贡士、青吏、庶人穿同样的衣

    服，使用同样的器具，具有同等地位。他们当中卓然不群的人还有从政

    的机会，商人子弟也可以入学、参加科举。

    国家的政策增加了城市的活力，从事商业的人数大大增加，不但有

    大规模的市场和买卖，甚至有分工详细的服务业，比如出租婚庆仪仗的

    生意、为富贵人家筹办酒席的生意等。

    连应该是清净之地的佛门，也成了人声鼎沸的市场。《东京梦华

    录》里专门回忆了相国寺里的万姓交易。相国寺在城市东南部，本就是

    商人云集、南来货物集散之处，每月开放五次给百姓在里面交易。

    寺院的大门前卖的是珍禽奇兽，第二、三道门买卖的都是日常使用的物品，就像现在的露天跳蚤市场，空地上架着彩色的帐幕，出售洗漱

    用具、弓箭、时果、腊脯等。靠近佛殿的地方，孟家道冠、王道人的蜜

    煎等还有固定摊位。两边的走廊是各寺院的师姑卖绣作、领抹、花朵、珠翠、头面等的铺位。佛殿后面的姿圣门前，是买卖书籍、古玩、字画

    一集，是各地卸任官员贩卖土特产和香料药材的地方。后廊是占卜算卦

    所用的货术、传神的铺位。

    词人李清照也是相国寺的常客，她在文章里回忆：“予以建中辛巳

    归赵氏，时丞相作吏部侍郎，家素贫俭，德甫在太学，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后二年，从宦，便有穷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传写未见书，买名人书画，古奇

    器。”

    东北部的繁华之地马行街，是传统的商业中心，《东京梦华录》里

    记述布满了小医铺、药店、香料店和官员府邸。这里不但白天喧嚣，夜

    市也十分出名，宋人的另一本笔记《铁围山丛谈》里写道：“天下苦蚊

    蚋，都城独马行街无蚊蚋。马行街者，都城之夜市酒楼极繁盛处也。蚊

    蚋恶油，而马行街人物嘈杂，灯火照天，每至四更罢，用永绝蚊蚋。”

    夜生活是宋代的日常生活的一大突破。从北魏到唐，实行的都是坊

    制，唐代长安的气派街景，正来自坊墙的井井有条。夜间坊门关闭，禁

    止在街道上通行，人们则住在四周有坊墙的坊内。久保田和男考据，宋

    代也有宵禁，从三更开始，直到五更天。但是，坊制与宵禁具体执行起

    来都不严格，商铺侵街的现象很频繁，开封成了中国古代第一个敞开型

    的城市，热闹的夜市能达到四更天或者通宵。

    除了马行街，开封出名的还有州桥夜市。《东京梦华录》里写，从

    州桥往南，有当街卖水饭、熬肉、干脯等吃食的。王楼前有卖野味和禽

    类，梅家、鹿家卖鹅鸭鸡兔、肚肺鳝鱼等，到朱雀门，卖炸冻鱼头、批

    切羊头、辣萝卜灯。夏天有降暑小吃，比如说甘草冰雪凉水等，冬天卖

    更多免费电子书热熟食，有野味，有北方小吃也有南方小吃，一直走到龙津桥才到了尽

    头。

    夜市让人们的生活非常方便，上早班和下夜班的人还能买到茶水、洗脸水、点心，代煎的中药，甚至仕女也会出来娱乐。《东京梦华录》

    里写到的北山子茶坊，里面有仙洞、仙桥，仕女们夜间就去那里喝茶、游玩。开封的夜生活，从春夏经营到秋冬，即便“冬月虽大风雪、阴

    雨，亦有夜市”。

    瓦舍勾栏

    有人统计过开封市民的组成，他们是贵族、官吏、商人、手工业

    者、人数庞大的禁军和家属。这个新兴的市民阶层不但消费着开封城里

    林立的酒楼、市场和夜市，还有文化和娱乐的需求。从前这些文化娱乐

    活动存在于上流社会，后来形形色色的艺人走上街头，娱乐大众。针对

    新的受众群体，艺人们不但对节目进行改造和创新，还逐渐形成了专门

    的演出空间——瓦舍。更多免费电子书宋代泥陶 河南博物馆藏更多免费电子书瓦舍也叫瓦子、瓦肆，除了里面有歌舞表演、弹唱、说话，还有商

    业市集。《东京梦华录》里专门解释，瓦子里有卖药、卖卦、卖旧衣

    服、卖吃食、剪纸画的，用现在的话来讲，这里就是城市里提供公共娱

    乐休闲的大型综合体。

    勾栏的原意是栏栅，汉代用栏杆把表演的露台隔离开，不许人随便

    进入。演变到宋代，表演的露台变成勾栏，成了瓦舍里不同的表演场

    地。

    《东京梦华录》里多处提到瓦舍“其御街东朱雀门外，西通新门瓦

    子以南杀猪巷”，“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

    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又棚、象棚最大，可容

    数千人”，“街西保康门瓦子，东去沿城皆客店，南方官员商贾兵级，皆

    于此安泊”等。有人统计，开封一共有10座瓦子，它们分布在人声鼎沸

    的御街、马行街、潘楼街、右掖门外街巷、大内前州桥东街巷等。

    瓦子是开封的娱乐圈。《东京梦华录》里一共提到了70多位当时的

    著名艺人。以小唱出名的李师师、徐婆惜、封宜奴，药发傀儡、水傀儡

    都演得出色的李外宁，每天五更开始表演小杂剧稍微去晚了就看不上的

    任小三，讲历史类评书的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亨，讲小说类评

    书的王颜喜、盖中宝，舞旋表演最好的杨望京等。

    李师师是开封名妓，除了《东京梦华录》的记载，她也经常存在于

    其他宋人的笔记和诗词中。“政和间，汴都平康之盛，而李师师、崔念

    月二妓，名著一时。晁冲之叔用每会饮，多召侑席。其后十许年，再来

    京师，二人尚在，而声名溢于中国。”她唱歌大概确实出色，年轻时同

    晏几道、秦观、周邦彦都有交往，徽宗也听，即便靖康之后，流落南

    方，依旧有士大夫邀请她演出。

    瓦舍里都是终身以演出谋生的职业艺人。这同前朝不同，唐朝有教坊部主管艺人可以组办大型歌舞活动，宋代的文艺部门职能很弱，遇到

    大型演出就花钱从民间的瓦舍里雇人来表演。所以，宋代的艺人们完全

    是投身在演出市场里，依靠观众们的欣赏来打磨自己的技艺。

    出名的瓦舍艺人极受欢迎，除了像李师师这样被达官文人念念不忘

    的，《东京梦华录》里还描述了女子舞队从宫里演出归来的盛况：京城

    的纨绔子弟争相将心爱的宝物送给她们，还准备了食品、饮料、美酒、水果等来迎接。女孩子们各自骑着马回归住处，有的戴着花冠，有的扮

    作男装，从御街奔驰而过，竞相展示她们的华丽，街边观看的人像堵墙

    一般。省试发榜后皇上赐宴也是同样的热闹和气派。

    更多免费电子书《杂剧眼药酸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描绘宋代杂剧中的两个角色，眼药酸就是眼科郎中

    瓦舍里的演出，其实对于现在的人们来说也不陌生，许多是我们文

    艺活动的源头。

    小唱，据周宝珠先生考证，是北宋词曲配以音乐进行演唱的表演节

    目，所以，名伶李师师跟著名词人们相熟。小唱的伴奏乐器不多，音乐

    比较清雅，主要靠声音的柔软轻和，风格细腻婉约，演出的艺人都是女

    性，特别是妓女居多。

    嘌唱，则是相反的风格，南宋人程大昌在《演繁露》中对嘌唱的解释为：“凡今世歌曲，比歌郑、卫又为淫靡，近又即旧声而加泛滟者名

    曰嘌唱。”它的曲调歌词艳丽淫靡，用鼓板伴奏，节奏欢快，演唱起来

    通俗明朗，受到普通市民的喜欢。

    说话，是一种语言艺术，包括讲虚构灵怪传奇的“小说”，讲前代书

    史文传、兴废争战的“讲史书”，以及“说经”“说公案”“说铁骑儿”。它们

    跟明清小说渊源很深，唐代之前，小说的作者都是文人，叙述婉转、文

    辞华丽，到了宋代，说话艺人要想在瓦舍里生存，必须受到市民的欢

    迎，风格走向平民化和世俗化。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评价：“宋

    一代文人之为志怪，既平实而乏文采，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

    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然在市井间，则别有艺文兴起，即以

    俚语著书，叙述故事，谓之‘平话’，即今所谓‘白话小说’者是也。”

    杂剧，同戏剧有传承关系。宋人笔记《都城纪胜》里解释了杂剧的

    形式：先演一段比较简单的杂剧段子，然后副净带领其他角色登场，念

    诗诵词，插科打诨，完毕退下，正戏开始。这种有角色分工、讲述一个

    完整故事的形式，符合戏剧的特征。学者吴展考据，最早的戏曲节目是

    瓦舍勾栏里的杂剧《目连救母》，它是瓦舍里多种艺术的融合，曾经创

    下演出时间最长、观众最多的纪录。

    四时之乐

    除了酒楼、夜市和瓦舍，开封人的户外活动也很丰富，既有街景也

    有郊外的“公园”。

    《东京梦华录》里回忆：开封的主干道御街，从宣德楼一直通向南

    面外城，宽200多步，有砖石镶嵌的御沟，沟里注满河水，种植莲花，御沟岸边种植桃、李、梨、杏等多种果树，不同的花错杂开放，春夏之

    间，远远望去犹如锦绣一般。

    更多免费电子书城外也有好去处，附近都是园圃，百里之内没有闲置的地方。那些

    园林亭榭，都准许游人进入赏春。每年过完元宵节，天气转暖，春色遍

    布郊野，开封的市民们就陆续出门：仕女们的车轮缓缓碾过草地，马儿

    欢快地长嘶。举目四望，秋千上都是仕女欢笑，草地上是男儿蹴鞠。

    皇家的园林金明池和琼林苑，每年三月初一也是向百姓开放的。金

    明池是五代时操练水军的地方，宋徽宗时在池边修了一些亭台楼阁，是

    北宋开封的名胜。秦观写过《金明池》词，“金明池”后来还成了词牌

    名。

    《东京梦华录》可带领我们详细参观这座宋代的皇家公园：仙桥上

    有人来往，凉伞翠盖相接于路，十分热闹。金明池东岸，有酒食店铺、赌博、各种技艺表演场所。金明池的西岸，垂柳轻拂水面，芳草铺满堤

    岸，游人稀少，大多数是来钓鱼的。钓鱼的人先买池苑的牌子，钓上来

    的鱼以高于市面价一倍的价格购买，还可以在池边现场烹调。富贵人家

    乘双缆黑漆平底船，上面挂有紫色帷帐，带着家中的乐伎来池上游玩。

    普通百姓也可以租大小船游览赏玩。

    琼林苑跟金明池相对，大门两侧的道路都种着松柏，行道两边还有

    石榴园、樱桃园之类的园林。徽宗政和年间，在琼林苑东南角建了一个

    用来远眺的高冈，冈下用花石铺砌人行小道，还有上等石材砌岸的池

    塘。琼林苑里种的花是由福建、两广等南方地区进献的茉莉、山丹、瑞

    香、含笑、郁金香等。冈上还有月池、梅亭、牡丹园等亭台。

    整个春天，开封人都在玩乐，《东京梦华录》里回忆，即使是刮风

    下雨，游人也不断，几乎没有一天是空闲的。除了外出踏春赏花，开封

    人也买花放在家里，有卖花人用马头竹篮依次铺排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等各种名花。

    节气对农村人来讲，是耕作收成的时间表；对开封人来讲，却是精

    致生活的谱表。过年是从冬至后就开始热闹起来。瓦舍艺人沿着御街表演各种杂技、傀儡、杂剧、评书。到了正月十六一早，皇帝登上城楼宣

    布与民同乐。去得早的市民，站在城楼下面可以瞻仰龙颜。

    城楼两旁是贵族和大臣们的彩棚帷幕，各家安排歌舞伎在里面演

    出，乐声鼎沸。西垛楼下方，开封府尹的军士在那里警戒，帷帐前排列

    着罪犯，百姓们一边看演出，一边看宣判。狂欢要从白天到黑夜，再从

    宣德楼移到相国寺看灯会，直到第二天。

    更多免费电子书南宋 李嵩 《骷髅幻戏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春天，忙着看花玩乐。浴佛节后，七十二家酒楼开始出售新鲜的青

