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学习.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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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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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识学习,在书中主要给读者灌输用学习挑战未来的理念,帮助读者多维度的进行认知学习,让你知道学习的重要性,以及最新的学习i思维方式。

内容提要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去中心化、多元化、信息爆炸化的数字时代,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干扰让我们会为分心而焦虑。传统脑科学告诉我们,我们的生理机制决定了一次只能专注于一件事情,“多任务处理是不可能”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数字时代对多任务处理的需求已经刻不容缓,那我们究竟何去何从?
《重新认识学习》揭示了我们对注意力盲视的误解,指出传统的课程设置、考试方式、职场设计和员工定位都不再适合扑面而来的数字时代。美国知名跨学科研究专家凯茜?戴维森教授从注意力的科学原理出发,用大量的研究、前沿教育案例展现了科技如何重塑我们的学习方式,深入剖析时代对个人素养的需求差距,通过揭示注意力科学背后的奥秘,提出“学习—忘却—再学习”的破而后立式学习模式和“因差异而合作”的多任务处理方法,引领人们从容应对未来巨变。
另外,戴维森在本书中还分析了未来学校和未来职场的变化,描绘出科幻兼具真实感的未来图景,提出每个人有应该培养的17项未来素养,用对新技能和新领域的超强学习能力决胜未来。
作者及译者
[作者简介]
凯茜·戴维森(Cathy N. Davidson)
国际知名跨学科研究专家,终身教育创新者和推动者。美国人文艺术科学和技术合作实验室(HASTAC)创始人兼董事。
纽约城市大学跨学科研究教授及教务长。美国西北大学和埃尔姆赫斯特学院荣誉博士。曾任美国杜克大学跨学科研究教授、美国国家人文委员会委员、摩斯拉基金会董事会成员。
荣获2019年美国大学协会的弗雷德里克·内斯图书奖、2016年博耶尔教育奖(全球知名高等教育荣誉奖项)。
卫斯理大学校长迈克尔·罗斯在《华盛顿邮报》对新教育的评论中,将她与知名教育家约翰·杜威相提并论。
[译者简介]
胡传鹏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心理学博士,师从彭凯平教授。
清华大学第22届研究生学术新秀,两届京津地区心理学与认知神经科学博士生学术沙龙组织者。
与国外学者通力合作,在研究人对自己的面孔是如何加工的问题上,拓展了关于自我信息加工神经机制的观点,所著论文发表于神经科学权威杂志《Neuroscience and Biobehavioral Reviews》。
重新认识学习目录
第1部分 学习的脑科学原理
第1章 向分心专家学习
第2章 学习的神经机制
第2部分 未来的课堂
第3章 颠覆传统课堂计划
第4章 未来的考试
第5章 游戏改变课堂
第3部分 未来的工作
第6章 未来职场的变化
第7章 未来员工的思维
第4部分 大脑、学习与自我改变
第8章 亲身尝试新技术
重新认识学习截图


本书纸版由浙江教育出版社于2020年5月出版
作者授权湛庐文化(Cheers Publishing)作中国大陆(地区)电子版
发行(限简体中文)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名:重新认识学习
著者:凯茜·戴维森
电子书定价:71.99元
Now You See It by Cathy N. Davidson.
Copyright ? 2011 by Cathy N. Davidson凯茜·戴维森
Cathy Davidson国际知名跨学科研究专家
终身教育创新者和推动者
儿时的戴维森被父母、老师们评价为一个“倔”孩子。她在上小
学之前,就可以心算出二元方程,却不会数数;上小学四年级时,虽
然参加数学比赛成绩优异,却总因为背不出乘法表而在放学后被老师
留校罚抄乘法表;她喜欢精读大部头纯文字图书,却没法大声地读出
任何内容,而且难以理解图画书。直到27岁时,已经成为密歇根州立
大学教授的戴维森偶然参加了一次心理测试,才知道自己的情况属
于“具有注意缺失倾向的严重阅读障碍”。
但“注意缺失倾向”并没成为戴维森的阻碍,反而让她更加擅长
多任务操作、跨领域研究,成为一位以跨学科研究而闻名的教育家。
2016年,戴维森因其在创新教育领域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巨大贡献,被
美国新高校联盟授予博耶奖。卫斯理大学校长迈克尔·罗斯(Michael
S. Roth)曾在《华盛顿邮报》对新教育的评论中,将她与著名教育家
约翰·杜威(John Dewey)相提并论。测一测 关于学习,你了解多少?
1. 我们学习时的注意模式受哪些因素影响?(多选)
A. 文化价值体系。
B. 父母和老师的行为模式。
C. 先天因素和环境因素的互动。
D. 视觉神经发育程度。
2. 为何人类比其他物种的学习能力更强?(多选)
A. 人类拥有语言。
B. 人类会使用工具。
C. 人类能通过示范教学和复杂的互动式共情方式来观察和纠正自
己的行为。
D. 人类大脑具有更强的神经可塑性。
3. 游戏的学习方式能让我们收获什么?(多选)
A. 更丰富的知识。
B. 获胜的方式。
C. 适应未来变化的能力。
D. 沉迷于游戏,影响学习。
4. 哪些属于适应未来的学习思维?(多选)
A. 忘却过去的实践和习惯,重新组合注意力。
B. 个体以兴趣为纽带与更多的人交流,在去中心化的同时通过网
络相互联结。
C. 加强全方位的创造性思考。
D. 通过评估将知识应用到新情境中的能力来评估学习效果。扫码下载“湛庐阅读”App,搜索“重新认识学习”,获取答案。引言
看不见的大猩猩
五六年前,我参加了一个关于注意研究的讲座。在讲座上,一位
来自医学院的哲学家向我们介绍了注意盲视(attention blindness)
的现象,它指的是我们大脑的一个基本特征:当我们专注于某个任务
时,会忽略其他事物。1
为了让我们看到被我们忽略的事物,老师决定
让我们现场体验一下注意盲视。
老师先让我们观看一段视频。视频里有6个人在相互传篮球,其中
3个人穿着白色的T恤,另外3个人穿着黑色的T恤。我们的任务是追踪3
个穿白色T恤的人之间的传球次数。虽然现在这个视频已经非常有名
了,并且经常出现在搞怪电视节目中,但在参加这场讲座之前,我从
来没有看过这个视频。视频开始播放后,在座所有人都开始认真地计
数。
这里的“所有人”并不包括我。因为我有阅读障碍,当我看到那
个带着雪花点的视频里有几个人漫无目的地来回传球时,我没法追踪
他们的动作,所以就索性发呆了。但是在视频大约播放到第30秒时,视频画面激发了我的好奇心:一只“大猩猩”跑到几个传球的人中
间。在人们传球的时候,“它”盯着镜头看,拍打胸脯,然后大步走
掉。
视频结束后,教授问大家:“有多少人数到了至少12次传
球?”所有人都举起了手。然后他又依次问道:“多少人数到了13
次、14次以及完美的15次?”最后,他问:“谁看到大猩猩了?”
我举起手来,却惊奇地发现我是我们这排唯一一个举手的人,也
是整个房间仅有的三四个举手的人之一。身边其他人脸上写满了疑
问:大猩猩?什么大猩猩?还有人不满地嘀咕着他们被骗了。教授没
有直接解答这些疑问,而是重播视频。这一次,大家都看到了“大猩
猩”。
教授确实捉弄了观众一把,让观众困在了自己的注意盲视之中,并以此来开始他的讲座。在观看视频的过程中的确存在小把戏,但让
这个小把戏生效的真正原因却不是教授本人,而是由于观众沉浸在计数任务中,从而忽略了出现在舞台正中间的“大猩猩”。在这个需要
集中注意力的简单实验中,是人们的心理机制欺骗了他们。
我没有被骗,我看见了那只大猩猩,但这不是因为我的注意力比
其他人好。后来我做过一系列的注意力测试,知道自己集中注意的能
力并不出众,之所以能看到“大猩猩”是由于我压根儿没有专注于对
传球进行计数。人类的视觉皮层就是这么工作的:我们以为自己看见
了整个世界,但实际上只看到了特定的一部分。对于许多神经科学家
来说,大猩猩实验传递出了一个警示:我们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聪
明。2
注意盲视带来的机遇
我写作本书的念头就是在听讲座的那一天产生的。注意盲视是大
脑工作的根本原则,同时我也相信它给我们带来了绝佳的机会。我的
视角与神经科学家们不同:当他们看到个体的缺点时,我看到的是合
作的机会。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在筛选信息,但筛选的标准各不相同,这就意味着我们漏掉的信息不同。如果一些人能够准确地数出传球的
次数,而另一些人看到大猩猩,那将我们所看到的信息整合起来就可
以得到全部的信息,这一总结意义非凡。从这个角度来看,大猩猩实
验不仅是一堂生动的关于大脑的生物学课,也是一项让我们在纷繁世
界中保持活力的伟大计划。
如果不将注意力集中在某点,这个世界将是一片混沌,因为我们
要看、要听和要理解的东西太多了。集中注意力让我们可以深入地加
工那些被认为最有用的信息。专注意味着选择,它给我们留下一些盲
点,需要我们使用其他方法来处理。幸运的是,人类处在交互性强的
数字时代,我们有工具来处理不同形式的注意力并对其加以利用。
但在利用不同形式的注意力之前,有一步非常重要。如果不跨出
这一步,我们将永远无法充分利用互动的网络世界带来的好处。我们
全神贯注地去做一件事就意味着忽略了注意之外的其他事物——包括
大猩猩,但要承认这一点并不容易。对于一个理性、有才能和自信的
人来说,很难认识到那些让我们成功的关键因素也正是限制我们的因
素。这个因素就是能够精确指出并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在学
校及社会中经过长期磨炼所获得的。几百年来,我们被训练用某种个
性化、有目的的方式去看这个世界。但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这种方式也会让我们把其他信息都排除在外。我们很难相信自己的眼睛竟然
没有看到全部可以看见的东西。
我们要承认注意盲视的存在,承认在每次任务中,要么数不清楚
传球的次数,要么就看不见大猩猩。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同时完成两个
任务。
一个精巧的认知实验就像魔术大师的一场精彩演出,让我们看到
了平时不可能看到的东西,帮助我们相信一些在其他情况下不会接受
的事实,让我们了解大脑工作方式的奇特和不完美之处,这也正是科
学实验与魔术的关键区别。科学家不会为了捉弄人们、引起人们震惊
或逗他人开心而设计实验。他们设计实验的目的是加深对人类行为方
式的理解。
当年轻的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克里斯托弗·查布里斯(Christopher
Chabris)和丹尼尔·西蒙斯(Daniel Simons)刚开始他们的研究项
目时,他们首先进行了这个现在已经非常著名的大猩猩实验,后来它
被称为“看不见的大猩猩”实验(1)。3
1999年,查布里斯和西蒙斯想用一种有力的方式来证明注意力的
选择性原则。虽然早在1970年就有人提出这个原则,但是那时的人们
拒不相信。4
当时正好他们楼下的同事在进行与恐惧相关的研究,因而
置办了一件大猩猩外套。于是,就有了这个在认知心理学史上留名的
实验。
在正常的测试条件下,大约有50%的被试忽略了这只大猩猩。当有
同伴在场的压力时,这个数字会更大。在伦敦的一次现场互动实验
中,400名大学生被安置在一个大礼堂中参与这个实验,只有10%的被
试发现了大猩猩。5
在我参加的那个讲座上,并没有人来对人数进行精
确统计,但现场发现大猩猩的人数比例似乎比伦敦的现场实验更低。
讲座中只有这么少的人看到大猩猩,最可能的原因是:学术界的人更
擅长专注。这正是大猩猩实验让他们不快的一点:你越专注,越会忽
略其他事情。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实验,一男一女表演一个常见的扑克牌魔
术。男士把一副牌呈扇形铺开在女士面前,让她随便抽选一张,然后
将这张牌展示给观众,再将它放回到那副牌里。正如我们所料,男士
可以神奇地选出女士之前抽选的牌。6
随后,这位男士向大家揭示了魔
术的秘密:当观众盯着看女士手中的牌时,他换了一副不同颜色的
牌,所以把那张女士抽选的牌放回去后,他可以一下就发现那张牌。
但这只是魔术的开始,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那副牌上时,视频中的男士和女士换了不同的衣服,视频的背景颜色发生了改变,放牌的桌布
也换了颜色。在这些变化发生的同时,还有一个穿着大猩猩衣服的人
坐到了舞台上,他们借此向“看不见的大猩猩”致敬。
我所知道的最吓人的注意盲视实验是航空飞行员的一种训练。学
员们使用一个飞行模拟器进行着陆测试,他们被告知在狭窄跑道上的
着陆表现会决定他们的成绩。这些学员必须了解一系列关于大气的变
量,如风速等。但在学员们突破了无数障碍,眼看就要着陆的时候,模拟器上显示,在跑道的中央横着一架大型商用机。学员们把注意力
全放在将飞机停靠在正确的位置上,只有一半学员发现那架商用机停
在了错误的位置。当他们回看模拟器视频时才发现,自己把飞机停在
了商用机上面。这是通过模拟器学习到的重要一课。7
注意盲视在我们作为个体所参与的一切活动中都起着关键作用,它不仅关系到我们在团队中如何工作,还影响到我们在机构中、课堂
上、工作时以及自我评估中更看重什么。在我们与物体(如车钥匙或
屏幕)进行互动时,注意盲视起着重要作用;在我们评估儿童、残障
人士或其他群体,甚至自己年老时的能力时,注意盲视也在作怪,导
致我们评价偏低;在家庭或工作中的人际交往中,在不同文化之间的
交流中,注意盲视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过去的10多年里,我一直在探索注意盲视的有效利用方式,使我
们都能获得成功的机遇。由于注意盲视的存在,我们在处理重要问题
时通常会卡在一个死角,这往往不是由于某一方是错的,而是双方在
自己的角度上都是对的,却都无法看到对方所看到的东西。双方都在
自己的立场上变得越来越极端,就很容易引起彼此的误解。在正常条
件下,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视角是什么。2010年夏,英国石油公司深
海地平线号(Deepwater Horizon)钻井平台爆炸,导致500万加仑原
油涌入墨西哥湾。从这一事件后的各方争议可以看到注意盲视的存
在。一些人看到了这次事件对环境的影响,因此呼吁永久性禁止所有
的海上石油开采。而当美国总统宣布暂停开采6个月以调查灾难的原因
时,另一些人则为那些失去工作的石油工人而抗议。在这次争议中,双方都无法从对方的视角看待问题。
但我们不必非得站在对立的立场,如果我们学会分享自己所看到
的,则双方都可以看到问题的全部。我们需要寻找一种方法,让大脑
摆脱只能专注于一面的限制,这种限制在大猩猩实验中被揭示得很清
楚。只要通过正确的方法进行练习,我们就可以习得那些被注意盲视
所限制的能力。既然注意模式最初是习得的,我们用特定方式来看世界的模式也是习得的,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打破这些模式。一旦打破了
这些模式,我们就可以自由地学习那些帮助我们通往成功的新方法。
那么,学习集中注意力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没有人天生就
知道如何保持专注或者把注意力集中在什么地方。任何事物都可以引
起婴儿的兴趣,他们无法区分某些东西比其他东西更值得注意。但他
们最终还是学会了如何保持专注,因为从出生之日起,大人就开始教
他们什么是人们认为值得关注的。摇铃能够在婴儿出生的第一周吸引
他们的注意力,但是在他们出生20周或50周后,就变得没那么有吸引
力了。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摇铃并非特别重要或者值得注意的东西。事
实上,我们对新事物的认知过程均是如此。学习的过程就是不断打破
旧模式,用新模式来替代旧模式,然后不断重复的过程。
注意模式的全新理念
本书将通过一个个积极、真实、充满希望的故事来体现注意力在
数字时代的重要意义。本书整合了脑科学、教育学和心理学,以寻找
最佳的方式来学习和应对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它讲述了前沿教育者
如何使用游戏和其他集体合作的方式来改变儿童学习;还突出强调了
成功的创新者们如何无视陈旧的商业模式,最大程度地利用这个崭新
的、相互联结的新世界所带来的差异和无时不在的干扰。
现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这些经验。因为注意盲视,我们把
教育机构和工作场所的存在意义看作是“教学”和“工作”。我们对
孩子教育及自己工作的焦虑,正是由于我们生活的时代和过去120多年
来所建立起的美式教育及工作制度已不匹配。20世纪让我们学会了一
件一件地完成任务是成功之道,教育和职场的设计强化了我们去注意
常规和系统的任务的意识,而这些任务是需要我们去完成的。专注于
任务是工业劳动管理的核心,从流水线生产到现代化的办公室,从小
学到研究生的教育哲学,均以此为核心。设定明确的目标是成功的关
键。但是有明确的目标就意味着我们会不断地忽略“大猩猩”。
在本书中,我提倡一种不同的“看”的方式,一种基于多任务处
理模式的注意方法。它并非指全部都看见,而是将任务的不同部分分
配给该任务的不同合作者。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是全新的理念。多
任务处理是21世纪最理想的注意模式,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信息超负
载,还因为数字时代信息的传播方式已与之前那种以一个节点为中心
传播的方式不同。在互联网上,每个信息都与其他信息相关联,且所有这些信息都是可以随时获取的。互联网使各个网络相互联结,几十
亿的电脑和电缆为我们提供了在线交流的基础设施。万维网(World
Wide Web)则代表了互联网的最高水平,所有信息都通过互联网传
递,而无须通过任何中央传递点,也不需要中央广播系统的管理。8
互联网和万维网都没有中央、权威或等级,甚至连过滤器也没
有,因此互联网有极大程度的自由,也存在巨大的风险。观看电视节
目可能需要持续保持专注,但在互联网上,我们无须在从节目开始到
结束的60分钟内始终都将注意力保持在该节目上。如果我们在浏览过
程中点开一个链接,则马上就进入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在互联
网里没有指南,也几乎没有分界,每个网页都和其他网页相互联结,每个网络都是其他网络的一个节点,它们都只是巨大网络世界中的一
小部分。眨眼之间,那些看起来不太重要甚至看不见的信息突然出现
在最重要的位置。到处都是“大猩猩”!
不管你是否乐意,所有人都相互联结在一起。人们不再生活在一
个“我们”对“他们”的世界中,因为“他们”的命运和“我们”的
命运是相互依存的。人类互相交织,难以分离。这个事实积极的另一
面就在于,我们有无数的机会来将这种联结转化为生产力。互联网所
赋予的交流方式,正是我们在这个多样和相互联结的世界里生存所需
要的工具。
统计数据表明,2000—2010年的10年间,美国人发送的电子邮件
从每天120亿封增长到2470亿封,短信从每天40万条增加到每天45亿
条,在线时间从每周2.7小时增加到每周18小时。从这些信息量及这些
信息占用的时间上来看,这种变化是非常惊人的。9
如果有人认为曾经
的生活平静安稳、波澜不惊,那只能说他带着20世纪典型的狭隘视角
看问题,他眼中的世界并不真实。如果你因为信息过度、无法掌控而
备感受挫,那可能是由于你已经注意到21世纪多样世界里的特殊问
题,但仍然在用20世纪那种个人主义、产品导向和特定任务的思维来
处理问题。所以我们因多重任务和注意力分配而困惑也就不足为奇
了。因为你不可能用20世纪的工具来完成21世纪的任务,还想做得很
好。
大猩猩实验为现实生活带来积极的意义:如果注意盲视是人类在
生物学上的特点,正如我们无法飞翔一样,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创造
性的方案来解决问题。我们可能需要一些思索,可能需要对自己的理
性和清高保持谦卑;可能需要改变已经熟悉的20世纪的训练和习惯;
当然,也需要新的工具和正确的伙伴。但一旦我们承认自己正受到习
惯的限制,很快就可以得到一个解决方案。注意盲视与“阅读障碍”标签
我并不是从小就有阅读障碍,是长大后才知道的。在我小时候,对这种不寻常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并没有明确的诊断。我第一次听说自
己的情况可以被称为“具有注意缺失倾向的严重阅读障碍”时,已经
27岁,是一名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在那之前,大人对我的诊断结果
简单之极——“倔”。
某天晚上,一个朋友邀请我去她家吃晚餐。当我走进客厅的时
候,看到她聪明伶俐的女儿,六七岁的样子,正躺在我朋友身边读
书,深蓝色书封面盖在她头上。
“我当年也是这么读书的!”我告诉我朋友。
朋友解释说,她正准备带女儿去参加一些实验性的测试,因为女
儿非常聪明,学业成绩却在班上属于落后水平。于是我决定也跟过去
看看。我在测试室里看到了一些非常神奇的东西,所以也为自己预约
了一个阅读障碍的测试。那个测试是我第一次得满分的标准化测试。
在学校读书时,我可以让每位教我的老师都感到非常受挫。根据
家人的说法,我在上学之前就可以心算出二元方程,却不会数数。有
一年夏天,我因为赢得一次比赛而获得了参加数学夏令营的机会。当
时一起参加夏令营的同学中,有两三个人在青春期尚未开始时就直接
从初中去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我喜欢微积分,却没时间多加练习,记忆中的四年级,每次放学后我都会被留下来在黑板上罚抄乘法表。
我的阅读和写作也不太好。但我喜欢精读大部头的书,里面整页
整页地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字,我反而觉得带有图画的书就非常难以理
解。我也不能大声地读出任何东西,现在仍然这样。不幸的是,我大
学所学的专业通常需要使用长句、难句写下整个演讲,还得站起来逐
词地向观众念出来。我尽力避免这种情境,实在避不开的时候,通常
我先要把一段文字读15~20遍,直到非常熟悉文字的韵律,以帮助自
己在卡住的时候继续。
由于学习能力障碍的诊断是在我获得博士学位后才出现的,所以
我对这个结果非常放松,只有一种“原来如此”的感觉,并没有因为
被贴上“能力低下”“残疾”“异常”“缺陷”等标签而背负心理负
担。而今天许多学生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包括我那些最聪明的学生。
我无法得知如果当时我身上的标签是“阅读障碍”而不是“倔”,学
校环境是会变得更好还是更差,也无法得知我的职业是否会完全向另一个方向发展。我所知道的是战胜困难、力争胜利、大胆走自己的路
已经成了我的第二天性。如果你告诉一个小孩她很倔的次数够多,她
会开始相信这是事实。如果整个世界都在向你低语“你是个有缺陷的
人”,结果会是什么样呢?
虽然不知道被贴上那种标签生活会变成什么样,但我知道自己并
不孤独。假如你是一位成功的美国企业家,那么你被诊断为学习或者
注意障碍的概率会比普通人群高3倍。10
很巧的是,我朋友的女儿非常优秀,她也获得了博士学位。我觉
得她成功的关键不是那个标签、特殊班级或治疗她注意缺陷的药物,而是因为她有一位不知疲倦地为自己女儿的独特性和重要性而抗争的
母亲。
我永远不会忘记高中的一天。那天校长叫我去他办公室,这次是
告诉我好消息。他收到一封很长的打印信件,寄信人是美国大学入学
考试(ACT)的评分机构。对方告诉校长,他想让校长跟我聊聊并当面
向我说明ACT是一个多选题的考试,在试卷反面作答是违反考试规则的
行为。因为考试时我在试卷反面把所有用词模棱两可的和选项全部不
正确的题目全部罗列出来,而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导致我得了低分。
尽管信件中使用了告诫式和警告式的言辞,但在信件最后对方让校长
告诉我,ACT委员会看了我写的十几条评论,并且发现这些评论全都是
对的。校长曾多次让我去他办公室接受批评,但这次我非常感谢他能
把这封信读给我听。
许多年后,我以本书来报答那个匿名的ACT评分员。我觉得他她
是一位非常好的老师,知道这种写信的方式不但对我,而且对校长来
说都是非常好的一课。
谁会注意试卷反面的东西呢?这样的阅卷老师并不多,但有时正
确的答案就在反面,我们却没有看到。现在我深信大部分时候我们忽
略了写在反面的正确答案。美国许多权威人士认为当前的孩子是“最
弱的一代”,但我相信这一代的孩子们为自己未来所做的准备,比我
们当前制度所给予的帮助更好。当我们不能在当前评价系统中对某种
类型的孩子进行分类时,就可能把他们归为某种“障碍”,却从未想
过这种“障碍”实际上是一个窗口,让人们看到注意盲视将我们限制
在一个并不完好的评价系统里。当用某种标准来衡量他人却不承认这
种标准并不客观,只是建立在关注一些局部价值的基础上时,我们就
面临着忽略个体长处的危险。即使这些长处非常明显,我们就是视而
不见。注意盲视可能产生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远。对一些潜力
无穷的小说家、科学家或者艺术家来说,它不仅意味着巨大的打击,还意味着我们可能失去那些改变整个世界的伟人们——想象一下没有
沃霍尔或者爱因斯坦的世界。
数字时代的生存指南
本书的目标是要成为数字时代的生存指南。本书聚焦于注意力科
学研究,这些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清晰的原则,认清这些原则有助于理
解我们为什么会用现在的方式来行事,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怎样才能
以不同于现在的、更好的方式去学习。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给注意
力带来了独特的挑战,需要去找到新形式的注意力和专注力。新形式
的注意力和专注力对拓展新学习方法及重塑课堂和职场而言至关重
要。
10年间我们的生活已发生了非常惊人的转变。2012年前后的一个
调查显示,84%的受访者表示,如果他们的电脑出现问题他们将无法完
成当天的工作。11
因为我们处在一个转折性的时代,大部分人还没有意识到,我们
的生活由于互联网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我们很难发现过去10多
年来发生的变化,这有点像在贫穷环境中成长的经历:如果身边的每
个人都非常贫穷,你可能不会觉得自己很贫穷。但是如果我们回溯历
史,从人类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待数字时代,就可以发现这是人类历
史上少有的发生连锁式变化的时代:一个地方的变化可以引起其他地
方的一系列变化。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仅在10
年间就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对全球信息的
收集,社交网络和社区的发展与认知,商业活动和商品交换,以及对
什么是“真实”、什么是重要且值得关注的信息的重新解读。
优秀的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将信息时代
带入我们的视野中。他认为,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人类的互动和交流
方式发生根本性、不可逆转变化的次数只有4次。与整个人类历史上的
其他3次剧变比较,数字化的剧变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时期。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信息时代是始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美索不达
米亚时代,它以楔形文字的发明为标志。第二个信息时代是以11世纪
初在中国由毕昇发明,15世纪由谷登堡发扬的活字印刷作为开端。第
三个信息时代则是伴随着大规模的印刷技术和机器生产的纸张和墨水
而来,这些技术使得便宜的书籍、报纸和其他印刷物得以普及,使中下阶层的人们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可以获得这些资料。这次信息时代
始于18世纪末,发生在启蒙时期。接下来就是我们所处的信息时代,是人类交流史上第四个伟大的时期,也是四个信息时代中发展最快和
全球化程度最高的一次。12
想到人类互动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改变就发生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让人感觉有点吃惊,甚至有点羞愧。
在社会互动和交流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我们的注意模式、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学校和职场中最重要的制度却仍然静止不动。但
这也可能并不出人意料。正如互联网分析师克莱·舍基(Clay
Shirky)(2)
所指出的那样:“制度试图保留那些它们能解决的问
题。”13
美国的很多制度看起来像是没有发生过数字革命一样。
先看看美国的幼儿园吧。我的祖母乘着蒸汽机轮船来到这个国
家,我看过她在芝加哥读八年级时的照片,她昂首挺胸、非常自豪,身边是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移民,但她身后的教室看起来非常熟悉。
今天,在任何一个城市的公立学校里,都可以看到祖母照片上那样的
教室。此外,当时教室的许多特征和所学知识都是为了帮助她更好地
适应以制造业为基础的新工业经济时代。众所周知,由于全球化和数
字技术不断发展,当前经济正发生着不可逆转的剧变。假如孩子必须
应对这个新的、全球化的和分布式信息的经济状况,那么在21世纪,我们该如何通过布置教室来给予孩子帮助呢?我们还要继续让孩子使
用那些为他们曾祖父所设计的考试和课堂学习吗?
职场也大致如此,除非你碰巧受雇于著名的谷歌公司总部,在位
于加州山景城(Mountain View)的谷歌科技园工作,否则,你的办公
室会看起来仍然像查尔斯·狄更斯小说里的那样,或者像呆伯特
(Dilbert)漫画(3)
中的那样。小隔间或排列整齐的办公桌是工业时代
办公室的典型特征。可到了21世纪,这样的办公环境还是最有利于高
效工作的那种吗?
是否整个社会都存在着注意盲视?我认为是的。我们似乎正在非
常认真地数着数字时代的“篮球”:因为多任务而烦恼,因为过分分
心而焦虑,因为小孩年幼无知而大怒。我们忽视了场景里的“大猩
猩”。我们错过了信息时代那些有意义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就在我们
生活中非常显眼地存在着,狂野地拍着自己的胸膛。并非我们没有发
现变化。事实上,我们对变化相当着迷。我们需要做的是反思是否应
该革新现有学校和职场的制度,把我们在数字时代成功的机会最大
化。
我们都忙于关注多任务、信息超载、隐私、孩子的上网安全,或
学习使用一个新软件,或试图来验证是否离开了社交应用也可以生活,我们是这么忙,以致都没有时间来反思让机构和制度帮我们为应
对变化而做好充分准备的事。数字时代的特征无处不在,它不会结
束,也不会消失。因此,我们早就应该将注意力转向学校和职场的机
构和制度,来看看如何对它们进行重组加以利用,而不是让它们拖我
们的后腿。
在其他重大技术革新的时代,我们通过教育改革来应对挑战。在
冷战最严峻的时期,当苏联于1957年发射了“斯普特尼克1
号”(Sputnik 1)之后,美国忙着把大量的精力、资源和创新用在提
高学校教育水平上,以让下一代在未来的竞争中获胜。虽然并非每次
教育实验都取得成功,但是教育者们非常有决心去尝试新的、与时代
相符的方法。然而信息时代却没有产生这种对政策和机构的全方位的
反思。正是这样,当我们进入人类历史上的第四个信息时代时,使用
的仍然是“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标准,一种全国范围内的基于标准
化考试和标准化思维的“标准化”教育政策,这种政策赞扬传统。在
我们的工作场合,进步并没有更多一些。一个现代化、国际化的办公
室里的小隔间,就像谚语里说的,是一只有自行车的鱼——你很难去
想象它们之间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用了100多年才将工业时代的学校和职场制度
完善起来。这些制度的主要目的是让20世纪那种以工业为中心的劳动
分工看起来更加合理和自然。美国的教育使得我们可以舒适并且高效
地适应20世纪的工业生产。学校和职场的每件事情都是为了强化区
隔:不同的客体、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等级、不同的功能、不同的个
体空间、工作生活和私生活、公共生活等。
然后,互联网时代到来了。现在,工作越来越等同于电脑办公。
数字化革命15年以后,一台机器把我们过去完美分离的两部分重新联
系起来——个体生活、社会生活。过去我们试图把它们分隔在不同的
空间,可能除了每年一度的公司野炊外,它们几乎没有重合的可能。
现在的家庭和工作是什么关系呢?只需要轻轻点一下鼠标,我就
能从工作备忘录上那只有半小时就截止的任务上跳转到蒂莉阿姨最新
的香蕉面包食谱上去。劳动与休闲呢?同时收到的电子邮件里有老板
发来的工作指示,也有表哥厄尼发来的搞笑视频。一分钟之前我还在
检查公司的销售记录,现在我在看我放到eBay上拍卖的宝贝情况如
何,而我的网络销售助理的思绪八成也早已不在销售记录表上了。不
管20世纪的教育训练如何让我们把生活和工作分割分成为不同的部
分,但这些都被一些像苹果手机一样的发明给破坏了,这些智能手机
将整个耀眼的网络世界放在我们手掌上。我们的大脑似乎由于新的计算能力而发生变化,这些变化被打趣
地编成段子来帮助我们理解复杂的大脑神经网络。我们更加不愿意把
大脑只看作颅内的一大块灰质,而是把它想象成一个由数以千亿计的
神经元组成的兴奋网络,每个神经元都与其他几千个神经元相联系,每个神经元可能在一秒之内放电数次,持续地与其他神经元进行着网
络式的交流,不止不息,甚至在我们睡觉或者休息的时候也是如此。
如果说多任务处理是21世纪所需要的生存模式,那么感谢上苍赐予了
我们一个高度活跃、拥有非凡交互能力的大脑。
我们对大脑的看法与时代的科技发展紧密相关。大脑是一个线性
有序运转的机器,还是一个被安装设置好的大型计算机,抑或像互联
网一样,不停变化?不足为奇的是,对大脑的隐喻随着技术进化而变
得更加复杂。
从当代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大脑看起来更像是一部智能
手机。它有一些绑定的基本通信功能,应用则用来做其他事情。这些
应用可以下载或者删除,并且需要不断地更新。它代表了我们注意的
东西,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东西以及我们感兴趣的东西。我们的兴趣决
定了手机上所安装的应用软件,但我们的兴趣也不是孤立的。如果我
最好的朋友说“在Gowalla(4)
上找我”,我可能就会添加基于GPS技术
的Gowalla应用,这样就可以锁定朋友在洛杉矶的位置。甚至在自己没
有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添加了一系列的应用,这都是从游戏或者社交
网络中了解到的。
大脑也非常相似。我们使用大脑的方式会改变大脑本身。那些最
吸引注意的事件——学习和工作、兴趣和活动,都改变着我们大脑的
生物特性。通过这种方式,使用智能手机时的大脑也在发生变化,这
与最近在神经可塑性领域的新进展非常一致,神经可塑性理论认为大
脑会适应它所接受的信息,或者如精神病学家诺曼·道伊奇(Norman
Doidge)所说的:“大脑改变它自己。”14
20世纪90年代,生命科学
将这个理论推向非常重要的位置,当时在成人大脑的不同部分发现了
干细胞。干细胞是可以再生的,它们也可以学习由于其他脑区的损伤
而失去的那些功能,新功能就像是手机上的新应用。
这个消息非常令人振奋。19世纪是脑科学的第一个伟大时代,正
好与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重合,所以那时候的科学家认为,大脑分成
不同部分,各个部分有不同的功能。早期的神经科学家就像在美国西
部的拓荒者一样,研究了大脑的脑叶和结点,绘制出了大脑的地形
图,将不同脑区进行区分,描述了各个脑区可能发现的功能。就像淘
金热时期的城镇以第一个把旗帜插到那片土地上的人的名字命名一样,脑区也由那些先驱者的名字命名,例如布洛卡区就是以保罗·皮
埃尔·布洛卡(Paul Pierre Broca)的名字来命名的,他第一个发现
额下沟是语言控制中枢。德国神经病理学家科宾尼安·布罗德曼
(Korbinian Brodmann)确认了大脑上的52个功能性分区,所以目前
仍然将大脑按布罗德曼分区进行划分。从这个观点来看,每个区域有
一个特定的功能,并且从负责高级智能和“执行”功能的前额叶到负
责基本情绪的从“爬行动物时代”延续下来的杏仁核结构按照层级顺
序排列。
大脑的发展也被认为是线性的。当时有科学家认为大脑的功能一
直增长到25岁,在巅峰时期有5~10年,然后开始下降,下降的速度先
慢后快。不出所料,这种观点有机器时代的特点,因为线性、有序、机械的大脑形象与同时代的流水线生产和大规模生产相似,都是遵循
着清晰的发展轨迹发展出固定的能力。
当代神经科学坚持认为,人的大脑并不是固定或者静态的,包括
它的生长和衰落也不是。相反,通过不断学习,我们的心理软件也在
不断更新。随着我们老去,我们会更关注自以为可能失去的能力。但
新的脑科学研究发现,在健康成年人身上,这种由于年老而发生的能
力损失比我们认为的少得多。我们保持敏锐的时间比想象的更长,能
力也会以更有趣的方式拓展。包括文化碰撞的一些非常有效方式,都
会推动成年后期学习的进程。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重塑大脑的主要
力量是技术。
我们如何知觉外界,该注意什么,以愉快还是警觉的方式来注
意,这些都可以扩展我们的能力,让我们与这个世界的互动变得更加
有效。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技术革新就像一把被
握在疯狂罪犯手上的斧头。”技术革新确实可以导致巨大的破坏。如
果阅读一下布洛卡或布罗德曼生活时期发行的报纸,你会感受到当时
的人们由于新技术产生的焦虑情绪。当时,人们最主要的担忧是速
度。火车、自行车,特别是汽车,这些不需要马拉的交通工具,似乎
都将人类推离了自然的、上苍赐予的生物学限制。例如,早期批评家
拒不相信汽车的安全性,他们认为人类的注意力和反射式行为无法处
理从挡风玻璃前一闪而过的诸多信息。当好莱坞导演哈利·梅尔斯
(Harry Myers)得到了世界上第一个高速行驶许可证,并以每小时19
千米的“死亡时速”穿过俄亥俄州代顿市的街道时,这种争议在1904
年达到了高潮。15
在技术史上,人们总是认为“人类的生物学特点”或“人类大
脑”不能应对新技术,或者说新的技术让人类心理和身体都处于危险之中。人们可能以此观点批评过汽车,但这种观点所忽略的一点是:
人类大脑不是静态的。大脑天生就是用来学习的,它会随遇到的刺激
和行为的控制而发生改变。大脑会根据工具的使用而重组,并不断地
自我调整和适应。
现在,我们处在一个转变的时期。我们一方面在随时采用新技
术,另一方面也对它们充满防备,甚至非常想知道它们是否会带来伤
害,是否超过了人类的能力范围。十五年对一项重要新技术的发展来
说是非常短暂的。基本上,互联网仍然处于其青少年时期,我们作为
用户也仍然不成熟。即使我们成长非常快,但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许
多,仍然有非常大的进步空间,我们正在经历着成长的阵痛。
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学会根据自己看到的世界进行注意力的分配。
但当世界改变时,许多事物我们都是第一次看到,也就难免担心自己
忽略的比看到的更多。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做到既关注自己原本在意
的信息,又不错过可以提升自己的新机会。
我们要从认识大脑的习惯开始,真正理解这些习惯背后的意义,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或与他人合作来寻找方法以突破旧的、不再有用
的模式。我有个朋友,她有个特别的习惯,她总是将腕表戴在不顺手
的那只手腕上来提醒自己记住某些重要的事情。每当她从办公室回到
家中,准备取下腕表的那一瞬间,她会意识到:“今天是不是有什么
重要的事情可能会忘记,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醒自己?”然后她会去
看看备忘录,这样就一定会想起来要做的事情。她用这种方法来帮助
自己打破常规,转移注意力。这个小技巧非常有效,正如我们接下来
将要看到的,它也可以用在个人或者集体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情景之
中。
如果注意的问题突然受到关注,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一切都
在快速变化的时代,心理软件也需要不断更新。我们已经无数次听
说,当代的这些分心刺激是有害的。真是这样吗?我们所知道的,只
是数字时代需要一种不同于先前的注意模式。如果某种注意模式意味
着只能从三个电视频道的新闻上理解这个世界,那么什么样的注意模
式才能适用于一个以搜索网站为主要信息来源的世界,一个搜索“注
意”两字就可以得到3亿多条结果,但眼前却没有庞大图书馆的世界
呢?
