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超越：技术、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历程许涛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3

    ISBN 978-7-5201-2214-6

    Ⅰ.①超… Ⅱ.①许… Ⅲ.①经济增长-研究 Ⅳ.①F06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27537号

    超越：技术、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历程

    著 者许涛

    出 版 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王婧怡

    责任编辑陈欣

    出 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经济与管理分社(010)5936722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9.375 字数：435千字

    版 次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201-2214-6

    定 价98.00元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序一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俞乔

    自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以来，经济增长就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核心

    议题。学术界通过对经济增长源泉的探讨，形成了一系列理论。学者们从不同角

    度、不同侧面试图解释经济增长，以描绘经济增长的本质，揭示经济增长的关键

    要素。例如，投资、消费和进出口是经济增长的需求侧因素；而劳动力、资本和

    技术则是供给侧要素。同时，经济增长还受制度(包括文化)、区域、民主、健

    康等非经济要素的深刻影响。这些理论既是对已有经济增长成就的总结，也是对

    未来经济增长路径的指导。然而，现有文献着重分析影响经济增长的不同要素，虽然这些研究对于深入认识经济增长极为重要，但对于了解经济增长全景及内在

    逻辑仍嫌不足。

    许涛的《超越：技术、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历程》一书在此方面进行了有意义

    的探索和尝试。他通过对经济史和科学技术史的梳理，提出超越式经济增长的概

    念，并指出突破型技术创新引发的产业革命和市场容量的不断扩大是实现超越式

    经济增长的两大推动力量。超越一词具有超过、跨过、跳跃的意思，作者在这里

    使用超越，指的是经济增长跨过原来的轨迹，进入新的更高的轨迹。在广泛掌握

    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作者梳理了英国、德国、美国、法国、苏联和日本的发展历

    程，并分析了若干主要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得失。作者还对技术创新与金融结构的

    关系、中国城镇化、经济全球化等相关问题进行了阐述和论证。作者的研究对认

    识世界经济发展的轨迹、理解经济增长、进而指导中国经济发展都有一定的益

    处。另外，作者掌握资料丰富、论述清晰，书的可读性较强。

    经济增长的核心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首先需要生产

    工具的改善。从石器时代到农耕时代，再到工业化时代、信息化时代，生产工具

    的改善一直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主要动力。人类的进化史就是一部生产工具

    不断改进的历史。虽然没有人会将人类与黑猩猩混为一谈，但人类与黑猩猩的基

    因相似度接近99%，尽管如此，人类却能不断地创造生产工具，改变自己的生活

    方式，而黑猩猩却始终不能。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能制造

    和使用工具。保罗·梅拉尔斯认为，技术、经济以及社会和认知行为的日益复杂化

    推动了人口爆炸，这一时期，人类开始制造复杂的工具，能更有效地利用食物资

    源，并产生了艺术和象征性的纹饰，人口的迅速增长超出了当地的承载能力，人

    类不得不向外发展，由此走向世界。

    作者将突破型技术创新作为实现超越式增长的第一要素。从经济史的角度看，科技发展史的确与经济发展史存在很多重合的方面。科学技术既是人类文明

    的结晶，也是支撑人类更好发展的“拐杖”。由于推动经济革命的关键因素是科

    技，我们习惯于把人类历史上的巨大变化称为科技革命，也称为工业革命，但其

    实质和结果都是经济革命。通过观察250年来人类经历的三次科技革命和经济周

    期，可以看出，经济上行期的长度取决于技术进步所释放的推动力能够维持多

    久，技术进步越具有革命的性质，推动经济上行的时间就越长；同样，经济下行

    衰退期的长度也取决于新的具有革命性的技术进步酝酿时间的长短。

    关于技术创新，尤其是突破型技术创新，作者梳理了其定义的区分。突破型

    技术创新的创新强度相比于渐进型技术创新要大得多。学术界一般认为，突破型

    创新的破坏性和渐进型创新的连续性在性质上存在冲突，这导致同一家公司难以

    同时开展这两种模式的创新。突破型技术创新起源于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破

    坏”概念，即新兴企业通过突破型技术创新，可以推翻大企业的竞争力基础，使得

    绝对垄断成为不可能。突破型技术创新动摇了企业的竞争优势基础——企业当前

    主导产品是建立在旧的技术知识基础上的，而技术变革使原有的技术优势失效。

    熊彼特以康德拉季耶夫的经济长波理论为基础，根据创新浪潮的起伏，把历

    史上发生的“创造性破坏”(即创造性地破坏市场的均衡)划分为三个长波：(1)

    1787～1842年是产业革命发生和发展时期；(2)1842～1897年为蒸汽和钢铁时

    代；(3)1898年以后为电气、化学和汽车工业时代。科学技术形成创新活动时

    打破了经济均衡，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技术革命在产业结构的升

    级过程中创造了投资高潮和生产高潮，此时的经济周期处于繁荣阶段，创新占主

    导地位，主导产品供不应求。但与此同时，它也在制造潜在的投资低潮和生产低

    潮。一旦投资低潮和生产低潮变为现实，经济周期就进入衰退阶段，此时，重要

    的创新活动接近衰竭，主导产品供过于求，成本竞争取代创新成为衰退阶段的主

    要特征，全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呈现从相对平衡到严重失衡的状态。每一个经

    济长波的涨潮期都伴随着技术革命，以及新的产业部门的相继建立，产业结构的

    调整和产业革命的产生势在必行。重要的是，突破型创新引发的创新群是每次新

    的经济长波的引爆器。突破型创新的带动作用使得各种技术创新不仅在空间上成

    群出现，而且在时间上成群集聚，因此在宏观上必然表现为周期性波动。

    熊彼特提出的经济长波是技术-经济范式的变更，其本质是突破型创新连锁反

    应的集群。这种技术-经济范式转移的早期案例就是众所周知的几次产业革命。而

    几次产业革命都伴随经济中心、科技中心的转移。以英国为例，以蒸汽机技术为

    代表的突破型技术创新引起的创新集群导致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了第一个经济

    长波，并使得英国取代意大利成为近代西方第一个科学技术中心，英国也在短短

    的几十年里成为西方的经济中心。英国之后，德国根据实际情况学习英国的科学

    知识，完成了化学工业领域的突破型技术创新，世界科技中心遂于1875年由英国

    转到德国。20年后，世界经济中心也由英国转移到德国。从微观层面来看，德国

    企业家非常重视采用其他国家的突破型技术创新成果。德国的企业家把突破型技

    术当作发财致富的手段，对新技术、新发明很敏感。一旦国内外有了新的发明和

    创造，德国企业家就会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派出工业间谍把情报弄到手，动作之快令人吃惊。德国之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以爱迪生发明电灯

    为开端，以电力技术为代表，形成了突破型创新的连锁反应，使1860年以前还处

    于落后状态的美国，只用了30年的时间便跃居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并超过德国成

    为新的世界科技与经济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国、德国、美国发生的世界科技、经济中心转移具有一

    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三个国家当时都在某一个可能发生技术革命的领域采取了突

    破型创新战略。突破型创新像原子裂变一样发生链式反应，形成了新的产业或产

    业群，并进而推动这些产业或产业群占据世界领先地位，实现了科技-经济中心的

    转移。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曾经创造了经济发展史的奇迹，作为一个后发

    国家，主动、快速吸收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发展成一个产

    业竞争力强、经济发达的国家。但由于日本没有产生突破型技术创新，因而没能

    形成新的产业和产业群，也就没有能够实现科技和经济发展上的超越，相反，日

    本经济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处于长时期的停滞状态。许多学者曾预言，日本将是

    继美国之后的科技-经济中心，但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这种观点也烟消云散了。

    日本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局面，关键就在于日本采取的是渐进型创新和模仿战

    略，没有形成新的产业和产业群。其技术与经济的领先地位主要体现在与发达国

    家的技术水平接近或是持平，因而其只能缩短与发达国家的科技和经济差距，而

    无法实现超越。

    作者还对技术创新与金融结构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市场主导型金融

    结构更有利于突破型技术创新，而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更有利于渐进型技术创

    新，并分别以美国和德国为例进行了讨论。关于金融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理论，有金融促进论、金融无效论、金融中立论。显然，作者支持金融促进论。的确，通过观察不难发现，技术创新处处需要金融的支持，金融的作用就是优化资源配

    置、分散和防控风险，技术创新就是要更加智慧对改变资源使用方法，以达到更

    高效的利用，这个过程同时伴随风险。可以说，金融与技术创新紧密结合形成推

    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市场容量是作者提出的实现超越式经济增长的又一个必要条件。市场早已不

    只是商品交换的场所，而成为商品和服务的交易行为和交易机制的总称。市场容

    量包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决定市场容量或规模的要素有三个：购买者

    数量、购买力和购买欲望。市场需求是市场容量的推动力，两者相辅相成，通过

    用户确定的标量反映市场的需求，从而确定市场的容量或规模。要提高市场需

    求，最重要的途径就是推进城镇化和全球化。城镇化和全球化不仅是经济发展的

    产物，而且由于它们能有效扩大市场容量，因而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从经济史看，在人类的历史上的确存在几个关键性的转折点，其中发生在英

    国的第一次技术革命和第一次产业革命、发生在德国和美国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和

    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及发生在美国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都是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英国主导的第一次全球化和美国主导的第二次全球化也让

    世界各国的生产和消费产生了重大变化，“地球村”已经不是一个概念，而是让全

    人类身处其中的现实。英国、德国、美国先后利用技术革命、产业革命以及市场

    容量的扩大成为世界科技和经济的领导者，实现了超越式经济增长。相应的，法

    国、苏联、日本等国虽然抓住了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机遇，但仅是现有技术的

    使用者，而非推动者，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没有精彩的表现，最终由于种

    种原因未能实现超越式经济增长。

    中国具有相当大的经济规模和较强的科技实力，再加上拥有人力资本优势、完整的产业链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已经具备在科技创新方面有所作为的主

    要条件。当前，以智能制造、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为核心的新

    一轮技术创新正在推进，新一轮产业革命正在孕育之中。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中

    国有条件抓住这一历史机遇，积极投身于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并借此大

    步提升其生产能力，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2018年2月于清华园序二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

    肖金成

    本书作者是我的博士研究生。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博士期间，研

    究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博士毕业后进入清华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技术

    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博士论文与博士后出站报告整合为一本专著——《超

    越：技术、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历程》。这是他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也是他多年

    心血的结晶。

    作者通过对经济史和科学技术史的梳理，提出超越式经济增长的概念，并指

    出由突破型技术创新引发的产业革命和市场容量的不断扩大是实现超越式经济增

    长的两大力量。超越一词有超过、跨过、跳跃的意思，作者在这里使用超越，含

    义是经济增长跨过原来的轨迹，进入新的更高的阶段。在广泛掌握历史资料的基

    础上，作者梳理了英国、德国、美国、法国、苏联和日本的发展历程，提出了几

    个典型国家发展中的得与失。作者还对技术创新与金融结构的关系、中国城镇

    化、经济全球化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和论证。我认为，这些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对我们认识世界经济发展的轨迹、理解经济增长甚至指导中国经济发展都有一定

    的启发。

    经济增长的核心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首先需要生产

    工具的改善。作者将突破型技术创新作为实现超越式发展的第一要素。从经济史

    的角度看，科技发展史的确与经济发展史存在很多重合的方面，我们习惯于把人

    类历史上的巨大变化称为科技革命，也称为工业革命，但其实质和结果都是经济

    革命。

    作者在书中阐述了技术创新与金融结构的关系。关于金融在经济发展中作用

    的理论，有金融促进论、金融无效论、金融中立论。显然，作者支持金融促进

    论。作者在国家外管局工作多年，对金融也做了深入的研究，在书中他用两章的

    篇幅对美国和德国金融支持技术创新的机制进行了考查，得出了市场主导型金融

    结构有利于突破型技术创新，而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有利于渐进型技术创新的结

    论。我同意他的观点，技术创新需要金融的支持，金融的作用就是优化资源配

    置、分散和防控风险，可以说，金融与技术创新紧密结合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

    力量。

    作者在对德国进行考查后发现，后发国家为了推动工业化进程，尽快赶超发

    达国家，在资本市场尚不发达，短时间内又难以快速发展并加以完善的情况下，大多会借助银行等金融机构来实现快速的资本积累，然后投资于实体经济。企业的外源融资多依赖大型金融机构的资金，债权融资所占比重大，银企关系相对密

    切。企业通过举债进行融资，在使金融机构成为企业债权人的同时，也使债权人

    成为企业的管理者并参与企业的内部治理具备了可能性。这些都为债权治理创造

    了条件。

    作者在对美国进行考查后发现，20世纪末至今，世界经济金融和科技发展呈

    现一些新的特点，其中金融与技术创新结合得越来越紧密成为一个重要的现象。

    由于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具有更强的激励机制，技术创新中各利益相关参与方可

    以根据参与技术创新的程度、在技术创新中拥有的自治权限以及享有决策权的方

    式等情况，相应地获得较为满意的经济收益，从而在激励机制方面不断地促进技

    术创新，尤其是促进具有突破性的高收益技术创新。

    市场容量是作者提出的实现超越式经济增长的又一个必要条件。自亚当·斯密

    的《国富论》问世以来，市场这个古老的概念便被赋予了更多的现代意义。市场

    早已不只是商品交换的场所，而成为商品和服务的交易行为和交易机制的总称。

    市场容量包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涵盖消费行为是否活跃、消费领域是

    否广泛、消费层次是否在不断提高等。既然市场是产权交换的场所，是消费行为

    的场所，而不论是产权交换还是消费行为，都与人口直接相关，一般而言，人口

    规模大、城市人口占比大的区域，消费行为就活跃。因此，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与

    人口的变化息息相关。

    市场容量(Market Capacity)即市场规模(Market Size)，包括目标产品或

    行业在指定时间内的产量、产值等。决定市场容量或规模的有三个要素：购买者

    数量、购买力和购买欲望。也就是说，市场容量是市场需求量的测量目标，市场

    需求预期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企业是否要对该产品进行创新实验和投资。在经济学

    上，需求反映的是消费者对某一商品或服务在不同价格下需求的集合，而需求量

    是在某一确定价格下消费者的需求数量。市场需求是市场容量的推动力，两者相

    辅相成，通过用户确定的标量来反映市场的需求，从而确定市场的容量或规模。

    提高市场需求，一方面要提高消费需求；另一方面要提高投资需求。其中，消费需求提高与否主要取决于是否有足够的购买者，以及购买者是否具有足够的

    购买力和购买欲望。这需要相应采取一系列措施。其中，最重要的途径就是推进

    城镇化和全球化。城镇化和全球化不仅是经济发展的产物，而且由于它们能有效

    扩大市场容量，因而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城镇化或曰城市化就是人口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由农民变为市民，成为工人

    或服务业从业人员。城镇化的动力最初来自工业化，在中后期主要来自城市服务

    业的兴起和发展以及产业的不断创新。美国经济学家霍利斯·钱纳里(Hollis

    B.Chenery)在研究各个国家经济结构转变的趋势时曾概括了工业化与城镇化关系

    的一般变动模式：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工业化的演进导致产业结构的转

    变，带动了城镇化程度的提高；同时，城镇化也为工业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如

    劳动力、基础设施、生产要素流通、专业分工协作等。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城镇化问题，我认为，80年代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有成效

    的制度突破。两亿多人从农村进入城市和城镇，从内地进入沿海，从中西部进入

    东部，不仅提高了收入和生活水平、改变了他们的生存状态，而且减轻了农村的

    压力，更重要的是为工业和城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扩大了消费需求和投

    资需求，也就是说扩大了市场容量，其重要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此后，1995

    年，我研究了农民工问题；1999年，我研究了中国的城市化历程；2007年，我研

    究了城镇化的载体——城市与城市群。而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则从新的视角研究

    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全方位考查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得出了城镇化是

    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的重要结论。在本书中，作者用两章的篇幅阐述市场容量和

    城镇化，比其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更加深入。

    城镇化是一个国家内部市场容量扩大的过程，而全球化则是一国市场容量外

    部扩展的过程。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世界范围内各国经

    济通过全球贸易、全球投资等方式和渠道形成全球市场的过程。经济全球化有利

    于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的合理配置，有利于资本和产品在全球流动，有利于科

    技在全球的扩张。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社会分工得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资金、技术等生产

    要素可以在国际社会流动并实现优化配置，由此带来巨大的分工利益，推动世界

    生产力的发展。先发展起来的国家在技术、资金等方面占据优势地位，在制定贸

    易、投资和竞争规则方面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自然就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