    梅煮酒。开封人都要品尝新鲜的青杏，吃刚采的樱桃，再一起喝上两

    杯。

    比较安逸的是三伏天，除了因为天气热，也是六月份没有其他时令

    节日，大家可以把高昂的生活情绪缓一缓，降降温。开封人都往风亭、水榭、高楼中去乘凉，吃时令的义塘甜瓜、卫州白桃、南京金桃、小瑶

    李子，吃冰雪冷饮，吃砂糖绿豆、黄冷团子、细索凉粉、江豆糕。

    七夕也隆重得很，除了各种应景的吉利玩具，开封人把刚采摘的荷

    花苞做成假的双头莲赏玩，还把绿豆、小豆、小麦泡在陶瓷器皿里发

    芽，用红、蓝彩条把嫩芽扎起来，叫“种生”。富贵人家在院子搭乞巧

    楼，让男孩子诵诗，让女孩子呈上制作的手工，同时点燃香火，依次叩

    拜。妇女们对着新月穿针引线，讨个吉利。

    秋天，又到了全城出动赏菊花的时候。开封的菊花品种很多，有黄

    白色而花蕊像莲房的“万龄菊”、粉红色的“桃花菊”、白色花瓣而浅红色

    花蕊的“木香菊”、黄色而花瓣是圆形的“金玲菊”，各家酒店都用菊花扎

    成门洞。城里人在郊外登高设宴，赏菊饮酒。

    一年的好吃好玩要到了立冬时节才收敛。北方寒冷，从宫廷到民间

    都忙着储藏冬菜，运送蔬菜的车挤满了道路，开封人吃的时令食物有姜

    豉、红丝、鹅梨、蛤蜊、螃蟹等。

    一年又一年的轮回，北宋的开封是华灯齐放的良宵、月光皎洁的夜

    晚，瑞月飘飞之际、百花盛开之时，音乐震荡、豪门夜宴。

    北宋的开封让孟元老沉浸其中，也令他感伤惆怅道：“仆今追念，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而对于千年之后的今人来讲，也犹如

    进入一场华丽的梦：

    太平日久，人物繁富。垂髫小儿，嬉戏鼓舞，白头老人，不知干

    戈。一年四季，观灯赏月，雪景花会，七夕乞巧，重阳登高。举目望

    去，尽是青楼画阁，珠帘绣户。雕车宝马，川流不息，金翠耀目，罗绮

    飘香……

    参考资料

    更多免费电子书(日)久保田和男：《宋代开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惠冬：《皇帝的餐桌：宋代宫廷饮食缕述》，《紫禁城》

    2015(2)。

    王笑雪：《东京梦华录演艺史料研究》，山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

    文，2013。

    张甲：《两宋时期瓦舍勾栏形制探究》，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硕士学

    位论文，2013。

    梁淑芬：《北宋东京勾栏瓦子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韩芳：《北宋东京休闲娱乐活动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吴从芳：《宋代伎艺人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5。

    刘方：《宋代两京都市文化与文学产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高媛：《〈东京梦华录〉食、器考》，新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

    文，2016。

    [1] 本文作者杨璐。

    [2] 《东京梦华录》的由来。自出汴京南来，避祸江左，心情孤寂。暗想当年盛时，节物风

    流，人情和美，终成怅恨。我已老去，偶与亲戚谈论过往，却被小辈不以为然。故而谨记编

    集，让人开卷得睹过去的繁华。黄帝曾经梦游华胥之国，其乐无涯，我今追念故都，回首怅

    然，难道不是华胥之梦醒吗？故而取书名为《梦华录》。——编自孟元老《梦华录序》风雅世界里的世俗之乐

    雅集：理想化归宿[1]

    西园雅集，之所以在后世不断地被重复模仿、诠释，是因为人们对

    宋朝文人士大夫阶层生活的向往。

    午后，河岸浅草尽头，花竹茂密处，散发着自然的香气。戴着乌帽

    穿着黄色道服的苏轼，正兴致盎然地倚着书案作书写字。香炉缓缓地升

    起青烟，溪水潺潺地流过山石，清风与竹林相互碰撞着。虽只饮了一点

    酒，苏轼却似乎已有些醉意，王诜坐在旁边探头望字。

    庭院的另一边，两棵苍松凌霄缠络，松下一张大石案，垂下来的松

    枝映得案上的古器、瑶琴都是绿莹莹的。苏轼的弟弟苏辙慵懒地靠在石

    盘旁，悠闲地侧头观赏。石盘正面，李公麟正俯身在横卷上画陶渊明的

    更多免费电子书《归去来》图，黄庭坚、晁补之、张耒等人在旁围观叫好。

    另一处，米芾则早已醉意醺醺，仰头在一块突兀的巨石上挥笔题

    字。秦观坐在多节瘤的树根上，静观游烟相逐，聆听阮琴声袅袅，似乎

    已不知身在何处。

    彼时彼景

    西园雅集被视为东晋兰亭雅集之后，中国文化史上最著名的文人雅

    集之一。[2]

    北宋末年，一朝文人雅士会于驸马王诜家的大庭院中，“自

    东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议论，博学辨识，英辞妙墨，好古多

    闻，雄豪绝俗之资，高僧羽流之杰，卓然高致，名动四夷”。

    王诜自幼好读书，因才情名震一方，被宋神宗选中成为驸马都尉。

    身为高官的王诜在府邸专门修建宝绘楼，收藏历代名作，自己也写诗作

    画。王诜请来善画人物的李公麟，把自己和苏轼、苏辙、黄庭坚、秦

    观、李公麟、米芾等人以及僧人圆通、道士陈碧虚画在一起，名为《西

    园雅集图》。

    松桧梧竹，小桥流水，极尽园林之胜；宾主风雅，或写诗、或作

    画、或题石、或拨阮、或看书、或说经，极尽宴游之乐。米芾为此图作

    记，即《西园雅集图记》，有云：“水石潺湲，风竹相吞，炉烟方袅，草木自馨。”如此宁静风雅……

    西园雅集似乎美得过于奢侈、虚幻。如今李公麟的《西园雅集图》

    原本早已不知去向，米芾的图记也是此后数代才现于世。因此，历代以

    来不乏质疑之人，认为如此这般的文人雅士不可能有时间或机会同时在

    今河南开封活动；也有分析称，雅集分别在北宋元丰二年(1079)和元

    祐二年(1087)举行过一次，李公麟只是巧妙地将数次聚会的情况结合在了一幅画作上，而非纪实绘画。

    然而，一切细节的考究和质疑都没有影响后世文人的热情，他们对

    那次高山仰止的文人雅聚有着无限的热情，历代以此为题而作的《西园

    雅集图》有上百幅，绘画史上的著名画家马远、刘松年、赵孟頫、钱

    选、唐寅等都曾画过。言之不足，歌之咏之，歌之不足，书之绘之，西

    园雅集成为文坛的一段佳话。

    后人对西园雅集的热情，更因为向往北宋文人的理想生活。

    北宋文人相对安逸，又基于崇雅的观念，追求日常生活的文人化和

    精致化，更把诗酒相得、谈文论画、宴饮品茗的日常交谊视为生活基

    础，文会雅集就是这种生活的集中体现，因此可以说雅集在北宋时期达

    到了理想的极致。

    自古雅集与权贵不能分开。从先秦到六朝，宴游雅集主要以宫廷和

    贵族为中心。而对唐、五代以前的门阀士人而言，家族博雅的文化传统

    与声誉是他们地位和声名的基础。经过晚唐、五代干戈的洗礼，门阀士

    族几乎被铲荡无存，雅集难寻。

    进入北宋时期，宋太祖为了约束武将，以及“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

    言事人”，开始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重用文人成了宋朝的基本国策，为了选拔人才为国家所用，大力发展科举制，废除前朝权贵举荐的惯

    例，使得考试选拔更加公平统一，很多寒门子弟通过读书亦可应试。

    “学而优则仕”成了社会风气，具有文人和官员双重身份的士人社会

    阶层逐渐出现，并进入官僚政治集团。仁宗时期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

    哲宗时期王安石的“熙宁变法”，都是统治者受到文人士大夫影响的政治

    变革运动。随着书籍的传播和教育的发展，文人群体的数量大大增加，内部书画交流、诗词酬唱的娱乐活动的数量和规模也超过了前代。

    更多免费电子书南宋 刘松年 《西园雅集图》(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北宋前期，文人士大夫与地方的联系并不紧密，他们入仕后便离开

    家乡，出京外任时有“避籍”规定[3]

    ，朝廷派遣外任的文官知各地方事，长官与僚属间也往往是文朋画友，闲暇时诗画相得，来往唱和，文人雅

    集由此成为北宋文人的一种重要社交活动。

    雅集之趣与士人风习

    北宋时期，文人士大夫多有往来，在王诜家举办的西园雅集中，园

    中所有人皆与苏轼为友，可视作以苏轼为中心的文人圈聚会。这次聚会

    中，有宋朝四大书法家之三，即苏轼、黄庭坚和米芾，也有苏门四学

    士，黄庭坚、晁补之、张耒、秦观。

    南宋画家刘松年所绘《西园雅集图》，在王诜的府邸画院中，共有

    五组人。最右边这一组，书案旁侍姬书童环绕，宋朝书法四大家之首的

    苏轼正在书案上凝神静书，旁若无人。

    苏轼左侧的王诜坐于椅上，俯身前倾，满是虔敬地看苏轼作书。作

    为苏轼的挚友，王诜的命运与苏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苏轼本人坦然面

    对“乌台诗案”，接受黄州团练副使之贬，并自号“东坡居士”，而王诜则

    是因苏轼被牵连的20多人中受罚最严重的，他被指没有将苏轼的言论上

    报朝廷，还在苏轼被劾后赠送钱物、保持联系，因此被“追两官勒停”。

    没能阻止王诜这位驸马都尉与文人雅士们频繁往来的原因，是他对

    书画的喜爱。他能作诗，也画山水画，学李成文人山水画的皴法，在水

    墨勾皴基础上，“不古不今，自成一家”，独具风貌，喜欢画“烟江远壑，柳溪渔浦，晴岚绝涧，寒林幽谷，桃溪苇村”等景。苏轼因为对王

    诜的赞赏，先后多次为王诜的画题诗，称他“得破墨三昧”，“郑虔三绝

    居有二，笔执挽回三百年”。

    书画成了当时文人士大夫阶层最基础的社交娱乐方式。在政治上寻

    求参政谋国运失意之后，文人的心性使得书画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并

    成为一种日常生活。唐代以前，主流绘画仍然倾向于“成教化、助人

    伦”，唯有少数画家可以超越功用。

    晚唐、五代直至宋初，宫廷写实绘画的完美性已经到达了历史的一

    个巅峰，很难再有突破。于是宋代文人开始追求传神和画外之意的表

    达，文人画由此得来，进而影响到整个中国传统绘画的发展。

    苏轼最先提出“士人画”的概念，在诗文书法上的博学，使他认为绘

    画应该超越“形似”，完成神情的传达，他认为应该发展王维“诗中有

    画，画中有诗”的特点，以期达到书画一律，将翰墨与丹青融合。

    米芾提出“墨戏”则是这一概念的深化，文人画越来越远离宫廷翰林

    图画院的精细绘画风格。米芾在其《画史》中曾表示：“以山水古今相

    师，少有出尘格者。因信笔作之，多烟云掩映。树石不取细，意似便

    已。”这种既有别于皇家又区别于民间的文人画艺术风格甚至影响了宫

    廷院画的演变轨迹。同时，随着文人画的盛行，水墨画法逐渐发展，也

    推进了纸本代替绢本成为绘画的主要介质。

    《西园雅集图》中，聚于松树旁的一群文人，专注于欣赏李公麟画

    《归去来》图。与苏轼、米芾的文人画不同，李公麟作画讲求造型与法

    度的精谨，工笔白描，早期善于画马，后来转向人物画。李公麟曾为苏

    轼画家庙的人物像，两人友谊颇深。王安石也对李公麟非常赞许，曾作

    诗相赠。李公麟虽以画家闻名，但其文风清婉，也非常善于作诗，只是

    为画名所掩盖而已。

    更多免费电子书李公麟的这幅《归去来》图，苏轼、刘才邵、周紫芝和宋高宗赵构

    均有诗题此图，不为五斗米折腰、躬耕田亩的陶渊明被视为真正的隐

    士，历来为文人所推崇。彼时苏轼之弟苏辙倚石观画，而二十几岁的张

    耒则跪地抚石，自有一股少年文士的潇洒不驯。李公麟身后的三位观画

    者，则为黄庭坚、晁补之和郑靖老。

    苏轼为侍从时，曾举荐黄庭坚代替自己，可见对黄庭坚才华的看

    重。“乌台诗案”后，黄庭坚仕途一路下落，曾被贬到四川、湖北等地，最后贬地是广西宜州。当时，为了使墨更好地适应笔性，也为了一附风

    雅，很多士大夫都曾亲自介入制墨、赏墨的过程。黄庭坚制墨非常有

    名，而苏轼收藏了很多好墨，藏墨最多时“余蓄墨数百挺”。可惜他被贬

    廉州后，六月渡海之时，“舟败，亡墨四箧，平生所宝皆尽”。

    黄庭坚这样一个命运多舛而文采飞扬之人，在画中执蕉扇，观李公

    麟作画，其自由随性之情，跃然纸上。

    除了书画唱和之外，欣赏文艺表演也是士大夫宅中常见的娱乐活

    动。在友人前来宅中聚会之时，王诜常以婢女演奏乐器来助兴。而彼时

    的西园雅集，古桧树下，道士陈碧虚正在弹阮咸，秦观静坐倾听。阮咸

    本是西晋时“竹林七贤”之一，精通音律，故后人将其常用的一种乐器称

    为阮咸，一直沿用至今。弹阮咸之文士，弹的并不只是此乐器，更是弹

    弦外之音，弹阮咸的林下之风与高洁品质。

    随着雅集和文人画的同步发展，宋代对书房用品日益讲究，宋砚也

    得到了极大发展。这一时期的砚形以抄手砚为主，底部凿空，前高后

    低，三边如足，便于移动，据说此砚形正是苏轼设计，所以也被称

    为“东坡砚”。南宋 端石凤池砚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代文人对砚十分钟爱，留下大量题铭、诗文。米芾玩砚成痴，专

