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儿童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2)
(三)城乡家庭儿童青少年父母教养方式的性别与身份的交互分析
以上分别分析了城乡儿童青少年父母教养方式的身份、性别差异,那么身份、性别这两个因素之间是否可以交互影响呢?为了了解身份、性别之间是否产生交互作用,本研究用F检验方式对两类家庭的身份、性别的教养方式进行交互分析。具体分析结果如下表:
表4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父母教养方式的性别与身份交互分析表
注:2.574~2.559、0.079~0.111为模型调整结果
从上面的分析表中,我们可以发现,城乡儿童青少年父母的教养方式中的性别与身份的交互作用的显著性均高于0.05,相对而言,父亲过分干涉、父亲过度保护这两个维度的显著性较低,但是仍然显示城乡儿童青少年的性别与身份的交互作用不显著,缺乏统计学上的分析意义。
(四)结论
通过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EMBU)的数据处理和分析,发现流动儿童父母与本地儿童父母教养方式主要在父母的情感温暖理解与父亲的惩罚严厉程度方面具有较大的显著差异。而流动儿童与本地儿童父母教养方式在性别差异在本此研究中未显著体现,并且其身份与性别的交互作用也不明显。因此,流动儿童父母的教养方式与本地儿童父母的教养方式存在差异,然而流动儿童父母和本地儿童父母的教养方式的性别差异并不显著,而且性别与身份这两个维度之间也不存在交互作用。
四、现象原因分析
在以上的数据处理和分析中,我们发现城乡儿童青少年父母教养方式的差异主要存在于身份上的区别,并且集中于父母的情感温暖理解与父亲的惩罚严厉程度这两个方面。这个结论与应湘、叶小红等人的研究结论一致,说明城乡父母教养方式存在差异,并且这也是对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一个结果显现。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城乡经济差异是引起教养方式差异的客观因素
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作为任何生存的前提和保障,对家庭的生存条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也是无法回避的客观因素。众所周知,我国具有城乡二元性结构的特征,在我国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中产生着深刻的影响,甚至逐渐成为发展和稳定的瓶颈。正如塞缪尔·P·亨廷顿所言:在经历着飞速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国家所具有的一个共同而突出的特征,那就是城乡之间的差距,而这正是这些国家社会政治不安定的主要根源。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村处于相对落后的境地,这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镇。当然,在这样的前提下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城市的建筑、建材、采掘、加工制造等行业,显然,他们在城市中的工资待遇和社会地位并不理想。由此可见,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从根本上制约着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生存和发展,对其子女的家庭教养方式也产生了潜在却客观的影响。
首先,流动家庭的生存条件较为艰难,他们为了维持在城市的生存,父母必须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工作和生存上。因此,拮据的家庭经济和沉重的生存负担会对家长形成较大的心理压力。在这种经济压力之下,他们不仅没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表达对子女的温暖理解的情感,而且还往往容易采取简单、消极的教养方式,甚至把“惩罚”作为自己释放心理压力的手段。
其次,流动家庭的家教时间极少,缺少必要的家庭沟通,因此父母与子女之间无法建立良好的家庭沟通机制,这势必导致父母特别是父亲对子女单向的管教。当然,这样的管教往往采取“惩罚”而非“鼓励”的方法。另外,由于家庭沟通机制的缺失,往往导致父母不善于表达自己对子女的情感。
因此,经济条件差异虽然不是引起城乡父母教养方式差异的根本因素,然而却是形成此差异的不可回避的客观原因。
(二)父母个人观念、修养是引起教养方式差异的主导因素
就目前而言,绝大多数流动儿童青少年的父母自身文化程度并不高,因此学习科学教养方式的机会比较少。潘玉进等人的研究表明:父母的养育方式与其文化程度密切相关。
一方面,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父母更能自觉地学习家庭教育知识,并在教育孩子中更为理智,更注重科学的教养方法;而文化程度较低的父母则接触科学教养方式的机会较少,因此在教育中的主观性和盲目性也就较大。
