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封面

    献词

    序言

    前言 为什么这不是一本关于打扑克的书

    第一章 生活是扑克，不是象棋

    皮特·卡罗尔和事后诸葛亮

    以结果为导向的危害

    快速或死亡：人类大脑不是为理性而构造的

    两分钟警告

    奇爱博士

    扑克与象棋

    一场致命的智斗

    “我不确定”：充分利用不确定性

    重新定义错误

    第二章 赌一把？

    得梅因三十天之赌

    我们都经历过得梅因

    所有的决策都是对赌

    多数牌局都是在跟自己对赌

    信念强则赢面大

    所听即所得他们观看了一场比赛

    顽固的信念

    聪明反被聪明误

    赌一把

    重新定义信心

    第三章 在对赌中学习：应对不确定的未来

    希腊人尼克以及从水晶酒吧学到的一些东西

    结果即反馈

    运气与技能：区分结果

    回溯分析的困难：健康甜点现象

    如果不是因为运气，每一次我都会赢

    非此即彼的思维依旧顽固

    人们在观察

    从他人的结果中看自己

    重塑习惯

    “赌一把？”回归

    来之不易

    第四章 结伴制

    也许问题在于你自己，想过没有

    红药丸还是蓝药丸

    团体生而不同

    团体对注重准确性的奖励

    “100个白色城堡汉堡……和一大杯巧克力奶昔”：责任性如何改善决策制定

    团体让我们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观点联邦法官：主观倾向并不稀奇

    社会心理学家：确定性倾向和异端学会

    赌一把(科学的)？

    第五章 为了更好地决策而提出异议

    向一位魔术师致敬

    默顿式共有性：多多益善

    普遍性：不轻易否定信息

    无私利性：我们都有利益冲突，还很容易传染

    有条理的怀疑性：真正的怀疑主义者提出论据并结交朋友

    与团体之外的世界进行沟通

    第六章 心理时间旅行历险

    马蒂·麦克弗莱偶遇马蒂·麦克弗莱

    夜猫子杰瑞

    做决策之后不要后悔

    爆胎、行情指标和变焦镜头

    嗯是的，但最近你给了我什么好处

    倾斜

    尤利西斯合约：利用时间旅行来预先承诺

    决策脏话罐

    侦察：规划未来

    情景规划的实践

    反向回顾：从一个积极的未来开始逆向思考

    预先检查：从一个负面的未来开始逆向思考

    树木学和事后偏见(或者，让电锯歇一歇)致谢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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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词

    献给慷慨善良、才华横溢的

    莱拉·格莱特曼(Lila Gleitman) 和亨利·格莱特曼(Henry Gleitman)伉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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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万维钢

    我在“得到”《精英日课》(第2季)中用了四期的篇幅，给大家介绍了一本美国刚

    刚出版的新书，叫《对赌：信息不足时如何做出高明决策》，作者是安妮·杜克。非

    常高兴这本书由中信出版社引进出版。

    杜克的学术专业是认知心理学，但她有一个更显眼的身份——职业扑克高手。她有

    20年的职业扑克比赛经验，在大赛中拿过好几个冠军，赢得的奖金超过400万美元。但这不是一本教你怎么打扑克的书。近年来，杜克从职业扑克圈淡出，转型给

    CEO(首席执行官)之类的大人物做演讲和培训，她教的是科学决策，这是本书的主

    要内容。

    早在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创立博弈论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博弈

    就是扑克。一般人没有多少做决策的机会，人生大部分时间都是按照既定的路线

    走，不会时不时停下来想一想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而正因为决策的次数少，人们不

    会对“决策”这件事做特别的训练，决策水平就较低，那么一旦遇到不熟悉的局面

    或者信息不充分的情况时就会不知所措。

    “得克萨斯扑克”的规则很简单，就是五张牌比大小，它本质上是个决策游戏。下

    多大的注、亮哪些牌、要不要来个虚张声势、是否假装自己的牌很弱、跟还是不

    跟，你的每个决策都是钱。一场得克萨斯扑克通常要大家坐下来玩几个小时，平均

    每个小时要玩30把，也就是说一把平均只有两分钟——而你在这两分钟之内，有可

    能要做出20个决策。

    根据规则，你每次决策最多只有70秒的思考时间。我们专栏以前讲过奇普·希思和丹·

    希思的《决断力》这本书，说的也是科学决策，但杜克更强调决策所面对的不确定

    性。人的大脑非常不善于处理不确定的信息。职业扑克选手要提高水平，就必须战

    胜头脑中各种认知偏误。

    严肃对待决策的信念

    我读这本书的感受是，这种决策能力是人的一个修炼。决策高手和普通人有气质和

    境界上的差异。贝叶斯定理也曾说过，科学决策的第一步是把你对事物的判断

    给“概率化”。你不能说“你觉得要下雨了”，你得说“你认为下雨的可能性是65%”才行。

    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但是你很可能做不到。当一般人说自己“相信”什么事情的时

    候，他通常不会考虑概率。他要么全信，要么全不信，而且非常容易全信。这个道

    理是，当人脑接收一个新信息的时候，总是先假设它是真的。这也是为什么谣言那

    么容易传播。如果你连审视一下真假的动力都没有，就更不用说决策了。

    怎么克服这个心理呢？杜克说这就是博弈的好处。拿真金白银跟人打赌，就是“风

    险共担”(skin in the game)，你自然会好好地审视一番。从这个意义上讲，博

    弈者是值得尊敬的。博弈，首先是严肃对待你的信念。

    不以成败论高低

    科学决策的下一个境界是把决策水平和运气分开。假设摆在你面前有两个选项：选

    A，成功率是65%；选B，成功率只有35%。科学的决策是坚决选A。如果你选了A之后

    却发现结果是B正确，你能说当初不该选A吗？扑克选手能做的是选赢钱概率大的选

    项。至于结果没成功，那只是运气问题。头脑清醒的人必须能区分决策和运气。

    人们总是事后诸葛亮，认为如果结果不好，当初肯定可以有更好的决策——可是如

    果你经常打扑克，你就知道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扑克选手把这种情况叫作“结果导

    向”(resulting)。扑克要打很多把，你在乎的是一个能够以大概率赢钱的科学

    决策系统，而不是某一把的输赢。这就好像开赌场一样，你想要的是长期积累下来

    赢钱。如果因为这把输了就随意改动决策系统，这就是“结果导向”，就等于没系

    统。普通人关注结果，高手关注系统，这是科学决策的基本功。

    杜克曾经担任过业余选手比赛的评论员。有一次她告诉现场观众，当前这个局面，A

    选手赢的概率是76%，B选手赢的概率是24%。结果最后B选手赢了。当时就有个观众说你预测错了。杜克回答说这不是预测错了，她已经说了B选手有24%的可能性会

    赢，现在B选手赢了，也不过就是概率为24%的事件发生了而已。

    你必须能区分什么叫运气不好，什么叫决策错误。不能以成败论英雄，要注重决策

    水平的高低和决策过程的合理性，而不是最后的结果。很多人爱说自己“不在乎输

    赢”。大部分情况下这都是在说大话，他们根本不知道“不在乎输赢”是什么意

    思，他们可能只是想说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强而已。

    学会复盘

    杜克的哥哥是比杜克更厉害的一位职业扑克高手，杜克最初就是跟哥哥学的扑克。

    而杜克最佩服的一位职业高手叫菲尔·艾维(Phil Ivey)，他被认为是现役扑克玩

    家中的世界第一，赢过超过干万美元奖金，但更厉害的是他的气质。艾维，已经达

    到了宠辱不惊的境界，他会在每次比赛之后找人跟自己复盘。有次艾维比赛正好赶

    上杜克的哥哥担任解说，那天晚上他赢了50万美元。艾维的庆祝方式就是拉上杜克

    的哥哥到一个餐馆，边吃饭边复盘。

    艾维赢了，但是他把自己当天所有可能的错误都摆出来，听取杜克哥哥的意见。杜

    克在书中没有讲扑克打法的技术细节，但是她打了一个比方，在承认有运气的前提

    下，你的复盘应该是这样的：你要假设各种替代可能性。比方说你在大冬天开车，路过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因为路上有冰，你的车失控了，导致一起交通事故。这

    件事当然有运气成分，但是如果你想从中吸取教训，乃至于提高驾驶水平，你应该

    这么复盘：你事先是否想到了路上可能有冰？明知是这样的天气，你是不是开得太

    快了？发现车开始打滑的时候，你的操控是否有问题：你方向盘是不是打错了，你

    是不是不应该猛踩刹车？小路容易结冰，大路应该已经都撒上盐了，你为什么当初

    不选择走大路？你家里有辆更适合冬天路况的车，你为什么不开那辆车？这些可能性有的有用，有的没用，但是你一定要考虑得非常全面，并非常严肃地面

    对所有这些可能性，然后你会从中总结一两条经验教训。这些教训也不一定是对

    的，你这个总结本身也是赌——但既然是赌，那就要严肃对待。这也是为什么这本

    书叫《对赌》——不赌，你这个思维就不够严肃认真。提高技艺的具体操作原则其

    实很简单，无非就是从经验中获得有效反馈，跟我们常说的“刻意练习”是一样的

    道理。可是会这么做的人实在是太少了，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心理问题。

    克服自利性偏差

    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麦考恩(Robert MacCoun)有个有意思的观

    察：他发现在所有的交通事故记录中，75%的司机都指责是別人犯了错。如果事故至

    少涉及到两辆车，那么91%的司机都认为是对方犯错。而哪怕事故中只有一辆车，也

    有37%的司机能找到别人身上的原因。出了事儿都怪别人，这是人之常情。心理学家

    对此有个专门的名词，叫“自利性偏差”。有自利性偏差的人认为：如果我做这件

    事没做好，那肯定是因为不可控的、别人的或者意外的缘故；如果我做这件事成功

    了，那肯定是因为我水平高。

    这种态度会使人自我感觉良好，但是不可能提高你的决策水平。人是不会从自己的

    失败中吸取教训的，因为他总能找到理由把失败归咎于别人。当然别人的失败有可

    能是你的成功之母，因为观察别人的失败，从中总结一个教训，完全不会伤害自己

    的自尊。不过这个方法对自利性偏差严重的患者来说也不容易，自利性偏差还包

    括，认为别人的成功都是因为运气，别人的失败则都是因为他这个人的水平本来就

    不行。

    杜克说，自利性偏差是职业扑克选手最大的魔障。扑克是一种零和游戏，你赢就是

    我输，所以人们对自己和别人的输赢都有非常强烈的感觉。如果输赢涉及到很大的利益，你的感情可能会强烈到让你根本无法客观面对现实。可是如果不涉及大的利

    益，你就不会真的严肃对待输赢的教训。

    人生就像一场场牌局，我们每个人都是参与者。在“变”和“不确定”成为常态的

    当下，我们在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如何做出正确的重大决策，需要一定的智慧。

    愿每个人都在人生长期博弈中，出好每一张牌，成为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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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为什么这不是一本关于打扑克的书

    我26岁的时候，本以为自己的未来之路非常明确。我的父亲是新罕布什尔州一所预

    科名校的英语系主任，我在校园里长大，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取得了英文和心理

    学两个学士学位。随后我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生院，获得了国家科学基金会

    奖学金。在我取得硕士学位后，又接着完成了认知心理学的博士课程。

    但就在博士论文即将完成的时候，我生了病，于是我休学后离开了宾夕法尼亚大

    学。在此期间我结了婚，移居到蒙大拿州的一个小镇上。很显然，奖学金并不足以

    维持这种穿州过县的成人生活，因此我需要钱。我的哥哥霍华德(Howard)是一名

    职业扑克玩家，他当时已经打入世界扑克系列赛(WSOP)的决赛，他建议我去比林

    斯看看当地合法的扑克比赛。这个建议并不像听起来那么随意。我是在一个充满竞

    争、热衷博弈的家庭环境里长大的，霍华德带我去拉斯维加斯度过几次假，那里的

    消费是我无法用奖学金承担的。我看过他打牌，而且自己也玩过几把低风险的牌局。

    很快我就爱上了扑克。吸引我的并不是拉斯维加斯的灯火辉煌，而是在比林斯的水

    晶酒吧地下室的牌桌上小试牛刀的兴奋快感。当时我的水平还有很多不足，但学习

    的过程令我无比兴奋。我打算在休假期间赚一点钱，继续我的学术之路，同时将打

    扑克作为我的业余爱好。

    于是这个短暂的休假变成了一名扑克玩家此后20年职业生涯的起点。至2012年退役

    时，我总共赢得了一条世界扑克大赛手链、世界扑克系列赛冠军和NBC(美国全国广

    播公司)全国单挑扑克冠军赛冠军，以及400多万美元的比赛奖金。与此同时，霍华

    德也赢得了两条世界扑克大赛手链，两次上榜扑克经典大赛的名人堂榜单，两次获

    得世界扑克巡回大赛冠军，以及640多万美元的比赛奖金。

    要说我偏离学术道路，似乎是有些轻描淡写。但我很快就意识到，与其说我放弃了

    学术，倒不如说我是更换了专业去研究人们是如何学习和做出决策的。玩一手扑克

    大约需要两分钟，在这一过程中，我可能会碰到多达20次的决策机会。每一手牌都

    有一个确切的结果：赢钱或输钱。每一手牌的结果都为你的决策提供了即时的反

    馈。但这是一种不太可靠的反馈，因为输赢仅仅是反映决策质量的一种模糊信号。

    赢钱可能是因为手气好，输钱则反之。因此，很难将全部的反馈用于参考学习。

    那些须发斑白的蒙大拿农场主极有可能会在扑克桌上从容不迫地赢光我的钱，这种

    担忧迫使我去寻找切实可行的对策——要么解决这个学习难题，要么输个精光。在

    我的职业生涯之初，我很幸运地遇到了一些优秀的扑克玩家，向他们学到了如何处

    理打牌时的运气和不确定性，以及学习与决策之间的关系。

    一段时间后，这些世界一流的扑克玩家教会了我打牌的本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做决策。将决策视为对赌的启示使我能够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找到学习的机会。我发

    现，将决策视为对赌使我避免了常见的决策陷阱，让我以更理性的方式从结果中学

    习，并尽可能地在此过程中不受情绪的左右。

    2002年，因为我的朋友、超级扑克玩家埃里克·赛德尔(Erik Seidel)拒绝了邀

    请，某对冲基金经理便找到我，希望我能给一群交易员讲几句，分享一些可能适用

    于证券交易的扑克技巧。从那时起，我与多个行业的专业群体进行交流，审视自己

    从扑克中学到的方法，不断加以完善，并帮助他人将其应用于金融市场、战略规

    划、人力资源、法律和创业等方面的决策之中。

    鼓舞人心的是，我们可以找到实用的方法来规避决策制定与执行之间的误差。本书

    承诺：对赌思维将会改善我们终生的决策力。它能使我们更好地区分结果质量与决

    策质量，发现“我不确定”这句话的作用，学习规划未来的策略，做更加主动的决

    策者，帮助寻求真相的同伴一起改善决策过程，让自己在未来决策中减少情绪化。

    对赌思维并没有使我成为一个永远理性、毫无情绪的决策者。我也犯过(并且仍然

    在犯)很多错误。生而为人，错误、情绪、损失等都是不可避免的，但对赌思维方

    式使我在客观性、准确性和开放性方面不断进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积累会对

    我们的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

    所以本书讲的不是玩扑克的技巧，而是扑克教给我的一些关于学习和决策的东西。

    对于任何想成为更好决策者的读者来说，我在那些烟雾缭绕的牌室中学到的实用方

    法都是非常好的策略。

    对赌思维始于我认识到只有两件事在决定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决策质量和运气。

    对赌思维就是学习并认识二者的区别。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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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生活是扑克，不是象棋

    皮特·卡罗尔和事后诸葛亮

    “超级碗”历史上最有争议的决定之一发生在2015年第49届超级碗赛事的最后几秒

    钟。在距离比赛结束还有26秒、双方比分差4分时，落后的西雅图海鹰队的二次10码

    (约9.1米)进攻正要冲过新英格兰爱国者的1码(约0.9米)线。此时大家都期待

    着海鹰队主教练皮特·卡罗尔(Pete Carroll)指示将球递传给跑卫马肖恩·林奇

    (Marshawn Lynch)。大家当然会有此期待，因为林奇距离球门是如此之近，并且

    他又是NFL(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最好的跑卫之一。

    谁知，卡罗尔竟然示意四分卫拉塞尔·威尔逊(Russell Wilson)抛传。然后新英

    格兰队截获了这个球，并赢得了超级碗的奖杯。次日，各种残酷的标题挤满了各大

    媒体的头条。

    《今日美国》(USA Today)：究竟为什么西雅图海鹰队要采用美国职业橄榄球大

    联盟历史上最糟糕的战术决策？

    《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超级碗历史上最糟糕的战术决策”，将

    永远刷新人们对海鹰队和爱国者队的认知。

    福克斯体育网(FoxSports.com)：超级碗历史上最愚蠢的决策可能预示着西雅图海鹰队的末日。

    《西雅图时报》(Seattle Times)：超级碗历史上最糟糕的决策导致海鹰队饮恨

    败北。

    《纽约客》 (New Yorker)：一名教练在超级碗中的惨烈失误。

    虽然几乎所有的业内权威人士都认为此事件中的失误是无可争辩的，但一些来自外

    界的声音却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做出这样的战术决策即便不出彩，至少也是合情

    合理的。538博客(Five Thirty Eight.com)的本杰明·莫里斯(Benjamin

    Morris)和《斯莱特》(Slate)电子杂志的布莱恩·伯克(Brian Burke)的分析

    很有说服力。他们认为，出于计时管理和对比赛终场的考虑，卡罗尔做出抛传的决

    定完全是有理由的。他们还指出，被截获是一个可能性相当低的结果。(本赛季中

    球员在对手的1码线上共试图抛传66次，其中0次被截获。在过去的十五个赛季中，相同情况下的拦截率约为2%。)

