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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25日
参见附件(546KB)。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尽管论述的是日本女性的地位问题，但其观点在相当大程度上适用于当下中国的国情。因而对于任何思考女性地位与男女平等问题的人都有着莫大的启发。
内容简介
什么是父权制？当代女性又是如何遭到父权制压迫和剥削的？女性解放道路在何方？
本书是作者历经十年完成的重要作品，是其在第二波女性主义接近尾声，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潮、酷儿理论兴起之初，对女权主义各个派别，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再次思考。近代社会在“资本主义”支配的“市场”和“父权制”支配的“家庭形态双重控制下，以无偿的女性劳务等为中心，形成了女性地位低下的历史根源。 作者对此进行了深刻批判，并就如何改善女性的社会地位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作者简介
上野千鹤子(うえの ちづこ)
1948年于日本富山县出生。1977年，获得京都大学大学院社会学博士学位。现在担任WAN(women’s action network)理事长、立命馆大学特聘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代表作《性感女孩的研究》、《近代家庭的成立与消亡》、《民族主义与性别》、《差异的政治学》、《持续的思想》、《一个人的老后》、《不惑之年的女权主义》、《看护社会学》等。
其于2019年4月在东京大学做的硬核开学祝辞引起广泛反响，在中国也有不少支持者。
目录
第一部分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问题建构
马克思主义和女性解放
市场及其“外部”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建立
资产阶级女性解放思想的陷阱
批判近代的女权主义
第二章 女权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
阶级分析的外部
“市场”和“家庭”：二者的辩证关系
性统治的唯物主义分析
第三章 家务劳动论争
“家务劳动”的发现
以爱之名的劳动
家庭一女权主义(domestic feminism)的悖论
日本的家务劳动论争
英国的家务劳动论争
第四章 父权制的物质基础
父权制的定义
家庭：性统治的场域
物质基础
女性一阶级?
第五章 再生产方式的理论
生产至上主义
家庭内部生产方式
“生产方式”与“再生产方式”的辩证法
第六章 再生产的政治
性(sexuality)的占有
再论父权制
孩子数量的决定因素
再生产费用负担的不平等
世代间的统治
女儿的价值
孩子的反叛
父权制的废除
第七章 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二元论
是统一理论还是二元论
新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
资本主义中的家务劳动：统一理论的尝试
父权制的构成
对二元论的拥护
补论对批判的回应
第二部分
第八章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第一期
工业化与家族(Domus)的瓦解
再生产的“自由市场”
“近代家庭”的形成
维多利亚时代的妥协
“家”的发明
第九章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第二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I期女权主义运动
未婚女性劳动市场的形成
萧条之下的家庭和凯恩斯革命
经济高速成长期与第Ⅱ期女权主义
主妇的普及化与“女性阶级”的形成
第十章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第三期
M字形就业形态
“家庭主妇劳动者”的出现
非全日制劳动的“发明”
日本资本主义的选择
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第二次妥协
女性的双重角色
生产与再生产的辩证法
80年代的改革
第十一章 家庭的革新I
人口资源
控制出生和“再生产的自由”
家庭解体—危机论
“中断一再就业”型的陷阱
再生产与分配的不公
第十二章 家庭的革新I
移民劳动者
“中断一再就业”型的阴谋
再生产的QC思想
日本资本主义的选择
第十三章 尾声—寻找女权主义者的另一种选择
国家、企业、家庭——革新的时代
批判经济学
对“劳动”概念的再探讨
“自由劳动”与“脱离劳动的自由”
“劳动”的颠倒
女权主义者的另一种选择
附论 后工业化和社会性别的革新—90年代的父权制资本主义
参考文献
后记
当代女性是如何遭到“父权制”压迫和剥削的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什么是父权制？当代女性又是如何遭到父权制压迫和剥削的？女性解放道路在何方？
本书是作者历经十年完成的重要作品，是其在第二波女性主义接近尾声，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潮、酷儿理论兴起之初，对女权主义各个派别，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再次思考。近代社会在“资本主义”支配的“市场”和“父权制”支配的“家庭形态双重控制下，以无偿的女性劳务等为中心，形成了女性地位低下的历史根源。作者对此进行了深刻批判，并就如何改善女性的社会地位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本书尽管论述的是日本女性的地位问题，但其观点在相当大程度上适用于当下中国的国情。因而对于任何思考女性地位与男女平等问题的人都有着莫大的启发。
它为何吸引人？
本书不同于以往女权主义作品之处在于，它考察的是女性在作为妻子、母亲以及职场员工时，是如何被资本主义体系以及父权制合谋压迫的。这对当下中国的女性有重要的启发性。
中国的女性地位普遍高于日本女性，然而根据作者的观点，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结构是深入任何被卷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社会的骨髓的。所以中国女性也可以借本书反思自己的身份与地位。
同时，本书的颠覆性观点具有激烈的挑战性与争议性，能够给人极大的思想启发，也能引起巨大的争论，因而有可能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抢先读 (节选)
性(sexuality)的占有
女权主义最初开始关注的焦点就是作为“生育的性”的女性以及她们所作为再生产者的角色。性、母性以及堕胎的权利常常是女权主义关心的核心问题。
性之于女权主义如同劳动之于马克思主义一样。[Mackinnon，1982：1]但这不意味着像费尔斯通这样的“生物学主义”。这是因为，“正如劳动之于马克思主义，性之于女权主义就是被社会建构的事物”。麦金农(Catherine A. Mackinnon)继续说道：
正如阶级的定义就是某一类特定人群的劳动因另一群人的利益被有组织地剥削榨取(即劳动者)，性(sex)的定义就是某一类特定人群(即女性)的性(sexuality)因另一群人的利益被有组织地剥削榨取。异性恋制度就是其机制，其凝结的形态是社会性别和家庭，其特性是在特定人群中所产生的性别分工，其结果是再生产，控制管理就是其课题。
与其将父权制定义为“男性对女性劳动的占有”，倒不如将其定义为“男性对女性的性(sexuality)的占有”，这样的定义更像是女权主义的论题。但是这样一来，性的问题就架构在没有解析性统治物质基础的情况下便转向意识形态、精神分析等“上层建筑”上了。性的占有，不只是社会意识(“心态”)的问题，也同样是拥有物质基础的制度性问题。
正如麦金农所言，将“女性”定义为社会性存在并不意味着生产中的阶级关系。异性恋(heterosexuality)制度在两种性别(gender)的划分中是基于与“男”性的关系上给予了对于“女”性的定义。其第一要义首先是“生育的性”——再生产者。女性之所以为被压迫者并不仅仅是因为女性是再生产者，还因为她们与自身所进行的再生产劳动和作为其结果的再生产物(reproducts，此词语是对应生产物一词而来的，用再生产物一词来表示)——孩子所分离而来。女性的再生产劳动和作为其劳动成果的再生产物被男性-父权(patriarch)所占有。而这正是“父权制”的含义。
如果将生产关系中的阶级概念引用到再生产中来，我们可以称男性是再生产统治阶级，而女性是再生产被统治阶级 。女性虽然持有叫作“子宫”的这一再生产手段，但是子宫从肉体上属于女性身体的一部分完全不意味着女性“所有”子宫。父权制的企图一直都在试图支配并控制作为再生产手段的子宫。再生产统治阶级试图让女性始终对自己的身体保持无知，并将其身体的管理委托于男性，将避孕和生育的自我决定权从女性手中夺走。
遗憾的是，在现代生殖技术范围里子宫仍无法从女性的身体剥离，但我们能想象得到，人工子宫如果能实现的话，那么其管理和运用的权利将会落在男性手中。生殖技术的发展不仅不是不孕不育女性的福音，反而是父权制的乌托邦，也就是说，这下终于可以不再依靠女性这种可憎的动物，就能全权掌控再生产了。
