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的宗教与世俗(1)
俄罗斯莫斯科，民众在外交部外献花，悼念遇难大使卡尔洛夫
索马里摩加迪沙汽车炸弹事件现场
2016年11月4日，土耳其以“煽动群众反对政府”为名逮捕属于反对党人民民主党的两位主席以及10位议会会员，在土耳其政界引起轩然大波。安卡拉、伊斯坦布爾等多个城市爆发大规模的游行抗议活动。民权活动者称这是“埃尔多安试图在国内清除民主制度的关键一步”。而早前7月15日午夜，土耳其武装部队的“一小撮”军人则封锁了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企图发动军事政变。短短几个小时之后，土耳其总理耶尔德勒姆、总统埃尔多安相继宣布挫败叛乱且土耳其局势得到控制，随后开始彻底地肃清与叛乱有关人员。这场未遂的军事政变以其僵持时间之短、政府应对手段之奇令世界咋舌。政变未遂之后，主持修改宪法的议长卡拉曼的“去世俗化”言论，更是挑动了土耳其国内敏感的神经，是坚持世俗化还是重温宗教旧梦，土耳其的未来将何去何从？
“国父”凯末尔与土耳其的世俗化
从1299年奥斯曼帝国建立开始，伊斯兰教就成为帝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奥斯曼苏丹不仅是帝国的最高行政首领，更是最高的宗教领袖，有显赫征伐史的奥斯曼帝国军队更是以其骁勇善战和对伊斯兰教的虔诚而被称为“信仰武士”。1453年5月29日，奥斯曼苏丹“法蒂赫”(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攻下君士坦丁堡，将其改名为伊斯坦布尔并定都于此，开始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一直到17世纪，奥斯曼帝国都是地跨亚非欧三洲的伊斯兰教大帝国。
17世纪后期，帝国既需要应付来自西方哈布斯堡王朝的威胁，还要面对来自什叶派的挑战，帝国也因为宗教和保守知识分子占上风而
裹足不前。但在经过“坦齐马特”运动、“青年土耳其党人”等效果甚微的改革之后，现代化已经在土耳其生根发芽。在随之而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加入同盟国阵营作战，但最终未能逃过战败的结局。在面临民族危亡之刻，奥斯曼苏丹的软弱无能展露无遗，土耳其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开始易主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凯末尔。
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军队在击退希腊以后，开始对帝国落后和腐败的根源进行反思，并最终将矛头直指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君主神权制，于1922年起分两步先后废除了苏丹制度和哈里发制度，并于1923年10月29日正式成立土耳其共和国，定都于安卡拉，开始实施立宪民主制，土耳其从此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世俗化之路。
凯末尔深知伊斯兰教在土耳其已经不仅仅是宗教，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因此在世俗化改革中，他采取了脱胎换骨式的变革。首先，宣布撤销伊斯兰教法代之以新法，并成立隶属于总理府的宗教事务局，将世俗权力置于宗教之上。其次，在伊斯坦布尔大学开设神学院或者专门开设特殊学校来培养世俗化的神学人才。在社会习俗上，废除了传统的宗教服饰，代之以西式服装与便帽；废旧历，采用西式历法和纪元。在语言上，以新编土耳其语取代阿拉伯语和混杂突厥语。为了配合世俗化的进程，《古兰经》被翻译成新文字版，并在祈祷和布道时采用土耳其语。在所有世俗化的改革中，凯末尔都是采用颁布法令的形式，以法律的形式将改革确立下来。这种以法律手段推行的世俗化于1928年删除宪法中“伊斯兰教是国家宗教”和“教法规则则由大国民议会贯彻实施”而达到顶峰，并在1937年将以世俗化为重要内容的凯末尔主义写进宪法，至此土耳其的世俗化已基本成型。
在穆斯林占总人口99%的土耳其，凯末尔的世俗化实现了上至伊斯兰性质的君主神权制度，下到土耳其民众着装、用语等全面的去伊斯兰化，取而代之的是全面西式的世俗化体系，这除了依靠凯末尔过人的智识和魄力以外，他所领导的强有力的土耳其军队是其世俗化成功的关键支柱，更是其世俗化得以持续的守护者。在军队的支持和凯末尔的个人魅力下，迅速而又彻底的世俗化使土耳其一度成为伊斯兰世界的“明灯”，但这盏明灯在“国父”凯末尔逝世后逐渐蒙上了宗教的旧尘。
世俗化力量的式微及其与宗教的妥协
