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百年回眸(上)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这是一场空前绝后的革命，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2011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日，为了纪念这场伟大的革命，本刊将陆续刊登专题文章，来与您一起接近、还原、触摸那段历史。
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在过去的100年，中国从帝制时代走向民主共和，历经清朝、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3个大的时代。至于其间的小阶段，诸如袁世凯时代、北洋时代、国民政府时期、中日战争时期、国内战争时期等还有很多，不过总体而言，过去的100年可以大致分为前38年和后62年。辛亥革命的情形恍若昨日，但历史确确实实走过了100年，至少消逝了3代人，因而我们今天对辛亥革命的感觉与认识肯定与100年前、与62年前、甚至与30年前有着很大不同。这不是因为我们比前人聪明，而是时代不同了，我们对辛亥革命的感觉也就与前人不同了，有了新的认识了。
中国革命起源
, 百拇医药 当然，无论我们有了怎样的新认识，当我们谈论辛亥革命的时候，我们都由衷敬佩孙中山和他那一代革命者。在辛亥革命传统话语体系中，孙中山被誉为近代中国民主、民族革命先行者，这个评价是对的。因为是孙中山第一个认识到清廷自1860年起所选择的变革道路不可能成功，中国的未来只有在推翻了满洲贵族的政治统治之后才能踏上一条坦途。这就是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先知先觉，因为没有谁比他更早产生这种认识，这就是孙中山的伟大之处。
在孙中山萌发这种认识的时候，整个中国正因为甲午战败而充满着悲情。这场战争彻底摧毁了中国举30年国力创建的北洋海军，关键还在于这支海军当时被誉为亚洲第一；这场战争还摧毁了中国人的自信与面子，战前的中国几乎没有人相信中国会败给这样一个小国，因为中国过去的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在全球经济中已占有相当比重，谁能想到一开战，那些洋务企业一个也指望不上，结果还是中央政府出面向西方借贷应付危机。30年经济发展毁于一旦，中国人的自信一霎那间几乎被彻底摧毁。
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清廷确实有所警醒，确实开始了某种程度的变革，开始了维新运动，国内知识界差不多都转向支持清廷变法维新，重新起步。可是就在这种历史情景下，孙中山认为清廷主导的改革不能够成功，中国的未来必须是在排除了满洲贵族的政治统治之后重新起步从头来过。孙中山不相信满洲贵族，认为一个整体腐败的特殊利益集团不可能真正割舍自己的特殊利益，不可能从人民的立场上进行改革。孙中山的伟大还在于他不仅是这样认识的，而且他按照这种认识去行动，终于将“一个人的革命”演化为全民族的觉醒。这就是先知先觉者的价值和意义。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还有谁能够做出这样的预见和判断？这就是我们纪念辛亥革命必须由衷敬佩孙中山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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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着200多年历史合法性的清廷为什么没有满足中国人的期待、没有完成“自改革”的历史使命呢？这个问题说起来非常复杂，但主要原因还是统治者的惰性以及被各种特殊利益集团所绑架。实事求是地说，清廷在最后几十年不是不想改革，他们确实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做了不少努力，但是到了关键时刻就状况百出。这都是特殊利益集团利益阶层约束了清廷的行动，使清廷的政治执行力已经远不能像入主中原初期那样有效。清廷最后几十年的所作所为不仅为革命提供了合法性，而且在事实上证明了孙中山的预言，证明一个代表着特殊利益集团利益的满洲贵族阶层不可能将中国引向一个现代化轨道。清廷的不作为成就了孙中山，使孙中山成为近代中国的圣人和先知先觉。
甲午战后，清廷对过去30年中体西用治国路线有所检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过去30年只知道埋头军事经济和富国强兵可能是不够的，甚至可以说是有很大偏差的，中国未来可能取决于能否像日本那样实行维新，构建一个正常的国家形态。从1895年开始的“维新时代”确实是向这个方向迈进的，也确实收到了很大成效。至1898年秋，中国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军队建制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都是事实。中国人的言论空间扩大了，新的生活形式也由通商口岸向内地扩展了，外国资本大规模进入中国，近代意义上的企业开始组建了，中国虽然还在实行着科举选拔人才的制度，但新教育的基础已在全国范围扎根了，京师大学堂和各省府州县新式学堂相继建立了。至于军队，变革更早，还在甲午战争并未完全结束时，就开始了新式军队的组建，就开始按照西方国家的方式进行训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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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是事实。可是清廷在关键时刻和关键问题上裹足不前了，退缩了，于是引发1898年秋天的政治大变动。血腥镇压使大批士大夫寒心了，士大夫不再谈风云，只谈风月。不是他们不想谈，也不是不能谈，而是他们对政治产生了怀疑。