另一方面,文化程度较低的父母教育观念滞后。文化程度较高的父母能够正确认识传统的教养观念,而文化程度较低的父母则可能会盲目信奉传统的教养观念,如“打是疼,骂是爱”、“棍棒底下出孝子”这样的传统观念被他们奉为育子的金科玉律,因此会采用“严厉的惩罚”手段来教育子女,而缺乏具有感情色彩的沟通和交流。
由此可见,文化程度的确与父母的教养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而由城乡二元体制所导致的教育资源的失衡,使目前的流动农民工处于较低的文化水平状态,因此也是形成城乡教养方式差异的一个主导性的因素。
(三)流动性是引起教养方式差异的直接因素
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堪称一场巨大的社会变迁,是我国历史上一次规模最为宏大的社会流动,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所发生的流动性势必带有其特殊性,并且对流动人口的方方面面产生着直接的影响。正如有位学者指出,流动人口数量增多在给城市就业增加压力的同时,其自身也承担着生存、风险、就业、心理等层面的流动成本。另外还有许多研究表明,许多家庭的社会、经济和心理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父母的教养行为和亲子关系。
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在家庭关系上有所转变,传统农村家庭以父权为其基本特征。而进入城市后,家庭结构核心化,家庭成员互动频率增加,亲子交流更为频繁。因此,在父权特征仍占据父母意识的同时,增加了亲子交流的频率,因此父子对孩子的“惩罚”可能更为严厉。
此外,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流动家长如何对子女进行家庭教育必然会受到其所认同的文化的影响。在家庭教育方法、手段的选择问题上,既受到原来农村传统文化的影响,又受到现代城市文化的影响。因此,既有传统和现代之争,又有封闭和开放之别,也有被动和主动之分。这些都是流动人口区别于农村人口或是城市人口的特征,这些流动性往往会增加流动人口的流动压力。
况且,正如上文中所分析的,流动人口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当他们面临如此多样化的选择时,往往会陷入一种迷茫的状态。这往往成为流动父母放弃教育方法和手段选择的直接原因,他们或是放弃对子女的家庭教育和情感交流,或是采用“惩罚”等手段,对子女进行“严厉管教”。
从以上阐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在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现状下,城乡父母教养方式的差异由众多的因素造成。其中,城乡经济差异、城乡父母个人观念与修养、流动家庭的流动特性是较为显著的原因,我们应该对此加以关注和研究。
五、对策分析
曹晓刚等学者很早就提出父母的教养观念、方式、态度和行为是儿童心理、行为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探讨关于如何弥补流动儿童父母教养方式的不足,以促进流动儿童的身心发展的问题将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政府对此应该引起高度关注。城乡经济差异是引起教养方式差异的客观因素,换言之,城乡二元结构是引发这个问题的主要因素。因此,应该从宏观的政策支持、制度支撑等层面来改善城乡之间的差距,给流动儿童及其父母营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生存环境。另外,政府应该关注社会组织和机构来推动这个群体的服务和帮助。
其次,社会力量的介入十分必要。在子女教养问题上,与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不同,流动人口在家庭教育的责任承担上具有明显的内部性,即责任更多地表现为家庭责任而不是社会责任和政府责任。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也几乎不强调社会责任。当然,家庭教养问题在责任承担上的内部性是与其特点和本质分不开的,家庭教养内部性的强调可以促使父母更加重视和关注子女的发展。但是,社会力量可以弥补政府、市场、家庭所不能满足的漏洞,特别对于流动人口这样一个弱势群体而言,社会不能将其子女的家庭教养问题当作“家务事”而不闻不问。社会力量必须承担起弱势家庭无法承担的子女教养问题,协助流动儿童父母进行正确、科学的家庭教养,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以促进流动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
再次,从学校层面而言,学校应该关注流动儿童青少年与本地儿童青少年的差异,寻找流动儿童青少年的特殊性,以针对这些特殊性提供符合其需求的、个性化的教育与服务。并且,学校不应仅就流动儿童层面开展工作,还可以把工作面扩展到流动儿童的父母层面,开展关于家庭教养的培训。这不仅能使流动儿童父母认识到适合其孩子的教养方式,而且还可以结合学校教育,使家庭教育更具有社会性。(稿件编号:100115004)
参考文献:
[1]李鹤.父母教养方式与儿童的心理发展研究综述[J].中国家庭教育,2006,(1).
