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大迁徙(1)
故宫(紫禁城)是明清两代近600年的皇宫，作为中国历代皇家文物、特别是清宫文物的收藏重地，其所藏珍宝不计其数。它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见证与载体，是文化延续的历史缩影。然而，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国宝遭到极大威胁，如何保全以免于罹难，国民政府决定将故宫博物院的珍品迁移。这些珍贵的文物穿越南北，横跨东西，播迁不断，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度尽劫波，接受了一次不同寻常的生命洗礼。
南迁避战火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三省，平津面临“唇亡齿寒”之忧。为了使文物免遭厄运，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开始筹备文物南迁，准备将文物转移至内地保存。但囿于一些人事纷扰，文物抢运计划直至1933年初仍未实施。其间，工作人员一直在进行整理、挑选、装箱工作。为防止文物途中破损，每件国宝均以数层纸张包裹，外面再用草绳层层缠紧，依次装箱后，在空隙间塞满棉花，然后钉箱盖，贴封条，以做到万无一失。
1933年1月，日军进占山海关，热河和长城相继告急，文物南迁已是刻不容缓。行政院于10日开会，决定设立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担负故宫古物保管工作。关于古物南迁办法，责成内政部、财政部、教育部、铁道部、交通部五部组织委员会，共同办理运输、保护、安置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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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6日晚，“故宫文物大迁移”在秘密中进行。从紫禁城到车站全部戒严，第一批南运文物2118箱从午门正式启运。两列火车从前门火车站出发，开往浦口，再转运至上海。18节车厢上装满了长3尺，宽、高各一尺半、贴有封条的木箱。列车沿途所至，均有军队保护，车顶四周架设机枪，车厢内遍布持枪宪警随行护卫。
此后，分别于3月15日、3月28日、4月19日和5月15日，又有4批文物陆续运抵上海，总计19557箱。其中，书画9000余幅，瓷器7000余件，铜器2600余件和众多玉器，内府珍藏的清廷各部档案，明清两朝帝王实录、起居注以及太平天国档案史料3773箱等。还有卷帙浩繁的《四库全书》及各种善本，当时国内发现最早的印刷品《陀罗尼经》五代刻本，国内最古老的石刻“岐阳石鼓”等，都是价值连城。文物抵沪后，存放于法租界天主堂街仁济医院和英租界四川路业广公司内。随后，北京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成立。文物在沪期间，曾应英国政府之邀，为庆祝英皇乔治五世即位35周年活动，挑选了80箱文物精华，于1935年11月28日在英国举办了轰动一时的“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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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文物虽然南运存放于上海，但随着日军侵略步伐的加快，其前景堪忧。于是，国民政府决定在南京朝天宫旧址修建库房，1936年8月竣工。1936年12月8日～21日，这批文物再次动迁，分5批移往南京新库房，并成立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
然而，这批国宝并未享受许久的清静安宁，卢沟桥事变于次年7月爆发。随后，日军又于“八一三”对上海发动大规模攻势，首都南京危在旦夕，故宫博物院南迁文物再次面临危境，必须尽快抢运至安全地带。
千里大挪移
国民政府下令即刻转移文物，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奉行政院令，决定由工作人员分3队携带文物迁往大后方。迁移工作分南路、中路、北路三路先后进行，最终落脚地为山城重庆。
第一批文物走南路，由南京——巴县。1937年8月14日，即淞沪战争爆发后的次日，首批文物启运。招商局“建国轮”装上80箱西迁文物，主要为送往伦敦展览的精品，有唐代吴道子的《钟馗打鬼图》，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李唐的《万壑松风图》和米芾的书法真迹等，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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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批文物由南京水路运至汉口，然后转汽车抵长沙，存放在湖南大学图书馆的地下室。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计划在附近的山上开一个山洞来贮放文物，但计划尚未落实，日军开始对湖北、湖南轮番轰炸，长沙告急，行政院赶紧下令将文物迁至贵阳。迁走不到一个月，湖南大学图书馆就被敌机夷为平地，幸而文物及早转移而未受损。