    这些少数的不同意见丝毫没有削弱针对皮特·卡罗尔那雪崩式的吐槽。无论读者是否

    认可这些冷门的分析结果，大多数人都不愿意认可卡罗尔的深思熟虑，以及他因为

    任何考量而做出的这一决定。如此一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多人如此坚

    信这是皮特·卡罗尔的巨大失误？

    我们可以用四个字来回答：成王败寇。

    设想一下，如果威尔逊完成了这个抛传，球队以触地得分赢得了比赛的胜利，那么

    这些报道的标题会不会变成“英明决断”、“海鹰队完美突袭折冠超级碗”或“卡

    罗尔智挫贝利奇克(Belichick，新英格兰队主教练)”？或者反过来再设想一

    下，如果传球未成功，而海鹰队在第三或第四轮10码进攻时冲锋得分(或未得分)，那么新闻头条将会针对后来这些场景进行评价，而皮特·卡罗尔在第二轮10码

    进攻时做出的战术决策将会被人们忽略。

    但卡罗尔的运气实在是很糟糕。他决定着战术口令的决策质量，却未能把握决策的

    结果。他之所以承受着人们的责难，完全是因为他的决策未能转化为好的结果。他

    下达了一个极有可能以触地得分而赢得比赛胜利，或者制造一个不完整抛传(这会

    给海鹰队两次额外的机会将球传给马肖恩·林奇)的战术口令。这是一个高质量的决

    策，却产生了糟糕的结果。

    皮特·卡罗尔是人们倾向于将决策质量等同于其结果质量的受害者。对于此种情况，扑克玩家会用一个词来形容：结果导向。当我刚开始玩扑克时，有经验的玩家让我

    警惕以结果为导向的危险，告诫我不能仅仅因为眼前的几手牌没有打好就要去改变

    策略，要抵制这种诱惑。

    皮特·卡罗尔明白，这些批评者都犯了以结果为导向的错误。超级碗结束之后的第四

    天，他在《今日秀》(Today)现身时承认：“这是有史以来因战术口令而导致的最

    糟糕的结果。”他又补充说：“如果我们抓住了机会，这就会是一个很棒的战术，或者会是一个还说得过去的战术，那样也就不会有人惦记这件事了。”

    为什么我们在区分运气和技能方面如此糟糕？为什么无法掌控结果的意识令人如此

    不安？为什么我们把结果和先前的决策如此紧密地联系起来？无论是在分析别人的

    决策还是在制定和审查我们自己生活中的决策时，如何才能避免陷入事后诸葛亮之

    类的误区之中？

    以结果为导向的危害现在我们花一点时间，先回想一下去年你做过的最佳决策是什么，再想一想最差决

    策是什么。

    我敢打赌，你的最佳决策带来了一个好结果，而最差决策导致了一个坏结果。

    对我来说，这是很有把握的对赌，因为以结果为导向并不仅仅是别人的问题，而是

    绝大多数人的共同问题。事后诸葛亮是比较显眼的目标，作家和为大众提供即时分

    析的博主们也很容易引人注目。但是，正如我从自己打扑克的经验中发现的那样，以结果为导向是一种折磨着我们所有人的常规思维模式。在结果和决策质量之间建

    立过于紧密的联系会影响我们的日常决策，并可能造成广泛的灾难性后果。

    在向管理者提供咨询服务时，我有时会以这样的方式开始。我要求小组成员在第一

    次会面时简要介绍一下他们各自在过去一年中做过的最佳和最差决策。在此过程中

    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只想到他们的最佳和最差结果，而不是最佳和最差决策。

    在一次针对CEO和企业主的咨询会谈中，有一名CEO认为自己做得最糟糕的决定是解

    雇了公司的总经理。这位CEO解释说：“自从解雇他以来，我们一直没能找到合适的

    继任者，试了两个人选也都不太理想。销售量正在下降，现在公司的情况相对不乐

    观。目前我们还没有遇到一名应聘者能够像他那样优秀。”

    这听起来像是个灾难性的结果，但让我好奇并想要一探究竟的是，为什么这位CEO认

    为解雇总经理的决定是如此糟糕(除非这个决定本身是错误的)。

    他解释了该决策的制定过程，以及做出解雇总经理这一决定的理由。“通过对直接

    竞争对手和同等规模企业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效益不如它们。我们认为

    公司本不应该在业绩和发展方面落后于这些企业，那么问题可能出现在领导层。”我询问了这个过程是否包括通过与这位总经理合作来了解其技能差距，以及就他可

    以如何改善这一问题进行沟通。事实上，公司的确与他一同明确了他的技能差距。

    CEO还请来一位高管教练来帮助他提升已知的主要短板——领导能力。

    另外，在尝试通过高管培训来改善业绩失败之后，公司又考虑将总经理的职责分离

    出一部分来交给另一位管理者，好让这位总经理专注于自己的强项业务。但公司最

    终否决了这一想法，因为他们认为这将损害总经理的信心，而员工们也很可能会认

    为这是一种对总经理不信任的表现。再者，将原本完全可以由一个人承担的工作拆

    分给两个人做会给公司增添不必要的财务负担。

    最后，这位CEO提供了一些背景资料，介绍了公司从外部雇用高层人员的经验，以及

    对可用人才的理解。他似乎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他们可以找到更合适的总经理人选。

    我问了在场的所有人员：“有谁认为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毫不奇怪，每个人都

    认为这家公司经历了一个深思熟虑的过程，并根据他们当时所了解的情况做出了合

    理的决定。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糟糕的结果，但这并不能说明它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结果和决策

    质量之间不完美的关联使这位CEO陷入了困境，并对其公司的后续决策造成了极其不

    利的影响。他认为这是个失误的决策，仅仅是因为该决策没有带来一个成功的结

    果。很显然，这个决策导致的结果让他感到非常痛苦和懊恼。他非常明确地表示：

    他认为自己本应该知道解雇总经理的决策可能会带来糟糕的后果。他解雇总经理的

    决策行为反映出他犯了一个观念性的错误。他不仅以结果为导向，而且无法抵制随

    之而来的事后偏见。这种偏见是在结果出现之后认为自己对某种不可避免的结果早

    有“先见之明”的一种倾向。当我们说“我早应该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或者“我本

    应该想到会是这样”时，我们正在屈从于这种“事后诸葛亮式”的偏误。这些观念是由结果和决策之间的联系过于紧密而产生的。这是我们评估以往决定的

    习惯做法。就像针对皮特·卡罗尔在超级碗决赛中的战术口令而产生的铺天盖地的指

    责一样，这位CEO犯了以结果为导向的错误。他忽略了自己(和公司)的谨慎分析，只关注了糟糕的结果。这个决定未能产生理想的结果，于是他将此结果视为不可避

    免的后果，而非概率事件。

    综上所述，我从未遇到任何人曾因为糟糕的决策而得到了意外的好结果，也从未听

    说任何理由充分的好决策却导致了坏结果的例子。即便在很容易就能找到无可争辩

    的例子来证明决策与结果之间并无直接关联的情况下，我们也总是将结果与决策联

    系起来。没有一个清醒的人会认为酒后驾驶并安全返家反映了一个良好的决定或优

    秀的驾驶技术。根据类似这种幸运的结果去改变未来的决定是十分危险的，而且也

    是闻所未闻的(除非这是你在喝醉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显然，这是自欺欺人)。

    然而，这正是这位CEO身上发生的事情。他根据结果的质量而不是决策过程的质量重

    新评定了他的行为——他认为“自己在醉酒时更适合开车”。

    快速或死亡：人类大脑不是为理性而构造的

    对于熟悉行为经济学的人来说，皮特·卡罗尔的批评者们和上述这位CEO表现出的不

    合理性应该不会让人感到意外。由于许多杰出的心理学家、经济学家、认知研究学

    者和神经系统科学家的工作，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书籍可以解释为什么人类在决策过

    程中会受到某些非理性因素的困扰(如欲了解此类书籍详情，详见“参考书目和推

    荐阅读”部分)。此处仅提供个人总结。

    首先，人类大脑的进化是为了创造确定性和秩序。了解到运气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使人感到不安。我们意识到运气的存在，但抗拒竭尽全力而得不到满意结果的想法。我们喜欢把世界想象成一个有秩序的地方，一个随机性没有肆虐成

    灾，可以预见所有结果的地方。进化赋予了我们这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在混乱中创

    造秩序是我们生存的必要条件。

    当我们的祖先在大草原上听到窸窣声后看到狮子跳了出来，就把“窸窣声”和“狮

    子”联系了起来，这种关联可以作为此后的救命常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的

    生存依赖于发现可预测的联系。科普作家、历史学家和怀疑论者迈克尔·谢尔默

    (Michael Shermer)在《轻信的大脑》(The Believing Brain)一书中解释了

    为什么人类有史(以及史前)以来一直在寻找各种关联，哪怕这些关联是有疑问或

    者是错误的。那种把窸窣声当作狮子即将出现的错误被称为第一型误差(type I

    error)或伪阳性误差(false positive)。较之第一型误差，会导致毁灭性后果

    的是第二型误差(type II error)或伪阴性误差(false negative)。伪阴性

    误差可以是致命的——如果总是把窸窣声当作风声的话，我们的祖先早就葬身狮口

    了，因而也就不会有我们的存在了。

    一直以来，寻求确定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手段，但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里，它却可

    能会对我们的决策造成严重的破坏。当我们从结果入手反向调查事件原因时，很容

    易掉进各种认知的陷阱，比如将事物的任何相关性都认为是因果关系，或者采用单

    方论证来确认我们偏爱的做法。我们倾向于将方钉强行楔入圆孔，以维持我们认为

    结果与决策之间有着紧密关系的幻觉。

    不同的大脑功能在竞相控制着我们的决定。诺贝尔奖获得者、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卡

    尼曼(Daniel Kahneman)在其2011年的畅销书《思考，快与慢》(Thinking,Fast and Slow)中普及了“系统1”和“系统2”这两个标签。他将系统1描述

    为“快速思维”，这是在你驾驶汽车遇到突发事件时猛踩刹车的原因。它包含了反射、本能、直觉、冲动和自动处理。系统2被称为“慢速思维”，它是我们如何选

    择、集中，以及消耗精力的体现。卡尼曼解释了系统1和系统2如何区分和主导我们

    的决策，但是当它们发生冲突时就会上演恶作剧。

    我特别喜欢心理学家加里·马库斯(Gary Marcus)青睐的两个描述性标签：“反射

    思维”(reflexive mind)和“审慎思维”(deliberative mind)。他在2008

    年出版的《克鲁格：人类思维的盲目进化》(Kluge：The Haphazard Evolution

    of the Human Mind)一书中写道：“我们的思维可以分为两个流，一个是快速、自动且基本无意识的；另一个是缓慢、刻意和审慎的。”第一个系统，即“反射系

    统——无论是否在我们意识的作用下，都在快速并自动地运作着”。第二个系

    统，“审慎系统……对现实情况进行了一番谨慎仔细的斟酌”。

    这两个系统之间的差异并不仅仅在于标签。自动处理起源于大脑进化较早的部分，包括小脑、基底神经节和杏仁核。而审慎思维则运作于前额皮层之外。

    加州理工学院行为经济学教授、博弈论和神经科学交叉领域的权威发言人和研究员

    科林·凯莫勒(Colin Camerer)向我介绍说，人们认为审慎思维可以用于更多的决

    策工作，实际上这是一种愚蠢的想象。“这薄薄的前额皮层是人类独有的，位于我

    们的大脑之上。让如此纤薄的皮层来处理更多任务是不切实际的。”我们每天做出

    的大部分决定都不是由它来控制的，也无法从这个独特的、纤薄的前额皮层中获取

    更多。因为“它已经超负荷了”，凯莫勒告诉我。

    这就是我们的大脑，它在短时间内不会有很大的变化。做出更理性的决策不仅仅是

    意志力的问题，也不在于有意识地使用审慎思维来处理更多的决定。我们的审慎容

    量早已饱和。所以当我们意识到问题出现时，才会无法像搬箱子时伤了后背却可以

    依靠腿部肌肉那样将负担转移至大脑的其他部位。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言，无论是审慎思维还是反射思维，都是不可或缺的。尽管

    在实现某种理想等重大决策方面需要调动审慎思维，但在达成目标的过程中我们执

    行的大部分决策都出自反射思维。自动处理系统中内置的快捷反应方式让我们不再

    置身于茫茫大草原中，在辨认着窸窣声的来源时被野兽吞噬。这些快捷方式使我们

    得以生存，并通过执行成千上万的例行决定来过上正常的生活。

    我们需要做决策的快捷方式，但它们来之不易。许多决策失误源于对反射系统的快

    速反应和快速完成工作的压力。没有人会在早晨醒来时无缘无故地说：“我要封闭

    自我，不要理睬其他人。”但如果我们正专注于工作时，有无所事事的同事过来闲

    聊呢？在遵循礼貌习惯的同时，我们的大脑已经通过肢体语言和简短的回应来示意

    他们走开。我们不会对此加以深思熟虑，这只不过是自然反应而已。但如果他们过

    来是为了分享一些有用的信息呢？我们已经忽视并打断了他们，所以即便在听到他

    们提供的与已知情况不同的信息时，我们也同样会倾向于不加理会。

    我们绝大多数的日常行为都属于自动处理的过程。从抓握铅笔到闪避车祸，我们极

    少会自我审视这一系列的行为习惯和默认的处理方式。我们面临的挑战并不是如何

    改变我们大脑的运作方式，而是在现有的思维局限内如何更好地运用大脑。仅仅意

    识到我们的非理性行为并想要改变是不够的，正如你所知的那样，死死地盯着视错

    觉并不会使其消失。丹尼尔·卡尼曼使用了著名的缪勒- 莱尔(Müller-Lyer)视错

    觉图来说明这一点(见图1.1)。图1.1 缪勒-莱尔视错觉图a

    这三条线中的哪一条最长？大脑向我们发出了第二条线最长的信号，但添加了测距

    虚线后就很容易看出它们的长度其实是相同的(见图1.2)。

    图1.2 缪勒-莱尔视错觉图b

    我们可以通过测量来确认这三条线的长度相同，但无法抹去视错觉的影响。

    我们可以做的是寻找实用的解决方法，比如随身携带一把尺子，并在适当的时候用

    它来检验大脑处理后眼睛所见信息的准确性。事实证明，扑克是一项非常好的益智

    游戏，在其中我们可以找到切实可行的策略来使我们的决策更好地被执行，并与我们的目标相匹配。了解扑克玩家如何思考，可以帮助我们应对诸多决策挑战带来的

    困扰，无论是在工作场合，还是在应对金融问题或人际关系中，或是在针对抛传是

    不是出色的战术策略的判断中。

    两分钟警告

    我们的目标是让反射思维去执行审慎思维的最佳意图。扑克玩家并不需要知晓基本

    的科学原理就可以理解和协调这两个系统的难度。他们必须在高度压缩的时间框架

    内对多项具有重大财务后果的问题进行决策，其结果取决于在决策过程中是否将反

    射思维与长期目标相结合。扑克牌桌因此成为一间独特的、研究决策的实验室。

    每一手扑克牌都需要玩家做出至少一个决定(弃牌或打牌)，有些时候可能需要做

    多达20个决定。在赌场牌室的扑克游戏中，玩家每小时可以打完大约30手牌。玩一

    手牌平均需要大约两分钟的时间，其中包括两手牌之间荷官收牌、洗牌和发牌的时

    间。牌局通常会持续几个小时，每一手牌都包含着众多决策。这意味着一名扑克玩

    家在每一场牌局中都会做出数百项决策，而且这些决定都是以惊人的速度诞生的。

    严格的游戏规则是不允许玩家放慢游戏进程来进行深思熟虑的，哪怕是在面临有巨

    大财务后果的决策时也是不被允许的。如果一名玩家需要额外的时间来思考，另一

    名玩家可以给他“读秒”。这位需要斟酌的玩家可以获得最多70秒的额外时间来做

    出决策。这是扑克时间中的一个永恒规则。

    每一手牌(自然也包括其中的每一项决策)都会带来最直接的财务后果。在锦标赛

    或一些高风险的牌局中，每一项决策的价值可能要高于一套三室住宅的均价，而选

    手必须在比“考虑如何点菜”更短时间内来做出这些决策。即使在风险较低的牌局

    中，每一项决策都可能会让选手输掉他在赌桌上的大部分或全部资本。因此，扑克玩家必须精通即时决策的能力，否则他们将无法在此种职业中生存。这意味着选手

    需要想方设法在牌局预期的时间限制内执行(已事先慎重考虑)最佳意图。依靠扑

    克谋生的选手需要在审慎和反射两个系统之间进行斟酌。最好的选手必须能够找到

    方法来协调一些无法解决的冲突。

    另外，一旦比赛结束，选手必须从大量混乱的决策和结果信息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将运气与技能分离，将信号与干扰分离，并严防以结果为导向的意识。尤其在类似

    的高压场景以各种不同形式重现时，这种学习方式是精进牌艺的唯一方法。

    相较来说，解决“如何执行”的问题比在扑克博弈中具有取得胜利的天赋更为重

    要。如果选手不懂得如何执行，世界上的所有才能聚集在一处也无法发挥作用。应

    避免常见的决策陷阱，以理性的方式从结果中学习，并尽可能地将情绪问题控制在

    决策过程之外。如果未能解决“执行力的问题”，即使是一些天赋异禀的选手，也

    只能在运气最好的时候赚得盆满钵满，而在其他多数时候都一败涂地。能经受住时

    间考验的扑克玩家具有多种才能，但他们乐意分享的是在面对局限性威胁时的执行

    能力。

    我们都努力执行着我们的最佳意图。扑克玩家在经历同样挣扎的同时还面临着来自

    时间的压力、无法掌握的不确定性和直接的财务后果等额外挑战。这使得扑克游戏

    成为一个新的克服执行力问题的绝佳途径。通过扑克牌来理解决策的价值，已经在

    很长一段时间里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学术界也早已经认可了扑克游戏在帮助人们

    解决决策问题时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奇爱博士

    科学家通常很难变得家喻户晓。因此，大多数人没有听说过约翰·冯·诺依曼的名字也不足为奇。

    这是一个令人感到不忿的事情，冯·诺依曼是我心目中的英雄，而且对于所有决心成

    为更好决策者的人来说，他也应该是一名英雄。作为科学思想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

    一，他为决策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这些贡献仅仅是他短暂生命中的次要

    成就(并非巧合的是，他也是一名扑克玩家)。

    在几乎所有的数学分支学科中做了20年的贡献后，他在生命中的最后10年成就了以

    下创举：在曼哈顿计划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开创了氢弹物理学，研发了第一批计算

    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计算出轰炸机路线规划和目标选择的最佳方式，并创造

    了“相互保证毁灭”(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MAD)的概念，这

    是“冷战”期间主要的地缘政治生存原则。即便是到了1955年，52岁的冯·诺依曼被

    确诊为癌症患者，他仍然就职于一所成立较早的监督原子研究和开发的民间机构。

    尽管饱受病痛折磨，但只要身体允许，他都会坚持坐轮椅参加会议。

    虽然在科学界取得了诸多骄人的成就，但冯·诺依曼在流行文化中的形象却类似斯坦

    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的末日喜剧主角之一——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一位口音很重、穿着皱巴巴的衣服、坐着轮椅的天才，他提出使