[2]岳冬梅等.父母教养方式:EMBU的初步修订及其在神经症患者的应用[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3,(3).
[3]潘玉进.父母教养方式与小学中高年级学生孤独感的调查研究[J].温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12).
[4]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三联出版社,1988.
[5]帅庆.论流动人口家庭文化对子女家庭教育的影响[J].青年探索,2008,(3).
[6]应湘,叶小红.外来工与城市居民家庭父母教育模式的调查研究[J].教育导刊,2007,(9) .
[7]杨云云,等.儿童青少年父母教养方式的城乡比较[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6).
(作者单位: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编辑/于 洪 终校/何 妍 (陈丹群)
以上分别分析了城乡儿童青少年父母教养方式的身份、性别差异,那么身份、性别这两个因素之间是否可以交互影响呢?为了了解身份、性别之间是否产生交互作用,本研究用F检验方式对两类家庭的身份、性别的教养方式进行交互分析。具体分析结果如下表:
表4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父母教养方式的性别与身份交互分析表
注:2.574~2.559、0.079~0.111为模型调整结果
从上面的分析表中,我们可以发现,城乡儿童青少年父母的教养方式中的性别与身份的交互作用的显著性均高于0.05,相对而言,父亲过分干涉、父亲过度保护这两个维度的显著性较低,但是仍然显示城乡儿童青少年的性别与身份的交互作用不显著,缺乏统计学上的分析意义。
(四)结论
通过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EMBU)的数据处理和分析,发现流动儿童父母与本地儿童父母教养方式主要在父母的情感温暖理解与父亲的惩罚严厉程度方面具有较大的显著差异。而流动儿童与本地儿童父母教养方式在性别差异在本此研究中未显著体现,并且其身份与性别的交互作用也不明显。因此,流动儿童父母的教养方式与本地儿童父母的教养方式存在差异,然而流动儿童父母和本地儿童父母的教养方式的性别差异并不显著,而且性别与身份这两个维度之间也不存在交互作用。
四、现象原因分析
在以上的数据处理和分析中,我们发现城乡儿童青少年父母教养方式的差异主要存在于身份上的区别,并且集中于父母的情感温暖理解与父亲的惩罚严厉程度这两个方面。这个结论与应湘、叶小红等人的研究结论一致,说明城乡父母教养方式存在差异,并且这也是对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一个结果显现。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城乡经济差异是引起教养方式差异的客观因素
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作为任何生存的前提和保障,对家庭的生存条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也是无法回避的客观因素。众所周知,我国具有城乡二元性结构的特征,在我国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中产生着深刻的影响,甚至逐渐成为发展和稳定的瓶颈。正如塞缪尔·P·亨廷顿所言:在经历着飞速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国家所具有的一个共同而突出的特征,那就是城乡之间的差距,而这正是这些国家社会政治不安定的主要根源。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村处于相对落后的境地,这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镇。当然,在这样的前提下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城市的建筑、建材、采掘、加工制造等行业,显然,他们在城市中的工资待遇和社会地位并不理想。由此可见,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从根本上制约着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生存和发展,对其子女的家庭教养方式也产生了潜在却客观的影响。
首先,流动家庭的生存条件较为艰难,他们为了维持在城市的生存,父母必须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工作和生存上。因此,拮据的家庭经济和沉重的生存负担会对家长形成较大的心理压力。在这种经济压力之下,他们不仅没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表达对子女的温暖理解的情感,而且还往往容易采取简单、消极的教养方式,甚至把“惩罚”作为自己释放心理压力的手段。
其次,流动家庭的家教时间极少,缺少必要的家庭沟通,因此父母与子女之间无法建立良好的家庭沟通机制,这势必导致父母特别是父亲对子女单向的管教。当然,这样的管教往往采取“惩罚”而非“鼓励”的方法。另外,由于家庭沟通机制的缺失,往往导致父母不善于表达自己对子女的情感。
