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眼看诺奖(2)
凭长寿熬到诺贝尔奖的幸运老人是科学界一道庄严而苍凉的风景。法国化学家肖万因对烯烃复分解反应的研究而获得2005年诺贝尔化学奖时已经74岁，他对35年前的“当年勇”表示淡漠和尴尬;光纤之父高锟1966年就发表了惊世骇俗的开创性论文，2009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已76岁并患上老年痴呆症;法国生物学家戈登1962年便成功进行过克隆青蛙实验，2012年因“发现成体细胞能重新编码为全能干细胞”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时已79岁，可惜他没有能力让自己像试管里的成熟细胞一样返老还童;德国物理学家卢斯卡1933年已完成电子显微镜的论文，1939年批量生产了第一代西门子电子显微镜，待到1986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已经80岁;美国女生物学家麦克林托克从1920年代起致力研究玉米的遗传，1930年发现染色体的交换现象，1983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时已81岁，被冷落的几十年间连论文也无心发表而宁愿“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科学大师卡皮查1929年便是卡文迪许的蒙德实验室主任，世界低温物理前辈和超流体发现者，1978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已84岁高龄，他的苏联低温科学家同胞和同行金兹堡2003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已经87岁;美国生物学家劳斯1911年发现鸡的肿瘤能通过病毒传染其他禽类，1926年就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直到1966年才“修成正果”，创造了“成就到获奖”历时55年的纪录;奥地利动物行为学家弗利希1923年开始研究蜜蜂传递信息的奥秘，发现工蜂利用身体和太阳及地心引力的夹角，以8字形“摇摆舞”把食物的方位和距离告诉伙伴，1973年他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时已经87岁，这位被冷落了半个世纪的“蜜蜂老人”迎来了记者的“蜂拥而至”。和他分享殊荣的另外两位科学家廷伯根和洛伦兹分别是66岁和7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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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须逐一展示这份“人生尽头”的获奖者名单。从来没有“大器晚成”，只有“大器晚识”，没有“老蚌生珠”，只有“朝花夕拾”。英国诗人艾略特60岁获得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后说，“诺贝尔奖只是棺材上的一根钉”。
我们不禁捏把汗。倘若这些日薄西山的“智叟”中谁提前有个三长两短，诺贝尔奖岂不为之黯然失色？反过来又有多少“天夺之年”的才俊如果“寿加一纪”，将给诺贝尔奖增光添彩？在后人看来，不管“早成”还是“晚达”，诺贝尔奖得主都将成为历史人物。如果不在更大尺度上打破生死藩篱，而让颁奖年度的早逝者“身与名俱灭”，便无法从诺贝尔奖中看到科学发展的真实脉络，看到什么名字应该和什么进步连在一起，从而摆正他们的历史地位。
“三人规则”的尴尬
诺贝尔奖经常成为怨府的更直接原因是“三人规则”，即一个奖项最多由三人分享。法兰西学术院限定40个席位，那些有资格成为院士而阴差阳错落选者被叫作“第41席”。这一称谓也用来特指那些在诺贝尔奖中因名额限制的落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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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的诞生是现代科技史上的大事件。1953年12月，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汤斯根据爱因斯坦1917年提出的原子受激辐射原理，用氨气作为放大介质，制造出第一台微波激射器“梅射”(MASER)。此后世界各国群雄逐鹿，将目标瞄准了可见光波段的“镭射”(LASER，激光最初的中文名)。1960年5月16日，美国休斯飞机公司科学家梅曼用强力闪光灯照射掺入铬原子的人造红宝石晶体，成功发射出波长为0.6943微米的激光。这是亘古以来第一次照耀我们行星的特殊人造光源。196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发给了激光领域的3位科学家，他们分别是美国的汤斯和苏联的巴索夫和普罗霍洛夫。唯独让举世公认的激光先驱梅曼坐了“第41席”。梅曼的落选让科学界大感意外和争吵不断。梅曼获得了包括沃尔夫奖在内的多种大奖，并于1984年进入美国名人堂，至今全世界仍然把5月16日视为激光的“生日”。光彩照人的诺贝尔明星永远不能像“团结的激光”，成为频率、方向、相位、偏振一致的“光子队列”。而诺贝尔奖也从来不是“激光共振腔”。