当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发明万维网时,他预测
将有一种新的基于过程,而不是基于结果的思维方式:综合海量的多
样信息,发布信息、发表评论、定制信息来源,以及对信息进行再混
合。我们是否知道如何评估这种互动式和合作式的智能?我们是否还能用秒表来测量这种新的联结式和互动式的数字思维?小孩的成绩下
降是不是因为考试是工业时代的产物,早已不适用于他们生活的时代
了呢?
根据粗略的估计,65%在2012年进入小学的小孩以后所从事的职业
都可能是目前尚未出现的。16
以2010年最“好”职业之一的基因咨询为
例。每家医院都需要这种融合了医学知识和社会工作的专业人员来为
需要家庭计划、学期检查和治疗方案的人们提供咨询。目前在全美范
围内基因咨询师都是非常紧缺的。但在千禧年之前,当人类基因测序
刚开始的时候,这种职业似乎是科幻小说中才有的。
不仅仅是儿童在面临他们职业上的不确定。我的朋友希姆·西特
金(Sim Sitkin)最近邀我与他的学生们共进午餐,这些学生正在攻
读杜克大学富库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MBA课程的学员
都是至少有5年人力资源经验并且想再充电的高级主管。他们要利用周
末参加为期10个月的高强度课程,学费是10万美元。投入这么多精力
和时间,他们肯定是非常想要学到新东西。
一个星期六,我们与5位参与课程的主管一同进餐:一位28岁的国
际医药公司中层经理,一位40岁的国际商用设备制造商的经销代表,一位来自中国的软件开发者,一位负责海上项目账户的金融分析师,以及一位日益依赖于电视医疗的医生。他们都向我讲述了各自的职业
在过去5年中的变化,诸如“背景”“全球性”“跨文化”“交叉学
科”“分配”这样的词不断出现。其中一位告诉我,他们公司被一家
总部在印度的国际企业收购,而他的老板也在印度生活和工作。学习
如何通过Skype聊天软件进行跨文化、跨语言和跨地域的交流并不是一
件易事。那名医生将他的医疗经验与航线的中控系统进行比较,一般
的从业者将最严重的问题转交给他们在研究型医院的同事,而他们只
需负责门诊咨询。他来参加这个课程是因为医学院没有将他训练为一
个“交通指挥员”,教他如何控制病人的“流量”。由于病人的问题
大小不同,对医生的需求也不同,有的需要医术高明的大夫,有的则
依靠一般的医生和护士就能解决。而治疗过程是高度综合化的,包括
测试、诊断和缴费环节。他的任务是复杂的,在医院系统中将所有的
患者安置妥当,让他们得到很好的照顾。他希望MBA课程能帮助他在这
个混乱的新工作中找到定位,而这个工作与他十五年前掌握的医疗专
业毫无关系。
学习,忘却,再学习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坚称,如果将21世纪
每个人生活的表面剥去,你会发现这些MBA学生所经历的巨大变化。因
为“变化”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代名词,我们需要在传统的3 R即阅读
(reading)、书写(writing)和算术(arithmetic)的基础上增加
新的技能。他也坚持认为,21世纪关键的技能应该是学习、忘却和再
学习。17
当你所处的世界和环境完全改变,你现在的习惯会拖你后腿
时,忘却是一种必备的技能。你不能仅仅决定去改变,而需要打破原
有的模式,将自己从旧的方式中解放出来,才能去适应新的模式。这
就意味着承认注意盲视实验中的那只大猩猩就在那儿,即使你是整个
教室里唯一看见或者没看见大猩猩的人。这意味着你需要将腕表戴在
你的另一只手腕上;也意味着再次变成一个学生,因为你的训练不足
以应对面前的问题。你首先必须看到当前的模式,然后,必须学习如
何打破这些模式。只有这样,你才有机会了解那些被你忽略的东西。
正如注意盲视实验所揭示的,学习、忘却和再学习需要有意识地
培养出分配注意力的能力,因为一旦我们专注于自己知道的事物,就
会忽略需要看到的新事物。为再学习而进行忘却的过程需要新的知识
概念,需要将它看作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件事,看作一个动词而不是一
个名词,看作连续不断统一体,而不是平均成绩分数。它需要不断刷
新“心理浏览器”,同时也意味着,完全依靠一个人是不可能完成这
个过程的,需要依赖其他人的帮助。
这正是本书所能起到的作用。它系统地审视了我们在20世纪的旧
习惯,这是打破的前提。它提倡用简单的方法来发现我们忽略的东
西,来寻找在数字时代最好的策略。本书由一些核心的问题开始:
我们的注意模式从何而来?
对注意的理解如何帮助我们来改变教和学的方式?
注意的科学如何改变我们关于考试和测量的根深蒂固的观念?
在这个人与人相互依赖的复杂世界中,为了看到被忽略的事实,我们该如何更好地与有着不同技能和专业知识的人合作?
注意力会如何随着我们的衰老而变化?我们对注意科学的理解在
这个过程中会起到何种作用?
以上正是本书将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我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后,能有更好的答案:人类将有新的技能和视野来帮助自己解决在数字时
代的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更多书籍访问
有更多的选择:“我来计数,你留心那只大猩猩!”
个方向,我们关注另一个方面,则作为一个团体,我们将比一个人时
谈好每个人需要关注的特定的事或人。如果能信任同伴让他来关注某
需要一个合作计划,一个被我称为“因不同而合作”的方法。我们先
功我们能做到最好的事是有人相伴。但仅仅有人陪伴是不够的,我们
关键位置的经理职位,还是在被诊断为癌症后进行复诊,为了确保成
试,还是去参加充满敌意的董事会,不管是去面试一个在公司中占据
我 们 可 以 做 到 这 一 点 , 但 无 法 独 自 完 成 。 不 管 是 准 备 大 学 的 面
用来测量进展的方法,都值得重新思考。
个时代的好处,那么现在是时候反思了。从学习和工作的方法到我们
从根本上限制我们的发展。如果我们想应对数字时代的挑战并收获这
大脑就是设计用来学习、忘却和再学习的,对自己能力的态度会目 录
引言 看不见的大猩猩
第1部分 学习的脑科学原理
第1章 向分心专家学习
第2章 学习的神经机制
第2部分 未来的课堂
第3章 颠覆传统课堂计划
第4章 未来的考试
第5章 游戏改变课堂
第3部分 未来的工作
第6章 未来职场的变化
第7章 未来员工的思维
第4部分 大脑、学习与自我改变
第8章 亲身尝试新技术
结语 分心与学习
致谢
附录 未来素养清单
注释及参考文献第1章
向分心专家学习
一个身材匀称、外貌俊朗的年轻父亲穿着休闲T恤和松垮牛仔裤,在客厅里和8岁的小女儿旋转起舞,一个可爱的小婴儿正在一旁熟睡。
从整洁、朴素、舒适的房间布置,可以看出这个父亲是一个顾家的好
男人。午后的阳光透过树丛,给房间涂上了一层金黄色,伴着轻柔的
古典音乐,让人感觉轻松又舒适。多么幸福和快乐的画面!我知道接
下来会发生什么,类似的场景我已经见过许多次了。伴随着悠扬的音
乐,一个“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故事结尾在我们头脑中慢慢构
建起来。多么美好的故事!
这是美国礼来制药和广告公司(Eli Lilly)制作的欣百达(5)
电视
广告的后半部分。
广告的开头,这个可怜的男人孤独地站在阴冷的走廊上,头靠着
墙,满脸的绝望。但到广告结尾,他与女儿幸福地起舞,同时屏幕上
滚动出广告语——“抑郁症很痛苦,欣百达来相助”。这两个反差巨
大的画面之间便是广告产生作用的地方。1
广告中还穿插了一段旁白,内容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要求药品广告必须展示的药物副作用。由于FDA的这条规定,美国礼来制药必须在电视广告中列出使用其药品可能带来的副作用。
这是件好事。但对礼来制药来说,他们希望提升自家药品销量,以何
种不会吓走消费者的方式来呈现药物副作用就要靠广告公司来设计
了。博达大桥医疗公司(Draftfcb Healthcare)承接了礼来制药的广
告业务,其主要任务就是让欣百达广告在达到FDA要求的同时,让观众
的注意力不要集中在药品副作用上。
博达大桥医疗公司为礼来制药制作的这则广告播出后,欣百达第
一季度的销量上涨了88%。2
可以说,广告商是真正的“分心专家”。
广告商每年要投入数百万美元来进行人类注意力方面的研究。这
些研究既包括实证研究,也包括对目标群体的测试研究。博达大桥医
疗公司的口号是“6.5秒”,正是基于他们对人类注意力的研究结果。
不管电视广告的内容是什么,观众通常都只会花费6.5秒的注意力在该广告上。3
所以欣百达广告想要达到的效果是让观众把这6.5秒放在“欣
百达来相助”,而不是“肝脏损伤”上。
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他们怎么知道哪些因素会促使人们忽
略那些副作用,而相信广告展示的“美好未来”的?要知道,观众是
理性的人类,更是经验丰富且越来越不相信广告的消费者。但是,欣
百达的广告确实起作用了。它说服了消费者,甚至战胜了消费者的理
性判断。这些广告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欣百达广告的策划者们对我
们的哪些了解,是我们自己还不了解的?
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曾经引用过一个关于药品广告的研究,它
发现更多观众能记住广告中的积极信息而非消极信息,人数比例大约
为2:1。而且,那些记住了一些副作用的观众,他们回忆起的积极信
息比消极信息要多出2倍。4
鉴于FDA有一个部门专门负责监督和审查广告内容,以保证信息的
均衡性和准确性,以上数据结果值得警惕。5
这也让人忍不住想问,在
面对屏幕上呈现副作用信息时,我们的大脑究竟是如何处理这些信息
的?是直接将它们过滤掉,还是在嘲笑广告过于明显和直白的宣传
时,仍然相信了广告传达的信息,抑或广告设计者都像欣百达的广告
商一样,非常了解我们注意和分心的模式,从而让我们对负面信息视
而不见?
在本章中,我们将要看到人类分心的特点是如何被用来说服“大
脑”做出选择的,注意力是如何受到情绪的影响,以及人的价值观会
如何“选择”关注的信息。通过仔细剖析博达大桥医疗公司对观众注
意和分心的评估过程,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清”自己。如果广告商
可以通过深入了解观众的认知模式来帮助他们达到目标,同样我们也
可以学习如何操控这些过程来为自己服务。
广告商是“分心专家”
欣百达的广告一共75秒,而不是6.5秒。博达大桥医疗公司的工作
就是通过精心打造广告,让观众那6.5秒的注意被“正确的”的内容所
吸引。6
在这个标题为“无人想见”的广告中,开始观众仿佛置身于一种
被生活所抛弃的孤独场景中。最开头的几幕似乎在观看一段欢乐的家庭录像。录像上的字幕显示拍摄日期是2006年10月17日,大约是广告
播出时的三年前。所以,在画面的故事中,快乐生活的记忆仍然十分
鲜活:跳跃和抖动的画面,亲昵和欢笑的场面,明亮的色彩和家人的
玩闹,还有镜头前的鬼脸。
但在快乐之中也隐藏着危机:视频的黑色边缘中透着不祥,似乎
随时准备吞噬整个快乐的画面。旁白声开始响起,一个充满母性的女
低音关切地问:“当抑郁来袭时,你想去哪儿?”随后,这个声音给
出答案——“无处想去”。屏幕上,“无处想去”四个惨白的字出现
在一张黑色的卡片上,就像无声电影时代那样。这个女低音又
问:“你想见谁吗?”黑色的背景中印出“无人想见”四个白色的
字。
这时,画面开始切换。旁白声开始列举抑郁症的各种症状,屏幕
上呈现出各式抑郁症患者的生活情景。首先出现的是一个30岁左右的
男士。他独自站在某家医院或某幢写字楼的走廊上,头靠在墙上,外
表看上去非常抑郁、无依无靠。然后,我们看到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士
——20多岁,眼睛无神,小麦色皮肤。她的眼神并未对着镜头,周身
处于一片黑色的包围之下。接下来看到的是一位50多岁的女士,样子
有点邋遢,独自坐在厨房的桌子前,紧张不安地把手指放到唇边,眼
神游离而焦虑。这三个角色足以代表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人,可以吸引
到几乎所有潜在的抑郁症患者。
“抑郁症让人很痛苦,无处不在的痛苦”,旁白中那充满同情的
女低音继续着,开始列举抑郁可能带来的症状,中间不时地停顿:悲
伤,焦虑,对生活失去兴趣。然后,旁白突然变成充满希望、逐渐上
升的语调,道出整个广告的点睛之语:“欣百达来帮忙。”同时,画
面中这些悲伤焦虑的人全部停住,“抑郁症的天敌”欣百达的标志在
画面上浮动。这个标志的出现就像一股清新、生机勃勃的能量,仿佛
是儿童信手涂出的新绿或一个天马行空的想象,释放了抑郁带来的压
抑。
可能有人会说这个广告讲述的故事太过直白,但这正是卖点所
在。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都听过此类皆大欢喜的故事,从睡前故
事、儿童故事、神话故事到民间传说、冒险故事和幸福结尾的寓言故
事。广告就是要把欣百达打造成拯救者,讲这样一个将痛苦变成快乐
的故事。欣百达的广告正如我们的预期一样,满足了观众心理上“乞
丐”变“富翁”的情节设置。在欣百达承诺可以拯救抑郁症患者时,旁白并未停止在这一快乐
的时刻,甚至连温柔语调都没有变化地开始列举药物的副作用。为什
么会在这里就开始呢?因为此刻是观众大脑中自动对广告中故事结尾
进行补充的空当。广告商非常清楚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听过的故事脚本
的强大作用,所以广告前半部分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线索来帮助我们预
知故事的结尾。此时我们的头脑早已经知道了故事的结尾,而药物副
作用的信息就出现在了广告中我们最不易察觉的地方。
即使我们已经非常熟悉这种故事的桥段,但这并不意味着博达大
桥医疗公司就放弃了引导思维的机会。实际上欣百达广告中每一个细
节都是基于注意力研究而设计。在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广告产业中,很
少有广告商靠运气取胜。7
首先,背景音乐帮助我们的思维顺着“应该走的路”走下去。欣
百达广告中有一曲关键的背景音乐,选自德国作曲家罗伯特·舒曼
(Robert Schumann)的作品《童年情景》(Kinderszenen)的第15号
乐曲第一首。在由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主演的电影
《苏菲的抉择》(Sophie's Choice)中,这首钢琴曲曾在对钢琴的戏
剧性回忆场景中响起。广告中这首怀旧式的音乐正是在女声旁白柔和
地说出药品副作用时出现,帮助我们的思绪飘到广告故事的结尾,而
不是注意旁白。
其次,充满母爱的旁白声也经过广告商悉心编排。像广告的故事
一样,旁白的声音特征也与文化的预期和固有观念有关,它可以帮助
广告在短暂的6.5秒内左右观众的想法。在日常生活中,有时我们觉得
自己在听别人说话,但实际上我们只是听到声音却未留心声音传达的
内容。我们听到的内容、聆听的途径和理解的方式这三个不同的东西
都与那陈述副作用的旁白密切相关。在正常的谈话中,美国人每分钟
大约说165个单词。纽约人会更快一点,大约是200个词。著名新闻播
音员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的成名技巧就是说话非常
慢,大约每分钟125个单词,他有意训练自己的语速以促使观众对新闻
给予更多关注。自克朗凯特以后,讲话慢成为美国新闻播音员的传
统,特别是在播报新闻中最重要的信息时,语速会更慢。在美国人的
言语习惯中,说话越慢,声调会降得越低。测试结果表明,人们会将
语速慢、音调低沉与真实、重要和冷静联系起来。
如何编排旁白是广告商们特别擅长的领域,而演绎旁白的人需要
特殊训练。广告中药物副作用的旁白,一方面要说得清晰以通过FDA的
审查,另一方面要坚决避免这些信息引起观众的注意。最通常的办法
是使用非常规的说话方式,即旁白的音调只降不升,就好像要赶时间把话说完那样。表演课上一般都会告诉你如何把每个单词发得清清楚
楚,想象一下正在朗诵《哈姆雷特》中“生存还是毁灭”台词的人,但旁白课则正好相反,它会告诉你如何选择性地含糊发音。当广告中
的旁白说出有关肝脏损害的信息时,弱化辅音和单词尾音,这就像父
母在抚慰婴儿时的呢喃细语。但在广告开头介绍产品以及在结尾点出
关键词时,旁白的语速要慢得多,每个字音都得发得字正腔圆。
如果观众看完这个广告后只记得药品的积极作用而非药品的副作
用,那是因为有大批专业人士在设计广告时,有意提供了让观众不去
注意消极信息的条件。这些专业人士认真地研究过广告制作中的技术
问题,如镜头的角度和速度、视频的剪辑、颜色的运用等。在非专业
人士看来很不起眼的细节,其实都经过了预先认真评测,绝非偶然。
蜜蜂分心实验
有一项比较两则广告效果的研究:一则广告中药物的副作用
是在一只卡通蜜蜂从画面中飞过时念出来的;另一则与此基本相
同,唯一的不同是没有蜜蜂。该研究结果显示,当广告中有蜜蜂
飞过作为分心物时,能够记住副作用的观众只有没有蜜蜂的广告
的一半。8
此研究表明,视觉图像对我们注意力的影响是巨大的。欣百达广
告就是运用了这种影响。
当充满母爱的女低音念出药物潜在的副作用时,电视的画面一下
从悲伤转为快乐的气氛:那个被黑暗包围的漂亮姑娘现在正甜美地望
着窗外,虽然外面有点小雨;夫妇、小孩和宠物狗正合家露营;焦虑
的老年女士则走出厨房,在阳光下与一位稍微年长的老绅士温柔地牵
着手;曾经绝望地把头靠在墙上的年轻男士,现在正与他的小女儿旋
转起舞,旁边是熟睡的小婴儿。
但如果我们并不相信广告中宣传的故事,则上述所有的技巧都可
能会失效。从婴儿期开始,我们的自我认识就被引导为认为自己能够
掌控生活,即使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西方文化就是要培养个体掌控
自己生活的意识,整个欣百达广告都是基于这一点展开的。博达大桥
医疗公司制作广告的难点在于如何利用这种深植于文化观念中的自我
肯定。欣百达广告把生活的各个方面无缝衔接起来,工作、家庭、朋
友、爱人等。它在告诉观众:某一方面的成功会带来其他方面的成功。例如,在工作中表现绝望的年轻男士在获得帮助后,家庭也变得
非常幸福。
不能否认欣百达广告达到了它的目的。在75秒的时间里,它通过
设计将广告想表达的核心内容全部浓缩在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中。商
业广告要让观众认同广告中的人物,从他们的痛苦中看到自己的痛
苦,把他们的解决方法视作自己可用的解决方法。如果广告中的人物
能够不再因为要承认弱点和寻找帮助而感到羞耻,那我们也同样可
以。
通过解构欣百达75秒广告,我们发现,广告说服消费者的过程包
含了很多人为的成分。广告的每个细节都是经过研究、设计、测试、修改、观众评测、小组讨论、再修改和再测试才最终成形的。最终这
75秒的视频融合了几百个研究、诸多实验、深刻分析、表演教程及电
影制作技巧。
那么,所有这些工作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在欣百达的广告中,广
告商想要弄清我们注意力的组成,包括注意的模式和那些我们非常熟
悉以致忽略的事情。由于我们熟知广告中图像的意义,所以我们不会
花时间去思考这些画面。我们已经将旁白的声音和怀旧的音乐内化
了,所以可以不必听清那些词句就能推断出它们想表达的意思。利用
注意的这种无意识模式,引起我们注意并感觉是额外增加的东西便是
药品本身。其他的内容均尽量避免突兀,以免引起观众的注意。这种
广告设计思路运用了人类的注意模式特点。
这个广告在美国有效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观众置身于美式文
化中,是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才会被广告所打动。这一点我在20世纪
80年代第一次去日本教课时便深有体会。由于并没有事先计划,所以
我对此行完全没有任何准备。在此之前,我只去过加拿大。几周后,我就已经在大阪市外的一个迷人小镇的公寓里安顿下来了,整个镇上
只有一两个像我这样的老外。因为时间紧张,我只勉强来得及打包行
李,把密歇根的公寓转租出去。到达日本时我完全没有接触过日语,所以很快加入了一个当地的语言学校。我的日语老师非常肯定地跟我
说,如果坚持看电视广告,日语进步会很快,因为广告通常使用非常
简单的语言并且经常重复。
我的语言学习能力很差,所以看广告时常有困惑。但我发现商业
广告其实是了解一种文化的价值观的捷径,这也是第一次日本之旅后
体会出来的。日本的电视广告里充满了一些未直接说明的或者非常委
婉的信息,如果不了解他们的文化背景,是很难理解其中含义的,所
以我经常看不出来广告想推销什么。当我猜测广告的含义时,往往让我日本的朋友和学生笑掉大牙,因为我的猜测与广告想表达的意思相
差千里。比如,画面中一个灰白头发的老人,穿着传统日式短袍,他
究竟是在做日本拉面、进行葬礼服务还是在治疗便秘?你可能能够区
分出三者的区别,但我经常搞不清楚,这种非常滑稽的场面竟成了我
跨文化交流的破冰之举。老实说,在第一次日本之旅期间,我对任何
事情的理解都与实际情况相左。
这段无法理解电视广告的经验让我认识到,人类的注意模式深深
地根植于文化价值体系中,以至于我们几乎察觉不到它。
我们的注意模式不仅通过行为习得,还受到价值体系的塑造,而
价值体系正是文化传承的关键。此外,人类天生就很容易将文化价值
吸收到习惯行为中。在学习的过程中,大脑神经通路发生变化,整个
神经系统变得更加有效。这种神经系统的变化正是我们注意模式形成
的生理学基础。文化价值也会随着时间和环境的改变而变化,人们也
会不断打破旧注意模式而形成新的模式。这使得博达大桥这样的广告
商不仅可以强化注意模式,而且还可以塑造它。
父母和老师也在塑造我们的注意模式,只是并非出于商业目的。
本质上我们也都无意识地在研究、设计、建构、测试、修改、尝试、再修改或者采用其他的方式,来精确打造价值和预期,让我们的故事
像欣百达的广告那样容易被接受。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在日常生活
中运用的注意模式并不比欣百达那人工打造的广告更自然、更本质或
更普遍。
但是,仍然有一些问题:
为什么我们都会被注意模式所限制?
我们是如何形成这种注意模式的?
为什么我们非常自然地看到某些事物而忽略其他事物,当他人指
出这些被忽略的东西时,才发现它们其实非常明显?
注意模式从何而来,它们又是如何被塑造的?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追溯到刚出生的时候。那时我们的大
脑刚形成,开始学习什么是有价值的。也就是说,在婴儿时期我们就
开始学习哪些是值得注意的重要事物,而哪些不是。那时我们就认识
到这个世界非常之大,想要全部学习是不可能的。所以需要将周围的
世界以某种形式组织起来,优先处理某些信息并对它们分类。但这种
信息处理的方式也会带来麻烦。婴儿的学习过程
很多年前,我去拜访一位朋友,看望他4个月大的孩子小安迪。
这是一次盛大的家庭聚会,父母、祖父母、叔叔阿姨们、表兄弟
姐妹们和一大堆朋友都把注意力放在小安迪的身上,但他似乎对我们
这群人没有什么兴趣。他躺在婴儿床上,完全被房顶上那个投下阴影
和呼呼作响的风扇所吸引。当他的母亲抱起他轻轻摇晃时,他又往其
他方向望去了,完全忽略了围绕在他身边的大人们。
“他在看什么呢?”祖父在小安迪专注地看着其他地方时焦急地
问道。
有几个人蹲下来顺着小安迪注视的方向看过去。发现当婴儿床摇
动时,光线透过百叶窗忽隐忽现,正是这种引人注目的光影变化把小
安迪的注意从爷爷身上吸引走。那我们怎样才能把他的注意从光影上
转移回我们身上来呢?我们只做了任何成年人都会做的事情:摇响一
个发出咔嗒咔嗒声的玩具,使用突如其来的声音将小安迪的注意从迷
人的光影上转移过来。
所有人的注意模式都是这样,同一时间内只能关注一件事,即便
成人也是如此。多任务处理就是面对多个分心刺激,当注意力不够用
时,只能来回不停地从一个焦点转移到另一焦点上。这是神经生物学
的理论。但注意机制远没有这么简单。当我们从一个分心物转移到另
一个时,有时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有时不是。许多分心过程发生后就
被遗忘,只有一些记忆里留下痕迹。成功保存在记忆中的信息就能在
需要的时候被提取并使用。是什么造成了记忆和遗忘之间的差异?是
我们称为学习的过程。
从出生起,大人们就教小安迪什么是值得注意的而什么不是。百
叶窗里透过来的光线很漂亮,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那是不值得去注意
的,我们通常只是把它当作分心刺激。玩具的咔嗒声也不值得注意,它只是作为吸引小安迪的一种方式以便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更重要的
东西上:所有的亲属和朋友聚在一起,给小安迪的爱、亲情和人类学
家称之为“血缘”的东西。摇出声音时,我们并未让光线消失,只是
把它的重要性降低,排在那些值得注意的事物之后。然而,事物的重
要性是成年人所赋予的。我们把小安迪的注意力从光线中转移开来,与博达大桥医疗公司把观众的注意力从药物副作用上转移开是非常相
似的。育婴房里的场景已经过去几十年了,现在小安迪已经是一名成功
的法律工作者,也有了自己的小孩。那么,他是如何从一个关注转动
的风扇和透过百叶窗的阳光的婴儿,成长为一名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并
组建家庭的成人的呢?这个过程没有固定的规律,但是如果我们想去
理解注意的工作方式,想知道欣百达广告是如何引导观众的注意的,或者想知道我们自己是如何成长的,就需要试图去理解安迪的成长模
式。就像欣百达广告背后那些技巧的多样和复杂一样,塑造我们每个
人的成长模式也同样多样和复杂。
当婴儿降生于这个世界时,他们并不知道应该把注意放在哪些事
物上。此时,他们眼中看到的一切都是值得注意的。对他们而言,这
个世界是未分类的。渐渐地,他们利用身边的成人,用成人的态度、姿势、情绪和语言作为支架来建立他们自己的注意模式,9
尤其是从主
要照料者身上,通常是母亲。他们学到应该注意什么、什么是重要
的、什么行为会得到积极奖励、如何使用语言来组织那些重要的东
西。实际上,每种语言都是一个社会对事物重要性进行组织的最好框
架,对世界进行独特的整理和分类,标记着社会文化中的肯定和否
定、善和恶,以及一切婴儿在社会化过程中应该习得的差异。
成人一般会认为婴儿学习语言的速度惊人地快,但是当你发现婴
儿每次接触到语言时都得到最积极和最有力的反馈,尤其是以充满了
情感或者通过满足他们基本需求的方式来进行时,就不会再为他们学
习语言的速度而惊叹了。有一个原则声称,在任何技巧上练习10 000
个小时,你就会成为该技巧的大师。一年365天有8 760个小时,婴儿
在这一年只要醒着就会花大量时间学习语言并能得到外界的反馈,所
以他们很快成为语言大师就不足为奇了。但儿童对词语、句法和语法
复杂性的掌握通常要到青少年期甚至更晚才能完成。10
即便是要完全清
晰地把一门语言中复杂单词的发音弄清楚,例如英语中那些非常困难
的辅音混合,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七八年。成人学习是建立在
过去学习的有效性上的,这也是为什么很难通过揭示学习的过程来了
解我们学习的程度。
儿童心理学家、认知科学家、神经科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已经研
究过婴儿是如何学习的了,他们试图去理解文化和生物之间的界限。
他们像博达大桥医疗公司那样仔细地研究过我们注意模式的发展。这
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并不能非常清晰地认识自己的注意模式。很多时
候,我们认为是“自然而然”的行为实际上是按某种文化脚本进行
的,而通常这种文化脚本是我们多次重复过的,是早在4个月大的时候
就开始学习的。安迪带着独特的遗传基因来到这个非常特别的世界。先天因素和
环境因素的互动让他的注意模式开始萌芽。我们仅仅观察了他生活中
的几分钟,但这几分钟可以像镜子一样,反射出大部分人注意模式的
形成过程。人类注意模式和其选择性的养成正是从此时开始的。
那安迪成长的幕后故事是什么样的?在关注他75秒的婴儿床生活
之前,我们需要看看他的成长背景。虽然其中的细节看起来像随机选
择,却一起构成了安迪的行为准则和价值体系。这些细节与欣百达广
告开始时的家庭录影有点类似。
在安迪的录影里,我们看到一个有足够时间旅行休闲的中产阶级
家庭。画面中的小安迪躺在一间属于他自己的育婴室里。假定安迪妈
妈曾是一位职业女性,但她现在全职照顾小安迪。我们可以进一步猜
想,这是她离开法律公司照顾安迪最开始的半年。年轻的父母相信他
们对孩子有同样的抚养责任,他们可能讨论了几个月才决定怀孕。但
是像大多数的男性一样,爸爸并没有向公司申请产假,因为这太难
了!他是一家小广告公司的合伙人,可能他最大一单生意就是一个高
端药品的电视广告。与电视行业的每个人一样,他也在非常焦虑地考
虑全数字化电视的问题,这种新的电视形式使观众可以在任何时候看
到想看的节目,这可能会给他的公司带来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他无
法抽身来照顾安迪。安迪还有一个7岁的姐姐,叫艾希莉。艾希莉最好
的朋友是莎伦,她们经常去育婴房看望小安迪。此外,安迪的父母没
有严格地遵守任何宗教传统。
为什么上述的这些标签很重要?因为分类是一条认识世界的捷
径。例如,“他是一个书呆子”就是一个分类的陈述句,这句话可能
没有告诉你多少关于这个人的信息,但却传达了社会对于这类人的态
度。在安迪的例子中,即使不用具体到社会学和人口学的分类,也仍
然有无数个可以给他分类的标签,例如:他单独睡在自己房间的婴儿
床上,这表明他有自己的房间,以及他并未断奶。
安迪还太小,不能理解这些。但在有的社会中,如果父母把婴儿
单独放在一个独立房间里的婴儿床上,这对父母会被认为是残忍、有
虐待倾向的。如果安迪在那样的社会中出生,当他一个人被留在房间
里时会得到同情。但是如果是生在费城,那么:要坚强,小安迪!