    门著有《砚史》，文中一一记述经手所试的名砚品类，在中国砚史上占

    有一席之地。

    西园雅集画面最后是翠竹丛中说佛经的高僧圆通大师及虔诚听者刘

    泾。到宋代，禅宗大兴，其影响渗透于文学艺术及思想，身为儒者的文

    人士大夫或多或少受此影响。文士与禅僧的交往，在宋人笔记中多有涉

    及，苏轼的名句“春江水暖鸭先知”，便出自他为僧人惠崇《春江晚景》

    图的题诗。

    宋时，儒释道三教事实上已合流。西园雅集中有高僧，有道士，还

    有众多儒者，图像已足可证。刘泾为《老子》做过注，是个融合道、释

    思想的儒者。画中刘泾头偏向圆通大师，专一倾听，又似有所感想，欲

    与大师讨论。

    西园中的文士均擅诗文，于书画音乐至钟鼎彝器古字均有所好。所

    以，这也是诗人、词客、书法家、画家、思想家、音乐家的一次聚集。

    更多免费电子书彼时李公麟以及后世的刘松年等画家，将绘画、书法、音乐、佛家思想

    的爱好与交流在《西园雅集图》中通过精心安排予以呈现，并充分考虑

    到各个人物的性格、爱好偏重及与其他人的交往情况。在构图上，虚实

    相间，比如对于宋朝兴起的博古活动，图中并未安排一人进行赏玩，只

    是画三张几案，让几名童子布置鼎、簋、尊、壶、罍、卣、盉、匜、爵、觚等古青铜器。

    这种园林博古的表现源于北宋皇室官宦阶层对金石学的兴趣，而后

    渐成士人风习。以欧阳修、梅尧臣、蔡肇、米芾等为代表的文人都雅好

    古物，并致力于著录、考证。

    收藏鉴定古器物的风尚从民间传入宫廷，在热衷博物的皇帝推动下

    更加风行。北宋大观初年(1107)，宋徽宗撰、王黼编纂了金石学著作

    《宣和博古图》，此书著录宋代皇室收藏在宣和殿的自商至唐的青铜器

    839件。乃至宣和年间，盗冢以求古物的现象风行，沈括在《梦溪笔

    谈》中就记载了多例发掘古墓得器物的逸闻。

    官宦宅第大多具有园庭格局，每有好友造访雅叙，展示收藏和考据

    品鉴就成为园林行乐生活的常态。南宋宫廷画家刘松年所作《围炉博古

    图》，描绘了文人在园林中雅集赏古的情景，成为当时好古风习的写

    照。此后，在以雅集为题材的绘画中一般都少不了博古赏鉴的内容，这

    也说明当时博古已经成为文人社交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南宋 刘松年 《围炉博古图》(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更多免费电子书园林之乐和中隐之愿

    西园虽为贵胄之园，但画中除两个女侍云环翠饰，显出主人家身份

    地位外，概无富贵气。画面疏朗清逸，园中古松古桧相间，芭蕉绿翠，竹枝摇曳，古木磐石相映，清泉奇石相绕，营造出一个世外桃源的氛

    围。

    雅集中大部分参加者后来都被列入北宋元祐党籍，西园的聚会不但

    是当时的风流韵事，也带有政治团体的色彩，雅集十六人中，有八位因

    与苏轼交往而受到牵连。而到了南宋，由于政治环境变化，元祐党人重

    新得宠，他们被视为代表北宋末期的时尚与趣味，因此南宋出现了大量

    关于西园雅集的记叙和图画。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前朝兰亭修禊、金谷园盛宴都能够找到时空的

    定点，而西园雅集却扑朔迷离。如果不是《西园雅集图》和《西园雅集

    图记》，后人无以知晓这回事。兰亭、金谷皆已成云烟，西园雅集留存

    于书画中，成为不朽的佳话。

    后人不仅对西园雅集深信不疑，津津乐道之余，还起而效仿。除了

    模拟聚会形式，在雅致的园林赏玩古物、品评书画外，也都绘图作记。

    明代的几次文人聚会，从杏园雅集到魏园雅集，再到词林雅集，皆是如

    此。

    西园雅集营造出的园林之乐成了中国文人文化的特殊内涵。随着魏

    晋之后私家园林兴起，园林艺术逐渐融合了中国文人的文化性格，园林

    不仅是宴饮游乐、赏花作诗的场所，园中容纳自然山水于尺寸间的造景

    美学也蕴藏着期求隐逸的情志，让士大夫自诩兼得入仕和出世，无须告

    别朝廷而得以享受超尘之趣。赵孟頫 《陶渊明像传》(局部) 日本早稻田大学藏

    如白居易《中隐》诗云：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苏轼也表达过“中隐”的想法，作诗自称“未成小隐聊中隐”。在《灵

    璧张氏园亭记》中，他在赞许张硕家园林之美外，还曾流露出仕归隐皆

    宜的愿望：“开门而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闭门而归隐，则俯仰山林

    之下。”《西园雅集图》中，李公麟正在画的陶渊明《归去来》图，便

    印证了文人聚会园林的归隐之思。

    更多免费电子书如今看来，如果不是天时地利人和种种际会，西园雅集很难在历史

    上造成如此回响。与会诸君既保有京师要职，又无彷徨于出仕与归隐间

    的矛盾，还能悠游壶中天地。

    西园雅集固然令人有“富贵感秋蓬”之叹，但若没有富贵，又何来如

    此园林高会？

    雅集，对于中国文人处世进退的心理调适作用可见一斑。

    参考资料

    衣若芬：《赤壁漫游与西园雅集：苏轼研究论集》，线装书局，2001。

    胡建君：《我有嘉宾，西园雅集与宋代文人生活》，上海锦绣文章

    出版社，2012。

    曾莉：《李公麟〈西园雅集图〉里的人物形象研究》，《新丝路

    (下旬)》2016(1)。

    韩波、张玉芝：《中国雅聚文化现象及其绘画图像表现评析》，《美与时代(下)》2014(3)。

    [1] 本文作者张星云。

    [2] 三大雅集。东晋时，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42人在会稽山阴别业兰亭行修禊事，饮酒赋

    诗。王羲之于酒酣之时，写下“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故为“兰亭雅集”。北宋时，驸马

    王诜邀苏轼兄弟及黄庭坚、米芾等16人会于西园。时人作《西园雅集图》，米芾、杨士奇又作

    《西园雅集图记》，“西园雅集”为文坛之盛事。元末时，江南名士顾阿瑛隐逸江湖，结交海内

    文士，会于玉山草堂，酬唱诗文。画家张渥以李公麟笔法，绘《玉山雅集图》，杨维桢复为之

    记，将其与“兰亭雅集”“西园雅集”并论，为“三大雅集”。

    [3] 避籍，就是古代的任官回避制度。西汉武帝创制，但到东汉桓帝时期，中国第一个成文

    的避籍法规《三互法》才正式出台，就是任官要回避“婚姻之家”和“两州之士”。到了宋代，被

    细化为籍贯回避、亲属回避、职务回避以及科举回避这四条。例如，在宋代，官家子弟在科举

    考试后还须加试一场，以示公允。书院：宋人理学传播器[1]

    更多免费电子书不能把两宋的书院只看作中国古代的私立学校，它的繁荣其实是理

    学传播的结果。

    11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从传统和复古中，而不是从佛教中，去探索世界观、时空观和人生观。在这些学派里，朱熹的理学逐渐显露

    出来，先放下他的学说是否比其他学派高明不说，理学的大力传播也是它在南宋获得广泛影响的原因，而同期的书院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

    起来。

    有人统计，南宋书院的数量是北宋的六倍，是从唐到北宋五百年间

    的三倍。这些书院大多是理学为了传播学说所建立的。在历史机遇和文

    人自身的努力之下，理学在南宋末年被确立为正统，从而开启了对中国

    长达千年的影响。

    北宋第一书院

    书院在北宋的开端，很重要的一点是“应试教育”。北宋立国，一派

    新气象，太祖太宗两朝吸取唐和五代的教训，既要削弱武将的权力，又

    要避免门阀士族把持朝政，其中一个设计就是重视科举取士。

    宋代的科举考试，降低了报名的门槛，士农工商出身都可以参加，录取“一切以程文去留”，卷纸都是遮住名字、誊抄过的，考官无法辨别

    笔迹和考生，完全依靠才华排名。太祖时每年科举只有几十人中举，到

    了太宗时，扩充到几百人，而且设定了皇帝最后主考的殿试制度。为了

    向上流动也好，为了实现政治抱负也好，这些改革让更多的读书人参与

    到举国选拔人才的活动中来了。

    更多免费电子书宋人科举考试图

    可是，与刺激广大人民科举积极性相比，宋代初期的教育系统始终

    没有建立起来。宋代施行以禁军为中心的军制，中央政府要给庞大的职业军人发工资，财政压力很大，很难有多余的经费投入到学校建设和发

    展教育上。有人做过徽宗朝的统计，在王安石变法加大教育投入之后，官学学生在16万到21万人，而每次参加科举的人数在40万左右，尚且满

    足不了科举取士的要求。

    北宋的书院当然有教育民众、培养知识分子的目的，但时代机会是

    满足科举考试的刚需。即便从这个结果往回推，位于现在河南商丘的应

    天府书院，也是北宋的第一书院。主持过应天府书院的有宋代名臣晏

    殊、范仲淹，学生成绩是七榜中举56人、进士30人。《宋史》记

    载：“其中的宗度、许骧、陈象舆、高象先、郭成范、王砺、滕涉等皆

    践台阁。”而像胡瑗、孙复、石介，被称为“宋初三先生”，是理学的先

    驱。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

    校。

    ——胡瑗

    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文之本也。

    ——孙复

    道于仁义而仁义隆，道于礼乐而礼乐备，道之谓也。

    ——石介

    应天府书院创办于后晋，在第二代主持者戚同文的经营下，逐渐出

    名。《玉壶清话》介绍戚同文：“宋都之真儒也。虽古之纯德者，殆亦

    罕得。其徒不远千里而至，教诲无倦。”他自幼聪颖好学，“读书累年不

    解带”，但五代十国时局动荡不安，他立志不做官，专心教育。

    戚同文精通五经，学问渊博，逐渐成为一个文化教育中心，“请益

    更多免费电子书之人，不远千里而至”。《宋史》记载的“儒厚长者”许骧，就是被经商

    的父亲送到戚同文门下学习，在太宗朝科举及第，与宋初名相吕蒙正齐

    名，为官至右拾遗、殿中丞。

    戚同文去世之后，教学一度中断，1009年归为官方书院。两年之

    后，出身贫寒的范仲淹来到应天府书院读书。他在这里艰苦勤学五年，考取了功名，被任命为广德军的司理参军。范仲淹与应天府书院的关系

    并未结束，十年之后，他为母守丧住在应天府，时任应天府留守的晏

    殊，仰慕范仲淹“为学精勤，属文典雅。略分吏局，亦著清声”，邀请他

    在应天府书院执教。

    后代历史学家经常把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改革”作为宋代各种改革的

    萌芽，之后的《岳阳楼记》简直成了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的座右铭。

    在主持应天府书院的一年里，他已经为复兴儒学和吸纳人才做了前奏。

    朱熹在《伊洛渊源录》中写：“本朝道学之盛，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

    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复明，徂徕有石首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

    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数公，依旧尊他。”