    者。中国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改革开放后，通过引进外资和对外出口获得

    了快速发展，国力增强了，工业化水平和城镇化水平提高了。

    中国已经进入新时代，已经具备相当的经济规模和科技实力，再加上人口众

    多(具有劳动力优势和人力资本优势)、产业基础良好(具有完整的产业链)、政治稳定(具有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基础)，已经拥有在科技创新方面超越

    和突破的条件。中国的城镇化也正在积极推进，未来仍有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到

    城市和城镇就业、生活，市场容量仍将继续扩大。同时，中国已是全球第一贸易

    大国，是经济全球化最主要的推动者。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中国应抓住新一轮技

    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历史机遇，积极推进“人的城镇化”，同时，以“一带一路”为

    抓手，大力推进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历史性贡献。

    2018年2月21日于江西宜春序三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党委书记、经济学研究所所长

    刘涛雄

    现代经济学把宏观经济问题区分为长期问题和中短期问题两大类。中短期问

    题主要关心经济波动，而长期问题则主要关心经济增长。一般认为，经济增长涉

    及至少10年以上的经济总量的变化，而10年以下的经济总量变化更多是从经济波

    动的视角予以解释。现代经济学对经济增长来源的探索已经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形成了一系列理论。但直至今日，关于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仍然有很

    多争论。比如，在近几十年的理论进展中，一方面，关于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制度变迁等对经济增长作用的认识得到了大大深化；另一方面，到底哪些方面是

    更根本的原因(而其他方面是这些方面引致的结果)则依然在争论之中。

    应该说，无论是“长期”还是“10年以上”都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很显然，站在十年和百年的视角，经济增长的来源可能有很大不同。比如，仅就技术进步

    而言，不同性质的技术进步对增长影响的持续期限显然有很大不同，一些根本性

    技术进步，如电的发现和应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恐怕长达几百年甚至上千年；

    另一些新的技术在几年之内就被其他技术取代。对“长期”和“超长期”或者“不同期

    限的长期”缺乏区分，是产生关于增长来源诸多争论的重要原因。许涛的《超越：

    技术、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历程》便是站在“超长期”或至少数百年跨度的视角，通

    过对经济史和科学技术史的梳理，提出超越式经济增长的概念，并指出由突破型

    技术创新引发的产业革命和市场容量的不断扩大是实现超越式经济增长的两大推

    动力量。超越一词具有超过、跨过、跳跃的含义，作者在这里使用超越，指的是

    经济增长跨过原来的轨迹，进入新的更高的轨迹。作者将突破型技术创新作为实

    现超越式增长的第一要素，而将市场容量作为第二个必要条件。在广泛掌握历史

    资料的基础上，作者梳理了英国、德国、美国、法国、苏联和日本的发展历程，提出了几个典型国家发展中的得与失。作者还对技术创新与金融结构的关系、中

    国城镇化、经济全球化进行了阐述和论证。

    我认为，这些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为我们认识世界经济发展的轨迹、理解

    经济增长乃至指导中国经济发展都很有益处。另外，作者掌握资料丰富、论述清

    晰，书的可读性较强，相信本书对于非经济专业的读者也是大有裨益的。

    2018年2月于清华园前言

    经济活动的本质是人类社会通过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利用自然资源获得福利的

    过程。一个国家要崛起为大国并持久保持大国地位，主要是靠科技创新能力及其

    主要载体——制造业的竞争力，而不是靠自然资源，更不能靠殖民掠夺。历史

    上，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都曾经是占有大量殖民地的“大国”，但由于缺乏科技

    创新的支撑，只能“昙花一现”。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迅速崛起为“日不落帝

    国”，但后来随着科技创新能力的减弱，“一战”后逐步沦为二流国家。美国之所以

    能够成为当今世界超级大国，关键影响因素正是其具有持续不断的创新能力。

    从国际经验看，抓住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实现科技创新能

    力的跨越式提升，是新兴大国崛起的成功之道。每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都会带

    来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并导致世界各国间国力和地位对比的重大变化。这也为

    新兴大国的崛起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今天，中国正处于重新崛起的伟大历史复兴进程中。从经济总量看，中国已

    经堪称世界大国；但也必须看到，经济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靠大量资源低效

    消耗和物质资本投入取得的，而非基于科技创新的支撑，因而存在经济发展不可

    持续的问题。还要看到，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偏低，又不可能走发达

    国家掠夺别国资源的老路，因而要实现和平崛起，也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充分激

    活和发挥十几亿国民巨大的创新潜力。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由之

    路。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兴起，并与我国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形成历史性交会。这为我国后发赶超、实现和

    平崛起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型国家，通过模仿来实现追赶是必要的。模仿虽可能是

    一段时期的捷径，却也很容易形成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并会自我强

    化、自我积累。而这又往往会形成更好发展的巨大阻力——在继承被模仿者成功

    经验的同时，也会不知不觉地继承其诸多弊端。目前我国经济存在的问题主要表

    现为增长失速、某些行业产能过剩、劳动力成本上升等，但实质上这恰是过度依

    赖技术引进、外资、廉价劳动力及忽视自主研发带来的后果。如果把中国经济发

    展置于一个纵深的历史脉络中，中国在“前30年”的主要成就，是在一个一穷二白

    的传统农业国条件下奠定了近现代工业的基础，用30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

    200年的道路；而“后30多年”的主要成就，则是主动融入世界大市场，在人口最多

    的低收入国家实现了空前广泛的发展。经过60多年的奋斗，中国发展了，但还远

    没有发达。从中国经济现有的基础和远景目标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阶段才

    刚刚起步。当然，这一切不会自然而然地到来，它需要我们积极作为。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中国要经历一个以产业革命为主要内容的发展阶段才能

    跻身发达国家行列，或者说才能成为世界经济的引领者。而要真正完成这一历史

    任务，中国就必须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继续经历一个工业生产率高增长的阶段。

    其内容就是以高强度投资和自主创新为手段，以竞争性企业为主体，以全球市场

    为舞台，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工业领域实现广泛突破，来带动基础广泛的产业革

    命。

    中国是个大国。所谓大国，首先是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其次是经济发展水

    平较高、军事能力强，当然还包括科技发展水平高、文化影响力强等。我国仍然

    是发展中国家，并且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几代人的努力下，我国已经具备了

    大力开展科技创新、实现超越式发展的独特优势。一是拥有强大的产业基础。作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制造业，产业配套条件完善。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基础较好，部分领域处于世界前沿。二是研发人力资源方面

    具有比较优势。我国每年约有700多万名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学生毕业，理工科

    学生占比较高，研发人力资源成本远低于发达国家。三是创新的体制与政策环境

    不断得到改善。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创新，确定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研发投

    入持续增长，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为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央和地方各

    级政府在企业登记、创新孵化器、风险投资、融资、税收等方面出台了鼓励政

    策。一些成功的创新型企业形成了巨大的示范效应，各类创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出来。四是国内市场巨大。这有利于分摊研发成本、培育巨型企业，也有利于为

    创新提供有力的需求支持，并吸引全球企业和创新要素聚集。五是我国已成为经

    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中国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其积极的推动

    者。而经济的全球化有利于我国深入地参与国际分工，发挥自身现实和潜在的比

    较优势，拓展海外市场，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者。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世界经济的引领

    者，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正在寻找经济增长的“新

    动能”，寻求“动能转换”。历史告诉我们，那些能在世界强国之林中独领风骚的国

    家，无一不是伟大的创新者和市场开拓者。这也是本书的基本观点：只有通过突

    破型技术创新实现产业革命并不断扩大市场容量，中国经济才能实现超越式增

    长。换句话说，只有充分发挥我国的创新优势，释放创新潜力与活力，把知识进

    步和能力成长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驱动力，并始终以全球市场为舞台，主动适应

    全球化、引领全球化，中国才能真正成为经济强国，“中国梦”才能得以实现，才

    能为人类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书的特色

    本书依靠挖掘科技发展史和经济史的相关史料提炼观点和路径，而不依靠深

    奥的数学模型和精深的计量分析得出结论。因此，本书主要是描述性的，试图通

    过梳理历史上一些国家的发展历程，为我国的发展提供新的视角。

    现有文献中，讨论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著作很多。最著名的当属1929年出版的托尔斯坦·凡勃仑(Thorstein Veblen)所著的The Engineers and the

    Price System。书中首次提出了技术决定论。而法国的著名学者雅克·埃吕尔

    (Jacques Ellul，1921～1994)则是技术决定论的典型代表。技术决定论的主要观

    点是：“技术已经成为一种自主的技术”，并会按自己的逻辑引导人和社会做特定

    的调整；因此，技术因素是整个文化系统的决定性因素。尽管技术决定论也受到

    不少批判，但不可否认，技术决定论恰当地描述了西方近现代文明发展的特征。

    在这一点上，其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基础的论点。人们习

    惯于用“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农业时代)—蒸汽机、内燃机时代

    (工业时代)—计算机时代(信息时代)”来描述时代的发展，而这也恰恰表明，正是科学技术决定了时代的性质——技术上有了新的突破，从而出现了新时代，进而不断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这也印证了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

    产力”的论断。

    但本书认为，就经济增长而言，仅仅有技术是不够的。事实上，历史上很多

    在技术创新方面走在前沿的国家并未因此而实现大发展。如古代中国、16世纪的

    意大利、17世纪的荷兰，它们都曾在某些技术创新方面走在世界的最前列，但由

    于这些技术并没有太多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仅仅被用于某些特殊

    的领域或特殊的群体，最终停止了发展的脚步。

    1776年，苏格兰经济学家、哲学家亚当·斯密发表了其鸿篇巨制——《国民财

    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即《国富论》)。此书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之作，也是最伟大的经济学

    著作之一。其中心思想是：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的自由市场，实际上是个自行调

    整机制，会自动倾向于生产社会最迫切需要的货品种类和数量。自此，“市场”的

    概念逐渐为社会所广泛接受。市场，本是古时人类在固定时段进行交易的固定场

    所，到了近现代，市场的概念也包括所有的交易行为。因此，当人们谈论市场大

    小时，并不仅指交易场所的大小，还包括消费活动是否活跃。衡量市场大小的概

    念是市场容量或市场规模。市场容量是由使用价值需求总量和可支配货币总量两

    大因素构成的。一般的看法是，以下三个要素决定市场的容量和规模：购买者、购买力和购买欲望。

    市场容量，是国家经济增长和企业发展的第一要素。没有市场容量的商品生

    产，是不能实现最终交易的生产。而不能实现交易的生产，就无利润可言，企业

    的发展也就不具有可持续性。同样，对于国家而言，没有市场容量的GDP指标也

    只是未来才能实现交易平衡的经济增量，其质量不高，因而蕴藏着经济失调的巨

    大风险。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缺乏市场容量，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往往容易形成市

    场的割裂和两极分化，并最终导致社会的分裂。

    有鉴于此，本书认为，技术创新尤其是突破型的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

    观原动力，而市场容量则是经济增长的客观原动力。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缺一不可。本书的安排

    把握经济增长这个宏观经济问题，本身就是很难的，更何况笔者所能掌握和

    理解的历史资料也很有限。因此，笔者并不期望能非常准确地描述超越式经济增

    长及其决定因素(或许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更不奢望能以此指导中国经济的

    发展(笔者也不具备这样的能力)，而只希望能通过本书的梳理和分析，从浩瀚

    的史料中发掘出一些自认为正确的东西，进而形成自己的思路和观点，为关心和

    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多提供一个视角。

    本书的内容主要分为两大部分，共15章。第一部分从第一章到第九章，主要

    是提出问题以及对相关经济史进行梳理，并在历史中寻找相关答案；第二部分从

    第十章到第十五章，主要是对中国经济的分析，并结合国际经验对中国经济的发

    展提出一些建议。各章的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章，问题的提出。讨论了什么是超越式经济增长，以及在世界经济发展

    史上是否存在过超越式经济增长。

    第二章，明确了实现超越式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在厘清概念的基础上，进

    一步讨论了相对于历史上的超越式经济增长，现实中的超越式经济增长取决于哪

    些因素。

    第三章，分析了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重点分析了突破型技术创

    新。它不仅能够创造出新的生产率更高的产业，还能改造传统产业，使之更具竞

    争力。

    第四章，分析了市场容量对超越式经济增长的作用。市场容量为商品生产提

    供了舞台，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市场容量的大小直接关系能否实现超越式经

    济增长，而市场容量又可分为国内市场容量和国际市场容量。

    第五章，回溯了英国如何通过第一次技术革命和第一次产业革命，从一个欧

    洲相对边缘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工业化的领导者，成为“日不落帝国”。

    第六章，回顾了德国如何抓住第二次技术革命和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浪潮，后

    来居上，成为第二个现代科技中心，从一个相对落后的农业国迅速转变为一个强

    大的工业国，并引领世界科技和世界经济的发展。

    第七章，分析了作为早期殖民地的美国如何在独立后抓住第二次技术革命和

    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机遇，在引进、消化、吸收欧洲先进技术的同时，通过不断创

    新促使世界技术中心逐渐从欧洲转向美国；又如何通过大量的科技产业化，在很

    短时间内发展成为一个先进的强大的工业国。

    第八章，进一步分析了“二战”后美国继续成为世界科技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原

    因。“二战”中，美国并没有受战争的影响而衰落，反而一跃成为世界科技和世界经济的霸主，并延续至今。

    第九章，从一个侧面描述了追随者与创新者的不同。法国、苏联和日本都曾

    经有过辉煌的发展史，都曾通过科技上的引进、消化及在某些方面做出非凡创

    新，而在经济发展的某一阶段出现惊人的增长，但都在辉煌后出现问题，甚至出

    现灾难性问题，探讨其原因何在。

    第十章，讨论了研发投入对技术创新的关键性作用。技术创新不是凭空产生

    的，它内生于经济发展过程中。以往的研究大多将投资与技术创新(或生产率的

    提高)割裂甚至对立起来。而事实上，技术创新离不开投资，技术的产业化更离

    不开投资。

    第十一章，以美国的投融资结构为例，分析了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与技术创

    新的关系。实践证明，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更有利于原创型的技术创新，对突破

    型技术创新也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因素。

    第十二章，以德国的投融资结构为例，分析了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与技术创

    新的关系。对于后发国家而言，“集中力量办大事”一直是一个较好的选项。德国

    的发展表明，结合本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状况选择合适的投融资方式也能不断促

    进技术创新，包括实现突破型技术创新。

    第十三章，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如何构建有利于技术创新的金融结

    构。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需要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而对构建适合中国

    技术创新的金融结构以推动创新和创业至关重要的是，中国必须抓住新一轮技术

    革命和产业革命的重要机会。

    第十四章，讨论了国内市场容量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中国正在推进的城

    镇化，是人口的迁移与集聚，更是产业不断升级的过程。城镇化在总人口数量不

    变的情况下通过改变消费能力和消费结构，可以迅速扩大市场容量。

    第十五章，讨论了开拓国际市场的重要性。中国积极参与并推动经济全球

    化，有利于深入地参与国际分工，发挥本国现实和潜在的比较优势，拓展海外市

    场，也有利于加速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升级产业结构。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主要集中在新一代信息网络技术、生物、新能

    源与新材料、智能制造等领域。这有利于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

    资源、环境、人口与健康等重大瓶颈问题。为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

    战略机遇，我国应加快实施“双轮”+“双引擎”创新战略，既要重视新技术对传统产

    业的提升，形成经济转型升级的“双轮”；也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成果的产业化，着力打造科技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双引擎”。

    中国正处在新型城镇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关键时期，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可以创造更加广阔的国内市场，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真正的大国崛

    起，不能靠封闭，而要靠开放。继续扩大国际交往，营造更加良好的国际市场环

    境，既是国际社会的需要，也是中国自身的需要。在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

    同时，积极、深度地参与和推进经济全球化，为“中国创造”营造一个良好的市场

    环境，不断扩大市场容量，最终形成技术创新、市场扩大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

    动。

    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要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只要我们

    创新发展思路、优化发展路径、抓住战略机遇、发扬真抓实干的作风，就能够实

    现超越式经济增长，“中国梦”就一定会实现。第一章 世界经济史上存在超越式增长吗

    什么是超越式经济增长

    历史上是否出现过超越式经济增长

    第二章 超越式经济增长因何而来

    超越式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技术-经济范式

    市场容量增加的经济效益

    第三章 改变世界的突破型技术创新

    突破型技术创新

    突破型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变迁

    突破型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

    第四章 市场容量：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城镇化

    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

    全球化与经济增长

    第五章 英国成为世界引领者

    第一次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

    产业革命后产业结构的变化

    英国的城市化进程

    英国的经济全球化

    第六章 后进国家的崛起

    德国在第二次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中的成就

    德国市场容量的变化

    第七章 头脑灵活的“年轻人”