安迪在婴儿床的生活代表了一种价值体系,一种通过模仿及周围
人的反馈或关怀来学习的价值体系,同时这也是一种很少通过语言传
递的价值体系。在4个月大的时候,安迪就已经发现,人们在他哭的时候会给予更
多关注。他也意识到在受到伤害时,大哭可以最快带来帮助。他还开
始意识到哭泣是强有力的吸引注意的手段,但是这种策略只能选择性
地使用或者对不友好的成人使用。大人们抱他、拍他、抚慰他,这些
都是想要让他停止哭泣的标志。
4个月的安迪也意识到,不是每个人都会哭。当他在其他婴儿身边
时,哭泣也是一种警告。他开始有意识地分辨身边的各种哭声,并制
作了“哭的学问”指南书。他发现:姐姐哭得比自己少,妈妈又比姐
姐少,爸爸从来都不哭。
如果我们充分了解了上述的背景故事,可能就不会对刚看到安迪
时的任何细节进行过多的思考。当共享相同的文化脚本时,我们会觉
得按脚本行事是“自然而然”的。但在大部分情况下,文化脚本是看
不见的,这也正是“自然而然”的意义所在。而在某些情境中,我们
可能被那些“自然而然”的行为所震惊,并突然被迫思考,为什么会
有这些特定的习惯以及这些习惯是如何形成的,这就是文化冲击。当
我们突然进入一个有不同文化脚本的社会,特别是不懂该社会的语言
且没有从自己的文化中获得关于该文化的适当指导时,我们会看到一
些“奇怪”的习惯和行为,也会发现,这个社会中的人也将我们的行
为看作是“奇怪的”。所以“自然而然”其实是相对于我们熟悉的社
会而言。
安迪是从家庭成员身上学习到注意规则的,他们为安迪价值体系
的发展提供了支持。家人们可能没有意识到是他们在引导安迪的注意
模式。以前,只要基本的生活需要得到满足,安迪可以整天快乐地盯
着风扇叶片转动。但家里的其他人,甚至他的姐姐,都觉得盯着风扇
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如果要与家人生活在一起,他就必须学习他们
的“奇怪”方式。这完全可以比拟进入一种新的文化环境。如果你是
安迪,早在学会说话之前,你就开始融入父母的文化中了。这个过程
就是把注意力从风扇和百叶窗上转移到一张张脸和像单词一样的声音
上。
从安迪在婴儿床的75秒中,我们可以学习到哪些注意力发展的特
殊信息呢?
当妈妈低头看他的时候,她会问:“这是不是一个可爱的小鼻子
啊,小安迪?”安迪还太小,无法听懂,这一点妈妈是知道的。但是
在这么一句简单话里,她很快就帮助安迪形成了复杂的注意模式。注
意的焦点围绕在“可爱”“小”和“鼻子”上。美国人特别关注鼻子
这个器官,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外形,也因为其功能。美国人将来自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人按气味进行分类,这种观念在广告中也展现得淋漓
尽致。我直到去日本居住之后才发现,我对气味也是很关注的。有时
我碰到一些日本人时,特别是年老的日本人,他们会选择站得离我或
其他外国人远一些。我就此询问过一个日本朋友,她告诉我,对日本
人来说,外国人的味道不太好闻。
此外,妈妈对安迪的提问在语言上也是非常美国式的,这表现出
一种询问的习惯。虽然这个问题小安迪并不懂也无法回答,但是他的
妈妈不会对其他人使用这种轻而高的语调。这种有着特殊的声音、语
调、词汇和语法的语言被语言学家称为妈妈语(Motherese)。统计显
示,美国妈妈们使用妈妈语的频率超过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向婴儿
提出一个问题然后自己回答,这似乎是西方文化中培养小孩的独特方
式。这种自问自答的方式是许多西方语言学、哲学甚至人格结构的基
础,从苏格拉底的著作到电影《平步青云》(The Paper Chase)再到
霍格沃兹魔法学校,都可以发现这种方式的存在。我们都想把安迪培
养成一个能够提问并寻找答案的人。
妈妈对着安迪低声细语的方式,我们称之为“美国式的爱”的表
达。爱是自然产生的,但我们如何表达这种感情则完全靠后天习得和
文化差异的熏陶。
安迪妈妈打开一首轻快的莫扎特长笛协奏曲。“真漂亮!”她指
着长笛演奏者对小安迪说。她又在不经意地帮助婴儿建立价值观了,这一次是古典音乐,是一种对特定音乐的美学欣赏,母亲想要孩子拥
有这种欣赏能力。实际上,安迪可能能够识别出这种音乐,因为当他
还在娘胎的时候就听过这些音乐。20世纪90年代,新型音频技术发
现,大约在怀孕6个月的时候,胎儿就可以听到声音。随后,精明的广
告商开始告诉孕妇们如果给胎儿播放莫扎特的音乐,就可以很早地培
养小孩对古典音乐的欣赏能力,而这种欣赏能力会让小孩们变得更加
聪明。确实,安迪天生就可以识别莫扎特的音乐和美式英语的声音,他会在听到非洲音乐或者索马里语时表现出特别的注意。但听莫扎特
的音乐并未让他变得比同龄人更加聪明。
如果安迪的父母仔细地倾听他发出的声音,可能会发现小安迪的
哭泣声也是有“口音”的。200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新生儿哭泣的语
言模式与他们在子宫中听到的一致。法国新生儿哭的时候有上扬的声
调,德国新生儿则是下降的声调,这与他们父母讲话的模式是相仿
的。11
安迪则是用美国腔在哭。
4个月大的时候,安迪的一系列行为模式就已经明显是美国式的
了。某些研究提出,美国小孩比同龄的墨西哥、肯尼亚或者日本小孩更喜欢笑。美国父母与孩子互动时有大量的谈话、注视和笑容,这些
内容多于其他一些国家的亲子互动。12
笑和哭最能让安迪从父母那里得
到他非常需要的身体接触。美国的父母与子女的身体接触得分在世界
排位靠后,就是说,美国人抱孩子的时间比其他文化中的人要少。有
人认为这可能也是为什么美国小孩这么喧闹的原因,他们要通过哭
泣、牙牙学语等方式来制造声音,以此来获得需要的爱抚。13
又因为安
迪是美国文化下的小男孩,所以他比姐姐在同龄时期得到的身体接触
更少。在美国文化下社会对小男孩和小女孩的差别对待也比其他文化
中更加极端。当然,安迪从来没有意识到,他是用美国式的方式来得
到父母的身体接触(或者说不接触)。14
尼斯比特实验
认知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比特(Richard Nisbett)和他的
国际团队进行了一系列关于母子关系的研究,这些研究表明,在
不同的文化下抚养小孩的方式差异非常大。这种差异也表现在我
们如何就社会基本价值进行交流。例如,美国人喜欢让孩子叫出
物体的名字,如“鼻子”。
在尼斯比特的一个实验中,妈妈们被安排给小孩一些玩具
——布狗狗、小猪、小汽车和小卡车,美国妈妈使用标签的频率
比日本妈妈多两倍,即使是对非常小的婴儿。美国妈妈通常会这
么说:“这是一辆汽车,看到汽车了吗?你喜欢它吗?它有非常
漂亮的车轮。”日本妈妈则会说:“看这里!它隆隆隆地开来
了,我把它给你,好,你再把它给我。嗯,很好,谢谢你。”日
本妈妈在培养社会礼仪方面的行为比美国妈妈高出两倍,比如她
们会使用“给”和“拿”的礼貌用语,她们对关系、集体、过程
和交换强调的频率也比美国妈妈们多出两倍,但她们却不大描述
物体本身。她们更多地使用动词而不是名词,尼斯比特曾有趣地
写道:对西方人来说有件事儿很奇怪,那就是亚洲人似乎不把对
物体命名作为父母教育子女的职责之一。15
婴儿就是这样了解他们初来乍到的世界的,而实验的描述反映出
的并不只是简单的学习差异。他们开始探索那些由成人定义的概念和
闪光点,学习这些闪光点的价值和他们父母世界里的价值。16
人们深信
这些闪光点并将它们教给自己的孩子。但这些闪光点同时具有规范、感知、行为、社会、认知和情感等多个特点,孩子们学习到的往往是一类事件而不是孤立的事件,其中的价值观是与我们的用词、概念和
行为绑在一起被吸收的。也正是从这里,注意力及其伴随的注意盲视
开始萌芽了。
在这个只持续10秒钟的问话场景里,我们所分析的只是这个场景
里所包含信息的冰山一角。这个场景是否还有其他内容?我们假定小
安迪哭泣起来,他的妈妈会用妈妈语跟他说:“我的小安迪是饿了
吗?”她会把他抱起来,然后又放回去,皱起鼻子,“真臭!我们把
这个尿布换了吧。”这又是美国式的!通过人类学家对各个文化的研
究发现,无论是在文化禁忌还是日常生活中美国人对排便的关注在各
国文化中居于前列。
如果我们在场景里再加入一个人。“爸爸在这里!”妈妈告诉小
孩,这是告诉小孩应该对突然出现的爸爸加以注意。“看!爸爸把他
的手机收起来了!”妈妈可能会补充一句,这句话增加了爸爸过来看
安迪这个事实的分量和重要性。另一方面,注意力是基于差异的,所
以妈妈这句话也表明爸爸并不会经常这样做。
这些动作都是在瞬间发生的,没有什么计划或者笔记注释之类
的。我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了解文化,学会如何集中注意。但我们过
早地学习这些,受到的强化又过于频繁,以致没有机会停下来思考
过,这个过程是否不同于那些反射性的、下意识和“自然而然”的行
为。妈妈神采奕奕地向爸爸讲述小安迪是如何在她播放莫扎特音乐时
停止哭泣,小安迪今天好像会说“爸爸”了。这里,我们又发现一个
行为中的注意盲视现象,就是从众多信息中筛选出有意义的语言。在
这个4个月大的婴儿发出的所有声音中,两个特殊的音节“da-da”被
母亲挑选出来,进行强调和鼓励,给这两个音节赋予了意义和情感。
在孩子早期的语言学习中,奖励的标准因文化差异而有所不同。鉴于
我们的文化对语言予以的高度评价,西方文化将早熟的语言技能作为
一个聪明孩子的独特标志。人们花费了大量时间在婴儿的咿咿呀呀中
区分出单词,对那些我们认为是单词的发音给予奖励,并向他人吹嘘
自己孩子的语言能力。
如果安迪由于臭尿布和父亲的出现而没有吃饱,他可能开始吵
闹。如果艾希莉和莎伦也过来,想与他一起玩,安迪要尖叫才能把屋
子里其他人的注意再次吸引到自己身上。在吵闹的时候,他可能没有
发现艾希莉在摸他,但妈妈对此比较谨慎,让艾希莉在婴儿身边的时
候小心一点。如果莎伦摸了摸小安迪,“不要太用力。”妈妈可能会
加倍提醒她。这种交流方式很明显是用于亲情关系和社会规则的两种
不同类型。但每个社会对亲属的定义都不尽相同,在日本我就看到学生们搞不清楚英语中aunt(阿姨)和cousin(表亲)这两个称呼下包
含了哪些亲属。实际上,美国人使用aunt来描述父母的姐妹或者父母
法律意义上的姐妹;cousin在美国的亲属关系中则非常模糊,基本上
凡有共同祖先的人都可以称为表亲。不同文化对家庭亲属关系描述的
具体化程度则各不相同。
当小安迪伸手抓住姐姐的手指时,每个人都会过来夸他的手指很
有力。儿童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人们更多地使用“力量”和“聪
明”来夸奖小男孩,而对小女孩通常夸她们“可爱”。人们给予男孩
的身体触摸相对更少,但他们被表扬为“聪明”频率更高。
“先生?”一个陌生的声音从门外传来。这时,母亲往往不会意
识到,即使她准备去看看是谁在门外说话,她的身体却不由自主地与
婴儿靠得更近了。这时父亲也转过身去,走到门口与来访的人聊天。
他拍了拍着那个男士的背,转过头来,用第三人称向妻子介绍这个陌
生的客人,说:“他是我们的水管工师傅。”然后,父亲与这位水管
工一起走出去了。此时,母亲的肩膀放松了。但对安迪来说,这个细
节里还有许多需要搞清楚的事儿,他开始思考这些信息:不同的人属
于不同的地方,一些人可以自由地出入,但还有一些人在没有被允许
的情况下,不受育婴室的欢迎。不过安迪的注意力会被这些“陌生
人”所吸引,因为他们是不同的,他们让人分心了。
社会概念形成的相关研究
在发展心理学领域,例如瑞士杰出哲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提出的认知发展理论中,“种族”之类的复杂社会概念
只有在很晚期才会进入儿童的意识,甚至可能要到青少年早期。
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像安迪那么小的婴儿就已经对种族的概
念在最基础的层面表现出关注,他会对说不同语言、吃不同食
物、有不同体味或是引起父母警觉的人投去注意。种族和民族的
差异早在儿童形成相关概念之前就已经渗入他们的生活了。
通过使用卡片图和其他游戏对学前儿童进行的人类学研究发
现,他们对社会中细微的有关社会经济、种族和性别等级的暗含
信息有着非常精确的认识。17
在婴儿能够说话之前,他们就能够理
解社会中恐惧情绪的变化。身处街道的婴儿在经过与他们不同种
族的成人时会表现得更加恐惧。因为复杂的社会结构而带来的类
似恐惧,例如对性别、禁忌和性取向的恐慌也很早就出现了,甚
至早在前语言阶段,这比先前所认为的要早得多。法国神经科学家奥利弗·帕斯卡里斯(Olivier Pascalis)实验室的研究发
现:在6个月大时,婴儿就可以发现他们自己种族的面孔和其他种
族面孔之间的差异。
“ 可 爱 ”“ 鼻 子 ”“ 莫 扎 特 ”“ 爸 爸 ”“ 漂 亮 ”“ 饥
饿”“臭”“有力”“小心”“陌生人”,是安迪对这个世界认知系
统中的一部分标签。他学习如何对这些东西产生注意,他得对这些有
意义的词进行全面的认识,等到他上学的时候对这些事物的价值判断
应该是下意识的反应。他不明白为什么一些事情总会与另一些事产生
关联,但他会这样思考,就好像这是唯一的方式,因为他的思维模式
就是这样被建立起来的。他甚至看不到任何的异样之处,直到他必须
看到为止。
我们只把小安迪75秒生活的一小部分挖掘出来了,但这只是一个
起点,从这里我们可以理解到一些非常简单的事件、态度、感觉体验
或语言线索是怎样激发安迪形成特定的注意模式的。在这种模式之
下,他只会对那些重要的事件加以关注。安迪不是用理性或者系统的
方式来理解这些,但是他完全掌握了他需要掌握的信息。虽然不能用
语言来描述,但即使在4个月大的时候,他就发现自己的世界里有这些
模式,并且这些模式非常重要。例如,他想知道,每个人都想告诉他
什么;这些东西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有些话会不断重复,好像在担心
他不能理解似的。
还有一件事儿:小安迪在好奇,为什么他房间里的东西——墙
壁、地毯、毯子、玩具和衣服都是蓝色的。
学习是改变的前提
注意的模式是从育婴室里开始形成的,但随着年龄增长,我们也
学习去塑造或者再塑造儿时习得的价值观。学习的过程就是绘制关于
文化价值的认知地图,这与注意力与注意盲视的特点都是密不可分
的。我们用自己的行为来反映周围的世界。当我们遇到一些不符合自
己认知地图的特征时,就可能会被欺骗或掉到陷阱里,虽然这并非我
们所愿。
当我们发现从前的价值观和新经验不一致时,要么选择坚持现有
的价值观,不管外界有什么相反的证据,都坚持认为现有价值观是对的或者是自然而然的;要么对自己的价值观进行反思甚至推翻它们,这个过程可能很顺利,也可能很困难,可以是全部重建,也可以是部
分修改。但无论是何种情况,这都是注意力科学里非常关键的问题。
一旦你对事物建立起了分类,如果要忽略它就需要付出更多脑力
去思考。这就是我们在接受新习惯之前所必经的打破旧习惯的忘却过
程。这是一个持续且关键的过程。
这也是为什么理解安迪的学习过程对我们来说非常有用。这不仅
仅是一个关于培养孩子的故事,还是关于我们的注意盲视及其如何形
成的故事。只有理解这个过程,我们才更有可能中止、干预这个过
程,甚至改变最终的结果。若想要以不同于现在的方式来分配注意
力,唯一途径是先理解自己习以为常的注意分配模式到底是什么,以
及这种反射性和习惯性的注意模式是如何养成的。除非我们能够理解
这些基本的事实,否则很难打破它,改变它。
安迪的学习过程我们都曾经历过,这个过程教会了我们的大脑如
何分配注意力,也意味着学习忽略那些大众看来不重要的事。但即使
我们忽略了它们,这些不被注意的事实仍然存在。这是大脑注意力的
工作原理:仅仅关注那些重要的东西。而正是我们关注的那些重要事
物将所有不重要的事物隐于无形之中。
作为成年人,我们不再像安迪这样无助,而是有做出选择的能
力。当遇到新的、奇怪的、烦人的或者无意义的事物时,我们可以否
认其价值,可以将它称为没有意义的分心物。我们也可以独立地或者
在他人的帮助下,尝试为这个新事物重新绘制认知地图。实际上,我
们也在利用遇到的新事物重塑自己分配注意力的模式。
我们有学习的能力,意味着我们有改变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人类
天生的。看看安迪就知道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回到育婴室的场景
中去发现我们是如何认识这个世界的。通过理解注意模式的形成过
程,我们就可以着手去改变它们。第2章
学习的神经机制
如果我们想要理解那些“看不见”的注意模式,首先要理解上一
章所讲的注意模式变化。这些变化不仅仅改变着我们的行为习惯,也
改变着我们注意力背后的神经机制。生活中,注意力的每一次发挥作
用均是源于大脑的信号,这意味我们需要进一步理解神经生物学的基
本原则及神经网络的发展方式。
神经联结的建立、破坏与重建
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神经元是组成神经系统的基本单位。神
经元会产生电信号或者化学信号。在神经系统中,有许多不同的神经
元,它们各司其职又相互联结,形成非常复杂的神经网络。成年人的
大脑大约有超过1 000亿个神经元,每个神经元以每秒数次的频率放
电,并且与其他几千个神经元有着联结。所以在你的大脑里,有超过
千万亿个神经联结。1
神经生物学的基本原理与我们的直觉不同。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
间里,研究者曾经相信神经元的数量会随着人年龄增长而增加,神经
联结的数量也会像知识积累一样持续增长。然而并非如此。2
大脑的工
作方式是反直觉的,婴儿比任何正在阅读本书的人都拥有更多的神经
元,而不是更少。现在我们的小安迪就拥有过多的神经元,如果正常
发展,当他成年后,神经元数量会减少40%。如果神经元数量不减少,就意味着他在这个社会中无法独立生存,会被看作是精神障碍或智力
障碍。
在结构水平上,神经元数量的削减与上一章所讨论的注意力分配
原则类似。神经元数量削减是受到注意分配模式促进的:婴儿的大脑
通过选择而成熟。随着婴儿学习从所有刺激中选择那些值得注意的事
物,他也正在“编辑”自己的神经元。在他选择、集中和专注于一些
事物而忽视其他时,大脑也在修剪那些不使用的神经通路。当神经元
不建立联系时,不使用的神经联结也会萎缩。在这个过程中,无关的信息和无用的神经元被过滤掉,只有相关的信息和神经通路才会被保
留。
加拿大神经科学家唐纳德·赫布(Donald O. Hebb)被认为是神
经心理学之父,因为他是第一个观察到“神经元之间形成通路”的
人。
赫布原则?
当人们学习的时候,神经元像进入流水线一样,从
一条汇入另一条,再形成更大的通路,然后整合成为一
个有效的簇。一个神经元簇里的神经元相互协调。这就
是“赫布原则”(Hebbian principle):神经元一起放
电,相互交织。即一起放电的神经元彼此联结。
这就是说,我们重复某个行为的次数越多,一起放电的部分神经
元的放电频率越高,这个行为就可能变得更快速,并逐渐变成条件反
射式的。最后当这部分神经元彼此联结后,这个行为就成无意识的
了。这些交织在一起的神经元形成了我们的行为模式、习惯、群体、种类或概念,而这些都是我们的反射式行为和反应的集合。多个反射
式的行为汇聚在一起形成固定的行为模式,在进行这一系列行为时,我们不再需要思考其中的每个部分。比如:我们看到了红灯,把右脚
放在刹车上,把脚往下踩来把车停住,避免它滑过黄色的警戒线。事
实是我们一看到红灯,就把车停下了,并不会去思考每一个分步动
作。
如果我们需要连续进行某些动作,但是负责这些动作的神经元没
有像赫布说的那样“交织在一起”,我们就会觉得每件事情都完成得
非常费力,需要耗费很多精力,而且效率低下,即完成每件事情时都
需要多任务操纵的能力。看到红灯、松油门、踩刹车、眼睛看路、控
制汽车,同时车后座上小孩在聊天,收音机还开着,所有的这些都是
多任务的一部分。幸运的是,在赫布原则下,“一起放电,相互交
织”的神经元让我们生活中的多任务处理变得更加容易,也可以在第
一时间做出反应。
我们不知道婴儿需要重复多少次才能让神经元形成一条可以产生
自动反应的通路,但很明显不同的行为需要的重复次数也不同,这得
看婴儿是学习微笑还是进行长期生理上和概念上的如厕训练。但我们
知道,在婴儿期如果没有得到足够训练,长大后也很难跟上,甚至一些行为可能永远都学不会了。这就是为什么早期婴儿的照看和学前教
育对其通往成年的道路非常重要。所有塑造注意力的神经通路都在儿
童进入学校之前就开始形成,并且被反复强化。但只有进入了学校,这些注意模式才会被命名、明确化和系统化;只有进入了更远的职
场,婴儿期就已建立的有效神经通路才能应用于实际中。
神经通路把大脑和整个神经系统的不同部分联结起来,通过反复
学习、不断强化将想法转化为行为模式,直到这些行为像是无意识的
一样。实际上,不断重复就是通过特定的和极端复杂的方法来塑造行
为模式,将大脑和神经系统不同部分的神经冲动和大脑活动协调起
来,这些部分可能相隔很远。例如,走路的想法和能力可能对一个健
康成年人来说是非常自然的,但实际上这个动作包含了非常复杂的操
作,涉及大脑的不同部分,随着重复次数的增加,这些脑区之间的联
结越来越紧密。对婴儿来说,将控制行走的不同脑区联系起来不可思
议的。对于学步的小孩来说,这个过程轻松一些但并不顺利。在学步
的早期阶段,仍然有许多额外干扰动作让孩子的每一步都“步履蹒
跚”。我们会使用奖励机制不断地纠正学步过程中的错误,通过赞赏
一些行为,而改变另一些行为。
一旦婴儿学会不需要思考就能行走,从学习和神经通路有效性的
角度来看,他们就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就意味着行走的基本任务
无意识化了,即行走的想法和行走动作之间没有障碍。当从想法到行
为的转化变成反射式的,你就可以在此基础上发展其他的行为了。你
可以边走边思考问题,可以搬着东西,还可以完成特定的动作。当
然,所有的这些都是某种形式的多任务处理,但由于行走经常发生,这些复杂的神经元联结已经有效地建立并得到了强化,那些看起来无
意识的行为对我们来说就不是任务了。因为这些任务最基础的部分
——“行走”对我们来说已经是自然且无意识的,不需要预先的思
考,我们可以在行走时做其他事情。比如,你可以边走边嚼口香糖。
神经元“一起放电,相互交织”的原则在婴儿身上最重要和最显
著的表现是语言学习:在这个过程中和语言有关的特征被选择保留下
来,而无关特征被忽略。4个月大的婴儿可以听到全世界所有不同的语
言,3
虽然不能理解它们,但这时,他已经开始形成听懂英语的神经通
路,同时排除那些英语里没有的语言发音。在神经方面,这就意味着
婴儿丧失了与生俱来的可识别所有语音的能力。4
为了着重关注英语学
习所必需的语音,而不是法语、斯瓦希里语、冰岛语、阿拉伯语、梵
语或汉语,大部分的美国婴儿都丧失了这种能力,因为所有这些语言
都需要一些特定的、在其他语言中没有的音节。在安迪的生活场景里,从他所发出的咿呀声中,妈妈认为他说
了“爸爸”(Dada),表扬了他,给他以感情上的奖励,不断强化这
两个音节的意义。当两个音节有含义时,它们就会被强化。5
在英语
里,“Dada”是一个词,而“Mada”是噪声,所以“Mada”这个音节
被忽略,不会被强化。之后,安迪不会再说“Mada”。
安迪的咿呀声中包括许多不会出现在英语里的音节。这些音节都
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它们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以后,当他想学习另一
门语言时,一些消失的发音可能非常重要,但这时他又要重新学习那
些曾经被故意忘却的声音。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日本的婴儿能区分“r”和“l”,但是到了
幼童阶段就不会区分了。因为在日语里,“r”和“l”没有区别。美
国人可以将这两个字母的发音区分开,是因为它们在英语里有不同的
发音。对于日本的婴儿来说,他们不需要精确地区分两者,也没有人
会分别使用这两个音节,更别提纠正错误发音,所以这种区别就消失
了。一旦开始学习日语,孩子就不再能够听出“r”和“l”的区别。6
我们从安迪身上学习到的可以应用于生活的一个原则是:婴儿般
的学习过程不会随着婴儿期的结束而结束,同时学习也意味忘却。学
习日语,就是忘记“r”和“l”之间的区别。想再次学会这种区别并
不容易,但只要我们记得这种差异,再捡起来仍然是可能的。一旦相
信某种能力是“自然而然”的,我们就真的失去了这种能力。我们需
要铭记,安迪学习类别和概念的过程使他相信自己看到了全部的世
界,而实际上他没有。但这种能力在他的神经元削减之前是可以实现
的。
即使安迪在一个多语的世界长大,成长中仍然会丢掉许多婴儿期
原本会的语音。他无数可能的神经联结会被削减到相对较少的数量。
程序性细胞凋亡?
从定义来讲,产生新的神经联结意味着损失其他神
经联结,注意力的正反两面也反映在神经发展的正反两
面上。这是学习的另一个重要原则。它被赋予了一个非
常有力并听起来像科幻小说的名字:程序性细胞凋亡。7
程序性细胞凋亡意味着不经常使用的细胞必须死亡。无
用就没有存在之必要。学习需要这种选择和抛弃。学习过程让我们的神经系统从复杂和
无序的神经联结中产生了快速、有效和无意识运转的神经通路。
如果不使用的神经元不萎缩消失,那这个世界将变得混乱无序。
没有强健和有效的神经通路,我们会被不断输入的过度刺激逼疯。在
知觉上,过量的神经元和有效的神经通路的区别,就像在森林里迷失
方向而无路可循与在森林中按标识途顺利到达。在感觉上,过量的神
经元则会导致我们不断被新的和随机的事件所惊吓,这是非常可怕
的。
神经系统发育正常的人,通常很少会注意到自己的神经通路是多
么高效,直到碰到问题时才可能会意识到这个事实。就像如果没有患
帕金森综合征,也没有受伤,我们不会发现身体活动的自如灵巧。当
经历了某些灾难性的创伤后,有效神经通路被破坏,行走的想法和行
走行为之间的联结又重新回到了有意识的过程,重建有效联结通常是
非常费力的,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我们需要有意识地重新学习那些曾经被认为是无意识的运动
时,关于运动控制的例子向我们揭示了神经元工作原理的复杂程度。
成人后再学习行走与婴儿学习行走非常不同,成人再次学习时在行为
和神经层面上均需要一个忘却的因素,必须首先打破旧的习惯和预
期,才能学会如何有效地行走。即使最后成人和婴儿的学习成果看起
来相同,但是两者的学习过程完全不同,这个过程实际上会重新定义
你头脑中关于“走”的概念。儿童期的神经削减和塑造使得学习行走
非常容易,但这种功能受到损伤后,个体必须打破旧模式以找到新的
途径来学习行走,从而形成新的神经通路,最终能够让重新习得的行
走动作变得自如。损伤导致原先通畅有效的神经通路被损坏,参与学
习走路的神经都需要创造新的神经通路,通过大量的恢复训练后,新
的行走模式可能也会再次变成无意识的动作。
在生物学层面,导致注意盲视的神经元位于大脑神经系统的深
处。一旦事情变成习惯,我们就不会去注意它们,除非它们变成问
题。注意力是与差异相关的,我们注意那些不属于无意识范畴的事
件,包括各种动作反应、条件反射、固定概念、偏见、行为方式、知
识和分类系统以及其他在心理和身体上由于大量的练习而变得越来越
有效的模式。我们不断地发展出有效的方式来处理信息,使得一些动
作序列可以自动化,从而把有价值的策略性思考解放出来,来解决那
些尚未被自动化的新问题。
通常,只有当非常重要和突发性事件发生时,人们才会打破注意
模式。比如在我们看到红灯之前,刚好一只小猫跑到汽车前面来。这时,我们就不能像预期那样将车慢慢停下,而可能会急刹车或急转弯
绕开小猫。
意识到自己在什么时候把注意放在哪儿,这个过程本身就与日常
生活中注意力的形式不同。意识到自己必须去注意某个东西通常是非
常有压力的,不管是由于兴奋、激动的还是焦虑、愤怒的事件。从生
物学和教学方法的角度来讲,我们一般只会留心那些平时不怎么考虑
的事件。正如社会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所说,我
们可以对自己的反射式行为进行反思。8
自我反思并不需要时刻进行,但它是所有正式或者非正式学习的关键部分。
在一个像现在这样变化如此之剧烈并且波及全球的时代,生活中
许多事件都会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就像为了躲避小猫而急刹车所留
下的刹车印迹一样。痕迹的出现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有事件打破了
成型的模式。由于新事件的出现,我们大脑中那些先前未形成簇的神
经元也开始同步放电了,它们开始了新的联结过程。但是,只有这个
过程顺利,这些神经元同步放电的频率足够高,才能使这种新模式成
为习惯,否则我们仍然会感觉到新事件带来的压力。我们会发现,学
习必须投入注意力。
随着新经验的产生,原先不是同时活动的神经元现在也突然开始
放电。在上述急刹车的例子中,因为情绪上的震惊,在很长时间内我
都难以忘记这件事情。这个例子说明了那些有冲击力的瞬间是如何促
成改变的,它们往往会伴随一些创伤或令人激动的成分。这也是为什
么一些教育者倡导把游戏的原理纳入教育。
如果学习过程是非常令人兴奋的,并能够像在游戏中获胜那样即
时得到自我强化,通过口哨或鸣钟的方式记录胜利的时刻,那么我们
就会更容易记住学习的内容,并把在学习中获得的成功经验整合到生
活中。通过游戏的方式学习,我们不仅能学到知识,也能学到游戏中
获胜的方式,这可以使我们更能接受和适应未来变化。
所有打破原有模式的事件都有着相同的效果:让我们认识到那些
曾经认为是“与生俱来”的行为实际上也是习得的,只是由于不断重
复引起了生物学上的变化,我们才觉得它们是“天生”的。此
外,“天生”的不仅包括行为,还包括文化和环境。欣百达广告中的
很多暗示就是利用了文化及那些被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想法、感觉和
愿望。由于这些信息得到无数次的强化,因此处理它们的神经机制深
植于我们的大脑,就像走路一样不再需要思考。任何新经验都会不同
程度地打破这些模式,不管是第一次尝试埃塞俄比亚食品,在使用十
多年的手动挡后开始学习使用自动挡,还是学习如何使用互联网。只有原来的神经通路受到干扰之后,你才可能发现它们是经过精心削减
和塑造的。
家庭、朋友、社会组织、学校和职场等各种社会机构和社会关系
都在强化我们的神经生物模式,从最基础的层面塑造注意模式。在剧
变的时代,社会机制所强化的模式与我们有效应对新情景所需要的模
式之间互不匹配。如果由于可怕的车祸或者受到某种神经退行性疾病
的困扰,而无法再有效地控制肌肉运动,我们就需要进行康复训练并
采纳专家的建议来让联结脊髓和肌肉的运动控制神经尽可能顺利地工
作。
在剧变时代也是如此,我们需要忘却旧的注意模式,因为它们不
再适用,之后才能开始新的学习。
在文化学与生物学的交叉领域,有一种灾难性的神经疾病叫威廉
斯综合征(Williams syndrome)。这个综合征向我们展示了神经削减
的重要性及“理所当然”文化准则的相对性。9
威廉斯综合征?
威廉斯综合征是一种非常少见的基因疾病,因7号染
色体上缺少26个基因而造成。这种缺陷导致大脑皮层产
生系统性的畸变,从而使神经元没有得到正常数量的削
减。威廉斯综合征患儿接收了太多信息,却无法对所接
收到的信息进行有效分类。10
一般而言,威廉斯综合征患儿的智力测试得分很低,大多是40到
50分(100分为正常),他们的工作记忆容量非常有限,不能记住非常
简单的动作顺序,甚至无法完成穿鞋或数数这样的任务。11
尽管有这些
缺陷,但独特的基因结构也赋予了患者一些非常独有的人格特点和天
资。患有威廉斯综合征的儿童在5~6岁之前就展示出独特的面孔识别
能力,这个任务对大多数智力“正常”的同龄儿童来说都很难。此
外,威廉斯综合征的患儿通常喜爱音乐,有完美的辨音能力;同时他
们还能对一些消极的文化暗示产生“免疫”。比如一些成年人会在不
自知的情况下将种族偏见传递给下一代,但在威廉斯综合征的患儿的
身上通常完全看不到这类偏见。
威廉斯综合征患儿最明显的特点是有着异常丰富和精确的词汇表
达,以及超凡的讲故事能力。12
限时回想动物名称的任务需要每个儿童说出10个动物的名称,一般的儿童可能说出猫或狗之类的动物,但威
廉斯综合征患儿可以说出野山羊(ibex)、蝾螈(newt)、羊驼
(alpaca)等生僻动物名。但他们却不能理解简单的信息加工的概
念,比如听到“说出10个动物的名称”,他们会不断地说出动物名
字,直到有人让他们停下为止。
如果看看不同文化对威廉斯综合征患儿的看法,我们会发现一些
有意思的现象。
在美国,对威廉斯综合征的诊断标准中包括了患者所特有的一些
人格特点,而这些特点几乎都是积极的。人们认为威廉斯综合征患儿
非常友好,有求知欲,有魅力,爱笑,积极,有情感,可爱,合群。
在西方文化中,这些人格特点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人们通常认为,这
些积极的特质是威廉斯综合征儿童独有的优点和恩宠,这从某种程度
上补偿了他们神经发展障碍导致的缺陷。这类儿童有时被叫作“小精
灵”,不仅因为他们的外貌特征,还因为他们非常友善的人格特质。
美国专家正在对威廉斯综合征儿童的催产素水平进行研究。专家认为
可能是由于7号染色体上26个基因的缺失,导致这些儿童体内的催产素
水平过高,而这种神经递质的作用是帮助人们产生愉悦、母爱、共情
和其他积极的反应。
在日本,干预他人事务、过度热心、感情外露、在公共场合对不
太熟悉的人流露情绪等行为是与社会基本原则相违背的。与美国相
反,日本文化中将威廉斯综合征儿童在情绪和社会关系上表现出的人
格特点视为一种缺陷,一种天生的严重神经疾病。与对待其他心理和
生理疾病患者一样,很多日本人并不把这种患儿当作积极特质的典
型。相反,他们会由于这些人格特点而受到同情。人们不会研究患儿
的积极特质,也不像在美国那样,认为研究威廉斯综合征的基因可能
会帮助人类变得更加美好。在日本文化看来,这些儿童具有反社会
性,患儿有可能被专业机构收养。13
伟大的镜像神经元
学校是我们学习文化体系、观念、模式和习惯的正式场所,在这
里我们通过分数、排名、评估和考试这些最严格的方式来强化所学。
且不论好坏,我们所了解到的关于注意的一切特点都会在教室里得到
充分体现。但在我们开始讨论学校教育之前,还需要了解有关大脑的
神经生物学的最后一个特征。为了探究“学习—忘却—再学习”的终级原理,我们需要了解一
下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s)。这些神经元是在20世纪80年代和
90年代被发现的,有人认为发现镜像神经元对于神经科学的重要性,就像基因序列测试对基因学一样。
这个发现源于意大利帕尔马大学(University of Parma)的神经
科学家贾科莫·里佐拉蒂(Giacomo Rizzolatti)和他同事的实验
室。该实验室最初并非是为了寻找镜像神经元而成立的,因为在此之
前没人知道存在着这样的神经元。当时,帕尔马大学的这群科学家正
在研究的是神经元如何影响手眼协调。他们把电极插到猴子的腹前运
动皮层,来观测猴子在拿食物和进食时的神经元放电情况。14
通过这种
方式,他们能够记录到猴子进食时单个神经元的活动。这个研究本身
就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探索。
直到某一天,有趣的事情发生了。这些科学家们发现,猴子观察
人类或同类拿食物吃时神经元放电的方式,与它们自己拿食物吃时的
方式相同。不论是自己完成这个动作还是观看这个动作,这些神经元
均以相同的方式放电。
多年之后,神经生理学家们发现人类大脑中也有镜像神经元。镜
像神经元在个体进行某种活动或观看他人进行该活动时的放电方式相
同。这个发现令人震惊,也违背直觉。这些神经元像镜子一样将被观
察者的行为“映照”出来,就像观察者自己在进行这种行为。
并非所有的神经元都具有这样的反应模式。但这个发现远比手眼
协调的神经机制更具有革命性。帕尔马大学的神经科学家们重新定位
了他们的研究假设和研究方法。很快,他们发现并确定了一组被命名
为镜像神经元的神经细胞。他们认为,在猴子大脑的额叶皮层上大约
有10%的神经元具有这样的镜像特征。
在这些早期的研究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开始用于研究
人类大脑,在其他大脑区域中越来越多的镜像神经元被发现了。不仅
有视觉上的镜像神经元,也有听觉上的。2009年发现在负责体感的脑
区上也有镜像神经元分布,这与人的共情能力相关。15
在生活中,镜像
神经元不仅帮助我们回应所见、所闻和所感,同时也帮助我们建构这
些体验。
灵长类动物学家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认为,通过单
纯的模仿并不能理解人类教与学中相互强化的复杂互动过程。16
他提
到,教学需要将教和学两种活动都反映出来。儿童看到父母做某件事,然后尝试自己去做,父母观察儿童的尝试并强化她他做得对的
部分,纠正她他做错的部分,这个过程就像是一支步伐复杂的舞
蹈。镜像神经元就像这样帮我们更正错误。
德瓦尔对一些流传已久的说法表示怀疑,比如某个特征“让我们
成为人类”或“将人类与动物区分开来”。我们也是动物,德瓦尔相
信,每一件我们以为只有人类才能完成的事情,其他动物都可以做
到。但是,他也认为,在教学中,存在某种特殊或超常的精确调整和
互动。动物可以感觉、思考、解决问题甚至完成一些人类无法做到的
事情——凭自己的力量飞翔,在海洋中辨认方向,在没有任何仪器帮
助下进行跨越几千千米的迁徙等。
但教学是一个非常复杂、交互式的过程。德瓦尔认为,人类可能
是唯一一个不仅通过示范教学,还通过复杂、互动和共情的方式来观
察和纠正行为进行教学的物种。德瓦尔还声称,在非人类动物中,只
有阿根廷海域附近的一群虎鲸存在类似的教学行为。这群特殊的虎鲸
用一种危险的方式来训练自己的幼仔:让它们将海豹驱赶到海滩上并
吃掉。这个过程需要掌握在短时间内随海浪安全退回并避免搁浅的技
能。年长的鲸会评估哪只幼鲸能够做到,然后鼓励它去做。长者不仅
进行示范,还会选出那些能够完成这种玩命技能的幼鲸,并据此确定
如何教育那些有天赋的学生。这些虎鲸像人类一样进行集体教学!