    被理学尊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就是这时跟着范仲淹学习诗

    书，年仅26岁就中了进士，他后来讲授《易》《春秋》，“重义理，不

    由注疏之说”，开宋明理学的先河。

    “宋初三先生”的孙复，两次得到范仲淹的资助，范仲淹还为他谋了

    一个教授《春秋》的职位。孙复后来被学术界最看重的就是《春秋》

    学。程颐在《回礼部取问状》中说：“孙殿丞复说《春秋》，初讲旬日

    间，来者莫知其数。堂上不容，然后谢之，立听户外者甚众。”

    在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为官的张方平，13岁进入应天府书院读

    书，天资聪慧，给范仲淹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仁宗明道二年，范仲淹与

    宋绶、蔡齐、范讽共列名举荐张方平茂才异等，授校书郎，知昆山县，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张方平曾经自述：“尝蒙范荐更台阁之要，久依户牖之严。”“庆历改革”时，张方平是范仲淹的得力助手。

    范仲淹主持应天府书院非常勤勉尽心，《范文正公年谱》上

    写：“公常宿学中，训督学者，皆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由是

    四方从学者辐辏，其后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他

    自己也在这时期完成了政治代表作《上执政书》，后来成为“庆历改

    革”的蓝本。

    中国的文艺复兴

    宋代中期之后，政府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发展官学，书院作为应

    试科举的功能衰落了，但它的学术研讨功能却以涓涓细流的形式延续了

    下来，因为北宋文化并不是继承前代、按部就班，而是个大变革。

    现在总有人说宋代文化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谢和耐在《中国社会

    史》里解释，以复古传统为特征的11世纪标志着自5世纪以来对中国社

    会施加的高于一切的佛教霸权影响的结束。人类重新变成了在一个有限

    的和可以理解的宇宙中的人类，而只要对这种宇宙进行探索就可以理解

    它。11世纪中国精英界人物与其唐代先驱们之间的区别，犹如文艺复兴

    时代人物与中世纪人物之间的差异一样。

    在宋代建朝之前，距离“独尊儒术”已经有几百年了。小岛毅在《中

    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中认为，隋唐其实是儒、佛、道三教鼎立的局

    面。唐朝皇家拜老子为祖先，道教受到重视。玄奘从印度取回大量经

    典，后来禅宗也开始兴盛，而贵族官僚们的生活规范和政治理念以儒家

    为基础。小岛毅研究，有资料显示朝廷上争论过三教的优先顺序，但是

    三教的重要性没有被否定，也就是说，三教并存的形式在唐代政治体制

    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宋代打破了平衡，蓬勃的科举制度让士大夫、知识分子越来越有话

    更多免费电子书语权。欧阳修开启了古文运动，他不但自己写古体散文，而且建议朝廷

    在科举考试中停用骈体文，鼓励写古体散文。为了实践主张，欧阳修在

    嘉祐二年(1057)做考官时，要求考生用古文答题，那次进士及第的包

    括苏轼、苏辙、曾巩、张载、吕惠卿等，他们后来是北宋甚至整个科举

    史上的灿烂之星。

    这不单纯是一场文学革命，因为倡导古体散文的理由是，它可以不

    受修辞手段的规定和限制，自由表达政治和哲学观点。我们都学过欧阳

    修是受到韩愈的影响，韩愈在唐代就是高扬儒家传统，力排佛、道。

    另外一个促使宋代知识分子提升儒学、恢复传统的动力在于周边国

    家不但在军事上对宋朝构成威胁，它们还都在学习和模仿中原文明，挑

    战宋朝的中原文化正统地位。西夏对佛教全面弘扬，尊孔子为文宣帝，修孔庙，开设小学、太学。

    辽国的佛教也很兴盛，雕刻的契丹大藏经却全是汉文的，对燕云十

    六州也是按照汉族的三省六部制和州县制管理。辽国对于《新五代史》

    里将自己归为“夷”类并不接受，为表示中华文化上的平起平坐，把赵宋

    起事经过附在辽国史里。女真人的汉化也是持续进行，到了金章宗时，甚至用秦代的“五德始终论”作为政治合法性的理论来源，他选择“土”作

    为金的德运，而这对应了宋朝选择的“火”，土是火的下一个循环。

    在恢复真正的儒学传统，其实是确立“新的传统思想”的过程中，宋

    代的知识分子在学术上充满了活力，理学、新学、蜀学等学派层出不

    穷，它们有的互相启发，有的前后继承，有的互为对手。承接欧阳修古

    文运动的是“新学”代表王安石的改革。熙宁三年(1070)，从隋朝开始

    持续了500年的进士科考诗赋，改考经义、策论。相应的，学校的教育

    要配合科举改革而重视经书解释。教材是王安石父子亲自执笔注释的

    《周礼》《尚书》《诗》三经。除了这些，王安石还做过其他的注释，继承他的新法党派中也出了很多注释家。小岛毅在《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里写道：“北宋末期，从哲宗

    亲政时期到徽宗时代，这些注释书都是公认参考书。道学者虽也站在自

    己立场上做了一些注释书，但是即使在南宋后期道学系统学者的藏书目

    录中也并没有占据多数，由此可见新学影响力之大。”

    其他的学派没有科举参考书这样的强渠道，大多依靠官学、书院、私学、家塾等教育机构来持续传播自己的理念。比如，“洛学”的程颢、程颐兄弟，他们的理论核心是“天理”，认为“理”是万物的统治者，不仅

    包含了自然世界运行的基本规律，也包含了人伦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基本

    运行规律。他们是王安石的反对派，仕途不顺，赋闲洛阳，在家里、嵩

    阳书院、龙门胜德上方寺、龙门香山寺等地讲学。他们的学生杨时，把“洛学”传到了南宋，曾经在南宋高宗的朝廷里侍讲经筵。“关学”创始

    人张载，年轻时受到范仲淹鼓励，从研究军事改为钻研儒学，建立起自

    己的系统。嘉祐二年，跟苏轼同登进士，王安石变法之时，辞官回到陕

    西横渠，立馆讲学。

    朱熹：择胜地，立精舍

    书院到了南宋，开始蓬勃发展，在153年里，南宋书院总数是442

    所。南宋的书院不但数目大，分布也很广，覆盖了11个省。这种数量和

    广度，也可以看成理学在南宋传播的路线图，因为南宋的书院是伴随着

    这一学说而发展的。

    对于特别重视体统的儒学知识分子来说，靖康之难、北宋官员对女

    真人的投降和高宗朝廷的苟且偷生的行为令他们感到十分羞耻。他们认

    为，这是北宋以来的儒学教化失败了，这其中一定缺少了最紧要的东

    西。刘子健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里写道：“朱熹从北宋的周敦

    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的著作里去寻找答案。大儒们的主要贡献

    都在形而上学领域。朱熹认为，忽视了形而上学理论是造成悲剧的致命

    更多免费电子书错误。”

    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

    志。

    ——朱熹读书法

    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

    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

    稚之时，欲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而无扞格不胜之患也。

    ——朱熹论儿童教育朱熹像

    回到打破三教平衡的时间点上，儒学作为一种政治学说，没有关注

    人在精神层面上的问题。要真正超越佛、道两家，成为一个更优越的、更能庇佑国家的意识形态，儒家知识分子需要对物质世界、社会关系和

    宇宙进行观察思考，重新规范价值体系。

    刘子健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里总结朱熹的理论体系是发展

    了“理”和“气”这一对概念，“理”指存在于万世万物之中，永恒不变的非

    更多免费电子书物质性原则，它赋予万事万物以形。“气”是物质性力量，它使万事万物

    呈现千差万别的实际面貌。第三个概念是“道”，它是一种充盈于天地万

    物之中的内在原则，但并不神秘，而是与人本身、人的本质、社会关系

    的全体以及整个宇宙息息相关。对于朱熹学派来说，最重要的便是认

    知“道”，不懈地循“道”而行，使自己更为高尚，让“道”流行于天地之

    间。

    理学在当时不是一枝独秀，但它最后能脱颖而出成为正统，很大一

    部分原因在于传播的力度。他们认为教育是觉悟普遍规律、感知自然、认识人类社会的手段。于是，道学的知识分子像传教士一样，从南宋经

    济的核心区域浙江、江西和福建，向偏远地区湖北、四川、湖南扩散，诲人不倦。

    传教的载体就是书院。朱熹创建了书院四所，修复了包括白鹿洞书

    院在内的三所书院，前后在20所书院里讲课传道。即便他去世之后，他

    的弟子黄翰为了光大师传、传播理学，还创建了多所书院。弟子陈文蔚

    一生也讲学于丰城龙山书院、宜春南轩书院等多所书院。现在，我们发

    现书院的遗址大多数是风景优美的名胜，这其实是经过理学家们谋划

    的。

    理学的传播不是讲知识，而是道德的、价值观上的认可，它的目的

    是让人们提升自我修养，达到道德的进步，确立信仰和价值观。所以，为了营造出不关心世俗、修身自省的氛围，书院跟佛寺、道观类似，喜

    欢建在幽静而风光秀丽的山野里。朱熹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中写“相

    与择胜地，立精舍”，吕祖谦《白鹿洞书院记》中写“往往依山林，即闲

    旷以讲授”。白鹿洞书院

    南宋大儒们也不只在书院里带着学生静心读书，他们的教学无处不

    在，有时候是解答学生的提问，有时候是游学中的某次阐述，这些随机

    的智慧编辑成一本《近思录》[2]

    ，全是从农民、乡村生活、宗教活动、统治艺术这类士大夫、知识分子关心的“痛点”出发的解答，而且这本书

    非常适合科举考试，是当时非常受欢迎的科举参考书。为了跟教育水平

    更低的人群传播理念，理学知识分子甚至放弃了文学素养，他们中间不

    再出现文学大师。

    南宋社会和知识分子中间有强烈改变现状的意愿，理学大儒形成了

    理论体系，有书院做载体，还注重简明易懂的传播方法，这些完全符合

    更多免费电子书撩起人群追随和信仰的规律。理学派在士大夫和民间知识分子中声望日

    隆。但是，成为宋代的正统学说不能只靠“群众”们喜欢，走到最后是政

    治局势风云变幻的结果。

    1195年，宁宗即位，受到权力争夺的波及，理学被定为伪学，以这

    个为理由，推荐过朱熹和其他理学学者的宰相赵汝愚被流放。朱熹在

    1200年去世，他没有看到因为政治局势的又一次逆转，受到压迫的理学

    重新获得崇敬。1208年朝廷授予朱熹身后荣誉，称他的学术为正学，1212年，政府接受了朱熹为《论语》和《孟子》所做的注释。

    南宋末年，蒙古人咄咄逼近，而且他们跟西夏、辽、金一样，也以

    中原文明体系的政权自居，还在北京修建了孔庙。此时，朱熹学派成了

    南宋朝廷提振士气的工具，因为他们一直宣称北宗五大儒激活了儒学的

    血脉，而其中“二程”的学生杨时又把血脉传到了南宋，传给了朱熹学

    派。1237年，蒙古开科取士，南宋朝廷赞同朱熹学派的正统。1241年，在内忧外患之时，为了申明南宋在中原文明体系里的正当性，朝廷举行

    仪式宣布朱熹的理学为国家正统。

    以方寸心，观照天地

    宋代的书院在物理上消失殆尽，可是精神长存。朱熹的理学成为国

    家正统，在小岛毅看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唐朝在宋初人们心中是一个

    理想王朝的模范，但是不久宋人开始摸索超越大唐的政治理论和皇权理

    论。

    如果说唐朝实体被黄巢消灭，那么唐朝的理念是在朱子理学立为正

    统时被消灭的。中华文明从唐韵转向了漫长的宋调，朱熹的理学包括新

    儒学在当时是种新文化潮流，一直影响到封建王朝的末期。这些理念和

    规范构成了我们最熟悉的“古代”的样子。“孔孟之道”是宋代才有的说法。在宋之前的说法是“周孔之

    教”，“周”指的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从欧阳修寻找儒学本来面目的

    古文运动开始，孟子的地位一直在提高。欧阳修的继承人王安石把孟子

    从祀到孔庙，朱熹注《四书》《孟子》入经，成为显学。

    朱熹在《孟子集注》中写“人欲肆而天理灭”，后来他又强调“天理

    人欲，不容并立”，必须“革尽人欲，复尽天理”。这个理论的基础就是

    孟子的“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

    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认为人的欲望寡浅才能保持住善良的

    本性，多欲则会丧失善良的本性。

    宗族社会也是在朱熹理学的传播过程中产生。朱熹理学强调《大

    学》，“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是三纲领，具体实践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从前是统治者的守则，而理学把它扩大为一般士大夫、知识分子的座右铭。小岛毅分析，道学