如今，在像代孕妈妈(surrogate mother)这类利用子宫而获取金钱的买卖交易中，买方总为男性，卖方总为女性。“货币”这种资源代替了“爱”，决定了子宫和再生产物的所有权会落于谁的手中。“货币”这种资源在当下是社会权力资源，所以其分配(规则)基于性产生的差异。在这种差异下，可以说父权制的痕迹被“爱”美化并抹去，更直截了当地表现为用货币语言表示的再生产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正如1987年美国的代孕妈妈拒绝将孩子交给委托人的“Baby-M事件”所揭示的一样，反而是“爱”的语言掩盖了再生产关系中阶级式的统治关系这一现实。
对子宫的统治本来就是围绕出生婴儿的归属之争，这正是父权制的核心问题。
婚姻虽然是两个亲属集团之间的契约，但其中一直都有围绕孩子归属问题的政治性争执。比如如果聘金未支付完的话，有的女方亲属会在对方付完聘金前拒绝把孩子交付给男方。如此看来，显而易见的是，婚姻契约不仅仅是丈夫与妻子的性关系的契约，还是由这一性关系衍生出的结果， 即围绕孩子归属问题的契约。
在前近代式的婚姻中，妻子被视为创造嫡子的道具(“借胎生子”)。在这样的制度下，离婚对于女性而言意味着将孩子放在婆家随即离去。许多女性由于不想与孩子分离而对离婚望而却步。但即便是那时候，与母亲分开的孩子也并不是由父亲抚养，而是由男方亲属圈中的祖母从事这一再生产劳动。这里的问题是，无论是由母亲抚养还是由祖母抚养，孩子都属于男方这个事实。在像中国、韩国这样实施夫妻不同姓制的国家里，孩子属于男方也更是一目了然。孩子冠父姓意味着把母亲标记为外人。
二战后这种情况有了极大的转变。现在夫妻离婚之际孩子有八成以上被归为女方。这与伴随着家庭的核心化，丈夫失去了代替妻子行使女性劳动的人(祖母)的事实有关。离婚不再意味着失去孩子，这使得女性下定决心离婚变得相对容易。而这样的事实却很少被提及。但是多数单亲母子家庭处于贫困线之下也是事实。从数据得知，离异男方所协议承担的抚养费不仅极低，而且很多父亲经常拖欠抚养费，随后甚至渐渐停止支付抚养费。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很少有女性会将男方告上法庭。
许多女性在恶劣的劳动环境中一边负担全部再生产费用，一边还得兼顾养育孩子，对她们而言，还能说她们从父权制下“夺回”了孩子吗？等待她们孩子的不再是个别的压迫性父权，而是转化成为制度性的父权。据哈特曼所言，“性统治(gender hierarchy)的再生产”发生于“教会、学校、运动俱乐部、工会、军队、工厂、事务所、保健中心、媒体等灌输父权制态度并且将女性地位压低的场所，而且这些都是起助推作用的家庭外部场所”如此一来，会有诸如以下让Gender hierarchy的日文一般译为“性階層制度”(“性阶级制度”)，这里取更为简洁的译法“性統治”(“性统治”)。
人啼笑皆非的喜剧出现。在离异后母子相依为命的家庭里，即便母亲是女权主义者，她还是会被五岁的儿子反驳道：“你只不过是个女人而已!”只要女性和孩子处于父权制社会之中，即便取消个体婚姻，那些试图将孩子从性统治的污染中隔离的各种尝试也会无济于事。
再生产不仅意味着从受孕到生育为止的生物学过程，还包括把生下的孩子抚养成人的全过程，并且这种再生产劳动由女性承担。通过这一过程，为了培养适合父权制的下一代而动员女性自发的献身，这与父权制的成功息息相关。家庭就是这种父权制再生产关系。通过家庭，父权制再生产关系本身也毫无疑问地由女性再生产了出来。
女人，她只是生养了一个贬低自己的生物而已。
再论父权制
在家庭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让我们重新回到父权制的定义。
“父权制”从词源上来看是“父亲的统治”(rule of fathers)。家庭是(亲属集团也同样)“依照性与年龄的不同而使权威和资源分配不均的决策因素”，而不是与神话相悖的、以较为宽容的“普遍互助性”为方针的“爱的共同体”。这种“父亲的统治”中包括“由性进行的统治”和“由世代进行的统治”这两个方面。家长(丈夫)同时占有“妻子的劳动”和“母亲的劳动”。
如果依照麦金农将“劳动”的概念替换为“性”(sexuality)的做法的话，这里就出现了两种异化，即“(丈夫)对妻子的性的占有”和“对母亲的性的占有”。由于性的概念不仅仅是婚姻中的床笫之事，所以尽管
南希·霍多罗夫依据弗洛伊德的图示精彩地论述了在俄狄浦斯家庭中是如何再生产这种再生产机制的。婚姻中丈夫实施性行为的权利以及夫妻间发生的强奸是一大问题，但同时把女性的性仅仅封闭在其“身为母亲”的身份中，这也是一种巨大的压迫。一直以来，女性正是因为“身为母亲”，她们的性(sexuality)才被剥夺了。
特别是这二十年来，在家庭与资本主义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带来这种变化的，不是源于女性“作为妻子的角色”的转变，而是由于其“作为母亲的角色”的转变。不仅如此，“妻子的角色”在工业化初期基本上已经不再重要。而相对地，正如安娜·戴文在《帝国主义与母性》一书中指出的，无论是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实践上，“作为母亲”所背负的责任已变得无可替代了。这也就是说，男性不再承担作为再生产者的责任，而女性作为再生产者的责任变得越发重要了。“孩子的生死大权都完全取决于母亲(的责任)”，这种意识形态甚至包括孩子的死亡率、营养状况和卫生条件。不久，弗洛伊德主义又将孩子的精神卫生这一重担加给了母亲，母亲的责任变得更加全面且无法推卸了。
但是近来，一直以来将女性束缚于母性之中的意识形态完全失去了其力量，而且另一方面，女性在向劳动市场迅速涌入，这源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孩子的数量明显减少；第二，孩子的(特别是第二次)社会化时期延长了，并且这一过程所需要的成本显著增加。
“再生产的政治”(reproductive politics)，即在什么时候生，生下怎样的、多少数量的孩子，以及这一切由谁来决定、怎样决定，这些始终都是女权主义的核心问题。“生与不生是女性的自由”(reproductive freedom)，这虽然是女性在夺回自身的性之时所使用的重要标语，但即便女性获得了自由意志下的生殖决定权，这真的能说就是获得了“生殖自由”吗？“自由意志的决定”背后有怎样直接、间接的因素在发挥作用呢？孩子的数量由什么决定呢(fertility decisions)？这是接下来出现的大问题。
寻找两性性别差异的根源
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近期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一部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立场阐述两性性别差异根源的重要理论著作。1990年日文版问世，距中文版的推出已经有三十年了。这三十年间，中日两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两国女性地位也有了很大不同。那么，今天，《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这部著作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思考呢？
一、作为学者和战士的上野千鹤子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作者是日本著名的社会学家、性别研究专家上野千鹤子。她1977年获得京都大学大学院社会学博士学位，在东京大学等高校任教数十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上野千鹤子开始思考性别不平等问题，作为女性主义的启蒙者和思想者，她的人生伴随了战后日本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历程。她的研究涉及性别理论、民族主义、家庭、养老与死亡等，出版有《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民族主义与性别》《差异的政治学》《一个人的老后》《厌女》《女人的快乐》《看护社会学》等著作。