这种个性化教学能让学生获得最佳技能,是一种特殊的互动方
式,需要学生和老师之间具备特定的关系,这即使不是人类特有的,也至少是人类特别擅长的。德瓦尔尚不清楚还有没有其他动物可以精
确地在教学中理解对方的想法,但这正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17
在教
室或者职场中,这都是教授和学习新技能的最理想方法,也是最适合
人脑各方面特点和注意模式的方法。
镜像神经元让我们看到他人看到的东西。通过“照出”他人所
见,也让我们看到自己所忽略的。正如我们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要讲到
的,镜像神经元的特征对于注意力而言至关重要。
接受分心,迎接变化
生活就是一个不停地在调整的过程。改变可能是意外发生的,因
为当生活将我们抛到一种意想不到的情境时,我们就必须做出改变。
我们也可以训练自己对神经系统加工过程的意识,即重复、选择和反射,从而有序地安排生活,保证我们拥有搭档和工具来帮助自己看到
先前忽略的东西。特别是在快速变化的数字时代,他人可能经历着与
我们不同的生活,因此与他人合作并保持团队工作的能力可以帮助我
们把重复、选择和反射的一系列过程内化为“自然而然”的行为,并
转化为我们的优势。
我们需要牢记这一原则:当我们感觉到被“分心”时,就是有新
事情即将出现。可以将“分心”当作新奇或与众不同的另一种说法。
我们应该对分心的感觉保持警醒。它可以帮助我们精确找到需要投入
更多注意力的地方,找到我们无意识的反应与当前情境所需要的行为
间的不匹配之处。如果我们把分心作为一个预警信号,就可以意识到
那些平时隐形的东西。这种意识让我们要么去试着改变情境,要么去
改变行为。
分心是我们最好的创新工具之一,它让我们在旧的模式下改变,开始学习新的模式。
没有分心,就没有强制性的打断和对差异的意识,我们可能就不
会发现自己分配注意力的方式。我们可能认为自己知觉到了全部的世
界,但实际上,只是习得的注意模式过于有效和熟练,让我们没有觉
察出它们也只是模式本身,只是部分世界的有限表征,是一部分在特
定时期对我们有意义的世界。只有当我们被一些不同于预期的东西打
断时,我们才能发现自己的注意盲视中未看见的东西。
很多人都担心新的数字技术会“毁掉”我们的下一代,但这种担
忧是出于旧的观念,认为神经系统的发展是固定的或天生的,将分心
和打断的刺激看作是学习的障碍而不是机会。由于之前我们认为大脑
的工作原理是线性的,知识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积累,所以对多
任务处理和海量信息充满了恐惧。大部分的父母、老师或者教育决策
者都还未能吸收当代神经科学的知识,即大脑工作所遵循的赫布原
则,我们的神经通路只在有用和有效的时候才能产生效力。当新的事
物打断了有效的工作模式时,我们可以创建新的模式。新的模式无法
自动地生长或靠积累产生,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用新的模式取代
旧的模式。不管速度如何,人们都会在需要的时候发展出新模式,而
且最终会变成无意识的行为。
有的专家可能会问:互联网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发展是否有害?但
一个更好的问题应该是:我们向孩子们灌输的学习方法和获得知识的
方式对他们的未来是否有用?互联网还会继续存在下去。未来的世界
是学习的世界,是有着新型社会关系的世界,在这种新型的社会关系
中,个体以兴趣为纽带与更多的人群交流,去中心化的同时又通过网络相互连接。我们的教育方式是否可以帮助下一代做好应对未来的准
备?
答案是否定的。当前的教育政策是基于一种标准化的学习形式,这种学习方式强化了那些适用于工厂工人的注意模式和思考方式,而
在未来世界,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会越来越少。未来,要求人们在信
息自由流通的互联网上进行准确又富有创造性的搜索和浏览。而这种
非常有限又狭隘的标准化学习模式完全不符合这种需要。
如果这些专家固执地以为现在的孩子一无所知,那只是因为他们
对现在的孩子们一无所知。在现在孩子们所处的世界里,信息收集和
知识搜索的方式完全不同于互联网产生之前的世界。他们一开始就有
着不同的神经元削减方式。我们甚至可能无法看到他们独特的天赋和
效率,但这是我们过时的模式导致的注意盲视。
当我们说自己讨厌变化的时候,其实是讨厌有难度的变化,因为
它们需要几百次甚至上千次的重复后才能变得毫不费力。成年人总是
怀旧的,怀念了解自己所知的时候,怀念学习起来很容易的时候。但
忘记引发我们挫败感的微积分或进阶法语课,忘记第一次参加某个运
动项目的时刻,忘记自己必须进入一个全是陌生人的社交场合的局
促,忘记面试过不合适职位的失败,将自己的世界缩小到最可能成功
的范围内是成年人的代表性做法。
即使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模糊,人们还是会担心过去的那
个自己变得过时。计算机出现后,人们担心过人类会因为不再计算而
智力衰退。有了可以存储号码的手机之后,有人因为不再需要记忆电
话号码而忧心。这两种担忧可能都是对的,但如果我们不去考虑这些
损失,结果看起来也没有那么可怕。从实践和神经学上来看,这正是
我们大脑工作的方式:忘却—再学习,削减—重塑。
所有人都愿意相信,自己是全部人类中能够在任何情境中保持清
醒、理性行事、收集所有可能信息进行决策并从中选出最优结果的那
50%。但是,大部分人都会因为“我们无法看到世界的全部”这一事实
而惊讶。这就是注意力的工作方式。在我们被分心从而看到自己平时
所忽视的东西之前,我们真的是看不见。正如我的同事、行为经济学
家丹·艾瑞里(Dan Ariely)所说的,人类具有“可预测的非理
性”。设计药品直销广告时需要学习心理学和经济学的课程,就是希
望理解大部人在大部分时间是如何思考的。我们认为自己是理性的,实际上却是以一种可预见的方式做着不理性行为。18但我们不必因为自己的注意模式而徘徊不前。我们所做的每一件
事都是在学习,只有极少的知识是来自“本能”。这里的“本能”指
的是那些天生、不变化、不需要学习的固有特征。而本能是无法改变
的,即使我们想去改变。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测试、测量或者证据都
表明:对人类而言,本能并不那么重要。
巴宾斯基反射?
生物学家一致将“本能的”东西局限在非常有限的
几种对刺激的反射性反应上。巴宾斯基反射(Babinski
reflex)就是其中之一,这种反射指的是当轻触新生儿
足底的外侧缘时,他们的脚趾会呈扇形展开,12~18个
月的时候反射便会消失。19
除了这些特定的条件反射外,婴儿无法通过本能学习任何知识,所以他们对一切事物都投以热烈的关注。我们让他们集中注意力,实
际上也是塑造他们的价值观和认知世界的根本方式。我们想让他们了
解和探索的世界应该具有可拓展性和创造性,并且越多越好。
随着我们从婴儿时期的早期教育进入学校教育的世界,还有一些
重大问题有待解决:正式教育所强调的价值是什么?正式教育所系统
化的注意模式是什么?这种价值和注意模式在当代世界中有何种作
用?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所重视的教育内容与孩子们所需要面对的
未来世界是否相匹配?第3章
颠覆传统课堂计划
《新闻周刊》(Newsweek)封面头条:“有iPod,所以我才
是我。”
MTV新闻的广告词:“嘿,伙计,我刚刚入手一个免费的
iPod!”
美国著名新闻主播彼得·詹宁斯(Peter Jennings)在美国
广播公司电视台节目中狡黠地笑着说:“用iPod听莎士比亚?用
iPod学微积分?这可能吗?”
美国在线学术发布媒体《高等教育内参》(Inside Higher
Ed)开始担心杜克大学的声誉:“作为全美最好的高校之一,杜
克大学入学标准严苛、入学率稳定且资金充足,怎么突然堕落成
了媒体的笑柄?”
《杜克纪事》杂志(The Duke Chronicle)上的评论更加尖
锐:“杜克大学似乎要把iPod变成一个学术的设备,但iPod是用
来听音乐的。它只是昂贵且不实用的玩具,把它扔到课堂中去它
也不会因此而变成学术工具!”1
这些专家为什么都如此激愤?2003年,苹果公司与杜克大学商
议,要将杜克大学打造成为六所“苹果数字化校园”之一。六所学校
均可以选择一项苹果公司正在开发的技术在其全校范围内使用。从各
个角度来说,这种商业与教育的合作都是具有开创性的。一所学校选
择了苹果的笔记本电脑PowerBook,上面安装了苹果软件iLife,这是
一款可以整合音频和视频的产品。另一所学校选择了电子档案袋(e-
portfolios)的软件,这是一个在线的工作空间,学生可以进行多媒
体项目的开发和存档。还有一所学校选择了一个音频软件来创建音频
档案以及其他基础设施。杜克大学因为选择了时尚的音乐播放器iPod
而成了舆论中心。这个小玩意儿在青少年中非常流行,但令大部分成
年人困惑。2003年,iPod还没有任何关于教育方面的应用软件,当时以古
板、冷漠、高价和高端而出名的信息技术行业,也没有任何关于教育
方面的软件或者教学的技术。随处可见的巨幅广告电子屏上,是听着
iPod舞动的年轻人,他们动感的剪影与鲜亮的背景形成非常鲜明的对
比。这样的iPod可能会有什么教育功能呢?没有人考虑过它在学习上
的潜能,因为它明显是针对年轻用户的,而不是信息技术产业的中年
管理者。正是当时的社会背景激发了杜克大学与苹果公司合作的兴
趣。
作为参与该项目的人员之一,我与同事当时是这么想的,大学的
教育者必须严肃考虑以下时代特征:即将入学的新生大多出生在信息
时代,这些学生在网络世界中成长,他们在互联网上社交,与朋友玩
游戏、分享音乐文件。上一代的学生所遵循的学校和家庭、学习和玩
乐之间的界限,已经被互联网整合到一起,在这一代年轻人的身上,界限正在变得模糊。但是他们的学校仍然没有变化,在家里,他们已
经可以熟练地利用互联网搜索引擎获取信息。如果我们不告诉他们应
该学习什么东西,而是向他们提问呢?如果我们让互联网这种非正式
教育继续发展,进入一种新的、探索式的学习途径,看看这种自我导
向的方式对教育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我们假定这些孩子们的网络
经历已经将他们的大脑塑造得与新智力模式相匹配,然后让他们来展
现这种教学实验,可能会是什么结果呢?
杜克大学宣布,要给每个大一新生免费发一个iPod。只是要求让
他们想象一下这个带耳塞的白色小玩意儿在学习方面的应用,邀请他
们把自己的新想法告诉学校的工作人员。如果某个教授决定在课堂上
使用iPod,那么教授和选了该课程的学生都可以免费获得一台iPod,且不限制用途。这是一个没有大纲、没有计划,也没有设置任何任务
的教学实验,也没有评估的表格来说明我们的投资是否明智。科学证
明,将注意力导向某个方向时,就会把其他方向排除在外。因此我们
尽可能以开放和开阔的视角向自己提出问题:在这个用来娱乐的小机
器上,有没有让美国年轻人喜欢的学习应用?在数字时代,年轻人有
没有一些学习的经验要跟我们这些教育者分享?
假如这是一档真人秀节目,可能会叫“颠覆传统课堂计划”。这
个计划有点疯狂、有些古怪,是精心打造来进行干扰、分心和差异化
的实验,是在制度中体验忘却的一课,把自己原有的模式打破,试图
更多地理解新一代大学生的思维习惯,提供一个独特的空间让这些新
的天才们成长。我们不准备去教,而希望去学习,学习他们从校外的
非正式学习中获得的那些新鲜知识。虽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相信学生会带来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东西。也可能什么都没有,我们也无法
排除失败的可能性。
当时,我是杜克大学跨学科研究专业的副教务长,一个相当于在
企业中负责研究和开发工作的职位。我是负责iPod实验的人之一,我
们的任务是找到iPod最有意思的运作形式。2
我们的本意是想稍微挑战
一下传统高等教育的某些假定,但没有想到这个行为会引起如此的群
情激愤。我们以为教育者同行只会皱皱眉头,但没有想到这个新教育
举措成了《新闻周刊》的封面新闻!通常教育新闻能登上刊物封面,往往是因为我们又在哪个脑力竞赛中落后。这可是《新闻周刊》的封
面啊!像苏格拉底在雅典被定下的罪名一样,大众媒体认为杜克大学
在误导年轻人,通过一个白色、轻薄的塑料玩意儿将年轻人引向歧
途。
在这个iPod实验中,我们把传统模式下老师和学生的角色颠倒过
来了,而这恰好是传统教育的最根本原则:一种基于资格的等级划
分。在自上而下的专家知识体系中,权威原则是正式教育的基础,从
幼儿园的游乐场到研究生的课堂中均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公
共大学教育系统迅速扩张,一张大学的文凭是找到好工作、变成白领
的敲门砖。未能从高中毕业、缺少大学文凭被认为是失败的,教育的
目标是防止这种失败的结果出现。在一些城市里,教育的竞争从选择
幼儿园就开始了。
对年轻人来说,想要进入精英的私立大学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进入
特定的轨道。首先要进入最好的幼儿园,这样才能进入最好的初级学
校,再进入顶尖的寄宿学校,你才可能在常春藤学校或斯坦福大学和
杜克大学这样的精英私立大学的申请中具有竞争优势。另外一个途径
是在公立学校系统,把全部的时间都投入学习中,每年的考试都得到A
或A+的成绩,选择最难的课程,考试成绩获得满分,在课外做大量的
练习题。这些学生把整个人生中都集中于教育上的成就。3
我们很好
奇,如果给他们提供机会不走这些常规路线,这些聪明的年轻人会怎
么做。
在科技领域,众包(crowdsouring)指的是邀请一群人来解决一
个问题。我们在2003年进行iPod实验时,还没有“众包”这个说法。
它是《连线》杂志的记者杰夫·豪(Jeff Howe)于2006年创造的,用
来指那些广泛的互联网合作行为,通过在论坛上公开发帖寻求帮助,以完成一些任务,从写代码,如开源浏览器火狐的开发,到设计商
标,如花了6美元的推特(Twitter)的“小鸟”图标。4?众包的三原则?
众包是将任务外包给一群人,而且当你发现这群人
符合三个非等级的原则时,这种方式最有效。
第一,也是众包的最基本原则,是差异和多样性,而不是专业知识和同一性解决了问题;第二,如果你对
结果有预期,并试图强制解决问题,这将会限制参与
者,因此也降低了成功的可能性;第三,最受到问题困
扰的群体应该在解决该问题的过程中发挥首要作用。
在iPod实验中,我们把数字时代进行教育创新的任务众包给了新
入学的学生。我们在走路中学步。众包与依赖于资质认证和依赖于自
上而下的专家知识很不一样。众包是对专家知识的怀疑,因为越是专
家,则越可能在对问题的知觉上受到限制,更别说回答。正式的教育
通常是教在注意分配中事物的等级排序,而众包则假定没有任何个人
比群体的智慧更加突出。不管一个人是多么专业,也不管他有多么聪
明,都可以通过在团队中共享观点和协同工作来提高和学习。
设备准备就绪,我们决定把教育实验向前推进一步。给新生免费
提供iPod后,许多二年级及高年级的学生表达了他们的愤怒:他们也
交纳了高昂的学费!所以我们向他们解释,任何在校生都可以免费得
到iPod,前提是他们可以说服教授,让教授向学校申请在课堂上使用
iPod,并且想出一个可以在课上使用的教育应用软件。
这一招是不是听起来很狡猾?我们绝对没有预期过这一步。但一
旦高年级的学生也想要iPod,一旦他们开始怀着妒忌进行猛烈抗议,这些iPod的价值也似乎一下增加了三四倍。
如果说“iPod上的莎士比亚”是一个嘲笑的开始,那现在才是反
讽的高潮:一年之内,我们在48门课上给学生提供的iPod数量超过了
我们无条件发给1 650名新生的数量。
这个数字本身就足以说明我们的计划是正确的,但还不止如此。
从这个项目中真正挖掘出来的宝藏是学生们的创新。学生与教授一起
开发出了非常多的教育应用软件,比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所有人所想
象的还要多。此项目之后,人们评论说史蒂夫·乔布斯非常精明,因
为苹果的数字校园计划是非常成功的研究与开发计划,苹果公司是大
赢家。苹果公司现在就有了一个活跃的实验室,里面的学生不断地为
它创造新的应用。将iPod作为一个潜在的学习工具也赢得了非常多的公众关注,美
国的青少年应该感谢我们,让他们有更好的理由要求父母购买iPod。
在iPod实验的第一年,杜克大学的学生们想到了几十种新的学习方
式。最常见的是下载与他们课程相关的音频文件,这些资料可能是物
理学家或诗人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讲、麦卡锡听证会、著名的案例、国
会辩论或是由T. S. 艾略特(T. S. Eliot)、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和托马斯·爱迪生朗诵的著名儿歌《玛丽有只小羔羊》,这首儿歌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录制下来的声音之一。很快,学生们发现
他们也可以把上课内容录制下来,有空的时候听。从西班牙语入门到
爵士乐入门再到有机化学的课,都可以录制在iPod上,在任何地方都
可以播放。你不用再去图书馆或语言教室学习。你可以在公交车、体
育馆或跑步的时候听你的作业讲解,大家都这么做!由于使用了
iPod,声音材料一下子在我们传统的以教材等视觉教具为主的教室文
化中起到了新的作用。
这种靠听觉方式的学习在20世纪80年代新技术的浪潮下,随着索
尼随身听的出现已经具有了可能性。但是随身听依赖于广播和磁带而
不是网络,它没有网络这种无限量的可下载的信息。
学生们比我们更早知道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相互联结的。在一个
由网络联结而成的世界中长大的学生们,深深地为iPod用于“集
体”学习的各种方式所吸引。他们将iPod变成了一种我们想象不到的
社交媒体和学习网络。
在环境学院,受玛丽·林恩·米兰达教授(Marie Lynn
Miranda)的鼓励,某个年级的学生就当地住宅和学校的铅涂料问题采
访了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些家庭。每个学生都把他们每天的采访结果上
传到课堂的网站上,其他学生都可以下载和评论这些采访。在课程结
束的时候,他们把采访整合起来,进行数字编辑后,创建了一个音频
文件在当地广播及整个网络上播放。5
一些医学生意识到,虽然有异常心律的声音库,但没法在现实的
体检中使用到这些资料。他们想到一个方法,把听诊器一端放进一只
耳朵,使用简单的信号跟踪技术来将他们从患者胸口听到与已经编录
好的心律进行匹配。这个原则应用的价值显而易见,很快在北卡罗来
纳州农村地区和在非洲学习医学和护理专业的学生们就用上了这种技
术来辅助诊断。玛莎·亚当斯博士(Martha Adams)是杜克大学医学
院的高级行政人员,她意识到了这种技术对医学研究所产生的革命性
作用:它可以让不在研究中心的人们获得最新的医学研究成果,也可
以让医生们远程报告他们在所属社区遇到的健康问题,这对于促进医学研究来说是双向的。很快,她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一起,开始进
行一个全美范围的iPod创新行动。同样,来自多方的注意又一次聚焦
在这个项目上,不仅聚焦于结果,也聚焦于过程和互动,这种促进也
是双向的。
在音乐系,作曲的学生们把曲目上传到iPod上,同学就可以听到
并点评。音乐表演的学生在合奏、合唱或者交响乐中加入他们的声音
或者乐器表演,就可以听到自己在一个著名交响乐团的长笛演奏部分
作为首席时的声音效果。
工程系的学生们则有一个实践的空间来拆解和组装iPod,以学习
苹果公司从计算机代码到iPod原装白色塑料外壳的物理特征等一切细
节。他们开始探索应用软件,在苹果公司没有给出专属代码的情况下
开发出了可以添加到iPod软件库里的应用程序。换句话说,iPod可能
还是原来的iPod,但是它已经变化,因为增加了一些由用户发展出来
的特征和功能,而拥有了新的能力。对于我们来说,这是观念上的突
破:一个商业的产品也可以被用户个性化,将互联网无限变化的开源
特征拓展到更加固定的、有限的产品使用之中,混合了新旧两种观
念。
在我们实验的第一年末,我们将iPod从一个音乐设备转化成了一
个互动广播设备,杜克大学成为这项新计划中的一部分。2005年,我
们很自豪地举办了世界上第一个学术的“播客”(Podcasting)会
议。我最近看到我们当时的会议宣言,看到标在“播客”一词后的那
些问号,觉得很好笑。当时没有人知道如何称呼这种把课堂录音上传
到网站以供全世界人下载的现象。用iPod听莎士比亚?当然没问题。
在杜克大学讲授的莎士比亚课程可以在曼谷或巴西利亚的公交车上听
到。现在听起来这些都不算什么,但很难想象,在互联网时代之前,在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出现之前,在个人博客和脸书(Facebook)
出现之前,在视频网站被发明之前会有“广播你自己”这样的口号。
第一次播客会议就座无虚席。会议由我带头的第一个项目所资
助,叫作信息科学与信息研究项目(Information Science +
Information Studies,简称ISIS)。在这个项目中,艺术家、计算机
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工程师等,每个人都处在新角色和原专业之
间。许多媒体汇聚在礼堂中,来见证这个跨工程、医学和应用科学等
学科的时刻。在很短的时期内,人们的疑问从“怎么会有人认为这个
设备对学习有用”,变成了“这个设备促进了复杂的学术研究,可能
让学习对世界上的每个人来说都是可能的,而且是免费的”。播客的概念性突破已经达成。虽然购买这些iPod价格不菲,但其
结果是让杜克大学及杜克大学以外的教育产生了革命性变化,而我们
的目的就是想让人们能以前所未有的廉价方式获得信息。只需要少量
的花费,你就可以把你在任何地方听到的任何东西都广播出去,你也
可以下载来自全世界的东西。这些内容不是由专业人士制作的,而是
任何人都可以上传,,也可以进行混合创作后再次上传。当
我们开始iPod实验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2007年出现的iTunes U上
面会有超过350 000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学、图书馆和博物馆所提供的
课程和其他教学音频、视频文件,这些文件都可以。
杜克大学一向被认为是可以为这种“轻率行为”买单的“有钱的
优等学府”,但是将知识民主化并非轻率的举动。当我们发现定制一
台个性化的移动设备实际上等同于定制一台不算昂贵的电脑时,这种
意义尤其突显。2008年的秋天,在杜克大学实验几年后,北卡罗来纳
州教堂山(Chapel Hill)附近的卡勃罗斯中学(Culbreth Middle
School)的一群教员和学生开始了他们自己的iPod项目。他们使用
iPod而不是传统的笔记本电脑,是因为iPod具备“便携性及获得信息
和应用程序的快捷性”。6
2010年1月,在海地发生灾难性的地震后,七年级学生使用iPod上的各种功能来获取最近的消息。他们使用iPod
来测量地震的等级和收集相关的信息,包括人口数据、人道主义援助
信息的更新、海地当地的新闻播客、海地文化和政策知识等。还用
iPod来进行克里奥尔语的翻译。这些学生甚至可以与一个在海地受到
重伤的研究生随时保持联系。他们使用iPod来获得远方的灾难信息,并根据他们收集的信息制作自己的播客。这个实验无疑证明,如果紧
急事件发生在附近,学生可能会利用自己的新知识进行救灾和募捐。
iPod实验不仅是一项技术投资,还是一种对有关新形式注意力的
投资。它不是让学生总是向前冲,从更高水平的人那里学习并记住一
些特定的知识,或接受已经预先决定的知识并消极地吸收,而是对学
生主导的好奇心的投资,这种好奇心不是乏味的白色塑料,而是由互
动、众包、个性化学习和解决问题的驱动力所催生出的自然本性。我
们最大的野心,就是希望改变远在20世纪课堂上形成的注意力的单向
模式。7
iPod实验是一个开始,开始寻找数字时代中校园教育的学习范
式。正如我们看到的,在婴儿与那些影响他生活的人进行的不断互动
中,他建立起了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与此同时还有神经通路的
削减和塑造。iPod实验承认了大脑是一个互动的结构,它在复杂互动
的世界中选择、重复和映射。实验也表明,万维网已经改变了新一代学生非正式学习的模式。这个实验试图将新的注意力科学与新的数字
技术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是数字时代所需要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实
验本身也是这种结合的产物。
我不准备争论这种在网络中互动式的任务是否要比传统校园教育
中主导的接受模式更好。“好”或“差”对于我来说没有太大的意
义。但两种教育方式的差异是存在的,这种差异就是注意对象不同。
当我们在网络中遨游,点击鼠标浏览网页时,跟我们在看电视、电影
或读书时集中注意力的方式不一样。不可否认,当我们把自己和世界
联结起来的时候,需要发挥想象力。我们从一个网页跳到另一个有意
思且吸引注意的网页时,需要一种不同的注意方式。我们不需要区
分“好”和“差”,因为两者都有,两者都可以引起非常丰富和活跃
的认知活动。浏览网页体验的这种新颖之处也在iPod实验中引起了我
们的兴趣。2003年,教育者们已经知道如何去挖掘传统媒体的潜力,但我们还没有搞清楚如何来控制这批生长在网络时代的学生所形成的
新型注意模式。网络中的内容并不总是遵循一个清晰、线性的路径,不可能沿着一条中规中矩的路一直从头走到尾。
我们大部分人所经历的校园教育和印象中的教室是基于专业知
识、具体化和等级制度构建而成的。这种教育可以让人们在20世纪通
向成功,因为那时专业知识、具体分工和等级非常有用。但在信息时
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此时,重要的东西已经变得不同。这是一
个充满了社交网络、众包、个性化和用户创造内容的世界,一个随时
可以在互联网上搜索和浏览信息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最大的百科
全书不是由专家撰写而是由全世界志愿者编写,第二流行的火狐浏览
器由用户共同开发,世界上最大的在线多角色游戏《魔兽世界》每个
月有超过1 100万的用户注册,各类社交网站风靡全球。那么,面对这
样一个新世界,我们需要什么形式的教育?
另一种问这个问题的方式是:我们如何改造21世纪的课堂,将数
字化的好处转化为教育的优势?
iPod的实验是一个开始,但是要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到底有
多大,先得了解过去的价值观是如何把学校塑造成今天的样子的。
伊卡博德·克兰复活了!你是否记得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的那个经典故事
《沉睡谷传奇》(The Legend of Sleepy Hollow)?它完成于1820
年,故事内容是对傲慢自大的小学老师伊卡博德·克兰(Ichabod
Crane)的讽刺。克兰是一个懦弱、愚蠢和自满的学究,对自己传播知
识的角色非常有信心。他知道什么是知识而什么不是,也知道应该要
给学生灌输哪些知识,并对他们进行考试以确保学有所成。如果你蒙
上克兰的眼睛,让他转几圈,然后把他带到21世纪的课堂上,他可能
会因为电器而困惑、被移动的图像吓倒,对电脑和手机充满不解,但
是他应该知道他的立场——他一直以来的立场。
一旦我们对比从沉睡谷的马车时代到如今世界的变化之大和美国
传统课堂上所发生的变化之小,就会被两种变化的差异所震惊。2010
年3月,全美州长协会(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和全美州
立学校校长协会(Council of Chief State School Officers)甚至
呼吁“彻底推广新教育标准,让全美国的学生都使用相同的数学和英
语教材,参加同样的考试,替代州和地区的教育系统,以此来提高全
国学生的成绩”。8
伊卡博德·克兰复活了!
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在美国历史上,科技、工业发生巨大
革新的时代,也是教育领域发生剧变的时代。在我们的时代发生了什
么?似乎我们不是在教育学生为未来做准备,而是决心让他们为过去
而准备。
本质上,当前呼吁全美统一教育标准的热情是对1787年开始的教
育传统的回归。1787年,美国宪法出台。随后,技术开始改变世界。
在签署宪法的时代,新发明的蒸汽动力印刷技术与机器制造的墨水和
纸张,共同构成了大量生产廉价印刷书籍和报纸的条件,人类历史上
首次把印刷技术普及到了中层阶级的读者。新产生的可流通传播的图
书馆机制让贫穷的工人也能够阅读。书籍、报纸发行量激增,变得随
处可见。这种情况发生在美国公共教育和全美国标准诞生的时候,用
来满足当时的美国政府,它需要消息灵通的公民和使报纸书籍广泛传
播的印刷技术。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也支持这种全国性的标
准,他认为当时的美国需要进行一场“反对无知”的运动。9
1791年,当《权利法案》纳入美国宪法时,7个州对公共教育做出了规定。尽管
那时在美国还没有“教育系统”这样的机构。教育工作主要是由地
方、区域和州的私立机构来管理,多是一些宗教机构。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教育政策由各州控制,但具体工作只受到地方和区域
的学校委员会和其他非中心化机构的监管。
霍勒斯·曼(Horace Mann)是美国教育改革的伟大先锋。霍勒斯
是农民的儿子,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坚持接受教育,他用草编织物赚钱
交小学学费,而每学期只上6周课,剩下的时间帮家里做农活。霍勒斯
在20岁时考入了布朗大学,3年后作为1819届毕业生代表发表毕业演
讲。此后,霍勒斯致力于创造一所“普通学校”(common school),即1840年前后出现的免费公立学校的前身。
当时,普通学校按照耕作时间来规划学期,这样方便了农村孩子
上学。学校对男孩和女孩同样开放,社会阶级不是障碍。学校由地方
管理,使用当地政府规划的教学大纲和教材配置,现在已经演变成了
由各个州管理教育工作,即使在“全国教育政策”已经采用后,仍然
如此。
实施义务教育的美国公立学校在19世纪后半叶发展起来,并作为
美国工业化进程的一部分在20世纪初达到顶峰。公立学校教育被看作
新城市化的工厂培训工人最有效的方式。教他们控制机器,让他们适
应机械化、程序化的工厂劳动,都是20世纪教育的主要目标。教育的
目的是把没有技术的工人培训成为具备专注力可以完成工作任务的技
术工人,而学校正是训练规则和完成统一的地方。所有儿童在相同的
年龄入学,通过非常细致的分级体系,针对标准化的教学大纲进行系
统化的考试,不同的科目分不同时间段来教授。这种方式或多或少地
模仿了工厂流水线上工人的分工及各部门间的劳动分工。
许多在今天公立教育中常见的特征最初是为了满足19世纪后半叶
迅速发展的新工业模式的需要。机器需要按流程运转,流水线需要工
人精确和有效的操作,学校开始非常强调时间和时效性。教学大纲的
导向也要集中于一个任务,包括精通具体课程要求学习的东西。“效
率”成了流行词,在工厂和学校里均是如此。学会根据要求分配注意
力是非常重要的,往往是通过死记硬背和对事实的掌握来达到。学校
甚至想出了快速问答的形式进行训练,例如拼写比赛或数学比赛。这
是一种新的技能,与基于苏格拉底式的精英问答模式不同,与农业生
产中找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也与学徒式中师傅对徒弟的模
仿进行指导不同。流水线则更加要求整齐划一并且受到限制。不管一
个人的理由多么充分,他的延迟都会影响整条流水线上其他所有人的
工作效率。对孩子强制性的义务教育被视作一种教授基本知识,包括
关于任务、义务、等级和计划的基本知识的方式。学校的铃声变成了
工业时代公共教育的一个标志。10专业化也是如此。由于流水线的出现,工作被细分。每个工人不
需要完成整个工作而只是其中一个具体的任务,然后把任务传递给下
一个人,再到下一个,直到流水线结束。对劳动效率的推崇代替了对
产品艺术性的推崇,人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个体对工业生产过程
做出贡献时的速度和正确率上。集中于某个任务的注意模式成了理想
的注意模式,与先前农民骑马扫视自己的农田,以找出需要照料的土
地所需要的注意模式非常不同。
到1900年,美国州立和美国地区公立学校代替了地方经营的学
校。到1918年,美国各州都立法强制人人必须完成小学阶段的教育。
但美国公立学校系统对天主教会做出了一些让步,允许他们可以创建
独立于公立教育之外的教会学校系统,但需要符合各州的教育规定。
现在的教会学校就是从那时候延续下来的。
在20世纪的前60年里,随着美国的世界地位不断上升,教育的论
调也随之变化,更加着重强调培养领袖。19世纪的普通学校关注初等
教育,20世纪的学校则更关注高中教育,包括提高毕业率。1900年,大约15%的美国人有高中文凭,到195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50%。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高中和高等教育都迅速扩张,在1957年这种
扩张更因受到刺激而加剧,因为当时苏联人成功发射了第一颗可以绕
地球运行的人造卫星,即史普尼克号卫星。随着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
在科学方面的竞争日渐激烈,政治领导人越来越重视国民的受教育水
平。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增长就是由教育
的扩张所推动的。
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的院长罗伯特·舒华兹(Robert
Schwartz)指出,在20世纪最后25年里,从美国独立战争以来的教育
普及模式发生了改变。11
自1975年起,美国人的受教育程度呈平稳甚至
略有下降的趋势,但市场却急需由高等教育所培养的具有探索性、创
新性的解决问题的人才。那时,我们第一次发现教育系统面对社会需
求时的疲软。
20世纪60年代,在高中毕业生占成人比例这一指标上,美国排名
世界第一。但在200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调查的30个国
家里,美国排名第13位。相反,韩国则从第27位上升到第1位。
最让人担心的是从1995年到2 ......
