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大光明”背后的秘密建储(2)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立秋的这天晚上，道光帝命贴身太监赶走养心殿内的闲散人员，伺候好笔墨，他决定书写立储密旨。太监布置好一切后，便站在门口望风，只留道光帝一人在养心殿。养心殿内烛光摇曳，道光帝徘徊在御案之前，迟迟不能下笔。终于，道光帝坐下来提起了笔，门口望风的太监颇有心计地用余光扫视着道光帝，至于道光帝写的是什么，他自然是很难看清
楚，但是道光帝运笔的手他还能看清，太监清楚地看见道光帝写了长长的一竖。太监心中不禁一震，难道道光帝写的是奕訢的名字？
问题来了，道光帝在立储密旨上究竟写没写奕訢的名字呢？即便道光帝在立储密旨上写了奕訢的名字就能代表道光帝选择的接班人就一定是奕訢吗？当然所有的疑问终有拨云见日的一天。时间过得很快，4年的时间转瞬即逝。1850年，即道光三十年的正月十四这天，69岁的道光帝即将走到生命的终点。满朝文武大臣、近支宗室都来到圆明园为道光帝送终。弥留之际的道光帝命人当众宣读立储密旨：第一道密旨“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第二道密旨“皇四子奕詝著立为皇太子，尔王大臣等何待朕言，其同心赞辅，总以国计民生为重，无恤其他，特谕”(第二道密旨是道光帝在生命垂危之际于慎德堂临时书写的)。皇四子奕詝胜出，第二年改元咸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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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笔者多说一句，有清一代，秘密立储的朱谕上同时写两个人名字的，仅此一例;不是皇位继承人，其名字还能出现在立储密旨上，这种情况也实属罕见。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道光帝在确定皇位继承人时的那种煎熬与犹豫不定。即便是狠下心来要确定皇四子奕詝为接班人，道光帝也依旧放不下皇六子奕訢，觉得自己愧对于奕訢，无奈之下，便也把奕訢的名字写进了密旨中，而且还将奕訢的名字写在皇位继承人奕詝的前面，可见道光帝的良苦用心。
“秘密建储制”之小结
“秘密建储制”形成于雍乾时期绝非历史巧合这么简单。雍乾时期，皇权不断强化，皇权集中的程度逐步达于极致。在此基础上，清朝皇帝才能够改进秘密建储计划，并向前发展一步，将秘密建储确立为制度。当然，雍正、乾隆二帝都是雄才大略的君主，有魄力，有胆识，他们的个人能力也是促成“秘密建储制”形成的重要因素。
“秘密建储制”极大程度上改变了“嫡长子继承制”立嫡立长的择储标准。虽然择储范围仍局限在皇子之中，但储君人选是由皇帝一人全权决定，既择贤而立，又优先考虑嫡子和长子，这是“秘密建储制”的灵活与进步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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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建储制”虽暗定储君，但储君并无储权，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太子党”的形成，有利于皇权的稳固。这是“秘密建储制”与“嫡长子继承制”的极大区别，也恰恰是制度创新的关键所在。“秘密建储制”在保证皇位平稳交接及社会稳定等方面都优于“嫡长子继承制”，体现出中国封建社会皇位继承制度的最高水平，中国的皇位继承制度由此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但是“秘密建储制”也有其局限性。像乾隆帝这种子嗣较多的皇帝就比较适合推行“秘密建储制”，因为皇子多，就意味着秘密建储的结果是多样性的。到道光朝就不同了，本来道光帝就只有9个儿子，除去已故的、年纪小的和被过继的，最后就只剩下奕詝和奕訢了。到了咸丰朝就更尴尬了，咸丰帝临死的时候就只有一个儿子载淳，不选他继位还能选谁呢？如此一来，“秘密建储制”也就渐渐地失去了应有的作用。
还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康雍乾时期以降，爱新觉罗家族的子嗣一代比一代少。康熙帝、乾隆帝那可都是子孙满堂的，道光帝的子嗣就明显不如祖辈多，但好歹还有选择的余地。至于咸丰帝，刚才笔者也提到过，他只有一个儿子，就是后来的同治帝。同治帝更惨，膝下无子，爱新觉罗家族居然尴尬到无人继承大统的局面，这也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