南路迁运路线非常曲折。因当年湘西一带时有土匪抢劫，为保护文物安全，湖南公路局先派出10辆汽车绕道广西桂林、柳州，车至广西边境，再由广西公路局派卡车接运。到贵州边境，再换贵州公路局车辆。1938年1月，首批文物终于到达贵阳，又于11月转移到更为安全的安顺华岩洞储存，并成立故宫博物院驻安顺办事处。
1943年12月25日，经国民政府批准，选取其中部分历代字画精品，在重庆举办了“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书画展览会”，以激发民众抗战的决心。展品有晋代王羲之的《平安三帖》，唐代王过庭的《书谱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人的墨宝，南宋高宗赵构的《赐岳飞手敕》，五代徐熙的《雪竹图》，宋徽宗的《溪山深秀图》，明代唐伯虎的《关山行旅图》以及清初“四王”的作品，一时观众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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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春，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了豫湘桂之战，很快占领平汉线和湘桂线，并于11月中旬占领广西柳州后，北上进入贵州，攻陷独山。贵阳是安顺到重庆的必经之路，于是，国民政府赶紧派出士兵和15辆军用卡车到安顺接运文物，路上历经艰辛，数次遇险，终于于12月18日将文物顺利转移至离重庆40千米之外的巴县，并设立故宫博物院巴县办事处，原安顺办事处撤销。
第二批文物走中路，由南京——乐山。这批文物于1937年11月22日开始陆续启运，几经周折，租到英国商船“黄埔轮”运往汉口。最后一批文物于12月3日离开，10天后南京沦陷。接着，汉口被炸，逆江而上至汉口的文物还未卸船，又不得不继续跋涉西迁。12月至翌年1月，文物陆续运抵宜昌，再换乘小船，分19批押运至重庆。由于数量太多，直到1938年5月，费时5个多月，才将文物全部运抵山城。之后，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及办事人员先后到达，成立了故宫博物院重庆办事处。
中路文物是三路中数量最多的一批，有9369箱，在重庆分3处保藏，第一处是川康洋行二楼仓库，第二处是位于南岸王家沱的吉时洋行仓库，第三处在南岸狮子山的安达森洋行仓库。1938年10月下旬，武汉失陷，日机开始空袭重庆，轰炸相当厉害。为安全起见，1939年4月，存渝文物开始用船运往宜宾，再换船运达乐山，疏散至当地的安谷乡。1939年9月，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成立。
第三批文物走北路，由南京——峨眉。这一路运送文物计7287箱，在三路中最为艰辛。1937年11月装车启运时，南京已很混乱，调度车船极其困难，抢运装箱工作异常艰苦。文物经徐州、郑州经陇海, 百拇医药(韩文宁)
南迁避战火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三省，平津面临“唇亡齿寒”之忧。为了使文物免遭厄运，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开始筹备文物南迁，准备将文物转移至内地保存。但囿于一些人事纷扰，文物抢运计划直至1933年初仍未实施。其间，工作人员一直在进行整理、挑选、装箱工作。为防止文物途中破损，每件国宝均以数层纸张包裹，外面再用草绳层层缠紧，依次装箱后，在空隙间塞满棉花，然后钉箱盖，贴封条，以做到万无一失。
1933年1月，日军进占山海关，热河和长城相继告急，文物南迁已是刻不容缓。行政院于10日开会，决定设立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担负故宫古物保管工作。关于古物南迁办法，责成内政部、财政部、教育部、铁道部、交通部五部组织委员会，共同办理运输、保护、安置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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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6日晚，“故宫文物大迁移”在秘密中进行。从紫禁城到车站全部戒严，第一批南运文物2118箱从午门正式启运。两列火车从前门火车站出发，开往浦口，再转运至上海。18节车厢上装满了长3尺，宽、高各一尺半、贴有封条的木箱。列车沿途所至，均有军队保护，车顶四周架设机枪，车厢内遍布持枪宪警随行护卫。