清廷为什么会在政治改革高潮时发生惊天逆转？这里面的原因当然还可探究。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清廷没有对这些事情给出合乎情理的解释，而在紧接着的政治变动中，又肆意操控舆论，煽动民粹，为了王朝私利，清廷统治者肆意鼓动手无寸铁的义和拳勇与列强真刀真枪相见。这不是一般的不厚道，是太不负责任了。到了1900年，孙中山“一个人的革命”开始转变，像章炳麟、梁启超、刘师培等许多原先对清廷抱有幻想的人，都纷纷放弃改良主义立场而改从革命。清廷用自己的手启动了推翻自己的一场革命。
将清廷视为异族政权当然是不对的，也是不准确的，但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革命理论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获得了中国人的认同和支持。孙中山后来反复解释，他的民族主义目标并不是以满洲全体为敌，而是对准满洲人中的那些当权者，也就是满洲贵族集团。这个统治集团出于私欲，置天下国家于不顾，置世界潮流于不顾，因而必在反对推翻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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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改良赛跑
进入近代以后，中国的事情就不再是单纯的国内事务，全球化潮流已将中国深深卷了进去。义和团运动兴起，特别是《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列强。所谓清政府成了“洋人的朝廷”，就是说中国的发展再也不能关起门来凭着自己的想象，中国已经踏上世界发展一体化这条道路。1901年清廷主导开启的新政，其实就是为了适应这种全球化，就是要与世界逐步接轨的政治改革。
清廷主导的政治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是对革命的有效遏制。新政的发展使孙中山和他的革命事业面临非常严重的威胁，革命由此几度进入低谷。中国人原本就不具有极端激进的性格，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去造反送死。所以当清廷主导的政治改革开启后，许多原本就动摇不定的革命者转向改良，回归主流社会，以善良心情期待清廷能够用不流血的手段推动国家进步。然而，随着国内局势的稳定，清廷改革的动力日趋减弱。到了1904年，许多改革实际上失去了方向、失去了动力，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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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当此时，日俄战争爆发了。这场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奇怪战争”引起了国人高度关切，因为日俄两国都是中国友好邻邦，因为这场战争发生在中国的土地上，更重要的还在于，日俄战争说到底是两种制度的决战，是日本立宪政体与俄国君主专制政体进行决战。中国官方押宝俄国，希望俄国的胜利为中国继续采纳举国动员体制提供成功范例；然而民间甚至还有许多开明官僚士大夫押宝日本，相信维新后的日本具有不一样的体制优势，一定能够以体制优势战胜沙皇俄国。
战争的结果使朝廷大失所望，清廷由此陷入空前被动，战胜后的日本不愿与清政府就东北主权进行交涉。为了改变这种被动，清廷接受向东西洋各国派遣宪政考察大臣的建议，以期获得这些国家的同情。这是清末最后几年政治变革的重要节点，使清廷发现君主立宪虽说制约了君主权力，但可以使君主少担责，君主不再处于权力要冲，虽说放弃了一些处理日常事务的权力，但由此可以保证皇权永固，万世一系。, 百拇医药(马勇)
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在过去的100年，中国从帝制时代走向民主共和，历经清朝、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3个大的时代。至于其间的小阶段，诸如袁世凯时代、北洋时代、国民政府时期、中日战争时期、国内战争时期等还有很多，不过总体而言，过去的100年可以大致分为前38年和后62年。辛亥革命的情形恍若昨日，但历史确确实实走过了100年，至少消逝了3代人，因而我们今天对辛亥革命的感觉与认识肯定与100年前、与62年前、甚至与30年前有着很大不同。这不是因为我们比前人聪明，而是时代不同了，我们对辛亥革命的感觉也就与前人不同了，有了新的认识了。
中国革命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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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孙中山萌发这种认识的时候，整个中国正因为甲午战败而充满着悲情。这场战争彻底摧毁了中国举30年国力创建的北洋海军，关键还在于这支海军当时被誉为亚洲第一；这场战争还摧毁了中国人的自信与面子，战前的中国几乎没有人相信中国会败给这样一个小国，因为中国过去的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在全球经济中已占有相当比重，谁能想到一开战，那些洋务企业一个也指望不上，结果还是中央政府出面向西方借贷应付危机。30年经济发展毁于一旦，中国人的自信一霎那间几乎被彻底摧毁。