    用“相互保证毁灭”的策略，却因为一位精神失常的将军私自调遣了轰炸机(一个

    可能会触发美国和苏联所有的核武器自动发射的行为)而未能成功。

    除了上述所有的成就外，约翰·冯·诺依曼还是博弈论之父。在完成曼哈顿计划的日常

    工作之余，他与奥斯卡·莫根施特恩(Oskar Morgenstern)合著了《博弈论与经济

    行为》(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一书，该书于1944年出

    版。这本书被波士顿公共图书馆列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100本书籍”之一。威廉

    ·庞德斯通(William Poundstone)是《囚徒的困境》(Prisoner’s Dilemma)这部广受欢迎的博弈论著作的作者，他将《博弈论与经济行为》称为“20世纪最具

    影响力和最有必要阅读的书籍之一”。该书60周年纪念版的前言中介绍了它是如何

    在出版之初就被奉为经典的。在最负盛名的学术期刊中，对该书最初的评论都是优

    雅的赞誉，例如“20世纪上半叶的主要科学成就之一”和“再多10部这样的著作，即可确保经济学的进步”。

    至少有11位与博弈论及其决策影响有关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可以证实博弈论变革

    了经济学，包括约翰·纳什(John Nash，冯·诺依曼的学生)，他的生平故事被记录

    在奥斯卡获奖影片《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中。博弈论在经济学领域以

    外具有广泛的应用，如行为科学(包括心理学和社会学)，以及政治学、生物医学

    研究、商业和其他众多领域。

    经济学家罗杰·梅尔森(Roger Myerson，博弈论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之一)将博弈论

    简洁地定义为“研究智能理性决策者之间的冲突与合作的数学模型”，博弈论是我

    们大部分决策研究的现实基础，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隐藏的信息、机遇和多人

    参与决策等挑战。这听起来是不是有些熟悉？

    幸运的是，除此之外无须知道更多博弈论的概念来理解它与决策的关联。本书的重

    点在于说明约翰·冯·诺依曼以简易的扑克游戏为基础创立了博弈论。

    扑克与象棋

    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纪录片《人类的攀升》(The Ascent of Man)中，科

    学家雅各布·布伦诺斯基(Jacob Bronowski)讲述了冯·诺依曼在伦敦乘坐出租车时

    是如何描述博弈论的。作为一名象棋爱好者，布伦诺斯基请冯·诺依曼阐明概

    念：“你的意思是，博弈论是类似象棋这种游戏的理论？”布伦诺斯基转述了冯·诺依曼的回答：“‘不，不是的，’他说，‘象棋不是博弈。

    象棋是一种定义明确的计算形式。你可能无法算出确切答案，但从理论上来说，一

    定会有解决的方案，即在任何局势下都存在着一套正确的下法。可是，真正的博弈

    完全是另一回事。’他又说，‘真实的生活也不是象棋中那样的。真实的生活里面

    有虚张声势，有欺诈策略，也会去掂量对方将如何看待自己的意图。这就是我的博

    弈理论’。”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做出的决策，无论是关于商业、储蓄、消费、健康、生活方式、养育子女，还是人际关系的决策，都相当符合冯·诺依曼对“真正的博弈”的定义。

    它们涉及不确定性、风险和偶尔的欺诈，这些都是扑克游戏的主要元素。如果我们

    把现实生活决定当作象棋中的决定，麻烦就会随之而来。

    象棋中没有隐藏的信息，可依靠的运气成分也是微乎其微。所有棋子及其变化都显

    现在棋盘上，双方棋手可一目了然。棋子不会随机出现或从棋盘上消失，也不会被

    偶然地从一个位置移动到另一个位置。掷骰子之后，如果点数对你不利，你

    的“象”也不会从棋盘上被取下。你在象棋中的失败一定是因为没有采取或没有想

    到更好的走法。理论上你可以回顾走过的每一步并弄清楚你犯的错误。如果一名棋

    手比另一名棋手的水平高出很多，那么几乎不可避免的，水平高者将会百战百胜

    (就算不是完胜，至少也会是平局)。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会出现低级别棋手击败

    加里·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鲍比·费舍尔(Bobby Fischer)或马格纳

    斯·卡尔森(Magnus Carlsen)等大师的结果，那都是因为这些高级别的棋手出现

    了明显的、客观的失误，才会给对手创造了占据优势的机会。

    尽管有其战略复杂性，但象棋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人生决策模型。我们大部分的人生

    决策都涉及隐藏信息，而且受到运气的影响更大。这就造成了一个在象棋中不存在的挑战：识别我们所做决定的相关作用，以及运气对结果的影响。

    相比之下，扑克是一种信息不完整的游戏，是一种充满不确定性的限时决策游戏

    (并非巧合的是，这与博弈论的定义非常接近)。在扑克中，有价值的信息都被隐

    藏了起来，任何结果的实现都存在运气的成分。即使你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做出了

    最好的决定也仍然可能会输掉一手牌，因为你不知道会抓到什么新牌，也不知道对

    手会亮出什么牌。当游戏结束，你试图从结果中学习的时候会发现，想要将你的决

    策质量与运气的影响区分开来是件很困难的事情。

    在象棋中，结果与决策质量的关联更为紧密。而在扑克中，更常见的是因为运气好

    而获胜以及因为运气差而失败。如果生活和象棋一样，你每一次闯红灯几乎都会发

    生事故(或者至少收到一张罚单)；如果生活和象棋一样，每一次皮特·卡罗尔下达

    类似抛传的口令都会赢得超级碗冠军。

    但生活与扑克更为相似。在解雇公司总经理的过程中，尽管你做出了最明智、最谨

    慎的决策，但结果仍然可能会十分糟糕。可能你闯了红灯，却安全地通过了路口；

    也可能你完全遵守了交通规则，结果却发生了事故。一个人可以在五分钟内学会扑

    克规则，与一流玩家对赌一手(或几手)并获胜。但这种实力悬殊巨大的新手战胜

    高手的情况在象棋中绝对不会发生。

    信息的不完整不仅对瞬间决策提出了挑战，而且也干扰了我们对过往决策的学习。

    想象一下，作为一名扑克玩家，在对手没有亮牌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弄清楚自己的这

    一手牌打得是否正确？如果在我下注之后，对手弃牌而结束这一手，我所知道的仅

    仅是我赢得了筹码而已。我打得很差吗？是因为运气而赢的吗？还是说我打得很

    好？如果希望在任何游戏中，以及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有所改善，我们必须从决策的结

    果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我们的生活质量是决策质量和运气的总和。在象棋中，运气

    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所以人们很容易将结果作为决策质量来解读。这样就更加紧

    密地将棋手与理性相关联。棋手的失误可以通过对手的表现直接体现出来，棋局结

    束后还可以将错误加以分析。棋局对弈中总有一个理论上正确的走法。如果你输

    了，那么除了低劣的决策质量之外，你很难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任何其他原因。几

    乎没有棋手会说“我在那局棋中被坑惨了”，或者“我打得非常好，只是手气太糟

    了”(扑克锦标赛间隙在走廊散步时会听到很多这样的话)。

    这就是象棋，但现实生活并非如此。现实生活更像扑克，所有这些不确定因素都给

    了我们欺骗自己和曲解信息的空间。对于一些我们从未发现的错误，扑克给我们保

    留了余地。因为一旦赢了牌我们就不会再去追究自己的错误；在所有决策正确但仍

    然输牌时，扑克也允许我们将失败的结果当作决策失误的证明。以结果为导向、基

    于少数几次结果的好坏来评价决策是相当合理的象棋学习策略，但在扑克游戏或现

    实生活中是行不通的。

    冯·诺依曼和莫根施特恩都明白我们的世界是不轻易揭示客观真理的。这就是他们将

    博弈论和扑克游戏相关联的原因。想要做出更好的决策，我们首先要了解一点：不

    确定性会造成很多麻烦。

    一场致命的智斗

    电影《公主新娘》(The Princess Bride)中著名的场景之一是恐怖海盗罗伯茨

    [Roberts，也是痴迷于爱情的维斯特雷(Westley)]追上了绑架巴特卡普

    (Buttercup)公主的幕后黑手维齐尼(Vizzini)。此时的海盗已经在武力对抗中击败了巨人费兹克(Fezzik)和剑客埃尼戈·蒙托亚(Inigo Montoya)，他提议要

    与维齐尼进行一场生与死的智力较量。这一场景充分诠释了在信息不全情况下做出

    决策的危险。海盗掏出一包毒药，拿起两个酒杯，并背对着敌人把药倒进其中一个

    酒杯里，然后将一杯酒放在自己面前，另一杯放在对方面前。一旦维齐尼选择了其

    中一杯，双方都要举杯同饮，“饮完酒后就能发现谁是胜者，谁是败者”。

    “这也太小儿科了吧，”维齐尼嘲笑道，“我要做的仅仅是通过我所了解的你以及

    你的思维方式来进行推断。你是那种会把毒药倒入自己酒杯还是敌人酒杯的

    人？”他列举了一大堆令人眼花缭乱的原因来说明为什么毒药不会(或必定)在一

    只或另一只杯子里。他激昂地解释了聪明和对聪明的预期、毒药的起源(澳大利亚

    的罪恶之地)、不可信和对不可信的预期，以及与维斯特雷在决斗中战胜巨人和剑

    客的相关推断。

    维齐尼在解释上述问题时转移了维斯特雷的注意力、调换了杯子，并宣布他们应该

    选择各自面前的酒。维齐尼看着维斯特雷先喝才安心地喝下自己杯中的酒。

    维齐尼纵声狂笑，“你犯了一个典型的错误。其中最著名的一句是‘永远不要卷入

    亚洲的陆地战争’，但还有一句鲜为人知的是：‘绝对不要与西西里岛人赌命，因

    为死亡就在眼前。’”

    随着戛然而止的狂笑，维齐尼倒在了一旁，暴毙。巴特卡普说：“我还以为毒药在

    你的杯子里呢。”

    维斯特雷告诉她：“两只酒杯里都有毒。我花了两年的时间才获得对这种毒药的免

    疫力。”

    和所有人一样，维齐尼并没有掌握全部信息。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天才：“这么说吧。你有没有听说过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和

    苏格拉底(Socrates)？他们都是蠢材。”但是，和所有人一样，他低估了未知信

    息的数量和影响。

    假设有人说：“我掷币时连续掷出了四次正面。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

    这听上去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抛出正面的概率是50对50，我们可以确定，经

    过四次翻转后全部掷出正面的概率是6.25%(0.50×0.50×0.50×0.50)。

    这种思路和维齐尼的错误如出一辙。问题在于，我们是在不了解该枚硬币和抛币者

    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这是一枚双面、三面还是四面的硬币？如果是双面硬币，那

    双面都是正面(人头)吗？即便是看似正常的双面硬币(正面和反面)，它是否经

    过了特殊的加重处理来实现在多数情况下都会正面落地的目的？掷币者是不是可以

    控制硬币如何落地的魔术师？在这些信息都不完整的情况下，我们却像是已经研究

    了硬币并且掌握了全部情况一样草率地得出了结论。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两个酒杯都

    被下了毒(如果能够评价自己的死亡，维齐尼可能会使用“不可思议”一词)。

    但如果此人掷币一万次，这就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样本量，能对硬币是否被动了手

    脚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而仅仅四次是远远不够的。

    在寻找人生课堂时我们也会犯同样的错误。生活太短暂，以至人们来不及从自身的

    零碎经验中收集足够的信息来审视如何提升决策质量。如果我们买了一栋房子，把

    它稍加修缮，并在3年后以买入价的150%将其售出。这意味着什么，我们精于买卖房

    产还是善于修缮房屋？可以这么认为，但这也可能意味着市场出现了极大的上升趋

    势，在这种情况下购买几乎所有的资产都可以赚到同样多的钱。或者购买同一栋房

    子并且不加以修缮也可能会获得相同(甚至更多)的利润。在2007年—2009年间，许多成功的炒房者不得不去面对这些可能性。

    所以如果有人问你四次掷币的结果意味着什么，正确的答案是：“我不确定。”

    “我不确定”：充分利用不确定性

    正如人们在以结果为导向和事后偏见方面存在问题一样，当仅仅根据结果来评估决

    策质量时，我们的预期决策就会出现镜像问题。在任何的决策制定中都只有一次掷

    币的机会，这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使我们认为在行动之前必须有足够的把

    握。这种确定必然会忽略未知信息和运气对结果的影响。

    著名的小说家和电影剧本作家威廉·高德曼[William Goldman，代表作品包括《公

    主新娘》、《危情十日》(Misery)和《虎豹小霸王》(Butch Cassidy and

    the Sundance Kid)]回顾了他与事业巅峰时期的罗伯特·雷德福(Robert

    Redford)、史蒂夫·麦奎因(Steve McQueen)、达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和保罗·纽曼(Paul Newman)等演员共事的经历。成为一名“电影明

    星”意味着什么？他引用了一位演员在谈及自己理想的银幕角色类型时说的一句

    话：“我不想成为一名‘学’者，我想成为‘知’者。”

    人们不愿意说“我不知道”或“我不确定”，认为这些表达是含糊的、无益的，甚

    至是回避的表现。但是坦然接受“我不确定”是成为更好决策者的至关重要的一

    步。我们必须学会如何与“未知”和平共处。

    接受“我不确定”是很困难的。学校教育告诉我们，说“我不知道”是一件丢人的

    事情。在学校里，“不知道”被认为是失败的学习结果。如果在考试中写下“我不

    知道”作为答案，该答案将会被标记为错误。承认我们对某事的无知总会被不当地冠以恶名。当然，我们鼓励知识的获取，但获

    取知识的第一步应该是明确哪些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的。神经科学家斯图亚特·法尔斯

    坦(Stuart Firestein)在他的《无知如何驱动科学》(Ignorance：How It

    Drives Science)一书中认可了意识到自身知识局限性的益处[读者可以通过他的

    TED(技术、娱乐、设计)演讲“无知的追求”(The Pursuit of Ignorance)

    来继续了解此书]。法尔斯坦在书中和演讲中都指出，在科学中，“我不知道”并

    不是失败，而是迈向启迪的必要步骤。他引用了物理学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

    (James Clerk Maxwell)的名言来支持这一观点：“完全自知的无知是每一次科

    学进步的序幕。”我想补充一句，它也是历史上所有英明决策的前奏。

    好的决策之所以好并不是因为它产生了好的结果。好的决策来自好的过程，而这个

    过程必定包括了准确表达我们自身知识状态的尝试。这种知识状态同样也是某

    种“我不确定”的表现形式。

    “我不确定”并不意味着没有客观事实。事实上，法尔斯坦的观点是，承认不确定

    性是我们接近客观事实这一目标的首要步骤。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停止像看待

    肮脏字眼似的看待诸如“我不知道”和“我不确定”的表达。

    如果我们将“我不知道”的定义从负面框架(像“我毫无头绪”或“我对此一无所

    知”这类给人感觉缺乏能力或信心的表达)转移到比较中立的框架会怎样，虽然我

    们可能对一些事情的发生概率有所了解，但仍然无法确定在特定情况下会发生什

    么，这就是事实。如果我们接受事实，“我不确定”的说法就不会显得那么糟糕。

    优秀的扑克玩家和英明的决策者之间的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我

    们的世界是无常的和不可预知的。他们清楚，自己几乎不可能确切地知道某件事情

    将会如何发生。他们接受这种不确定性，并试图弄清这种不确定的程度，而不是专注于如何才能确定。他们根据不同结果的发生概率来做出最佳判断。这些判断的准

    确性将取决于他们拥有多少信息，以及他们是否具有丰富的判断经验。这是所有对

    赌的基本要素之一。

    可以肯定的是，与新手相比，经验丰富的扑克玩家在分析一手牌的输赢概率时可以

    做出更好的判断。有经验的选手更了解数学，并且能够更好地根据对手的行为来缩

    小他们的底牌范围。他们也更善于判断对手将会如何使用这些牌。所以，丰富的经

    验使选手得以缩小可能性的范围，然而，没有任何经验可以让扑克玩家预知某一手

    牌的结果。在任何领域都是如此。在判断不同策略成功的可能性并在此基础上选择

    策略时，老练的审判律师要强于新入行的律师。与熟悉的对手进行谈判便可以更好

    地判断应该采用何种策略。在任何领域中，专家都会比菜鸟拥有更大的优势。但无

    论是老将还是新手都无法确定下一次翻牌的结果。老将的优势是他们有更好的判断

    力。

    有些时候，即使我们做出了最佳选择也无法提升成功的可能性。一名审判律师在处

    理艰难的案件时更有可能会选择失败而不是成功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律师的目

    标是明确各种可行的策略、判断出每一种不乐观方案的成功概率，并从中选出最好

    的一种以便最大限度地为客户提升结果质量。这在任何企业都不外乎如此。创业公

    司成功的可能性非常低，但它们仍然尽力寻找制胜的最佳策略。即使没有任何战略

    能为公司带来成功，这种努力仍然是值得的，因为一旦成功，随之而来的将会是巨

    大的回报。

    有很多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接受不确定性并给它一个热烈的拥抱会帮助我们成为更

    好的决策者。这里提供两个例子。首先，“我不确定”仅仅代表一种对世界更准确

    的描述；其次，当我们接受了自己对某事物无法确定的时候，就不容易陷入黑白思维的陷阱。

    想象一下，你站到一台传统的医用体重秤上。它有两根加重杆，一根重量刻度间隔

    为50磅(约22.68千克)，另一根为1磅(约0.45千克)。这允许用户的体重测量精

    确到磅。如果你的医生采用的体重秤只有一根加重杆，杆上只有两个重量刻度，一

    个50磅，另一个500磅(约226.80千克)。这意味着这台体重秤无法测量任何介于

    两者之间的重量，这会出现什么结果呢？你的体重结果只会显示50磅或500磅。这种

    情况下如果你还愿意听取医生的建议，那我只能祝你好运了：你不是病态肥胖就是

    体重过轻。很显然，使用如此糟糕的模型来确定体重是不现实的。

    这同样适用于我们所有的决策。如果错误地将世界歪曲为非此即彼的极端，不存在

    中间灰色地带，那么我们做出正确选择的能力将会受到严重的影响。这种影响涉及

    我们应该如何分配资源、做出何种决定以及采取何种行动等方面的抉择。

    避免出现以上极端情况的秘诀就是，坦然地接受我们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这

    样一个事实，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随着我们对人类大脑的运作方式有了更

    多的了解，我们认识到自己对世界的感知并不客观，但我们仍然应该将勇于尝试作

    为目标。

    重新定义错误

    出席慈善扑克锦标赛时，我经常会以荷官的身份参与牌局，并在决赛中提供实况评

    论。这些决赛牌桌的气氛相当有趣也非常喧闹。熬过了漫漫长夜的每一位参与者现

    在可以放松一下。牌桌通常会围着一大群人，包括选手的朋友和家人，他们会为选

    手们喝彩欢呼(或者戏谑地喝着倒彩)。如果他们喝了酒，即便是喝醉了，每个人

    也都玩得很开心。当选手将所有筹码推入彩池时，这一手牌的下注就结束。押上全部筹码后选手们亮

    出底牌，以便在我分发余牌之前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牌面。这对观众来说很有趣，因

    为他们可以看到每位选手在这一手牌中所处的位置，增添了比赛的观赏性。根据亮

    出的底牌，我可以判断出每位选手在每一手牌中的胜算，以及整场牌局中每位选手

    的赢牌概率。

    在一次慈善锦标赛中，我告诉观众，一名选手的胜算为76%，另一名选手为24%。我

    分发的最后一张牌让仅有24%获胜概率的那位选手变成了赢家。在欢呼声和惋惜声中

    有一名观众叫道：“安妮，你算错了!”