作为妇女运动家、两性平等理想的践行者，上野千鹤子具有鲜明的批判精神。她对女性被压迫的命运、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象、不公正的社会制度亮出了绝不宽容与毫不妥协的态度。正如《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中，上野一针见血地指出：对女性而言，无论是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在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女性被“承诺”给予“自由”“平等”，但最终却“被倒戈的革命”而收尾。虽然革命承诺了“解放”，但那只是在利用女性的力量，而结果仅仅实现了“男性的解放”。针对日本政府试图修改和平宪法的举动，上野多次上街参与了抗议游行。她关注“慰安妇”问题，推动了日本国内关于战争与性暴力的研究。2011年，上野卸任东京大学教授，成为东大名誉教授。退休后的上野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到处演讲，发表文章、出版著作，依旧是言辞犀利、锋芒毕露。在2019年4月东京大学开学典礼上，上野千鹤子发表的开学祝词针对东京医科大学歧视女生和复读生的现象，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抨击。她抨击当今日本依然是一个表面平等的社会，女性长期受到差别对待。她警告新入学的大学生，现实残酷，“即使努力也不会得到公平的回报的社会正在等着你们”。她于2009年创办非营利组织“女性行动网络”，不仅仅成为普及性别平等理论、开展性别问题调研、为女性权益呼吁和呐喊的阵地，同时，也是日本女性团体分享经验、开展活动、相互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对于中国读者，上野千鹤子的名字也不陌生，《一个人的老后》《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厌女》以及她与鹤见俊辅、小熊英二合著的《战争留下了什么》都有中文版。2004年3月，上野与中国女性主义学者李小江就中日两国女性问题及女性研究等话题进行对话，从各自成长经历来反思自己女性主义思想的萌芽，比较中日两国的女性问题。该对话以《“主义”与性别》为题在当年的《读书》杂志刊登后产生了较大反响。她关注到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一度出现的“妇女回家”现象，对于一些中国女性希望成为专职主妇的趋势而“百感交集”。她在东京大学入学典礼上的祝词在新媒体流传甚广，在中国读者特别是年轻人心中产生了共鸣。2019年她应邀到南京大学短期访问，除了在南京大学的讲座之外，足迹遍布东北、西安、北京，在清华大学、中国社科院等单位做了多场学术报告，她还尝试开设中文博客，与中国年轻人“亲密接触”。
二、何谓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分两大部分，共计十三章，条分缕析地为读者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站在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立场，阐述男权中心的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上野对马克思主义、激进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三种关于妇女解放的理论进行了独到的分析。她认为马克思主义和激进女权主义在阐述妇女被压迫根源的时候各自有其盲点。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支配关系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参加社会劳动是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妇女解放必须伴随全体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社会解放而得到实现。但马克思主义没能没能触及“家庭”这一再生产领域的存在。经济解放固然是妇女解放的条件，但经济问题解决了，妇女解放也不一定能够实现。激进女权主义以弗洛伊德理论为基础，认为性支配(父权制)是基本矛盾，女性一直处于男性为主的性支配之下。性和身体的领域是激进女性主义极为关注的领域，女性解放的途径是挑战男性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
上野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才能解释女性被压迫的真正原因。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精神在性别平等领域的继承和发扬，成为探讨女性地位、作用和贡献的重要理论工具。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从激进女权主义那里继承了“父权制”的概念，认为父权制也是导致女性被奴役的重要原因之一。“父权制的物质基础指的是，男性对女性劳动力的统治。这种统治通过防止女性接触经济中必要的生产资源，或者通过控制女性的性机能来维持。”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是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批判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用西方女权主义性别的方法批判父权制。上野认为，这是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融合或者扬弃了旧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和与其针锋相对的激进女权主义。她认为：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们既不是以女权主义为视角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女性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惜修改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女权主义的视角重读马克思主义，并以此为出发点。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认为，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不仅受“资本主义”的压迫，还受“父权制”的压迫。父权制的物质基础是男性对女性劳动的统治。这一统治将女性从经济必要生产资源排除出去。因此，“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既是相互对立的，又是相互补充的，二者并不是一方伴随着另一方，也没有必然的相关性”。资本主义父权制是将家庭纳入大资本主义体制内，父权制资本主义指的是市场也存在父权制原理。对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来说，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导致了女性被压制的地位，不从根本上对资本主义进行改革，女性很难获得自由。日剧《坡道上的家》剧照
日剧《坡道上的家》剧照
三、以“爱”为名的“无酬家务劳动”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对生产、再生产的概念进行了精辟的阐述。产业化制造了近代所特有的性别角色分工，即男性负责生产，女性负责再生产。再生产是指对人的生育、养育、照料、陪护等，与生命再生产相关的劳动。女性因为性别关系，在家庭之中所从事家务劳动、生育、养育、养老护理等再生产劳动。社会为了再生产，不仅要进行物的再生产，人的再生产也是或不可缺的，而再生产劳动是“无偿的”。
上野从马克思主义理论那里受到启发，认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最大贡献是发现了家务劳动这一概念。她提出“无酬家务劳动”的概念，指出：对于女性们付出的这种劳动，无论是在法律层面还是经济层面都没有任何补偿，它被置于一种无权利的境地之中。这就相当于不正当的且不支付劳动报酬的“无偿劳动”。
女性从小被灌输长大后的职责就是做“贤内助”这一规范，从事打扫、做饭、育儿、护理老人等再生产劳动，且再生产劳动是无偿的。女性在家庭中的“家务劳动”被冠以“爱”的名义，美其名曰“为家庭奉献”“为家庭牺牲”。上野犀利地指出：“给‘爱’和‘母性’赋予象征性的价值并将其推向神坛，实际上是长久以来榨取女性劳动的意识形态机制。”一针见血地让“家庭”的神话崩塌了。那么，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会怎样呢？上野再一次指出，在生产劳动中，女性的工资低于男性，职场的男女同工不同酬，也是对女性劳动的榨取。女性是“生产者”却没有被置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而是被归进父权制的领域里女性承担着双重的负担。“对女性而言，无论是进入市场‘外部’还是‘内部’都不意味着解放。”女性在家庭中受到父权制的压迫，进入劳动力市场受到资本主义的压迫，无法享有自己劳动力所有权，成为市场的奴隶。一语道出了女性在家庭和劳动力市场所面临的双重困境。
四、专职主妇与M形就业曲线