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清廷确实有所警醒，确实开始了某种程度的变革，开始了维新运动，国内知识界差不多都转向支持清廷变法维新，重新起步。可是就在这种历史情景下，孙中山认为清廷主导的改革不能够成功，中国的未来必须是在排除了满洲贵族的政治统治之后重新起步从头来过。孙中山不相信满洲贵族，认为一个整体腐败的特殊利益集团不可能真正割舍自己的特殊利益，不可能从人民的立场上进行改革。孙中山的伟大还在于他不仅是这样认识的，而且他按照这种认识去行动，终于将“一个人的革命”演化为全民族的觉醒。这就是先知先觉者的价值和意义。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还有谁能够做出这样的预见和判断？这就是我们纪念辛亥革命必须由衷敬佩孙中山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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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后，清廷对过去30年中体西用治国路线有所检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过去30年只知道埋头军事经济和富国强兵可能是不够的，甚至可以说是有很大偏差的，中国未来可能取决于能否像日本那样实行维新，构建一个正常的国家形态。从1895年开始的“维新时代”确实是向这个方向迈进的，也确实收到了很大成效。至1898年秋，中国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军队建制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都是事实。中国人的言论空间扩大了，新的生活形式也由通商口岸向内地扩展了，外国资本大规模进入中国，近代意义上的企业开始组建了，中国虽然还在实行着科举选拔人才的制度，但新教育的基础已在全国范围扎根了，京师大学堂和各省府州县新式学堂相继建立了。至于军队，变革更早，还在甲午战争并未完全结束时，就开始了新式军队的组建，就开始按照西方国家的方式进行训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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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为什么会在政治改革高潮时发生惊天逆转？这里面的原因当然还可探究。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清廷没有对这些事情给出合乎情理的解释，而在紧接着的政治变动中，又肆意操控舆论，煽动民粹，为了王朝私利，清廷统治者肆意鼓动手无寸铁的义和拳勇与列强真刀真枪相见。这不是一般的不厚道，是太不负责任了。到了1900年，孙中山“一个人的革命”开始转变，像章炳麟、梁启超、刘师培等许多原先对清廷抱有幻想的人，都纷纷放弃改良主义立场而改从革命。清廷用自己的手启动了推翻自己的一场革命。
将清廷视为异族政权当然是不对的，也是不准确的，但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革命理论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获得了中国人的认同和支持。孙中山后来反复解释，他的民族主义目标并不是以满洲全体为敌，而是对准满洲人中的那些当权者，也就是满洲贵族集团。这个统治集团出于私欲，置天下国家于不顾，置世界潮流于不顾，因而必在反对推翻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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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主导的政治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是对革命的有效遏制。新政的发展使孙中山和他的革命事业面临非常严重的威胁，革命由此几度进入低谷。中国人原本就不具有极端激进的性格，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去造反送死。所以当清廷主导的政治改革开启后，许多原本就动摇不定的革命者转向改良，回归主流社会，以善良心情期待清廷能够用不流血的手段推动国家进步。然而，随着国内局势的稳定，清廷改革的动力日趋减弱。到了1904年，许多改革实际上失去了方向、失去了动力，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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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当此时，日俄战争爆发了。这场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奇怪战争”引起了国人高度关切，因为日俄两国都是中国友好邻邦，因为这场战争发生在中国的土地上，更重要的还在于，日俄战争说到底是两种制度的决战，是日本立宪政体与俄国君主专制政体进行决战。中国官方押宝俄国，希望俄国的胜利为中国继续采纳举国动员体制提供成功范例；然而民间甚至还有许多开明官僚士大夫押宝日本，相信维新后的日本具有不一样的体制优势，一定能够以体制优势战胜沙皇俄国。
战争的结果使朝廷大失所望，清廷由此陷入空前被动，战胜后的日本不愿与清政府就东北主权进行交涉。为了改变这种被动，清廷接受向东西洋各国派遣宪政考察大臣的建议，以期获得这些国家的同情。这是清末最后几年政治变革的重要节点，使清廷发现君主立宪虽说制约了君主权力，但可以使君主少担责，君主不再处于权力要冲，虽说放弃了一些处理日常事务的权力，但由此可以保证皇权永固，万世一系。, 百拇医药(马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