    本着和这位观众同样的心理，我解释说我没有算错。“我说了，他的胜算是24%，而

    不是0。你需要清楚这24%意味着什么!”

    几手牌之后，发生了几乎相同的事情。两名选手在把所有的筹码都推入了彩池后亮

    出了底牌。一名选手的获胜概率为18%，另一名为82%。再一次地，下注完成后，手

    中的牌较差的选手因为获得了一张幸运牌而赢得了彩池。

    这次，人群中的那位观众再次叫道：“看，胜算只有18%的选手赢了!”就在那一

    刻，他改变了对错误的定义。当我们以发生概率为依据做出决定却得出相反的结果

    时，并不意味着我们是错误的，仅仅说明在一系列可预期的未来中发生了不可控制

    的意外。

    看看你能在多短的时间内开始重新定义错误。一旦我们开始这样思考，就很容易抵

    制类似“我早就知道会这样”或“我要是早知道就好了”等急于评价结果的诱惑，更好的决策和更多的自我同情也会随之而来。

    广大公众常常会对概率性思维下的“成功”与“失败”进行非黑即白的判断。2016年7月，英国通过公投决定脱欧(这一事件被称为“Brexit”)，这一结果令人大

    跌眼镜。投注站为脱欧设置了较高的赔率，但这并不意味着投注站认为留欧会赢。

    博彩公司的目标是确保投注双方的赌注数额相等，无论哪一方输赢，它们都可以从

    中赚取相同收益。它们的目标是不承担任何结果的风险，并根据风险程度来调整赔

    率。博彩公司的赔率反映了市场的观点，本质上也反映了人们共同的对何为公平的

    最佳判断。

    即便是一些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也因此而变得以结果为导向。他们在脱欧结果产生

    之后声称是博彩公司犯了错误。一家瑞士银行的首席策略分析师告诉《华尔街日

    报》(Wall Street Journal)说：“博彩公司竟然出现了这么大的失误。”美国

    著名的律师和教授艾伦·德肖维茨(Alan Dershowitz)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曾在

    2016年9月声称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竞选的情况过于复杂，以至于无法对选举结果做出任何预测：“想一想英国

    的脱欧公投。几乎所有的民意调查结果(包括投票后的民意调查结果)都是错误

    的。金融市场搞错了，博彩公司也搞错了。”

    就像我的观众一样，德肖维茨没有抓住重点。任何介于0和100%之间的预测都不可能

    是错误的，因为最具可能性的未来尚未展现。一名选手以24%的概率赢得了慈善锦标

    赛的冠军，但这并不能说明之前的概率预测不准确。胜算低的选手也有获胜的时

    候。指责赔率制定者或赔率本身就是认为任何结果的产生都是必然，任何没有预料

    到结果的人都是错误的。

    唐纳德·特朗普赢得了大选之后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有关错误民意调查的抗议声势

    浩大。538博客的创始人内特·西尔弗(Nate Silver)也因此而招致了很多批评，但他从来没有断言希拉里一定会当选。根据对投票数据的汇总和权衡，他在大选前一周预测特朗普的胜算为30%~40%(希拉里与特朗普的胜算比在2比1和3比2之

    间)。发生概率为30%~40%的事件是经常发生的大概率事件。

    作为一名扑克选手，我在锦标赛生涯中打过数不胜数的胜算比为2比1的牌局。很多

    这类的牌局对我来说都是胜负在此一举。如果输了这一手，我就会退出赛事。如果

    赢了，我就会赢得一个巨大的彩池，甚至是整个锦标赛。我深知在60比40和70比30

    的胜算比中有优势的一方失败(当然，反之亦然)的可能性有多大。当人们抱怨内

    特·西尔弗因为倾向于希拉里·克林顿而做出了糟糕的预测时，我想，“那些人没有经

    历过在一个对子上押下所有筹码，却输给了对方的顺子这种情况”。也可能是，他

    们一辈子都在经历类似的事情，却并没有意识到那就是30%或40%胜算的感觉。

    决策是对未来的赌注，某一次的结果不能作为衡量决策是否正确的依据。如果我们

    事先考虑替代方案和概率并相应地分配我们的资源，就像那位CEO和皮特·卡罗尔所

    做的那样，那么即使产生了糟糕的结果也不能说明我们的决定是错误的。对我来

    说，在最好的起手牌(一对A)上下了重注却输给对手，之后再花很多时间去否定打

    这一手牌的决策是极其荒谬的，那就是以结果为导向。

    当我们概率性地思考问题时，就不太可能单纯地将不好的结果归咎于决策失误，因

    为我们明白，好的决策也可能受运气和或信息不完整(以及样本量为一)的影响而

    产生坏的结果。

    也许我们的最好决策是出自一组平平无奇的选项，每一个选项的成功概率都很渺

    茫。

    也许我们把赌注押在一个概率极小但回报会远远超出风险成本的机会上，但这一次

    机会并没有降临。也许我们根据已知信息做出了最佳选择，但一些决定性的信息被隐藏了起来，我们

    无法得知。

    也许我们选择了一条成功概率极高的道路，只可惜运气不好。

    也许还有其他会产生较好结果的选择；也许我们的选择不好不坏，只是介于两者之

    间而已。第二佳的选择并不是错误的选择。根据定义，它比第三和第四佳的选择更

    加正确(或更少错误)。这就像医生办公室里的体重秤一样，除了可以用它来测量

    肥胖症和厌食症(体重过轻)这两种极端情况外，还有更多的选择。对于我们的大

    部分决策而言，在明确的“对”和“错”之间还有着很大的余地。

    当脱离这种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时，我们便处于两种极端之间的灰色地带。此时，做出更好的决策不再关乎对与错，而在于如何在此灰色区域内进行校准和调整。

    在事先知道确切数据的情况下，重新定义错误是最容易的。在慈善锦标赛决赛牌桌

    上选手亮牌的例子中，或者当我拿到赢面最大的起手牌并押上所有筹码时，牌局中

    就不存在隐藏信息。这时我们就可以做出精确的计算。如果我们的计算结果准确无

    误，并且根据此计算结果进行合理的资源分配(下注)，我们就可以更加心安理得

    地表示：“没能赢牌并不说明我的决策失误，我也不应该因此而改变我的策

    略。”当概率非常确定时，我们会更倾向于对运气的影响进行合理的解释。这一点

    和国际象棋相似。

    毫无疑问，如果在运气的影响之外再加入隐藏信息的作用，这会让定义错误变得很

    困难。如果不看到硬币的实际样子，我们会更倾向于将结果作为判断决策对错的唯

    一标准，很可能会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了!”或“我应该早就知道的!”这些都

    是毫无同情心的说法。重新定义错误可以让我们脱离由于得到不好的结果而带来的一切痛苦，但这也意味

    着我们必须重新定义“正确”。如果坏结果并不意味着我们是错误的，那么好结果

    同样也不能说明我们是正确的。我们是否在情感上成功地转变了这种观念？

    正确的感觉真的很好。“我是对的”“我早就知道”“我告诉过你”——这些都是

    我们会说的话，而且说这些话会带给我们很不错的感觉。我们是否应该放弃“正

    确”的良好感觉来摆脱“错误”的痛苦？答案是：是的。

    首先，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充满随机性的地方。运气的影响使我们不可能精确地预测

    事情将会如何发展，而所有隐藏的信息也都会给我们的决策增加难度。如果不改变

    观念，我们将不得不面对很多错误的发生。这是必然的结果。

    在扑克中可以学到这个教训。一名优秀的扑克玩家与牌桌上其他玩家相比具有较大

    优势，也做出了更好的战略决策，但他在8小时的比赛中仍会有40%以上的失败概

    率。这可是很大的错误比例，而这种情况又不仅仅局限于扑克。

    即使是最成功的创业公司投资者，也遭遇过很多次的失败。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

    天局)的宇航员计划和NBC的实习项目的录取名额非常有限，却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申

    请者。应征者的成功概率非常渺小，却未必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任何事情。如果你只

    想得到积极的结果，那就不要去谈恋爱或者与任何人约会。如果我们想通过结果来

    衡量自己的对错，这个世界会给我们很多的机会去自怨自怜。当心这个陷阱!

    其次，正确让人感觉良好，但错误伤害更深。我们从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

    基(Amos Tversky)关于损失规避(预期理论的一部分，卡尼曼因此赢得了2002年

    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研究中得知：总的来说，如果胜利令人喜悦，那么失败就会

    令人加倍痛苦。因此，在21点(纸牌游戏)中赢得100美元的开心感觉对我们来说与输掉50美元的失落感觉持平。因为正确的感觉像胜利，而错误的感觉像失败，这意

    味着在情感上我们需要两个好结果来平衡一个坏结果。那为什么不选择一种波澜不

    惊的平稳生活，特别是当损失比胜利对我们造成的影响更大的时候？

    你是否已经做好准备要像优秀的决策者那样敞开心胸来坦然接受不确定性？你是否

    已经做好准备去接受对错误的重新定义，同时认识到你总是在猜测并且根据猜测结

    果来进行资源分配？一旦适应了这种调整，认识到你一直都在对赌，好处就会随之

    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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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赌一把？

    得梅因三十天之赌

    在20世纪90年代，特立独行的约翰·汉尼根(John Hennigan)凭着机智和技巧在扑

    克牌桌和台球赛场上纵横了几年之后，从费城搬到了拉斯维加斯。非凡的技艺和敢

    于接受任何赌约的魄力为他赢得了“世界约翰尼”(Johnny World)的称号，这一

    称号早他一步先抵达了拉斯维加斯。他的天赋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他是高风险比赛

    中一位传奇的成功玩家，在重大扑克锦标赛中赢得了四条世界扑克大赛手链，一次

    世界扑克巡回大赛冠军，以及超过650万美元的奖金。

    拉斯维加斯对约翰来说简直就是天堂。他从一开始就与这座城市保持了一致的节奏：白天睡觉，夜晚和一些喜欢冒险、观念接近的对手打扑克、打台球，在酒吧和

    餐厅等场合度过。他很快就结识了一群志趣相投的职业玩家，其中很多来自东海

    岸。

    尽管拉斯维加斯看似是一个理想的地方，约翰对这种生活方式却有着爱恨交织的感

    情。以打牌为生给人一种能够自由安排时间的诱惑力，但是一旦具体到了每小时的

    净利润，你就会感到无法自拔。虽然你随时都可以“自由地”选择玩或不玩，但你

    总会感觉自己有上场的必要。更糟糕的是，最好的游戏都是在夜间进行的，所以你

    就得适应不见天日的夜班。你的生活节奏与世界上其他地方不同，你的工作场所不

    仅暗无天日，而且烟雾缭绕，你甚至无法看到窗外的景色。约翰对此非常敏感。

    某个夜晚，在一场高风险扑克比赛间隙，选手们在谈话时提到了艾奥瓦州首府得梅

    因。约翰从未去过得梅因，对中西部也比较陌生，交谈中他不禁对得梅因的生活产

    生了遐想——一种对他而言越来越陌生的“正常”生活：一觉睡到天亮，享受太阳

    下的生活。这种想法招来了一些善意的玩笑，因为牌桌上的其他玩家很难想象，一

    个像约翰这样的“夜行瘾者”如何能适应一个与拉斯维加斯截然相反的地方：“那

    地方无牌可赌。”“那里的酒吧很早就打烊了。”“你会讨厌那个地方的。”随着

    夜晚时间的流逝，选手们的讨论变成了约翰是否能够生活在那样一个陌生的地方。

    扑克玩家经常遇到这种将假设的谈话变成博弈的情况。你下注多少赌约翰会离开扑

    克牌桌，搭乘飞机并移居得梅因？如果他接受了赌约，那他需要在那里住多久？

    约翰和其他人商定，以在得梅因居住一个月为期——这是一份真正的承诺，但不是

    永久的流放。看到他似乎愿意离开这场牌局并前往1 500英里(约2 414千米)之外

    的一个陌生的地方时，其他玩家给他增添了一个残酷的条件：他的活动范围只限于

    得梅因的某一条街道上，这条街道上只有一家酒店、一家餐厅和一间酒吧，而且所有营业场所在晚上10点都会准时停业。无论处于任何地方，这种强制的闲散对任何

    人来说都是一个挑战。而对于像约翰这样年轻、单身、热爱高风险博弈的人而言，这简直可以说是酷刑。约翰说，如果他们能够做出一些小小的让步，他就会接受这

    样的挑战：他希望可以在附近的高尔夫球场练习打球。

    在商定条件之后，接下来需要讨论赌注的大小。其他玩家需要一个足够诱人的数字

    来吸引约翰接受赌约，但又不至于大到即使他非常憎恶也仍然会坚持逗留在艾奥瓦

    州的程度。作为拉斯维加斯最成功的现金牌桌玩家之一，在得梅因住一个月可能会

    让约翰损失六位数的进账。另外，如果条件过于宽松，他们又担心约翰能够熬过种

    种的不适和无聊。

    最后确定的赌注为30 000美元。

    约翰考虑了两种截然不同又互相排斥的选项：接受或拒绝赌约。每个选项都伴随着

    新的风险和新的潜在回报。如果接受了赌约，他可能会赢得或输掉30 000美元(又

    或者他拒绝了赌约，而在扑克牌桌上赢得或输掉更多金钱)。如果他利用这一个月

    的时间来提高自己在有高额奖金高尔夫比赛中的赢球概率，那么赌局结束后他同样

    可以通过打球来赢钱。他可以进一步提升自己敢于接受任何赌约和无所不能的声

    誉，这对职业玩家来说是一种绝佳的资本。他还必须考虑其他或许重要却不易量化

    的事情。他会有多么喜欢那里的生活节奏？他如何看待自己离开牌桌去休假一个

    月？他在体验传统的时间安排时会更放松吗？以一个月无法打牌赢钱为代价去休假

    是否值得？还有那些存在的种种其他未知之数，比如他可能会在艾奥瓦州的那条街

    上邂逅他的一生至爱。他必须权衡一切以及离开拉斯维加斯的机会成本——在这一

    个月里因为没有赢钱机会而少赚的钱，不能享受打牌的夜晚，甚至还可能会错过出

    现在梦幻(Mirage)酒店(拉斯维加斯的一家博彩度假酒店)的一生至爱。约翰·汉尼根真的去了得梅因。

    一名热衷高风险博弈的职业玩家离开拉斯维加斯的夜间生活去戒赌一个月究竟会是

    祝福还是诅咒？

    仅仅过了两天约翰就意识到这是一个诅咒。他在得梅因的酒店房间里给赌局另一方

    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试图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正如商业诉讼中的当事人经常在审

    判前达成和解一样，在对赌的世界中，通过谈判来达成一致也很常见。约翰这通电

    话的有趣之处在于，他希望对方支付给他15 000美元来结束这场赌局，以免对方会

    颜面无光地输掉全部赌注。他辩称，既然他已经来了得梅因，就说明他完全有能力

    坐等收取全额赌注。

    对方当然不会相信这种鬼话。毕竟这才刚过两天约翰就提出了这个建议。这是一个

    非常强烈的信号，预示着他们不仅很有可能赢得赌注，还有可能会得到额外的收益

    ——在约翰备受煎熬的同时再加以刺激，那简直是其乐无穷。

    结果在短短的几天内，约翰就同意以支付15 000美元为代价来退出赌局并返回拉斯

    维加斯。约翰以相当壮观的方式证明了别处的芳草总是更绿。

    我们都经历过得梅因

    于是，约翰·汉尼根与得梅因故事的笑点——“两天后，他恳求着要结束赌局”——

    成了博弈界的趣谈。然而，这一笑点模糊了对迁居进行底层分析的普遍性。约翰决

    定去得梅因和其他人决定迁居或择业的唯一真正区别是，他和对手玩家都明确表示

    了这是一场关于什么(财务、情感或其他方面)最能改善他们生活质量的对赌。

    约翰考虑了两种截然不同又互相排斥的可能：接受赌约并在得梅因生活一个月，或者拒绝赌约并继续留在拉斯维加斯。我们每个人在考虑是否要为新工作而迁居时都

    会面临同样的抉择，赚取新工作所承诺的报酬，或是选择维持现状。新工作的报酬

    与我们目前工作相比如何？除了金钱，还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重视。我们可能会为

    了在一个更好的地方定居而宁愿少赚一些钱。新工作是否能提供更好的独立于短期

    薪资报酬的职业前景和预期收益？我们将要从事的工作在薪酬、福利、社会保障、工作环境和工作性质方面都有什么区别？离开熟悉的城市、同事和朋友去一个陌生

    的地方，我们放弃了什么？

    我们必须像约翰·汉尼根那样去盘点接受赌约的潜在利弊。是否能赢得30 000美元的

    不确定性并不会使他的决定与其他职业或搬迁决定有所不同。每天都有人在更换工

    作，而很多工作的相当一部分的收入是无法确定的。在许多企业中，薪酬包括奖

    金、股票期权或绩效薪酬。尽管大多数人在接受一份工作时不必考虑失去30 000美

    元的问题，但无论我们承认与否，每一项决策都伴随着风险。即使有固定的薪水仍

    然是没有“保证”的。我们可能会被解雇，可能因为厌恶工作而辞职(就像约翰·汉

    尼根退出牌局那样)，公司也可能会倒闭。当我们找到一份工作，尤其是承诺丰厚

    报酬的工作，你可能需要以牺牲陪伴家人的时间或影响家庭关系为代价来投入工

    作。这即便不是失败，也是代价高昂的妥协。

    此外，每当我们做出了一种选择(无论是接受新工作还是去得梅因生活一个月)，我们同时也拒绝了所有其他的选项。所有这些被拒绝选项都是通向预期的未来之

    路，它们可能会比我们选择的道路更好或更差。我们放弃的任何选择都包含了潜在

    的机会成本。

    同样，那些下注30 000美元来赌约翰不能在得梅因居住一个月的玩家也和企业雇主

    一样，考虑到了提供工作机会或投资打造诱人的工作环境等因素。在与约翰下注时，这些扑克玩家必须平衡各方面的因素：条件必须足够好以吸引对方接受赌约，但又不能太好以至于让己方输掉30 000美元。

