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的秘辛往事(4)
面对1万余箱文物，工作人员只能是夜以继日地埋头打包，谁也不知上海能顶住炮火多久，日本人何时会进攻南京。为了确保西迁文物的安全，工作人员根据文物材质的不同，反复推敲和研究采用何种材料、方法或手段能够确保无虞。众所周知，古籍字画怕火、怕受潮、怕虫蛀，工作人员于是特别注意防潮，而且与装运其他文物的木箱不同，装运古籍的箱子用的是铁皮箱。
贵州文物接驳装车情形，车厢上有“贵州公路局”字样
1937年，首批西迁文物从南京码头起航
, 百拇医药
川陕公路上，北路文物运输车队向成都艰难地前行
在众多文物中，瓷器和玉器是所有文物中打包难度最大的一类，因为它们是易碎品，因此对打包的要求极高。为了确保这类文物的安全，中央博物院特意从南京古玩市场上买来一些崭新的瓷器，然后尝试运用各种方法进行保护性包装、装箱，并对箱体进行加固；然后反复进行测试，把箱子从几层楼的高度扔下来，看箱子和箱子里的瓷器是否有所损坏。因为这些瓷器都是国宝级的珍品，属于不可再生资源，损坏一点点都是无法估量的。经过反复试验，人们终于寻找到了保护瓷器最佳的方法。首先，要在箱底用棉花铺上好几层，防止文物表面出现划痕；然后，用纸张将文物裹好，纸张的外面还要使用稻草捆扎结实；待文物放妥后，再使用稻草塞满箱子里的每一个空隙，最后加固箱子。中央博物院就是采用这样的方式，在短短数月内，将几十万件文物全部打包完毕。如今，这些西迁时的268个大木箱就像艺术品一样，整齐地摆放在南京博物院内，向人们默默讲述着那段过往的历史，这些木箱上还清晰地贴着当年故宫博物院、北平古物陈列所以及中央博物院等单位的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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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文物大迁徙就此拉开帷幕。这些文物大致分三路运出：南路文物共计80箱，自南京启运后，经汉口、长沙、贵阳，运抵安顺，并存放在安顺华严洞内，1944年底又抢运至四川巴县；中路文物共计9331箱，自南京启运后，经武汉、汉口、宜昌，抵达重庆，后又转移至四川乐山县；北路文物共计7287箱，自南京启运后，北上徐州，再经陇海线到宝鸡，后迁至汉中，又抢运至成都，最后运至四川峨嵋县。西迁途中主要靠手推车和人力扛运文物，船队在湍急的长江中上游流域几次遇险翻船，汽车运输文物时遇公路被冲毁或过河无桥……庆幸的是这些文物并未丢失或损坏，堪称奇迹，世人谓之“文军西征”。
文物西迁过程，可谓步步惊心。文物工作者既要冒着被敌机轰炸的危险，又要面对土匪、日本特务的觊觎，还要克服山路崎岖、激流暗礁等恶劣的自然环境。他们不顾个人安危，誓死护送国宝运抵西南大后方，不少随行人员牺牲在西迁的路上，为保护中华民族的瑰宝献出了生命。抗战期间，文物转运至大后方时，并未停止展览。1940年初，故宫博物院南路部分随迁文物就赴苏联莫斯科、列宁格勒参加“中国艺术展览会”。1942年底，故宫博物院的部分随迁文物又参加了中央图书馆重庆分馆举办的第三届全国美术展览会。1943年12月至1944年4月，马衡院长为激励战时民心士气，从随迁文物中择取部分书画名作，分别在重庆中央图书馆及贵州省立艺术馆举辦了“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书画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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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随即准备复员。不久，故宫博物院的西迁文物按照巴县、峨嵋、乐山的顺序，先在重庆集中，然后再循水路一路运至南京，全部归运工作于1947年方才结束。1946年文物回迁之时，故宫博物院为了答谢四川民众为保护文物所做出的贡献，特从藏于乐山的文物中择取历代书画精品，在成都民众教育馆内举办大型展览，报媒盛赞为“文化史上的一大盛事”。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趁势占领北平。缘于故宫博物院内的精品文物早已南迁，所以留守在北平的文物总量并不多。所幸的是，在中日战事对决过程中，故宫大殿及其他不可移动文物并未遭受战火的摧残。当时，故宫博物院总务处处长张庭济受马衡院长委托留守北平，负责典守之职。为了尽可能保全北平故宫博物院，以免被日伪政权强行接收，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一是使用行政命令方式，密令留守职员看管好日伪统治下的北平故宫博物院；二是通过修改故宫博物院组织条例，冀望用法律的方式强化对北平留守人员的监督指导。按照有关规定，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的改选以及故宫博物院的重大人事任免必须要得到行政院的首肯，否则视为非法。据此，日伪政权选出的理事或监事，自然毫无合法性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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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沦陷后，景山、太庙、皇史宬和大高殿等文化单位作为故宫博物院的分院，依然听从故宫博物院的统一指令。出于安全着想，在沦陷初期，上述机构一度关闭。后来，日军强占大高殿用作军事用途，并设立了指挥所和兵营等军事设施。不久，日军又瞄准了景山的有利地形，企图以此俯瞰和监视整个北京城。然而，在故宫博物院的强烈反对与日伪政权的敷衍下不得不作罢。
尽管大量精品文物已悉数南迁，但仍有不少文物留守在北平。其中，古物陈列所就有大量唐宋元明时代的珍贵书画滞留在北平。事实上，日本人早就觊觎中国的名贵书画，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日本特务就暗中调查中国书画藏品的数量及品质等。不少利欲熏心之人，就盗卖国宝给日本人，以致不少名画流失海外。为了严防上述情况，黄宾虹、张大千、于非闇等书画名家就向古物陈列所所长钱桐建议在所内成立国画研究馆，名义上是传习绘画，实际是组织人员对古画进行秘密临摹，以防日本人掠夺。, 百拇医药(暨江)