    美国在第二次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中的表现

    美国市场容量的扩大

    第八章 美国的经济霸权

    新技术革命与新产业革命

    美国的经济全球化

    第九章 追随者的足迹

    法国的追随与错失

    苏联的成功与崩溃

    日本的追赶与迷失第十章 资本：技术创新的推手

    技术创新的特点及资金需求

    产业革命与金融支持

    美国对技术创新的资金支持

    德国对技术创新的资金支持

    金融功能作用于技术创新的机制和路径

    第十一章 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与技术创新

    风险配置和管理视角的经验

    信息处理视角的经验

    公司治理视角的经验

    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中技术创新的最新发展

    第十二章 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与技术创新

    风险配置和管理视角的经验

    信息处理和传递视角的经验

    公司治理视角的经验

    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中技术创新的最新进展

    第十三章 “新常态下”中国技术创新的金融支持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我国金融业发展现状与技术创新的进展

    金融支持技术创新存在的不足

    支持创新的金融体系的建设

    第十四章 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

    城镇化与城市

    城镇化与劳动力转移

    城镇化与需求变化、产业发展

    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变迁

    空间效应与经济增长

    以城镇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地增长

    第十五章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路径

    “一带一路”倡议的构想及其背景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第一章 世界经济史上存在超越式增长吗

    打开历史的画卷，不难发现，人类的物质文化在过去的200多年中发生的变

    化远甚于之前5000年的所有变化。直至18世纪，人类的生活方式与古代并无实质

    上的区别，依旧是通过农耕、畜牧勉强维持生计，用马、牛等牲畜驮运货物，用

    帆、桨驱动船只，自己纺纱、织布、做衣服，日升而作，日落而息……然而，这

    一切在18世纪60年代，随着以瓦特发明的蒸汽机为主导的英国第一次技术革命以

    及紧随其后的第一次工业(产业)革命而发生了彻底改变——人造金属和塑料代

    替了木头和石块，铁路、汽车和飞机取代了马、牛等畜力，蒸汽机、内燃机、电

    力和原子能代替了风力和人力成为生产的主要动力，包括合成纤维的大量化工制

    品替代了传统的棉布、毛织品等成为衣服的主要原料。这正如卡尔·马克思在《共

    产党宣言》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

    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

    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

    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

    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1]

    回顾人类的历史，最先创造出辉煌成就的当属“四大文明古国”——古巴比伦

    (位于西亚)、古埃及(位于北非)、古印度(位于南亚)和中国(位于东

    亚)。它们孕育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并以此使欧亚大陆成为那个时代具有重

    大作用的世界中心。[2]

    在四大文明古国之后，公元1500年，意大利曾在经济上居

    于首位。然而，随着地理大发现，主要商业航线从地中海转移至大西洋，16世纪

    的西班牙、葡萄牙后来居上，开创了大航海时代；进入17世纪，荷兰成为海上强

    国和经济强国。然而，尽管人类逐渐从农耕文明走向海洋文明，经济活动空间显

    著扩展，也创造了越来越多的价值，但人类的发展仍未摆脱对自然力量的依赖，更多的仍是被动适应而非主动改变。世界各国基本上都在以几乎相同的平缓的节

    奏前进，只不过各有各的步伐。

    第一次技术革命的发生则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人类开始更多地依靠知识和

    智慧有意识地改变世界。自此，新产品、新工艺、新产业、新商业模式层出不

    穷。那些在公元1200～1800年没有显著改变的指标，在随后短短的几十年里出现

    了惊人的变化。与之相伴，国家间的竞争也日益激烈并出现明显分化。个别国家

    成为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最大受益者，从众多国家中脱颖而出，实现了经济的

    跨越式发展。特别是从19世纪20年代起，英国、德国、美国相继打破传统路径，产业结构发生根本变化，人均产出显著提高，超越了其他国家而成为世界经济的

    最强者。

    什么是超越式经济增长超越，就词义解析，可以被理解为超过、越出、越级提升等。本书所指的超

    越式经济增长，是指经济增长的模式和路径越出原来的轨迹，提升至新的轨迹，并带来经济效率的显著提升，以及经济活动广度和深度的明显拓展。

    要讨论超越式经济增长，首先要确定我们研究对象的单位。在这里，我们将

    沿用俄裔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美国G.N.P.之父”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1901～

    1985)研究经济增长的对象单位——国家。在库兹涅茨看来，将国家作为单位而

    不是以家庭、公司、行业、地区、种族等为单位研究经济的超越式增长，是因为

    国家是巨大的人类社会集团，具有充分的政治独立并且通常有绝对的主权，因而

    可对自身的基本经济问题及相关问题做出决策。第一，基于共同的历史和文化遗

    产形成的人民感情的共同性，可以使一个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行动，并因此具

    有不同于其他民族国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进步，包括对经济进步的兴趣和关

    心。正是由于这种兴趣和关心，许多国家的日报才会每天以头条新闻报道其有关

    人口、国民产值、农作物、工业生产的情况。第二，民族国家设有政府机构，能

    够做出众多的长期决策。这些决策通过大量行政、立法、司法行为推动或阻碍经

    济增长，其范围从税收、许可证的发放及公用事业的管理，到关于市场、联合或

    财产自由的立法等根本性事务。因此，如果我们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侧重于各项政

    策问题，自然应该以拥有重大政策制定权的国家为单位进行研究。第三，主权国

    家(或者类似的政治实体)通过自己的决策，为国家管辖下的大型社会经济增长

    创造条件并影响其过程，而且国家可能也是能够解决经济增长过程中重大冲突的

    唯一机构。即使研究的目的只是了解增长过程如何发生，最好也以国家为单位。

    因为如果要使一个复杂、广泛的过程得到最深入的研究，就要以能够影响其过程

    的单位为中心进行分组归类，而不可能以对这一过程几乎没有明显关系的单位为

    中心。[3]

    要衡量国家的经济增长，就必须有相应的衡量标准。本书将产值，包括总产

    值(即以要素费用或以市场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产

    值，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主要指标。之所以使用总产值而不是更为准确的生产净

    值，一方面是因为总产值数据的可得性优于生产净值；另一方面是由于考查的期

    限很长，且考查的又是增长的变化，从这一考查角度看，总产值与生产净值的差

    异也不太大。需要指出的是，本书所研究的经济增长是具有长期性的持续增长，是不会被短期波动所掩盖的量的增长。从长期看，全面的高增长会在增长率上产

    生更大的绝对差异，而这种绝对差异有助于经济力量方面的迅速变化。

    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1908～1986)在1963年列

    出了一些他认为能代表经济增长过程的典型特征。

    (1)人均收入持续增长，并且其增长率不会趋于下降。

    (2)劳动者人均物质资本持续增长。

    (3)资本回报率几乎恒定。(4)物质资本-产出比接近恒定。

    (5)劳动力和物质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几乎恒定。

    (6)劳动者人均产出的增长率在各个国家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

    根据卡尔多所总结的上述经济增长的特征，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

    (Robert J.Barro)将当今世界发达国家1820～1990年的经济数据，以每20年为一

    个时间段计算平均经济增长率(见表1-1)。

    表1-1 当前发达国家的长期增长率

    计算结果与卡尔多的命题相符，即实际人均GDP的增长率不具有长期下降的

    趋势，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增长率高于长期平均水平。虽然经济增长率从

    1950～1970年的年均3.7%下降到1970～1990年的年均2.2%，形成了通常所说的生

    产率减速(productivity slowdown)，但相比较而言，1970～1990年的增长率从长

    期历史的角度看仍然是很高的。

    巴罗也对包括亚洲和拉丁美洲的15个当前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进行了

    测算。从测算结果可以看出，1900～1987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平均增长率为年

    均1.4%，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时期(1950～1987年)同样显示了明显高于长

    期平均水平的增长率(见表1-2)。

    表1-2 当前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长期增长率从对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数据的对比可以看到经济增长的重要

    性。从长期来看，不同的经济增长率会使国家的发展最终呈现明显的分化：保持

    高经济增长率的国家会成为发达国家，而低经济增长率的国家则仍为发展中国

    家。

    而对于同一个国家而言，如果将其经济增长率做调整，则会得到完全不同的

    结果。以美国为例，如果以1996年的美元计价，美国实际人均GDP在1870年为

    3340美元，2000年则达到33330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1.8%。这使美国成为2000

    年人均GDP位列全球第二的国家(仅次于只有40万人口的卢森堡)。而如果将美

    国的这一年均增长率调低1个百分点至0.8%，那么美国2000年的人均GDP就只相

    当于墨西哥和波兰的水平，美国也就只能算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

    了。

    库兹涅茨将现代经济增长的特征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现代经济增长的特征即人均产值的高增长率(每10年从10%以下增至

    30%左右)。就绝大多数发达国家而论，这总是伴随人口的巨大增长——每10年

    约增长10%，远远高于以前各个世纪的增长率。而发达国家总产出量及人口的巨

    大增长会带来多重后果：从与后代人口规模相关的自然资源压力，到不同经济和

    社会集团间自然增长率的巨大差异。

    (2)现代经济增长是以下述事实为标志的：人均产值增长率主要归功于各

    种要素投入质量的提高，而非投入量的增加，实质上也可以说是更高的效率或简

    单单位投入量的更高产出，以及实用知识的增长和有效利用这些知识的制度安排

    使然。人均产值每10年增长15%(这意味着一个世纪可以翻两番)，将造成难以

    解释的人均产量增长现象，其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归因于人均投入量的增加。

    (3)效率的高速增长是发达国家经济中所有主要部门的一个极为普遍的特

    征。虽然农业单位投入产出量的上升幅度低于工业，但若与其自身过去的水平相

    比，其提升也相当之大，甚至可以算得上一场农业革命，就像人们命名工业革命

    一样。技术变动和组织变动对部门效率的影响十分普遍且重大，它表明经济和社

    会的各组成部分都会受到其制度安排改变的影响。这些效率的变动趋势不仅有助于解释产值结构的迅速转变，而且可用于解释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的迅速转变。

    (4)随着现代经济增长，总产量的来源部门一般会发生如下变动趋势：农

    业及有关产业部门的份额下降；制造业和公用事业所占比重上升；制造业内部由

    非耐用品向耐用品的转变，以及一定程度上消费品向生产资料的转变；一些服务

    业(包括个人服务、职务服务、政府服务)比重上升，而另一些服务(如国内服

    务)的比重则下降。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也是通常用作现代经济增长同义语

    的“工业化”的基础特征，但在此必须强调的是，这是总产量产业来源转移和不同

    部门效率趋势发生变化综合影响的结果。

    (5)总产量行业分布状况的各种趋势，反映了最终需求结构的变动。而需

    求结构的变动是人均产值的提高所致(因为各种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不同)，或

    者起因于并非对所有最终物品都有同样影响的技术变动。因此，现代经济增长是

    以一国产值行业结构的迅速变动，以及作为其后果的劳动就业部门比重的迅速变

    化为特征的。这些变化比以前几个世纪实际发生的要迅速得多。

    (6)总产值和劳动力在不同规模和类型的经济组织(从小规模的自营企业

    到非个人公司以及政府)间的分配，也发生了类似的迅速变化。农业作为先前社

    会的主导部门，其相关转变意味着总产值中，小型自营企业所占份额的缩减，以

    及劳动力中个体业主和自营劳动者比重的下降。这些部门间的转变伴随企业规模

    的扩大以及各部门(如制造业和贸易)内部组织形式的变动——由小型非公司企

    业向巨大的公司组织转变。随着产业结构和技术的迅速变化，产值在不同类型和

    规模的生产企业内的划分，以及劳动力在不同规模企业间的就业状况及其在业

    主、自营劳动者和雇佣工人间的分配状况，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大企业的就业

    人员及雇佣工人在劳动力中的比例显著上升。一般来说，绝大多数分配上的急剧

    变动直接与产业结构有关联，即雇员由蓝领工作转向白领工作，或者由非熟练工

    作转向熟练工作。十分明显，劳动力在行业之间、阶层之间以及职业之间具有更

    高的流动性，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一大特征。

    (7)产值结构，特别是劳动力在行业、阶层和职业结构方面显著而急剧的

    变动，是现代经济增长极为重要的方面，它们需要以迅速进行制度调整的能力，以及人口在几代人之间或一代人内部较高的流动性为基础。技术变动和具有较高

    的人均产值对最终需求结构和国际劳动分工的不同影响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其中劳动者所做出的反应成为传统生活方式变动中的重要环节。而传统生活方式

    又影响了经济增长。用不同集团之间的人口和劳动力在自然资源增长率上的差

    异，难以解释这种过于迅速的结构变动，正如人均投入的增加不足以说明人均产

    值的高速增长一样。

    (8)人口增长的差异未必与上面这些变动所展示的经济增长机会的差异呈

    正相关关系。非农业人口自然增长率不比农业高，雇佣工人和自营劳动者相比，或者白领工人和蓝领工人相比，增长率也不高，都说明了这一点，而且即使这种

    相关关系存在，也只会是负的。因此，需要一代人或两代人之间大量的空间流动与职业变动来调整劳动力的供给，以适应产业结构的和企业类型不断变动的需

    要；同时，这种广泛的流动性在城市化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并且影响了人们的生

    活和消费状况，影响了一国经济中人们不断适合自身角色的机制，也影响了技能

    传播的世代沿革制度，甚至影响人们对自身在经济和社会中的角色和职责所持的

    观点。不同人口和劳动力集团经济地位的急剧变化，一定程度上可能导致摩擦和

    冲突，这需要政府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公开舆论也要抑制这种摩擦，以保持

    政治上的统一。

    (9)尽管国民产值的产业结构及其按不同类型企业分配的比重，以及与之

    密切相关的劳动力和人口的分配状况发生了急剧变动，但与现代经济增长有关的

    经济结构在某些方面的变动趋势并不明显。如在收入规模分配方面，有限的长期

    变化可能引起误解，至少在比较现代经济增长时期与其之前时期的时候是这样：

    在收入规模分配中，集团之间的流动率，上层和下层人口在身份上的转移率，现

    代经济增长时期比前几个世纪要高得多；而由于产业间和职业间的迅速转移，新

    兴产业和职业成为高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与这些新产业和新职业联系在一起

    的企业创新者，并不倾向于把自己和旧行业及旧职业拴在一起。

    总的来看，库兹涅茨认为，一国的经济增长既包括人口增长也包括人均产值

    的增长。就部门产值分布而言，现代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是：农业部门生产率明

    显提高；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和交通通信业占全国总产值的比重的上升趋势，以及这些部门生产率的明显提高，限制了对劳动力或资本的吸收；一些国家服务

    部门和基本贸易占全国总产量保持不变或下降。产值结构，特别是劳动力的行

    业、阶层和职业结构的显著而急剧的变化，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因为它

    们要求迅速进行制度调整的能力和人口在几代人之间或一代人内部较高的流动

    性。库兹涅茨认为，一国经济增长有许多外部条件，大体可以归结为以下三方

    面：首先，世界范围的适用知识存量是有作用的，但是也仅仅是一部分；其次，经济资源的国际流动可通过外贸、资本流通中的借贷形式进行交换，也可通过拨

    款方式中的收付进行，移民也是重要方式；最后，特定的国家对别国的侵占行

    为。库兹涅茨指出，不发达国家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结构的原因，又有非经济结构的原因。

    历史上是否出现过超越式经济增长

    超越式经济增长就是要实现经济发展模式、发展速度、发展质量的超越，打

    破原来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轨迹，形成新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轨迹。那么，在人类历

    史上是否发生过这样的现象，也就是说是否出现过超越式经济增长？

    公元1000～1820年，世界人均收入爬升缓慢，从全世界来看，大约提高了

    50%。这个时期的收入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粗放”的特征，主要依靠增加生产

    要素的投入以支持该时期4倍的人口增长。而1820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则呈现更强劲的势头，更具有“集约”的特征，主要是通过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改进机

    器设备和加大科技含量的方式来增加产量。这个时期的人均收入增长超过了人口

    的增长：到1998年，人均收入水平已经相当于1820年水平的8.5倍，而同期世界人

    口增加了4.6倍(见表1-3)。

    表1-3 世界和主要地区人口规模和增长率(公元1～1998年)