    在长期以来是要应对新学和佛教禅宗两方面的挑战，禅宗逃避社会责

    任，而新学忽略自我修养。道学的解释系统里，“明德”就是天理，至善

    就是为天下国家做贡献，这是一个人的义务，也是最富有人性的人生。

    对于那些没有做官的地方乡绅、知识分子来说，道学给他们指出了

    人生方向，致力于自己的宗族社会，也是对国家做贡献，因为国家秩序

    就是由单个的宗族组成的。其实在宋初，科举制本来就有打击世家大族

    的意味，但是有眼光的家族为了维持兴旺，就得给家族里的子弟提供读

    书的环境和经济支持，宗族又因为科举而紧密起来。范仲淹晚年在苏州

    设立义庄、欧阳修编纂了族谱，这些都是为了把自己因为科举和做官积

    累的资本传递给家族后代。重视宗族社会从理论上讲也有意义，是恢复

    古代礼制的手段。

    宗族社会在宋代开始逐渐形成，朱熹理学兴起之后，更是完全按照

    朱熹的思想去经营家族。比如徽州的宗族社会就依照的是朱熹嫡传“新

    安理学”的思想形成的。徽州宗族的族规、祖训是朱熹伦理思想的具体

    更多免费电子书化，洁祠堂、修坟墓、孝父母、序长幼等，甚至承担国家义务都有明文

    规定：“吾门粮差，各有定规，乃朝廷正务，不可慢也。”宗族活动的内

    容、程序和细节则遵照的是朱熹的《文公家礼》，族谱甚至明文规

    定：“凡祭祀、一切仪节，谨遵朱子《家礼》”。朱熹在《家礼》里特别

    重视祠堂，“特著此冠于篇端，使览者知所以先立乎其大者”。南宋之

    后，徽州宗族兴修祠堂，并且逐渐成为宗族最重要的事情，这是徽

    州“祠堂林立”的根源。(《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理学对宋代的影响其实也可以从文学艺术上看得到，风格上从唐的

    热烈飞扬转到宋代的内敛淡泊，以方寸之心去观照天地，在一件玩物、一座园林、一处景观里，看到浩渺宇宙。理学的“理气象”“性与情”“文

    与道”这些哲学品格进入道美学理，也让宋代美学有了思辨的基础。比

    如“气象”就是从道学转入了美学范畴，最初是形容人物精神品貌，后来

    用于形容山水、文章的整体风貌，用来形容各种艺术的风貌境界。

    “韵味”也是宋代标识明显的审美气质，指的是意味之美、意味之

    境。宋代文化转向内，崇尚淡泊，而韵味的最高境界，可以用朱熹的门

    生魏了翁的话来概括：“无味之味，至味也。”

    参考资料

    [法]谢和耐：《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刘子健：《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中国转向内在》，江苏人民出版

    社，2012。

    [日]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陈钢：《书院与两宋理学运动》，中国政法大学博士毕业论文，2010。李兵：《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周晓光：《新安理学与徽州宗族社会》，《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

    文社科版)》2001(1)。

    潘立勇：《宋代美学代表人物与核心范畴》，《社会科学辑刊》

    2013(3)。

    [1] 本文作者杨璐。

    [2] 宋朝淳熙二年(1175)正月，吕祖谦来访朱熹，聚于寒泉精舍，《近思录》遂成，史

    称“寒泉之会”。五月，朱熹送祖谦至鹅湖寺，陆九龄、陆九渊及刘清之皆来会，史称“鹅湖之

    会”，开书院会讲之先河，后世以此形容那些具有开创性的辩论会。

    更多免费电子书宋词：浅斟低唱中的都市创作[1]特殊的演出场合——酒宴歌席，特殊的演唱者——娇柔女子，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了宋词的风格，必然偏于婉约柔媚。

    新音乐与诗教传统

    更多免费电子书“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后世点唱率最高的宋词之一，苏东坡

    的这首《水调歌头》，不但为当时的歌女所传唱，时至今日仍被不断演

    绎翻唱。不同版本的传唱，在不经意间提醒我们，宋词虽早已被视为一

    代文学的案头之作，但实则作为两宋通俗音乐配唱的歌词而繁盛一时。

    以词来配合的音乐名叫“燕乐”，也称“宴乐”，是隋唐之际从西域传

    至中原的一种新音乐。经与本土音乐的融合，成为流行于唐代的所

    谓“胡夷里巷之曲”。与本土的清商乐曲调相比，燕乐旋律更为复杂和变

    化多端，传统乐府诗五七言的齐言形式难以配合，歌词遂演变为长短不

    一的“长短句”。

    区别于乐府诗的“以诗谱曲”，词的创作是按曲填词。这些流行于唐

    代的歌词，今人依旧能从保留下来的186首《敦煌曲子词》中一窥原

    貌。由于多半出于民间艺人之手，这些唱词多半粗鄙直白，但其中的佼

    佼者，直白新鲜处，实已启元曲之先河，比如“天上月，遥望似一团

    银。夜久更阑风渐紧，为奴吹散月边云，照见负心人”(《望江

    南》)。

    这些曲子词的题材内容虽然普遍，但谈情说爱的部分仍然最多，占

    到三分之一。这其实并不奇怪，人们对新音乐的引入，本来就偏重于休

    闲娱乐。然而，这些多唱男欢女爱的新曲子，最初却不可能在文人间流

    行。

    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诸葛忆兵看来，这正缘于儒家强大的诗

    教传统。长期以来，作为尊体的诗歌，以言志教化为主，鲜有书写男女

    之情的作品。“文人写这些东西比较丢脸，类似于当代的艳照门，会对

    他们的仕途产生影响。唐代文人写词，最多像白居易的‘江南好，风景

    旧曾谙’，写写风景。或者像张志和的‘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

    肥’，写写隐逸生活。但是这些曲子不适宜传唱，想想看，在灯红酒绿

    的宴会上，唱什么《江南好》《渔歌子》？不太搭调啊。”正因为没有文人士大夫的大量参与，燕乐已在隋唐流行了200多

    年，曲子词却一直没有兴盛起来。情况在内忧外患的晚唐发生了变化。

    在一个国破家亡、礼崩乐坏的末世，儒家思想失去效力，士人自觉没有

    前途，整个上层社会纵情于声色享乐之中。由此，便出现了宋之前的第

    一个词作高峰——后蜀与南唐两大创作中心。

    然而，词在宋代的发展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诸葛忆兵在研究宋

    词的过程中，发现在北宋初年太祖、太宗、真宗、仁宗早期四朝的80多

    年时间里，词坛一片寥落，流传下来的不过11位词人的34首作品。其实

    对这一现象，早在南宋初年，词学家王灼便有所关注：“国初平一宇

    内，法度礼乐，浸复全盛。而士大夫乐章顿衰于前日，此尤可怪。”只

    是，王灼对此并无解答。诸葛忆兵的解释则是，在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儒家的思想管控重新建立，士风、文风为之一转，文人普遍不写为配合

    歌舞酒宴间流行音乐演唱而作的词。

    北宋代周而起，“与士大夫治天下”，建国初年，帝国急需扭转五代

    时期败坏凋敝的士风，首要举措便是以学校、科举大力弘扬儒家的道德

    准则，以正士风。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风气很快有所转变，太宗时的

    翰林学士王禹偁对此总结道：“国家乘五代之末，接千岁之统，创业守

    文，垂三十载，圣人之化成矣，君子之儒兴矣。”士风变化影响到文

    风，宋初的文人们再次举起韩愈古文运动的旗帜，主张文以载道，重建

    儒家的道统与文统。

    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士大夫写词，自然难以流行。写得少是一方

    面，还有一部分则在家写完酒醒之后烧掉，当时流行一句话叫“自扫其

    迹”。即使保留下来的词作，也要争取与男欢女爱保持距离。翻开宋初

    的几首词作，不论是王禹偁的“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平生事。此时

    凝睇。谁会凭阑意”(《点绛唇》)，还是林逋的“吴山青，越山青，两

    岸青山相送迎。谁知离别情”(《长相思》)，抑或范仲淹的“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苏幕遮》)，所写不过仕途失

    更多免费电子书落、羁旅相思之情，倒更像中唐词人的作品，而迥异于绮靡艳丽的花间

    词与之后的北宋词风。

    然而，北宋初年士大夫“以声妓自乐”的社会风气已然形成，寻欢作

    乐的宴游生活并不奇怪，只是似乎更多停留在欣赏娱乐层面，与词作保

    持了刻意的距离。而事实证明，士大夫的创作离开了歌舞酒宴、声妓女

    乐，词的真正繁荣仍然尚需时日。

    市井生活与词坛创作

    虽然词写得少，北宋初年的士大夫们却迎来了一个堪称境遇最好的

    历史时期。这一切都源于国初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所形成的官员文化。

    被身加黄袍的太祖，最为清楚拥兵自重的下属对皇权的巨大威胁，酒宴

    之后对权臣的一番话“多积金、市田宅，歌儿舞女以养天年”，自此成为

    宋代皇帝与士大夫共同遵从的圣训。如此，国家用官员的富贵生活换取

    皇权的集中，士大夫们也乐得以奢华的生活，换取皇帝的放心。

    据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中的考证，仅就官俸而言，宋代比汉代

    增加近十倍，比清代也要高出两倍至六倍。此外，宋代对女色非常开

    放，皇帝不但公开鼓励大臣在家多蓄养歌伎，有时候甚至亲自出面代为

    操办。更多免费电子书清 王素 《梧桐仕女图》

    史料记载，仁宗时期的名相王曾，少时孤苦，不近女色，家中妻妾

    不多，皇帝得知后便派宦官买了两个女人送去。还有一次，宋真宗派人

    察看大臣们退朝后的行为，结果发现大家全在喝酒娱乐，只有晏殊兄弟

    在家闭门读书。真宗第二天公开表扬晏殊，没想到对方回答：“我并非

    不愿宴饮游乐，只是因为刚做官，家贫无钱。”皇帝因其诚实，反而对

    晏殊更为重用。北宋 王诜 《绣栊晓镜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时风使然，许多权臣官员家中都蓄有家伎，除此之外，各级政府还

    有负责接待官方宴会的官伎，而市井之间的酒肆乐坊之中则有所谓私

    伎。随着范仲淹、晏殊等当时的名流都开始写词，士大夫对作词的态度

    悄然发生着变化，虽然仍将其视为乐府末造，不登大雅之堂，却已然不

    以为意，在酒宴娱乐席间，越写越多。

    更多免费电子书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宋朝大概是唯一一个在口头上也不强调

    勤俭节约的王朝。上层士大夫普遍奢华生活的背后，是作为支撑的繁盛

    的商业经济与市民文化。汴京在内的大型城市的繁盛，除了发达的漕

    运，还得益于打破了唐以来坊市分区的硬性阻隔。北宋汴京城内允许面

    向大街开店，与民居错落交杂。乾德三年(965)，宋太祖诏令解除宵

    禁，汴京很快出现通宵达旦的夜市。

    酒肆乐坊等娱乐场所带来的词作需求，同时在极大刺激着宋词的繁

    盛。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决定了宋词本身就是一种都市创作。“与诗歌

    不一样，陶渊明跑到农村待着也可以写诗，词就不行。到了南宋有一点

    改变，一些特别有创造力的词人如辛弃疾也会写农村题材的词，但并非

    主流，真正待在农村写词的人一个也没有。”诸葛忆兵说。

    第一个大量写作都市风情与市井生活的词人，非柳永莫属。柳永曾

    在汴京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四处奔波，对当时的杭州、苏州、成

    都等大城市也颇为熟悉。

    禁漏花深，绣工日永，蕙风布暖。变韶景、都门十二，元宵三五，银蟾光满。连云复道凌飞观。耸皇居丽，嘉气瑞烟葱蒨。翠华宵幸，是

    处层城阆苑。

    ——《倾杯乐》

    这写的是汴京元宵佳节的繁盛景象。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

    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

    绮，竞豪奢。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

    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

    好景，归去凤池夸。——《望海潮》

    这是对杭州富庶繁华的生动描绘。据说，这首词传布甚广，后来被

    金国皇帝完颜亮听到后，“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

    渡江之志”。

    在诸葛忆兵看来，柳永的都市风情词，有粉饰太平、方冀进用的考

    虑。但当他屡试不中后，渐渐对科举不满，反映在那首著名的《鹤冲

    天》中，就是满腹怀才不遇的牢骚：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

    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

    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

    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据说，仁宗听到这首词后颇为不悦，特意让他落榜，并说：“且去

    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索性从此自称奉旨填词，写下大量为妓院

    乐坊歌伎而作的俗词。

    柳永用直白热烈的语言，写下的大量描写市井生活的俗词，也让他

    为当时文坛名流欧阳修、晏殊、苏轼等人所不待见。北京师范大学文学

    院教授马东瑶认为，这与主流词坛的创作观念有关，“当时的高官欧阳

    修、晏殊、苏轼等人，受南唐词影响较大。之前后蜀、南唐两个写词中

    心，西蜀的词多为应歌之作，拿给歌女唱的代言体；南唐代表词人李

    璟、李煜、冯延巳等人，则属于不用应歌谋生的上层社会，所写之词更

    多属于自发抒发，用词也比较典雅，所谓‘诗客曲子词’”。

    由此带来的雅俗之辩，在词史上留下多段公案。一方面，晏殊、苏

    轼都曾对柳永《定风波》中类似“彩线慵拈伴伊坐”之类的俗词表示不

    屑。另一方面，懂行的苏轼对柳永的雅词则颇为肯定，甚至将其视为自

    己的竞争对手与写作标杆。宋人俞文豹《吹剑续录》记载，苏轼问一个

    更多免费电子书善歌的幕士：“我词比柳词何如？”那人答道：“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