1938年凯末尔去世后，伊斯梅特·伊诺努成为土耳其第二任总统，共和人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也逐渐被打破。在1950年的大选中，反对党民主党以绝对优势单独组阁。上台后的民主党对伊斯兰教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态度，开始放宽对宗教的束缚。在民主党执政期间，土耳其政府开始允许民众用阿拉伯语做祷告，并允许新修清真寺。1950年10月，更是将宗教教育列为必修课。民主党的一系列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取悦了农村和社会底层的穆斯林，在1957年大选时取得了47%的选票，在议会中占有424个席位，比共和人民党多了200多个席位，极大地威胁了后者的政治势力。作为凯末尔****之
一的共和人民党，虽逐渐在选举中处于不利地位，但军队仍是保持土耳其世俗化最可靠的依赖。在此背景下，土耳其军队前陆军总司令杰马勒·古尔塞勒领导推翻民主党政权的军事政变，并在新宪法出台以及1961年大选、共和人民党与正义党组成联合政府之后，信守承诺迅速还政于民。
虽然在军队的干涉下，捍卫凯末尔世俗化遗产的共和人民党在失势11年以后重返土耳其政治中心，但土耳其政治中多党制趋势也愈演愈烈。面对日益激烈的党派斗争，为了争取更多选票，很多政党开始触动宗教这根最敏感的神经来赢得民众的支持。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公开表达伊斯兰教倾向的政党也开始在土耳其政坛活跃，民主行动党和民族秩序党便是最典型的例子。1971年5月21日，土耳其宪法法庭不得不宣布取缔民族秩序党。
随着民族秩序党这一宗教色彩浓厚的政党的出现，土耳其政治就像打开了的潘多拉盒子。被取缔的民族秩序党经过一番乔装打扮，以救国党的名号出现在土耳其政坛，经过1973～1979年几次波折的选举以后，救国党与正义党组成联合政府，但不到一年，便在土耳其军队“忠于凯末尔主义”的口号下被废除，救国党也在这次军事政变中被取缔。在短短3年以后，救国党又以繁荣党为名再次出现，自此繁荣党在土耳其政治中扶摇直上，并在经历1996年组阁挫折后，与正确道路党组成联合政府。因为“辛詹事件”和土耳其军队的压力，执政不到一年的联合政府垮台，总理埃尔巴坎向总统提交辞呈，繁荣党也由此被取缔。被取缔的繁荣党在经过1998年美德党的短暂过渡以后，于2001年7月8日组成以埃尔多安为主席的正义与发展党(简称正发党)，并在2002年的大选中获胜，于2003年组建新政府，埃尔多安出任总理，并分别在2007年和2011年赢得大选，单独组阁至今。连任3届总理的埃尔多安也在2014年8月10日成功当选为土耳其总统。 (罗绍琴)
索马里摩加迪沙汽车炸弹事件现场
2016年11月4日，土耳其以“煽动群众反对政府”为名逮捕属于反对党人民民主党的两位主席以及10位议会会员，在土耳其政界引起轩然大波。安卡拉、伊斯坦布爾等多个城市爆发大规模的游行抗议活动。民权活动者称这是“埃尔多安试图在国内清除民主制度的关键一步”。而早前7月15日午夜，土耳其武装部队的“一小撮”军人则封锁了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企图发动军事政变。短短几个小时之后，土耳其总理耶尔德勒姆、总统埃尔多安相继宣布挫败叛乱且土耳其局势得到控制，随后开始彻底地肃清与叛乱有关人员。这场未遂的军事政变以其僵持时间之短、政府应对手段之奇令世界咋舌。政变未遂之后，主持修改宪法的议长卡拉曼的“去世俗化”言论，更是挑动了土耳其国内敏感的神经，是坚持世俗化还是重温宗教旧梦，土耳其的未来将何去何从？
“国父”凯末尔与土耳其的世俗化
从1299年奥斯曼帝国建立开始，伊斯兰教就成为帝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奥斯曼苏丹不仅是帝国的最高行政首领，更是最高的宗教领袖，有显赫征伐史的奥斯曼帝国军队更是以其骁勇善战和对伊斯兰教的虔诚而被称为“信仰武士”。1453年5月29日，奥斯曼苏丹“法蒂赫”(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攻下君士坦丁堡，将其改名为伊斯坦布尔并定都于此，开始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一直到17世纪，奥斯曼帝国都是地跨亚非欧三洲的伊斯兰教大帝国。
17世纪后期，帝国既需要应付来自西方哈布斯堡王朝的威胁，还要面对来自什叶派的挑战，帝国也因为宗教和保守知识分子占上风而
裹足不前。但在经过“坦齐马特”运动、“青年土耳其党人”等效果甚微的改革之后，现代化已经在土耳其生根发芽。在随之而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加入同盟国阵营作战，但最终未能逃过战败的结局。在面临民族危亡之刻，奥斯曼苏丹的软弱无能展露无遗，土耳其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开始易主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凯末尔。