作者授权湛庐文化(Cheers Publishing)作中国大陆(地区)电子版
发行(限简体中文)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名:重新认识学习
著者:凯茜·戴维森
电子书定价:71.99元
Now You See It by Cathy N. Davidson.
Copyright ? 2011 by Cathy N. Davidson凯茜·戴维森
Cathy Davidson国际知名跨学科研究专家
终身教育创新者和推动者
儿时的戴维森被父母、老师们评价为一个“倔”孩子。她在上小
学之前,就可以心算出二元方程,却不会数数;上小学四年级时,虽
然参加数学比赛成绩优异,却总因为背不出乘法表而在放学后被老师
留校罚抄乘法表;她喜欢精读大部头纯文字图书,却没法大声地读出
任何内容,而且难以理解图画书。直到27岁时,已经成为密歇根州立
大学教授的戴维森偶然参加了一次心理测试,才知道自己的情况属
于“具有注意缺失倾向的严重阅读障碍”。
但“注意缺失倾向”并没成为戴维森的阻碍,反而让她更加擅长
多任务操作、跨领域研究,成为一位以跨学科研究而闻名的教育家。
2016年,戴维森因其在创新教育领域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巨大贡献,被
美国新高校联盟授予博耶奖。卫斯理大学校长迈克尔·罗斯(Michael
S. Roth)曾在《华盛顿邮报》对新教育的评论中,将她与著名教育家
约翰·杜威(John Dewey)相提并论。测一测 关于学习,你了解多少?
1. 我们学习时的注意模式受哪些因素影响?(多选)
A. 文化价值体系。
B. 父母和老师的行为模式。
C. 先天因素和环境因素的互动。
D. 视觉神经发育程度。
2. 为何人类比其他物种的学习能力更强?(多选)
A. 人类拥有语言。
B. 人类会使用工具。
C. 人类能通过示范教学和复杂的互动式共情方式来观察和纠正自
己的行为。
D. 人类大脑具有更强的神经可塑性。
3. 游戏的学习方式能让我们收获什么?(多选)
A. 更丰富的知识。
B. 获胜的方式。
C. 适应未来变化的能力。
D. 沉迷于游戏,影响学习。
4. 哪些属于适应未来的学习思维?(多选)
A. 忘却过去的实践和习惯,重新组合注意力。
B. 个体以兴趣为纽带与更多的人交流,在去中心化的同时通过网
络相互联结。
C. 加强全方位的创造性思考。
D. 通过评估将知识应用到新情境中的能力来评估学习效果。扫码下载“湛庐阅读”App,搜索“重新认识学习”,获取答案。引言
看不见的大猩猩
五六年前,我参加了一个关于注意研究的讲座。在讲座上,一位
来自医学院的哲学家向我们介绍了注意盲视(attention blindness)
的现象,它指的是我们大脑的一个基本特征:当我们专注于某个任务
时,会忽略其他事物。1
为了让我们看到被我们忽略的事物,老师决定
让我们现场体验一下注意盲视。
老师先让我们观看一段视频。视频里有6个人在相互传篮球,其中
3个人穿着白色的T恤,另外3个人穿着黑色的T恤。我们的任务是追踪3
个穿白色T恤的人之间的传球次数。虽然现在这个视频已经非常有名
了,并且经常出现在搞怪电视节目中,但在参加这场讲座之前,我从
来没有看过这个视频。视频开始播放后,在座所有人都开始认真地计
数。
这里的“所有人”并不包括我。因为我有阅读障碍,当我看到那
个带着雪花点的视频里有几个人漫无目的地来回传球时,我没法追踪
他们的动作,所以就索性发呆了。但是在视频大约播放到第30秒时,视频画面激发了我的好奇心:一只“大猩猩”跑到几个传球的人中
间。在人们传球的时候,“它”盯着镜头看,拍打胸脯,然后大步走
掉。
视频结束后,教授问大家:“有多少人数到了至少12次传
球?”所有人都举起了手。然后他又依次问道:“多少人数到了13
次、14次以及完美的15次?”最后,他问:“谁看到大猩猩了?”
我举起手来,却惊奇地发现我是我们这排唯一一个举手的人,也
是整个房间仅有的三四个举手的人之一。身边其他人脸上写满了疑
问:大猩猩?什么大猩猩?还有人不满地嘀咕着他们被骗了。教授没
有直接解答这些疑问,而是重播视频。这一次,大家都看到了“大猩
猩”。
教授确实捉弄了观众一把,让观众困在了自己的注意盲视之中,并以此来开始他的讲座。在观看视频的过程中的确存在小把戏,但让
这个小把戏生效的真正原因却不是教授本人,而是由于观众沉浸在计数任务中,从而忽略了出现在舞台正中间的“大猩猩”。在这个需要
集中注意力的简单实验中,是人们的心理机制欺骗了他们。
我没有被骗,我看见了那只大猩猩,但这不是因为我的注意力比
其他人好。后来我做过一系列的注意力测试,知道自己集中注意的能
力并不出众,之所以能看到“大猩猩”是由于我压根儿没有专注于对
传球进行计数。人类的视觉皮层就是这么工作的:我们以为自己看见
了整个世界,但实际上只看到了特定的一部分。对于许多神经科学家
来说,大猩猩实验传递出了一个警示:我们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聪
明。2
注意盲视带来的机遇
我写作本书的念头就是在听讲座的那一天产生的。注意盲视是大
脑工作的根本原则,同时我也相信它给我们带来了绝佳的机会。我的
视角与神经科学家们不同:当他们看到个体的缺点时,我看到的是合
作的机会。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在筛选信息,但筛选的标准各不相同,这就意味着我们漏掉的信息不同。如果一些人能够准确地数出传球的
次数,而另一些人看到大猩猩,那将我们所看到的信息整合起来就可
以得到全部的信息,这一总结意义非凡。从这个角度来看,大猩猩实
验不仅是一堂生动的关于大脑的生物学课,也是一项让我们在纷繁世
界中保持活力的伟大计划。
如果不将注意力集中在某点,这个世界将是一片混沌,因为我们
要看、要听和要理解的东西太多了。集中注意力让我们可以深入地加
工那些被认为最有用的信息。专注意味着选择,它给我们留下一些盲
点,需要我们使用其他方法来处理。幸运的是,人类处在交互性强的
数字时代,我们有工具来处理不同形式的注意力并对其加以利用。
但在利用不同形式的注意力之前,有一步非常重要。如果不跨出
这一步,我们将永远无法充分利用互动的网络世界带来的好处。我们
全神贯注地去做一件事就意味着忽略了注意之外的其他事物——包括
大猩猩,但要承认这一点并不容易。对于一个理性、有才能和自信的
人来说,很难认识到那些让我们成功的关键因素也正是限制我们的因
素。这个因素就是能够精确指出并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在学
校及社会中经过长期磨炼所获得的。几百年来,我们被训练用某种个
性化、有目的的方式去看这个世界。但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这种方式也会让我们把其他信息都排除在外。我们很难相信自己的眼睛竟然
没有看到全部可以看见的东西。
我们要承认注意盲视的存在,承认在每次任务中,要么数不清楚
传球的次数,要么就看不见大猩猩。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同时完成两个
任务。
一个精巧的认知实验就像魔术大师的一场精彩演出,让我们看到
了平时不可能看到的东西,帮助我们相信一些在其他情况下不会接受
的事实,让我们了解大脑工作方式的奇特和不完美之处,这也正是科
学实验与魔术的关键区别。科学家不会为了捉弄人们、引起人们震惊
或逗他人开心而设计实验。他们设计实验的目的是加深对人类行为方
式的理解。
当年轻的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克里斯托弗·查布里斯(Christopher
Chabris)和丹尼尔·西蒙斯(Daniel Simons)刚开始他们的研究项
目时,他们首先进行了这个现在已经非常著名的大猩猩实验,后来它
被称为“看不见的大猩猩”实验(1)。3
1999年,查布里斯和西蒙斯想用一种有力的方式来证明注意力的
选择性原则。虽然早在1970年就有人提出这个原则,但是那时的人们
拒不相信。4
当时正好他们楼下的同事在进行与恐惧相关的研究,因而
置办了一件大猩猩外套。于是,就有了这个在认知心理学史上留名的
实验。
在正常的测试条件下,大约有50%的被试忽略了这只大猩猩。当有
同伴在场的压力时,这个数字会更大。在伦敦的一次现场互动实验
中,400名大学生被安置在一个大礼堂中参与这个实验,只有10%的被
试发现了大猩猩。5
在我参加的那个讲座上,并没有人来对人数进行精
确统计,但现场发现大猩猩的人数比例似乎比伦敦的现场实验更低。
讲座中只有这么少的人看到大猩猩,最可能的原因是:学术界的人更
擅长专注。这正是大猩猩实验让他们不快的一点:你越专注,越会忽
略其他事情。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实验,一男一女表演一个常见的扑克牌魔
术。男士把一副牌呈扇形铺开在女士面前,让她随便抽选一张,然后
将这张牌展示给观众,再将它放回到那副牌里。正如我们所料,男士
可以神奇地选出女士之前抽选的牌。6
随后,这位男士向大家揭示了魔
术的秘密:当观众盯着看女士手中的牌时,他换了一副不同颜色的
牌,所以把那张女士抽选的牌放回去后,他可以一下就发现那张牌。
但这只是魔术的开始,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那副牌上时,视频中的男士和女士换了不同的衣服,视频的背景颜色发生了改变,放牌的桌布
也换了颜色。在这些变化发生的同时,还有一个穿着大猩猩衣服的人
坐到了舞台上,他们借此向“看不见的大猩猩”致敬。
我所知道的最吓人的注意盲视实验是航空飞行员的一种训练。学
员们使用一个飞行模拟器进行着陆测试,他们被告知在狭窄跑道上的
着陆表现会决定他们的成绩。这些学员必须了解一系列关于大气的变
量,如风速等。但在学员们突破了无数障碍,眼看就要着陆的时候,模拟器上显示,在跑道的中央横着一架大型商用机。学员们把注意力
全放在将飞机停靠在正确的位置上,只有一半学员发现那架商用机停
在了错误的位置。当他们回看模拟器视频时才发现,自己把飞机停在
了商用机上面。这是通过模拟器学习到的重要一课。7
注意盲视在我们作为个体所参与的一切活动中都起着关键作用,它不仅关系到我们在团队中如何工作,还影响到我们在机构中、课堂
上、工作时以及自我评估中更看重什么。在我们与物体(如车钥匙或
屏幕)进行互动时,注意盲视起着重要作用;在我们评估儿童、残障
人士或其他群体,甚至自己年老时的能力时,注意盲视也在作怪,导
致我们评价偏低;在家庭或工作中的人际交往中,在不同文化之间的
交流中,注意盲视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过去的10多年里,我一直在探索注意盲视的有效利用方式,使我
们都能获得成功的机遇。由于注意盲视的存在,我们在处理重要问题
时通常会卡在一个死角,这往往不是由于某一方是错的,而是双方在
自己的角度上都是对的,却都无法看到对方所看到的东西。双方都在
自己的立场上变得越来越极端,就很容易引起彼此的误解。在正常条
件下,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视角是什么。2010年夏,英国石油公司深
海地平线号(Deepwater Horizon)钻井平台爆炸,导致500万加仑原
油涌入墨西哥湾。从这一事件后的各方争议可以看到注意盲视的存
在。一些人看到了这次事件对环境的影响,因此呼吁永久性禁止所有
的海上石油开采。而当美国总统宣布暂停开采6个月以调查灾难的原因
时,另一些人则为那些失去工作的石油工人而抗议。在这次争议中,双方都无法从对方的视角看待问题。
但我们不必非得站在对立的立场,如果我们学会分享自己所看到
的,则双方都可以看到问题的全部。我们需要寻找一种方法,让大脑
摆脱只能专注于一面的限制,这种限制在大猩猩实验中被揭示得很清
楚。只要通过正确的方法进行练习,我们就可以习得那些被注意盲视
所限制的能力。既然注意模式最初是习得的,我们用特定方式来看世界的模式也是习得的,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打破这些模式。一旦打破了
这些模式,我们就可以自由地学习那些帮助我们通往成功的新方法。
那么,学习集中注意力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没有人天生就
知道如何保持专注或者把注意力集中在什么地方。任何事物都可以引
起婴儿的兴趣,他们无法区分某些东西比其他东西更值得注意。但他
们最终还是学会了如何保持专注,因为从出生之日起,大人就开始教
他们什么是人们认为值得关注的。摇铃能够在婴儿出生的第一周吸引
他们的注意力,但是在他们出生20周或50周后,就变得没那么有吸引
力了。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摇铃并非特别重要或者值得注意的东西。事
实上,我们对新事物的认知过程均是如此。学习的过程就是不断打破
旧模式,用新模式来替代旧模式,然后不断重复的过程。
注意模式的全新理念
本书将通过一个个积极、真实、充满希望的故事来体现注意力在
数字时代的重要意义。本书整合了脑科学、教育学和心理学,以寻找
最佳的方式来学习和应对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它讲述了前沿教育者
如何使用游戏和其他集体合作的方式来改变儿童学习;还突出强调了
成功的创新者们如何无视陈旧的商业模式,最大程度地利用这个崭新
的、相互联结的新世界所带来的差异和无时不在的干扰。
现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这些经验。因为注意盲视,我们把
教育机构和工作场所的存在意义看作是“教学”和“工作”。我们对
孩子教育及自己工作的焦虑,正是由于我们生活的时代和过去120多年
来所建立起的美式教育及工作制度已不匹配。20世纪让我们学会了一
件一件地完成任务是成功之道,教育和职场的设计强化了我们去注意
常规和系统的任务的意识,而这些任务是需要我们去完成的。专注于
任务是工业劳动管理的核心,从流水线生产到现代化的办公室,从小
学到研究生的教育哲学,均以此为核心。设定明确的目标是成功的关
键。但是有明确的目标就意味着我们会不断地忽略“大猩猩”。
在本书中,我提倡一种不同的“看”的方式,一种基于多任务处
理模式的注意方法。它并非指全部都看见,而是将任务的不同部分分
配给该任务的不同合作者。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是全新的理念。多
任务处理是21世纪最理想的注意模式,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信息超负
载,还因为数字时代信息的传播方式已与之前那种以一个节点为中心
传播的方式不同。在互联网上,每个信息都与其他信息相关联,且所有这些信息都是可以随时获取的。互联网使各个网络相互联结,几十
亿的电脑和电缆为我们提供了在线交流的基础设施。万维网(World
Wide Web)则代表了互联网的最高水平,所有信息都通过互联网传
递,而无须通过任何中央传递点,也不需要中央广播系统的管理。8
互联网和万维网都没有中央、权威或等级,甚至连过滤器也没
有,因此互联网有极大程度的自由,也存在巨大的风险。观看电视节
目可能需要持续保持专注,但在互联网上,我们无须在从节目开始到
结束的60分钟内始终都将注意力保持在该节目上。如果我们在浏览过
程中点开一个链接,则马上就进入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在互联
网里没有指南,也几乎没有分界,每个网页都和其他网页相互联结,每个网络都是其他网络的一个节点,它们都只是巨大网络世界中的一
小部分。眨眼之间,那些看起来不太重要甚至看不见的信息突然出现
在最重要的位置。到处都是“大猩猩”!
不管你是否乐意,所有人都相互联结在一起。人们不再生活在一
个“我们”对“他们”的世界中,因为“他们”的命运和“我们”的
命运是相互依存的。人类互相交织,难以分离。这个事实积极的另一
面就在于,我们有无数的机会来将这种联结转化为生产力。互联网所
赋予的交流方式,正是我们在这个多样和相互联结的世界里生存所需
要的工具。
统计数据表明,2000—2010年的10年间,美国人发送的电子邮件
从每天120亿封增长到2470亿封,短信从每天40万条增加到每天45亿
条,在线时间从每周2.7小时增加到每周18小时。从这些信息量及这些
信息占用的时间上来看,这种变化是非常惊人的。9
如果有人认为曾经
的生活平静安稳、波澜不惊,那只能说他带着20世纪典型的狭隘视角
看问题,他眼中的世界并不真实。如果你因为信息过度、无法掌控而
备感受挫,那可能是由于你已经注意到21世纪多样世界里的特殊问
题,但仍然在用20世纪那种个人主义、产品导向和特定任务的思维来
处理问题。所以我们因多重任务和注意力分配而困惑也就不足为奇
了。因为你不可能用20世纪的工具来完成21世纪的任务,还想做得很
好。
大猩猩实验为现实生活带来积极的意义:如果注意盲视是人类在
生物学上的特点,正如我们无法飞翔一样,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创造
性的方案来解决问题。我们可能需要一些思索,可能需要对自己的理
性和清高保持谦卑;可能需要改变已经熟悉的20世纪的训练和习惯;
当然,也需要新的工具和正确的伙伴。但一旦我们承认自己正受到习
惯的限制,很快就可以得到一个解决方案。注意盲视与“阅读障碍”标签
我并不是从小就有阅读障碍,是长大后才知道的。在我小时候,对这种不寻常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并没有明确的诊断。我第一次听说自
己的情况可以被称为“具有注意缺失倾向的严重阅读障碍”时,已经
27岁,是一名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在那之前,大人对我的诊断结果
简单之极——“倔”。
某天晚上,一个朋友邀请我去她家吃晚餐。当我走进客厅的时
候,看到她聪明伶俐的女儿,六七岁的样子,正躺在我朋友身边读
书,深蓝色书封面盖在她头上。
“我当年也是这么读书的!”我告诉我朋友。
朋友解释说,她正准备带女儿去参加一些实验性的测试,因为女
儿非常聪明,学业成绩却在班上属于落后水平。于是我决定也跟过去
看看。我在测试室里看到了一些非常神奇的东西,所以也为自己预约
了一个阅读障碍的测试。那个测试是我第一次得满分的标准化测试。
在学校读书时,我可以让每位教我的老师都感到非常受挫。根据
家人的说法,我在上学之前就可以心算出二元方程,却不会数数。有
一年夏天,我因为赢得一次比赛而获得了参加数学夏令营的机会。当
时一起参加夏令营的同学中,有两三个人在青春期尚未开始时就直接
从初中去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我喜欢微积分,却没时间多加练习,记忆中的四年级,每次放学后我都会被留下来在黑板上罚抄乘法表。
我的阅读和写作也不太好。但我喜欢精读大部头的书,里面整页
整页地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字,我反而觉得带有图画的书就非常难以理
解。我也不能大声地读出任何东西,现在仍然这样。不幸的是,我大
学所学的专业通常需要使用长句、难句写下整个演讲,还得站起来逐
词地向观众念出来。我尽力避免这种情境,实在避不开的时候,通常
我先要把一段文字读15~20遍,直到非常熟悉文字的韵律,以帮助自
己在卡住的时候继续。
由于学习能力障碍的诊断是在我获得博士学位后才出现的,所以
我对这个结果非常放松,只有一种“原来如此”的感觉,并没有因为
被贴上“能力低下”“残疾”“异常”“缺陷”等标签而背负心理负
担。而今天许多学生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包括我那些最聪明的学生。
我无法得知如果当时我身上的标签是“阅读障碍”而不是“倔”,学
校环境是会变得更好还是更差,也无法得知我的职业是否会完全向另一个方向发展。我所知道的是战胜困难、力争胜利、大胆走自己的路
已经成了我的第二天性。如果你告诉一个小孩她很倔的次数够多,她
会开始相信这是事实。如果整个世界都在向你低语“你是个有缺陷的
人”,结果会是什么样呢?
虽然不知道被贴上那种标签生活会变成什么样,但我知道自己并
不孤独。假如你是一位成功的美国企业家,那么你被诊断为学习或者
注意障碍的概率会比普通人群高3倍。10
很巧的是,我朋友的女儿非常优秀,她也获得了博士学位。我觉
得她成功的关键不是那个标签、特殊班级或治疗她注意缺陷的药物,而是因为她有一位不知疲倦地为自己女儿的独特性和重要性而抗争的
母亲。
我永远不会忘记高中的一天。那天校长叫我去他办公室,这次是
告诉我好消息。他收到一封很长的打印信件,寄信人是美国大学入学
考试(ACT)的评分机构。对方告诉校长,他想让校长跟我聊聊并当面
向我说明ACT是一个多选题的考试,在试卷反面作答是违反考试规则的
行为。因为考试时我在试卷反面把所有用词模棱两可的和选项全部不
正确的题目全部罗列出来,而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导致我得了低分。
尽管信件中使用了告诫式和警告式的言辞,但在信件最后对方让校长
告诉我,ACT委员会看了我写的十几条评论,并且发现这些评论全都是
对的。校长曾多次让我去他办公室接受批评,但这次我非常感谢他能
把这封信读给我听。
许多年后,我以本书来报答那个匿名的ACT评分员。我觉得他她
是一位非常好的老师,知道这种写信的方式不但对我,而且对校长来
说都是非常好的一课。
谁会注意试卷反面的东西呢?这样的阅卷老师并不多,但有时正
确的答案就在反面,我们却没有看到。现在我深信大部分时候我们忽
略了写在反面的正确答案。美国许多权威人士认为当前的孩子是“最
弱的一代”,但我相信这一代的孩子们为自己未来所做的准备,比我
们当前制度所给予的帮助更好。当我们不能在当前评价系统中对某种
类型的孩子进行分类时,就可能把他们归为某种“障碍”,却从未想
过这种“障碍”实际上是一个窗口,让人们看到注意盲视将我们限制
在一个并不完好的评价系统里。当用某种标准来衡量他人却不承认这
种标准并不客观,只是建立在关注一些局部价值的基础上时,我们就
面临着忽略个体长处的危险。即使这些长处非常明显,我们就是视而
不见。注意盲视可能产生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远。对一些潜力
无穷的小说家、科学家或者艺术家来说,它不仅意味着巨大的打击,还意味着我们可能失去那些改变整个世界的伟人们——想象一下没有
沃霍尔或者爱因斯坦的世界。
数字时代的生存指南
本书的目标是要成为数字时代的生存指南。本书聚焦于注意力科
学研究,这些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清晰的原则,认清这些原则有助于理
解我们为什么会用现在的方式来行事,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怎样才能
以不同于现在的、更好的方式去学习。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给注意
力带来了独特的挑战,需要去找到新形式的注意力和专注力。新形式
的注意力和专注力对拓展新学习方法及重塑课堂和职场而言至关重
要。
10年间我们的生活已发生了非常惊人的转变。2012年前后的一个
调查显示,84%的受访者表示,如果他们的电脑出现问题他们将无法完
成当天的工作。11
因为我们处在一个转折性的时代,大部分人还没有意识到,我们
的生活由于互联网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我们很难发现过去10多
年来发生的变化,这有点像在贫穷环境中成长的经历:如果身边的每
个人都非常贫穷,你可能不会觉得自己很贫穷。但是如果我们回溯历
史,从人类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待数字时代,就可以发现这是人类历
史上少有的发生连锁式变化的时代:一个地方的变化可以引起其他地
方的一系列变化。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仅在10
年间就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对全球信息的
收集,社交网络和社区的发展与认知,商业活动和商品交换,以及对
什么是“真实”、什么是重要且值得关注的信息的重新解读。
优秀的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将信息时代
带入我们的视野中。他认为,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人类的互动和交流
方式发生根本性、不可逆转变化的次数只有4次。与整个人类历史上的
其他3次剧变比较,数字化的剧变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时期。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信息时代是始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美索不达
米亚时代,它以楔形文字的发明为标志。第二个信息时代是以11世纪
初在中国由毕昇发明,15世纪由谷登堡发扬的活字印刷作为开端。第
三个信息时代则是伴随着大规模的印刷技术和机器生产的纸张和墨水
而来,这些技术使得便宜的书籍、报纸和其他印刷物得以普及,使中下阶层的人们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可以获得这些资料。这次信息时代
始于18世纪末,发生在启蒙时期。接下来就是我们所处的信息时代,是人类交流史上第四个伟大的时期,也是四个信息时代中发展最快和
全球化程度最高的一次。12
想到人类互动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改变就发生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让人感觉有点吃惊,甚至有点羞愧。
在社会互动和交流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我们的注意模式、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学校和职场中最重要的制度却仍然静止不动。但
这也可能并不出人意料。正如互联网分析师克莱·舍基(Clay
Shirky)(2)
所指出的那样:“制度试图保留那些它们能解决的问
题。”13
美国的很多制度看起来像是没有发生过数字革命一样。
先看看美国的幼儿园吧。我的祖母乘着蒸汽机轮船来到这个国
家,我看过她在芝加哥读八年级时的照片,她昂首挺胸、非常自豪,身边是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移民,但她身后的教室看起来非常熟悉。
今天,在任何一个城市的公立学校里,都可以看到祖母照片上那样的
教室。此外,当时教室的许多特征和所学知识都是为了帮助她更好地
适应以制造业为基础的新工业经济时代。众所周知,由于全球化和数
字技术不断发展,当前经济正发生着不可逆转的剧变。假如孩子必须
应对这个新的、全球化的和分布式信息的经济状况,那么在21世纪,我们该如何通过布置教室来给予孩子帮助呢?我们还要继续让孩子使
用那些为他们曾祖父所设计的考试和课堂学习吗?
职场也大致如此,除非你碰巧受雇于著名的谷歌公司总部,在位
于加州山景城(Mountain View)的谷歌科技园工作,否则,你的办公
室会看起来仍然像查尔斯·狄更斯小说里的那样,或者像呆伯特
(Dilbert)漫画(3)
中的那样。小隔间或排列整齐的办公桌是工业时代
办公室的典型特征。可到了21世纪,这样的办公环境还是最有利于高
效工作的那种吗?
是否整个社会都存在着注意盲视?我认为是的。我们似乎正在非
常认真地数着数字时代的“篮球”:因为多任务而烦恼,因为过分分
心而焦虑,因为小孩年幼无知而大怒。我们忽视了场景里的“大猩
猩”。我们错过了信息时代那些有意义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就在我们
生活中非常显眼地存在着,狂野地拍着自己的胸膛。并非我们没有发
现变化。事实上,我们对变化相当着迷。我们需要做的是反思是否应
该革新现有学校和职场的制度,把我们在数字时代成功的机会最大
化。
我们都忙于关注多任务、信息超载、隐私、孩子的上网安全,或
学习使用一个新软件,或试图来验证是否离开了社交应用也可以生活,我们是这么忙,以致都没有时间来反思让机构和制度帮我们为应
对变化而做好充分准备的事。数字时代的特征无处不在,它不会结
束,也不会消失。因此,我们早就应该将注意力转向学校和职场的机
构和制度,来看看如何对它们进行重组加以利用,而不是让它们拖我
们的后腿。
在其他重大技术革新的时代,我们通过教育改革来应对挑战。在
冷战最严峻的时期,当苏联于1957年发射了“斯普特尼克1
号”(Sputnik 1)之后,美国忙着把大量的精力、资源和创新用在提
高学校教育水平上,以让下一代在未来的竞争中获胜。虽然并非每次
教育实验都取得成功,但是教育者们非常有决心去尝试新的、与时代
相符的方法。然而信息时代却没有产生这种对政策和机构的全方位的
反思。正是这样,当我们进入人类历史上的第四个信息时代时,使用
的仍然是“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标准,一种全国范围内的基于标准
化考试和标准化思维的“标准化”教育政策,这种政策赞扬传统。在
我们的工作场合,进步并没有更多一些。一个现代化、国际化的办公
室里的小隔间,就像谚语里说的,是一只有自行车的鱼——你很难去
想象它们之间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用了100多年才将工业时代的学校和职场制度
完善起来。这些制度的主要目的是让20世纪那种以工业为中心的劳动
分工看起来更加合理和自然。美国的教育使得我们可以舒适并且高效
地适应20世纪的工业生产。学校和职场的每件事情都是为了强化区
隔:不同的客体、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等级、不同的功能、不同的个
体空间、工作生活和私生活、公共生活等。
然后,互联网时代到来了。现在,工作越来越等同于电脑办公。
数字化革命15年以后,一台机器把我们过去完美分离的两部分重新联
系起来——个体生活、社会生活。过去我们试图把它们分隔在不同的
空间,可能除了每年一度的公司野炊外,它们几乎没有重合的可能。
现在的家庭和工作是什么关系呢?只需要轻轻点一下鼠标,我就
能从工作备忘录上那只有半小时就截止的任务上跳转到蒂莉阿姨最新
的香蕉面包食谱上去。劳动与休闲呢?同时收到的电子邮件里有老板
发来的工作指示,也有表哥厄尼发来的搞笑视频。一分钟之前我还在
检查公司的销售记录,现在我在看我放到eBay上拍卖的宝贝情况如
何,而我的网络销售助理的思绪八成也早已不在销售记录表上了。不
管20世纪的教育训练如何让我们把生活和工作分割分成为不同的部
分,但这些都被一些像苹果手机一样的发明给破坏了,这些智能手机
将整个耀眼的网络世界放在我们手掌上。我们的大脑似乎由于新的计算能力而发生变化,这些变化被打趣
地编成段子来帮助我们理解复杂的大脑神经网络。我们更加不愿意把
大脑只看作颅内的一大块灰质,而是把它想象成一个由数以千亿计的
神经元组成的兴奋网络,每个神经元都与其他几千个神经元相联系,每个神经元可能在一秒之内放电数次,持续地与其他神经元进行着网
络式的交流,不止不息,甚至在我们睡觉或者休息的时候也是如此。
如果说多任务处理是21世纪所需要的生存模式,那么感谢上苍赐予了
我们一个高度活跃、拥有非凡交互能力的大脑。
我们对大脑的看法与时代的科技发展紧密相关。大脑是一个线性
有序运转的机器,还是一个被安装设置好的大型计算机,抑或像互联
网一样,不停变化?不足为奇的是,对大脑的隐喻随着技术进化而变
得更加复杂。
从当代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大脑看起来更像是一部智能
手机。它有一些绑定的基本通信功能,应用则用来做其他事情。这些
应用可以下载或者删除,并且需要不断地更新。它代表了我们注意的
东西,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东西以及我们感兴趣的东西。我们的兴趣决
定了手机上所安装的应用软件,但我们的兴趣也不是孤立的。如果我
最好的朋友说“在Gowalla(4)
上找我”,我可能就会添加基于GPS技术
的Gowalla应用,这样就可以锁定朋友在洛杉矶的位置。甚至在自己没
有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添加了一系列的应用,这都是从游戏或者社交
网络中了解到的。
大脑也非常相似。我们使用大脑的方式会改变大脑本身。那些最
吸引注意的事件——学习和工作、兴趣和活动,都改变着我们大脑的
生物特性。通过这种方式,使用智能手机时的大脑也在发生变化,这
与最近在神经可塑性领域的新进展非常一致,神经可塑性理论认为大
脑会适应它所接受的信息,或者如精神病学家诺曼·道伊奇(Norman
Doidge)所说的:“大脑改变它自己。”14
20世纪90年代,生命科学
将这个理论推向非常重要的位置,当时在成人大脑的不同部分发现了
干细胞。干细胞是可以再生的,它们也可以学习由于其他脑区的损伤
而失去的那些功能,新功能就像是手机上的新应用。
这个消息非常令人振奋。19世纪是脑科学的第一个伟大时代,正
好与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重合,所以那时候的科学家认为,大脑分成
不同部分,各个部分有不同的功能。早期的神经科学家就像在美国西
部的拓荒者一样,研究了大脑的脑叶和结点,绘制出了大脑的地形
图,将不同脑区进行区分,描述了各个脑区可能发现的功能。就像淘
金热时期的城镇以第一个把旗帜插到那片土地上的人的名字命名一样,脑区也由那些先驱者的名字命名,例如布洛卡区就是以保罗·皮
埃尔·布洛卡(Paul Pierre Broca)的名字来命名的,他第一个发现
额下沟是语言控制中枢。德国神经病理学家科宾尼安·布罗德曼
(Korbinian Brodmann)确认了大脑上的52个功能性分区,所以目前
仍然将大脑按布罗德曼分区进行划分。从这个观点来看,每个区域有
一个特定的功能,并且从负责高级智能和“执行”功能的前额叶到负
责基本情绪的从“爬行动物时代”延续下来的杏仁核结构按照层级顺
序排列。
大脑的发展也被认为是线性的。当时有科学家认为大脑的功能一
直增长到25岁,在巅峰时期有5~10年,然后开始下降,下降的速度先
慢后快。不出所料,这种观点有机器时代的特点,因为线性、有序、机械的大脑形象与同时代的流水线生产和大规模生产相似,都是遵循
着清晰的发展轨迹发展出固定的能力。
当代神经科学坚持认为,人的大脑并不是固定或者静态的,包括
它的生长和衰落也不是。相反,通过不断学习,我们的心理软件也在
不断更新。随着我们老去,我们会更关注自以为可能失去的能力。但
新的脑科学研究发现,在健康成年人身上,这种由于年老而发生的能
力损失比我们认为的少得多。我们保持敏锐的时间比想象的更长,能
力也会以更有趣的方式拓展。包括文化碰撞的一些非常有效方式,都
会推动成年后期学习的进程。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重塑大脑的主要
力量是技术。
我们如何知觉外界,该注意什么,以愉快还是警觉的方式来注
意,这些都可以扩展我们的能力,让我们与这个世界的互动变得更加
有效。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技术革新就像一把被
握在疯狂罪犯手上的斧头。”技术革新确实可以导致巨大的破坏。如
果阅读一下布洛卡或布罗德曼生活时期发行的报纸,你会感受到当时
的人们由于新技术产生的焦虑情绪。当时,人们最主要的担忧是速
度。火车、自行车,特别是汽车,这些不需要马拉的交通工具,似乎
都将人类推离了自然的、上苍赐予的生物学限制。例如,早期批评家
拒不相信汽车的安全性,他们认为人类的注意力和反射式行为无法处
理从挡风玻璃前一闪而过的诸多信息。当好莱坞导演哈利·梅尔斯
(Harry Myers)得到了世界上第一个高速行驶许可证,并以每小时19
千米的“死亡时速”穿过俄亥俄州代顿市的街道时,这种争议在1904
年达到了高潮。15
在技术史上,人们总是认为“人类的生物学特点”或“人类大
脑”不能应对新技术,或者说新的技术让人类心理和身体都处于危险之中。人们可能以此观点批评过汽车,但这种观点所忽略的一点是:
人类大脑不是静态的。大脑天生就是用来学习的,它会随遇到的刺激
和行为的控制而发生改变。大脑会根据工具的使用而重组,并不断地
自我调整和适应。
现在,我们处在一个转变的时期。我们一方面在随时采用新技
术,另一方面也对它们充满防备,甚至非常想知道它们是否会带来伤
害,是否超过了人类的能力范围。十五年对一项重要新技术的发展来
说是非常短暂的。基本上,互联网仍然处于其青少年时期,我们作为
用户也仍然不成熟。即使我们成长非常快,但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许
多,仍然有非常大的进步空间,我们正在经历着成长的阵痛。
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学会根据自己看到的世界进行注意力的分配。
但当世界改变时,许多事物我们都是第一次看到,也就难免担心自己
忽略的比看到的更多。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做到既关注自己原本在意
的信息,又不错过可以提升自己的新机会。
我们要从认识大脑的习惯开始,真正理解这些习惯背后的意义,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或与他人合作来寻找方法以突破旧的、不再有用
的模式。我有个朋友,她有个特别的习惯,她总是将腕表戴在不顺手
的那只手腕上来提醒自己记住某些重要的事情。每当她从办公室回到
家中,准备取下腕表的那一瞬间,她会意识到:“今天是不是有什么
重要的事情可能会忘记,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醒自己?”然后她会去
看看备忘录,这样就一定会想起来要做的事情。她用这种方法来帮助
自己打破常规,转移注意力。这个小技巧非常有效,正如我们接下来
将要看到的,它也可以用在个人或者集体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情景之
中。
如果注意的问题突然受到关注,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一切都
在快速变化的时代,心理软件也需要不断更新。我们已经无数次听
说,当代的这些分心刺激是有害的。真是这样吗?我们所知道的,只
是数字时代需要一种不同于先前的注意模式。如果某种注意模式意味
着只能从三个电视频道的新闻上理解这个世界,那么什么样的注意模
式才能适用于一个以搜索网站为主要信息来源的世界,一个搜索“注
意”两字就可以得到3亿多条结果,但眼前却没有庞大图书馆的世界
呢?