贵州文物接驳装车情形，车厢上有“贵州公路局”字样
1937年，首批西迁文物从南京码头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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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陕公路上，北路文物运输车队向成都艰难地前行
在众多文物中，瓷器和玉器是所有文物中打包难度最大的一类，因为它们是易碎品，因此对打包的要求极高。为了确保这类文物的安全，中央博物院特意从南京古玩市场上买来一些崭新的瓷器，然后尝试运用各种方法进行保护性包装、装箱，并对箱体进行加固；然后反复进行测试，把箱子从几层楼的高度扔下来，看箱子和箱子里的瓷器是否有所损坏。因为这些瓷器都是国宝级的珍品，属于不可再生资源，损坏一点点都是无法估量的。经过反复试验，人们终于寻找到了保护瓷器最佳的方法。首先，要在箱底用棉花铺上好几层，防止文物表面出现划痕；然后，用纸张将文物裹好，纸张的外面还要使用稻草捆扎结实；待文物放妥后，再使用稻草塞满箱子里的每一个空隙，最后加固箱子。中央博物院就是采用这样的方式，在短短数月内，将几十万件文物全部打包完毕。如今，这些西迁时的268个大木箱就像艺术品一样，整齐地摆放在南京博物院内，向人们默默讲述着那段过往的历史，这些木箱上还清晰地贴着当年故宫博物院、北平古物陈列所以及中央博物院等单位的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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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再度万里迁运
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文物大迁徙就此拉开帷幕。这些文物大致分三路运出：南路文物共计80箱，自南京启运后，经汉口、长沙、贵阳，运抵安顺，并存放在安顺华严洞内，1944年底又抢运至四川巴县；中路文物共计9331箱，自南京启运后，经武汉、汉口、宜昌，抵达重庆，后又转移至四川乐山县；北路文物共计7287箱，自南京启运后，北上徐州，再经陇海线到宝鸡，后迁至汉中，又抢运至成都，最后运至四川峨嵋县。西迁途中主要靠手推车和人力扛运文物，船队在湍急的长江中上游流域几次遇险翻船，汽车运输文物时遇公路被冲毁或过河无桥……庆幸的是这些文物并未丢失或损坏，堪称奇迹，世人谓之“文军西征”。
文物西迁过程，可谓步步惊心。文物工作者既要冒着被敌机轰炸的危险，又要面对土匪、日本特务的觊觎，还要克服山路崎岖、激流暗礁等恶劣的自然环境。他们不顾个人安危，誓死护送国宝运抵西南大后方，不少随行人员牺牲在西迁的路上，为保护中华民族的瑰宝献出了生命。抗战期间，文物转运至大后方时，并未停止展览。1940年初，故宫博物院南路部分随迁文物就赴苏联莫斯科、列宁格勒参加“中国艺术展览会”。1942年底，故宫博物院的部分随迁文物又参加了中央图书馆重庆分馆举办的第三届全国美术展览会。1943年12月至1944年4月，马衡院长为激励战时民心士气，从随迁文物中择取部分书画名作，分别在重庆中央图书馆及贵州省立艺术馆举辦了“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书画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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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随即准备复员。不久，故宫博物院的西迁文物按照巴县、峨嵋、乐山的顺序，先在重庆集中，然后再循水路一路运至南京，全部归运工作于1947年方才结束。1946年文物回迁之时，故宫博物院为了答谢四川民众为保护文物所做出的贡献，特从藏于乐山的文物中择取历代书画精品，在成都民众教育馆内举办大型展览，报媒盛赞为“文化史上的一大盛事”。
秘密临摹古画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趁势占领北平。缘于故宫博物院内的精品文物早已南迁，所以留守在北平的文物总量并不多。所幸的是，在中日战事对决过程中，故宫大殿及其他不可移动文物并未遭受战火的摧残。当时，故宫博物院总务处处长张庭济受马衡院长委托留守北平，负责典守之职。为了尽可能保全北平故宫博物院，以免被日伪政权强行接收，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一是使用行政命令方式，密令留守职员看管好日伪统治下的北平故宫博物院；二是通过修改故宫博物院组织条例，冀望用法律的方式强化对北平留守人员的监督指导。按照有关规定，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的改选以及故宫博物院的重大人事任免必须要得到行政院的首肯，否则视为非法。据此，日伪政权选出的理事或监事，自然毫无合法性可言。
, 百拇医药
北平沦陷后，景山、太庙、皇史宬和大高殿等文化单位作为故宫博物院的分院，依然听从故宫博物院的统一指令。出于安全着想，在沦陷初期，上述机构一度关闭。后来，日军强占大高殿用作军事用途，并设立了指挥所和兵营等军事设施。不久，日军又瞄准了景山的有利地形，企图以此俯瞰和监视整个北京城。然而，在故宫博物院的强烈反对与日伪政权的敷衍下不得不作罢。
尽管大量精品文物已悉数南迁，但仍有不少文物留守在北平。其中，古物陈列所就有大量唐宋元明时代的珍贵书画滞留在北平。事实上，日本人早就觊觎中国的名贵书画，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日本特务就暗中调查中国书画藏品的数量及品质等。不少利欲熏心之人，就盗卖国宝给日本人，以致不少名画流失海外。为了严防上述情况，黄宾虹、张大千、于非闇等书画名家就向古物陈列所所长钱桐建议在所内成立国画研究馆，名义上是传习绘画，实际是组织人员对古画进行秘密临摹，以防日本人掠夺。, 百拇医药(暨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