    与上述人们的意图相似，企业雇主也不想让员工辞职，他们制定了薪酬体系来诱使

    员工接受待遇并继续工作。他们必须在提供具有吸引力的薪酬福利与制定过高待遇

    从而损害自身盈利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雇主还希望员工忠于职守，在长时间高效

    率工作的同时还能保持积极的工作热情。雇主可能会选择在工作场所内提供托儿服

    务。这有可能会起到鼓励一些员工加班的作用，或者吓跑潜在的新员工，因为这意

    味着他们可能需要为了工作而牺牲一些个人生活。虽然提供带薪休假会使工作更具

    有吸引力，但会鼓励员工远离工作，这与提供免费餐饮和健身设施的性质完全不

    同。

    雇用员工如同一场博弈，并不是零风险的选择。把赌注押在错误的雇员身上可能会

    使企业损失惨重(解雇总经理的CEO可以证实这一点)。企业的招聘成本可能会很

    高，每一份工作机会也都伴随着相应的机会成本。每一个工作机会只能提供给一个

    人。你也许无须支付雇用伯尼·麦道夫(Bernie Madoff)的费用，但你也可能失去

    了聘请比尔·盖茨(Bill Gates)的机会。

    约翰·汉尼根的故事听起来之所以不同寻常是因为它以讨论得梅因开始，并以其中一

    位讨论者为了践行赌约在第二天就赶赴得梅因而结束。事情的确是这么发生的，因

    为在对赌时你需要确定赌注大小，并以实际行动来支持自己的信念。对我而言，这

    个看似疯狂的故事的讽刺性在于，其中的底层分析实际上是非常合乎逻辑的：对选

    项、后果和概率的不同看法。

    通过将决策视为对赌，扑克玩家明确地认识到他们正在权衡不同的预期选项，每个

    选项都是利益和风险并存。他们也认识到对赌中并没有简单的答案。总有一些未知或无法得知的事情。本书承诺，如果我们遵从扑克玩家的做法，明确地将每一次的

    决策都视为对赌，那么就能做出更好的决策以及对将要阻碍我们获得利益的非理性

    因素进行预测(并采取预防措施)。

    所有的决策都是对赌

    我们对博弈的传统认知非常狭窄：赌场、体育赛事、彩票、针对某些事件的发生概

    率与他人的打赌。而“赌”(bet)的定义要广泛得多。《韦氏在线词典》

    (Merriam-Webster’s Online Dictionary)将“赌”定义为“通过考虑可能发

    生的事情而做出的选择”，“冒着失去(某物)的风险去尝试做或实现某

    事”和“基于相信某事会发生或真实发生的事而做出决定”。关于赌的定义，我注

    重更广泛的、经常被忽视的方面：选择、概率、风险、决策、信念。从这条定义中

    我们可以看出，下注并不是只发生在赌场中或与其他人打赌时。

    无论距离扑克牌桌或赌场有多远，我们所有的决策都是博弈。我们习以为常地在各

    种选择中做出决定，将资源置于风险之中，评估不同结果的可能性，并考虑什么才

    是我们重视的。每一项决定都需要我们采取一些行动，这从根本上使我们无法再对

    其他选项采取行动。在某事上选择不下注本身就是一种博弈。选择去看电影意味着

    我们选择了不用这两个小时的时间来做任何其他事情。如果我们接受了一份新工

    作，那我们同时也选择了放弃所有其他选项：不再继续目前的工作，不再试图通过

    谈判来提高现有工作待遇，不再获得或接受其他机会，不再继续选择变更职业，当

    然也不再继续休假。选择任何一条路径都是有机会成本的。

    决策的投注要素——选择、概率、风险等，在某些情况下会表现得更明显。投资显

    然是一种博弈。关于股票的决定(买入、不买、卖出、持有，当然还有深奥的投资期权)涉及如何对财务资源进行最佳利用。我们无法控制的不完整信息和因素使我

    们所有的投资选择都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们进行自我评估，明确我们认为能够最大

    化投资资金的方案，并开始执行。同样，决定不投资或不出售股票也是一种博弈。

    弃牌、让牌(或过牌、看牌)、跟注、下注和加注，这些都是我在打扑克牌时经常

    会做出的决策。

    尽管我们不认为育儿选择是一种“博弈”，但它的确是。我们希望将孩子培养成为

    快乐的、富有生产力的成年人，再让他们踏入社会。无论何时我们做出育儿选择

    (关于纪律、营养、学校、育儿理念，居住地的选择等)都是在“博弈”。我们认

    为这些选择将实现我们为孩子设计的未来，并且它们要优于我们可能会做出的任何

    其他选择。因为有限资源的限制，我们必须分配我们的时间、金钱和注意力。

    工作和搬迁决定是博弈，销售谈判和商业合同是博弈，买房子是博弈，订购鸡肉而

    不是牛排也是博弈，所有选择都是在博弈。

    多数牌局都是在跟自己对赌

    对博弈中的零和性质的恐惧是将决策当作博弈的原因之一；而与其他人(或赌场)

    进行对赌的盈亏是平衡的。一人赢钱，另一人就必然输钱，二人的净利之和为零。

    博弈包括但不限于上述情况。

    在做大部分决策时，我们并不是在与另一个人对赌。确切地说，我们是在与所有我

    们放弃选择的各种预期版本的自我进行对赌。我们时常在预期选项中进行抉择：选

    择看电影、去打保龄球，还是待在家里？又或者是选择接受一份位于得梅因的工

    作、维持现有工作，还是享受一段时间的休假？我们做出的任何选择都是在赌一个

    预期的结果。我们相信，我们的选择将会成就更好的自我。确定一个决策时要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它的回报(以金钱、时间、快乐、健康或者是决策时我们重视的东西

    来衡量)是否会大于我们放弃的其他选项。

    你是否曾在做出决定之后有过刹那的后悔：“我就知道应该选择另一个的!”在这

    种情况下，你的另一种说法是：“怎么样，我早就告诉过你吧!”

    当皮特·卡罗尔在二次10码进攻中下达抛传命令时，他并不需要来自内心的质疑声

    音，因为有海鹰队球迷的集体呼声，“你让威尔逊抛传完全是对结果的错误判

    断”。

    如何才能确定我们做出了最正确的决策呢？如果另一种选择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快

    乐、满足或金钱呢？很可惜，答案是：我们无法确定。因为有一些我们无法左右的

    事物(运气)在影响着结果。我们想象的结果仅仅是一些尚未发生的可能性。我们

    只能根据我们已知和未知的情况以及对结果的设想做出最佳判断。如果我们从未在

    得梅因居住过，我们怎么可能确定是否会喜欢它？决策时，我们在一系列可能和不

    确定的结果中选出一种来赌上我们珍视的东西(如快乐、成功、满足感、金钱、时

    间、声誉等)，这就是风险所在。

    扑克玩家生活在一个风险明确的世界里。他们不会因为不确定因素而乱了阵脚，因

    为他们在决策时总是最先考虑这些问题。忽略决策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可能会使我

    们在短期内感觉良好，但这可能会给我们造成巨大的决策质量成本。如果能够更好

    地面对不确定性，我们就可以更准确地看待和适应这个世界。

    信念强则赢面大

    “火鸡风波”(Turkeys Away)是经典情景喜剧《辛辛那提的WKRP》(WKRP inCincinnati)中的一集，讲述了人到中年的广播电台经理卡尔森先生(Mr.

    Carlson)试图证明自己可以为摇滚电台成功举办推广活动的故事。他派资深新闻

    记者莱斯·奈斯曼(Les Nessman)到当地的购物中心对即将开始的火鸡赠送活动进

    行现场报道。

    电台的音乐主持人约翰尼·费佛(Johnny Fever)将音乐节目切换到了奈斯曼的直

    播节目“人在现场”(man on the scene)。奈斯曼开始播音，他先描述了头顶上

    的一架直升机。接着，有东西从直升机里跳了出来。“还没看到有降落伞张开……

    所以不可能是跳伞者。我无法分辨是什么——喔，天哪!那是火鸡!…… 有一只火

    鸡砸中了路边的一辆汽车，还砸破了挡风玻璃!这简直糟糕致极!…… 火鸡像潮湿

    的水泥袋一样砸在地面上!”奈斯曼也不得不在随后的骚乱中逃跑。他回到工作

    室，解释了卡尔森先生如何试图先降落直升机再释放火鸡，但不承想火鸡竟然发起

    了一场暴动。

    卡尔森进入工作室，衣冠不整还沾满了羽毛。“上帝可以做证，我原本以为火鸡是

    会飞的。”

    人们总是基于自己对世界的信念来下注。在超级碗决赛中，当位于爱国者队1码线位

    置时，皮特·卡罗尔的抛传决定也是基于他的信念驱动——他对四分卫拉塞尔·威尔逊

    完成抛传、传球被截获以及遭遇抱摔(或达阵抵抗)等可能性的信念。他对于所有

    这些场景都有着翔实的数据和丰富的经验。当时他必须根据他对爱国者队的防守以

    及对方教练贝利奇克会如何在球门线上布防的判断在这一特殊情况下做出决策。然

    后，他根据这些信念下达了最好的战术口令。他把筹码押在了抛传上。

    因为解雇总经理而陷入困境的CEO也是根据自己的信念而做出的决策。支撑该决策的

    一系列信念有：公司与竞争对手在业绩方面的比较，总经理的行为是否有利于公司业绩，改善总经理表现的可能性，二人分担总经理工作的成本和利益，以及找到替

    代人选的可能性。他在解雇总经理的决策上押了赌注。

    约翰·汉尼根的信念是自己能够适应得梅因的生活。我们的信念驱动着我们下注：哪

    些品牌的汽车能够更好地保值？很期待的一部电影得到了很多差评，那些评论者是

    否真的懂行？如果允许员工在家工作，他们的表现会怎样？

    一个根本的好消息是：生活技能的一部分来自学习如何更好地校准我们的信念，利

    用经验和信息更加客观地更新我们的信念以便更加准确地反映世界。我们的信念越

    准确，我们的下注就会越稳定。当我们的思维模式可能导致我们误入歧途时，无论

    我们的信仰如何，制定与这些思维模式协同工作(有时围绕其工作)的策略也同样

    需要技巧。有效的策略可以使人更加开明、更加客观；让我们的信念更加准确、决

    策和行为更加理性，也会在决策过程中对自己更加富有同情心。

    但是，我们必须从一些坏消息开始起步。正如卡尔森先生在《辛辛那提的WKRP》中

    经历的那样，我们的信念与结果之间可能存在着巨大的落差。

    所听即所得

    在专业会议上讲话时，我偶尔会通过向听众提问来引出信念形成的话题：“谁知道

    如何预测一个人是否会谢顶？”这时会有听众举起手来，他会说：“通过观察这个

    人的外祖父。”然后大家都会表示同意。此时我会继续提问：“有没有人知道如何

    用人类的时间来计算狗的年龄？”我几乎可以根据一些观众的唇语读出答案：“乘

    以7。”

    其实，这两个被广泛接受的信念都是不准确的。如果你在网上搜索“常见的错误观念”，那么刚才的谢顶说法就会出现在大多数搜索结果的前列。正如《每日医疗日

    报》(Medical Daily)在2015年的一篇文章中解释的那样，“脱发的关键基因在

    于你从母亲那里得到的X染色体”，但“它并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唯一遗传因素，因为

    与拥有正常头发的父亲相比，谢顶父亲的儿子将来也会谢顶的概率在持续增长……科

    学家还说，如果家族中有谢顶的亲戚都可能预示着你也将会面临同样的命运”。

    至于狗与人的年龄比例，那只是一个广为流传但毫无根据的说法，然而自13世纪以

    来却通过不断重复而深入人心。我们从哪里得到这些信念？为什么尽管有违科学和

    逻辑，它们仍然得以流传至今？

    人们是以一种随意的方式形成信念的。我们相信的形形色色的所有事情都是基于我

    们听到的但并未加以验证的一切说法。

    以下为我们设想的人类形成抽象信念的方式：

    (1)我们听到某个说法；

    (2)我们对它进行考虑并加以验证，确定其真实性；

    (3)然后我们形成了一个信念。

    但事实证明，我们是以这种方式形成抽象信念的：

    (1)我们听到一个说法；

    (2)我们相信它是真的；

    (3)后来，仅仅是偶尔，在我们有时间或意向的时候才会对它加以思考并加以验

    证，以确定其真实性。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因其《哈佛幸福课》

    (Stumbling on Happiness)一书以及在保德信金融集团(Prudential

    Financial)的广告片中担任主演而闻名，同时他还从事信念形成领域的一些开创

    性工作。在1991年的一篇论文中，他概括了几个世纪以来针对该问题的哲学和科学

    研究成果，他总结道：“来自大量研究文献的发现汇聚在一个观点上：人类是易轻

    信的生物，他们很容易相信，却很难产生怀疑。事实上，人们太容易相信，这也许

    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相信更像是非理性的理解，而不是理性的评估。”

    两年后，吉尔伯特和同事们通过一系列实验证实了相信我们所听到和读到的一切是

    人类默认的选择。即使一些说法被确切地证实为虚假信息，我们仍然可能将其加工

    为真实信息。在这些实验中，受试者会阅读关于刑事被告或大学生的一系列陈述。

    这些陈述用颜色编码以区分真伪。在时间压力下，由于轻微的注意力分散而加重认

    知负荷的受试者在回忆陈述的真伪时犯了更多的错误。但这些错误并不是随机的。

    受试者在依赖于那些标记为“虚假”的陈述时不太可能会相应地忽略那些标记

    为“真实”的陈述。令人诧异的是，他们的错误都非常一致：在任何形式的压力

    下，无论标记如何显示，他们把所有的陈述都推断为真实的。这表明了人类默认的

    设置是相信我们所听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相信谢顶是来自外祖父的遗传这一说法。直到写这本书的时候

    我才去查证它的真实性。如果你也相信这个说法，你是否也曾加以验证？当我问听

    众这个问题时，他们通常会回答说这只是他们听到的说法，但不知道这说法的来

    源。尽管如此，他们仍然非常确信这是事实。这应该足以证明我们形成信念的方式

    是多么愚蠢。

    与很多非理性行为一样，观念的形成受到了向效率而非准确性进化的推动。抽象信念的形成(即直接经验之外的、通过语言传达获知的信念)可能是少数人独有的事

    物之一，在人类进化的时间范围内它的出现相对较晚。在语言出现之前，我们的祖

    先只能通过对他们周围物质世界的直接经历来形成新的信念。对于来自直接感官体

    验的感性信念，我们有理由认为自己的感官没有说谎。毕竟，眼见为实。好比你看

    到前面有一棵树，还去质疑这棵树是否存在，这就是浪费认知能量。事实上，质疑

    你看到或听到的事物也可能会让你葬身狮口。考虑到生存的关键技能，第一型误差

    (伪阳性误差)的成本要低于第二型误差(伪阴性误差)。换句话说，宁可谨慎过

    度也要确保安全至上，特别是在推测草丛中的窸窣声是不是狮子时。我们不会对那

    些通过亲身经历而获得的信念产生高度怀疑，尤其当我们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

    随着语言这一复杂交流工具的发展，人类获得了对自己未曾亲身经历的事情形成信

    念的能力。正如吉尔伯特指出的那样，“大自然的造物并非从零开始；相反，由于

    根深蒂固地习惯于权宜之计，她极少会创造一种优秀的新机制去替代一种可以勉强

    运行的旧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有的系统包括：(1)经历某事，(2)相

    信它是真实的，(3)并且几乎不会在随后的时间里对它提出质疑。我们可能有更多

    的理由去质疑这种泛滥的二手信息，但我们的旧机制仍然在发挥着作用。(这是对

    大量调查研究和文献资料的简单总结。如欲了解相关概述，我强烈推荐丹尼尔·吉尔

    伯特的《哈佛幸福课》、加里·马库斯的《克鲁格：人类思维的盲目进化》和丹尼尔·

    卡尼曼的《思考，快与慢》。“参考书目和推荐阅读”中列出了以上图书信息。)

    谷歌搜索结果将会显示，许多我们通常持有的信念是不真实的。我们只是没想到或

    没来得及去搜索这些东西。[请留意，前方剧透：(1)阿布纳·道布尔迪(Abner

    Doubleday)与棒球游戏的发明毫不相干；(2)我们已经利用了大脑的所有部分，10%这个数字是用来推销自我提升的书籍的，神经成像和脑损伤研究已经驳斥了这种

    谎言；(3)在埃利斯岛(Ellis Island)，移民们的姓名没有在强迫或其他任何方式下被美国化。]

    一些无关紧要的日常信念显然是错误的，但这似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大概人们也

    不会使用可笑的狗龄计算器来为他们的宠物做医疗决定，兽医才是这方面的专家。

    但这是人类信念形成的一般过程，它在一些可能会产生重大后果的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