    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外(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

    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苏轼听后为之绝倒。

    金 武元直 《赤壁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词到了苏轼手里，境界真正开阔起来。在宋人一般观念中，词

    为“诗余”“小词”，马东瑶解释，“小”既包含着文人的轻视，也是相对于

    当时的“大曲”(大型组曲)而言。苏轼将词视为“诗之苗裔”，“以诗为

    词”写一切题材，真正达到“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境地。在马东

    瑶看来，苏轼对词看重的重要标志，是用词来写悼亡这样严肃的内容，这就是那首著名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

    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

    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元丰二年(1079)，由于“乌台诗案”，苏轼被贬黄州，仕途遭遇毁

    灭性打击，没想到却自此改写了宋代文学史。黄州五年，苏轼仅写作

    100多首诗，却寄情于词，写下包括《念奴娇·赤壁怀古》在内的大量名

    作。其间苏轼的心理颇可玩味，一方面他不轻视词，一方面也受了之前

    写诗的教训，觉得写词相对安全。无论如何，那些抒发个人情感的成功

    之作，流布全国，影响了许多后来的词人。

    自苏轼起，两宋词坛也隐然形成两派，一派更为注重文辞内容，一

    派则偏重音律，更考虑演出效果，前者继苏轼之后的代表便是南宋大词

    人辛弃疾、陆游，后者从柳永、周邦彦、李清照，一直到南宋中后期的

    姜夔，各自绵延不绝。比起苏轼，辛弃疾“以文为词”，在词的题材与语言试验上走得更远。

    高潮也往往蕴含着衰落，当自我抒怀的词作日渐变成一种并不考虑

    演唱的案头读物，配乐而作的词，便逐渐成为一种单纯的抒情文体。此

    外，由于古人没有保存演出的技术手段，旧的曲调被不断忘却，宋末随

    着新的音乐形式流行，流淌于音乐之中活泼的词作，衰落的命运已无可

    避免。

    浅斟低唱，佐酒清欢

    尽管原汁原味的唱词已杳不可寻，但只有了解词在宋代特殊的演唱

    环境与演唱群体，才能理解宋词特有的风格。正如学者张鸣在《宋代词

    的演唱形式考述》一文中，由前文所述那个关于柳词与苏词区别的著名

    故事中所发现的，不同风格的词，需由不同的歌者以不同方式演唱，在“乐、辞、唱”一体的曲子词中，宋人把“唱”放在了关键的地位。

    词在宋代的演唱主要分为小唱、群唱(群讴、合唱、齐唱)、歌舞

    演唱等几种情形，其中以小唱最为普遍，从勾栏瓦舍的商业演出到皇家

    宫廷宴会，官府宴会、士大夫的雅集聚会以至家宴，无不采用。所谓小

    唱，耐得翁在《都城纪胜》的解释为：“小唱，谓执板唱慢曲、曲破，大率重起轻杀，故曰浅斟低唱。”

    手执拍板，浅斟低唱，确实非常适合佐酒清欢。事实上，在唐代青

    楼中喝酒娱乐时所唱的词，主要目的在于劝酒。不但许多词牌与酒有

    关，每句词背后还保留着“举杯”两字，可以推想，大概是唱一句喝一杯

    的意思。

    到了宋代，不论在民间的红灯区，还是士大夫家中，词依然伴随着

    酒宴娱乐演出。某种程度上，这与今天的情形没有太大区别，最大的区

    别在于，今天没有彼时士大夫所养家伎一说，更没有当时上层社会公开

    更多免费电子书的对色情的开放程度。然而，在宋代，唱曲子词逐渐形成了以女性演唱

    为本色的传统。

    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李廌在名为《品令》的词中，调侃一位擅长唱词

    的老翁：“唱歌须是，玉人檀口，皓齿冰肤。意传心事，语娇声颤，字

    如贯珠。老翁虽是解歌，无奈雪鬓霜须。大家且道，是伊模样，怎如念

    奴？”可见当时虽然尚有男性歌者，但在宋人看来，唱词应该由唇红齿

    白、娇柔漂亮的女孩子来唱才好。

    特殊的演出场合——酒宴歌席，特殊的演唱者——娇柔女子，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了宋词的风格，必然偏于婉约柔媚。其实，早在后蜀宫廷

    豪门那些为歌而作的词便是如此。花间词人的代表温庭筠，依附豪门为

    以女性为主的教坊乐工填词，为了适合演唱者的身份，“以男子而做闺

    音”，专写女性视角的伤春悲月及对爱情的想象。

    到了宋代，无论是市井的青楼酒肆，还是士大夫的家宴，对曲词的

    需求都大大增加。席间被歌伎索词，俨然成为一种酒宴文化，而即席演

    唱某位在座客人的词，显然也是一件令宾主双方都感快意的风雅之事。

    柳永的好多俗词，就是为歌伎而写的即兴之作。

    苏轼在杭州做太守时，更给所有官伎每人写了一首词，离任之时，有位官伎说尚未给自己写，我们这位才情无限的大文豪，很快也给她写

    了一首。因为是写给席间某人的即兴之作，在词作中便要加入符合其身

    份的应景之语。一次，苏轼与外甥们在永安城楼上赏月喝酒，在座客人

    中刚好有善吹笛者，酒兴大发的苏轼很快“援笔作乐府长短句，文不加

    点”，在这首名为《念奴娇》的词中便有“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爱临

    风笛”之语。

    在贾文元担任大名府太守时，一次以官方宴会接待欧阳修。宴会

    上，官伎特意演唱数首欧阳修的曲词劝酒，欧阳修听得高兴，连连满

    饮。有的时候，实际的现场演出效果，也会对词的内容产生直接影响。

    史料记载，南宋宋理宗时，太子有次请皇帝皇后赏花听曲，唱的正是李

    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

    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

    心，却是旧时相识。”乐伎才唱了一句“寻寻觅觅”，理宗听得不耐烦，打断乐伎：“这首词太愁苦，换一首吧!”太子随即下令陈郁现场填词，便是那首歌颂太平的《快活声声慢》：

    澄空初霁，暑退银塘，冰壶雁程寥寞。天阙清芬，何事早飘岩壑。

    花神更裁丽质，涨红波、一奁梳掠。凉影里，算素娥仙队，似曾相约。

    闲把两花商略。开时候、羞趁观桃阶药。绿幕黄帘，好顿胆瓶儿著。年

    年粟金万斛，拒严霜、绵丝围幄。秋富贵，又何妨、与民同乐。

    这首华词丽句歌颂太平的应制词，与原作风格迥然不同，但无疑更

    适合当时欢乐祥和的赏花活动。在酒筵歌席的演出场合下，像“大江东

    去”那样的豪放词，得到的演出机会注定很少。事实上，即使以豪放词

    人著称的苏东坡，所存的350多首词里，与酒筵歌席无关的词作也仅有

    40多首，其中真正能称上豪放词的不过七八首。也正在这个意义上，吴

    世昌否认宋词中有所谓豪放派的存在。豪放与否，无可置疑的是，在苏

    轼、辛弃疾等人的推动下，作为独立文体的词，案头属性越发明显。也

    正因此，当一代之新音乐成为过眼云烟时，那些寄托无限深情的词作，依然被人们传诵不已。

    更多免费电子书宋 马远 《华灯侍宴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1] 本文作者艾江涛。

    更多免费电子书宋画：神游山水林泉间[1]从汴梁到临安，山水画中的云雾越来越浓重，这是画家们从记录壮

    丽山河转向观照内心的过程。

    北宋：观画而生意

    更多免费电子书李唐在徽宗政和年间赴开封参加当时朝廷举办的翰林图画院考试。

    为了能保证招入的画家既有一定绘画功力，又具备文化艺术修养，宋徽

    宗往往亲自以古人诗句命题让考生作画，以期达到“意高韵古”的效果。

    当时李唐在考试中拿到的题目是“竹锁桥边卖酒家”，众考生作画时

    都在酒家上做功夫，只有李唐画中在桥头竹外挂一酒帘，巧妙地表现了

    题眼“锁”字，得到徽宗赏识，补入画院，由此成为南北宋山水画承上启

    下之人。

    自宋太宗雍熙元年(984)创立到徽宗即位之前，北宋翰林图画院

    已经延续了110余年。从宋太祖开始的“兴文教、抑武事”逐渐发展，各

    项制度齐备，国家画院良性运行。尽管如此，在宋徽宗之前，除士人画

    家北宋山水画三位代表人物关仝、李成和范宽以外，北宋前中期官方背

    景下画院山水画虽然承接唐五代宫廷青绿山水[2]

    和士人水墨山水，但表

    现相当低迷。

    早期来自南唐宫廷的山水画家赵幹，在宋初画院为“学生”，深受唐

    代士人山水画家王维的影响，临摹其画作，虽成就不高，但有“穷江行

    之思，观者如涉”的特点。

    之后，燕文贵、高克明皆受宋初士人山水画家李成的影响。二人山

    水画法在当时画院极有市场，但力图真实表现自然山水的实验并没有成

    功。如今来看，宋代山水画真正的发展，还是依靠最高权力皇帝的旨

    意。

    画院画家郭熙最初的绘画技法同样学自李成，被公认为李成传派，画史合称“李郭画派”。郭熙深得宋神宗喜爱，很快连跳几级升为翰林图

    画院最高职务“待诏”。他将北宋画院的山水画推向真实细腻的微妙变化

    境地，并赋予强烈情感色彩，由此开创了北宋山水画的发展时期。更多免费电子书宋 郭熙 《早春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郭熙不仅绘画上高人一等，他撰写的《林泉高致》也被视为宋代山

    水绘画理论方面的最高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郭熙认为山水画的价值在

    于能使观者身临其境。他说，一个真正喜爱山水的人，也许困于现实情

    况而不能使梦想成真，无法遨游于山石林泉间，但是人们可以神游于山

    水绘画中。“看此画令人生此意，如真在此山中，此画之景外意也。”他

    认为能够画出这种山水的人，本身一定要和山水建立亲和的关系，观察

    山水在阴阳四时、昼夜晨昏间的变化，保持敏感性，能够通过绘画技巧

    捕捉到所有景致。他根据自身经验总结出“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

    而欲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的山水作画原则。

    在《林泉高致》中，他提出山水画表现中视点、布局变化的“高

    远、深远、平远”三远法：“自山下而仰山颠，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

    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高远之色清明，深远之色

    重晦，平远之色有明有晦。高远之势突兀，深远之意重叠，平远之意冲

    融而缥缥缈缈。”在郭熙存世画作中，《关山春雪图》合用“高远”和“平

    远”，《早春图》“三远”皆有，而《窠石平远图》则为“平远”。

    《窠石平远图》卷描绘的是深秋时节平野清旷的景色。整幅画面集

    中在底部，给人一种不稳定的感觉。郭熙利用高耸的松、岩作为参照

    物，创造了广阔的空间感。近景山石树木墨色浓郁，刻画工细，而远景

    淡墨粗笔，山峦并不清晰，甚至部分选择不勾轮廓。中国山水画中的气

    氛透视法在这幅画中非常明显，郭熙以逐渐淡化的颜色来描绘逐渐远去

    的景物，暗示一种气氛正介入看画人和景物之间，来制造幻觉上的空间

    和距离感。繁复的细节没有削减构图的连贯性，一道溪流从远景蜿蜒而

    来，远近就此结合，成为妙笔。《窠石平远图》回应了《林泉高致》的

    要求，邀请观画者通过想象漫游于画中山水间。这种亲近观画者的手

    法，在之后两个世纪主宰了中国山水画。神宗喜爱郭熙时，宫里甚至出现“一殿专背熙作”的盛况。然而郭熙

    好运止于神宗，哲宗即位后，他的画被“易以古图，退入库中”，甚至沦

    为抹布，随意赏赐众臣。虽然如此，在翰林图画院外，郭熙的画在士大

    夫间仍有市场。苏轼、苏辙、黄庭坚、文彦博等人都有赞赏郭熙作品的

    诗。而郭熙在山水画中取得的重大突破，则彻底影响了整个北宋院画山

    水绘画风格：通过“平远”“高远”“深远”三远法，取自然中大山长水做客

    观、写实性的表现，中央大山堂堂，四周群峰环绕，气势磅礴。

    纵观南北两宋画院画法，皆有宫廷审美和皇帝导向的干预，宋徽宗

    便是其中最甚者。北宋翰林图画院在徽宗时期得到了完全的发展，便是

    由于徽宗赵佶嗜好书画，重拾绘画艺术发展。因此彼时画家待遇与画院

    制度都出现了很多超越前代的革新，邓椿《画继》就记载：“诸待诏每

    立班，则画院为首，书院次之，如琴阮、棋玉百工皆在下。”