战后日本进行的一系列民主改革，使日本女性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日本女性获得了参政权，宪法也保障了男女平等，女性受教育程度逐步提高。伴随经济高速增长，日本“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得以普及，“男性成为企业战士、女性在家相夫教子”这一性别分工支撑了日本的经济复苏和经济腾飞，也固化了日本人的性别分工观念。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的富足，这一传统的男女性别分工被赋予了某种“现代”的意味，“工薪族的丈夫在外工作，专职主妇的妻子在家承担家务、养育儿女”似乎成为中产阶级家庭的理想模式，住在郊区“团地”的公寓，养育一两个子女，有私家车，家用电器齐全，余暇可以全家出去旅行等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令未婚女性向往。上野写道：“日本实现了‘全民工薪族化’，对女性意味着实现了‘工薪族妻子’这一全职主妇的梦想。”但这一“看起来很美”的画卷实质是用一种生活模式取代了女性多样化的选择和多种可能的人生。女性接受教育、就业，所有努力似乎是为了通往成为一个标准的“工薪族妻子”的目标。同时，日本的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企业福利制度都是建立在对专职主妇家庭模型之上的，制度设计是鼓励女性婚后回归家庭，社会文化和企业氛围也都是不利于女性持续职业的。专职主妇从事生育、养育等再生产劳动依然不被视为市场劳动的一部分，上野认为这实质上是一种新的父权制。
经济高速发展不仅造就了日本庞大的专职主妇阶层，同时，也将日本女性的M形就业曲线固定了下来。也就是说，女性在毕业后短时间就业，然后以结婚、育儿为契机离开职场回归家庭，待最小一个孩子上学后，再出来工作。育儿期的女性是就业曲线的最低谷。M形就业模式的出现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与二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对女性劳动力需求的增长相结合的产物。
完成育儿任务后的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女性，是作为边缘劳动力而回归的。她们很难再回到原先岗位，而不得不从事低工资、高流动率的非熟练劳动，成为非全日制劳动者。“非全日制劳动方式为女性提供了一种不与家庭主妇角色相抵触的全新的劳动方式。”“非全日制劳动者没有被视为正式的雇佣者，甚至没有雇佣合约和社会保险，甚至都不是最低工资制的适用对象。”M形就业模式强化了妇女在发展过程中的边缘化地位。她们从事的工作缺少技术含量、时间灵活，因此薪酬也较低，只能是补贴家用，负担孩子教育费中不足的部分。上野认为这一“中断——再就业”后出现了“家庭主妇——劳动者”的生活方式，事实上是对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有利，也正是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对女性的双重剥削。
五、现实的话题、艰难的选择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上野开始《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的思考和写作的时候，日本早已跻身世界经济强国，并朝着更加国际化的道路迈进。与此同时，世界范围的妇女解放运动蓬勃开展，日本政府感受到来自国际社会女性解放运动和国内女性主义学者、妇女运动家的压力。1980年，日本政府代表签署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85年国会批准。之后颁布了《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要求企业无差别雇用女性，实现男女就业的均等。由此，日本女性的就业率得以不断上升。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日本进入了令和新时代。日本女性的生活环境和生产环境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然而，新的性别角色分工带给女性的压力并未减弱，女性既是雇用劳动者又是家务劳动者，扮演者“双重角色”。统计显示，目前，日本双职工家庭已经远超专职主妇家庭数量，2019年双职工家庭为一千二百一十九万户，专职主妇家庭为六百零六万户。正如上野在书中写道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是无法与再生产劳动并存的”。表现在女性身上，职业与家庭似乎仍然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或者说在二者兼顾的过程中，女性往往身心疲惫、倍感压力。上野认为，由于日本女性无法实现再生产劳动的公共化，因为日本是全民中产的社会，因此，“日本女性在兼顾工作与家庭的问题上，就全世界范围而言是最艰辛的”。
上野认为，“中断——再就业”型的女性与一直持续工作的女性之间已经产生了明显的经济阶层差异，还与一直工作的男性之间产生巨大的收入鸿沟。打零工的专职主妇家庭与双职工家庭之间也产生了经济差距。“中断——再就业”也给女性的人生带来风险，从中产阶层跌入贫困的可能性增大。一旦离婚，女性往往处于不利地位。统计数字显示，日本单亲母子家庭的贫困率远远高出一般家庭。
“中断——再就业”使得女性的经济地位每况愈下，女性不得已在工作与育儿之间做出选择，也是导致日本女性的生育率不断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走向职场，不想因结婚和生产而辞职，也有越来越多的女性为了不放弃职业选择了不结婚、不生孩子或少生孩子。1990年上野出版《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时候，日本的少子化现象尚未引起关注，三十年之后的今天，少子化现象已经变得异常严峻。这可以看做是日本女性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双面夹击之下的一种反抗。面对愈加严峻的“少子化”现象以及劳动力的不足，日本政府越来越认识到了女性的重要。2015年，安倍政府出台了“强劲的经济”“育儿支援”及“社会保障”的新“三支箭”，力争实现“一亿总活跃社会”。在育儿支援方面，希望能达到“总和生育率1.8”的目标，实现任何人都能实现结婚与生育愿望的社会。为了让女性更多进入劳动力市场，安倍出台了“女性经济学”，2014年成立“创造女性闪耀光辉的社会本部”。日本政府既希望女性在再生产领域多生孩子，又希望女性在生产领域发挥劳动力价值，这看起来充满矛盾也很难实现。2019年世界经济论坛对世界上一百五十三个国家各个领域的男女地位差距进行了排名，日本排在一百二十一名，达到历史新低，位于G7七国中最末位。这再次表明，日本距离两性平等目标依然还有很大差距。
三十年过去了，家庭内的性别分工并未随之得到彻底的改变的情况下，女性要在育儿与工作之间找到平衡依然显得异常艰难。这说明“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对女性构成的双重挤压尚未完结，两性平等制度的构建仍在路上，《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所探讨的话题并未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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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尽管论述的是日本女性的地位问题，但其观点在相当大程度上适用于当下中国的国情。因而对于任何思考女性地位与男女平等问题的人都有着莫大的启发。
内容简介
什么是父权制？当代女性又是如何遭到父权制压迫和剥削的？女性解放道路在何方？
本书是作者历经十年完成的重要作品，是其在第二波女性主义接近尾声，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潮、酷儿理论兴起之初，对女权主义各个派别，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再次思考。近代社会在“资本主义”支配的“市场”和“父权制”支配的“家庭形态双重控制下，以无偿的女性劳务等为中心，形成了女性地位低下的历史根源。 作者对此进行了深刻批判，并就如何改善女性的社会地位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作者简介
上野千鹤子(うえの ちづこ)
1948年于日本富山县出生。1977年，获得京都大学大学院社会学博士学位。现在担任WAN(women’s action network)理事长、立命馆大学特聘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代表作《性感女孩的研究》、《近代家庭的成立与消亡》、《民族主义与性别》、《差异的政治学》、《持续的思想》、《一个人的老后》、《不惑之年的女权主义》、《看护社会学》等。
其于2019年4月在东京大学做的硬核开学祝辞引起广泛反响，在中国也有不少支持者。
目录
第一部分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问题建构
马克思主义和女性解放
市场及其“外部”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建立
资产阶级女性解放思想的陷阱
批判近代的女权主义
第二章 女权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
阶级分析的外部
“市场”和“家庭”：二者的辩证关系
性统治的唯物主义分析
第三章 家务劳动论争
“家务劳动”的发现
以爱之名的劳动
家庭一女权主义(domestic feminism)的悖论
日本的家务劳动论争
英国的家务劳动论争
第四章 父权制的物质基础
父权制的定义
家庭：性统治的场域
物质基础
女性一阶级?