    在扑克中，这种信念形成过程会让玩家输掉很多钱。玩家在得克萨斯扑克中最先学

    到的事情之一就是一份两张起手牌的组合列表，根据自己的牌桌位置和上家的行为

    来决定打牌还是弃牌。在得克萨斯扑克发展初期的20世纪60年代，一些老练的玩家

    发明了点数连续且花色相同(如梅花6和梅花7)的迷惑性玩法。在扑克速记中，这

    些点数连续、花色相同的牌被称为“同花连牌”。

    同花连牌具有构成强大的、伪装的顺子或同花牌的魅力。老练的玩家可能会在非常

    有限的情况下才会选择打这样类型的牌，如以较小的损失弃牌；局面不利时的成功

    诈唬；或者在局面良好时，利用惯例的强势起手牌给对手玩家设套从而在随后的投

    注圈中赢得最大利益。

    不幸的是，这些年来“同花连牌少输多赢”的说法在忽略了必要专业知识的微妙发

    挥或需要在特定场景中才能赢牌的情况下得到了普及。我在给扑克牌研讨班上课

    时，大多数学生都坚信同花连牌在几乎任何情况下都是好的起手牌。我问为什么，他们说“每个人都知道啊”或者“我整天在电视上看到选手们利用同花连牌大赚一

    笔”。但是被提问者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考虑过同花连牌的损益问题。“去试

    试，”我会说，“然后告诉我结果。”结果，这些给我反馈的学生玩家发现他们在

    持有同花连牌的时候一样会输得很惨。同样的信念形成过程让数亿人因为相信低脂饮食的优点而赌上了他们的生活品质和

    寿命。在部分由食糖行业秘密资助的研究成果引导下，美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减少

    了四分之一来自脂肪的热量摄入，取而代之的是碳水化合物。美国政府修改了“膳

    食金字塔”(food pyramid)，加入了6~11份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并建议公众减

    少少量脂肪摄入量。该政策鼓励(热烈追随的)食品行业改用淀粉和糖来生产“减

    脂”食品。哈佛医学院教授、波士顿儿童医院医生大卫·路德维格(David

    Ludwig)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上总结了用碳水化合物代替脂肪的成本：“与预测相反，总卡路里

    摄入量大幅增加；肥胖症的患病率为此前的三倍；2型糖尿病的发病率呈多倍增长；

    尽管采用了更多的预防性药物和手术治疗程序，数十年来持续减少的心血管疾病已

    趋于停滞并可能出现逆转。”

    低脂饮食变成我们饮食习惯的同花连牌。

    即便把听到的信息都默认为是“真实的”，如果善于根据新信息来更新我们的信

    念，那么这种随意的信念形成过程就会导致较少的问题。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在多

    数情况下我们对听到的信息并未加以审核就形成了信念，即使在获知了清晰正确的

    信息后仍然继续相信这些错误的信念。1994年，霍琳·约翰逊(Hollyn Johnson)

    和科琳·赛弗特(Colleen Seifert)在《实验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上报告了一系列实验的结果。在这些实验中，受试者

    根据要求阅读几则有关仓库火灾的消息。内容提到大火是在一个装有油漆罐和高压

    气瓶的储物间附近被点燃的，于是(不出所料地)这一线索使受试者将火灾起因与

    这些可燃物联系起来。读完五条消息之后，受试者收到一条更正消息说储物间里空

    无一物，但他们在回答问题时仍然指责燃烧的涂料释放了有毒烟雾，并指出将易燃

    物堆放在附近的过失。(对于任何一个认识到若新闻报道出现了事实性错误，即使撤回也无济于事的人来说，出现这种实验结果并不奇怪。)

    寻求真理，渴望了解真理，无论其与我们现有信念是否一致，这并不是人类天生的

    处理信息的方式。我们也许会认为自己是开明的，并且能够根据新的信息更新我们

    的信念，但研究结论却与此截然相反。我们并非调整信念以适应新的信息，而且习

    惯于改变对信息的理解以适应我们的信念。

    他们观看了一场比赛

    在大学橄榄球赛季即将结束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一场激烈的竞争中。幸运儿

    是打出了22连胜的主场球队，他们即将迎来第二个连续夺冠的赛季。最受关注的场

    上球员自然要数进攻明星迪克·卡兹梅尔(Dick Kazmaier)了。作为该校历史上最

    优秀的运动员之一，他登上了《时代周刊》(Time)的封面，还是全美最佳球员和

    季后赛等荣誉的热门人选。然而，客场球员丝毫没有要安安静静地等待失败的打

    算。虽然他们在本赛季中的表现普普通通，但有着努力拼搏的良好声誉。如果被他

    们实现了颠覆，这将会是一场令人措手不及的视觉盛宴。

    欢迎来到1951年11月23日普林斯顿大学的帕尔默体育场。这是著名的达特茅斯对普

    林斯顿的比赛现场：这是历史性竞争的一部分，是常春藤联盟体育时代的结束，也

    是一项开创性科学实验的主题。

    先说比赛。普林斯顿以13比0获胜。结果本身并没有疑问，但这却是一场肮脏、暴

    力、充斥着犯规和惩罚的比赛。达特茅斯受罚70码(约64米)，普林斯顿25码(约

    23米)。一位摔倒的普林斯顿球员被踢中了肋骨。一名达特茅斯球员摔断了腿，另

    一名同样也是腿部受伤。卡兹梅尔在第二场中因为脑震荡和鼻梁断裂而退出比赛。

    [他后来在决赛中返场，赢得比赛后被队友举起来放在了肩膀上。几个月后，他成为常春藤联盟中最后一位赢得海斯曼杯(Heisman Trophy)的球员。]

    因为对赛后两所大学校报上凶残的社论感到惊讶，达特茅斯的阿尔伯特·哈斯托夫

    (Albert Hastorf)和普林斯顿的哈德利·坎特里尔(Hadley Cantril)这两位心

    理学教授认为这是一次机会，可以用来研究信念如何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处理共同经

    历的方式。他们收集了新闻报道，找来了比赛录像播放给各自学校的学生们看，并

    让他们完成了一份针对双方球队犯规的计数和定性的问卷调查。1954年的一篇名

    为“他们观看了一场比赛”(They Saw a Game)的论文，其实也可以叫作“他们

    观看了两场比赛”(They Saw Two Games)，因为根据双方的问卷结果，两所高

    校的学生们观看的似乎不是同一场比赛。

    哈斯托夫和坎特里尔从当地报纸上的生动的报道和社论中收集了与此相关的逸事证

    据。《普林斯顿日报》(Daily Princetonian)说：“两队都有过失，但达特茅

    斯必须承担主要责任。”《普林斯顿校友周刊》(Princeton Alumni Weekly)指

    责了达特茅斯队在比赛中那一记终结了卡兹梅尔大学球队生涯的重击，以及在一名

    普林斯顿球员倒地的情况下还踢踹其肋骨的恶行。与此同时，《达特茅斯报》

    (Dartmouth)的社论认为普林斯顿主教练查理·考德威尔(Charley Caldwell)

    应该负有重要责任。在“普林斯顿偶像”受伤之后，“考德威尔向他的球员灌输了

    落后的‘你打我一拳我就要给你一脚’的态度，他的教导成果突出”。这篇社论还

    提到了第三场中腿部受伤的两名达特茅斯球员。接下来一期的《达特茅斯报》列出

    了普林斯顿曾经使用类似“集中攻势”对付过的对手明星球员名单。

    当研究人员向学生播放比赛录像并要求他们填写问卷时，他们看到的内容也出现了

    同样的意见分歧。普林斯顿大学学生认为达特茅斯球员明目张胆犯规的次数相当于

    普林斯顿的两倍，轻微犯规次数更是达到了三倍之多。而达特茅斯大学学生认为双方犯规次数相同。哈斯托夫和坎特里尔总结说：“对于某事件的发生，我们并不是

    单纯地对其做出‘反应’…… 我们的行为总是与我们先入为主的观念保持一

    致。”我们的信念影响着我们处理所有新事物的方式，“无论此‘事’是球赛、总

    统候选人、共产主义还是菠菜”。

    耶鲁大学法律与心理学教授丹·卡汉(Dan Kahan)是一位权威的偏见推理研究员和

    分析师，他在2012年《斯坦福法律评论》(Stanford Law Review)中与四名同事

    共同发表了一篇名为“他们看到了抗议”(They Saw a Protest)的论文(该标

    题意在向早先哈斯托夫和坎特里尔的实验致敬)。这项研究强调了我们的信念推动

    着我们处理信息的方式这一观点。

    在这项研究中，两组受试者观看了警方遏制政治示威活动的录像。一组人被告知这

    次抗议是在堕胎诊所外发生的，目的是抗议合法流产。另一组被告知抗议发生在大

    学就业安置机构，军方正在进行面试，而抗议者正在对当时针对公开同性恋士兵的

    禁令进行示威活动。两组人观看的是相同的视频，且视频经过了仔细编辑来避免暴

    露实际抗议的主题。研究人员在收集了受试者世界观的相关信息后，让他们根据视

    频内容来谈谈事实和结论。

    这项试验结果与近60年前哈斯托夫和坎特里尔的发现高度一致：“受试者都观看了

    相同的内容。但是他们看到的——是为了说服而热心地表达不同意见还是意图干涉

    他人自由的人身威胁——取决于抗议者的立场与受试者自身文化价值的一致

    性。”无论是一场球赛、抗议或其他任何事情，这些既有的信念影响着我们体验世

    界的方式。由于这些信念不是以规范有序的方式形成的，它们将会以种种恶作剧的

    形式来影响我们的决策。顽固的信念

    信念形成和更新的缺陷可能会快速增长。信念一旦确立，就很难去除。它开启了自

    己的生活，引导我们去关注和寻找肯定它的证据，让我们极少去质疑这些证据的有

    效性，还让我们去忽视或尽力诋毁与其对立的信息。这种非理性的、循环的信息处

    理模式被称为动机性推理。我们处理新信息的方式受到既有信念的驱使，并不断自

    我强化。已经得到强化的信念继续影响我们处理新信息的方式，如此循环。

    在一场扑克锦标赛的休息期间，一名选手过来问我如何评价他的一手同花连牌。我

    没有留意这手牌，于是他给了我一个非常简短的描述，讲他是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

    打出梅花6和梅花7以便在倒数第二张牌上拿到顺子(flush)，但是他的运气太糟

    了，对手玩家靠着最后一张牌凑成了一个满堂红(full house)。

    在我们的休息时间只剩下一两分钟时，我问了一个我自认为是最相关的问题：“为

    什么你要先打梅花6和梅花7？”(我预计一个简短的解释就能说明他在决定这种牌

    的打法以及判断选择是否明智时的多种考虑，如牌桌位置、彩池大小、筹码大小、对手的打法以及对手们如何看待他的打法等。)

    他恼怒地回答道：“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动机性推理告诉我们，对于任何人来说

    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

    让人们相信某事并不是一件很有难度的事情。一旦我们相信了某事，对这一信念的

    维护就会影响我们处理与之相关的新信息的方式。这或许并不像“假新闻”和虚假

    信息的兴起那样明显。“假新闻”是为了金融或政治利益而刻意虚构的故事，其概

    念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假新闻”的实践者包括奥尔森·威尔斯(Orson

    Welles)、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Randolph Hearst)等传奇人物。虚假信息与“假新闻”的区别在于其内容具有一

    定的真实性，用以点缀特定的叙述。“假新闻”能够奏效是因为持有与其内容一致

    信念的人通常不会对证据产生怀疑。虚假信息则更加强大，因为其中可被证实的部

    分事实使人认为这是经过审核的信息，如此一来就增强了信息的传播力度。

    “假新闻”的意图并不是改变人们的想法。我们知道，信念一旦形成是很难改变

    的。“假新闻”的作用是巩固目标受众的既有信念并加以放大。互联网是动机性推

    理的游乐场，它向我们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多元化的信息来源和意见看

    法，但我们仍然倾向于能够证实我们信念的、与我们观点一致的信息来源。在各种

    各样的选择中，我们总是倾向于选择我们最喜欢的。

    更糟糕的是，许多社交媒体网站都会根据互联网体验来向我们展示更多我们已经喜

    欢的内容。作者伊利·帕里泽(Eli Pariser)在其2011年的《过滤气泡》(The

    Filter Bubble)一书中提出“过滤气泡”这一概念，用以描述像谷歌(Google)

    和脸书(Facebook)这样的公司是如何通过使用算法在我们已经选择的方向上来继

    续推动我们前进的。通过收集我们的搜索历史、浏览记录和我们与他人沟通的类似

    数据来总结我们的偏好，并且有针对性地向我们推送大标题信息和相关链接。互联

    网给了我们难以想象的来获取各种各样观点的便利，这实际上是加速了我们朝向某

    个确定性气泡的靠拢。不管政治倾向如何，所有人都无法幸免。

    最受欢迎的网站一直在帮我们进行动机性推理。

    即使直接面对有力驳斥我们信念的事实，我们也不会让这些事实碍手碍脚。正如丹

    尼尔·卡尼曼指出的那样，我们只是希望拥有良好的自我感觉，并能感觉到关于我们

    的生活故事的叙述是积极乐观的，然而错误并不符合该叙述。如果我们将信念看作

    要么100%正确要么100%错误，那么在面对可能与我们的信念相抵触的新信息时，我们只有两个选择：(1)彻底进行从100%正确到100%错误的思想转变；(2)对新信

    息进行忽略或抹黑。错误总是让人感觉非常不好，所以我们倾向于选择方案二。与

    我们观点不同的信息是对我们自我叙述的攻击。我们倾向于努力消除这种威胁。另

    外，当新信息与我们信念一致时，我们将会很轻松地接受它。

    由于总是基于自己的信念来进行决策或下注，我们形成信念的方式以及缺乏转变信

    念方面的变通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我们生活中的每一次下注都取决于我们的信

    念：我们认为谁会成为最好的总统，我们是否会喜欢得梅因的生活，我们是否认为

    低脂肪的饮食会使我们更加健康，又或者我们是否认为火鸡会飞。

    聪明反被聪明误

    普遍的看法是，越聪明的人越不容易受到虚假新闻或虚假信息的影响。毕竟，聪明

    人更有可能会对信息来源进行分析和有效的评估，“聪明”的表现之一是善于处理

    信息，以及对意见的质量和来源的可信度进行分析。因此，直觉上来说，聪明的人

    更应该有能力发现动机性推理，并且应该拥有更多的信息资源来与之抗衡。

    令人惊讶的是，聪明可以恶化这种偏见。我们来看一个不同的直观框架：越聪明的

    人越善于构建支持自我信念的叙述，以及将数据合理化、框架化以适合自己的论点

    或观点。毕竟，政治环境下“旋转房间”(spin room)中的人通常都很聪明，这

    是有原因的。

    2012年，心理学家理查德·韦斯特(Richard West)、拉塞尔·梅泽夫(Russell

    Meserve)和基思·斯坦诺维奇(Keith Stanovich)测试了盲点偏见——这是人们

    善于发现他人的偏见推理，却对自己的偏见视而不见的一种非理性。总体而言，他

    们的研究支持了多种类型认知偏差，没错，我们在对自我偏见的认识中都存在着盲点。令人惊讶的是，一个人越聪明他的盲点偏见就越大。研究人员通过对受试者进

    行了七种认知偏差测试后发现，认知能力对偏见盲点没有丝毫的减弱作用。而且，那些意识到自己偏见的人并不能更好地克服它们。事实上，在这七项测试中的六项

    结果显示，“认知能力更好的参与者表现出了更大的偏见盲点”。(着重强调。)

    他们重复该测试，并得出相同的结果。

    丹·卡汉在动机性推理方面的研究也表明，与多数人相比，聪明人在应对偏见方面并

    没有更多优势——他们甚至更容易受到影响。他和几位同事研究了主观信念是否驱

    动着出自客观数据的结论这一问题。当受试者被要求分析实验性皮肤护理的复杂数

    据(“中性”话题)时，他们解释数据并得出结论的能力如预期般依赖于他们的计

    算能力(数学能力)，而不是他们对护肤霜的看法(因为他们对这个话题确实没有

    看法)。算术好的受试者在分析护肤品影响皮疹发生率的数据方面表现得更好。

    (数据是虚构的，而且半数受试者得出了相反的测试结果，因此答案的正误取决于

    数据的使用而不是皮肤护理的实际效果。)

    然后研究人员仍保留了相同的数据，但使用“隐藏持械禁令”取代“皮肤护理”，用“犯罪”替换“皮疹”，受试者对这些话题的既有看法影响他们对这组完全相同

    数据的分析。作为“民主党人”或“自由主义者”的受试者都以支持其政治信仰的

    方式对数据进行了解读(枪械管制减少犯罪率)。而“共和党人”或“保守主义

    者”的受试者们则以支持他们的反对信念(枪械管制增加犯罪率)为目的对相同的

    数据进行了解读。

    基本上，这与我们对动机性推理的理解相符。然而令人惊讶的却是卡汉对于具有不

    同数学技能和持有相同政治信仰的受试者的发现。与信仰相同但算术较差的受试者

    比较，算术较好的人(无论赞成还是反对持械)在解释这种情感性话题的数据方面会犯更多错误。“这种两极分化的现象 …… 在算术水平较高的受试者中不仅没有减

    少，反而增加了。”

    事实证明，一个人的算术越好，他就越善于利用这些数字以符合并支持他的信念。

    不幸的是，这就是人类进化的方式。即便我们的目标是寻求真理，我们也能自然而

    然地保护我们的信念。聪明才智以及对我们自身不理性的清醒认识并不能帮助我们

    避免偏见性推理。就像盯着视错觉图时一样，不管我们如何聪明过人，也无法让我

    们的思维以不同的方式工作。正如我们无法将映入眼帘的错觉撤销，智力或意志力

    本身也不能使我们抵制动机性推理。

    到目前为止，本章内容主要是关于坏消息的。我们是基于自己的信念来下注的。在

    信念形成之前我们并不对其进行仔细的审查，而是固执地拒绝更新我们的信念。而

    且，在刚才所有的坏消息之后，聪明才智在这方面并无益处——而且可能让事情变

    得更糟。

    下面我们开始讲好的消息。

    赌一把

    想象你与朋友进行一场关于电影《公民凯恩》(Citizen Kane)的对话。这部有史

    以来最好的影片首次使用了一系列新的拍摄手法，该片导演也借此为故事叙述做出

    了杰出贡献。“很显然，这片子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你热情地说，毫无疑

    问地认为这是该片应得的最高奖项之一。

    然后你的朋友说：“要不咱们打个赌？”你忽然变得不那么确定。挑战来得很突然，让你不知所措，使你对自己刚才相当确

    定的信念产生了犹豫和质疑。当有人信心满满地认为我们的信念有着某种偏差并要

    与我们打赌时，这自然而然地会迫使我们对自己的信念进行审查以及对我们已知的

    证据进行清点。

    我是如何知道这些信息的？

    我是从哪里获得这些信息的？

    我是从谁那里得到这些信息的？

    这些信息来源的质量如何？

    我对这些来源的信任程度如何？

    这些信息是什么时候更新的？

    我所知的信息中有多少是与此相关的？

    还有什么我相信的其他事情最终被证明是假的？

    还有什么似是而非的其他选项？

    我对挑战我信念的人有什么了解？

    他们对我的观点的可信度有何看法？

    什么是他们知道而我不知道的？

    他们的专业水平如何？我忽略了什么？

    记住我们形成抽象信念的顺序：

    (1)我们听到一个说法；

    (2)我们相信它是真的；

    (3)后来，仅仅是偶尔，在我们有时间或意向的时候才会对它加以思考并加以验

    证，以确定其真实性。

    “赌一把”的挑战引发了我们较少进行的第三个步骤。被问及我们是否愿意在自己

    的信念上押注会使我们更有可能以一种较为客观的方式来判断我们的已知信息，让

    我们能以更加坦诚的态度来审视我们对信念的确信程度，并使我们更加乐于对信念

    进行更新和调整。我们的思维越客观，我们的信念就会变得越准确。从长远来看，赢得赌注的人都持有更为准确的信念。

    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提出赌约的人实际上并不打算投入任何资金。他们只是想

    表明一种看法——一个有效的观点：也许我们夸大了结论，或者我们在没有包含相

    关说明的情况下做出了陈述。与大多数人不同，扑克玩家的周围总有一些可能会提

    出赌约的人，而且他们是认真的。

    接下来，有人因为30 000美元的赌注而前往得梅因。

    遗憾的是，扑克玩家与所有其他人在社会契约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异，因为有人

    问“想不想打个赌”可能会带来很多好处。提出赌约的同时也公开了风险，明确了

    那些不明确的(以及经常被忽略的)方面。我们越能认识到我们是在对我们的信念

    (以快乐、关注、健康、金钱、时间或其他有限资源)下注，就越可能会调节我们的表述，并随着对自身信念的固有风险的承认而越来越接近事实。

    期待扑克牌桌之外的人互相挑战，赌谁的观点是对的，这是不切实际的(即使在牌

    桌上，这种情况一般也只会发生在非常熟悉的玩家之间)。可以想象，如果你见到

    谁都问“要不要赌一把？”，那么你不仅很难交到朋友，还会失去你现有的朋友。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考虑自己的决策时无法改变自己的框架，我们完全可以训练