    上述两个时期，随着世界经济发展不同的情况，不同地区的人均GDP也发生

    了很大变化。2000年以前，增长最快的地区和其他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并不

    大。而公元1000～1820年，经济增长最快地区的人均收入增速几乎是世界其他地

    区的4倍。其中西欧在公元1000年因罗马帝国灭亡而发生经济崩溃，平均水平有

    所下降，但到1820年，西欧及其衍生地区的进步使其平均收入水平大约达到其他

    地区的两倍。而自1820年开始，这一差距进一步迅速拉大，增长最快地区的人均

    GDP提高了18倍，而其他地区则只提高了4.4倍。到1998年，两个地区人均GDP之

    比几乎达到7∶1。西方衍生地区和非洲，即我们这个世界最富有与最贫困的地

    区，两者的人均GDP之比甚至高达19∶1(见表1-4)。

    表1-4 世界和主要地区人均GDP规模和增长率(公元1～1998年)由此也造成了不同地区在全世界收入中的比重发生了重大变化，增长最快的

    地区包括西欧，以及西欧的衍生地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和日

    本。在公元1000年时，亚洲(除日本以外)收入占世界GDP的23以上，西欧则不

    到9%；而在1820年，它们的相对比重分别为56%和24%；再到1998年，亚洲的份

    额降至约30%，西欧与西方衍生地区加在一起的份额大约是46%(见表1-5)。

    表1-5 世界和主要地区GDP规模和增长率(公元1～1998年)通过历史数据可以看出，1820年可以被看作人类经济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的

    节点。从这个时间节点开始，世界经济发展开始分化，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国家

    的发展出现明显分化。个别国家或是一小部分国家依靠科技进步率先完成产业革

    命，从众多的国家中脱颖而出，实现了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经济增

    长速度明显提高，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和地区；而大多数的国家则仍然保持着原有

    的生产方式，经济增长速度很低，甚至出现了停滞和下降，传统农业在国民经济

    活动中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在实现快速发展的国家中，真正实现超越式经济增长的国家仅有英国、德国

    和美国。它们分别在不同的时代，创造性地发展出新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轨迹，实

    现了明显高于以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最终成为世

    界经济的中心和引领者。首先，英国通过第一次技术革命率先完成产业革命，在

    西欧脱颖而出，成为工业巨人，进而成为世界巨人，为人类发展做出了巨大贡

    献。其次，德国后来居上，在引进英国、法国技术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自己的优

    势技术，推动了第二次技术革命的产生，并以此为契机完成了更高层次的工业革

    命，迅速从一个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世界经济的领导者。最后，美国异军突起。美

    国作为英国昔日的殖民地，依靠移民将先进技术带到本国，并通过各种政策鼓励

    创新，形成了引进与自我创新并举的发展之路，紧紧抓住并推动第二次技术革

    命，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世界经济的霸主。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古代中国曾经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但直至20世纪初

    一直处于传统的农业经济状态，始终未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并随后在近

    现代工业化的冲击下迅速衰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中国，在第一个千年

    里，人口增长微乎其微，可能也没有什么人均收入的变化。几乎所有权威学者都认为，中国经济在公元960～1280年(宋代)出现了新的发展活力：人口增长加

    速，农业有了显著的进步。表1-6比较了中国和欧洲公元1～1700年的经济表现。

    在公元1世纪初，欧洲的人均GDP要高于中国。但是到了公元1000年，在罗马帝

    国衰落后，欧洲的收入水平出现了大幅度下降；而与此同时，中国开始了一个时

    代的经济扩张，使人均收入提高了大约13。

    表1-6 中国及欧洲人均GDP水平(公元1～1700年)

    在古代中国经济中，农业一直占最大的比重。到了1890年，它仍然占GDP的

    68%以上，使用整个劳动力的45。在此之前的2000多年间，该比例至少不会低于

    此水平。与农业相关的技术也是中国科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些关于种植、施

    肥、灌溉以及农作物品种的选择等技术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改进，知识也成功地

    得到了吸收和消化。这种长期的技术吸收和消化过程，也可以视为技术进步，只

    是这种技术进步并没使中国经济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唐代，中国就已经形成了

    城市文明，而欧洲却没有；到1820年时，中国的城市化程度同1000年前相比并没

    有多大的提高，而欧洲的城市化程度却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公元1500年，欧洲的城市化程度已经超过了处于明代的中国；到公元1800年，欧洲的城市人口

    比例已经是1500年水平的两倍，而中国在1820年时的城市人口比例仍然和1500年

    的水平相同。此外，尽管古代中国在1405～1433年做出几次重大的海外探险活动

    (Levathes，1994)，但从那以后，造船业就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外贸则几乎被

    禁止。这使中国被隔绝在始于15世纪的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外贸易扩张之外。而

    正是这一扩张成为资本主义企业在欧洲得以迅速发展的关键因素。我们自豪于古

    代中国曾经创造了“四大发明”，也自豪于我们先人先进的农业技术、养殖技术

    等，但遗憾的是，古代中国的技术创新并不成体系，更没有因个别技术的创新而

    形成产业体系。这也构成了著名的“李约瑟之谜”——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

    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不论

    做出怎样的回答，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没有自主地走上现代化之路，反而在

    近现代大大地落伍了。

    在欧洲，意大利曾经是近代经济中心。公元1000～1500年，西欧的人口增长

    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快。城镇(人口超过1万人的城镇)人口的占比从0增长

    到6%，充分表明制造业和商业活动的扩张。能够养活日益增多人口的一个主要原

    因，是新技术的逐步采用提高了土地的生产率。在这个时期，欧洲重要的经济进步出现在意大利的几个城市中，如佛罗伦萨、热那亚、比萨、米兰和威尼斯。其

    中最成功和最富有的就是威尼斯。

    威尼斯在地中海经济重新向西欧商业开放，以及发展与北欧的联系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它不仅为商业资本主义创立了一个制度基础，而且在航海技术方面

    也取得了长足进步。此外，它还助力把亚洲和埃及的蔗糖生产、丝绸纺织、玻璃

    吹制和珠宝加工等技术引入西方。在公元10～14世纪，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出现

    了重大改进，极大地降低了造船的成本，使得帆船的体量不断增大。威尼斯最大

    的企业是阿森诺(Arsenal)——公元1104年创建的国有造船厂。它经营的时间长

    达几个世纪，雇用的工人多达数千人。公元1270年前后，指南针在地中海投入使

    用，再加上航海图的改进，使得全年出海航行成为可能。有了指南针的帮助，同

    一艘帆船可以由原来每年在威尼斯和亚历山大之间一次往返航行增加到两次往返

    航行。玻璃工业是最早出现的制造业之一，威尼斯是欧洲玻璃吹制技术方面的先

    驱者，吹制的沙漏可以作为海员的计时工具。从14世纪起，威尼斯人开始制造眼

    镜。眼镜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艺人和学者的劳动生产率。在古登堡(Gutenberg，1398～1468)发明印刷术后不到15年，一个德国移民在1469年将此技术传到了威

    尼斯，从此威尼斯印刷业的生产率大大提高了，很快成长为意大利的印刷中心，并在欧洲名列前茅。威尼斯与亚洲的生丝和丝织品贸易最终导致欧洲出现进口替

    代：13世纪，威尼斯的丝织品、缎织品和绒织品的质量在当时是最好的，体现了

    本地创造性与东方智慧的绝妙融合。这些产品为威尼斯的出口做出了巨大的贡

    献。威尼斯在发展贸易的过程中创立了一个大帝国：公元1171年，威尼斯城已拥

    有6.6万名居民；而到16世纪，人口则达到顶峰的17万人，成为西欧三座最大的城

    市之一。1388～1499年，威尼斯在意大利大陆获得了部分领土，1557年，这些地

    区的人口大约为150万人。16世纪初，由于新奥斯曼当局限制威尼斯与叙利亚、埃及的贸易，再加上来自葡萄牙与亚洲直接贸易的冲击，威尼斯在贸易方面的作

    用大大降低了，特别是在利润率很高的香料贸易方面失去了领先地位。而随着大

    西洋国家造船技术的不断改进，威尼斯的帆船也很快落伍了：威尼斯商队不再青

    睐阿森诺造船厂的主要产品——桨帆并用帆船，而是将目标指向了新式方帆帆

    船。从15世纪起，威尼斯的资本开始逐步转移至意大利大陆的土地开垦和开发。

    16世纪、17世纪和18世纪，威尼斯的人口和收入均未出现显著的增长。

    英国成为近代经济中心，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科技中心、经济中心。1500～

    1700年，英国人均收入几乎翻了一番，而同期法国和德国的人均收入只增长了

    13，意大利几乎没有增长。1700年时，英国的GDP(不包括爱尔兰)是荷兰的2

    倍；到 1820年，它已相当于后者的7倍。与此同时，英国经济结构也发生了重要

    变化——农业劳动力的比重明显下降，而工业及服务业劳动力的比重则大幅攀

    升。纺织机械技术和蒸汽机技术引起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改变了整个生产和社会

    生活的面貌。

    工业革命最显著的表现莫过于人类社会从农业时代走向工业时代，经济结构

    因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英国，1688年约有75%的劳动人口从事农业，而到

    1801年该比例降为35%，1841年进一步降至23%。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就业结构变化见表1-7。1801～1841年，英国国民收入中农业的比重从32% 降至22%；工业

    所占比重却由23%提高到34%，如果加上服务业(包括交通运输业和通信业)，工业所占比重可高达78%。工业的地位已经从原来附属于农业实现了反超，上升

    为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产业，彻底改变了英国千年来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资本和劳动力加入其中。

    表1-7 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就业结构(1700～1998年)

    工业革命使经济增长速度大大提高。机械力代替人力，将人的体力从繁重的

    工作中解脱出来，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机

    械化之前。英国在其工业生产高涨的1850～1870年，采煤量从5000万吨增加到

    1.12亿吨，生铁产量从200万吨增加到600万吨，棉花消费量从26万吨增加到48万

    吨，铁路里程从1万多公里增加到2万多公里。在英国产业革命的影响和带动下，18世纪10～80年代，世界工业生产指数提高了近2.3倍(以1913年为100，从0.55

    提高到了1.8)，其中1812～1870年，更是提高了5.1倍多(从3.18上升到19.5)。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它的领先地位一直保持到19世纪

    70年代。1870年，英国的采煤量占世界采煤量的51.5%，生铁产量占50%，棉花消

    费量占49.2%；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5%，几乎相当于法国、德国和美国贸易

    额的总和；商船吨位超过荷兰、法国、德国、美国和俄国商船吨位的总和；英国

    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英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和拥有海外殖民地最

    多的国家。其时，英国国运盛极一时，号称“日不落帝国”。

    然而从19世纪末开始，英国的工业优势逐渐丧失，科研开发的投入也相对下

    降，再加上英国的学术界“过分重视理论轻视应用、重视科学轻视技术”的传统，英国在国际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地位不断下滑。而与此同时，其他国家受英国崛起的启发，纷纷效仿并引进英国的技术、设

    备和工人，试图完成工业革命。其中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家相继发生了工业革

    命，走上了工业化道路，也走向了强盛。

    德国继英国之后成为世界经济中心。1871年德国统一之后，在新技术革命的

    推动下，工业实现了跳跃式发展。德国紧紧抓住新技术革命的机会，大力发展新

    兴产业，迎头赶上了英国、法国。1871～1913年，德国的工业生产增长了4.6倍，而法国仅增长了1.9倍，英国只增长了1.3倍。同期，德国在世界工业总产量中的

    比重也由13%提升到35.7%，超过了英国和法国，成为欧洲第一经济强国。

    德国经济的腾飞是建立在第二次技术革命基础上的。德国的主要产业的建立

    和发展都得益于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创新。德国的钢铁工业得益于金属冶炼业的重

    大技术创新。1864年，西门子和法国的马丁发明了平炉炼钢法，使世界钢产量在

    1865～1870年增加了70%。1867年克虏伯父子发明坩埚法，使德国的煤炭资源和

    铁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从而使钢的生产成本大大降低，也使得钢在德国被普遍

    使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已完成了全国铁路网的建设，铁路长度共9.33

    万公里，铁路运输量(单位为吨千米)在1850～1913年提高了20倍。化学工业方

    面，德国优势显著。霍夫曼和柏林大学的一些学者集中研究了煤焦油燃料化工技

    术，合成了多种染料、香料、杀菌剂、解毒剂等，促进了德国煤化工业的迅速扩

    大。1837年，德国化学家李比希提出了合成肥料理论，19世纪50年代，氮肥、磷

    肥、钾肥的生产技术有了很大发展，大大提高了土地单位面积的产量。德国在19

    世纪末和20世纪初掀起了电气化高潮，形成通用电气公司和西门子电气公司两大

    电气集团，使以发电、配电为主要内容的电力工业，以及发电机、变压器、电

    线、电缆等电气设备制造工业迅速发展。在内燃机方面，德国取得重要技术突

    破：1876年，奥托研制成功第一台四冲程往返活塞式内燃机；1892年，狄赛尔发

    明了柴油机，进而推动了汽车工业和石油工业的兴起。1885年，卡尔·本茨改进了

    四冲程发动机并发明了用电引燃的三轮汽车，早于美国的福特。19世纪的后25

    年，德国在钢铁、化学、电气、内燃机等方面都已走在了世界前列，承担了开拓

    者的角色。

    在欧洲的德国崛起之时，位于大西洋另一端的美国也在紧紧抓住第二次技术

    革命的重大机遇，在引进、消化、吸收欧洲先进技术的同时，大力推进技术创

    新，形成了自己的技术优势，并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美国的工业革命晚于英国

    半个多世纪。在工业化开始之前，美国9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绝大多数工业处

    于手工业阶段，大多数制成品依赖从英国进口。可以说，美国的工业几乎是在一

    片完全空白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在极为有利的自然条件、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

    下，美国的工业化发展极为迅速，很快超过欧洲各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技术市场的开放对美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当时技术保护和

    技术专利在国际市场发育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引进和利用国外技术是最经济的一

    种选择。而美国作为移民国家，在早期的发展中注重充分利用移民和国外资本的

    流入引进技术，尤其是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其纺织、采矿、冶炼和铁路、水路交通等部门，基本上都是靠引进技术建立起来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和欧

    洲工业化国家出现了第二次技术革命，美国利用自己的发明并借鉴外国技术，迅

    速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

    南北战争后(1865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是美国工业化突飞猛

    进和最终完成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美国形成了统一的市场体系，国内市场以前

    所未有的速度扩容。与此同时，第二次技术革命方兴未艾，新技术和新发明不断

    涌现，为美国的工业化提供了良好的机会。这一时期，美国依靠大量引进的欧洲

    先进技术，以及自己的一系列重大发明，发展了一系列新工业，如钢铁、电力、汽车、石油采炼等。棉纺业是美国建立的第一个产业。19世纪后半期，随着技术

    上的大力改进，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美国的纺织机更新了三次，产量有了很大

    提高。电力电气工业是美国在第二次产业革命中兴起的新产业。在这方面，美国

    一开始就走在了前列。1882年，美国建立了第一座商业电站，到19世纪90年代，大小电站已遍地开花，为居民、工矿企业和电车提供电力。随着电力工业的发

    展，电气制造业也迅速发展起来。由于美国在电气技术上领先，并且较早地建立

    了电气工业，美国的电气产品一开始就在国际市场上有较强的竞争力，并很快成

    为美国的重要出口商品。19世纪末20世纪初，汽车工业逐渐实现了简单设计和初

    步的批量生产，形成了又一个重要的产业。尽管当时其产值与其他产业相比还很

    小，但发展迅速，尤其是出口增加很快。1905年，美国的汽车产量为2.5万辆，而

    到1910年，产量已达到18.7万辆。同期，汽车(包括发动机零部件)的出口也由

    200万美元增加到1100万美元，到1916年更达到1.23亿美元。

    巨大的国内市场容量为美国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美国技术革命

    完成时，尽管出口贸易增加了7倍，但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对外贸易仅占10%左右，大部分的工业制品仍在国内销售，国内市场对美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比对外贸易大

    得多。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工业的迅速发展，尤其是新兴工业的发展，美国

    成了世界头号工业强国(本书分享更多索搜@雅书)。

    超越点亮梦想，超越成就未来。美国人约翰·勃朗宁(John Moses Browning)

    曾说过：人应该进行超越能力的攀登，否则天空的存在又有何意义？可以说，自

    15世纪(中世纪)以来，随着地理大发现，世界各国开始相互认识、相互了解，也开始了相互竞争，上演着一场超越与反超越的大戏。在这场竞争中，经济竞争

    是核心内容。在近现代，有九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先后登场，对人类社会发

    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们分别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俄罗斯。在这场跨度达几百年的竞争中，这九个国家的发展及影响

    也各不相同，有的发展速度先快后慢，有的则先慢后快，可谓“你方唱罢我登

    场”。超越存在于历史，超越存在于未来。实现超越式经济增长，中国才能有更加

    坚实的经济基础，才能真正实现“中国梦”。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405页。

    [2]〔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美〕西蒙·库茨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常勋等译，石景云校，商务印书馆，2005。第二章 超越式经济增长因何而来