第五章 再生产方式的理论
生产至上主义
家庭内部生产方式
“生产方式”与“再生产方式”的辩证法
第六章 再生产的政治
性(sexuality)的占有
再论父权制
孩子数量的决定因素
再生产费用负担的不平等
世代间的统治
女儿的价值
孩子的反叛
父权制的废除
第七章 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二元论
是统一理论还是二元论
新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
资本主义中的家务劳动：统一理论的尝试
父权制的构成
对二元论的拥护
补论对批判的回应
第二部分
第八章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第一期
工业化与家族(Domus)的瓦解
再生产的“自由市场”
“近代家庭”的形成
维多利亚时代的妥协
“家”的发明
第九章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第二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I期女权主义运动
未婚女性劳动市场的形成
萧条之下的家庭和凯恩斯革命
经济高速成长期与第Ⅱ期女权主义
主妇的普及化与“女性阶级”的形成
第十章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第三期
M字形就业形态
“家庭主妇劳动者”的出现
非全日制劳动的“发明”
日本资本主义的选择
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第二次妥协
女性的双重角色
生产与再生产的辩证法
80年代的改革
第十一章 家庭的革新I
人口资源
控制出生和“再生产的自由”
家庭解体—危机论
“中断一再就业”型的陷阱
再生产与分配的不公
第十二章 家庭的革新I
移民劳动者
“中断一再就业”型的阴谋
再生产的QC思想
日本资本主义的选择
第十三章 尾声—寻找女权主义者的另一种选择
国家、企业、家庭——革新的时代
批判经济学
对“劳动”概念的再探讨
“自由劳动”与“脱离劳动的自由”
“劳动”的颠倒
女权主义者的另一种选择
附论 后工业化和社会性别的革新—90年代的父权制资本主义
参考文献
后记
当代女性是如何遭到“父权制”压迫和剥削的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什么是父权制？当代女性又是如何遭到父权制压迫和剥削的？女性解放道路在何方？
本书是作者历经十年完成的重要作品，是其在第二波女性主义接近尾声，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潮、酷儿理论兴起之初，对女权主义各个派别，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再次思考。近代社会在“资本主义”支配的“市场”和“父权制”支配的“家庭形态双重控制下，以无偿的女性劳务等为中心，形成了女性地位低下的历史根源。作者对此进行了深刻批判，并就如何改善女性的社会地位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本书尽管论述的是日本女性的地位问题，但其观点在相当大程度上适用于当下中国的国情。因而对于任何思考女性地位与男女平等问题的人都有着莫大的启发。
它为何吸引人？
本书不同于以往女权主义作品之处在于，它考察的是女性在作为妻子、母亲以及职场员工时，是如何被资本主义体系以及父权制合谋压迫的。这对当下中国的女性有重要的启发性。
中国的女性地位普遍高于日本女性，然而根据作者的观点，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结构是深入任何被卷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社会的骨髓的。所以中国女性也可以借本书反思自己的身份与地位。
同时，本书的颠覆性观点具有激烈的挑战性与争议性，能够给人极大的思想启发，也能引起巨大的争论，因而有可能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抢先读 (节选)
性(sexuality)的占有
女权主义最初开始关注的焦点就是作为“生育的性”的女性以及她们所作为再生产者的角色。性、母性以及堕胎的权利常常是女权主义关心的核心问题。
性之于女权主义如同劳动之于马克思主义一样。[Mackinnon，1982：1]但这不意味着像费尔斯通这样的“生物学主义”。这是因为，“正如劳动之于马克思主义，性之于女权主义就是被社会建构的事物”。麦金农(Catherine A. Mackinnon)继续说道：
正如阶级的定义就是某一类特定人群的劳动因另一群人的利益被有组织地剥削榨取(即劳动者)，性(sex)的定义就是某一类特定人群(即女性)的性(sexuality)因另一群人的利益被有组织地剥削榨取。异性恋制度就是其机制，其凝结的形态是社会性别和家庭，其特性是在特定人群中所产生的性别分工，其结果是再生产，控制管理就是其课题。
与其将父权制定义为“男性对女性劳动的占有”，倒不如将其定义为“男性对女性的性(sexuality)的占有”，这样的定义更像是女权主义的论题。但是这样一来，性的问题就架构在没有解析性统治物质基础的情况下便转向意识形态、精神分析等“上层建筑”上了。性的占有，不只是社会意识(“心态”)的问题，也同样是拥有物质基础的制度性问题。
正如麦金农所言，将“女性”定义为社会性存在并不意味着生产中的阶级关系。异性恋(heterosexuality)制度在两种性别(gender)的划分中是基于与“男”性的关系上给予了对于“女”性的定义。其第一要义首先是“生育的性”——再生产者。女性之所以为被压迫者并不仅仅是因为女性是再生产者，还因为她们与自身所进行的再生产劳动和作为其结果的再生产物(reproducts，此词语是对应生产物一词而来的，用再生产物一词来表示)——孩子所分离而来。女性的再生产劳动和作为其劳动成果的再生产物被男性-父权(patriarch)所占有。而这正是“父权制”的含义。
如果将生产关系中的阶级概念引用到再生产中来，我们可以称男性是再生产统治阶级，而女性是再生产被统治阶级 。女性虽然持有叫作“子宫”的这一再生产手段，但是子宫从肉体上属于女性身体的一部分完全不意味着女性“所有”子宫。父权制的企图一直都在试图支配并控制作为再生产手段的子宫。再生产统治阶级试图让女性始终对自己的身体保持无知，并将其身体的管理委托于男性，将避孕和生育的自我决定权从女性手中夺走。
遗憾的是，在现代生殖技术范围里子宫仍无法从女性的身体剥离，但我们能想象得到，人工子宫如果能实现的话，那么其管理和运用的权利将会落在男性手中。生殖技术的发展不仅不是不孕不育女性的福音，反而是父权制的乌托邦，也就是说，这下终于可以不再依靠女性这种可憎的动物，就能全权掌控再生产了。
如今，在像代孕妈妈(surrogate mother)这类利用子宫而获取金钱的买卖交易中，买方总为男性，卖方总为女性。“货币”这种资源代替了“爱”，决定了子宫和再生产物的所有权会落于谁的手中。“货币”这种资源在当下是社会权力资源，所以其分配(规则)基于性产生的差异。在这种差异下，可以说父权制的痕迹被“爱”美化并抹去，更直截了当地表现为用货币语言表示的再生产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正如1987年美国的代孕妈妈拒绝将孩子交给委托人的“Baby-M事件”所揭示的一样，反而是“爱”的语言掩盖了再生产关系中阶级式的统治关系这一现实。
对子宫的统治本来就是围绕出生婴儿的归属之争，这正是父权制的核心问题。
婚姻虽然是两个亲属集团之间的契约，但其中一直都有围绕孩子归属问题的政治性争执。比如如果聘金未支付完的话，有的女方亲属会在对方付完聘金前拒绝把孩子交付给男方。如此看来，显而易见的是，婚姻契约不仅仅是丈夫与妻子的性关系的契约，还是由这一性关系衍生出的结果， 即围绕孩子归属问题的契约。
在前近代式的婚姻中，妻子被视为创造嫡子的道具(“借胎生子”)。在这样的制度下，离婚对于女性而言意味着将孩子放在婆家随即离去。许多女性由于不想与孩子分离而对离婚望而却步。但即便是那时候，与母亲分开的孩子也并不是由父亲抚养，而是由男方亲属圈中的祖母从事这一再生产劳动。这里的问题是，无论是由母亲抚养还是由祖母抚养，孩子都属于男方这个事实。在像中国、韩国这样实施夫妻不同姓制的国家里，孩子属于男方也更是一目了然。孩子冠父姓意味着把母亲标记为外人。