    宋徽宗在崇宁三年(1104)着手兴建“画学”，将绘画与科举功名联

    系在一起，并制定学制、教学计划、课程、招生和考试制度。而在大观

    四年(1110)，徽宗下诏将“画学”并入翰林图画院，由此教学与创作绘

    画的两大体系合二为一。到了徽宗朝尾声宣和年间，画院体系已经非常

    发达，由此得名“宣和画院”。

    在这一体系下，产生了众多画家，王希孟便是宣和画院的结晶。王

    希孟在“画学”当学生时，曾数次献画，独具慧眼的徽宗觉得他画得不怎

    么好，却由此“知其性可教”，于是“亲授其法”，因而王希孟画艺大进。

    半年后，18岁的王希孟作出著名的《千里江山图》[4]。

    清代宋荦在《论画绝句》附注中说王希孟在完成此卷后不久便去

    世。《千里江山图》是这位年轻早逝的天才画家留下的唯一作品，以长

    卷的形式，青绿重设色描绘宋徽宗朝万里山河。构图上“平远”“高

    远”“深远”三远结合，在继承传统唐代青绿山水的画法基础上，用笔极

    为精细，人物虽细小如豆，但形态栩栩，没骨法画树干，皴点画山坡。

    更多免费电子书作者有意在单纯统一的青绿色调中寻求变化，以赭色作为衬托。此卷被

    视为青绿山水画中的杰作，也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宣和画院的另一个作用便是为南宋画院储备人才，不少宣和画院的

    画家在当时并不知名，但经过南渡南宋绍兴画院后，却成为复兴的中坚

    力量，李唐便是其中之一。

    南宋：新的抒情意趣

    直至北宋宣和末(1126)，李唐升任画院最高技术职务“待诏”。然

    而此时金兵已经大举入侵，内忧外患的北宋摇摇欲坠。到了靖康二年

    (1127)，金兵破都城汴梁，徽、钦二帝及赵氏宗族3000多人被俘。北

    宋亡，兴盛一时的宣和画院遭罢废，画家四散飘零。

    在南北宋交接乱离之后，李唐历尽艰苦从北方出发至南宋都城临

    安。途经太行山时，被强盗萧照劫掠，打开行囊一看，全是粉奁画笔，一问才知是画院“待诏”李唐，萧照于是不再做强盗，跟随李唐学画，后

    来也进了南宋画院。

    李唐初到临安时，人生地不熟，生活没有着落，只能靠卖画为生。

    一次偶然机会，南宋画院行政主管“中使”认出了李唐画迹，才让李唐有

    机会重回画院。消息传到了宋高宗那里，宋高宗本就熟识宣和画院时期

    的李唐，于是让李唐在南宋画院“复职”，职务仍为“待诏”，授李唐成忠

    郎，赐金带。虽然宋高宗无意恢复中原，重用主和派，但却对画学十分

    重视，特别是他需要绘画来服务政治，组织画家创作。

    此时李唐已经70多岁，迁居杭州不到10年便去世了。但李唐晚年竭

    力重整新画院，以至整个南宋时期没有一个画家不在某方面追随过他。

    李唐属于范宽传统，喜欢画饱经风蚀、灌木丛生于顶的悬崖或山谷。巨幅山水《万壑松风图》便是他北宋时期画作的代表。画面正中为

    主峰，峭壁悬崖间有瀑布泉水，白云缭绕，茂密高大的树林郁郁葱葱，整个景物给人的逼迫感很强，加上厚重的笔法，非常有气势。其中为了

    表现质地坚硬，李唐勾勒山石和描绘岩石层面的笔法称为“斧劈皴”，这

    种画法源自范宽的“雨点皴”，但是李唐使用了较宽的卧笔，代替了范宽

    整洁的墨点。画笔作皴法时运笔多顿挫曲折，落到画面上效果很像用斧

    砍下的木柴，由此得名。

    更多免费电子书宋李唐 《万壑松风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但彼时《万壑松风图》这种北宋画家雄浑境界的大幅山水，却已经

    不适合表现南宋风土与南宋人的精神世界。1138年南宋建都于今杭州。

    朝廷从河南来到富饶的江南丘陵地带，杭州西湖两岸的诗情画意正在画

    院中诞生一种新的抒情趣味。北方崎岖的山岭、风蚀的平原，现在已经

    不适合江南温和的情绪。

    于是，李唐的画面由全景构图转向局部构图，图画本身从一个完整

    的世界缩到自然的一角。观画者不再漫游于景色山林间，偶然停下脚步

    观赏局部细景，而是直接沉浸在局部选取的整幅画面带来的寂静之中。

    画家把山、树、雾作为连贯的形象描绘，大量简化画面。

    李唐在《奇峰万木》中，展现了一种冷静而高超的雾中山景。这种

    此后在南宋山水画里频繁出现的弥漫云烟越发削减了实体感。云烟不再

    局限于悬崖的底部，或者用来遮掩难以转折的构图，云雾在山峰之间无

    边无际地飘荡，超越了图画的界限，甚至飘出画面之外。

    作者希望将观画者的幻想引到画面外的整个世界。它的空茫感不像

    以前一样，要依赖高山峻岭和幽壑深谷来展现，而是靠空间感勾引出

    来。岩、林间的渺渺空白，在表现作用上与岩、林本身一样重要。

    李唐的这种风格被证明更适合画院从北宋到南宋的转型，虽然一部

    分画家沿袭北宋雄厚壮阔全景式山水画，但大部分山水画家都采用了李

    唐的画法，并持续不断地向恬淡而亲切的画风演变，形成南宋院画山水

    的基础。

    继刘松年之后，马远和夏珪被同样视为李唐的追随者，李、刘、马、夏并称“南宋四大家”。虽然马远和夏珪两人都没有做过李唐的学

    生，李唐去世的时候甚至两人可能还没有出生，但两人被视为那一时期

    李唐转变画风最远的延伸。

    马远出身绘画世家，他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都曾奉职于画院。他

    更多免费电子书手中成熟的风格部分来自家庭传统，虽然对角线构图和山石的描绘笔法

    完全取自李唐，但其他地方都变了。马远推进了李唐斧劈皴水墨山水画

    风，截取局部画面，布局多做边角处理，人号“马一角”。[6]

    在他笔下，自然被驯服，被理想化，除了展现最让人向往的景致之外，其他现实本

    应存在的元素都被画家摒除。

    马远的《踏歌图》描绘群峰下农民载歌载舞的情景。虽然还保留了

    北宋全景式构图，但他通过边角式截取多处局部景致合成全幅画作。他

    在用笔上扩大了李唐“斧劈皴”法，画山石用笔直扫，风格更加粗犷，见

    棱见角，称为“大斧劈皴”。在轮廓鲜明的前景山石和被称为马远“拖

    枝”风格的松树之后，云雾替代了中景，而直接转至远景。观者的视野

    自然就落入这片渺茫的云雾之中，从物质世界进入一个没有实质的境

    域。整幅画气氛欢快、清旷，画中人物的姿态表现了北宋山水画中没有

    展现出的安全感，不像北宋山水中的人物，往往和观画者一样，震撼于

    环境的雄伟神秘之中。

    郭熙或其他早期山水画家作品中那种丰富而有趣味的细节全都消失

    了。马远的《行径春行图》《石壁看云图》《雪滩双鹭图》等画大量削

    减不必要的成分，多将视点拉近作局部特写。那片空茫所挑起的言外之

    意，把他的主题笼罩在一片感性之中。

    夏珪的构图进一步简化，减少实体，与北宋山水的风格区别越来越

    大。他几乎完全不描写实物的表面细节，并使用了更多的雾来朦胧画

    面，因往往构图时将元素布局在一侧，又被称为“夏半边”。绘画时他将

    线条削减到最疏少的程度，而且大部分只用来勾勒渲染面的边缘轮廓。

    利用他的“拖泥带水皴”，寥寥数笔，水墨淋漓，产生的渐次渲染效果，画面留白之处，成了南宋画家的标志。

    夏珪现存的作品大部分是小幅山水，观者一眼便可将景致尽收眼

    底，每一构成部分都以其本身简明而纯净的视觉形象存在着。《溪上清远》可谓夏珪最卓越的作品，更因南宋此时纸本逐渐取代绢本，成为绘

    画的主流介质，画家们在纸本上使用水墨和皴法更加得心应手。

    同时，南宋山水画面中流露出这种情绪的净化，也表明所有构成部

    分都为达到某种特定效果而服务。这种特定服务可理解为两个部分：留

    白、诗意的画风是南宋朝廷国策的需要，画家笔下的欢美花园回避了南

    宋荒乱的现实。

    因此，南宋四家在后世艺评中褒贬不一。元代山水士人画派主

    张“古意”“以书入画”，“元四家”成为主流，开始批判李唐。待到明代初

    期至中期，浙派兴起占据主流，戴进等人力学南宋四家，李唐的影响力

    再次加强。此后“吴派”、董其昌、“四王”逐渐兴盛，推崇“元四家”，继

    而南宋四家再受冷落，一直到20世纪初，“南宋四家”影响逐渐扩大。

    院外之论：画以形似

    在翰林图画院外，另一股力量也在决定着中国山水画的走向。正统

    画论认为，描绘某特定事物或景色的绘画应该在观众心中勾起与他看到

    实物真景时同样的思想和感受，“应目会心”，因此画家需要忠实地表现

    自然形体。但以苏轼为首的士大夫文人圈子促生了新的绘画理论，受到

    儒家思想寄情寓兴的影响，文人画家认为，作品的本质是为了反映画家

    本人的品质，表现内容来自画家心灵和情绪。苏轼曾说：“论画以形

    似，见与儿童邻。”西方绘画提出这类想法要迟至19世纪。

    北宋末年，苏轼和好友文同、米芾、李公麟均以此法作画，被称

    为“墨戏”，归为“士人画”，尽管苏轼等元祐党人在徽宗朝受到打击，但

    没有影响其画学思想在画院传播。宋室南渡建都临安，改变了徽宗朝在

    政治上无情打击元祐党人的策略，进而转为推崇元祐苏学。李唐南北宋

    之交画风转变，以及马远、夏珪“一角半边”式山水画风的成熟，或多或

    更多免费电子书少都有北宋“文人画”的影响。

    可以说，南宋后期的院画风格也受到了文人画的影响，这种影响很

    可能不是由画院自上而下而来，而是由画院画师内心的转变，在沦落江

    南，苟安一隅之时，即便身处宫廷，自身或许更易受到文人画的触动。

    但这一视角也成为旧时评论家和文人画贬斥南宋山水画的依据，从政治

    角度认为马远、夏珪的“边角之景”是南宋偏安“剩水残山”的反映。更多免费电子书南宋 马远 《踏歌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与此同时，南宋梁楷、牧溪受完全使用水墨画法的米友仁文人画影

    响，在画院外将山水画进一步发展。梁楷曾是南宋画院最高级别的画

    师，但画风简略、粗犷的他不愿受到画院限制，辞职来到西湖附近的六

    通寺，六通寺的住持便是禅宗大师无准的弟子牧溪，两人一起将文人画

    引向了一个高度。

    南宋的没落使得中国禅画[7]

    和文人画进一步结合。北宋时期的绘画

    讲求雍容华贵，下笔严谨细致，儒家“格物”的精神已经不再需要，经历

    国破和逃亡的艺术家们不得不开始观照内心，禅宗思想融入画里，在看

    似纷杂的万象之下寻找真理，他们不炫技，而是用最简单的题材完成绘

    画。牧溪的《潇湘八景图》甚至可以看出大写意的端倪。

    然而，画院外的力量终归无法抗衡正统画院的主流思想，梁楷、牧

    溪的绘画风格此后长期受到评论界的打压，各朝画家更是不敢模仿，直

    至后世金农、八大山人等才重新发掘其中的美，并对他们的作品推崇备

    至。而他们的作品大部分在南宋期间通过贸易流入日本，对日本禅意美

    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延续至今。

    参考资料

    杨仁恺主编：《中国书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美]高居翰：《图说中国绘画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韩刚、黄凌子：《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卷轴画·宋》，开明出版