此后，分别于3月15日、3月28日、4月19日和5月15日，又有4批文物陆续运抵上海，总计19557箱。其中，书画9000余幅，瓷器7000余件，铜器2600余件和众多玉器，内府珍藏的清廷各部档案，明清两朝帝王实录、起居注以及太平天国档案史料3773箱等。还有卷帙浩繁的《四库全书》及各种善本，当时国内发现最早的印刷品《陀罗尼经》五代刻本，国内最古老的石刻“岐阳石鼓”等，都是价值连城。文物抵沪后，存放于法租界天主堂街仁济医院和英租界四川路业广公司内。随后，北京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成立。文物在沪期间，曾应英国政府之邀，为庆祝英皇乔治五世即位35周年活动，挑选了80箱文物精华，于1935年11月28日在英国举办了轰动一时的“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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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下令即刻转移文物，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奉行政院令，决定由工作人员分3队携带文物迁往大后方。迁移工作分南路、中路、北路三路先后进行，最终落脚地为山城重庆。
第一批文物走南路，由南京——巴县。1937年8月14日，即淞沪战争爆发后的次日，首批文物启运。招商局“建国轮”装上80箱西迁文物，主要为送往伦敦展览的精品，有唐代吴道子的《钟馗打鬼图》，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李唐的《万壑松风图》和米芾的书法真迹等，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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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批文物由南京水路运至汉口，然后转汽车抵长沙，存放在湖南大学图书馆的地下室。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计划在附近的山上开一个山洞来贮放文物，但计划尚未落实，日军开始对湖北、湖南轮番轰炸，长沙告急，行政院赶紧下令将文物迁至贵阳。迁走不到一个月，湖南大学图书馆就被敌机夷为平地，幸而文物及早转移而未受损。
南路迁运路线非常曲折。因当年湘西一带时有土匪抢劫，为保护文物安全，湖南公路局先派出10辆汽车绕道广西桂林、柳州，车至广西边境，再由广西公路局派卡车接运。到贵州边境，再换贵州公路局车辆。1938年1月，首批文物终于到达贵阳，又于11月转移到更为安全的安顺华岩洞储存，并成立故宫博物院驻安顺办事处。
1943年12月25日，经国民政府批准，选取其中部分历代字画精品，在重庆举办了“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书画展览会”，以激发民众抗战的决心。展品有晋代王羲之的《平安三帖》，唐代王过庭的《书谱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人的墨宝，南宋高宗赵构的《赐岳飞手敕》，五代徐熙的《雪竹图》，宋徽宗的《溪山深秀图》，明代唐伯虎的《关山行旅图》以及清初“四王”的作品，一时观众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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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文物走中路，由南京——乐山。这批文物于1937年11月22日开始陆续启运，几经周折，租到英国商船“黄埔轮”运往汉口。最后一批文物于12月3日离开，10天后南京沦陷。接着，汉口被炸，逆江而上至汉口的文物还未卸船，又不得不继续跋涉西迁。12月至翌年1月，文物陆续运抵宜昌，再换乘小船，分19批押运至重庆。由于数量太多，直到1938年5月，费时5个多月，才将文物全部运抵山城。之后，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及办事人员先后到达，成立了故宫博物院重庆办事处。
中路文物是三路中数量最多的一批，有9369箱，在重庆分3处保藏，第一处是川康洋行二楼仓库，第二处是位于南岸王家沱的吉时洋行仓库，第三处在南岸狮子山的安达森洋行仓库。1938年10月下旬，武汉失陷，日机开始空袭重庆，轰炸相当厉害。为安全起见，1939年4月，存渝文物开始用船运往宜宾，再换船运达乐山，疏散至当地的安谷乡。1939年9月，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成立。
第三批文物走北路，由南京——峨眉。这一路运送文物计7287箱，在三路中最为艰辛。1937年11月装车启运时，南京已很混乱，调度车船极其困难，抢运装箱工作异常艰苦。文物经徐州、郑州经陇海, 百拇医药(韩文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