    近二三百年来，第一个实现超越式经济增长从而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中心的是

    英国。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开启了人类社会从封建主义时代向资本主义时代的过

    渡，也使英国率先实现了生产方法的根本性变革，生产率得到明显提高。18 世纪

    60 年代到19 世纪中期，英国发生了以蒸汽机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的技术革

    命，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以来的第一次技术革命。这次技术革命导致了人

    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产业革命的成功促成了机器大工业的建立，大大增

    强了英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促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英国不仅在工业生

    产中取得了垄断地位，在世界贸易方面也确立了垄断地位，直到19世纪70年代，英国在世界工业生产和世界贸易中一直居首位。1870年，英国工业生产占世界的

    32%，世界贸易额占25%，拥有的商船吨位超过荷兰、法国、美国、德国、俄国

    商船吨位的总和。英国靠强大的海运业控制着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当时的国际

    金本位制度实际上是以英国为中心的，而且，英国还向欧美各国和殖民地直接输

    出大量资本。可以说，欧美许多国家和资本主义经济是依靠英国的资金、技术人

    才和生产管理经验发展起来的。那时，英国的经济发展、增长的幅度对世界经济

    所起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在1830年英国产业革命达到高潮时，德国仍然是个落后的农业国。但德国人

    不甘落后。大批德国人去英国和法国留学并且学成回国，德国政府也高度重视教

    育，并开创了教学、科研相统一的高教体系。德国还特别注意科学技术和工业的

    结合，出现了一批善于将科技成果应用于生产的企业家。1875～1895年的20年

    间，世界科技中心逐步转移到德国，世界的经济中心也随之也转移到德国。德国

    只用了40年就完成了英国100年才完成的工业化过程，一跃成为欧洲经济的最强

    国。

    19世纪80年代，美国紧紧抓住第二次技术革命和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历史机

    遇，并在19世纪末在工业生产方面超过了英国、德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

    和第一经济强国。到1913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占世界的38%，相当于英国、德

    国、法国、日本的总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初期，美国的经济实力走向顶

    峰。1947年，美国商品出口额占资本主义世界的32.5%；1948年，美国工业生产

    占资本主义世界的56.4%，黄金储备占71.3%。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资本

    输出国和国际金融中心。战后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也是以美元为中心的，这为美

    国的对外扩张提供了有利条件。直到目前，美国仍然是世界上经济实力、综合国

    力最强大的国家。从19 世纪末以来，美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一直处于引领地位。

    那么，在历史上众多的国家中，为什么只有英国、德国和美国先后实现了超

    越式增长呢？它们能够实现超越式增长又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呢？从经验上看，这三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实现超越式经济增长，并一跃成为世界经济的引领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紧紧地抓住了历史机遇，尤其是新技术革命的历史机遇，从而将

    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并不断为新产品开拓市

    场，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形成了生产、消费的良性循环，实现了经济持续、高

    速增长。

    超越式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回顾近代经济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世界经济中的两种主要趋势：一是技

    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显著；二是世界经济中的各国日益开放，各国间的

    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这两种趋势并非相互割裂。一方面，快捷的交通与各国

    创新者之间密切的交往，便利了新发明和新概念的推广；另一方面，技术变化日

    新月异，强化了互通贸易的动机并促成世界贸易一体化。因此，当学者试图总结

    过去的经济增长经验并规划未来的前景时，他们一方面对生产力和技术问题倍加

    关注；另一方面对国际竞争力和世界贸易体系的兴趣也日渐浓厚。

    从历史上实现超越式经济增长的几个国家的发展历程看，实现超越式经济增

    长，需要有相当严苛的约束条件，或者说需要相应国家能够创造或抓住历史机

    遇，运用世界最新的科技成果改造自己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并且创造更加广

    阔的市场，从而使自己所生产的产品不仅能够满足自身不断提高的消费需求，也

    能满足整个世界不断提高的消费需求，使自己的生产方式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

    具体来看，实现超越式经济增长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

    实现超越式经济增长的第一个条件，也是其首要的决定性因素，就是突破

    型技术创新的产生及应用。

    突破型技术创新能够使生产活动产生颠覆式的效果，实现技术跨越，并以此

    为基础实现经济超越，培育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历史证明，突破型技术不仅有可能在短时间内赶超持续性技术的性能，而且

    还能够改变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管理流程和价值取向，促使企业沿着新的技术

    轨道发展，最终在赶超的基础上替代原有的持续性技术。由于突破型技术创新抛

    弃了原有持续性技术创新的发展轨道，另辟蹊径，从而可以实现技术跨越。这种

    新模式常常使习惯于持续性技术创新思维模式的企业家陷入困境，却可以使技术

    落后的国家、地区、企业因此与技术相对领先的国家、地区、企业站到同一起跑

    线上，甚至获得超越它们的机会。

    在经济增长中，创造“新”产品的技术革新是具有突出地位的。伴随技术上的

    创造发明而来的常常是生活条件的改变，无论其是创制出了新产品还是为老产品

    提供了新的制造方法，都是这样。实践表明，技术创新是实现经济结构变迁和经

    济可持续增长的核心。正是技术的不断创新，尤其是突破型技术的出现，催生了新的产业，并形成对原有产业的革新，从而推动了产业结构不断向高级化迈进，整个经济也随着生产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不

    断提高得以持续增长。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是研究经

    济增长历史的权威。他用大量数据描述了世界各国人均收入长期变化的情况

    (Maddison，2008)。他的研究显示：在19世纪之前，全球范围内的生活水平基

    本都处在温饱线上；而工业革命以后，世界经济跨入一个崭新的阶段，经济增长

    成为常态。历史经济数据还展示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典型特征：19世纪之前，传统

    农业主导着经济的命脉，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蔓延，一些国家率先进入经济高速

    增长的阶段。可见，工业化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而工业化是与现代科学技术

    的发展相伴而生的。科技的发展催生了大规模的工业生产，而工业化的不断推进

    又为进一步的科技进步创造了条件。二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以美国为例。20

    世纪，伴随工业化的进程，大量的农业科学技术得到研发、推广和使用，使美国

    的农业劳动力在100年间几乎全部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目前，美国只有不

    到3%的劳动力在从事农业生产。可以说，是技术创新促成了工业化，并推动工业

    化的不断升级和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进而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奠定了基础。

    在熊彼特提出“创新”(innovation)概念的时候，西方国家科技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只有5%～21%；而到20世纪60年代，这个比例上升到50%；到80年代，进

    一步上升到60%～80%； 90年代后，更逼近85%。这再一次证明，财富主要来自

    智力的开发，来自有组织的研究和开发(RD)活动。科技创新愈来愈成为经济

    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

    翻开世界经济发展的史册，我们可以看到，在人类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随着

    世界科技成果，尤其是突破型技术的发现、发明、创造和应用，世界经济也在随

    之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特别是随着世界科技中心的转移，世界经济中心也在

    随之发生转移。

    实现超越式经济增长的第二个条件是巨大的市场容量。

    市场容量巨大是一国经济经济增长的又一决定性因素。如果说生产率是经济

    发展的主观原动力，那么市场容量就是经济发展的客观原动力。没有市场容量的

    商品生产是不能实现最终交易的生产，蕴藏着经济失调的巨大风险，其发展质量

    必然不高。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市场容量而仅仅依靠提高生产率来推动的GDP

    指标也是未来才能完成交易平衡的经济增量。只有具备一定规模的市场容量，才

    能够自然拉动企业投资和经济发展。

    市场容量是由使用价值需求总量和可支配货币总量两大因素构成的。存在对

    使用价值的需求却没有可支配货币的消费群体是贫困的消费群体；而拥有可支配

    货币但没有使用价值需求的消费群体则是持币待购群体或十分富裕的群体。这两

    种现象均被称为因消费要件不足而不能实现的市场容量。

    扩大市场容量有两种基本路径。一是城市化(Urbanization)。城市化也称城镇化，是指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

    构的调整，其社会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第二产业)和服务

    业(第三产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城镇化

    的过程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城市化

    可以使最广大消费群体的物质文化需求不断增长(即使用价值水准的提升)，并

    可相应增加他们的可支配货币收入。二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在1997年的报告中指出，全球化通过贸

    易、资金流动、技术创新、信息网络和文化交流，使各国经济在世界范围高度融

    合。在这一融合过程中，各国经济通过不断增长的各类商品和劳务的广泛输送，以及国际资金的流动和技术更快、更广泛的传播，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全球化

    亦可以解释为世界的压缩和视全球为一个整体。从驱动力角度看，全球化是全球

    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融合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壁垒不断

    减少。全球化可以使率先发展起来国家的一部分企业“走出去”开拓国外市场，这

    样不仅可为国内市场容量腾出空间，还可以开创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使得市场

    容量获得更大幅度的增加。

    技术-经济范式

    实践经验与理论研究都表明，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全要素生产

    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基于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主要来自研发

    (RD)。按此逻辑推理，研发投入越多则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越快。然而现实情

    况却不尽然。近年来，从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看，美国约为2.7%，欧元区约为

    2.1%，德国约为2.9%，日本约为3.6%，这基本上是历史上最高的研发支出水平。

    与此相应，近年来，美国的经济增长率约为2%，欧元区约为1.5%，日本约为

    1%。为什么历史上最高的研发支出水平却伴随着最低的经济增长率呢？是研发没

    有产生技术进步？还是技术进步没有造成经济增长呢？

    研发产生的技术进步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但缺乏突破型技术创新。在持续的

    研发投入推动下，商品生产和服务提供的技术手段不断进步，人们能够使用更加

    丰富、更高质量的产品，享受更优质的服务。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技术进

    步主要是特定公司的专用型技术进步，而特定公司的专用型技术进步只能在更小

    的范围内被使用，它可以改良产品的生产过程、丰富产品种类、提高产品质量，但它不能产生具有更高生产率的全新产业，进而从根本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

    近的研究发现，美国公司研发投入占其销售收入的比例虽然在逐渐上升，但是其

    用于公开发表的研发投入比例不断下降，而其在专利性研究上的投入比例不断上

    升。[1]

    说明美国研发投入增长带来的通用型科技进步在相对减少。通用型科技进

    步能够在更大范围内被使用，它可以产生突破型技术创新，甚至可以引发一场技

    术革命。

    一场技术革命可以被定义为一批有强大影响的显而易见的崭新且动态的技术、产品和部门，它们能给整个经济带来巨变，能推动长期的发展并使之达到高

    潮。技术革命也可定义为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一组技术创新集群，一般包括一种

    重要的通用的低成本投入品(这种投入品有时是一种能源，有时则是一种原材

    料)，再加上重要的新产品、新工艺和新的基础设施。而新的基础设施通常会改

    进交通和通信的速度与可靠性，并大幅度缩减成本。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技术或技术创新都能对经济产生如此重大的作用。事实

    上，绝大多数技术或技术创新只能改变生产的一小部分，因而很难从根本上改变

    经济的发展。只有重要的突破型技术创新才能在短时期内产生新的具有更高生产

    率的产业，也才能改造传统产业使之生产率提高，并进而使整个经济发展实现根

    本的改变。只有突破型技术创新的产生以及相应技术群的出现，才能被称为“技术

    革命”。每次技术革命都提供了一套相互关联的同类型的技术和组织原则，并在实

    际上促成了所有经济活动的潜在生产率的量子化跃迁。每次技术革命都会使整个

    生产体系得以现代化和更新，从而每50年左右总的效率水平就会提高到一个新的

    高度(见图2-1)。

    图2-1 技术革命的双重性

    这套同类型的“工具”——包括硬件的、软件的和意识形态的——共同改变了

    所有人的最佳惯性思维方式的边界。这便是所谓的“技术-经济范式”。“技术-经济

    范式”就是“经济上的”最佳运行方式，因为每次技术转型都伴随相对价格结构的重

    大变化。这一变化引导经济主体密集地采用更强大的新投入品和新技术。这是一

    种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意义上的“范式”。因为在库恩看

    来，范式指的是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的集合。从这个意

    义上说，“科学革命”就是“范式转换”。“技术-经济范式”界定了“正常的”创新实践

    的模式和界域，并对那些遵循原则的人们许以成功。这些原则会在技术革命的核

    心产业中体现出来。

    因此，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是新产品、新行业和新基础设施的爆炸性发展，并

    逐渐产生出新的“技术-经济范式”。这一新的范式在其技术的扩散期间，会对企业

    家、经理、创新者、投资者和消费者在个人决策以及他们的相互作用方面加以引

    导。两百年间的三次技术革命

    在思考发展问题的时候，西蒙·库兹涅茨探讨了“划时代的创新”(epochal

    innovations)这一概念。这是指那些能够使增长方向发生重大变化的创新。对

    此，他在1971年的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上的演说中是这样说的，“那些人类知识进步

    中的重大突破是长期持续增长的主要源泉，它们扩散到了世界上相当大的部分，可以称为划时代的创新。经济的发展变迁过程或许被划分为经济纪元，划时代的

    创新以及它们所产生的独特性质的增长则是每一个纪元的特征。”

    在那个特定场合，库兹涅茨主要指的是那些持续了几个世纪的时代，而自第

    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资本主义，只是其中的一个时代。然而，就在同一年，库兹

    涅茨又指出，“人们很难将一个阶段视为静止的，视为一个过程的部分。在此过程

    中好像只有该阶段的出现和最终消失才是唯一相关的重大变迁”。也就是说，“在

    每一个阶段之内时间发生的序列”是“一个完整的阶段理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18世纪末开始，世界范围内相继出现了三次技术革命，并伴随出现了三次

    产业革命，世界经济增长也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事实上，产业革命正是以机

    器的出现和工业时代的来临而命名的。19世纪中叶的人们普遍认为，当时属于蒸

    汽机和铁路时代；稍后，当钢替代了铁、科学改造了工业，钢铁和电力的时代就

    到来了；汽车和大规模生产时代是在20世纪20年代降临的，而20世纪70年代后，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信息时代或知识社会等说法。表2-1界定了三次技术革命。

    表2-1 三次相继出现的技术革命(18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最初10年)

    每一组革命性的技术都爆发在一个特别的国家，有时甚至在一个特别的地

    区。事实上，每一次技术革命都起源自某一核心国家，并会形成新的产业革命，使该国成为新的世界经济引领者。英国领导了第一次技术革命；德国和美国领导

    了第二次技术革命，当然英国和法国也曾参与其中；美国则单独领导了第三次技

    术革命。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每次技术革命推动的发展高潮在长期内属于世界性

    的现象，但是技术革命的影响是从核心地区和国家向外围逐渐扩散的。这意味着

    产业爆发式发展和经济超越式增长出现的时间在所有国家并不相同，在有些情况

    下可能会推迟二三十年甚至更久。

    每次技术革命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经历一段很久的酝酿期。事实上，很多为技术革命做出贡献的创新很可能已经存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使得我们

    很难为历次技术革命找到某个恰当的开始日期，因而合理的选择在于指向一段宽

    泛的时期。还有一个需要明确的问题是，对于朝向一组新技术急剧转向的社会而

    言，需要出现一种显而易见的“诱发因素”。这一诱发因素象征着一种全新的潜

    力，能够点燃一群先锋人物在技术和商业上的想象力。而且其不只是一种技术突

    破，其如此强有力的原因还有低廉的价格。换言之，诱发因素要能清楚地显示出

    其将在成本上带给相关创新企业以明显的竞争优势。我们把这一事件定义为带来

    一场技术革命的“大爆炸”。

    1829年，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的“火箭号”蒸汽机车在从利物浦到

    曼彻斯特的铁路上赢得了比赛的胜利，宣告铁路和蒸汽动力时代的到来。1875

    年，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高效的酸性转炉钢厂投

    入生产，开启了钢铁时代。而这些事件之所以在后来才被一一挑选出来，不仅因

    为当时只有企业家和技术人员的狭小圈子知晓这些技术，还因为在一个特定国

    家，这些技术能否得到广泛的应用取决于一系列复杂的环境因素。以第二次技术

    革命为例。19世纪70年代，很难看出英国会因为德国和美国的奋进赶超和对新的

    生产财富潜力的充分挖掘而落后。其中应当确定有两次“大爆炸”事件分别帮助了

    这两个国家，推动了那次技术革命高潮的到来。其中之一是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

    特(Henry Ford)1908年推出了第一辆T型车，其显然是石油、汽车和大规模生产

    时代的标志。然而直到1913年，T型车才从完全传动的装配线上被大批量生产出

    来。但不能否认，正是1908年的第一辆T型车为后来的标准化产品提供了原形。

    它代表的是未来的生产模式，并预先勾画出成本下降的前景，使大众消费成为可

    能。而我们现在所处的信息时代，最早也可以追溯到英特尔公司于1971年生产的

    第一台处理器——最早的和最简单的“芯片上的计算机”。它可以被看作信息时代

    诞生的标志，而其基础则在于低成本的微电子工业的魔力。

    尽管诱发“大爆炸”的事件从表面上看可能是个渺小而相对孤立的事件，但经

    历这一事件的先行者由此发现了新的领域，并将其看作新技术对未来的有力宣

    示。这也是对企业家行为的召唤。

    需要指出的是，新技术产生及应用之时，原来的技术并不会很快消亡，旧事

    物的逻辑和影响仍然会占据统治地位，并会进行顽强的抵抗。在经历一段痛苦而

    漫长的过程后，其潜力才会被最终耗尽。因此，每次技术革命从爆发到全面转

    向“新事物的逻辑”，需要二三十年由此到彼的动荡的转型过程。在此期间，新的更优越的能力将得以成功施展，从而加快旧事物的衰落。到这一过程充分发挥作

    用的时候，前一次技术革命的时代将告终结。

    三次新产业及其基础设施的集群

    每次技术革命均产生于一组协同作用、相互依赖的产业，以及一个或更多的

    基础设施网络。表2-2列出了三次技术革命对应的产业和基础设施集群。

    表2-2 历次技术革命的产业和基础设施

    超越式经济增长绝不仅指突破型技术创新以及新产业的发展，也包括新技术

    对原产业的改造。因此，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新旧技术会共存，共同发挥作用。

    现实中，革命的潜力常常是通过新旧力量之间的联系产生的。事实上，许多共同

    组成的集群产品和产业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它们或是发挥着相对较小的经济作用，或是作为主流产业的重要补充。煤和铁就是如此，在工业革命之前，两者都