当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发明万维网时,他预测
将有一种新的基于过程,而不是基于结果的思维方式:综合海量的多
样信息,发布信息、发表评论、定制信息来源,以及对信息进行再混
合。我们是否知道如何评估这种互动式和合作式的智能?我们是否还能用秒表来测量这种新的联结式和互动式的数字思维?小孩的成绩下
降是不是因为考试是工业时代的产物,早已不适用于他们生活的时代
了呢?
根据粗略的估计,65%在2012年进入小学的小孩以后所从事的职业
都可能是目前尚未出现的。16
以2010年最“好”职业之一的基因咨询为
例。每家医院都需要这种融合了医学知识和社会工作的专业人员来为
需要家庭计划、学期检查和治疗方案的人们提供咨询。目前在全美范
围内基因咨询师都是非常紧缺的。但在千禧年之前,当人类基因测序
刚开始的时候,这种职业似乎是科幻小说中才有的。
不仅仅是儿童在面临他们职业上的不确定。我的朋友希姆·西特
金(Sim Sitkin)最近邀我与他的学生们共进午餐,这些学生正在攻
读杜克大学富库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MBA课程的学员
都是至少有5年人力资源经验并且想再充电的高级主管。他们要利用周
末参加为期10个月的高强度课程,学费是10万美元。投入这么多精力
和时间,他们肯定是非常想要学到新东西。
一个星期六,我们与5位参与课程的主管一同进餐:一位28岁的国
际医药公司中层经理,一位40岁的国际商用设备制造商的经销代表,一位来自中国的软件开发者,一位负责海上项目账户的金融分析师,以及一位日益依赖于电视医疗的医生。他们都向我讲述了各自的职业
在过去5年中的变化,诸如“背景”“全球性”“跨文化”“交叉学
科”“分配”这样的词不断出现。其中一位告诉我,他们公司被一家
总部在印度的国际企业收购,而他的老板也在印度生活和工作。学习
如何通过Skype聊天软件进行跨文化、跨语言和跨地域的交流并不是一
件易事。那名医生将他的医疗经验与航线的中控系统进行比较,一般
的从业者将最严重的问题转交给他们在研究型医院的同事,而他们只
需负责门诊咨询。他来参加这个课程是因为医学院没有将他训练为一
个“交通指挥员”,教他如何控制病人的“流量”。由于病人的问题
大小不同,对医生的需求也不同,有的需要医术高明的大夫,有的则
依靠一般的医生和护士就能解决。而治疗过程是高度综合化的,包括
测试、诊断和缴费环节。他的任务是复杂的,在医院系统中将所有的
患者安置妥当,让他们得到很好的照顾。他希望MBA课程能帮助他在这
个混乱的新工作中找到定位,而这个工作与他十五年前掌握的医疗专
业毫无关系。
学习,忘却,再学习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坚称,如果将21世纪
每个人生活的表面剥去,你会发现这些MBA学生所经历的巨大变化。因
为“变化”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代名词,我们需要在传统的3 R即阅读
(reading)、书写(writing)和算术(arithmetic)的基础上增加
新的技能。他也坚持认为,21世纪关键的技能应该是学习、忘却和再
学习。17
当你所处的世界和环境完全改变,你现在的习惯会拖你后腿
时,忘却是一种必备的技能。你不能仅仅决定去改变,而需要打破原
有的模式,将自己从旧的方式中解放出来,才能去适应新的模式。这
就意味着承认注意盲视实验中的那只大猩猩就在那儿,即使你是整个
教室里唯一看见或者没看见大猩猩的人。这意味着你需要将腕表戴在
你的另一只手腕上;也意味着再次变成一个学生,因为你的训练不足
以应对面前的问题。你首先必须看到当前的模式,然后,必须学习如
何打破这些模式。只有这样,你才有机会了解那些被你忽略的东西。
正如注意盲视实验所揭示的,学习、忘却和再学习需要有意识地
培养出分配注意力的能力,因为一旦我们专注于自己知道的事物,就
会忽略需要看到的新事物。为再学习而进行忘却的过程需要新的知识
概念,需要将它看作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件事,看作一个动词而不是一
个名词,看作连续不断统一体,而不是平均成绩分数。它需要不断刷
新“心理浏览器”,同时也意味着,完全依靠一个人是不可能完成这
个过程的,需要依赖其他人的帮助。
这正是本书所能起到的作用。它系统地审视了我们在20世纪的旧
习惯,这是打破的前提。它提倡用简单的方法来发现我们忽略的东
西,来寻找在数字时代最好的策略。本书由一些核心的问题开始:
我们的注意模式从何而来?
对注意的理解如何帮助我们来改变教和学的方式?
注意的科学如何改变我们关于考试和测量的根深蒂固的观念?
在这个人与人相互依赖的复杂世界中,为了看到被忽略的事实,我们该如何更好地与有着不同技能和专业知识的人合作?
注意力会如何随着我们的衰老而变化?我们对注意科学的理解在
这个过程中会起到何种作用?
以上正是本书将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我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后,能有更好的答案:人类将有新的技能和视野来帮助自己解决在数字时
代的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更多书籍访问
有更多的选择:“我来计数,你留心那只大猩猩!”
个方向,我们关注另一个方面,则作为一个团体,我们将比一个人时
谈好每个人需要关注的特定的事或人。如果能信任同伴让他来关注某
需要一个合作计划,一个被我称为“因不同而合作”的方法。我们先
功我们能做到最好的事是有人相伴。但仅仅有人陪伴是不够的,我们
关键位置的经理职位,还是在被诊断为癌症后进行复诊,为了确保成
试,还是去参加充满敌意的董事会,不管是去面试一个在公司中占据
我 们 可 以 做 到 这 一 点 , 但 无 法 独 自 完 成 。 不 管 是 准 备 大 学 的 面
用来测量进展的方法,都值得重新思考。
个时代的好处,那么现在是时候反思了。从学习和工作的方法到我们
从根本上限制我们的发展。如果我们想应对数字时代的挑战并收获这
大脑就是设计用来学习、忘却和再学习的,对自己能力的态度会目 录
引言 看不见的大猩猩
第1部分 学习的脑科学原理
第1章 向分心专家学习
第2章 学习的神经机制
第2部分 未来的课堂
第3章 颠覆传统课堂计划
第4章 未来的考试
第5章 游戏改变课堂
第3部分 未来的工作
第6章 未来职场的变化
第7章 未来员工的思维
第4部分 大脑、学习与自我改变
第8章 亲身尝试新技术
结语 分心与学习
致谢
附录 未来素养清单
注释及参考文献第1章
向分心专家学习
一个身材匀称、外貌俊朗的年轻父亲穿着休闲T恤和松垮牛仔裤,在客厅里和8岁的小女儿旋转起舞,一个可爱的小婴儿正在一旁熟睡。
从整洁、朴素、舒适的房间布置,可以看出这个父亲是一个顾家的好
男人。午后的阳光透过树丛,给房间涂上了一层金黄色,伴着轻柔的
古典音乐,让人感觉轻松又舒适。多么幸福和快乐的画面!我知道接
下来会发生什么,类似的场景我已经见过许多次了。伴随着悠扬的音
乐,一个“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故事结尾在我们头脑中慢慢构
建起来。多么美好的故事!
这是美国礼来制药和广告公司(Eli Lilly)制作的欣百达(5)
电视
广告的后半部分。
广告的开头,这个可怜的男人孤独地站在阴冷的走廊上,头靠着
墙,满脸的绝望。但到广告结尾,他与女儿幸福地起舞,同时屏幕上
滚动出广告语——“抑郁症很痛苦,欣百达来相助”。这两个反差巨
大的画面之间便是广告产生作用的地方。1
广告中还穿插了一段旁白,内容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要求药品广告必须展示的药物副作用。由于FDA的这条规定,美国礼来制药必须在电视广告中列出使用其药品可能带来的副作用。
这是件好事。但对礼来制药来说,他们希望提升自家药品销量,以何
种不会吓走消费者的方式来呈现药物副作用就要靠广告公司来设计
了。博达大桥医疗公司(Draftfcb Healthcare)承接了礼来制药的广
告业务,其主要任务就是让欣百达广告在达到FDA要求的同时,让观众
的注意力不要集中在药品副作用上。
博达大桥医疗公司为礼来制药制作的这则广告播出后,欣百达第
一季度的销量上涨了88%。2
可以说,广告商是真正的“分心专家”。
广告商每年要投入数百万美元来进行人类注意力方面的研究。这
些研究既包括实证研究,也包括对目标群体的测试研究。博达大桥医
疗公司的口号是“6.5秒”,正是基于他们对人类注意力的研究结果。
不管电视广告的内容是什么,观众通常都只会花费6.5秒的注意力在该广告上。3
所以欣百达广告想要达到的效果是让观众把这6.5秒放在“欣
百达来相助”,而不是“肝脏损伤”上。
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他们怎么知道哪些因素会促使人们忽
略那些副作用,而相信广告展示的“美好未来”的?要知道,观众是
理性的人类,更是经验丰富且越来越不相信广告的消费者。但是,欣
百达的广告确实起作用了。它说服了消费者,甚至战胜了消费者的理
性判断。这些广告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欣百达广告的策划者们对我
们的哪些了解,是我们自己还不了解的?
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曾经引用过一个关于药品广告的研究,它
发现更多观众能记住广告中的积极信息而非消极信息,人数比例大约
为2:1。而且,那些记住了一些副作用的观众,他们回忆起的积极信
息比消极信息要多出2倍。4
鉴于FDA有一个部门专门负责监督和审查广告内容,以保证信息的
均衡性和准确性,以上数据结果值得警惕。5
这也让人忍不住想问,在
面对屏幕上呈现副作用信息时,我们的大脑究竟是如何处理这些信息
的?是直接将它们过滤掉,还是在嘲笑广告过于明显和直白的宣传
时,仍然相信了广告传达的信息,抑或广告设计者都像欣百达的广告
商一样,非常了解我们注意和分心的模式,从而让我们对负面信息视
而不见?
在本章中,我们将要看到人类分心的特点是如何被用来说服“大
脑”做出选择的,注意力是如何受到情绪的影响,以及人的价值观会
如何“选择”关注的信息。通过仔细剖析博达大桥医疗公司对观众注
意和分心的评估过程,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清”自己。如果广告商
可以通过深入了解观众的认知模式来帮助他们达到目标,同样我们也
可以学习如何操控这些过程来为自己服务。
广告商是“分心专家”
欣百达的广告一共75秒,而不是6.5秒。博达大桥医疗公司的工作
就是通过精心打造广告,让观众那6.5秒的注意被“正确的”的内容所
吸引。6
在这个标题为“无人想见”的广告中,开始观众仿佛置身于一种
被生活所抛弃的孤独场景中。最开头的几幕似乎在观看一段欢乐的家庭录像。录像上的字幕显示拍摄日期是2006年10月17日,大约是广告
播出时的三年前。所以,在画面的故事中,快乐生活的记忆仍然十分
鲜活:跳跃和抖动的画面,亲昵和欢笑的场面,明亮的色彩和家人的
玩闹,还有镜头前的鬼脸。
但在快乐之中也隐藏着危机:视频的黑色边缘中透着不祥,似乎
随时准备吞噬整个快乐的画面。旁白声开始响起,一个充满母性的女
低音关切地问:“当抑郁来袭时,你想去哪儿?”随后,这个声音给
出答案——“无处想去”。屏幕上,“无处想去”四个惨白的字出现
在一张黑色的卡片上,就像无声电影时代那样。这个女低音又
问:“你想见谁吗?”黑色的背景中印出“无人想见”四个白色的
字。
这时,画面开始切换。旁白声开始列举抑郁症的各种症状,屏幕
上呈现出各式抑郁症患者的生活情景。首先出现的是一个30岁左右的
男士。他独自站在某家医院或某幢写字楼的走廊上,头靠在墙上,外
表看上去非常抑郁、无依无靠。然后,我们看到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士
——20多岁,眼睛无神,小麦色皮肤。她的眼神并未对着镜头,周身
处于一片黑色的包围之下。接下来看到的是一位50多岁的女士,样子
有点邋遢,独自坐在厨房的桌子前,紧张不安地把手指放到唇边,眼
神游离而焦虑。这三个角色足以代表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人,可以吸引
到几乎所有潜在的抑郁症患者。
“抑郁症让人很痛苦,无处不在的痛苦”,旁白中那充满同情的
女低音继续着,开始列举抑郁可能带来的症状,中间不时地停顿:悲
伤,焦虑,对生活失去兴趣。然后,旁白突然变成充满希望、逐渐上
升的语调,道出整个广告的点睛之语:“欣百达来帮忙。”同时,画
面中这些悲伤焦虑的人全部停住,“抑郁症的天敌”欣百达的标志在
画面上浮动。这个标志的出现就像一股清新、生机勃勃的能量,仿佛
是儿童信手涂出的新绿或一个天马行空的想象,释放了抑郁带来的压
抑。
可能有人会说这个广告讲述的故事太过直白,但这正是卖点所
在。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都听过此类皆大欢喜的故事,从睡前故
事、儿童故事、神话故事到民间传说、冒险故事和幸福结尾的寓言故
事。广告就是要把欣百达打造成拯救者,讲这样一个将痛苦变成快乐
的故事。欣百达的广告正如我们的预期一样,满足了观众心理上“乞
丐”变“富翁”的情节设置。在欣百达承诺可以拯救抑郁症患者时,旁白并未停止在这一快乐
的时刻,甚至连温柔语调都没有变化地开始列举药物的副作用。为什
么会在这里就开始呢?因为此刻是观众大脑中自动对广告中故事结尾
进行补充的空当。广告商非常清楚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听过的故事脚本
的强大作用,所以广告前半部分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线索来帮助我们预
知故事的结尾。此时我们的头脑早已经知道了故事的结尾,而药物副
作用的信息就出现在了广告中我们最不易察觉的地方。
即使我们已经非常熟悉这种故事的桥段,但这并不意味着博达大
桥医疗公司就放弃了引导思维的机会。实际上欣百达广告中每一个细
节都是基于注意力研究而设计。在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广告产业中,很
少有广告商靠运气取胜。7
首先,背景音乐帮助我们的思维顺着“应该走的路”走下去。欣
百达广告中有一曲关键的背景音乐,选自德国作曲家罗伯特·舒曼
(Robert Schumann)的作品《童年情景》(Kinderszenen)的第15号
乐曲第一首。在由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主演的电影
《苏菲的抉择》(Sophie's Choice)中,这首钢琴曲曾在对钢琴的戏
剧性回忆场景中响起。广告中这首怀旧式的音乐正是在女声旁白柔和
地说出药品副作用时出现,帮助我们的思绪飘到广告故事的结尾,而
不是注意旁白。
其次,充满母爱的旁白声也经过广告商悉心编排。像广告的故事
一样,旁白的声音特征也与文化的预期和固有观念有关,它可以帮助
广告在短暂的6.5秒内左右观众的想法。在日常生活中,有时我们觉得
自己在听别人说话,但实际上我们只是听到声音却未留心声音传达的
内容。我们听到的内容、聆听的途径和理解的方式这三个不同的东西
都与那陈述副作用的旁白密切相关。在正常的谈话中,美国人每分钟
大约说165个单词。纽约人会更快一点,大约是200个词。著名新闻播
音员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的成名技巧就是说话非常
慢,大约每分钟125个单词,他有意训练自己的语速以促使观众对新闻
给予更多关注。自克朗凯特以后,讲话慢成为美国新闻播音员的传
统,特别是在播报新闻中最重要的信息时,语速会更慢。在美国人的
言语习惯中,说话越慢,声调会降得越低。测试结果表明,人们会将
语速慢、音调低沉与真实、重要和冷静联系起来。
如何编排旁白是广告商们特别擅长的领域,而演绎旁白的人需要
特殊训练。广告中药物副作用的旁白,一方面要说得清晰以通过FDA的
审查,另一方面要坚决避免这些信息引起观众的注意。最通常的办法
是使用非常规的说话方式,即旁白的音调只降不升,就好像要赶时间把话说完那样。表演课上一般都会告诉你如何把每个单词发得清清楚
楚,想象一下正在朗诵《哈姆雷特》中“生存还是毁灭”台词的人,但旁白课则正好相反,它会告诉你如何选择性地含糊发音。当广告中
的旁白说出有关肝脏损害的信息时,弱化辅音和单词尾音,这就像父
母在抚慰婴儿时的呢喃细语。但在广告开头介绍产品以及在结尾点出
关键词时,旁白的语速要慢得多,每个字音都得发得字正腔圆。
如果观众看完这个广告后只记得药品的积极作用而非药品的副作
用,那是因为有大批专业人士在设计广告时,有意提供了让观众不去
注意消极信息的条件。这些专业人士认真地研究过广告制作中的技术
问题,如镜头的角度和速度、视频的剪辑、颜色的运用等。在非专业
人士看来很不起眼的细节,其实都经过了预先认真评测,绝非偶然。
蜜蜂分心实验
有一项比较两则广告效果的研究:一则广告中药物的副作用
是在一只卡通蜜蜂从画面中飞过时念出来的;另一则与此基本相
同,唯一的不同是没有蜜蜂。该研究结果显示,当广告中有蜜蜂
飞过作为分心物时,能够记住副作用的观众只有没有蜜蜂的广告
的一半。8
此研究表明,视觉图像对我们注意力的影响是巨大的。欣百达广
告就是运用了这种影响。
当充满母爱的女低音念出药物潜在的副作用时,电视的画面一下
从悲伤转为快乐的气氛:那个被黑暗包围的漂亮姑娘现在正甜美地望
着窗外,虽然外面有点小雨;夫妇、小孩和宠物狗正合家露营;焦虑
的老年女士则走出厨房,在阳光下与一位稍微年长的老绅士温柔地牵
着手;曾经绝望地把头靠在墙上的年轻男士,现在正与他的小女儿旋
转起舞,旁边是熟睡的小婴儿。
但如果我们并不相信广告中宣传的故事,则上述所有的技巧都可
能会失效。从婴儿期开始,我们的自我认识就被引导为认为自己能够
掌控生活,即使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西方文化就是要培养个体掌控
自己生活的意识,整个欣百达广告都是基于这一点展开的。博达大桥
医疗公司制作广告的难点在于如何利用这种深植于文化观念中的自我
肯定。欣百达广告把生活的各个方面无缝衔接起来,工作、家庭、朋
友、爱人等。它在告诉观众:某一方面的成功会带来其他方面的成功。例如,在工作中表现绝望的年轻男士在获得帮助后,家庭也变得
非常幸福。
不能否认欣百达广告达到了它的目的。在75秒的时间里,它通过
设计将广告想表达的核心内容全部浓缩在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中。商
业广告要让观众认同广告中的人物,从他们的痛苦中看到自己的痛
苦,把他们的解决方法视作自己可用的解决方法。如果广告中的人物
能够不再因为要承认弱点和寻找帮助而感到羞耻,那我们也同样可
以。
通过解构欣百达75秒广告,我们发现,广告说服消费者的过程包
含了很多人为的成分。广告的每个细节都是经过研究、设计、测试、修改、观众评测、小组讨论、再修改和再测试才最终成形的。最终这
75秒的视频融合了几百个研究、诸多实验、深刻分析、表演教程及电
影制作技巧。
那么,所有这些工作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在欣百达的广告中,广
告商想要弄清我们注意力的组成,包括注意的模式和那些我们非常熟
悉以致忽略的事情。由于我们熟知广告中图像的意义,所以我们不会
花时间去思考这些画面。我们已经将旁白的声音和怀旧的音乐内化
了,所以可以不必听清那些词句就能推断出它们想表达的意思。利用
注意的这种无意识模式,引起我们注意并感觉是额外增加的东西便是
药品本身。其他的内容均尽量避免突兀,以免引起观众的注意。这种
广告设计思路运用了人类的注意模式特点。
这个广告在美国有效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观众置身于美式文
化中,是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才会被广告所打动。这一点我在20世纪
80年代第一次去日本教课时便深有体会。由于并没有事先计划,所以
我对此行完全没有任何准备。在此之前,我只去过加拿大。几周后,我就已经在大阪市外的一个迷人小镇的公寓里安顿下来了,整个镇上
只有一两个像我这样的老外。因为时间紧张,我只勉强来得及打包行
李,把密歇根的公寓转租出去。到达日本时我完全没有接触过日语,所以很快加入了一个当地的语言学校。我的日语老师非常肯定地跟我
说,如果坚持看电视广告,日语进步会很快,因为广告通常使用非常
简单的语言并且经常重复。
我的语言学习能力很差,所以看广告时常有困惑。但我发现商业
广告其实是了解一种文化的价值观的捷径,这也是第一次日本之旅后
体会出来的。日本的电视广告里充满了一些未直接说明的或者非常委
婉的信息,如果不了解他们的文化背景,是很难理解其中含义的,所
以我经常看不出来广告想推销什么。当我猜测广告的含义时,往往让我日本的朋友和学生笑掉大牙,因为我的猜测与广告想表达的意思相
差千里。比如,画面中一个灰白头发的老人,穿着传统日式短袍,他
究竟是在做日本拉面、进行葬礼服务还是在治疗便秘?你可能能够区
分出三者的区别,但我经常搞不清楚,这种非常滑稽的场面竟成了我
跨文化交流的破冰之举。老实说,在第一次日本之旅期间,我对任何
事情的理解都与实际情况相左。
这段无法理解电视广告的经验让我认识到,人类的注意模式深深
地根植于文化价值体系中,以至于我们几乎察觉不到它。
我们的注意模式不仅通过行为习得,还受到价值体系的塑造,而
价值体系正是文化传承的关键。此外,人类天生就很容易将文化价值
吸收到习惯行为中。在学习的过程中,大脑神经通路发生变化,整个
神经系统变得更加有效。这种神经系统的变化正是我们注意模式形成
的生理学基础。文化价值也会随着时间和环境的改变而变化,人们也
会不断打破旧注意模式而形成新的模式。这使得博达大桥这样的广告
商不仅可以强化注意模式,而且还可以塑造它。
父母和老师也在塑造我们的注意模式,只是并非出于商业目的。
本质上我们也都无意识地在研究、设计、建构、测试、修改、尝试、再修改或者采用其他的方式,来精确打造价值和预期,让我们的故事
像欣百达的广告那样容易被接受。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在日常生活
中运用的注意模式并不比欣百达那人工打造的广告更自然、更本质或
更普遍。
但是,仍然有一些问题:
为什么我们都会被注意模式所限制?
我们是如何形成这种注意模式的?
为什么我们非常自然地看到某些事物而忽略其他事物,当他人指
出这些被忽略的东西时,才发现它们其实非常明显?
注意模式从何而来,它们又是如何被塑造的?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追溯到刚出生的时候。那时我们的大
脑刚形成,开始学习什么是有价值的。也就是说,在婴儿时期我们就
开始学习哪些是值得注意的重要事物,而哪些不是。那时我们就认识
到这个世界非常之大,想要全部学习是不可能的。所以需要将周围的
世界以某种形式组织起来,优先处理某些信息并对它们分类。但这种
信息处理的方式也会带来麻烦。婴儿的学习过程
很多年前,我去拜访一位朋友,看望他4个月大的孩子小安迪。
这是一次盛大的家庭聚会,父母、祖父母、叔叔阿姨们、表兄弟
姐妹们和一大堆朋友都把注意力放在小安迪的身上,但他似乎对我们
这群人没有什么兴趣。他躺在婴儿床上,完全被房顶上那个投下阴影
和呼呼作响的风扇所吸引。当他的母亲抱起他轻轻摇晃时,他又往其
他方向望去了,完全忽略了围绕在他身边的大人们。
“他在看什么呢?”祖父在小安迪专注地看着其他地方时焦急地
问道。
有几个人蹲下来顺着小安迪注视的方向看过去。发现当婴儿床摇
动时,光线透过百叶窗忽隐忽现,正是这种引人注目的光影变化把小
安迪的注意从爷爷身上吸引走。那我们怎样才能把他的注意从光影上
转移回我们身上来呢?我们只做了任何成年人都会做的事情:摇响一
个发出咔嗒咔嗒声的玩具,使用突如其来的声音将小安迪的注意从迷
人的光影上转移过来。
所有人的注意模式都是这样,同一时间内只能关注一件事,即便
成人也是如此。多任务处理就是面对多个分心刺激,当注意力不够用
时,只能来回不停地从一个焦点转移到另一焦点上。这是神经生物学
的理论。但注意机制远没有这么简单。当我们从一个分心物转移到另
一个时,有时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有时不是。许多分心过程发生后就
被遗忘,只有一些记忆里留下痕迹。成功保存在记忆中的信息就能在
需要的时候被提取并使用。是什么造成了记忆和遗忘之间的差异?是
我们称为学习的过程。
从出生起,大人们就教小安迪什么是值得注意的而什么不是。百
叶窗里透过来的光线很漂亮,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那是不值得去注意
的,我们通常只是把它当作分心刺激。玩具的咔嗒声也不值得注意,它只是作为吸引小安迪的一种方式以便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更重要的
东西上:所有的亲属和朋友聚在一起,给小安迪的爱、亲情和人类学
家称之为“血缘”的东西。摇出声音时,我们并未让光线消失,只是
把它的重要性降低,排在那些值得注意的事物之后。然而,事物的重
要性是成年人所赋予的。我们把小安迪的注意力从光线中转移开来,与博达大桥医疗公司把观众的注意力从药物副作用上转移开是非常相
似的。育婴房里的场景已经过去几十年了,现在小安迪已经是一名成功
的法律工作者,也有了自己的小孩。那么,他是如何从一个关注转动
的风扇和透过百叶窗的阳光的婴儿,成长为一名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并
组建家庭的成人的呢?这个过程没有固定的规律,但是如果我们想去
理解注意的工作方式,想知道欣百达广告是如何引导观众的注意的,或者想知道我们自己是如何成长的,就需要试图去理解安迪的成长模
式。就像欣百达广告背后那些技巧的多样和复杂一样,塑造我们每个
人的成长模式也同样多样和复杂。
当婴儿降生于这个世界时,他们并不知道应该把注意放在哪些事
物上。此时,他们眼中看到的一切都是值得注意的。对他们而言,这
个世界是未分类的。渐渐地,他们利用身边的成人,用成人的态度、姿势、情绪和语言作为支架来建立他们自己的注意模式,9
尤其是从主
要照料者身上,通常是母亲。他们学到应该注意什么、什么是重要
的、什么行为会得到积极奖励、如何使用语言来组织那些重要的东
西。实际上,每种语言都是一个社会对事物重要性进行组织的最好框
架,对世界进行独特的整理和分类,标记着社会文化中的肯定和否
定、善和恶,以及一切婴儿在社会化过程中应该习得的差异。
成人一般会认为婴儿学习语言的速度惊人地快,但是当你发现婴
儿每次接触到语言时都得到最积极和最有力的反馈,尤其是以充满了
情感或者通过满足他们基本需求的方式来进行时,就不会再为他们学
习语言的速度而惊叹了。有一个原则声称,在任何技巧上练习10 000
个小时,你就会成为该技巧的大师。一年365天有8 760个小时,婴儿
在这一年只要醒着就会花大量时间学习语言并能得到外界的反馈,所
以他们很快成为语言大师就不足为奇了。但儿童对词语、句法和语法
复杂性的掌握通常要到青少年期甚至更晚才能完成。10
即便是要完全清
晰地把一门语言中复杂单词的发音弄清楚,例如英语中那些非常困难
的辅音混合,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七八年。成人学习是建立在
过去学习的有效性上的,这也是为什么很难通过揭示学习的过程来了
解我们学习的程度。
儿童心理学家、认知科学家、神经科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已经研
究过婴儿是如何学习的了,他们试图去理解文化和生物之间的界限。
他们像博达大桥医疗公司那样仔细地研究过我们注意模式的发展。这
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并不能非常清晰地认识自己的注意模式。很多时
候,我们认为是“自然而然”的行为实际上是按某种文化脚本进行
的,而通常这种文化脚本是我们多次重复过的,是早在4个月大的时候
就开始学习的。安迪带着独特的遗传基因来到这个非常特别的世界。先天因素和
环境因素的互动让他的注意模式开始萌芽。我们仅仅观察了他生活中
的几分钟,但这几分钟可以像镜子一样,反射出大部分人注意模式的
形成过程。人类注意模式和其选择性的养成正是从此时开始的。
那安迪成长的幕后故事是什么样的?在关注他75秒的婴儿床生活
之前,我们需要看看他的成长背景。虽然其中的细节看起来像随机选
择,却一起构成了安迪的行为准则和价值体系。这些细节与欣百达广
告开始时的家庭录影有点类似。
在安迪的录影里,我们看到一个有足够时间旅行休闲的中产阶级
家庭。画面中的小安迪躺在一间属于他自己的育婴室里。假定安迪妈
妈曾是一位职业女性,但她现在全职照顾小安迪。我们可以进一步猜
想,这是她离开法律公司照顾安迪最开始的半年。年轻的父母相信他
们对孩子有同样的抚养责任,他们可能讨论了几个月才决定怀孕。但
是像大多数的男性一样,爸爸并没有向公司申请产假,因为这太难
了!他是一家小广告公司的合伙人,可能他最大一单生意就是一个高
端药品的电视广告。与电视行业的每个人一样,他也在非常焦虑地考
虑全数字化电视的问题,这种新的电视形式使观众可以在任何时候看
到想看的节目,这可能会给他的公司带来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他无
法抽身来照顾安迪。安迪还有一个7岁的姐姐,叫艾希莉。艾希莉最好
的朋友是莎伦,她们经常去育婴房看望小安迪。此外,安迪的父母没
有严格地遵守任何宗教传统。
为什么上述的这些标签很重要?因为分类是一条认识世界的捷
径。例如,“他是一个书呆子”就是一个分类的陈述句,这句话可能
没有告诉你多少关于这个人的信息,但却传达了社会对于这类人的态
度。在安迪的例子中,即使不用具体到社会学和人口学的分类,也仍
然有无数个可以给他分类的标签,例如:他单独睡在自己房间的婴儿
床上,这表明他有自己的房间,以及他并未断奶。
安迪还太小,不能理解这些。但在有的社会中,如果父母把婴儿
单独放在一个独立房间里的婴儿床上,这对父母会被认为是残忍、有
虐待倾向的。如果安迪在那样的社会中出生,当他一个人被留在房间
里时会得到同情。但是如果是生在费城,那么:要坚强,小安迪!
安迪在婴儿床的生活代表了一种价值体系,一种通过模仿及周围
人的反馈或关怀来学习的价值体系,同时这也是一种很少通过语言传
递的价值体系。在4个月大的时候,安迪就已经发现,人们在他哭的时候会给予更
多关注。他也意识到在受到伤害时,大哭可以最快带来帮助。他还开
始意识到哭泣是强有力的吸引注意的手段,但是这种策略只能选择性
地使用或者对不友好的成人使用。大人们抱他、拍他、抚慰他,这些
都是想要让他停止哭泣的标志。
4个月的安迪也意识到,不是每个人都会哭。当他在其他婴儿身边
时,哭泣也是一种警告。他开始有意识地分辨身边的各种哭声,并制
作了“哭的学问”指南书。他发现:姐姐哭得比自己少,妈妈又比姐
姐少,爸爸从来都不哭。
如果我们充分了解了上述的背景故事,可能就不会对刚看到安迪
时的任何细节进行过多的思考。当共享相同的文化脚本时,我们会觉
得按脚本行事是“自然而然”的。但在大部分情况下,文化脚本是看
不见的,这也正是“自然而然”的意义所在。而在某些情境中,我们
可能被那些“自然而然”的行为所震惊,并突然被迫思考,为什么会
有这些特定的习惯以及这些习惯是如何形成的,这就是文化冲击。当
我们突然进入一个有不同文化脚本的社会,特别是不懂该社会的语言
且没有从自己的文化中获得关于该文化的适当指导时,我们会看到一
些“奇怪”的习惯和行为,也会发现,这个社会中的人也将我们的行
为看作是“奇怪的”。所以“自然而然”其实是相对于我们熟悉的社
会而言。
安迪是从家庭成员身上学习到注意规则的,他们为安迪价值体系
的发展提供了支持。家人们可能没有意识到是他们在引导安迪的注意
模式。以前,只要基本的生活需要得到满足,安迪可以整天快乐地盯
着风扇叶片转动。但家里的其他人,甚至他的姐姐,都觉得盯着风扇
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如果要与家人生活在一起,他就必须学习他们
的“奇怪”方式。这完全可以比拟进入一种新的文化环境。如果你是
安迪,早在学会说话之前,你就开始融入父母的文化中了。这个过程
就是把注意力从风扇和百叶窗上转移到一张张脸和像单词一样的声音
上。
从安迪在婴儿床的75秒中,我们可以学习到哪些注意力发展的特
殊信息呢?