    自己通过“要不要赌一把”的视角来观察世界。

    一旦我们开始这样做，我们将更有可能认识到：事情总是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

    性；我们通常不如自己想象中那么确定；实际上没有什么事情是非黑即白的，或者

    要么是0要么是100%那么绝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活理念。

    重新定义信心

    没有多少事情是确定的。塞缪尔·阿贝斯曼(Samuel Arbesman)的《事实的半衰

    期》(The Half-Life of Facts)是一本关于已知的所有事实是如何被修正或逆

    转的一本优秀读物。我们一直处于永久的学习状态之中，在这种状态下任何早先的

    事实都有可能变成过时的信息。他提供的众多例子之一是关于晚白垩纪时期的一种

    腔棘鱼的灭绝。一场大规模灭绝事件(如巨大流星撞击地球、一系列的火山喷发或

    永久性气候变化)结束了白垩纪时期。恐龙、腔棘鱼和许多其他物种也随之灭绝。

    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末以及50年代中期，腔棘鱼被发现仍有存活，而且活得很

    好。物种灭绝后的再生是很常见的事情。阿贝斯曼引用了昆士兰大学的两位生物学

    家的研究成果——一份过去500年中宣布灭绝的187种哺乳动物的名单。其中三分之

    一以上的物种被发现仍有存活。

    即便是科学事实也可能存在有效期，而信念形成和更新的方式远比科学事实的确立要随意得多，因此我们最明智的做法是去严格审查我们的信念。我们不必只要有人

    向我们发起赌约就开始审查自己的信念。我们可以像博弈者那样进行意图明确的独

    立思考，尽管没有实际对手，我们一样可以把过程当作一场真正的牌局来对待。

    如果我们能够较少考虑是否对自己的信念有信心，而多考虑对自己有多大信心，我

    们就会成为更好的沟通者和决策者。与其将信心视为两个极端(“我有信

    心”或“我没有信心”)，不如表现出自信，这将使我们对两个极端之间所有的灰

    色地带都能有所掌控。

    我们表达的信念(向他人表达或作为内心决策对话的一部分向我们自己表达)通常

    不是量化的。那么在表达我们所相信的信息之外，如果再将我们对信息正确性的信

    心程度按照0~10的等级来评分呢？0意味着我们确信一个信念是不正确的，而10则

    说明我们确信该信念是正确的。0~10的比例可以直接转换成百分比。如果你认为信

    念比例为3，那代表你有30%的把握认为该信念是正确的，9则意味着你有90%的把

    握。因此我们不应该告诉自己“《公民凯恩》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而应该

    说“我记得《公民凯恩》是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但我只有六成把握可以确

    定”，或者“我有六成把握确信《公民凯恩》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这说明

    根据你的确信程度，《公民凯恩》没有赢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可能性有40%。强迫

    自己表达对某一信念的确信程度会使我们明白该信念的概率本质，即我们所相信的

    事物几乎从不会100%或0准确，而是介于两者之间。

    类似地，这个数字可以反映几种不同的不确定性。“我有六成把握确信《公民凯

    恩》赢得了最佳影片奖”这一说法表现出我们对这个过去事件的了解并不完

    整。“我有六成把握确信来自芝加哥的航班会晚点”则混合了我们获得的不完整的

    信息和预测未来中固有的不确定性(如天气原因或者不可预见的机械问题)。我们也可以通过考虑合理选项的数量并宣布这个范围来表达我们的信心。例如，想

    表达对猫王死亡年龄的信念，我可能会说：“40~47岁之间。”我知道他去世的时候

    是40多岁，而且我记得他是40出头，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合理选项的范围。我们

    对某个话题了解越多，获得的信息质量就越好，于是也就能给出范围更小的合理选

    项(当涉及预测时，如果运气成分较少，结果的合理范围也会更小)。反之，我们

    对某个话题的了解越少或者涉及的运气成分越多，给出合理选项的范围就越大。

    我们可以宣称我们的确信程度，无论我们是在考虑一个特定的事实还是一组事实

    (“恐龙是群居动物”)，无论是一个预测(“我认为在其他星球上有生命的存

    在”)，还是某种设想：如果做了某些决定我们的未来会如何(“如果我搬到得梅

    因，我就会比现在活得更开心”或者“我认为解雇总经理对公司更有利”)。这些

    都是不同种类的信念。

    将不确定性纳入我们对自己信念的思考方式中会带来许多好处。通过表达我们对自

    己所相信事物的确信程度，我们的思考方法就转变为考虑我们如何看待世界。承认

    不确定性是衡量和缩小不确定选项范围的第一步。将不确定性纳入我们对所相信的

    事物的思考方式中会使人思想开放，使人以更加客观的态度来面对与自身信念不一

    致的信息。我们不太可能屈服于有动机的推理，因为稍微调整确定性的程度要比

    从“正确”直接反转到“错误”给人的感觉更好。当发现新的证据时，说“本来我

    赌的是58%的概率，但现在我赌46%”是相当不同的叙述方式。听起来要比“我本来

    认为我是对的，谁知道我错了”的说法给人的感觉要好得多。与不得不全盘推翻之

    前的判断相比较，根据新信息来调整信念并不会危及我们作为知识渊博、受过良好

    教育的聪明人的形象。这使我们避免将与自己信念不一致的信息视为威胁，视为必

    须抵御的东西，从而能够更好地寻求真相。当致力于调整信念时，我们对自己不会特别苛刻。在信念的表达中纳入选项的百分

    比或范围意味着我们的个人叙述不再取决于错误或正确，而是取决于如何很好地纳

    入新信息来调整我们对信念的准确估计。发现有证据否定我们所相信的事物并不是

    错误，唯一的错误在于我们没有尽可能客观地利用这些证据来改进和完善自己的信

    念。

    将对自己信念的不确定性告知他人有助于使我们成为更可靠的沟通者。我们认为如

    果没有表现出百分之百的信心，其他人就会不那么看重我们的意见。实际情况正好

    相反。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的某一信念绝对正确，而另一些人则表示“我相信它是

    正确的，但我只有八成的把握”，你更有可能会相信谁呢？信心表达为低于100%的

    这一情况表明了一种试图接近真相的态度，以及已经慎重考虑到了信息的数量和质

    量，并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知之明。一个具有审慎思维和自我认知的人显然更加可

    信。

    表达我们的自信程度也是在邀请人们成为我们的合作者。如上所述，扑克牌桌是一

    个玩家们随时可以因为对某事有不同意见而展开对赌的场所，那是一种环境认可的

    行为，但那却不是大多数人的生活现状。在牌桌之外，当我们宣称某事的真实性为

    100%时，其他人可能会因为以下两个原因而不愿意提供可以补充我们信念的相关的

    新信息。首先，他们可能会害怕出错，担心来自他人或自己的评价，所以不会说出

    来。其次，即使他们对自己信息的质量很有信心，他们也可能担心那会使我们感到

    难堪或被评价。表示自己只有“八成确定”说明我们并不确定，我们借此可以敞开

    心胸欢迎别人提供补充信息。他们会意识到他们可以提供信息，而不必通过明言或

    暗示“你错了”的方式来面对我们。承认我们的不确定是请求他人帮助我们完善信

    念的邀请，由于我们更善于搜集相关信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信念会变得更

    加准确。以这种方式表达信念也可以更好地为听众服务。我们都知道人的默认倾向是不加以

    仔细审查地相信听到的信息。如果我们告诉听众其实我们对自己所言并不是百分之

    百的确定，那么在我们的信念感染之下他们就不太可能会走开。向听众表示我们对

    某一信念的不确定意味着这一信念需要经过进一步审查，也就是说第三个步骤仍在

    进行中。

    当科学家发布实验结果时，他们会与社区其他成员分享他们收集和分析数据的方

    法、数据本身以及他们对该数据的信心。这使其他人可以对他们提供信息的质量进

    行评估，并在发表前通过同行评审来进行内容的系统化。结果的置信度是通过两个p

    值、人们期望得到实际观察结果的概率(类似于说明你的置信度为从0~10的评分)

    以及置信区间(类似于说明合理选项的范围)来表示的。科学家通过将不确定性的

    表达制度化来邀请他们的社区成员分享相关信息，并对结果和解释进行测试以及提

    出质疑。反馈的信息会确认、否认或完善已发表的假设。其目标是推进知识而不是

    肯定我们已经相信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发展可以如此迅速。

    通过在与他人分享信念时传达自己的不确定性，我们是在邀请生活中的人像对待科

    学家一样对待我们。这快速地推进了我们的信念，因为我们极少会错失获取新信息

    的机会——那些有助于校准已有信念的信息。

    承认决策是基于我们信念的下注，适应不确定性，重新定义是非，这是全面实现良

    好决策不可或缺的途径。但我并不指望你在听到所有这些概念之后就会明白如何才

    能最有效地利用它们。一些模式在我们的思想中太过于根深蒂固，如果想克服它

    们，我们需要做的远远不止是发现问题和用正确的观点来克服阻碍我们的非理性那

    么简单。到目前为止，我个人的经验是先确定目标，找准了方向之后，对赌思维是

    实现更好决策的正确方法。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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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在对赌中学习：应对不确定的未

    来

    希腊人尼克以及从水晶酒吧学到的一些东西

    刚开始玩扑克时，我住在蒙大拿州的哥伦布镇，镇上的人口只有1 200人。周围最近

    的扑克游戏在40英里(约64.3千米)以外，比林斯市中心的一间叫水晶酒吧的地下

    室里。每天我都开车往返80英里(约128.7千米)，下午早些时候赶过去，一直玩

    到晚上再回家。

    牌桌上到处可见的是老影片中一成不变的蒙大拿人物形象：在农闲季节出来消磨时

    间的农场主和农民们叼着烟卷，烟雾缭绕着他们的牛仔帽檐，在地下室里弥漫着。

    那是1992年，但看着这个场景和须发斑白的本地人，人们很容易会把这当成1952

    年。唯一让人感觉约翰·韦恩(John Wayne)不会随时溜达进来的原因是桌上的一些

    看似格格不入的人，其中包括我(一个正在逃避宾夕法尼亚大学论文答辩的女人，也是几十年来年龄最小的扑克玩家)和一个叫作“希腊人尼克”(Nick the

    Greek)的玩家。

    如果你的名字叫尼克，来自希腊，而且你还打牌，他们就会称呼你为希腊人尼克。

    哪怕你的体重超过350磅(约159千克)，他们也一样会给你起名为“小不点儿”[没错，当时有一个叫“小不点儿”的人，真名叫埃尔伍德(Elwood)，是牌

    桌上的常客]。希腊人尼克是街对面连锁酒店的总经理，从希腊调动工作过来。他

    在比林斯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每天下午都会雷打不动地放下工作过来玩上几个

    小时。

    希腊人尼克形成了一套不同寻常的信念来引导他在打牌时的决策。我知道这一点是

    因为他曾经非常细致地向我和其他玩家讲述了这些信念，还使用了具体的牌局结果

    来强调他的观点。他执着于相对普遍的观点，比如意外元素在扑克中的重要性(别

    让人轻易猜中你的行为、玩法多样化之类的东西)。然后，他使用了更极端的例子

    来试图说明问题。他认为，起手牌两张A——牌桌上能拿到的最好的两张牌——其

    实是最差的牌，因为每个人都可以预料到这一点。

    “他们总是以为你拿到了两张A。所以拿到那样的牌你就完了。”

    根据这样的逻辑，他解释说，最好的两张起手牌是最弱的两张牌：一张7和一张不同

    花色的2。这是几乎任何玩家都想避免拿到的两张牌。

    “我猜你肯定没有想到吧”，他会在说话的同时亮出那手牌并赢得了彩池。而且因

    为他总是一张7一张2地打，偶尔运气好也会赢牌。我还记得有时候在第一圈下注时

    他就扔掉了一对A，牌面朝上。(他时常向我们演示和讲述他的这种做法，这无疑危

    及了他的伎俩。鉴于他有这样一套根深蒂固的信念，他并没有认为自己的做法会有

    任何不妥。)

    很显然，希腊人尼克很少赢牌，却从未改变过自己的策略。他经常在失败的时候责

    怪自己的运气不好，却从不怨天尤人。他是一个友善的家伙、令人愉快的玩家，也

    是完美的扑克对手。我计算着每天到达的时间，以便在他下午上场时和他一起打牌。

    有一天，希腊人尼克没来打牌。我问其他人他去了哪里，一位玩家小声告诉我说

    (尽管似乎牌桌上的每个人都已经知道了)：“哦，他被送回去了。”

    “送回去？”

    “是的，回希腊了。他被驱逐出境了。”

    我不知道希腊人尼克被驱逐是不是因为他那古怪的扑克信念，但我对此表示怀疑。

    其他人推测他要么破产了，或者偷了酒店的钱，要么就是因为他每天占用上班时间

    过来打牌而失去了工作签证。

    我能肯定的是，希腊人尼克因为他的错误信念而输了很多钱，或者更准确地说，因

    为他忽视了许多针对他的失败决策的反馈而输了很多钱。他最终落得身无分文是因

    为他没有辨认出那些曾经出现在眼前的学习机会。

    如果希腊人尼克是唯一拒绝从对赌结果中学习的人，那么也许他只会成为本书的一

    个脚注——一个滑稽故事，讲的是一个始终坚持自己策略的特立独行的家伙，即便

    该策略导致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尽管这是极端的个例，但可以肯定的是，希腊人

    尼克的情况并非独一无二。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难题。我和所有的心理学学生一样都

    曾经学过，当你获得了大量与决策和行动密切相关的反馈时，学习就开始了。如果

    对以上叙述只取字面意思，扑克就是一个理想的学习环境。你下注后立即就能得到

    对手的回应，然后赢牌或者输牌(真金白银的输赢)，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几分钟之

    内完成的。

    那么，为什么打牌多年的希腊人尼克竟然无法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为什么像我这样的新手却能在牌桌上赢到手软？答案是，虽然经验是成为专家的必要条件，但仅仅

    依靠经验是不够的。

    经验可以成为一位高效的老师，但是，只有一小部分学生会留心倾听老师的话。从

    经验中学习的人可以改善、进步，并且(带有一些运气成分)成为各自领域的专家

    和领导者。一路走来，我接触过一些卓越的扑克玩家，采用他们的学习习惯使我获

    益匪浅。我们都可以从这些切实可行的策略中受益，从而成为更好的决策者。对赌

    思维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

    但在涉及解决方案之前，我们先了解问题。是什么阻碍了我们从经验中学习？我们

    都明确地希望能实现我们的长期目标，而从决策结果中吸取教训是实现长期目标的

    必要途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在系统地阻碍着我们的成功？

    结果即反馈

    我们不能仅仅指望通过“吸收”经验来学习。正如小说家和哲学家阿道司·赫胥黎

    (Aldous Huxley)所言：“经验不在于一个人经历了什么，而在于他如何有效利

    用他的经历。”获得经验和成为专家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在于能否识别

    决策结果何时会带来学习机会，以及学习内容是什么。

    无论是下注两美元赌马还是告诉孩子想吃就吃，你做出的任何决定都是在赌一个可

    能实现的最美好的未来。我们所赌的未来是以一系列结果的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

    的。我们决定熬夜看完足球比赛，结果就是闹钟都没能叫醒我们，我们疲惫不堪地

    醒来，然后上班迟到并且受到了老板的训斥。或者我们熬了夜，但随之而来的是各

    种其他结果，包括准时醒来并及早开始工作。无论未来以何种结果展现，在我们决

    定熬夜看球赛时，我们赌的是看球会让我们更加快乐。我们决定迁居去得梅因，在那里我们找到了梦寐以求的工作，遇到了我们的一生所爱，并且开始练习瑜伽。或

    者，像约翰·汉尼根一样，我们去了那里，但还没过两天就开始厌恶，最后不得不以

    支付15 000美元为代价来终止赌局。我们决定解雇总经理或者下令传球，执行决策

    的结果也在不断地展开。对此可以做以下表示：

    在未来展现出一系列结果的同时，我们正面临另一个决定：为什么事情会以这种方

    式发生？

    判断结果中的哪些东西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如果有)把它变成我们的另一次下

    注。当结果对我们有利时，弄清楚它们主要是来自运气还是我们的决策预期是一项

    能够引起重大后果的投注。如果我们可以确定是我们的决策驱动了结果，那么我们

    可以将得到的数据反馈到信念的形成和更新中，并创建一个学习循环：

    我们有机会在未来展现的方式中通过学习来改善我们今后的信念和决策。从经验中

    得到的证据越多，我们对信念和选择的不确定性就越少。积极使用结果来检验我们

    的信念和投注会使反馈回路完整，从而减少不确定性。这是关系到我们如何学习的

    一大难点。理想的情况下，当我们从经验中不断学习时，我们的信念和投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改善；理想的情况下，我们获得的信息越多，我们就越能做出关于未来的明智的