《科学》杂志从1989年起评选在年度中取得突破进展的分子，一氧化氮荣膺1992年度“明星”。早在1980年，美国科学家弗奇戈特就推测血管内皮细胞在乙酰胆碱作用下能产生新的信使分子，带来血管平滑肌舒张。英国科学家蒙卡达通过实验首次证明内皮舒张因子EDRF就是一氧化氮，并于1987年7月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经典论文《一氧化氮释放和内皮舒张因子生物活性》，先后被90多个学术机构引用2万多次，成为一氧化氮生理功能研究的里程碑。诺贝尔在世时曾患心绞痛，医生劝他服用自己的硝化甘油炸药缓解症状，恰恰暗合了有机硝酸酯释放一氧化氮气体而扩展血管的道理。这也是“伟哥”立竿见影的原因。1998年，弗奇戈特和另外两位美国科学家伊格纳罗、穆拉德分享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却独独把开山祖师蒙卡达打入冷宫。连弗奇戈特也深表遗憾，但也无法改变“三人规则”的铁面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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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发给瑞典科学家卡尔森、美国科学家格林加德和坎德尔，表彰他们对神经系统信号传导的发现。但世界上250多位生物学家联名在2001年春季的《帕金森与相关疾病》杂志上发表公开信，指责诺贝尔奖委员会漏掉了维也纳大学脑神经研究所霍尼凯威克兹教授。1960年霍尼凯威克兹第一个发现帕金森病患者大脑中的神经递质多巴胺含量低下，并开创了用左旋多巴进行治疗的经典方法。这些“请愿者”明知道既不能打破“三人限额”，也不会得到任何答复，只为表达科学界对斯德哥尔摩的“判决”并不买账。
1987年，由美国总统里根和法国总理希拉克亲自出面协调，平息了一场科学发现优先权的争端和诉讼，达成美国国家肿瘤研究所科学家盖洛和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科学家蒙塔尼共同享有艾滋病病毒发现权和诊断试剂专利权的协议，这在科学史上是登峰造极和独一无二的。盖洛和蒙塔尼当年联名在《自然》杂志发表文章讲述艾滋病的发现历程，显示了化干戈为玉帛的姿态。尽管1989年风波再起，但调查证明盖洛发现的病毒受到“意外污染”，与学术道德无涉。到了2002年艾滋病病毒发现20周年前夕，这场争论已经尘埃落定。二人分别在《科学》杂志发表文章，充分肯定对方的贡献：蒙塔尼首先分离出HIV病毒，盖洛提供了这一发现的科学方法并确认HIV是艾滋病之源。科学界都为他们摒弃前嫌而皆大欢喜，期待着这对比肩齐名的“双骄”能够携手走向斯德哥尔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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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200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再次让人相顾错愕，蒙塔尼和同事西诺西因为“发现艾滋病病毒”获奖，另一位德国科学家豪森因为发现人乳头瘤病毒摘冠，盖洛却被无情抛弃。幸亏盖洛表现得雍容大度，蒙塔尼和西诺西都表示盖洛完全有资格分享诺贝尔奖，总算没有让来之不易的和谐局面再起烽烟。
因为“客满”而被诺贝尔奖拒之门外的科学家前赴后继。这种“三人行必有不公”的现象几乎越来越成为诺贝尔奖的常态。科学发展的规律第一是传承，如何评价播种者和采摘者？第二是合作，除了“并肩战斗”的伙伴还有其他团队的贡献以及竞争对手的智慧。其中的掂斤播两、说长论短即使在同行圈子里也“清官难断”。诺贝尔奖委员会凭着有限的知识和信息，进行“与梵蒂冈保密程度媲美”的暗箱操作和斩钉截铁的“终审裁定”，又怎能保证在三个名额内“一碗水端平”？
关于英雄史观的讨论，“前人之述备矣”。而赢家通吃的古老规则，也许诺贝尔奖会继续宗奉不渝。不过应该看到，1900年诺贝尔奖初创时全世界物理学家只有1000人，到2006年时，各国科学家和工程师总人数超过580万，并且早已进入了波澜壮阔的大科学时代!