    有着绵长久远的使用历史，但直到出现了蒸汽机它们才转而成为铁路时代的动

    力。19世纪80年代以后，石油、内燃机和汽车相继问世，但直到形成大规模生产

    之后，这三者才结合起来，成为一场真正技术革命的组成部分。信息革命也是如

    此：电子工业在20世纪早期就存在，在20年代的某些方面甚至发挥过重要作用；

    而晶体管、半导体、计算机和控制器则在60年代甚至比这更早就已经成为重要的

    技术，但直到1971年，横空出世的微处理器才让人们看到了廉价微电子产品广泛

    的新潜力——“芯片上的计算机”这一概念照亮了人们的想象力，将上述所有相关

    技术聚集成信息革命的强大集群。

    因此，每次革命都可被看作真正的新产业和新产品与其他得到更新的产业和

    产品的结合。当关键性的技术突破将它们结合在一起，使之成为强大、互动、连

    贯的商业盈利金光大道，并作用于整个经济之时，它们共同产生的影响才真正变

    得无所不在。

    对现有的基础设施而言，有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扩张，并由此形成意义重大的

    质的区别。第一次技术革命的铁轨铁路，建立了一国范围内的铁路运输和电报网

    络；而第二次技术革命的钢轨铁路则开创了洲际网络，并与钢制蒸汽船以及发向

    全球的电报一道，促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市场的运转。电力、基础电网的建立

    使电器工业成为第二次技术革命的主要增长引擎之一；可以说，在第二次技术革

    命期间，电力作为一种遍及每家企业和每个家庭的普遍服务，发挥了“公用事

    业”的巨大作用，成为大规模生产革命得以扩散的关键性基础设施。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每组集群都包含几种技术体系。它们的发展节奏并不一

    致，发展的顺序经常依赖反馈环路。信息革命肇始于芯片和硬件的研发，两者的

    增长又带来了软件和通信设备的繁荣，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则紧随其后。每一轮技

    术开发既得益于之前他人发明的技术和所创造的市场优势，也将惠及其后的技术

    开发。同样的情形也见于第二次技术革命：廉价的钢铁首先影响了铁路、轮船和

    民用工程，以后又武装了新的化学和电子工程产业。某些技术体系单独具有的重

    要性和日后呈现的发展序列，使它们成为孤立的革命，而不是伞状相互依赖的体

    系。

    三种技术-经济范式

    一组强大而有活力的新产业崛起，必然会伴随新的产业形成及发展，也需要

    有基础设施的支撑。这显然会极大地影响当时的工业结构和投资偏好。而旧的组

    织模式是无法应对这一巨大变化的。因此在整个经济体以及经济领域之外，新的

    机遇及其条件将使“行事方式”发生深刻的转变。这就是说，每次技术革命不可避

    免地会引起一次范式变迁。

    技术-经济范式是一个最佳惯性模式，它由一套通用的同类型的技术和组织原

    则构成。这些原则代表这一场特定的技术革命得以运用的最有效方式，以及利用这场革命重振整个经济并使之现代化的最有效方式。其一旦得到普遍采纳，这些

    原则就成了组织一切活动和构建一切制度的常识基础。

    出现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对创新和投资行为的影响之大，可以类比发现一片广

    阔的新大陆或找到大宝藏。对设计、产品和利润空间的开拓，迅速点燃了工程

    师、企业家和投资者的想象力。他们以试错法尝试应用新的财富创造的潜力，成

    功的实践和行为由此产生。新的最佳惯性方式的边界也就逐渐被确定下来。

    这些先行者的行动指明了道路，带来了经济外部性的增加和相应条件(包括

    生产经验和对消费者的训练)。这使其他人越来越容易跟上形势。他们的成功发

    出了强有力的信号，指出了最有利可图的机遇所在。这就是为什么新范式最终会

    成为新的普及性“常识”。它渐渐地嵌入社会实践、立法和其他制度框架的构成因

    素中，促进了与之相适应的创新，也排除了那些不相适应的创新。

    在随每次“大爆炸”而来的巨大转型中，技术-经济范式会发挥巨大的作用。当

    然，比起技术革命，技术-经济范式这一概念艰深得多，也更难以把握。技术-经

    济范式是选择最佳惯性方式的思维地图，它既包含对同类型技术的实际理解(这

    些技术具有几乎无所不及的适用性)，也包含进入当时文化的一般常识法则——

    机械化、蒸汽动力、电力、大规模生产、信息和远程通信技术(ICTs)等。至于

    那些组织原则和指南就不那么显而易见了，尽管在眼下的信息时代，成千上万的

    咨询人士制作了有关从前和现在的各类表格，试图标明竞争力最佳惯性方式的准

    确变化方向(见表2-3)。

    表2-3 历次技术革命对应的不同技术-经济范式(18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最初10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技术-经济范式既是扩散的推进器，也是一种阻滞的力量。说它是推进器，是因为技术-经济范式提供的模式可以被所有人追随，但它的

    形成过程需要时间，大约在“大爆炸”发生10年之后或更久。说它是阻滞的力量，是因为每次技术革命的内涵都与前一次不同，因而社会对新的原则需要有一个学

    习的过程，而在学习中则必须要克服先前的范式成功带来的惰性，即前一范式的

    广泛存在会成为下一次技术革命扩散的主要障碍。这使技术革命所引发的转型不

    会仅限于经济领域，而会渗透政治领域甚至意识形态领域。这进而又会影响技术

    革命的潜力据以展开的方向。这种技术和政治之间的相互影响并不是偶然发生

    的，而是有其必然性。

    革命、范式和发展的高潮

    很多人认为，技术创新是通过积累而呈线性不断发展进步的，但实际上技术

    创新是随机的，而非连续的。这正如库恩所言，科学的历史是由那些极具洞察力

    的新思想推动的，而不是连续积累的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说，“常态科学”只是在

    科学首创确立以后的“精湛化”。从历史发展的过程看，技术创新也往往有其特殊

    的发展规律：重大的技术创新要么难以出现，要么会积聚出现而形成技术革命。

    而人们一旦意识到相继出现的技术革命的影响，重点就会转向那些复杂的相互关

    联的变迁上，一种非常不同的理解就会产生。这样的发展巨潮是通过巨大的跨越

    或持续约五六十年的高潮而实现的升级过程，每次都会在经济领域和广大的社会

    领域引发深层次的结构变化。

    这里将“发展巨潮”(great surge of development)定义为一次技术革命及其范

    式在整个经济中得以传播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会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方

    面导致结构变化，而且也会在社会中产生深刻的质的改变。这一过程从不起眼的

    事物开始，首先发生在有限的部门和地域，并取决于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的能

    力，然后逐渐将核心国家的大量活动囊括其中，并扩散到越来越远的外围。

    因此，每次巨潮都代表着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新的生产方式和生

    活方式将更深入人民的生活，在地球上也将得到更大范围的扩张。每次技术革命

    都将更多层面的生活和生产活动纳入市场机制；每次巨潮都扩大了生产方式与生

    活方式的进步相一致的国家集团，使新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渗透并延及世界的

    更多角落，并不会受到国界的限制。

    此外，技术革命通过随后形成的范式为平均生产率和质量设定了新的更高的

    标准，且这一标准是普遍都能达到的。发展的巨潮产生于对这一潜力充分的社会

    吸收，并最终将所有核心国家的经济提高到更高的生产率水平上。

    需要注意的是，每次技术革命都需要大量地转移投资，金融资本在其中的作

    用至关重要。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要使每个新范式结出硕果，就需要在投资模式

    上、在以效率最大化为目的的组织模式上、在所有社会角色的思维地图和那些对

    经济及社会进程起调节和驱动作用的制度上，进行大量配套的变革。同时，这也

    意味着，进步可能还需要在方向上随时做出重要调整：已经积累起来的，可能不时需要进行“解除”；已经导入的，可能又需要被“卸载”。沿着既定的路径推进可

    能会陷入死胡同，而别人却可能趁机踏上新的轨道而实现超越。学习新事物也许

    需要忘记许多旧事物。

    一次范式的转变为追赶和赶超打开了必要的机遇之窗，技术方向发生变化时

    也正是新来者难得的学习时期。因此，朝着最有利的方向进行结构性变革的能

    力，对于实现发展来说，对于在条件和机遇发生变化时维持和增加收益来说，是

    一项宝贵的社会技能。

    当然，一种范式的潜力，无论如何强大，最终都将被耗尽。技术革命和范式

    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它或多或少地服从任何创新都具有的那类曲线。第一阶段

    是新产业的爆炸性增长和迅速创新的时期。新产品接踵而至，并揭示了界定其未

    来轨道的法则。这样，范式就形成了，它的“常识”能够指引技术革命的扩散。第

    二阶段是一个高速扩散的阶段，它见证新产业、新技术体系和新基础设施伴随强

    劲的市场投资增长走向繁荣。第三阶段随新范式在生产结构中的充分展开，经济

    高速增长得以继续。在第四阶段，技术和范式的成熟性受到侵蚀，并在某一时点

    上技术革命的潜力开始遭到限制。尽管仍然有新产品引进，有新产业诞生，甚至

    波及整个经济系统，但这些创新的数量锐减而且不再重要。曾经作为增长引擎的

    核心产业开始遭遇市场饱和、技术创新收益递减的困境。这宣告这些产业接近成

    熟，整个技术革命的动力逐渐衰竭。

    当一种范式的潜力达到极限，它所开拓的空间受到限制的时候，生产率、增

    长和利润就会受到严重威胁。这样一来，新的解决方案和重大创新的必要性及有

    效需求就出现了。人们希望从熟悉的路径中走出来。然而，在几十年现有范式成

    功发展之后，此时环境已经变得过度适应了。不光是企业，连居民甚至整个社会

    都已全盘接受并采用了现有范式的逻辑，将它作为“常识”的标准。迫近耗竭的范

    式开始阻碍人们沿着既定的路径向前行进。

    在技术革命所形成的核心产业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它们在获得规模经济最后

    一些好处的同时，很可能已被巨额的固定投资所束缚。它们很可能已占据了强大

    的有利的市场地位(寡头垄断或几乎完全垄断)。这使得这些产业可以找到逃出

    陷阱的有效解决方法。这些方法很可能包括产业合并、人口迁移和某些与金融资

    本有关的非正规行动。然而，相比眼前的利益，重要的是如何开启下一次技术革

    命的进程。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意愿，即愿意在尝试中发现真正重大的创新。这

    些创新作为改良可以拓展已有技术的生命周期，或是减少外围活动的成本。

    一些重大创新在扩大市场上已有技术的使用范围方面，同样发挥了重大作

    用：为了提高纺织机的生产率，多种粗陋的高压引擎在19世纪早期得到尝试性开

    发；20世纪初，科学管理的创始人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发展了作为大规模生产之核心的对劳动组织的“科学管理”，提高了钢铁

    厂中运送钢产品的生产率；由于具有便携性，音频产品中的晶体管在20世纪50年

    代末开辟了巨大的新市场；而20世纪60年代早期，自动化在汽车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数控机器工具则在六七十年代应用于制鞋业和航空业。这一切表明，引入

    一些真正的新技术可以使处于困境中的成熟工业重获生机。

    部门与企业成熟和饱和的情况越严重，多种多样的试错活动就越强烈。正如

    库恩的“科学革命”模型那样，既有范式的限制和危机，将会促进和推动人们去打

    破原有的趋势，寻找新的方向。当每次技术-经济范式走到尽头的时候，它所遭遇

    的特殊障碍将会为寻找一套新的技术提供强有力的指南。为了技术革命的出现，必须开辟崭新的道路，做出关键性的突破。

    尽管重大技术创新的酝酿期可以很长，但它们可能在任何时候发生。由于科

    学和技术生产的相对自主性，总有不同领域的潜在创新在幕后等待。因此在任何

    科学时点上，科学上可以构想的技术上可行的空间，总是比经济上使用、社会上

    认可的空间大得多。因此，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许多种重要技术可能已经存在于

    经济之中了，只是它们的用途很少或很窄。某些技术只有当它们汇合在一起形成

    一场革命后，其潜力才会完全显现(其他的技术可能要再等数十年，或是永远不

    会得到充分开发)。所以，在压力和需求给定的条件下，一组新的重大技术可以

    在现有的技术开发中一同出现。

    市场容量增加的经济效益

    市场的概念，在古代是指在固定时段进行交易的固定场所，亦即买卖双方进

    行交易的地方。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在工业革命发生后，市场的内涵

    和外延都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市场已不仅指交易场所，而且是交易行为和交易机

    制的总称。即使仅就交易场所而言，也绝不只是简单的商品交换的场所，还包括

    股票交易、期货交易场所等。从广义上讲，所有产权发生转移和交换的关系都可

    以成为市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对于国家、企业和居民都是极其重要的。没有市

    场，社会经济生活就无法进行。同时，由于国家或地区大小不同，经济发展水平

    和居民消费水平也存在差异，势必导致各个国家或地区市场容量存在差别。市场

    容量大的国家或地区需要进口大量商品，以满足本国或本地区的生产和居民生活

    的需要，这对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生产会起到促进作用；而市场容量小的国家或

    地区，商品进口的数量自然有限，对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生产所起的作用也就

    小。

    市场容量包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也即所有权发生转移关系的广度

    和深度，包括消费行为是否活跃、消费行为是否广泛、消费的层次是否在不断提

    高等。既然市场是所有权交换的场所，是消费行为的场所，而不论所有权还是消

    费行为都与人口直接相关，因此一般而言，人口规模大、城市人口多的地方，消

    费行为就更活跃。因此，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与人口的变化息息相关。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1966)总结了19世纪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经

    济增长的特性。他认为，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源于生产技术的提高，仅有很小一

    部分源于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的投入。投入要素质量的提高、有用知识的增

    加、工业组织的改进、体制安排的完善，这些都会带来更为高效的增长效率。与

    此同时，最终需求结构也在发生显著变化。在生产过程中，需求结构的变化既是

    变化的原因，也是变化的结果。技术进步与需求收入弹性形成了复杂的随机关

    系，涉及资源在区域内重新分配的流动、劳动力比重在不同部门的变动、对外贸

    易的高速增长以及劳动国际分工的变化等。技术进步和技术革命不仅带来了生产

    效率的极大提高，也使得劳动力和产品从小公司和组织向大公司和组织进行明显

    的快速转移，导致生产单位的平均规模不断扩大，形成更大规模的资本投资和规

    模经济。

    事实上，与产业革命相对应的确实是人口的变化。这其中包括两方面内容，即人口数量的变化和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化。产业革命使欧洲的人口数量实现前所

    未有的增长成为可能。尽管19世纪有数百万欧洲人移居海外殖民地，但到1914

    年，欧洲大陆的人口已达到1750年的3倍以上。人口爆炸式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在

    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经济和医学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产业革命后，农业和工业生