    投注决策；理想的情况下，从经验中学习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评估任何既定决策结果

    的可能性，从而使我们对未来的预测更加准确。正如读者可能已经猜到的那样，关

    于如何处理经验，我们并不是总会遇到“理想的情况”。

    如果生活更像象棋而不是扑克，那也许我们就能以更理想的方式进行学习。由于不

    确定性的减少，结果质量和决策质量之间的联系会更加清晰。挑战在于任何单一的

    结果都可能由于多种原因而发生。不断发展的未来是一个大数据转储，我们必须对

    其进行分类和解释。世界不会帮我们把结果与原因联系起来。

    如果患者因为咳嗽去看医生，医生必须从这一症状(某种可能疾病的后果)出发，从多种可能的病因中确定引发患者咳嗽的原因。是病毒？细菌？癌症？或是精神紊

    乱引起的？由于咳嗽的症状大致相同，所以无论是由癌症还是由病毒引起的，想要

    追溯病因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风险性也很高，因为误诊有可能会导致患者死

    亡。这就是为什么医生需要有多年经验才能为患者提供正确的诊断。

    当未来对我们咳嗽的时候，同样也很难确定原因。

    想象一下，来自一家公司的两名销售人员给同一位客户打电话推销产品。今年一

    月，乔(Joe)从这位客户手中拿到1 000美元的订单。八月，简(Jane)从这位客

    户那里获得了10 000美元的订单。这是怎么回事？因为简是一个更优秀的销售人

    员？因为该公司在二月更新了产品线？还是因为某个低价竞争对手在四月破产？又

    或者是其他被忽视的种种原因导致了两人销售结果的差异？很难弄明白究竟是怎么

    回事，因为我们无法穿越时空回到过去并做一次将乔和简调换位置的试验。公司对

    这一结果进行区分的方式会影响员工培训、产品定价和产品开发的决策。这个问题对于扑克玩家来说是头等大事。大多数的扑克牌局的结束都伴随着大量的

    不完整信息。比如一个玩家下注，如果没有人跟注，下注者就会赢得彩池，在这种

    情况下没有人需要透露他们的底牌。在这样的一手牌结束后，玩家们会猜测他们为

    什么会赢牌或输牌。是不是因为赢牌者的手气更好？还是因为输牌者放弃了最好的

    一手牌？如果选择的是其他比赛，赢得这一手牌的玩家是否能赚到更多的钱？如果

    他们选择以不同的方式表现这一手牌，那么输牌者是否可以让优胜者放弃？在思索

    这些问题时，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对手实际持有什么牌，也没有人知道其他人在面对

    一系列不同的投注决策时会做出什么反应。扑克玩家如何根据经验来调整玩法决定

    了他们将来的决策结果。如何填补所有这些信息空白是他们能否在比赛中取得进步

    的一项至关重要的投注。

    我们善于识别我们所追求的“更___”(更好、更聪明、更富有、更健康等)的目

    标。但是，由于在目标实现过程中做那些小决策时遇到了困难，我们未能实现我们

    的“更”的目标。我们在何时以及如何完成反馈循环的投注是执行决策的一部分，包括所有那些鉴别学习机会的即时决定。为了实现长期目标，我们必须提高自己的

    理解力，并弄清楚不断发展的未来何时会教给我们一些东西，以及反馈循环何时结

    束。

    做好这件事的第一步是认识到：有的时候事情的发生是因为另一种形式的不确定

    ——运气。

    运气与技能：区分结果

    我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受两件事情的影响：技能和运气。就本次讨论而言，我们做决

    策后产生的任何结果都属于技能。如果再次做出同样的决定会产生相同的结果，或者如果改变决定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那么该决定带来的结果是由于技能。我们

    决策的质量是影响事情发展的主要因素。但是，因为一些我们无法控制的因素(如

    其他人的行为、天气或基因)而导致的某一结果就属于运气的原因。如果我们的决

    策对事情的发展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那么运气就是影响结果的主要因素。

    无论是第一次打高尔夫球的新手还是罗里·麦克罗伊(Rory McIlroy，一名职业高

    尔夫球手)，在挥杆开球后，球落地的位置就是技能和运气的结果。高尔夫球员直

    接控制的可影响结果的技术因素包括球杆选择、准备姿势以及详尽的挥杆技能。运

    气因素则包括突然刮来的一阵大风、挥杆时被人叫唤名字、球落在草皮上还是击中

    喷水头、球手的年龄、球手的基因以及他们在击球之前获得(或未获得)的机会。

    类似减肥这样的结果有可能是改变饮食或增加锻炼(技能)造成的，也可能是由于

    我们新陈代谢的突然变化或饥饿(运气)的作用。我们遭遇车祸可能是因为闯了红

    灯(技能)，也可能是因为其他车辆闯了红灯(运气)。一名学生在考试中表现欠

    佳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学习(技能)，也可能是因为老师心情不好给他扣了分(运

    气)。我输了牌可能是因为做了糟糕的决策以及使用了很差的技术，也可能是因为

    对手玩家的手气好。

    通过技能获得的结果彰显了我们的能力。而通过运气获得的结果却不在我们的掌握

    之中。对于任何结果，我们都面临着一个初步的分拣决策：该决策赌的是“运

    气”的还是“技能”的结果？希腊人尼克正是在这一点上犯了错误。

    下面可以将学习循环做如下更新：设想一下，在跑垒手已上垒的情况下，作为一名外野手的你正在持球狂奔。此时外

    野手必须立即做出一个投球决定：击中截球手，或者扔在跑垒手身后，或者抛向前

    进中的跑垒手。外野手在截球后如何投掷就是一次博弈。

    我们对如何“投掷”也在进行类似的下注：投向“技能”(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之

    内)或“运气”(在我们控制范围之外)。如果顺利，最初对结果的区分可以让我

    们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我们能够从中学到东西的经验(技能)上，而忽略那些我们

    不能从中获益的经验(运气)上。做到了这一点，再凭借经验，我们就可以更加接

    近我们追求的任何“更___”的目标：更好、更聪明、更健康、更快乐、更富有等。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很难。在无法获得完整信息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判断事情为何会

    以某种方式发生。由于模棱两可的原因，将结果归为运气还是技能的下注在实际操

    作中并非易事。

    回溯分析的困难：健康甜点现象

    在20世纪90年代，数百万人紧跟健康甜点(SnackWell)的时代潮流。纳贝斯克

    (Nabisco)食品公司将恶魔蛋糕推广成主导产品，以利用一个(在今天看来)声

    名狼藉的信念，即使人发胖的不是糖，而是脂肪。当时，用较少脂肪制成的食物被认为更健康。在美国政府的倡导下，食品公司用糖替代了脂肪作为食品的调味成

    分。健康甜点食品使用了绿色包装，这是一种与“低脂肪”相关联的颜色，可以给

    人一种如菠菜般“健康”的感觉。

    对于所有试图减肥或想做出更健康的零食选择的人来说，健康甜点是一个美味

    的“天赐之物”。健康甜点的消费者将自己的健康赌注押在这些甜点上，用它们来

    替代其他类型的高脂肪食品，例如腰果。你可以整盒地摄取糖分十足的健康甜点，因为糖并不是敌人，脂肪才是。这些甜点包装似乎在尖叫着宣称“低脂肪”。

    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在这股低脂热潮期间，肥胖症有着显著增长。[迈克尔·波伦

    (Michael Pollan)用“健康甜点现象”(Snack Well’s Phenomenon)一词来

    形容人们越来越多地消费某些含有较低有害成分的商品。]虽然那些选择健康甜点

    的食客增加了体重，但很难找出原因。体重的增加是否应该归入“技能”范畴，作

    为他们对健康甜点提倡的并不准确的健康信念的反馈？或者体重增加是由于运气不

    好，比如新陈代谢缓慢或其他不应归咎于自己的错误，至少与他们选择吃健康甜点

    没有关系？如果体重增加被归入“运气”范畴，人们将继续选择食用健康甜点。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体重增加明显是很容易被区分的结果。之所以明显完全是因

    为我们已经知道健康甜点是一种并不健康的食物。我们受益于最近20年来的新研

    究，通过更多高质量的信息来了解导致体重增加的原因。而低脂潮流中的人士只能

    从体重增加的经验中学习。对他们来说，牌面仍然处于隐藏状态。

    从事情的结果入手进行追溯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得到相同

    的健康结果(体重增加)。一个人可能选择了健康甜点食品，另一个人可能吃了奥

    利奥饼干(同为纳贝斯克产品，由健康甜点的创立者开发)，第三个人可能食用了

    扁豆和羽衣甘蓝。如果三个人的体重都增加了，他们要怎么样才能确定原因？结果不会告诉我们哪些是我们的错，哪些不是，也不会告诉我们哪些是我们的功

    劳，哪些不是。与国际象棋不同，我们不能简单地从结果质量开始回溯，以判断我

    们的信念或决策质量。这使从结果中学习成为一个非常偶然的过程。一个负面的结

    果可能是一个深入检查我们决策的信号。这一结果的出现也可能是因为运气不好，与我们的决策无关，在这种情况下，将该结果视为改变未来决策的信号就是错误的

    解读。好的结果可能表明我们做出了好的决策，同样这也可能意味着我们只是很走

    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错误地将该结果视为在未来重复此决策的信号。

    当希腊人尼克以一张7和一张2赢牌时，他将这一结果归功于自己的技能，并为他自

    己的英明决策感到骄傲。而当输牌时(这是多数情况)，他却把它当作运气不好。

    他区分错误的问题在于，无论输了多少，他从不质疑他的信念。有的时候我们都会

    犯和希腊人尼克一样的错误。包括运气和隐藏信息等因素在内的不确定性给他在区

    分输牌的错误中留出了余地。我们都面临着不确定性，而且我们都会在区分错误时

    犯错。

    老鼠因为不确定性而被绊倒，这种方式我们应该非常熟悉。经典的刺激反应实验表

    明，引入不确定性会大大降低学习速度。当老鼠按照固定的奖励机制进行训练(例

    如，每按压十次杠杆获得一粒食物)时，它很快就学会了如何通过按压杠杆来获取

    食物。如果把奖励撤销，按压杠杆的行为很快就会停止，因为老鼠发现那样做无法

    获得食物。

    但是当你使用一个变量或间歇性的强化机制对老鼠进行奖励(平均每按压十次杠杆

    出现一粒食物)时，这样就加入了不确定性。获得奖励所需的平均按压杠杆次数是

    相同的，但老鼠可能在下一次按压就得到食物，也可能在按压三十次后仍然没有获

    得奖励。换句话说，老鼠和人类通常得到奖励的方式一样：无法确定地知道下一次尝试将会带来什么结果。如果这时你从老鼠那里收回奖励，杠杆按压行为要在长时

    间的无用功之后才会停止，有时候老鼠的尝试次数会达到数千次。

    我们可以想象老鼠的思路，“我赌再多按一次就会得到吃的…… 刚才我只是运气不

    好而已…… 那都是我应得的”。其实，根本不需要去想象。如果留心，可以听到人

    们在玩***时所说的话。***运行在一个变量的收益系统上，与上述老鼠的奖

    励机制类似。所以，尽管***提供了最糟糕的赌局之一，但在赌场里总是人满为

    患也就不足为奇。最终还是我们的老鼠思维占据主导地位。

    如果这一切看似并不是很有难度，那么我们来看另一个事实：结果的产生很少是纯

    粹因为技巧或运气。即使在我们犯了最严重的错误并得到了相应的负面结果的情况

    下，运气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并非每一个醉驾者都会驶入水沟并翻车，他们中有

    一些可以安然无恙地在多车道高速公路之间穿梭。人们可能会觉得醉驾者掉进水沟

    是罪有应得，但实际上路面状况以及其他车辆的位置等运气成分起到了一定作用。

    当我们做对了所有的事，比如在清醒的状态下驾车驶过绿灯并得以毫发无伤地讲述

    这一经历，这其中也有一些运气的因素。因为当时没有人闯红灯撞到我们，路上也

    没有冰块让我们失去对车辆的控制，我们的汽车也没有因为轧上尖锐物体而爆胎。

    随着未来的不断展开，我们在区分结果时总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事情的发生可能是

    我们的决策、运气或两者结合的结果。正如我们几乎从不会100%地错误或正确，事

    情的结果也几乎同样不会100%地来自运气或技巧。从经验中学习并非像分析象棋思

    路或者整理衣服那样按部就班。深入了解不确定性对我们造成的影响、我们所犯错

    误是否有迹可循(提示：是的)，以及导致这些错误的原因，会为我们提供线索，并帮助我们找出切实可行的策略来校准我们对结果的下注。如果不是因为运气，每一次我都会赢

    就像动机性推理一样，我们对错误的区分并不是随机的。心理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

    丹·艾瑞里(Dan Ariely)认为，“它们具有可预见的非理性”。我们应对结果的方

    式有着可预见的模式：把好的结果归功于自己，把坏结果归咎于运气，所以我们自

    己并没有错。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们无法从经验中进行有效的学习。

    “自利性偏差”(self-serving bias)是这种区分结果模式的术语。心理学家弗

    里茨·海德(Fritz Heider)是研究人们如何将自身行为结果归因于运气和技能的

    先驱。他说，我们像科学家一样研究我们的结果，但我们只是“天真的科学家”。

    当我们弄清楚某件事情发生的原因，我们就会去寻找一个不仅能够自圆其说且符合

    我们自身愿望的理由。海德说：“这通常是一个使人自我感觉良好的理由，它令我

    们满意，并且富有一种归因赋予的附加效力。”

    我们具有无限的自欺欺人的能力。例如，人们在汽车保险单上填写的事故原

    因：“我与对面驶来的一辆静止的卡车相撞。”“一名步行者撞到了我的车，然后

    钻到车底去了。”“那家伙在路上跑来跑去，我左右闪避了好几次才撞上他

    的。”“一辆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车撞了我的车之后就消失了。”“这名步行者不

    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跑，所以我才会从他身上碾过去。”“电线杆不断向我逼近，当

    我试图躲避时它就撞上了我的车。”

    斯坦福大学法学教授和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麦考恩研究了汽车事故的记录，并发现

    其中75%的受害者将自己受伤的责任归咎于他人。在多起车辆事故中，有91%的司机

    指责是别人犯了错误。最值得关注的是，麦考恩发现，在单车事故中竟然有37%的司

    机在想方设法将责任归咎于别人。我们不能把这些情况都归咎于一些缺乏自觉性的司机。在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约

    翰·冯·诺依曼被认为是恐怖的司机。有一次，在撞坏自己的汽车后他给出这样的解

    释：“当时我正在沿着道路行驶，而右侧的树木却以60英里(约96.6千米)每小时

    的速度井然有序地逐个掠过我。突然，其中一棵窜了出来挡住了我的去路。

    砰!……”

    这种可预见的区分错误可能是扑克玩家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亲眼看见了希腊人

    尼克在水晶酒吧的表现。打出一张7和一张2后输了牌，那是因为他的运气不好。但

    当他使用同样的两张牌赢了牌，那就是因为他的“突袭”计划相当出色。将输牌归

    咎于运气，而将赢牌归功于技能，这说明他持续地高估了一张7和一张2的取胜概

    率。他一直在赌一个失败的未来。

    这样的事情并不仅限于比林斯的小人物希腊人尼克。世界扑克系列赛历史上最大的

    赢家菲尔·赫尔穆特(Phil Hellmuth)(已获得十四条冠军手链)曾经深受这种区

    分错误之害。在一场电视扑克锦标赛中被淘汰后，赫尔穆特对着ESPN(娱乐与体育

    节目电视网)的镜头说：“如果不是因为运气，每一次我都会赢。”这句话在扑克

    界已经成为传奇[在基于赫尔穆特真实生活的一档节目《赌注全下：扑克音乐剧》

    (All In：The Poker Musical)中还诞生了一首叫作“(如果不是因为运气)每

    一次我都会赢”的歌曲]。ESPN播出节目后，整个扑克界目瞪口呆。要知道，赫尔

    穆特说的是如果扑克游戏中不存在运气成分(这等于说如果他玩的是象棋)，那么

    他那高超的扑克技巧就能让他在任何牌桌上战无不胜。很显然，所有的负面结果都

    是运气所致，任何积极的结果都是因为他那卓越的技能。

    扑克玩家们可能会因此而感到惊讶，但是赫尔穆特与其他人的区别在于他选择在电

    视上大声地说出来。我们大多数人只是理智地将情绪放在心里而已，尤其是在对着相机镜头和打开的麦克风时。但是，请相信我，我们所有人都很容易受到同样的影

    响。

    当然，我自己也未能幸免。在玩扑克时，我也曾因为赢钱而沾沾自喜，也因为输钱

    而抱怨运气不好。这是一种本能的驱使。我在自己生活的所有领域中都意识到了这

    种倾向的存在。请记住，虽然我们明确地知道这是一种视错觉，但那并不妨碍我们

    还会看到它。

    自利性偏差对我们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有着直接和显著的影响。将我们大多数的负

    面结果归咎于运气意味着我们错失了审视决策以求改进的机会。把好的结果归功于

    自己的成就意味着我们经常会巩固那些不应该被巩固的决策，并且失去了改善决策

    的机会。可以肯定的是，一些糟糕情况的发生主要是运气的原因，而一些好事的发

    生主要是因为技能的作用。我只知道这并非绝对准确。100%的负面结果并不是因为

    我们交了100%的霉运，同样，100%的好结果也并不能说明我们有多么优秀。然而，我们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应对不断发展的未来的。

    将坏事归咎于运气而将好事归功于自己的这一可预见模式并不仅限于扑克游戏和车

    祸。它无处不在。

    2016年初，在克里斯·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参加的一场于艾奥瓦州举办的

    共和党总统初选前的辩论中，克里斯·克里斯蒂针对希拉里回应班加西的惨状一事发

    起了攻击，他在其中扮演了行为心理学家的角色：“她拒绝对任何坏结果承担责

    任。相信我，如果是个好结果，她一定会争先恐后地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无论

    该指责是否正确，克里斯蒂的确将人类的这种倾向解释得很明确：好事归自己，并

    拒绝对坏事承担责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分钟之前，他自己还提供了一个非常

    有竞争力的自利性偏差的例子。当被主持人问及鉴于“桥门丑闻”(Bridgegate)，共和党是否仍然应该尝试对他进行提名，他回答说，“当

    然，因为现在已经有三种不同的调查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