二战后这种情况有了极大的转变。现在夫妻离婚之际孩子有八成以上被归为女方。这与伴随着家庭的核心化，丈夫失去了代替妻子行使女性劳动的人(祖母)的事实有关。离婚不再意味着失去孩子，这使得女性下定决心离婚变得相对容易。而这样的事实却很少被提及。但是多数单亲母子家庭处于贫困线之下也是事实。从数据得知，离异男方所协议承担的抚养费不仅极低，而且很多父亲经常拖欠抚养费，随后甚至渐渐停止支付抚养费。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很少有女性会将男方告上法庭。
许多女性在恶劣的劳动环境中一边负担全部再生产费用，一边还得兼顾养育孩子，对她们而言，还能说她们从父权制下“夺回”了孩子吗？等待她们孩子的不再是个别的压迫性父权，而是转化成为制度性的父权。据哈特曼所言，“性统治(gender hierarchy)的再生产”发生于“教会、学校、运动俱乐部、工会、军队、工厂、事务所、保健中心、媒体等灌输父权制态度并且将女性地位压低的场所，而且这些都是起助推作用的家庭外部场所”如此一来，会有诸如以下让Gender hierarchy的日文一般译为“性階層制度”(“性阶级制度”)，这里取更为简洁的译法“性統治”(“性统治”)。
人啼笑皆非的喜剧出现。在离异后母子相依为命的家庭里，即便母亲是女权主义者，她还是会被五岁的儿子反驳道：“你只不过是个女人而已!”只要女性和孩子处于父权制社会之中，即便取消个体婚姻，那些试图将孩子从性统治的污染中隔离的各种尝试也会无济于事。
再生产不仅意味着从受孕到生育为止的生物学过程，还包括把生下的孩子抚养成人的全过程，并且这种再生产劳动由女性承担。通过这一过程，为了培养适合父权制的下一代而动员女性自发的献身，这与父权制的成功息息相关。家庭就是这种父权制再生产关系。通过家庭，父权制再生产关系本身也毫无疑问地由女性再生产了出来。
女人，她只是生养了一个贬低自己的生物而已。
再论父权制
在家庭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让我们重新回到父权制的定义。
“父权制”从词源上来看是“父亲的统治”(rule of fathers)。家庭是(亲属集团也同样)“依照性与年龄的不同而使权威和资源分配不均的决策因素”，而不是与神话相悖的、以较为宽容的“普遍互助性”为方针的“爱的共同体”。这种“父亲的统治”中包括“由性进行的统治”和“由世代进行的统治”这两个方面。家长(丈夫)同时占有“妻子的劳动”和“母亲的劳动”。
如果依照麦金农将“劳动”的概念替换为“性”(sexuality)的做法的话，这里就出现了两种异化，即“(丈夫)对妻子的性的占有”和“对母亲的性的占有”。由于性的概念不仅仅是婚姻中的床笫之事，所以尽管
南希·霍多罗夫依据弗洛伊德的图示精彩地论述了在俄狄浦斯家庭中是如何再生产这种再生产机制的。婚姻中丈夫实施性行为的权利以及夫妻间发生的强奸是一大问题，但同时把女性的性仅仅封闭在其“身为母亲”的身份中，这也是一种巨大的压迫。一直以来，女性正是因为“身为母亲”，她们的性(sexuality)才被剥夺了。
特别是这二十年来，在家庭与资本主义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带来这种变化的，不是源于女性“作为妻子的角色”的转变，而是由于其“作为母亲的角色”的转变。不仅如此，“妻子的角色”在工业化初期基本上已经不再重要。而相对地，正如安娜·戴文在《帝国主义与母性》一书中指出的，无论是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实践上，“作为母亲”所背负的责任已变得无可替代了。这也就是说，男性不再承担作为再生产者的责任，而女性作为再生产者的责任变得越发重要了。“孩子的生死大权都完全取决于母亲(的责任)”，这种意识形态甚至包括孩子的死亡率、营养状况和卫生条件。不久，弗洛伊德主义又将孩子的精神卫生这一重担加给了母亲，母亲的责任变得更加全面且无法推卸了。
但是近来，一直以来将女性束缚于母性之中的意识形态完全失去了其力量，而且另一方面，女性在向劳动市场迅速涌入，这源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孩子的数量明显减少；第二，孩子的(特别是第二次)社会化时期延长了，并且这一过程所需要的成本显著增加。
“再生产的政治”(reproductive politics)，即在什么时候生，生下怎样的、多少数量的孩子，以及这一切由谁来决定、怎样决定，这些始终都是女权主义的核心问题。“生与不生是女性的自由”(reproductive freedom)，这虽然是女性在夺回自身的性之时所使用的重要标语，但即便女性获得了自由意志下的生殖决定权，这真的能说就是获得了“生殖自由”吗？“自由意志的决定”背后有怎样直接、间接的因素在发挥作用呢？孩子的数量由什么决定呢(fertility decisions)？这是接下来出现的大问题。
寻找两性性别差异的根源
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近期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一部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立场阐述两性性别差异根源的重要理论著作。1990年日文版问世，距中文版的推出已经有三十年了。这三十年间，中日两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两国女性地位也有了很大不同。那么，今天，《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这部著作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思考呢？
一、作为学者和战士的上野千鹤子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作者是日本著名的社会学家、性别研究专家上野千鹤子。她1977年获得京都大学大学院社会学博士学位，在东京大学等高校任教数十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上野千鹤子开始思考性别不平等问题，作为女性主义的启蒙者和思想者，她的人生伴随了战后日本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历程。她的研究涉及性别理论、民族主义、家庭、养老与死亡等，出版有《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民族主义与性别》《差异的政治学》《一个人的老后》《厌女》《女人的快乐》《看护社会学》等著作。
作为妇女运动家、两性平等理想的践行者，上野千鹤子具有鲜明的批判精神。她对女性被压迫的命运、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象、不公正的社会制度亮出了绝不宽容与毫不妥协的态度。正如《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中，上野一针见血地指出：对女性而言，无论是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在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女性被“承诺”给予“自由”“平等”，但最终却“被倒戈的革命”而收尾。虽然革命承诺了“解放”，但那只是在利用女性的力量，而结果仅仅实现了“男性的解放”。针对日本政府试图修改和平宪法的举动，上野多次上街参与了抗议游行。她关注“慰安妇”问题，推动了日本国内关于战争与性暴力的研究。2011年，上野卸任东京大学教授，成为东大名誉教授。退休后的上野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到处演讲，发表文章、出版著作，依旧是言辞犀利、锋芒毕露。在2019年4月东京大学开学典礼上，上野千鹤子发表的开学祝词针对东京医科大学歧视女生和复读生的现象，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抨击。