    社，2013。

    [1] 本文作者张星云。[2] 青绿山水画，山水画的一种，以石青、石绿为主色的山水画。以表现色彩艳丽的林泉山

    水。有大青绿、小青绿之分。前者着色浓重，后者是在水墨淡彩的基础上薄施青绿。青绿山水

    画始创于唐代，盛于明代，但绘法难度很大。南宋赵伯驹《秋色江山图》就是青绿山水画。水

    墨山水画，就是纯用水墨不设颜色所作的山水画。其始于唐，成于宋，兴于元，发展于明清。

    讲究笔法层次，立意隽永，气韵生动，表现技法以水墨为主体。

    [4] 政和三年闰四月八日赐。希孟年十八岁，昔在画学为生徒，召入禁中文书库，数以画

    献，未甚工。上知其性可教，遂诲谕之，亲授其法，不逾半岁，乃以此图进。上嘉之，因以赐

    臣京，谓天下士在作之而已。——《千里江山图》卷后蔡京题跋

    [6] 南宋画院轶事：南宋画院里，许多画家都各有绰号，如刘松年居住在清波门，称“暗门

    刘”；王辉因惯用左手，称“左手王”；马远画山水擅长取景，以边角之小而见风光之大，称“马

    一角”；夏圭喜用一角或半边构图，故称“夏半边”。

    [7] 禅画，中国禅宗独有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不同于一般的宗教画，是以画来表现禅理，故笔简意足，空阔纯净，体现了直指本心的简约主义思想。禅画始于唐代，王维首开先河，其

    后有贯休这样的大家。到宋代，马远、夏圭为禅画大家。禅画不拘题材形式，空寂古拙，无理

    无心，疯癫活泼，方法平常，流露自然。禅画画家，亦往往是至情至性之人。

    更多免费电子书宋茶：不枉人间住百年[1]在两宋大部分的时间里，既有尚白色斗浮斗色的斗茶，也有不计茶

    汤色白色绿而注重茶之香、味品鉴的斗茶。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在市民经济繁荣的宋代，正如南宋诗人吴

    自牧在《梦粱录》中所说“盖人家不可缺者，柴米油盐酱醋茶”，茶已成

    为风靡全国的国饮。

    更多免费电子书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想羡欢宴因寄此诗

    (唐)白居易

    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合作一

    家春。青娥递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自叹花时北窗下，蒲黄酒对

    病眠人。

    茶事之盛，除了市民经济的发展，在茶文化专家沈冬梅看来，更多

    得益于从皇帝到文人士大夫的整体投入。自北宋太宗初年初步建立起北

    苑(在福建建安，今福建建瓯县境内)官焙茶园起，宋代贡茶体系到徽

    宗年间逐步发展到精雕细琢、登峰造极的程度。徽宗皇帝所写的《大观

    茶论》，更成为史上唯一一部由皇帝撰写的茶书。

    与此同时，在贡茶体系影响下，宋人一改唐人的煎煮法，形成以点

    茶法为主的饮茶方式。唐人煎煮法的基本流程是，根据喝茶人数，先将

    适量的茶饼碾成茶末，待锅中的水烧到第二滚时，先舀出一碗，然后将

    茶末从锅心放入，同时用竹荚在锅中搅动，加入调味之盐，等水再开

    时，将之前舀出的水再倒回锅中。这种所谓“育华救沸”的方法，类似于

    今人煮饺子时的多次加水。茶水煮好后，分入茶盏供人享用。而点茶法

    则要将研磨好的茶末，事先在茶碗中以少量开水调成均匀的茶膏，之后

    一边注入开水一边用茶匙(茶筅)击拂。

    这种原本源自福建建安民间的冲茶方式，逐步流行于全国。向来追

    求精细生活的宋人，又将在点茶基础上形成的分茶技艺，进一步发扬光

    大，使其成为陆游诗中所描绘的“晴窗细乳戏分茶”，代表士大夫雅致闲

    情的一项日常活动。而最能体现这种生活方式精致之处的活动，便是在

    多幅宋画中所描绘的、宋代风靡一时的斗茶活动。

    斗茶：茶尚白、盏宜黑较早以斗茶为题材的画作，主要有南宋刘松年所创作的《茗园赌市

    图》与《斗茶图》。据《南宋院画录》的记载，刘松年为钱塘人，居住

    在清波门(又名暗门)外，人称“暗门刘”。这位历南宋孝宗、光宗、宁

    宗三朝的宫廷画家，擅长山水，精通人物画，后人将他和李唐、马远、夏珪并称为“南宋四家”。

    《茗园赌市图》一般被视为中国茶画史上最早反映民间斗茶的作

    品。在画卷描绘的集市左侧，有四个提着汤瓶的男子在斗茶，一位端着

    茶盏刚刚喝完似乎正在品茶，一位正要举盏喝茶，一位拿着汤瓶正在冲

    点茶汤，一位喝完茶正在用袖子擦拭嘴角。而在画面右边，一位男子站

    在茶担旁一手搭着茶担一手掩嘴似在吆喝卖茶，茶担里摆放着很多汤瓶

    与茶盏，茶担一头还贴着“上等江茶”的招贴。画面左右两边各有一个手

    拿汤瓶、茶盏等茶具的男女，边往前走，便回头看四位正在斗茶的人。

    画面中人物生动，器物细腻，俨然一派南宋市民卖茶、饮茶的生活图

    景。

    更多免费电子书南宋 刘松年 《茗园赌市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刘松年的另外一幅作品《斗茶图》中，四位身背雨具、提着汤

    瓶、挑着茶担的卖茶者在市郊相遇，遂在松树下架炉煮水，品茶斗茶。

    刘松年创作此画时，北宋风靡一时的斗茶在南渡之后已渐消歇，因

    此画中所绘的斗茶图景，已然不是北宋蔡襄以来受建安当地风气影响所

    形成的“茶尚白、盏宜黑，斗色斗浮”的斗茶活动。

    画面中斗茶的核心显然更偏于对茶汤的品味，沈冬梅得出的研究结论是：“斗茶的重心在宋代不同时期不是一以贯之的。不过，这种斗茶

    的重心不一贯，在时间跨度上的表现却不是连续的，在更多的时候，它

    都表现为一种并行的状态，即在两宋大部分的时间里，既有尚白色斗浮

    斗色的斗茶，也有不计茶汤色白色绿而注重茶之香、味品鉴的斗茶。”

    更多免费电子书南宋 刘松年 《斗茶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如果说品评茶香的斗茶更易为今人理解，那么斗浮斗色的斗茶又是

    何种状态呢？一切还得回到早在唐末五代初时就在福建地区流行的斗茶

    风俗，也就是唐冯贽在《记事珠》中所说的“建人谓斗茶为茗战”。

    入宋之后，流行福建当地的民间斗茶，借助贡茶之名，很快流布全

    国，尤其在宫廷士大夫等上层社会中受到推崇。宋仁宗庆历六年

    (1046)，蔡襄就任福建路转运使。之前，福建路转运使丁谓督造的北

    苑贡茶大龙凤团饼茶，早已成为誉满京华的精品。一生好茶的蔡襄到了

    建安之后，不但改进了制茶工艺，用更为细嫩的原料，添创精美细巧的

    小龙团，还写成《茶录》两篇上进仁宗，论述北苑贡茶的茶汤品质与烹

    饮方法。

    在《茶录》中，蔡襄便写到了建安民间斗茶的具体品评标准。如其

    在上篇“色”中所说“既已末之，黄白者受水昏重，清白者受水详明，故

    建安人斗试，以清白胜黄白”，便点出了宋人“茶色尚白”的品评标准。

    到了宋徽宗那里，这一标准被进一步细分为“以纯白为上真，青白为

    次，灰白次之，黄白又次之”。

    《茶录》上篇“点茶”记载：“汤上盏可四分则止，视其面色鲜白、着盏无水痕为绝佳。建安斗试以水痕先者为负，耐久者为胜。故较胜负

    之说曰：相去一水、两水。”可见，斗茶的最终标准在于在茶末中注入

    开水，击拂之后产生的泡沫在茶盏内壁贴附的时间，时间越长，水痕出

    现越晚者，则获胜，这也正是苏轼在《和蒋夔寄茶》一诗中所谓“水脚

    一线争谁先”。

    茶末吸附茶盏的专用术语叫“咬盏”，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对其

    亦有明确解释：“乳雾汹涌，溢盏而起，周回凝而不动，谓之咬盏。”斗

    茶所用的煎泡方式正是点茶，二者的技术要求与评判标准基本相同，唯

    一区别在于斗茶要在水脚生出的时间早晚上比较高低。

    更多免费电子书在宋人诗词中大量出现的“分茶”，实则是在点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的一种高超技艺。这种源自五代时期的技艺，名曰“汤戏”或“茶百戏”，要求在分茶阶段的注汤过程中，用茶匙(茶筅)击拂拨弄，使茶汤表面

    幻化出各种文字乃至花鸟鱼虫的图案。这种神乎其技的茶艺表演，在注

    重审美享受的宋代备受推崇，甚至与书法、弹琴等技艺并举。

    斗茶形成的标准，影响到了宋人点茶、斗茶的饮用茶具。由于宋代

    茶色尚白，为了取得较大的反差显示茶色，之前流行的白瓷青瓷便不太

    合适，福建当地建窑出产的黑色建盏，便更为适宜。

    由于建盏内壁有玉白色毫发状的细密条纹，一直从盏口延伸到盏

    底，类似兔毛，也叫兔毫盏。在蔡襄与徽宗的推重下，兔毫盏成为宋代

    点茶、斗茶的必备器物，也成了宋代点茶茶艺的代表茶具。在沈冬梅看

    来，白茶黑盏所带来的具有强烈反差对比的审美情趣在中国古代并不多

    见，独具时代特色。饮茶方式与器物之间相互成就，也正是这个原因。

    扬之水发现，斗茶风气的衰歇与建窑烧制御用兔毫盏的时间，亦大致相

    当。南宋 建窑黑釉兔毫斑碗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点茶：佳品，皆点吸之

    刘松年的另一幅茶画《撵茶图》，则生动地再现了宋代文人雅集中

    品茶观书作画的典型场景，还有点茶茶艺的整个过程。画面左侧的两人

    正忙于茶事，其中一人坐在矮几上，转动茶碾的转柄正在碾茶，一人手

    拿汤瓶正在桌边点茶。备茶的桌子上，井井有条地放置着茶盏、汤瓶、茶盒、竹筅、茶罗、盏托等茶具。画面右侧的一个僧人正在执笔作书，周围两人则坐在一旁欣赏。

    点茶法，本是福建民间斗茶时冲点茶汤之法，其逐步成为宋代主流

    茶艺的原因，在沈冬梅看来，至少包含几个方面：“在蔡襄写成《茶

    录》并通过坊肆广为流传之后，由于皇帝如仁宗对北苑茶及其煎点方式

    的眷顾，由于龙凤茶等贡茶作为赐茶的身价日增，也由于文人雅士如蔡

    更多免费电子书襄者流对建安茶及其点试方法的推重，也由于在大观年间徽宗赵佶亲自

    写成《大观茶论》再度介绍末茶点饮的方方面面。”

    点茶法流行开后，上层人士形成的观念是，好茶一定要用点茶法来

    喝，不好的茶或者粗老茶以及某些地方保留的传统贡茶才会煎煮来喝。

    南宋诗人王观国在《学林》卷八“茶诗”条便写道：“茶之佳品，其

    色白，若碧绿色者，乃常品也；茶之佳品，皆点吸之，芽孽微细，不可

    多得，若取数多者，皆常品也。茶之佳品，皆点吸之；其煎吸之者，皆

    常品也。齐己茶诗曰：‘角开香满室，炉动绿凝档。’丁谓茶诗曰：‘末细

    烹还好，档新味更全。’此皆煎茶吸之也。煎茶吸之者，非佳品矣。”

    苏轼在《和蒋夔寄茶》中的诗句“老妻稚子不知爱，一半已入姜盐

    煎”，更嗔责家人不懂得建安好茶的点茶方法，而按四川传统习俗在茶

    中加入姜、盐煮饮。

    扬之水考究两宋茶诗，发现在宋代的煎茶与点茶之间，还隐然有着

    清、俗之别。比如陈与义所写“呼儿汲水添茶鼎，甘胜吴山山下井。一

    阮清露一炉云，偏觉平生今日永”(《玉楼春·青镇僧舍作》)，陆游所

    写“雪液清甘涨井泉，自携茶灶就烹煎。一毫无复关心事，不枉人间住

    百年”(《雪后煎茶》)，都隐然暗含着一种清雅的诗情。

    来自器物层面的支持则在于煎茶一般用风炉与铫子，点茶则多用燎

    炉与汤瓶，而“与燎炉相比，风炉自然轻巧得多，当有携带之便，且与

    燎炉用炭不同，风炉通常用薪，则拾取不难，何况更饶山野之趣，诗所

    以曰‘藤杖有时缘石橙，风炉随处置茶杯”；而所谓“‘岩边启茶钥，溪畔

    涤茶器。小灶松火然，深档雪花沸。阮中尽余绿，物外有深意’，更是

    煎茶独有之雅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