    产率大幅度提高，这意味着衣、食、住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等生活资料有了很大

    的增长。欧洲大部分地区的饥荒逐渐成为历史，即便在一些地区出现了粮食歉

    收，也可通过新的运输工具从其他地区运送过来，保证粮食供给充足。在技术进

    步的推动下，医学和医疗条件得到提高，采取的许多公共健康措施使公共卫生条

    件得到显著改善。虽然当时人口的出生率并没有显著的提升，但是由于死亡率的

    急剧下降，人口急剧增长成为可能。北欧地区的人口死亡率从1800年至少每千人

    的30%降低到1914年每千人的15%左右。欧洲的人口从1750年的14000万人急剧增

    加到1800年的18800万人、1850年的26600万人、1900年的40100万人和1914年的

    46300万人。欧洲人口的这一增长率也比世界其他地区要高得多，以至改变了世

    界人口的数量对比(见表2-4)。

    表2-4 世界人口数量对比从理论上讲，在给定其他条件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越大，其创新

    就越多，技术进步越快。并且，创新之比与人口之比是指数关系，不是简单的等

    比例关系。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知识在生产上具有重要规模经济和外溢效

    应；二是知识在使用方面不具有排他性。

    美国物理学家杰弗里·韦斯特(Geoffrey West)和路易斯·贝特科特(Luis

    Bettencourt)等人研究发现，在城市生活中，人类的发明创造与人口的关系遵

    循“正54指数缩放”规则：如果一个城市的人口是另一个城市的10倍，那么，发明

    创造总量是后者的10的54次方，即17.8倍。这种相关性同样存在于教育、工作经

    验、智商等方面。

    在人口数量增加的同时，人口的就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伴随技

    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程度日益提高，成为城市人口聚集的驱动

    力。随着人口的这种转移，就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大量从事农业的人口以及那

    些原始生产中的非熟练工人，转向了技术型职业或更高层次的职业。

    城市化的内容之一就是人口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由农民变为工人或服务业从

    业人员等。史料显示，真正意义上的快速的城市化始于18世纪英国的产业革命，显著的标志就是世界城市人口的明显增加(见表2-5)。城市化的动力最初来自工

    业化，在中后期主要来自城市服务业的兴起和发展，以及新兴产业的不断创新。

    美国经济学家霍利斯·钱纳里(Hollis B. Chenery)在研究各个国家经济结构转变的趋势时曾概括了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一般变动模式：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

    高，工业化的演进导致产业结构的转变，带动了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同时，城市

    化也为工业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如劳动力、基础设施、生产要素流通、专业分

    工协作等。城市化既包括集聚因素也包括分散因素。其中的集聚因素能够通过产

    业集中节约成本。集聚程度较高的地区或增长极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传播对区域经

    济产生积极的外部扩散效应。

    城市化是一个国家内部市场容量扩大的过程，而全球化则是一国市场容量外

    部扩展的过程。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世界范围内的各国

    经济通过全球贸易、全球投资等方式和渠道形成全球市场的过程。经济全球化有

    利于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的合理配置，有利于资本和产品在全球流动，有利于

    科技在全球扩张。

    表2-5 世界主要城市人口规模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社会分工得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资金、技术等生产

    要素可以在国际社会流动和进行优化配置，由此可以带来巨大的分工利益，推动

    世界生产力的发展。由于先发展起来的国家在技术、资金等方面占据优势地位，在制定贸易、投资和竞争规则方面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自然就成为经济全球化的

    主要受益者。

    虽然国际贸易自古有之，但在产业革命前，国际贸易主要建立在自然经济的

    基础上。早期国际贸易的主要功能是互通有无，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

    十分显著，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人们生活的一种补充，贸易的基础主要也是各

    国自然资源禀赋和生产技术的差异。地理大发现后，国际贸易开始成为各国有意

    识的商业活动，但这一时期的国际贸易是和殖民扩张相联系的，是在不断战争和暴力下的殖民贸易，而不是在自愿基础上的公平贸易。殖民掠夺和殖民贸易给各

    殖民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却使欧洲人攫取了世界其他地区的大量金银财富，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此外，殖民贸易还

    扩大了欧洲的海外市场，特别是美洲市场。而“欧美之间的贸易大大促进了欧美国

    家以分工交换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形成和经济实力的加强。从 18 世纪 60年代开

    始，欧美国家逐渐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先后发生了工业革命”。

    1720～1913 年，世界贸易增长率和世界工业增长率基本上是同步的；而19世

    纪40～70年代，世界贸易增长率超过了世界工业增长率。国际贸易作为商品销售

    和资本积累的方式，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工业革命的产生和发展；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工业化本身又客观上要求更广大的世界市场和更深入的国际

    分工和国际交换。由于工业化彻底改变了各国和世界的自然经济结构，国际分工

    和国际贸易变成了人类经济活动中的必要组成部分。工业革命后国际贸易出现了

    前所未有的发展，各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也获得了快速增长。例如，1840～1870

    年，英国的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9%上升到16%，法国和德国也从原来的

    7%上升到16%。在18世纪初到19世纪初将近100年时间里，世界贸易总额增长了1

    倍多；而进入19世纪后，仅前70年(1800～1870年)，世界贸易就增长了6.7倍。

    如果扣除价格下跌的因素，实际贸易量增长了9.6倍。从187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前，虽然除英国外的主要欧美国家开始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并先后出现了几次经

    济衰退，但世界出口总额仍然从51.3亿美元增加到184亿美元，增长了将近2.6

    倍。1870～1913年，世界人均GDP的年均增长为1.3%，而 1820～1870年仅为

    0.5%，再往前的1700～1820 年则只有0.07%(见表2-6)。值得注意的是，1870～

    1913年，几乎所有国家的贸易增长都快于它们的收入增长。

    表2-6 1720～1913 年世界贸易和世界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

    显然，国际贸易和工业化存在相互促进、相互强化的关系。由于工业化本身

    就是一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在这一层面而言，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是相伴相生、密不可分的。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国家间竞争的利器仍然是生产率，拥有更高生产率的一

    方往往会成为竞争的胜利者。在实现超越式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拥有更高的生产

    率不仅是必要条件，而且是先决条件。提高生产率在微观上提高了企业的竞争

    力，在宏观上能快速增加国家的财富。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尤其是

    突破型技术创新的出现能极大地提高生产率。技术革命往往与产业革命相呼应，突破型的新技术不仅能产生新产业，还能改造原有产业使之焕发新的光辉。在突

    破型技术创新的推动下，生产率将得到明显的提高，更加快速地创造大量财富。

    当然，生产率的提高离不开市场，市场容量扩大可以带来经济效益提高早已被印

    证。不断扩大的市场容量能为生产者创造更加广阔的天地。

    [1]Arora，Ashish，Sharon Belenzon and Andrea Patacconi，“Killing the Golden Goose？ The Decline of

    Science in Corporate RD”，NBER Working Paper No. 20902，2015.第三章 改变世界的突破型技术创新

    创新是指新工艺或新产品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成为新的生产实践。从经济学

    的角度看，创新是实践，而不只是研发。在经济学家熊彼特(J.A.Schumpeter)看

    来，开发和应用是并行的，是确定的事情。创新带有先行先试的特点，因而这种

    创新的实践在推广之前可能只是在某个国家或地区出现。当然，任何创新都是涉

    及新事物的原创(概念构思和开发)，会涉及其试点应用。有创新构思的人和企

    业只是开端，要获得良好的前景，社会还需要以专业知识判断其是否值得开发，是否应该投资某个推荐项目；在新产品或新工艺开发出来之后，还需要判断是否

    值得尝试推广。

    现代经济主要从事以创新为目标的活动，这些活动是包含多个阶段的完整的

    过程。

    ·提出新产品或新工艺的概念

    ·开发新产品或新工艺的前期准备

    ·开发项目的融资决策

    ·选定的新产品或新工艺的开发

    ·新产品或新工艺的市场推广

    ·成果评价以及由最终用户试用

    ·某些新产品或新工艺的大规模应用

    ·试用或早期应用之后的改进

    对新创意和新实践的投资，虽然有可能挤掉某些熟练的投资活动，却可能激

    发大量为新产品制造服务的新投资活动，结果会对就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突破型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的定义

    技术(Technology)是指人类在利用、改造和保护自然的过程中通过创新所

    积累的经验、知识、技巧以及为某一目的的共同协作组成的工具和规则体系。技术的任务是改造和控制自然，它包含两个层次——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技术科

    学是介于基础科学与工程技术之间的各种现代学科群，它揭示同类技术的共同规

    律，但并不能完全解决某一生产部门的实际问题。工程技术则更接近生产，它综

    合应用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就研制中的技术问题，为生产提供专门指导。然而，工程技术领域内的发明创造并不等于社会生产，技术创新是一种新的生产要素与

    生产条件的组合，其本质是科学技术与经济的有效组合。

    “创新”的概念是由熊彼特(J.A.Schumpeter，1912)首先提出的，其将创新视

    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该理论认为，创新是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企

    业家通过提出创新方法，引进新产品、采用新方法、开辟新市场、改进生产组织

    等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在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基础

    上又发展出经济学理论的两个分支。一是将技术进步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

    架，主要成果就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二是基于技术创新

    经济学，侧重研究技术创新的扩散和技术创新的“轨道”和“范式”等理论问题。国

    内学者傅家骥(1998)指出，技术创新是指企业经营者重新组织各种生产条件和

    要素，构建具有更高效率及更低生产费用的生产经营方法，目的是推出新的产品

    和生产方法、开拓新的市场、取得新的原料供应渠道，是融合技术、企业、商业

    和货币资金活动的一整套系统流程。

    技术创新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技术创新是指创造新技术并把它引入产

    品、工艺或商业系统之中，或者创造全新的产品和工艺以及对现有产品和工艺的

    重大技术改进，并将产品引入市场(产品创新)或使生产工艺得到应用(工艺创

    新)。1982年，弗里德曼提出，技术创新是对新产品、新过程、新系统和新服务

    的首次商业性转化。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编制的《技术创新调查手

    册》中，为收集数据而推荐的国际标准将技术创新定义为“包括新产品和新工艺，以及产品和工艺的显著技术变化。如果在市场上实现了创新(产品创新)，或者

    在生产工艺中应用了创新(工艺创新)，那么创新就完成了。因此创新包括科

    学、技术、组织、金融和商业的一系列活动”。由此可见，OECD所指的创新是比

    狭义的技术创新更广泛的综合性的概念。

    基于广义视角，技术创新包括技术变化引起的一系列营销、管理、金融、技

    术、市场、组织变化乃至产业和经济体系的演变。广义的技术创新更加强调新技

    术(包括新产品和新工艺等)的首次商业化等具有经济意义的概念。

    技术创新的研究和实践离不开创新水平的测度问题。技术创新水平的测度主

    要由两部分组成，分别是建立创新指标体系和收集指标使用的数据。当前可用来

    进行技术创新水平测度的数据主要有以下四种：一是关于RD投入的数据，在

    OECD国家中按弗拉斯卡蒂(FRASCATI)手册加以采集；二是专利的申请、授

    权和引用等数据，其中主要的部分来自专利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等；三是创新调查数据，OECD国家按照奥斯陆(OSLO)手册的定义和方法，通

    过大规模的技术创新调查进行搜集；四是基于文献的创新产出LBIO指标数据，它

    反映科学出版物和引文的情况以及从技术和行业期刊报道上获得的有关企业创新产品的数据。这些科学技术指标数据在测试技术创新活动方面各有优势，但同时

    也都有明显的局限性。由于数据的可得性等问题，在实际应用中主要使用的是

    RD数据和专利数据。

    技术创新的分类

    将技术创新按不同的标准分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创新过程。因而创

    新分类研究是创新理论构建的基础。表3-1列出了从国内外学术界相关研究中归纳

    出的常见技术创新分类维度。

    表3-1 技术创新的基本分类

    按照创新对象和内容的不同，可将技术创新分为产品创新、工艺创新、服务

    创新和组织创新。产品创新是指作用于产品的技术创新，即为用户提供新的或改

    进的产品，故产品创新具体表现在一个企业的产品中；工艺创新又称过程创新，是指对现有生产过程技术的创新，包括新工艺、新设备和新的操作方法等；服务

    创新是指新的设想、技术手段转变成改进的或新的服务；组织创新涉及生产组织

    方式和相应的生产关系的变动，是制度安排上的一种创新，如麦当劳的营销模

    式。

    按照技术创新的程度和强度的不同，即研发产生技术的先进性来分类，技术

    创新分为渐进型创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和突破型创新(radical

    innovation)(Mansfied，1968；Freeman，1977)。学术界一般认为，渐进型创

    新建立在原有技术轨道上，对现有产品的改变相对较小，能充分发挥已有技术的

    潜能，并能强化现有成熟型企业的优势；而突破型创新建立在一整套不同的技术

    原理之上，能够改变原有的技术轨道，常常会开启新的市场和潜在的应用，并会

    给现存企业带来巨大难题。

    以创新面向的市场环境、对市场和产业的影响进行划分，可将其分为维持性

    创新和颠覆性创新。颠覆性创新的核心视角是市场细分和价值体系，强调的是将

    破坏性商业模式与技术创新进行组合。它以经济效益作为评价尺度，能引起新企

    业成长和已定型企业的衰败。维持性创新是指能对现有主流市场上产品性能改进做出贡献的创新(Christensen，1997)。

    按照技术的来源划分，企业技术创新可分为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自主创新

    是指企业依靠自己的力量，通过自身的努力和探索实现技术突破，攻克技术难

    关，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创新的后续环节，实现技术的商业化，获取商业利润的创

    新活动。模仿创新是在已有创新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合法的方式和手段(如通过

    购买专利技术或专利许可的方式)引进技术创新的成果，并在其基础上进行改进

    的一种创新形式。模仿创新并不是简单模仿，而是有所发展、有所改善的创造性

    模仿。

    此外，技术创新还可以按照生产要素、范围等进行划分。

    突破型技术创新的定义

    根据历史发生的创新及其创新重要性的不同，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科学政策

    研究所(SPRU)把创新分为以下四类。(1)渐进型创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这是一种渐进的连续的小创新。(2)突破型创新(radical

    innovation)。这种创新的特点是做出了根本性的突破，常伴有产品创新、过程创

    新和组织创新的连锁反应，可在一段时间内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化，甚至催生一个

    新的产业。(3)技术系统的变革(change of technology system)。这种创新一般

    以突破型创新为发端，产生具有深远意义的变革，影响经济的几个部门，并伴随

    新兴产业的出现。其集中体现在技术上有关联的创新群的出现。著名的例子有石

    化创新群，化纤创新群等。(4)技术-经济范式的变更(change of techno-

    economic paradigm)。这种变更，几乎影响经济的每一个部门，并改变人们的认

    识。它的兴衰将表现为经济周期，常常伴随许多突破型创新群以及这些突破型创

    新群所形成的技术系统变更。

    突破型创新的创新强度比渐进型创新要大得多。学术界一般认为，突破型创

    新的破坏性和渐进型创新的连续性在性质上存在冲突，这导致难以在同一家公司

    同时开展这两种模式的创新。突破型技术创新起源于Schumpeter(1934)的“创造

    性破坏”，即新兴企业通过突破型技术创新，可以推翻大企业的竞争力基础，使得

    绝对垄断成为不可能。突破型技术创新动摇了企业的竞争优势基础——企业当前

    主导产品是建立在旧的技术知识基础之上的，而技术变革使得原有的技术优势失

    效。真正意义上的突破型技术创新研究的兴起，是在Dosi(1982)的经典论文

    《技术范式与技术轨道》发表之后。在该论文中，他将突破型技术创新和渐进型

    技术创新统一到一个理论框架之内。在Dosi开创性研究的基础上，后续学者从不

    同角度对突破型技术创新进行了研究。

    P.Thomond和F.Lettice(2002)为了更好地区分各类不同创新之间的关系，通

    过总结Tushnan，Anderson和Veryzer等人的观点，对创新的相关概念进行了分

    类。他们基于创新可被看作一个从演化到革命的连续统一体的理念，将创新分为

    两类。(1)渐进的或演化的创新。其旨在提高现有产品、服务或商业模式的性能，且所提高的性能维度是历史上主流市场的主流客户所重视的维度。它们对于

    维持和提高主流市场的份额具有关键意义。(2)颠覆性创新。是革命性地突破

    企业家活动和财富创造的核心，几乎被界定为未来技术、产品、服务和产业的基

    础。颠覆性创新是用来描述高度非连续性和具有革命性本质的创新，它是相对于

    演化(evolutionary)及渐进型创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而言的。颠覆性创新

    是成功开发的产品、服务或商业模式，它们显著地转变了需求和主流市场的需

    要，并破坏了先前关键竞争者的竞争力。关于颠覆性创新和渐进型创新的具体内

    容和所需的外部环境见图3-1。

    图3-1 创新的统一体模型

    资料来源：P. Thomond and F. Lettice，Disruptive innovation explored，2002。

    基于此，国际上对突破型技术创新的研究，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

    不同的定义。以下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Joseph Schumpeter(1934)认为，所谓的破坏性创新(突破型创新)是运用