她抨击当今日本依然是一个表面平等的社会，女性长期受到差别对待。她警告新入学的大学生，现实残酷，“即使努力也不会得到公平的回报的社会正在等着你们”。她于2009年创办非营利组织“女性行动网络”，不仅仅成为普及性别平等理论、开展性别问题调研、为女性权益呼吁和呐喊的阵地，同时，也是日本女性团体分享经验、开展活动、相互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对于中国读者，上野千鹤子的名字也不陌生，《一个人的老后》《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厌女》以及她与鹤见俊辅、小熊英二合著的《战争留下了什么》都有中文版。2004年3月，上野与中国女性主义学者李小江就中日两国女性问题及女性研究等话题进行对话，从各自成长经历来反思自己女性主义思想的萌芽，比较中日两国的女性问题。该对话以《“主义”与性别》为题在当年的《读书》杂志刊登后产生了较大反响。她关注到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一度出现的“妇女回家”现象，对于一些中国女性希望成为专职主妇的趋势而“百感交集”。她在东京大学入学典礼上的祝词在新媒体流传甚广，在中国读者特别是年轻人心中产生了共鸣。2019年她应邀到南京大学短期访问，除了在南京大学的讲座之外，足迹遍布东北、西安、北京，在清华大学、中国社科院等单位做了多场学术报告，她还尝试开设中文博客，与中国年轻人“亲密接触”。
二、何谓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分两大部分，共计十三章，条分缕析地为读者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站在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立场，阐述男权中心的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上野对马克思主义、激进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三种关于妇女解放的理论进行了独到的分析。她认为马克思主义和激进女权主义在阐述妇女被压迫根源的时候各自有其盲点。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支配关系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参加社会劳动是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妇女解放必须伴随全体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社会解放而得到实现。但马克思主义没能没能触及“家庭”这一再生产领域的存在。经济解放固然是妇女解放的条件，但经济问题解决了，妇女解放也不一定能够实现。激进女权主义以弗洛伊德理论为基础，认为性支配(父权制)是基本矛盾，女性一直处于男性为主的性支配之下。性和身体的领域是激进女性主义极为关注的领域，女性解放的途径是挑战男性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
上野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才能解释女性被压迫的真正原因。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精神在性别平等领域的继承和发扬，成为探讨女性地位、作用和贡献的重要理论工具。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从激进女权主义那里继承了“父权制”的概念，认为父权制也是导致女性被奴役的重要原因之一。“父权制的物质基础指的是，男性对女性劳动力的统治。这种统治通过防止女性接触经济中必要的生产资源，或者通过控制女性的性机能来维持。”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是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批判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用西方女权主义性别的方法批判父权制。上野认为，这是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融合或者扬弃了旧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和与其针锋相对的激进女权主义。她认为：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们既不是以女权主义为视角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女性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惜修改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女权主义的视角重读马克思主义，并以此为出发点。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认为，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不仅受“资本主义”的压迫，还受“父权制”的压迫。父权制的物质基础是男性对女性劳动的统治。这一统治将女性从经济必要生产资源排除出去。因此，“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既是相互对立的，又是相互补充的，二者并不是一方伴随着另一方，也没有必然的相关性”。资本主义父权制是将家庭纳入大资本主义体制内，父权制资本主义指的是市场也存在父权制原理。对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来说，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导致了女性被压制的地位，不从根本上对资本主义进行改革，女性很难获得自由。日剧《坡道上的家》剧照
日剧《坡道上的家》剧照
三、以“爱”为名的“无酬家务劳动”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对生产、再生产的概念进行了精辟的阐述。产业化制造了近代所特有的性别角色分工，即男性负责生产，女性负责再生产。再生产是指对人的生育、养育、照料、陪护等，与生命再生产相关的劳动。女性因为性别关系，在家庭之中所从事家务劳动、生育、养育、养老护理等再生产劳动。社会为了再生产，不仅要进行物的再生产，人的再生产也是或不可缺的，而再生产劳动是“无偿的”。
上野从马克思主义理论那里受到启发，认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最大贡献是发现了家务劳动这一概念。她提出“无酬家务劳动”的概念，指出：对于女性们付出的这种劳动，无论是在法律层面还是经济层面都没有任何补偿，它被置于一种无权利的境地之中。这就相当于不正当的且不支付劳动报酬的“无偿劳动”。
女性从小被灌输长大后的职责就是做“贤内助”这一规范，从事打扫、做饭、育儿、护理老人等再生产劳动，且再生产劳动是无偿的。女性在家庭中的“家务劳动”被冠以“爱”的名义，美其名曰“为家庭奉献”“为家庭牺牲”。上野犀利地指出：“给‘爱’和‘母性’赋予象征性的价值并将其推向神坛，实际上是长久以来榨取女性劳动的意识形态机制。”一针见血地让“家庭”的神话崩塌了。那么，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会怎样呢？上野再一次指出，在生产劳动中，女性的工资低于男性，职场的男女同工不同酬，也是对女性劳动的榨取。女性是“生产者”却没有被置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而是被归进父权制的领域里女性承担着双重的负担。“对女性而言，无论是进入市场‘外部’还是‘内部’都不意味着解放。”女性在家庭中受到父权制的压迫，进入劳动力市场受到资本主义的压迫，无法享有自己劳动力所有权，成为市场的奴隶。一语道出了女性在家庭和劳动力市场所面临的双重困境。