【责任编辑】王 凯, 百拇医药(柳宗书)
楚，但是道光帝运笔的手他还能看清，太监清楚地看见道光帝写了长长的一竖。太监心中不禁一震，难道道光帝写的是奕訢的名字？
问题来了，道光帝在立储密旨上究竟写没写奕訢的名字呢？即便道光帝在立储密旨上写了奕訢的名字就能代表道光帝选择的接班人就一定是奕訢吗？当然所有的疑问终有拨云见日的一天。时间过得很快，4年的时间转瞬即逝。1850年，即道光三十年的正月十四这天，69岁的道光帝即将走到生命的终点。满朝文武大臣、近支宗室都来到圆明园为道光帝送终。弥留之际的道光帝命人当众宣读立储密旨：第一道密旨“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第二道密旨“皇四子奕詝著立为皇太子，尔王大臣等何待朕言，其同心赞辅，总以国计民生为重，无恤其他，特谕”(第二道密旨是道光帝在生命垂危之际于慎德堂临时书写的)。皇四子奕詝胜出，第二年改元咸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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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笔者多说一句，有清一代，秘密立储的朱谕上同时写两个人名字的，仅此一例;不是皇位继承人，其名字还能出现在立储密旨上，这种情况也实属罕见。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道光帝在确定皇位继承人时的那种煎熬与犹豫不定。即便是狠下心来要确定皇四子奕詝为接班人，道光帝也依旧放不下皇六子奕訢，觉得自己愧对于奕訢，无奈之下，便也把奕訢的名字写进了密旨中，而且还将奕訢的名字写在皇位继承人奕詝的前面，可见道光帝的良苦用心。
“秘密建储制”之小结
“秘密建储制”形成于雍乾时期绝非历史巧合这么简单。雍乾时期，皇权不断强化，皇权集中的程度逐步达于极致。在此基础上，清朝皇帝才能够改进秘密建储计划，并向前发展一步，将秘密建储确立为制度。当然，雍正、乾隆二帝都是雄才大略的君主，有魄力，有胆识，他们的个人能力也是促成“秘密建储制”形成的重要因素。
“秘密建储制”极大程度上改变了“嫡长子继承制”立嫡立长的择储标准。虽然择储范围仍局限在皇子之中，但储君人选是由皇帝一人全权决定，既择贤而立，又优先考虑嫡子和长子，这是“秘密建储制”的灵活与进步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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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建储制”虽暗定储君，但储君并无储权，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太子党”的形成，有利于皇权的稳固。这是“秘密建储制”与“嫡长子继承制”的极大区别，也恰恰是制度创新的关键所在。“秘密建储制”在保证皇位平稳交接及社会稳定等方面都优于“嫡长子继承制”，体现出中国封建社会皇位继承制度的最高水平，中国的皇位继承制度由此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但是“秘密建储制”也有其局限性。像乾隆帝这种子嗣较多的皇帝就比较适合推行“秘密建储制”，因为皇子多，就意味着秘密建储的结果是多样性的。到道光朝就不同了，本来道光帝就只有9个儿子，除去已故的、年纪小的和被过继的，最后就只剩下奕詝和奕訢了。到了咸丰朝就更尴尬了，咸丰帝临死的时候就只有一个儿子载淳，不选他继位还能选谁呢？如此一来，“秘密建储制”也就渐渐地失去了应有的作用。
还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康雍乾时期以降，爱新觉罗家族的子嗣一代比一代少。康熙帝、乾隆帝那可都是子孙满堂的，道光帝的子嗣就明显不如祖辈多，但好歹还有选择的余地。至于咸丰帝，刚才笔者也提到过，他只有一个儿子，就是后来的同治帝。同治帝更惨，膝下无子，爱新觉罗家族居然尴尬到无人继承大统的局面，这也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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