当妈妈低头看他的时候,她会问:“这是不是一个可爱的小鼻子
啊,小安迪?”安迪还太小,无法听懂,这一点妈妈是知道的。但是
在这么一句简单话里,她很快就帮助安迪形成了复杂的注意模式。注
意的焦点围绕在“可爱”“小”和“鼻子”上。美国人特别关注鼻子
这个器官,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外形,也因为其功能。美国人将来自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人按气味进行分类,这种观念在广告中也展现得淋漓
尽致。我直到去日本居住之后才发现,我对气味也是很关注的。有时
我碰到一些日本人时,特别是年老的日本人,他们会选择站得离我或
其他外国人远一些。我就此询问过一个日本朋友,她告诉我,对日本
人来说,外国人的味道不太好闻。
此外,妈妈对安迪的提问在语言上也是非常美国式的,这表现出
一种询问的习惯。虽然这个问题小安迪并不懂也无法回答,但是他的
妈妈不会对其他人使用这种轻而高的语调。这种有着特殊的声音、语
调、词汇和语法的语言被语言学家称为妈妈语(Motherese)。统计显
示,美国妈妈们使用妈妈语的频率超过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向婴儿
提出一个问题然后自己回答,这似乎是西方文化中培养小孩的独特方
式。这种自问自答的方式是许多西方语言学、哲学甚至人格结构的基
础,从苏格拉底的著作到电影《平步青云》(The Paper Chase)再到
霍格沃兹魔法学校,都可以发现这种方式的存在。我们都想把安迪培
养成一个能够提问并寻找答案的人。
妈妈对着安迪低声细语的方式,我们称之为“美国式的爱”的表
达。爱是自然产生的,但我们如何表达这种感情则完全靠后天习得和
文化差异的熏陶。
安迪妈妈打开一首轻快的莫扎特长笛协奏曲。“真漂亮!”她指
着长笛演奏者对小安迪说。她又在不经意地帮助婴儿建立价值观了,这一次是古典音乐,是一种对特定音乐的美学欣赏,母亲想要孩子拥
有这种欣赏能力。实际上,安迪可能能够识别出这种音乐,因为当他
还在娘胎的时候就听过这些音乐。20世纪90年代,新型音频技术发
现,大约在怀孕6个月的时候,胎儿就可以听到声音。随后,精明的广
告商开始告诉孕妇们如果给胎儿播放莫扎特的音乐,就可以很早地培
养小孩对古典音乐的欣赏能力,而这种欣赏能力会让小孩们变得更加
聪明。确实,安迪天生就可以识别莫扎特的音乐和美式英语的声音,他会在听到非洲音乐或者索马里语时表现出特别的注意。但听莫扎特
的音乐并未让他变得比同龄人更加聪明。
如果安迪的父母仔细地倾听他发出的声音,可能会发现小安迪的
哭泣声也是有“口音”的。200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新生儿哭泣的语
言模式与他们在子宫中听到的一致。法国新生儿哭的时候有上扬的声
调,德国新生儿则是下降的声调,这与他们父母讲话的模式是相仿
的。11
安迪则是用美国腔在哭。
4个月大的时候,安迪的一系列行为模式就已经明显是美国式的
了。某些研究提出,美国小孩比同龄的墨西哥、肯尼亚或者日本小孩更喜欢笑。美国父母与孩子互动时有大量的谈话、注视和笑容,这些
内容多于其他一些国家的亲子互动。12
笑和哭最能让安迪从父母那里得
到他非常需要的身体接触。美国的父母与子女的身体接触得分在世界
排位靠后,就是说,美国人抱孩子的时间比其他文化中的人要少。有
人认为这可能也是为什么美国小孩这么喧闹的原因,他们要通过哭
泣、牙牙学语等方式来制造声音,以此来获得需要的爱抚。13
又因为安
迪是美国文化下的小男孩,所以他比姐姐在同龄时期得到的身体接触
更少。在美国文化下社会对小男孩和小女孩的差别对待也比其他文化
中更加极端。当然,安迪从来没有意识到,他是用美国式的方式来得
到父母的身体接触(或者说不接触)。14
尼斯比特实验
认知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比特(Richard Nisbett)和他的
国际团队进行了一系列关于母子关系的研究,这些研究表明,在
不同的文化下抚养小孩的方式差异非常大。这种差异也表现在我
们如何就社会基本价值进行交流。例如,美国人喜欢让孩子叫出
物体的名字,如“鼻子”。
在尼斯比特的一个实验中,妈妈们被安排给小孩一些玩具
——布狗狗、小猪、小汽车和小卡车,美国妈妈使用标签的频率
比日本妈妈多两倍,即使是对非常小的婴儿。美国妈妈通常会这
么说:“这是一辆汽车,看到汽车了吗?你喜欢它吗?它有非常
漂亮的车轮。”日本妈妈则会说:“看这里!它隆隆隆地开来
了,我把它给你,好,你再把它给我。嗯,很好,谢谢你。”日
本妈妈在培养社会礼仪方面的行为比美国妈妈高出两倍,比如她
们会使用“给”和“拿”的礼貌用语,她们对关系、集体、过程
和交换强调的频率也比美国妈妈们多出两倍,但她们却不大描述
物体本身。她们更多地使用动词而不是名词,尼斯比特曾有趣地
写道:对西方人来说有件事儿很奇怪,那就是亚洲人似乎不把对
物体命名作为父母教育子女的职责之一。15
婴儿就是这样了解他们初来乍到的世界的,而实验的描述反映出
的并不只是简单的学习差异。他们开始探索那些由成人定义的概念和
闪光点,学习这些闪光点的价值和他们父母世界里的价值。16
人们深信
这些闪光点并将它们教给自己的孩子。但这些闪光点同时具有规范、感知、行为、社会、认知和情感等多个特点,孩子们学习到的往往是一类事件而不是孤立的事件,其中的价值观是与我们的用词、概念和
行为绑在一起被吸收的。也正是从这里,注意力及其伴随的注意盲视
开始萌芽了。
在这个只持续10秒钟的问话场景里,我们所分析的只是这个场景
里所包含信息的冰山一角。这个场景是否还有其他内容?我们假定小
安迪哭泣起来,他的妈妈会用妈妈语跟他说:“我的小安迪是饿了
吗?”她会把他抱起来,然后又放回去,皱起鼻子,“真臭!我们把
这个尿布换了吧。”这又是美国式的!通过人类学家对各个文化的研
究发现,无论是在文化禁忌还是日常生活中美国人对排便的关注在各
国文化中居于前列。
如果我们在场景里再加入一个人。“爸爸在这里!”妈妈告诉小
孩,这是告诉小孩应该对突然出现的爸爸加以注意。“看!爸爸把他
的手机收起来了!”妈妈可能会补充一句,这句话增加了爸爸过来看
安迪这个事实的分量和重要性。另一方面,注意力是基于差异的,所
以妈妈这句话也表明爸爸并不会经常这样做。
这些动作都是在瞬间发生的,没有什么计划或者笔记注释之类
的。我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了解文化,学会如何集中注意。但我们过
早地学习这些,受到的强化又过于频繁,以致没有机会停下来思考
过,这个过程是否不同于那些反射性的、下意识和“自然而然”的行
为。妈妈神采奕奕地向爸爸讲述小安迪是如何在她播放莫扎特音乐时
停止哭泣,小安迪今天好像会说“爸爸”了。这里,我们又发现一个
行为中的注意盲视现象,就是从众多信息中筛选出有意义的语言。在
这个4个月大的婴儿发出的所有声音中,两个特殊的音节“da-da”被
母亲挑选出来,进行强调和鼓励,给这两个音节赋予了意义和情感。
在孩子早期的语言学习中,奖励的标准因文化差异而有所不同。鉴于
我们的文化对语言予以的高度评价,西方文化将早熟的语言技能作为
一个聪明孩子的独特标志。人们花费了大量时间在婴儿的咿咿呀呀中
区分出单词,对那些我们认为是单词的发音给予奖励,并向他人吹嘘
自己孩子的语言能力。
如果安迪由于臭尿布和父亲的出现而没有吃饱,他可能开始吵
闹。如果艾希莉和莎伦也过来,想与他一起玩,安迪要尖叫才能把屋
子里其他人的注意再次吸引到自己身上。在吵闹的时候,他可能没有
发现艾希莉在摸他,但妈妈对此比较谨慎,让艾希莉在婴儿身边的时
候小心一点。如果莎伦摸了摸小安迪,“不要太用力。”妈妈可能会
加倍提醒她。这种交流方式很明显是用于亲情关系和社会规则的两种
不同类型。但每个社会对亲属的定义都不尽相同,在日本我就看到学生们搞不清楚英语中aunt(阿姨)和cousin(表亲)这两个称呼下包
含了哪些亲属。实际上,美国人使用aunt来描述父母的姐妹或者父母
法律意义上的姐妹;cousin在美国的亲属关系中则非常模糊,基本上
凡有共同祖先的人都可以称为表亲。不同文化对家庭亲属关系描述的
具体化程度则各不相同。
当小安迪伸手抓住姐姐的手指时,每个人都会过来夸他的手指很
有力。儿童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人们更多地使用“力量”和“聪
明”来夸奖小男孩,而对小女孩通常夸她们“可爱”。人们给予男孩
的身体触摸相对更少,但他们被表扬为“聪明”频率更高。
“先生?”一个陌生的声音从门外传来。这时,母亲往往不会意
识到,即使她准备去看看是谁在门外说话,她的身体却不由自主地与
婴儿靠得更近了。这时父亲也转过身去,走到门口与来访的人聊天。
他拍了拍着那个男士的背,转过头来,用第三人称向妻子介绍这个陌
生的客人,说:“他是我们的水管工师傅。”然后,父亲与这位水管
工一起走出去了。此时,母亲的肩膀放松了。但对安迪来说,这个细
节里还有许多需要搞清楚的事儿,他开始思考这些信息:不同的人属
于不同的地方,一些人可以自由地出入,但还有一些人在没有被允许
的情况下,不受育婴室的欢迎。不过安迪的注意力会被这些“陌生
人”所吸引,因为他们是不同的,他们让人分心了。
社会概念形成的相关研究
在发展心理学领域,例如瑞士杰出哲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提出的认知发展理论中,“种族”之类的复杂社会概念
只有在很晚期才会进入儿童的意识,甚至可能要到青少年早期。
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像安迪那么小的婴儿就已经对种族的概
念在最基础的层面表现出关注,他会对说不同语言、吃不同食
物、有不同体味或是引起父母警觉的人投去注意。种族和民族的
差异早在儿童形成相关概念之前就已经渗入他们的生活了。
通过使用卡片图和其他游戏对学前儿童进行的人类学研究发
现,他们对社会中细微的有关社会经济、种族和性别等级的暗含
信息有着非常精确的认识。17
在婴儿能够说话之前,他们就能够理
解社会中恐惧情绪的变化。身处街道的婴儿在经过与他们不同种
族的成人时会表现得更加恐惧。因为复杂的社会结构而带来的类
似恐惧,例如对性别、禁忌和性取向的恐慌也很早就出现了,甚
至早在前语言阶段,这比先前所认为的要早得多。法国神经科学家奥利弗·帕斯卡里斯(Olivier Pascalis)实验室的研究发
现:在6个月大时,婴儿就可以发现他们自己种族的面孔和其他种
族面孔之间的差异。
“ 可 爱 ”“ 鼻 子 ”“ 莫 扎 特 ”“ 爸 爸 ”“ 漂 亮 ”“ 饥
饿”“臭”“有力”“小心”“陌生人”,是安迪对这个世界认知系
统中的一部分标签。他学习如何对这些东西产生注意,他得对这些有
意义的词进行全面的认识,等到他上学的时候对这些事物的价值判断
应该是下意识的反应。他不明白为什么一些事情总会与另一些事产生
关联,但他会这样思考,就好像这是唯一的方式,因为他的思维模式
就是这样被建立起来的。他甚至看不到任何的异样之处,直到他必须
看到为止。
我们只把小安迪75秒生活的一小部分挖掘出来了,但这只是一个
起点,从这里我们可以理解到一些非常简单的事件、态度、感觉体验
或语言线索是怎样激发安迪形成特定的注意模式的。在这种模式之
下,他只会对那些重要的事件加以关注。安迪不是用理性或者系统的
方式来理解这些,但是他完全掌握了他需要掌握的信息。虽然不能用
语言来描述,但即使在4个月大的时候,他就发现自己的世界里有这些
模式,并且这些模式非常重要。例如,他想知道,每个人都想告诉他
什么;这些东西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有些话会不断重复,好像在担心
他不能理解似的。
还有一件事儿:小安迪在好奇,为什么他房间里的东西——墙
壁、地毯、毯子、玩具和衣服都是蓝色的。
学习是改变的前提
注意的模式是从育婴室里开始形成的,但随着年龄增长,我们也
学习去塑造或者再塑造儿时习得的价值观。学习的过程就是绘制关于
文化价值的认知地图,这与注意力与注意盲视的特点都是密不可分
的。我们用自己的行为来反映周围的世界。当我们遇到一些不符合自
己认知地图的特征时,就可能会被欺骗或掉到陷阱里,虽然这并非我
们所愿。
当我们发现从前的价值观和新经验不一致时,要么选择坚持现有
的价值观,不管外界有什么相反的证据,都坚持认为现有价值观是对的或者是自然而然的;要么对自己的价值观进行反思甚至推翻它们,这个过程可能很顺利,也可能很困难,可以是全部重建,也可以是部
分修改。但无论是何种情况,这都是注意力科学里非常关键的问题。
一旦你对事物建立起了分类,如果要忽略它就需要付出更多脑力
去思考。这就是我们在接受新习惯之前所必经的打破旧习惯的忘却过
程。这是一个持续且关键的过程。
这也是为什么理解安迪的学习过程对我们来说非常有用。这不仅
仅是一个关于培养孩子的故事,还是关于我们的注意盲视及其如何形
成的故事。只有理解这个过程,我们才更有可能中止、干预这个过
程,甚至改变最终的结果。若想要以不同于现在的方式来分配注意
力,唯一途径是先理解自己习以为常的注意分配模式到底是什么,以
及这种反射性和习惯性的注意模式是如何养成的。除非我们能够理解
这些基本的事实,否则很难打破它,改变它。
安迪的学习过程我们都曾经历过,这个过程教会了我们的大脑如
何分配注意力,也意味着学习忽略那些大众看来不重要的事。但即使
我们忽略了它们,这些不被注意的事实仍然存在。这是大脑注意力的
工作原理:仅仅关注那些重要的东西。而正是我们关注的那些重要事
物将所有不重要的事物隐于无形之中。
作为成年人,我们不再像安迪这样无助,而是有做出选择的能
力。当遇到新的、奇怪的、烦人的或者无意义的事物时,我们可以否
认其价值,可以将它称为没有意义的分心物。我们也可以独立地或者
在他人的帮助下,尝试为这个新事物重新绘制认知地图。实际上,我
们也在利用遇到的新事物重塑自己分配注意力的模式。
我们有学习的能力,意味着我们有改变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人类
天生的。看看安迪就知道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回到育婴室的场景
中去发现我们是如何认识这个世界的。通过理解注意模式的形成过
程,我们就可以着手去改变它们。第2章
学习的神经机制
如果我们想要理解那些“看不见”的注意模式,首先要理解上一
章所讲的注意模式变化。这些变化不仅仅改变着我们的行为习惯,也
改变着我们注意力背后的神经机制。生活中,注意力的每一次发挥作
用均是源于大脑的信号,这意味我们需要进一步理解神经生物学的基
本原则及神经网络的发展方式。
神经联结的建立、破坏与重建
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神经元是组成神经系统的基本单位。神
经元会产生电信号或者化学信号。在神经系统中,有许多不同的神经
元,它们各司其职又相互联结,形成非常复杂的神经网络。成年人的
大脑大约有超过1 000亿个神经元,每个神经元以每秒数次的频率放
电,并且与其他几千个神经元有着联结。所以在你的大脑里,有超过
千万亿个神经联结。1
神经生物学的基本原理与我们的直觉不同。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
间里,研究者曾经相信神经元的数量会随着人年龄增长而增加,神经
联结的数量也会像知识积累一样持续增长。然而并非如此。2
大脑的工
作方式是反直觉的,婴儿比任何正在阅读本书的人都拥有更多的神经
元,而不是更少。现在我们的小安迪就拥有过多的神经元,如果正常
发展,当他成年后,神经元数量会减少40%。如果神经元数量不减少,就意味着他在这个社会中无法独立生存,会被看作是精神障碍或智力
障碍。
在结构水平上,神经元数量的削减与上一章所讨论的注意力分配
原则类似。神经元数量削减是受到注意分配模式促进的:婴儿的大脑
通过选择而成熟。随着婴儿学习从所有刺激中选择那些值得注意的事
物,他也正在“编辑”自己的神经元。在他选择、集中和专注于一些
事物而忽视其他时,大脑也在修剪那些不使用的神经通路。当神经元
不建立联系时,不使用的神经联结也会萎缩。在这个过程中,无关的信息和无用的神经元被过滤掉,只有相关的信息和神经通路才会被保
留。
加拿大神经科学家唐纳德·赫布(Donald O. Hebb)被认为是神
经心理学之父,因为他是第一个观察到“神经元之间形成通路”的
人。
赫布原则?
当人们学习的时候,神经元像进入流水线一样,从
一条汇入另一条,再形成更大的通路,然后整合成为一
个有效的簇。一个神经元簇里的神经元相互协调。这就
是“赫布原则”(Hebbian principle):神经元一起放
电,相互交织。即一起放电的神经元彼此联结。
这就是说,我们重复某个行为的次数越多,一起放电的部分神经
元的放电频率越高,这个行为就可能变得更快速,并逐渐变成条件反
射式的。最后当这部分神经元彼此联结后,这个行为就成无意识的
了。这些交织在一起的神经元形成了我们的行为模式、习惯、群体、种类或概念,而这些都是我们的反射式行为和反应的集合。多个反射
式的行为汇聚在一起形成固定的行为模式,在进行这一系列行为时,我们不再需要思考其中的每个部分。比如:我们看到了红灯,把右脚
放在刹车上,把脚往下踩来把车停住,避免它滑过黄色的警戒线。事
实是我们一看到红灯,就把车停下了,并不会去思考每一个分步动
作。
如果我们需要连续进行某些动作,但是负责这些动作的神经元没
有像赫布说的那样“交织在一起”,我们就会觉得每件事情都完成得
非常费力,需要耗费很多精力,而且效率低下,即完成每件事情时都
需要多任务操纵的能力。看到红灯、松油门、踩刹车、眼睛看路、控
制汽车,同时车后座上小孩在聊天,收音机还开着,所有的这些都是
多任务的一部分。幸运的是,在赫布原则下,“一起放电,相互交
织”的神经元让我们生活中的多任务处理变得更加容易,也可以在第
一时间做出反应。
我们不知道婴儿需要重复多少次才能让神经元形成一条可以产生
自动反应的通路,但很明显不同的行为需要的重复次数也不同,这得
看婴儿是学习微笑还是进行长期生理上和概念上的如厕训练。但我们
知道,在婴儿期如果没有得到足够训练,长大后也很难跟上,甚至一些行为可能永远都学不会了。这就是为什么早期婴儿的照看和学前教
育对其通往成年的道路非常重要。所有塑造注意力的神经通路都在儿
童进入学校之前就开始形成,并且被反复强化。但只有进入了学校,这些注意模式才会被命名、明确化和系统化;只有进入了更远的职
场,婴儿期就已建立的有效神经通路才能应用于实际中。
神经通路把大脑和整个神经系统的不同部分联结起来,通过反复
学习、不断强化将想法转化为行为模式,直到这些行为像是无意识的
一样。实际上,不断重复就是通过特定的和极端复杂的方法来塑造行
为模式,将大脑和神经系统不同部分的神经冲动和大脑活动协调起
来,这些部分可能相隔很远。例如,走路的想法和能力可能对一个健
康成年人来说是非常自然的,但实际上这个动作包含了非常复杂的操
作,涉及大脑的不同部分,随着重复次数的增加,这些脑区之间的联
结越来越紧密。对婴儿来说,将控制行走的不同脑区联系起来不可思
议的。对于学步的小孩来说,这个过程轻松一些但并不顺利。在学步
的早期阶段,仍然有许多额外干扰动作让孩子的每一步都“步履蹒
跚”。我们会使用奖励机制不断地纠正学步过程中的错误,通过赞赏
一些行为,而改变另一些行为。
一旦婴儿学会不需要思考就能行走,从学习和神经通路有效性的
角度来看,他们就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就意味着行走的基本任务
无意识化了,即行走的想法和行走动作之间没有障碍。当从想法到行
为的转化变成反射式的,你就可以在此基础上发展其他的行为了。你
可以边走边思考问题,可以搬着东西,还可以完成特定的动作。当
然,所有的这些都是某种形式的多任务处理,但由于行走经常发生,这些复杂的神经元联结已经有效地建立并得到了强化,那些看起来无
意识的行为对我们来说就不是任务了。因为这些任务最基础的部分
——“行走”对我们来说已经是自然且无意识的,不需要预先的思
考,我们可以在行走时做其他事情。比如,你可以边走边嚼口香糖。
神经元“一起放电,相互交织”的原则在婴儿身上最重要和最显
著的表现是语言学习:在这个过程中和语言有关的特征被选择保留下
来,而无关特征被忽略。4个月大的婴儿可以听到全世界所有不同的语
言,3
虽然不能理解它们,但这时,他已经开始形成听懂英语的神经通
路,同时排除那些英语里没有的语言发音。在神经方面,这就意味着
婴儿丧失了与生俱来的可识别所有语音的能力。4
为了着重关注英语学
习所必需的语音,而不是法语、斯瓦希里语、冰岛语、阿拉伯语、梵
语或汉语,大部分的美国婴儿都丧失了这种能力,因为所有这些语言
都需要一些特定的、在其他语言中没有的音节。在安迪的生活场景里,从他所发出的咿呀声中,妈妈认为他说
了“爸爸”(Dada),表扬了他,给他以感情上的奖励,不断强化这
两个音节的意义。当两个音节有含义时,它们就会被强化。5
在英语
里,“Dada”是一个词,而“Mada”是噪声,所以“Mada”这个音节
被忽略,不会被强化。之后,安迪不会再说“Mada”。
安迪的咿呀声中包括许多不会出现在英语里的音节。这些音节都
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它们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以后,当他想学习另一
门语言时,一些消失的发音可能非常重要,但这时他又要重新学习那
些曾经被故意忘却的声音。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日本的婴儿能区分“r”和“l”,但是到了
幼童阶段就不会区分了。因为在日语里,“r”和“l”没有区别。美
国人可以将这两个字母的发音区分开,是因为它们在英语里有不同的
发音。对于日本的婴儿来说,他们不需要精确地区分两者,也没有人
会分别使用这两个音节,更别提纠正错误发音,所以这种区别就消失
了。一旦开始学习日语,孩子就不再能够听出“r”和“l”的区别。6
我们从安迪身上学习到的可以应用于生活的一个原则是:婴儿般
的学习过程不会随着婴儿期的结束而结束,同时学习也意味忘却。学
习日语,就是忘记“r”和“l”之间的区别。想再次学会这种区别并
不容易,但只要我们记得这种差异,再捡起来仍然是可能的。一旦相
信某种能力是“自然而然”的,我们就真的失去了这种能力。我们需
要铭记,安迪学习类别和概念的过程使他相信自己看到了全部的世
界,而实际上他没有。但这种能力在他的神经元削减之前是可以实现
的。
即使安迪在一个多语的世界长大,成长中仍然会丢掉许多婴儿期
原本会的语音。他无数可能的神经联结会被削减到相对较少的数量。
程序性细胞凋亡?
从定义来讲,产生新的神经联结意味着损失其他神
经联结,注意力的正反两面也反映在神经发展的正反两
面上。这是学习的另一个重要原则。它被赋予了一个非
常有力并听起来像科幻小说的名字:程序性细胞凋亡。7
程序性细胞凋亡意味着不经常使用的细胞必须死亡。无
用就没有存在之必要。学习需要这种选择和抛弃。学习过程让我们的神经系统从复杂和
无序的神经联结中产生了快速、有效和无意识运转的神经通路。
如果不使用的神经元不萎缩消失,那这个世界将变得混乱无序。
没有强健和有效的神经通路,我们会被不断输入的过度刺激逼疯。在
知觉上,过量的神经元和有效的神经通路的区别,就像在森林里迷失
方向而无路可循与在森林中按标识途顺利到达。在感觉上,过量的神
经元则会导致我们不断被新的和随机的事件所惊吓,这是非常可怕
的。
神经系统发育正常的人,通常很少会注意到自己的神经通路是多
么高效,直到碰到问题时才可能会意识到这个事实。就像如果没有患
帕金森综合征,也没有受伤,我们不会发现身体活动的自如灵巧。当
经历了某些灾难性的创伤后,有效神经通路被破坏,行走的想法和行
走行为之间的联结又重新回到了有意识的过程,重建有效联结通常是
非常费力的,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我们需要有意识地重新学习那些曾经被认为是无意识的运动
时,关于运动控制的例子向我们揭示了神经元工作原理的复杂程度。
成人后再学习行走与婴儿学习行走非常不同,成人再次学习时在行为
和神经层面上均需要一个忘却的因素,必须首先打破旧的习惯和预
期,才能学会如何有效地行走。即使最后成人和婴儿的学习成果看起
来相同,但是两者的学习过程完全不同,这个过程实际上会重新定义
你头脑中关于“走”的概念。儿童期的神经削减和塑造使得学习行走
非常容易,但这种功能受到损伤后,个体必须打破旧模式以找到新的
途径来学习行走,从而形成新的神经通路,最终能够让重新习得的行
走动作变得自如。损伤导致原先通畅有效的神经通路被损坏,参与学
习走路的神经都需要创造新的神经通路,通过大量的恢复训练后,新
的行走模式可能也会再次变成无意识的动作。
在生物学层面,导致注意盲视的神经元位于大脑神经系统的深
处。一旦事情变成习惯,我们就不会去注意它们,除非它们变成问
题。注意力是与差异相关的,我们注意那些不属于无意识范畴的事
件,包括各种动作反应、条件反射、固定概念、偏见、行为方式、知
识和分类系统以及其他在心理和身体上由于大量的练习而变得越来越
有效的模式。我们不断地发展出有效的方式来处理信息,使得一些动
作序列可以自动化,从而把有价值的策略性思考解放出来,来解决那
些尚未被自动化的新问题。
通常,只有当非常重要和突发性事件发生时,人们才会打破注意
模式。比如在我们看到红灯之前,刚好一只小猫跑到汽车前面来。这时,我们就不能像预期那样将车慢慢停下,而可能会急刹车或急转弯
绕开小猫。
意识到自己在什么时候把注意放在哪儿,这个过程本身就与日常
生活中注意力的形式不同。意识到自己必须去注意某个东西通常是非
常有压力的,不管是由于兴奋、激动的还是焦虑、愤怒的事件。从生
物学和教学方法的角度来讲,我们一般只会留心那些平时不怎么考虑
的事件。正如社会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所说,我
们可以对自己的反射式行为进行反思。8
自我反思并不需要时刻进行,但它是所有正式或者非正式学习的关键部分。
在一个像现在这样变化如此之剧烈并且波及全球的时代,生活中
许多事件都会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就像为了躲避小猫而急刹车所留
下的刹车印迹一样。痕迹的出现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有事件打破了
成型的模式。由于新事件的出现,我们大脑中那些先前未形成簇的神
经元也开始同步放电了,它们开始了新的联结过程。但是,只有这个
过程顺利,这些神经元同步放电的频率足够高,才能使这种新模式成
为习惯,否则我们仍然会感觉到新事件带来的压力。我们会发现,学
习必须投入注意力。
随着新经验的产生,原先不是同时活动的神经元现在也突然开始
放电。在上述急刹车的例子中,因为情绪上的震惊,在很长时间内我
都难以忘记这件事情。这个例子说明了那些有冲击力的瞬间是如何促
成改变的,它们往往会伴随一些创伤或令人激动的成分。这也是为什
么一些教育者倡导把游戏的原理纳入教育。
如果学习过程是非常令人兴奋的,并能够像在游戏中获胜那样即
时得到自我强化,通过口哨或鸣钟的方式记录胜利的时刻,那么我们
就会更容易记住学习的内容,并把在学习中获得的成功经验整合到生
活中。通过游戏的方式学习,我们不仅能学到知识,也能学到游戏中
获胜的方式,这可以使我们更能接受和适应未来变化。
所有打破原有模式的事件都有着相同的效果:让我们认识到那些
曾经认为是“与生俱来”的行为实际上也是习得的,只是由于不断重
复引起了生物学上的变化,我们才觉得它们是“天生”的。此
外,“天生”的不仅包括行为,还包括文化和环境。欣百达广告中的
很多暗示就是利用了文化及那些被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想法、感觉和
愿望。由于这些信息得到无数次的强化,因此处理它们的神经机制深
植于我们的大脑,就像走路一样不再需要思考。任何新经验都会不同
程度地打破这些模式,不管是第一次尝试埃塞俄比亚食品,在使用十
多年的手动挡后开始学习使用自动挡,还是学习如何使用互联网。只有原来的神经通路受到干扰之后,你才可能发现它们是经过精心削减
和塑造的。
家庭、朋友、社会组织、学校和职场等各种社会机构和社会关系
都在强化我们的神经生物模式,从最基础的层面塑造注意模式。在剧
变的时代,社会机制所强化的模式与我们有效应对新情景所需要的模
式之间互不匹配。如果由于可怕的车祸或者受到某种神经退行性疾病
的困扰,而无法再有效地控制肌肉运动,我们就需要进行康复训练并
采纳专家的建议来让联结脊髓和肌肉的运动控制神经尽可能顺利地工
作。
在剧变时代也是如此,我们需要忘却旧的注意模式,因为它们不
再适用,之后才能开始新的学习。
在文化学与生物学的交叉领域,有一种灾难性的神经疾病叫威廉
斯综合征(Williams syndrome)。这个综合征向我们展示了神经削减
的重要性及“理所当然”文化准则的相对性。9
威廉斯综合征?
威廉斯综合征是一种非常少见的基因疾病,因7号染
色体上缺少26个基因而造成。这种缺陷导致大脑皮层产
生系统性的畸变,从而使神经元没有得到正常数量的削
减。威廉斯综合征患儿接收了太多信息,却无法对所接
收到的信息进行有效分类。10
一般而言,威廉斯综合征患儿的智力测试得分很低,大多是40到
50分(100分为正常),他们的工作记忆容量非常有限,不能记住非常
简单的动作顺序,甚至无法完成穿鞋或数数这样的任务。11
尽管有这些
缺陷,但独特的基因结构也赋予了患者一些非常独有的人格特点和天
资。患有威廉斯综合征的儿童在5~6岁之前就展示出独特的面孔识别
能力,这个任务对大多数智力“正常”的同龄儿童来说都很难。此
外,威廉斯综合征的患儿通常喜爱音乐,有完美的辨音能力;同时他
们还能对一些消极的文化暗示产生“免疫”。比如一些成年人会在不
自知的情况下将种族偏见传递给下一代,但在威廉斯综合征的患儿的
身上通常完全看不到这类偏见。
威廉斯综合征患儿最明显的特点是有着异常丰富和精确的词汇表
达,以及超凡的讲故事能力。12
限时回想动物名称的任务需要每个儿童说出10个动物的名称,一般的儿童可能说出猫或狗之类的动物,但威
廉斯综合征患儿可以说出野山羊(ibex)、蝾螈(newt)、羊驼
(alpaca)等生僻动物名。但他们却不能理解简单的信息加工的概
念,比如听到“说出10个动物的名称”,他们会不断地说出动物名
字,直到有人让他们停下为止。
如果看看不同文化对威廉斯综合征患儿的看法,我们会发现一些
有意思的现象。
在美国,对威廉斯综合征的诊断标准中包括了患者所特有的一些
人格特点,而这些特点几乎都是积极的。人们认为威廉斯综合征患儿
非常友好,有求知欲,有魅力,爱笑,积极,有情感,可爱,合群。
在西方文化中,这些人格特点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人们通常认为,这
些积极的特质是威廉斯综合征儿童独有的优点和恩宠,这从某种程度
上补偿了他们神经发展障碍导致的缺陷。这类儿童有时被叫作“小精
灵”,不仅因为他们的外貌特征,还因为他们非常友善的人格特质。
美国专家正在对威廉斯综合征儿童的催产素水平进行研究。专家认为
可能是由于7号染色体上26个基因的缺失,导致这些儿童体内的催产素
水平过高,而这种神经递质的作用是帮助人们产生愉悦、母爱、共情
和其他积极的反应。
在日本,干预他人事务、过度热心、感情外露、在公共场合对不
太熟悉的人流露情绪等行为是与社会基本原则相违背的。与美国相
反,日本文化中将威廉斯综合征儿童在情绪和社会关系上表现出的人
格特点视为一种缺陷,一种天生的严重神经疾病。与对待其他心理和
生理疾病患者一样,很多日本人并不把这种患儿当作积极特质的典
型。相反,他们会由于这些人格特点而受到同情。人们不会研究患儿
的积极特质,也不像在美国那样,认为研究威廉斯综合征的基因可能
会帮助人类变得更加美好。在日本文化看来,这些儿童具有反社会
性,患儿有可能被专业机构收养。13
伟大的镜像神经元
学校是我们学习文化体系、观念、模式和习惯的正式场所,在这
里我们通过分数、排名、评估和考试这些最严格的方式来强化所学。
且不论好坏,我们所了解到的关于注意的一切特点都会在教室里得到
充分体现。但在我们开始讨论学校教育之前,还需要了解有关大脑的
神经生物学的最后一个特征。为了探究“学习—忘却—再学习”的终级原理,我们需要了解一
下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s)。这些神经元是在20世纪80年代和
90年代被发现的,有人认为发现镜像神经元对于神经科学的重要性,就像基因序列测试对基因学一样。
这个发现源于意大利帕尔马大学(University of Parma)的神经
科学家贾科莫·里佐拉蒂(Giacomo Rizzolatti)和他同事的实验
室。该实验室最初并非是为了寻找镜像神经元而成立的,因为在此之
前没人知道存在着这样的神经元。当时,帕尔马大学的这群科学家正
在研究的是神经元如何影响手眼协调。他们把电极插到猴子的腹前运
动皮层,来观测猴子在拿食物和进食时的神经元放电情况。14
通过这种
方式,他们能够记录到猴子进食时单个神经元的活动。这个研究本身
就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探索。
直到某一天,有趣的事情发生了。这些科学家们发现,猴子观察
人类或同类拿食物吃时神经元放电的方式,与它们自己拿食物吃时的
方式相同。不论是自己完成这个动作还是观看这个动作,这些神经元
均以相同的方式放电。
多年之后,神经生理学家们发现人类大脑中也有镜像神经元。镜
像神经元在个体进行某种活动或观看他人进行该活动时的放电方式相
同。这个发现令人震惊,也违背直觉。这些神经元像镜子一样将被观
察者的行为“映照”出来,就像观察者自己在进行这种行为。
并非所有的神经元都具有这样的反应模式。但这个发现远比手眼
协调的神经机制更具有革命性。帕尔马大学的神经科学家们重新定位
了他们的研究假设和研究方法。很快,他们发现并确定了一组被命名
为镜像神经元的神经细胞。他们认为,在猴子大脑的额叶皮层上大约
有10%的神经元具有这样的镜像特征。
在这些早期的研究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开始用于研究
人类大脑,在其他大脑区域中越来越多的镜像神经元被发现了。不仅
有视觉上的镜像神经元,也有听觉上的。2009年发现在负责体感的脑
区上也有镜像神经元分布,这与人的共情能力相关。15
在生活中,镜像
神经元不仅帮助我们回应所见、所闻和所感,同时也帮助我们建构这
些体验。
灵长类动物学家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认为,通过单
纯的模仿并不能理解人类教与学中相互强化的复杂互动过程。16
他提
到,教学需要将教和学两种活动都反映出来。儿童看到父母做某件事,然后尝试自己去做,父母观察儿童的尝试并强化她他做得对的
部分,纠正她他做错的部分,这个过程就像是一支步伐复杂的舞
蹈。镜像神经元就像这样帮我们更正错误。
德瓦尔对一些流传已久的说法表示怀疑,比如某个特征“让我们
成为人类”或“将人类与动物区分开来”。我们也是动物,德瓦尔相
信,每一件我们以为只有人类才能完成的事情,其他动物都可以做
到。但是,他也认为,在教学中,存在某种特殊或超常的精确调整和
互动。动物可以感觉、思考、解决问题甚至完成一些人类无法做到的
事情——凭自己的力量飞翔,在海洋中辨认方向,在没有任何仪器帮
助下进行跨越几千千米的迁徙等。
但教学是一个非常复杂、交互式的过程。德瓦尔认为,人类可能
是唯一一个不仅通过示范教学,还通过复杂、互动和共情的方式来观
察和纠正行为进行教学的物种。德瓦尔还声称,在非人类动物中,只
有阿根廷海域附近的一群虎鲸存在类似的教学行为。这群特殊的虎鲸
用一种危险的方式来训练自己的幼仔:让它们将海豹驱赶到海滩上并
吃掉。这个过程需要掌握在短时间内随海浪安全退回并避免搁浅的技
能。年长的鲸会评估哪只幼鲸能够做到,然后鼓励它去做。长者不仅
进行示范,还会选出那些能够完成这种玩命技能的幼鲸,并据此确定
如何教育那些有天赋的学生。这些虎鲸像人类一样进行集体教学!