【责任编辑】庞 云, http://www.100md.com(赵致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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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须逐一展示这份“人生尽头”的获奖者名单。从来没有“大器晚成”，只有“大器晚识”，没有“老蚌生珠”，只有“朝花夕拾”。英国诗人艾略特60岁获得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后说，“诺贝尔奖只是棺材上的一根钉”。
我们不禁捏把汗。倘若这些日薄西山的“智叟”中谁提前有个三长两短，诺贝尔奖岂不为之黯然失色？反过来又有多少“天夺之年”的才俊如果“寿加一纪”，将给诺贝尔奖增光添彩？在后人看来，不管“早成”还是“晚达”，诺贝尔奖得主都将成为历史人物。如果不在更大尺度上打破生死藩篱，而让颁奖年度的早逝者“身与名俱灭”，便无法从诺贝尔奖中看到科学发展的真实脉络，看到什么名字应该和什么进步连在一起，从而摆正他们的历史地位。
“三人规则”的尴尬
诺贝尔奖经常成为怨府的更直接原因是“三人规则”，即一个奖项最多由三人分享。法兰西学术院限定40个席位，那些有资格成为院士而阴差阳错落选者被叫作“第41席”。这一称谓也用来特指那些在诺贝尔奖中因名额限制的落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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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的诞生是现代科技史上的大事件。1953年12月，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汤斯根据爱因斯坦1917年提出的原子受激辐射原理，用氨气作为放大介质，制造出第一台微波激射器“梅射”(MASER)。此后世界各国群雄逐鹿，将目标瞄准了可见光波段的“镭射”(LASER，激光最初的中文名)。1960年5月16日，美国休斯飞机公司科学家梅曼用强力闪光灯照射掺入铬原子的人造红宝石晶体，成功发射出波长为0.6943微米的激光。这是亘古以来第一次照耀我们行星的特殊人造光源。196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发给了激光领域的3位科学家，他们分别是美国的汤斯和苏联的巴索夫和普罗霍洛夫。唯独让举世公认的激光先驱梅曼坐了“第41席”。梅曼的落选让科学界大感意外和争吵不断。梅曼获得了包括沃尔夫奖在内的多种大奖，并于1984年进入美国名人堂，至今全世界仍然把5月16日视为激光的“生日”。光彩照人的诺贝尔明星永远不能像“团结的激光”，成为频率、方向、相位、偏振一致的“光子队列”。而诺贝尔奖也从来不是“激光共振腔”。
《科学》杂志从1989年起评选在年度中取得突破进展的分子，一氧化氮荣膺1992年度“明星”。早在1980年，美国科学家弗奇戈特就推测血管内皮细胞在乙酰胆碱作用下能产生新的信使分子，带来血管平滑肌舒张。英国科学家蒙卡达通过实验首次证明内皮舒张因子EDRF就是一氧化氮，并于1987年7月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经典论文《一氧化氮释放和内皮舒张因子生物活性》，先后被90多个学术机构引用2万多次，成为一氧化氮生理功能研究的里程碑。诺贝尔在世时曾患心绞痛，医生劝他服用自己的硝化甘油炸药缓解症状，恰恰暗合了有机硝酸酯释放一氧化氮气体而扩展血管的道理。这也是“伟哥”立竿见影的原因。1998年，弗奇戈特和另外两位美国科学家伊格纳罗、穆拉德分享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却独独把开山祖师蒙卡达打入冷宫。连弗奇戈特也深表遗憾，但也无法改变“三人规则”的铁面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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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发给瑞典科学家卡尔森、美国科学家格林加德和坎德尔，表彰他们对神经系统信号传导的发现。但世界上250多位生物学家联名在2001年春季的《帕金森与相关疾病》杂志上发表公开信，指责诺贝尔奖委员会漏掉了维也纳大学脑神经研究所霍尼凯威克兹教授。1960年霍尼凯威克兹第一个发现帕金森病患者大脑中的神经递质多巴胺含量低下，并开创了用左旋多巴进行治疗的经典方法。这些“请愿者”明知道既不能打破“三人限额”，也不会得到任何答复，只为表达科学界对斯德哥尔摩的“判决”并不买账。
1987年，由美国总统里根和法国总理希拉克亲自出面协调，平息了一场科学发现优先权的争端和诉讼，达成美国国家肿瘤研究所科学家盖洛和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科学家蒙塔尼共同享有艾滋病病毒发现权和诊断试剂专利权的协议，这在科学史上是登峰造极和独一无二的。盖洛和蒙塔尼当年联名在《自然》杂志发表文章讲述艾滋病的发现历程，显示了化干戈为玉帛的姿态。尽管1989年风波再起，但调查证明盖洛发现的病毒受到“意外污染”，与学术道德无涉。到了2002年艾滋病病毒发现20周年前夕，这场争论已经尘埃落定。二人分别在《科学》杂志发表文章，充分肯定对方的贡献：蒙塔尼首先分离出HIV病毒，盖洛提供了这一发现的科学方法并确认HIV是艾滋病之源。科学界都为他们摒弃前嫌而皆大欢喜，期待着这对比肩齐名的“双骄”能够携手走向斯德哥尔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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