    与从前完全不同的科学技术与经营模式，以创新的产品、生产方式以及竞争形

    态，对市场与产业做出翻天覆地的改造。

    Dess和Beard(1984)认为，突破型创新建立在一整套不同的工程和科学原理

    上，通常能开启新的市场和潜在的应用。突破型创新经常给现存的企业带来巨大

    的难题，但它常常是新企业成功进入市场的基础，并有可能导致整个产业的重新

    洗牌。

    C.M. Christensen(1997)认为，突破型技术创新是基于突破型技术的创新，是那些在并非按照企业主流用户需求进行的性能技术改进的轨道上进行的创新，也可能是暂时还不能满足企业主流用户需求的创新。突破型技术的发生与发展往

    往一开始在短期内在产品技术性能上低于原有产品，但以后会很快超越原有技

    术，并产生对原有技术的替代。

    Frank Fernandez(1999)认为，突破型技术创新是推动产品报废，大范围取

    代现有的甚至最成功的现存产品的过程。

    George Por(1999)认为，创新的最根本含义是变革，从渐进型创新、持续性创新到突破型创新、破坏性创新形成一个连续的统一体，突破型创新是这个统

    一体的边缘。突破型创新的特点就是非线性、高速度、不连续。

    Lew Elias(2000)认为，突破型技术创新是那些通常会导致整个产业完全改

    变，并最终成为新产业旗帜的技术创新。

    Erik vanBekkum(2000)认为，突破型技术创新是采用破坏性方法和力量产

    生突破性的创新与思想的方法。

    RichardLeifer(2000)认为，突破型技术创新是能带来或潜在导致如下一个

    或几个方面后果的创新类型：一系列全新的性能特征；已知性能特征提高5倍或5

    倍以上；产品成本大幅度削减。

    VadimKotenikov(2001)认为，突破型技术创新是使产品、工艺或服务具有

    前所未有的性能特征，或者具有相似特征但性能极大提高而成本大幅降低，或者

    创造一种新的产品。

    综览上述对突破型创新概念的界定，可以发现，尽管各国学者对突破型创新

    的定义不尽相同，但也存在如下共识：(1)所有关于突破型创新的定义都是从

    其对市场、产业、经济的重大影响展开的；(2)突破型创新产品的出现往往相

    对渐进型创新而言，其区别在于创新强度的不同；(3)突破型创新产品的出现

    往往改变市场规则和竞争态势，甚至导致整个产业重新洗牌，包括通过大幅度降

    低成本、提高产品的技术性能等途径使采用传统技术的公司因无法实现盈利而退

    出市场，使市场上的领先企业溃败，新企业崛起，产业版图大大改变，或者产生

    一个新产业，摧毁旧产业；(4)突破型创新的出现经常建立在新的工程和科学

    原理上。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对突破型创新给出以下定义。

    突破型创新是导致新产品性能主要指标发生巨大跃迁，或者对市场规则、竞

    争态势、产业版图具有重大影响，甚至可能导致产业重新洗牌的一类创新。

    突破型技术创新的形成及扩散

    技术创新通常要经历三个阶段：实验室研究、开发研究和产业化、商品化阶

    段。最终将技术创新应用于生产、创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是企业，而实现这一

    转化过程的企业行为就是企业技术创新。但是，突破型技术创新的形成并非企业

    行为，因为，突破型技术创新的突破点在技术创新的第一阶段。第一阶段即实验

    室研究阶段，是在调研的基础上，根据市场需求和科技发展趋势选择课题、构思

    技术原理、设计具有新产品特性的原始模型，在实验室进行试制样品、样机。而

    在第二阶段，技术创新是在实验室研究成功的基础上，挑选产业化前景明朗的项

    目，集中力量去解决生产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到第三阶段，才可以形成新的生产线或由企业进行规模化生产。所谓突破型技术创新，往往是在技术理论、原始模

    型等方面具有突破性。这些方面属于基础研究的一部分，往往能作为公共知识被

    行业内外使用。一般而言，基础研究没有近期应用的目标，但从长远来看，其应

    用前景比较清楚，能为开发研究和应用研究指明方向、奠定基础。一旦有突破型

    的基础研究成果由企业通过开发研究、应用研究转化为生产力，将会在生产领域

    取得突破性进展。

    根据以上定义，蒸汽机、内燃机、电力技术、化学工业技术、电子技术、互

    联网技术都具有突破型技术创新的特性。它们的产生和应用促进了技术革命和产

    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增长，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下就以蒸汽机、内燃

    机和电力技术为例加以说明。

    1.蒸汽机的产生

    英国新型的棉纺织业和采煤业急需新的动力机械，催生了蒸汽机。18世纪60

    年代，棉纺织业在英国还是一个幼弱的工业部门，而传统的毛纺织业却处于垄断

    地位，因此，棉纺织业迫切需要革新技术，以提高产品竞争力。棉纺织业在积极

    革新纺织技术的同时，也在积极寻找更强大、更稳定的新的动力支持。在19世纪

    初期，水力织布机技术已经达到完善并开始普遍推广，但是纺织厂必须建在远离

    城市且道路能够到达的河边，不符合市场经济和交通运输的要求；同时，水力受

    自然条件的限制，具有不稳定性。因此，棉纺织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新的动力机

    械。英国采煤业也面临同样的情况。传统的采煤业需要动力来推动水泵抽排矿井

    深处的水，而随着采煤量的不断增加，传统的以牲畜为动力的排水设施已完全不

    能胜任这项工作。这种强大的需求，成为蒸汽机发明的重要推动因素。

    自然科学成就和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是蒸汽机发明的必要条件。从巴本到瓦

    特的各式蒸汽机的发明依据的科学原理是以当时出现的大气压、真空和热学理论

    为基础的。瓦特改进纽可门的蒸汽机得益于化学家布莱克提出的潜能、比热和热

    容量理论；而冶金技术和机械制造技术的进步，则是把蒸汽机技术原理物理化为

    蒸汽机实物的技术保证。

    蒸汽机技术是上述公共知识传播与个人创造相结合的产物，而且也绝非在一

    时由一人创造的，而是由不同的人经过长时间的研究才形成的。而这个过程既体

    现了发明者的努力与智慧，更得益于公共知识的形成和传播。正是有了公共知

    识，技术创新才得到不断推进：早在公元1世纪，古罗马时代的赫伦就发明了一

    种玩具——蒸汽反冲球，它是近代蒸汽机的雏形；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曾留下

    了用蒸汽开动大炮的图样；1615年，德·高斯用实验验证过用蒸汽抽水的可行性；

    1690年，法国物理学家巴本发明了第一部活塞式蒸汽机；17世纪末，英国军事工

    程师塞维利积极进行蒸汽泵的研究，并造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能实际应用的蒸

    汽机；1712年，英国铁匠纽可门综合巴本蒸汽机和塞维利蒸汽机的优点，研制出

    了更实用的抽水机器；之后，英国工程师斯密顿对纽可门蒸汽机做了各种函数关

    系的实验，并写出了130多个实验报告。而瓦特正是在斯密顿实验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近代蒸汽机。在瓦特之后，人们开始把蒸汽机引向大功率、高参数、经济、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发展方向。美国发明家伊文思在纽可门和瓦

    特发明蒸汽机的基础上，发明了高压蒸汽机。

    2.内燃机技术的形成

    同蒸汽机一样，内燃机的发明和完善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在这个

    过程中，众多的发明家、工程师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既是公共知识的

    贡献者，也是公共知识的享用者。正是这种相互促进使得内燃机得以产生和应

    用，并不断得到完善。

    19世纪内燃机的发展，从采用的燃料看，经历了从火药机、煤气机到汽油

    机、煤油机、柴油机的演变；从燃料的化学能转化为机械功的方式看，经历了从

    真空机到爆发机再到压缩机的演变。1869年，法国发明家里诺制成了第一台实用

    的二冲程内燃机；1862年，法国工程师德罗萨提出了四冲程原理；1876年，德国

    工程师奥托制成了第一台四冲程往返活塞式内燃机。19世纪末，石油逐渐取代煤

    炭、煤气作为燃料，为适应需求，德国工程师和发明家戴姆勒制成了第一台现代

    四冲程往复式汽油机；1886年，滕特和卡雷斯特曼延制成煤油机；1892年，德国

    工程师迪塞尔发明了柴油机。自此，往复活塞式内燃机的发明基本完成。

    3.电力技术的形成

    19世纪电磁学的创立为电力技术的产生和应用奠定了理论基础。1821年，法

    拉第制成了一台用化学电源驱动的近代电动机的雏形；1834年，俄国科学家雅科

    比制成了一台回转运动的直流电动机；1834年，美国铁匠戴文泡特用电磁铁和电

    池制成了一台电动机；1860年，意大利物理学家巴奇诺基发明了环形电枢，并制

    成了包含环形电枢、整流子和合理的励磁方式的直流电机，基本具备了现代电动

    机的结构和形式。

    1831年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定律后，1832年法国人皮克西兄弟制造了世界上

    第一台手摇永磁式交流电和直流电发电机。1834年，该仪器制造商制成了第一台

    商用直流发电机。1870年，德国的西门子基于自激原理制成了自激式直流发电

    机；1878年，俄国科学家雅布洛琪科夫制成了一部多相交流发电机；1885年，意

    大利物理学家法拉里研制出二相异步电动机模型；1889年后，俄国工程师多里沃

    先后发明了三相异步电动机、三相变压器和三相制。

    总的来看，近现代的技术革命是与科学革命紧密相连的。可以说，没有科学

    革命就不会有技术的革命。15世纪下半叶，以近代天文学革命、近代医学革命和

    经典力学的创立为标志的第一次科学革命，为第一次技术革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

    基础；20世纪初，以物理学为先驱的第二次科学革命，为第二次技术革命创造了

    条件；20世纪中期以后的科学革命，则促成了现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航天业的巨大发展。而这些突破型技术创新都不是由个人、企业等微观主体单独完成的。相反，其具有明显的公共性，是建立在科学进步基础上的。与此相应，突破型技术创新也具有明显的公共性，属于公共知识，对所有的微观主体都具有

    普遍的影响力。

    突破型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变迁

    西蒙·库兹涅茨指出，技术创新常常能够创造全新产业并生产新的产品

    (Kuznets，1930；Burns，1934)。需要明确的是，库兹涅茨所指的技术创新应

    该是突破型技术创新，因为只有突破型技术创新才能起到如此重大的作用，也只

    有突破型技术创新才能与产业革命联结起来，实现产业的根本性变化。

    18世纪初，以蒸汽机的发明为突破，形成了第一次技术革命，实现了工业生

    产从手工工具到机械化的转变。从1780年到1870年，在最早实现这一技术突破的

    英国，纺织用棉量增加了200倍，钢铁产量增加了350倍，煤产量增加了42倍。从

    1770年到1840年，英国工人日均生产效率提高了20倍。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

    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

    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

    以电力技术为突破，发电机、电动机、无线电通信等电气化产业的形成和发

    展，大大推进了工业化进程。1880年美国建立第一个发电厂，到19世纪90年代电

    动机已经在工业中得到普遍使用。19世纪末，在电力工业和内燃机的基础上，汽

    车制造业开始形成。1900～1914年，美国汽车产量剧增140多倍。1870～1913

    年，美国工业增长了8.1倍，工业产量跃居世界首位。与此同时，世界工业生产增

    长了2.2倍，钢产量增长了50多倍，石油开采增长了255倍，铁路里程增长4倍，世

    界贸易总额增长了3倍多。

    “二战”后，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生产在机械化、电气化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了

    自动化。动力系统、传输系统、工具系统、检测系统、信息系统、控制系统和基

    础设施组成的综合技术体系，彻底改变了生产的形态。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

    占比显著提高，在发达国家平均占49%，有些甚至高达60%～70%。20世纪60年

    代，美国经济增长的23来自新技术、新工艺的贡献，科学技术投资与经济效益之

    比达1∶23。科技因素在美国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例，1929～1941年为33.85%，1941～1948年为50.8%，1948～1953年为52.8%，1953～1964年为44.6%，1964～

    1969年为71.9%，20世纪80年代达到80%。[2]

    突破型技术创新不仅能创造全新的产业，还能不断地带动一系列的技术创

    新。突破型技术创新发生之后，往往会引发一系列的渐进型技术创新，他们会共

    同改造现有的产业。即新技术在催生新产业的同时，还能促进现有产业采纳新技

    术，从而使现有产业的生产能力得到提高，步入更高的阶段。新技术可以降低已

    有产品的生产成本，这被称为“过程创新”；新技术还可以在已有产品的基础上发明新的产品，这被称为“产品创新”。而产品创新又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新产品与

    原有产品为垂直关系，即创新产品与原来产品的功能相近，但质量有所提高；二

    是新产品与原有产品有水平关系，即创新产品具有新的功能，因而能增加消费的

    多样性或者增进生产的专业化。实际上，正是得益于新技术在部门间的传播，许

    多老产业的生产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新技术在部门间的流动是20世纪美国经济

    中技术创新活动的一个基本特征。

    蒸汽机对产业的影响

    在人类发展历程中，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使用无论怎样赞美都不过分。它与

    第一次产业革命紧紧相连，被认为是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开始和标志。更重要的

    是，它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的几个先河：一是以机器替代人的技能和努力，机器的

    快速、规则、准确和不知疲倦使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二是用没有生命的动力资

    源替代了有生命的动力资源，从而为人类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几乎无限的能源供应

    渠道；三是人类从此可以大量使用新的更加丰富的原材料，特别是用矿物资源替

    代了植物和动物资源。

    首先，它促进了交通运输业的革新。在蒸汽机被运用之前，交通运输的主要

    动力来自人力、畜力、风力等。蒸汽动力的运用彻底改变了交通运输技术的面

    貌，并直接导致蒸汽机车、火车、轮船的发明和应用。1807年，美国工程师富尔

    顿在美国造成以蒸汽机作为动力的轮船“克莱蒙特”号，并在纽约州的哈得逊河上

    进行了历史性的航行，成为世界上轮船的首创者。自此，航运业由帆船时代进入

    轮船时代，开启了航运业的新时代。1814年，英国发明家、工程师斯蒂芬逊研制

    成能牵引30吨重量的蒸汽机车；1825年，他设计研制成世界上第一台客运蒸汽机

    车“旅行号”，开辟了陆上运输的新纪元。19世纪40年代后，英国出现了铁路建设

    的热潮，随后，美国、法国、德国、俄国等国也开始大规模建设铁路，并很快形

    成了联通全国的铁路网。铁路网的形成使得货物运输的能力大大提高、成本大大

    降低，从而使得贸易空前繁荣，并推动了整个社会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

    其次，它改变了传统产业的发展轨迹。蒸汽机因纺织业和采矿业发展的需求

    而产生，并得到不断改进；与之相应，蒸汽机的广泛运用则极大提高了纺织业和

    采矿业的效率和生产能力，并使其整个业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同样，蒸汽机被

    广泛应用于冶金、印染、机械制造、化工等一系列工业部门，要么创造新的行

    业，要么使原有的业态得到彻底改造，成为现代工业生产的一部分，从而极大拓

    展了工业生产的广度和深度。在工业革命初期，机器制造多用手工并且多为木

    制。到18世纪末，英国才开始使用蒸汽机和简单车床制造部件；而到19世纪初，已经发明出各种锻压设备和金属加工车床，使机械制造业从此建立起来并具备了

    一定规模。尤其是煤化工、炼铁和炼钢业，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进入

    19世纪后，得益于蒸汽抽水机、蒸汽凿井机的广泛应用，英国的煤产量迅速增

    长，并在1835年成为欧洲第一大产煤国；1790年，首次采用蒸汽动力鼓风，使冶

    铁过程的燃料消耗大幅下降；到19世纪中期后，转炉炼钢技术和平炉炼钢技术相继产生并得到推广，使世界钢产量在1865～1870年增加了70%。煤、钢共同构成

    了工业化的基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煤产量和钢铁产量都是工业化、现代化的

    标志。

    最后，它促进了生产方式的变革。蒸汽机的使用使原来的“手工作坊”转变为

    工厂，而工厂制度的产生则推动了机械化大生产的实现。工厂是人类历史上最重

    要的劳动组织变革之一，在这之后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化大生产。它不仅提

    高了生产效率，而且使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成为雇佣劳动者，从而确立了资本主

    义的生产方式，推动人类社会由农业经济时代进入工业经济时代。

    总之，蒸汽机技术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蒸汽动力的广泛运用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