这种个性化教学能让学生获得最佳技能,是一种特殊的互动方
式,需要学生和老师之间具备特定的关系,这即使不是人类特有的,也至少是人类特别擅长的。德瓦尔尚不清楚还有没有其他动物可以精
确地在教学中理解对方的想法,但这正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17
在教
室或者职场中,这都是教授和学习新技能的最理想方法,也是最适合
人脑各方面特点和注意模式的方法。
镜像神经元让我们看到他人看到的东西。通过“照出”他人所
见,也让我们看到自己所忽略的。正如我们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要讲到
的,镜像神经元的特征对于注意力而言至关重要。
接受分心,迎接变化
生活就是一个不停地在调整的过程。改变可能是意外发生的,因
为当生活将我们抛到一种意想不到的情境时,我们就必须做出改变。
我们也可以训练自己对神经系统加工过程的意识,即重复、选择和反射,从而有序地安排生活,保证我们拥有搭档和工具来帮助自己看到
先前忽略的东西。特别是在快速变化的数字时代,他人可能经历着与
我们不同的生活,因此与他人合作并保持团队工作的能力可以帮助我
们把重复、选择和反射的一系列过程内化为“自然而然”的行为,并
转化为我们的优势。
我们需要牢记这一原则:当我们感觉到被“分心”时,就是有新
事情即将出现。可以将“分心”当作新奇或与众不同的另一种说法。
我们应该对分心的感觉保持警醒。它可以帮助我们精确找到需要投入
更多注意力的地方,找到我们无意识的反应与当前情境所需要的行为
间的不匹配之处。如果我们把分心作为一个预警信号,就可以意识到
那些平时隐形的东西。这种意识让我们要么去试着改变情境,要么去
改变行为。
分心是我们最好的创新工具之一,它让我们在旧的模式下改变,开始学习新的模式。
没有分心,就没有强制性的打断和对差异的意识,我们可能就不
会发现自己分配注意力的方式。我们可能认为自己知觉到了全部的世
界,但实际上,只是习得的注意模式过于有效和熟练,让我们没有觉
察出它们也只是模式本身,只是部分世界的有限表征,是一部分在特
定时期对我们有意义的世界。只有当我们被一些不同于预期的东西打
断时,我们才能发现自己的注意盲视中未看见的东西。
很多人都担心新的数字技术会“毁掉”我们的下一代,但这种担
忧是出于旧的观念,认为神经系统的发展是固定的或天生的,将分心
和打断的刺激看作是学习的障碍而不是机会。由于之前我们认为大脑
的工作原理是线性的,知识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积累,所以对多
任务处理和海量信息充满了恐惧。大部分的父母、老师或者教育决策
者都还未能吸收当代神经科学的知识,即大脑工作所遵循的赫布原
则,我们的神经通路只在有用和有效的时候才能产生效力。当新的事
物打断了有效的工作模式时,我们可以创建新的模式。新的模式无法
自动地生长或靠积累产生,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用新的模式取代
旧的模式。不管速度如何,人们都会在需要的时候发展出新模式,而
且最终会变成无意识的行为。
有的专家可能会问:互联网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发展是否有害?但
一个更好的问题应该是:我们向孩子们灌输的学习方法和获得知识的
方式对他们的未来是否有用?互联网还会继续存在下去。未来的世界
是学习的世界,是有着新型社会关系的世界,在这种新型的社会关系
中,个体以兴趣为纽带与更多的人群交流,去中心化的同时又通过网络相互连接。我们的教育方式是否可以帮助下一代做好应对未来的准
备?
答案是否定的。当前的教育政策是基于一种标准化的学习形式,这种学习方式强化了那些适用于工厂工人的注意模式和思考方式,而
在未来世界,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会越来越少。未来,要求人们在信
息自由流通的互联网上进行准确又富有创造性的搜索和浏览。而这种
非常有限又狭隘的标准化学习模式完全不符合这种需要。
如果这些专家固执地以为现在的孩子一无所知,那只是因为他们
对现在的孩子们一无所知。在现在孩子们所处的世界里,信息收集和
知识搜索的方式完全不同于互联网产生之前的世界。他们一开始就有
着不同的神经元削减方式。我们甚至可能无法看到他们独特的天赋和
效率,但这是我们过时的模式导致的注意盲视。
当我们说自己讨厌变化的时候,其实是讨厌有难度的变化,因为
它们需要几百次甚至上千次的重复后才能变得毫不费力。成年人总是
怀旧的,怀念了解自己所知的时候,怀念学习起来很容易的时候。但
忘记引发我们挫败感的微积分或进阶法语课,忘记第一次参加某个运
动项目的时刻,忘记自己必须进入一个全是陌生人的社交场合的局
促,忘记面试过不合适职位的失败,将自己的世界缩小到最可能成功
的范围内是成年人的代表性做法。
即使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模糊,人们还是会担心过去的那
个自己变得过时。计算机出现后,人们担心过人类会因为不再计算而
智力衰退。有了可以存储号码的手机之后,有人因为不再需要记忆电
话号码而忧心。这两种担忧可能都是对的,但如果我们不去考虑这些
损失,结果看起来也没有那么可怕。从实践和神经学上来看,这正是
我们大脑工作的方式:忘却—再学习,削减—重塑。
所有人都愿意相信,自己是全部人类中能够在任何情境中保持清
醒、理性行事、收集所有可能信息进行决策并从中选出最优结果的那
50%。但是,大部分人都会因为“我们无法看到世界的全部”这一事实
而惊讶。这就是注意力的工作方式。在我们被分心从而看到自己平时
所忽视的东西之前,我们真的是看不见。正如我的同事、行为经济学
家丹·艾瑞里(Dan Ariely)所说的,人类具有“可预测的非理
性”。设计药品直销广告时需要学习心理学和经济学的课程,就是希
望理解大部人在大部分时间是如何思考的。我们认为自己是理性的,实际上却是以一种可预见的方式做着不理性行为。18但我们不必因为自己的注意模式而徘徊不前。我们所做的每一件
事都是在学习,只有极少的知识是来自“本能”。这里的“本能”指
的是那些天生、不变化、不需要学习的固有特征。而本能是无法改变
的,即使我们想去改变。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测试、测量或者证据都
表明:对人类而言,本能并不那么重要。
巴宾斯基反射?
生物学家一致将“本能的”东西局限在非常有限的
几种对刺激的反射性反应上。巴宾斯基反射(Babinski
reflex)就是其中之一,这种反射指的是当轻触新生儿
足底的外侧缘时,他们的脚趾会呈扇形展开,12~18个
月的时候反射便会消失。19
除了这些特定的条件反射外,婴儿无法通过本能学习任何知识,所以他们对一切事物都投以热烈的关注。我们让他们集中注意力,实
际上也是塑造他们的价值观和认知世界的根本方式。我们想让他们了
解和探索的世界应该具有可拓展性和创造性,并且越多越好。
随着我们从婴儿时期的早期教育进入学校教育的世界,还有一些
重大问题有待解决:正式教育所强调的价值是什么?正式教育所系统
化的注意模式是什么?这种价值和注意模式在当代世界中有何种作
用?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所重视的教育内容与孩子们所需要面对的
未来世界是否相匹配?第3章
颠覆传统课堂计划
《新闻周刊》(Newsweek)封面头条:“有iPod,所以我才
是我。”
MTV新闻的广告词:“嘿,伙计,我刚刚入手一个免费的
iPod!”
美国著名新闻主播彼得·詹宁斯(Peter Jennings)在美国
广播公司电视台节目中狡黠地笑着说:“用iPod听莎士比亚?用
iPod学微积分?这可能吗?”
美国在线学术发布媒体《高等教育内参》(Inside Higher
Ed)开始担心杜克大学的声誉:“作为全美最好的高校之一,杜
克大学入学标准严苛、入学率稳定且资金充足,怎么突然堕落成
了媒体的笑柄?”
《杜克纪事》杂志(The Duke Chronicle)上的评论更加尖
锐:“杜克大学似乎要把iPod变成一个学术的设备,但iPod是用
来听音乐的。它只是昂贵且不实用的玩具,把它扔到课堂中去它
也不会因此而变成学术工具!”1
这些专家为什么都如此激愤?2003年,苹果公司与杜克大学商
议,要将杜克大学打造成为六所“苹果数字化校园”之一。六所学校
均可以选择一项苹果公司正在开发的技术在其全校范围内使用。从各
个角度来说,这种商业与教育的合作都是具有开创性的。一所学校选
择了苹果的笔记本电脑PowerBook,上面安装了苹果软件iLife,这是
一款可以整合音频和视频的产品。另一所学校选择了电子档案袋(e-
portfolios)的软件,这是一个在线的工作空间,学生可以进行多媒
体项目的开发和存档。还有一所学校选择了一个音频软件来创建音频
档案以及其他基础设施。杜克大学因为选择了时尚的音乐播放器iPod
而成了舆论中心。这个小玩意儿在青少年中非常流行,但令大部分成
年人困惑。2003年,iPod还没有任何关于教育方面的应用软件,当时以古
板、冷漠、高价和高端而出名的信息技术行业,也没有任何关于教育
方面的软件或者教学的技术。随处可见的巨幅广告电子屏上,是听着
iPod舞动的年轻人,他们动感的剪影与鲜亮的背景形成非常鲜明的对
比。这样的iPod可能会有什么教育功能呢?没有人考虑过它在学习上
的潜能,因为它明显是针对年轻用户的,而不是信息技术产业的中年
管理者。正是当时的社会背景激发了杜克大学与苹果公司合作的兴
趣。
作为参与该项目的人员之一,我与同事当时是这么想的,大学的
教育者必须严肃考虑以下时代特征:即将入学的新生大多出生在信息
时代,这些学生在网络世界中成长,他们在互联网上社交,与朋友玩
游戏、分享音乐文件。上一代的学生所遵循的学校和家庭、学习和玩
乐之间的界限,已经被互联网整合到一起,在这一代年轻人的身上,界限正在变得模糊。但是他们的学校仍然没有变化,在家里,他们已
经可以熟练地利用互联网搜索引擎获取信息。如果我们不告诉他们应
该学习什么东西,而是向他们提问呢?如果我们让互联网这种非正式
教育继续发展,进入一种新的、探索式的学习途径,看看这种自我导
向的方式对教育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我们假定这些孩子们的网络
经历已经将他们的大脑塑造得与新智力模式相匹配,然后让他们来展
现这种教学实验,可能会是什么结果呢?
杜克大学宣布,要给每个大一新生免费发一个iPod。只是要求让
他们想象一下这个带耳塞的白色小玩意儿在学习方面的应用,邀请他
们把自己的新想法告诉学校的工作人员。如果某个教授决定在课堂上
使用iPod,那么教授和选了该课程的学生都可以免费获得一台iPod,且不限制用途。这是一个没有大纲、没有计划,也没有设置任何任务
的教学实验,也没有评估的表格来说明我们的投资是否明智。科学证
明,将注意力导向某个方向时,就会把其他方向排除在外。因此我们
尽可能以开放和开阔的视角向自己提出问题:在这个用来娱乐的小机
器上,有没有让美国年轻人喜欢的学习应用?在数字时代,年轻人有
没有一些学习的经验要跟我们这些教育者分享?
假如这是一档真人秀节目,可能会叫“颠覆传统课堂计划”。这
个计划有点疯狂、有些古怪,是精心打造来进行干扰、分心和差异化
的实验,是在制度中体验忘却的一课,把自己原有的模式打破,试图
更多地理解新一代大学生的思维习惯,提供一个独特的空间让这些新
的天才们成长。我们不准备去教,而希望去学习,学习他们从校外的
非正式学习中获得的那些新鲜知识。虽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相信学生会带来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东西。也可能什么都没有,我们也无法
排除失败的可能性。
当时,我是杜克大学跨学科研究专业的副教务长,一个相当于在
企业中负责研究和开发工作的职位。我是负责iPod实验的人之一,我
们的任务是找到iPod最有意思的运作形式。2
我们的本意是想稍微挑战
一下传统高等教育的某些假定,但没有想到这个行为会引起如此的群
情激愤。我们以为教育者同行只会皱皱眉头,但没有想到这个新教育
举措成了《新闻周刊》的封面新闻!通常教育新闻能登上刊物封面,往往是因为我们又在哪个脑力竞赛中落后。这可是《新闻周刊》的封
面啊!像苏格拉底在雅典被定下的罪名一样,大众媒体认为杜克大学
在误导年轻人,通过一个白色、轻薄的塑料玩意儿将年轻人引向歧
途。
在这个iPod实验中,我们把传统模式下老师和学生的角色颠倒过
来了,而这恰好是传统教育的最根本原则:一种基于资格的等级划
分。在自上而下的专家知识体系中,权威原则是正式教育的基础,从
幼儿园的游乐场到研究生的课堂中均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公
共大学教育系统迅速扩张,一张大学的文凭是找到好工作、变成白领
的敲门砖。未能从高中毕业、缺少大学文凭被认为是失败的,教育的
目标是防止这种失败的结果出现。在一些城市里,教育的竞争从选择
幼儿园就开始了。
对年轻人来说,想要进入精英的私立大学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进入
特定的轨道。首先要进入最好的幼儿园,这样才能进入最好的初级学
校,再进入顶尖的寄宿学校,你才可能在常春藤学校或斯坦福大学和
杜克大学这样的精英私立大学的申请中具有竞争优势。另外一个途径
是在公立学校系统,把全部的时间都投入学习中,每年的考试都得到A
或A+的成绩,选择最难的课程,考试成绩获得满分,在课外做大量的
练习题。这些学生把整个人生中都集中于教育上的成就。3
我们很好
奇,如果给他们提供机会不走这些常规路线,这些聪明的年轻人会怎
么做。
在科技领域,众包(crowdsouring)指的是邀请一群人来解决一
个问题。我们在2003年进行iPod实验时,还没有“众包”这个说法。
它是《连线》杂志的记者杰夫·豪(Jeff Howe)于2006年创造的,用
来指那些广泛的互联网合作行为,通过在论坛上公开发帖寻求帮助,以完成一些任务,从写代码,如开源浏览器火狐的开发,到设计商
标,如花了6美元的推特(Twitter)的“小鸟”图标。4?众包的三原则?
众包是将任务外包给一群人,而且当你发现这群人
符合三个非等级的原则时,这种方式最有效。
第一,也是众包的最基本原则,是差异和多样性,而不是专业知识和同一性解决了问题;第二,如果你对
结果有预期,并试图强制解决问题,这将会限制参与
者,因此也降低了成功的可能性;第三,最受到问题困
扰的群体应该在解决该问题的过程中发挥首要作用。
在iPod实验中,我们把数字时代进行教育创新的任务众包给了新
入学的学生。我们在走路中学步。众包与依赖于资质认证和依赖于自
上而下的专家知识很不一样。众包是对专家知识的怀疑,因为越是专
家,则越可能在对问题的知觉上受到限制,更别说回答。正式的教育
通常是教在注意分配中事物的等级排序,而众包则假定没有任何个人
比群体的智慧更加突出。不管一个人是多么专业,也不管他有多么聪
明,都可以通过在团队中共享观点和协同工作来提高和学习。
设备准备就绪,我们决定把教育实验向前推进一步。给新生免费
提供iPod后,许多二年级及高年级的学生表达了他们的愤怒:他们也
交纳了高昂的学费!所以我们向他们解释,任何在校生都可以免费得
到iPod,前提是他们可以说服教授,让教授向学校申请在课堂上使用
iPod,并且想出一个可以在课上使用的教育应用软件。
这一招是不是听起来很狡猾?我们绝对没有预期过这一步。但一
旦高年级的学生也想要iPod,一旦他们开始怀着妒忌进行猛烈抗议,这些iPod的价值也似乎一下增加了三四倍。
如果说“iPod上的莎士比亚”是一个嘲笑的开始,那现在才是反
讽的高潮:一年之内,我们在48门课上给学生提供的iPod数量超过了
我们无条件发给1 650名新生的数量。
这个数字本身就足以说明我们的计划是正确的,但还不止如此。
从这个项目中真正挖掘出来的宝藏是学生们的创新。学生与教授一起
开发出了非常多的教育应用软件,比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所有人所想
象的还要多。此项目之后,人们评论说史蒂夫·乔布斯非常精明,因
为苹果的数字校园计划是非常成功的研究与开发计划,苹果公司是大
赢家。苹果公司现在就有了一个活跃的实验室,里面的学生不断地为
它创造新的应用。将iPod作为一个潜在的学习工具也赢得了非常多的公众关注,美
国的青少年应该感谢我们,让他们有更好的理由要求父母购买iPod。
在iPod实验的第一年,杜克大学的学生们想到了几十种新的学习方
式。最常见的是下载与他们课程相关的音频文件,这些资料可能是物
理学家或诗人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讲、麦卡锡听证会、著名的案例、国
会辩论或是由T. S. 艾略特(T. S. Eliot)、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和托马斯·爱迪生朗诵的著名儿歌《玛丽有只小羔羊》,这首儿歌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录制下来的声音之一。很快,学生们发现
他们也可以把上课内容录制下来,有空的时候听。从西班牙语入门到
爵士乐入门再到有机化学的课,都可以录制在iPod上,在任何地方都
可以播放。你不用再去图书馆或语言教室学习。你可以在公交车、体
育馆或跑步的时候听你的作业讲解,大家都这么做!由于使用了
iPod,声音材料一下子在我们传统的以教材等视觉教具为主的教室文
化中起到了新的作用。
这种靠听觉方式的学习在20世纪80年代新技术的浪潮下,随着索
尼随身听的出现已经具有了可能性。但是随身听依赖于广播和磁带而
不是网络,它没有网络这种无限量的可下载的信息。
学生们比我们更早知道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相互联结的。在一个
由网络联结而成的世界中长大的学生们,深深地为iPod用于“集
体”学习的各种方式所吸引。他们将iPod变成了一种我们想象不到的
社交媒体和学习网络。
在环境学院,受玛丽·林恩·米兰达教授(Marie Lynn
Miranda)的鼓励,某个年级的学生就当地住宅和学校的铅涂料问题采
访了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些家庭。每个学生都把他们每天的采访结果上
传到课堂的网站上,其他学生都可以下载和评论这些采访。在课程结
束的时候,他们把采访整合起来,进行数字编辑后,创建了一个音频
文件在当地广播及整个网络上播放。5
一些医学生意识到,虽然有异常心律的声音库,但没法在现实的
体检中使用到这些资料。他们想到一个方法,把听诊器一端放进一只
耳朵,使用简单的信号跟踪技术来将他们从患者胸口听到与已经编录
好的心律进行匹配。这个原则应用的价值显而易见,很快在北卡罗来
纳州农村地区和在非洲学习医学和护理专业的学生们就用上了这种技
术来辅助诊断。玛莎·亚当斯博士(Martha Adams)是杜克大学医学
院的高级行政人员,她意识到了这种技术对医学研究所产生的革命性
作用:它可以让不在研究中心的人们获得最新的医学研究成果,也可
以让医生们远程报告他们在所属社区遇到的健康问题,这对于促进医学研究来说是双向的。很快,她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一起,开始进
行一个全美范围的iPod创新行动。同样,来自多方的注意又一次聚焦
在这个项目上,不仅聚焦于结果,也聚焦于过程和互动,这种促进也
是双向的。
在音乐系,作曲的学生们把曲目上传到iPod上,同学就可以听到
并点评。音乐表演的学生在合奏、合唱或者交响乐中加入他们的声音
或者乐器表演,就可以听到自己在一个著名交响乐团的长笛演奏部分
作为首席时的声音效果。
工程系的学生们则有一个实践的空间来拆解和组装iPod,以学习
苹果公司从计算机代码到iPod原装白色塑料外壳的物理特征等一切细
节。他们开始探索应用软件,在苹果公司没有给出专属代码的情况下
开发出了可以添加到iPod软件库里的应用程序。换句话说,iPod可能
还是原来的iPod,但是它已经变化,因为增加了一些由用户发展出来
的特征和功能,而拥有了新的能力。对于我们来说,这是观念上的突
破:一个商业的产品也可以被用户个性化,将互联网无限变化的开源
特征拓展到更加固定的、有限的产品使用之中,混合了新旧两种观
念。
在我们实验的第一年末,我们将iPod从一个音乐设备转化成了一
个互动广播设备,杜克大学成为这项新计划中的一部分。2005年,我
们很自豪地举办了世界上第一个学术的“播客”(Podcasting)会
议。我最近看到我们当时的会议宣言,看到标在“播客”一词后的那
些问号,觉得很好笑。当时没有人知道如何称呼这种把课堂录音上传
到网站以供全世界人下载的现象。用iPod听莎士比亚?当然没问题。
在杜克大学讲授的莎士比亚课程可以在曼谷或巴西利亚的公交车上听
到。现在听起来这些都不算什么,但很难想象,在互联网时代之前,在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出现之前,在个人博客和脸书(Facebook)
出现之前,在视频网站被发明之前会有“广播你自己”这样的口号。
第一次播客会议就座无虚席。会议由我带头的第一个项目所资
助,叫作信息科学与信息研究项目(Information Science +
Information Studies,简称ISIS)。在这个项目中,艺术家、计算机
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工程师等,每个人都处在新角色和原专业之
间。许多媒体汇聚在礼堂中,来见证这个跨工程、医学和应用科学等
学科的时刻。在很短的时期内,人们的疑问从“怎么会有人认为这个
设备对学习有用”,变成了“这个设备促进了复杂的学术研究,可能
让学习对世界上的每个人来说都是可能的,而且是免费的”。播客的概念性突破已经达成。虽然购买这些iPod价格不菲,但其
结果是让杜克大学及杜克大学以外的教育产生了革命性变化,而我们
的目的就是想让人们能以前所未有的廉价方式获得信息。只需要少量
的花费,你就可以把你在任何地方听到的任何东西都广播出去,你也
可以下载来自全世界的东西。这些内容不是由专业人士制作的,而是
任何人都可以上传,,也可以进行混合创作后再次上传。当
我们开始iPod实验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2007年出现的iTunes U上
面会有超过350 000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学、图书馆和博物馆所提供的
课程和其他教学音频、视频文件,这些文件都可以。
杜克大学一向被认为是可以为这种“轻率行为”买单的“有钱的
优等学府”,但是将知识民主化并非轻率的举动。当我们发现定制一
台个性化的移动设备实际上等同于定制一台不算昂贵的电脑时,这种
意义尤其突显。2008年的秋天,在杜克大学实验几年后,北卡罗来纳
州教堂山(Chapel Hill)附近的卡勃罗斯中学(Culbreth Middle
School)的一群教员和学生开始了他们自己的iPod项目。他们使用
iPod而不是传统的笔记本电脑,是因为iPod具备“便携性及获得信息
和应用程序的快捷性”。6
2010年1月,在海地发生灾难性的地震后,七年级学生使用iPod上的各种功能来获取最近的消息。他们使用iPod
来测量地震的等级和收集相关的信息,包括人口数据、人道主义援助
信息的更新、海地当地的新闻播客、海地文化和政策知识等。还用
iPod来进行克里奥尔语的翻译。这些学生甚至可以与一个在海地受到
重伤的研究生随时保持联系。他们使用iPod来获得远方的灾难信息,并根据他们收集的信息制作自己的播客。这个实验无疑证明,如果紧
急事件发生在附近,学生可能会利用自己的新知识进行救灾和募捐。
iPod实验不仅是一项技术投资,还是一种对有关新形式注意力的
投资。它不是让学生总是向前冲,从更高水平的人那里学习并记住一
些特定的知识,或接受已经预先决定的知识并消极地吸收,而是对学
生主导的好奇心的投资,这种好奇心不是乏味的白色塑料,而是由互
动、众包、个性化学习和解决问题的驱动力所催生出的自然本性。我
们最大的野心,就是希望改变远在20世纪课堂上形成的注意力的单向
模式。7
iPod实验是一个开始,开始寻找数字时代中校园教育的学习范
式。正如我们看到的,在婴儿与那些影响他生活的人进行的不断互动
中,他建立起了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与此同时还有神经通路的
削减和塑造。iPod实验承认了大脑是一个互动的结构,它在复杂互动
的世界中选择、重复和映射。实验也表明,万维网已经改变了新一代学生非正式学习的模式。这个实验试图将新的注意力科学与新的数字
技术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是数字时代所需要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实
验本身也是这种结合的产物。
我不准备争论这种在网络中互动式的任务是否要比传统校园教育
中主导的接受模式更好。“好”或“差”对于我来说没有太大的意
义。但两种教育方式的差异是存在的,这种差异就是注意对象不同。
当我们在网络中遨游,点击鼠标浏览网页时,跟我们在看电视、电影
或读书时集中注意力的方式不一样。不可否认,当我们把自己和世界
联结起来的时候,需要发挥想象力。我们从一个网页跳到另一个有意
思且吸引注意的网页时,需要一种不同的注意方式。我们不需要区
分“好”和“差”,因为两者都有,两者都可以引起非常丰富和活跃
的认知活动。浏览网页体验的这种新颖之处也在iPod实验中引起了我
们的兴趣。2003年,教育者们已经知道如何去挖掘传统媒体的潜力,但我们还没有搞清楚如何来控制这批生长在网络时代的学生所形成的
新型注意模式。网络中的内容并不总是遵循一个清晰、线性的路径,不可能沿着一条中规中矩的路一直从头走到尾。
我们大部分人所经历的校园教育和印象中的教室是基于专业知
识、具体化和等级制度构建而成的。这种教育可以让人们在20世纪通
向成功,因为那时专业知识、具体分工和等级非常有用。但在信息时
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此时,重要的东西已经变得不同。这是一
个充满了社交网络、众包、个性化和用户创造内容的世界,一个随时
可以在互联网上搜索和浏览信息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最大的百科
全书不是由专家撰写而是由全世界志愿者编写,第二流行的火狐浏览
器由用户共同开发,世界上最大的在线多角色游戏《魔兽世界》每个
月有超过1 100万的用户注册,各类社交网站风靡全球。那么,面对这
样一个新世界,我们需要什么形式的教育?
另一种问这个问题的方式是:我们如何改造21世纪的课堂,将数
字化的好处转化为教育的优势?
iPod的实验是一个开始,但是要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到底有
多大,先得了解过去的价值观是如何把学校塑造成今天的样子的。
伊卡博德·克兰复活了!你是否记得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的那个经典故事
《沉睡谷传奇》(The Legend of Sleepy Hollow)?它完成于1820
年,故事内容是对傲慢自大的小学老师伊卡博德·克兰(Ichabod
Crane)的讽刺。克兰是一个懦弱、愚蠢和自满的学究,对自己传播知
识的角色非常有信心。他知道什么是知识而什么不是,也知道应该要
给学生灌输哪些知识,并对他们进行考试以确保学有所成。如果你蒙
上克兰的眼睛,让他转几圈,然后把他带到21世纪的课堂上,他可能
会因为电器而困惑、被移动的图像吓倒,对电脑和手机充满不解,但
是他应该知道他的立场——他一直以来的立场。
一旦我们对比从沉睡谷的马车时代到如今世界的变化之大和美国
传统课堂上所发生的变化之小,就会被两种变化的差异所震惊。2010
年3月,全美州长协会(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和全美州
立学校校长协会(Council of Chief State School Officers)甚至
呼吁“彻底推广新教育标准,让全美国的学生都使用相同的数学和英
语教材,参加同样的考试,替代州和地区的教育系统,以此来提高全
国学生的成绩”。8
伊卡博德·克兰复活了!
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在美国历史上,科技、工业发生巨大
革新的时代,也是教育领域发生剧变的时代。在我们的时代发生了什
么?似乎我们不是在教育学生为未来做准备,而是决心让他们为过去
而准备。
本质上,当前呼吁全美统一教育标准的热情是对1787年开始的教
育传统的回归。1787年,美国宪法出台。随后,技术开始改变世界。
在签署宪法的时代,新发明的蒸汽动力印刷技术与机器制造的墨水和
纸张,共同构成了大量生产廉价印刷书籍和报纸的条件,人类历史上
首次把印刷技术普及到了中层阶级的读者。新产生的可流通传播的图
书馆机制让贫穷的工人也能够阅读。书籍、报纸发行量激增,变得随
处可见。这种情况发生在美国公共教育和全美国标准诞生的时候,用
来满足当时的美国政府,它需要消息灵通的公民和使报纸书籍广泛传
播的印刷技术。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也支持这种全国性的标
准,他认为当时的美国需要进行一场“反对无知”的运动。9
1791年,当《权利法案》纳入美国宪法时,7个州对公共教育做出了规定。尽管
那时在美国还没有“教育系统”这样的机构。教育工作主要是由地
方、区域和州的私立机构来管理,多是一些宗教机构。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教育政策由各州控制,但具体工作只受到地方和区域
的学校委员会和其他非中心化机构的监管。
霍勒斯·曼(Horace Mann)是美国教育改革的伟大先锋。霍勒斯
是农民的儿子,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坚持接受教育,他用草编织物赚钱
交小学学费,而每学期只上6周课,剩下的时间帮家里做农活。霍勒斯
在20岁时考入了布朗大学,3年后作为1819届毕业生代表发表毕业演
讲。此后,霍勒斯致力于创造一所“普通学校”(common school),即1840年前后出现的免费公立学校的前身。
当时,普通学校按照耕作时间来规划学期,这样方便了农村孩子
上学。学校对男孩和女孩同样开放,社会阶级不是障碍。学校由地方
管理,使用当地政府规划的教学大纲和教材配置,现在已经演变成了
由各个州管理教育工作,即使在“全国教育政策”已经采用后,仍然
如此。
实施义务教育的美国公立学校在19世纪后半叶发展起来,并作为
美国工业化进程的一部分在20世纪初达到顶峰。公立学校教育被看作
新城市化的工厂培训工人最有效的方式。教他们控制机器,让他们适
应机械化、程序化的工厂劳动,都是20世纪教育的主要目标。教育的
目的是把没有技术的工人培训成为具备专注力可以完成工作任务的技
术工人,而学校正是训练规则和完成统一的地方。所有儿童在相同的
年龄入学,通过非常细致的分级体系,针对标准化的教学大纲进行系
统化的考试,不同的科目分不同时间段来教授。这种方式或多或少地
模仿了工厂流水线上工人的分工及各部门间的劳动分工。
许多在今天公立教育中常见的特征最初是为了满足19世纪后半叶
迅速发展的新工业模式的需要。机器需要按流程运转,流水线需要工
人精确和有效的操作,学校开始非常强调时间和时效性。教学大纲的
导向也要集中于一个任务,包括精通具体课程要求学习的东西。“效
率”成了流行词,在工厂和学校里均是如此。学会根据要求分配注意
力是非常重要的,往往是通过死记硬背和对事实的掌握来达到。学校
甚至想出了快速问答的形式进行训练,例如拼写比赛或数学比赛。这
是一种新的技能,与基于苏格拉底式的精英问答模式不同,与农业生
产中找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也与学徒式中师傅对徒弟的模
仿进行指导不同。流水线则更加要求整齐划一并且受到限制。不管一
个人的理由多么充分,他的延迟都会影响整条流水线上其他所有人的
工作效率。对孩子强制性的义务教育被视作一种教授基本知识,包括
关于任务、义务、等级和计划的基本知识的方式。学校的铃声变成了
工业时代公共教育的一个标志。10专业化也是如此。由于流水线的出现,工作被细分。每个工人不
需要完成整个工作而只是其中一个具体的任务,然后把任务传递给下
一个人,再到下一个,直到流水线结束。对劳动效率的推崇代替了对
产品艺术性的推崇,人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个体对工业生产过程
做出贡献时的速度和正确率上。集中于某个任务的注意模式成了理想
的注意模式,与先前农民骑马扫视自己的农田,以找出需要照料的土
地所需要的注意模式非常不同。
到1900年,美国州立和美国地区公立学校代替了地方经营的学
校。到1918年,美国各州都立法强制人人必须完成小学阶段的教育。
但美国公立学校系统对天主教会做出了一些让步,允许他们可以创建
独立于公立教育之外的教会学校系统,但需要符合各州的教育规定。
现在的教会学校就是从那时候延续下来的。
在20世纪的前60年里,随着美国的世界地位不断上升,教育的论
调也随之变化,更加着重强调培养领袖。19世纪的普通学校关注初等
教育,20世纪的学校则更关注高中教育,包括提高毕业率。1900年,大约15%的美国人有高中文凭,到195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50%。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高中和高等教育都迅速扩张,在1957年这种
扩张更因受到刺激而加剧,因为当时苏联人成功发射了第一颗可以绕
地球运行的人造卫星,即史普尼克号卫星。随着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
在科学方面的竞争日渐激烈,政治领导人越来越重视国民的受教育水
平。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增长就是由教育
的扩张所推动的。
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的院长罗伯特·舒华兹(Robert
Schwartz)指出,在20世纪最后25年里,从美国独立战争以来的教育
普及模式发生了改变。11
自1975年起,美国人的受教育程度呈平稳甚至
略有下降的趋势,但市场却急需由高等教育所培养的具有探索性、创
新性的解决问题的人才。那时,我们第一次发现教育系统面对社会需
求时的疲软。
20世纪60年代,在高中毕业生占成人比例这一指标上,美国排名
世界第一。但在200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调查的30个国
家里,美国排名第13位。相反,韩国则从第27位上升到第1位。
最让人担心的是从1995年到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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