四、专职主妇与M形就业曲线
战后日本进行的一系列民主改革，使日本女性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日本女性获得了参政权，宪法也保障了男女平等，女性受教育程度逐步提高。伴随经济高速增长，日本“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得以普及，“男性成为企业战士、女性在家相夫教子”这一性别分工支撑了日本的经济复苏和经济腾飞，也固化了日本人的性别分工观念。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的富足，这一传统的男女性别分工被赋予了某种“现代”的意味，“工薪族的丈夫在外工作，专职主妇的妻子在家承担家务、养育儿女”似乎成为中产阶级家庭的理想模式，住在郊区“团地”的公寓，养育一两个子女，有私家车，家用电器齐全，余暇可以全家出去旅行等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令未婚女性向往。上野写道：“日本实现了‘全民工薪族化’，对女性意味着实现了‘工薪族妻子’这一全职主妇的梦想。”但这一“看起来很美”的画卷实质是用一种生活模式取代了女性多样化的选择和多种可能的人生。女性接受教育、就业，所有努力似乎是为了通往成为一个标准的“工薪族妻子”的目标。同时，日本的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企业福利制度都是建立在对专职主妇家庭模型之上的，制度设计是鼓励女性婚后回归家庭，社会文化和企业氛围也都是不利于女性持续职业的。专职主妇从事生育、养育等再生产劳动依然不被视为市场劳动的一部分，上野认为这实质上是一种新的父权制。
经济高速发展不仅造就了日本庞大的专职主妇阶层，同时，也将日本女性的M形就业曲线固定了下来。也就是说，女性在毕业后短时间就业，然后以结婚、育儿为契机离开职场回归家庭，待最小一个孩子上学后，再出来工作。育儿期的女性是就业曲线的最低谷。M形就业模式的出现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与二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对女性劳动力需求的增长相结合的产物。
完成育儿任务后的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女性，是作为边缘劳动力而回归的。她们很难再回到原先岗位，而不得不从事低工资、高流动率的非熟练劳动，成为非全日制劳动者。“非全日制劳动方式为女性提供了一种不与家庭主妇角色相抵触的全新的劳动方式。”“非全日制劳动者没有被视为正式的雇佣者，甚至没有雇佣合约和社会保险，甚至都不是最低工资制的适用对象。”M形就业模式强化了妇女在发展过程中的边缘化地位。她们从事的工作缺少技术含量、时间灵活，因此薪酬也较低，只能是补贴家用，负担孩子教育费中不足的部分。上野认为这一“中断——再就业”后出现了“家庭主妇——劳动者”的生活方式，事实上是对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有利，也正是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对女性的双重剥削。
五、现实的话题、艰难的选择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上野开始《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的思考和写作的时候，日本早已跻身世界经济强国，并朝着更加国际化的道路迈进。与此同时，世界范围的妇女解放运动蓬勃开展，日本政府感受到来自国际社会女性解放运动和国内女性主义学者、妇女运动家的压力。1980年，日本政府代表签署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85年国会批准。之后颁布了《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要求企业无差别雇用女性，实现男女就业的均等。由此，日本女性的就业率得以不断上升。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日本进入了令和新时代。日本女性的生活环境和生产环境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然而，新的性别角色分工带给女性的压力并未减弱，女性既是雇用劳动者又是家务劳动者，扮演者“双重角色”。统计显示，目前，日本双职工家庭已经远超专职主妇家庭数量，2019年双职工家庭为一千二百一十九万户，专职主妇家庭为六百零六万户。正如上野在书中写道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是无法与再生产劳动并存的”。表现在女性身上，职业与家庭似乎仍然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或者说在二者兼顾的过程中，女性往往身心疲惫、倍感压力。上野认为，由于日本女性无法实现再生产劳动的公共化，因为日本是全民中产的社会，因此，“日本女性在兼顾工作与家庭的问题上，就全世界范围而言是最艰辛的”。
上野认为，“中断——再就业”型的女性与一直持续工作的女性之间已经产生了明显的经济阶层差异，还与一直工作的男性之间产生巨大的收入鸿沟。打零工的专职主妇家庭与双职工家庭之间也产生了经济差距。“中断——再就业”也给女性的人生带来风险，从中产阶层跌入贫困的可能性增大。一旦离婚，女性往往处于不利地位。统计数字显示，日本单亲母子家庭的贫困率远远高出一般家庭。
“中断——再就业”使得女性的经济地位每况愈下，女性不得已在工作与育儿之间做出选择，也是导致日本女性的生育率不断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走向职场，不想因结婚和生产而辞职，也有越来越多的女性为了不放弃职业选择了不结婚、不生孩子或少生孩子。1990年上野出版《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时候，日本的少子化现象尚未引起关注，三十年之后的今天，少子化现象已经变得异常严峻。这可以看做是日本女性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双面夹击之下的一种反抗。面对愈加严峻的“少子化”现象以及劳动力的不足，日本政府越来越认识到了女性的重要。2015年，安倍政府出台了“强劲的经济”“育儿支援”及“社会保障”的新“三支箭”，力争实现“一亿总活跃社会”。在育儿支援方面，希望能达到“总和生育率1.8”的目标，实现任何人都能实现结婚与生育愿望的社会。为了让女性更多进入劳动力市场，安倍出台了“女性经济学”，2014年成立“创造女性闪耀光辉的社会本部”。日本政府既希望女性在再生产领域多生孩子，又希望女性在生产领域发挥劳动力价值，这看起来充满矛盾也很难实现。2019年世界经济论坛对世界上一百五十三个国家各个领域的男女地位差距进行了排名，日本排在一百二十一名，达到历史新低，位于G7七国中最末位。这再次表明，日本距离两性平等目标依然还有很大差距。
三十年过去了，家庭内的性别分工并未随之得到彻底的改变的情况下，女性要在育儿与工作之间找到平衡依然显得异常艰难。这说明“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对女性构成的双重挤压尚未完结，两性平等制度的构建仍在路上，《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所探讨的话题并未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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