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军队在击退希腊以后，开始对帝国落后和腐败的根源进行反思，并最终将矛头直指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君主神权制，于1922年起分两步先后废除了苏丹制度和哈里发制度，并于1923年10月29日正式成立土耳其共和国，定都于安卡拉，开始实施立宪民主制，土耳其从此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世俗化之路。
凯末尔深知伊斯兰教在土耳其已经不仅仅是宗教，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因此在世俗化改革中，他采取了脱胎换骨式的变革。首先，宣布撤销伊斯兰教法代之以新法，并成立隶属于总理府的宗教事务局，将世俗权力置于宗教之上。其次，在伊斯坦布尔大学开设神学院或者专门开设特殊学校来培养世俗化的神学人才。在社会习俗上，废除了传统的宗教服饰，代之以西式服装与便帽；废旧历，采用西式历法和纪元。在语言上，以新编土耳其语取代阿拉伯语和混杂突厥语。为了配合世俗化的进程，《古兰经》被翻译成新文字版，并在祈祷和布道时采用土耳其语。在所有世俗化的改革中，凯末尔都是采用颁布法令的形式，以法律的形式将改革确立下来。这种以法律手段推行的世俗化于1928年删除宪法中“伊斯兰教是国家宗教”和“教法规则则由大国民议会贯彻实施”而达到顶峰，并在1937年将以世俗化为重要内容的凯末尔主义写进宪法，至此土耳其的世俗化已基本成型。
在穆斯林占总人口99%的土耳其，凯末尔的世俗化实现了上至伊斯兰性质的君主神权制度，下到土耳其民众着装、用语等全面的去伊斯兰化，取而代之的是全面西式的世俗化体系，这除了依靠凯末尔过人的智识和魄力以外，他所领导的强有力的土耳其军队是其世俗化成功的关键支柱，更是其世俗化得以持续的守护者。在军队的支持和凯末尔的个人魅力下，迅速而又彻底的世俗化使土耳其一度成为伊斯兰世界的“明灯”，但这盏明灯在“国父”凯末尔逝世后逐渐蒙上了宗教的旧尘。
世俗化力量的式微及其与宗教的妥协
1938年凯末尔去世后，伊斯梅特·伊诺努成为土耳其第二任总统，共和人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也逐渐被打破。在1950年的大选中，反对党民主党以绝对优势单独组阁。上台后的民主党对伊斯兰教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态度，开始放宽对宗教的束缚。在民主党执政期间，土耳其政府开始允许民众用阿拉伯语做祷告，并允许新修清真寺。1950年10月，更是将宗教教育列为必修课。民主党的一系列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取悦了农村和社会底层的穆斯林，在1957年大选时取得了47%的选票，在议会中占有424个席位，比共和人民党多了200多个席位，极大地威胁了后者的政治势力。作为凯末尔****之
一的共和人民党，虽逐渐在选举中处于不利地位，但军队仍是保持土耳其世俗化最可靠的依赖。在此背景下，土耳其军队前陆军总司令杰马勒·古尔塞勒领导推翻民主党政权的军事政变，并在新宪法出台以及1961年大选、共和人民党与正义党组成联合政府之后，信守承诺迅速还政于民。
虽然在军队的干涉下，捍卫凯末尔世俗化遗产的共和人民党在失势11年以后重返土耳其政治中心，但土耳其政治中多党制趋势也愈演愈烈。面对日益激烈的党派斗争，为了争取更多选票，很多政党开始触动宗教这根最敏感的神经来赢得民众的支持。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公开表达伊斯兰教倾向的政党也开始在土耳其政坛活跃，民主行动党和民族秩序党便是最典型的例子。1971年5月21日，土耳其宪法法庭不得不宣布取缔民族秩序党。
随着民族秩序党这一宗教色彩浓厚的政党的出现，土耳其政治就像打开了的潘多拉盒子。被取缔的民族秩序党经过一番乔装打扮，以救国党的名号出现在土耳其政坛，经过1973～1979年几次波折的选举以后，救国党与正义党组成联合政府，但不到一年，便在土耳其军队“忠于凯末尔主义”的口号下被废除，救国党也在这次军事政变中被取缔。在短短3年以后，救国党又以繁荣党为名再次出现，自此繁荣党在土耳其政治中扶摇直上，并在经历1996年组阁挫折后，与正确道路党组成联合政府。因为“辛詹事件”和土耳其军队的压力，执政不到一年的联合政府垮台，总理埃尔巴坎向总统提交辞呈，繁荣党也由此被取缔。被取缔的繁荣党在经过1998年美德党的短暂过渡以后，于2001年7月8日组成以埃尔多安为主席的正义与发展党(简称正发党)，并在2002年的大选中获胜，于2003年组建新政府，埃尔多安出任总理，并分别在2007年和2011年赢得大选，单独组阁至今。连任3届总理的埃尔多安也在2014年8月10日成功当选为土耳其总统。 (罗绍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