因此,经济条件差异虽然不是引起城乡父母教养方式差异的根本因素,然而却是形成此差异的不可回避的客观原因。
(二)父母个人观念、修养是引起教养方式差异的主导因素
就目前而言,绝大多数流动儿童青少年的父母自身文化程度并不高,因此学习科学教养方式的机会比较少。潘玉进等人的研究表明:父母的养育方式与其文化程度密切相关。
一方面,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父母更能自觉地学习家庭教育知识,并在教育孩子中更为理智,更注重科学的教养方法;而文化程度较低的父母则接触科学教养方式的机会较少,因此在教育中的主观性和盲目性也就较大。
另一方面,文化程度较低的父母教育观念滞后。文化程度较高的父母能够正确认识传统的教养观念,而文化程度较低的父母则可能会盲目信奉传统的教养观念,如“打是疼,骂是爱”、“棍棒底下出孝子”这样的传统观念被他们奉为育子的金科玉律,因此会采用“严厉的惩罚”手段来教育子女,而缺乏具有感情色彩的沟通和交流。
由此可见,文化程度的确与父母的教养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而由城乡二元体制所导致的教育资源的失衡,使目前的流动农民工处于较低的文化水平状态,因此也是形成城乡教养方式差异的一个主导性的因素。
(三)流动性是引起教养方式差异的直接因素
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堪称一场巨大的社会变迁,是我国历史上一次规模最为宏大的社会流动,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所发生的流动性势必带有其特殊性,并且对流动人口的方方面面产生着直接的影响。正如有位学者指出,流动人口数量增多在给城市就业增加压力的同时,其自身也承担着生存、风险、就业、心理等层面的流动成本。另外还有许多研究表明,许多家庭的社会、经济和心理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父母的教养行为和亲子关系。
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在家庭关系上有所转变,传统农村家庭以父权为其基本特征。而进入城市后,家庭结构核心化,家庭成员互动频率增加,亲子交流更为频繁。因此,在父权特征仍占据父母意识的同时,增加了亲子交流的频率,因此父子对孩子的“惩罚”可能更为严厉。
此外,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流动家长如何对子女进行家庭教育必然会受到其所认同的文化的影响。在家庭教育方法、手段的选择问题上,既受到原来农村传统文化的影响,又受到现代城市文化的影响。因此,既有传统和现代之争,又有封闭和开放之别,也有被动和主动之分。这些都是流动人口区别于农村人口或是城市人口的特征,这些流动性往往会增加流动人口的流动压力。
况且,正如上文中所分析的,流动人口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当他们面临如此多样化的选择时,往往会陷入一种迷茫的状态。这往往成为流动父母放弃教育方法和手段选择的直接原因,他们或是放弃对子女的家庭教育和情感交流,或是采用“惩罚”等手段,对子女进行“严厉管教”。
从以上阐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在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现状下,城乡父母教养方式的差异由众多的因素造成。其中,城乡经济差异、城乡父母个人观念与修养、流动家庭的流动特性是较为显著的原因,我们应该对此加以关注和研究。
五、对策分析
曹晓刚等学者很早就提出父母的教养观念、方式、态度和行为是儿童心理、行为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探讨关于如何弥补流动儿童父母教养方式的不足,以促进流动儿童的身心发展的问题将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政府对此应该引起高度关注。城乡经济差异是引起教养方式差异的客观因素,换言之,城乡二元结构是引发这个问题的主要因素。因此,应该从宏观的政策支持、制度支撑等层面来改善城乡之间的差距,给流动儿童及其父母营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生存环境。另外,政府应该关注社会组织和机构来推动这个群体的服务和帮助。
其次,社会力量的介入十分必要。在子女教养问题上,与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不同,流动人口在家庭教育的责任承担上具有明显的内部性,即责任更多地表现为家庭责任而不是社会责任和政府责任。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也几乎不强调社会责任。当然,家庭教养问题在责任承担上的内部性是与其特点和本质分不开的,家庭教养内部性的强调可以促使父母更加重视和关注子女的发展。但是,社会力量可以弥补政府、市场、家庭所不能满足的漏洞,特别对于流动人口这样一个弱势群体而言,社会不能将其子女的家庭教养问题当作“家务事”而不闻不问。社会力量必须承担起弱势家庭无法承担的子女教养问题,协助流动儿童父母进行正确、科学的家庭教养,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以促进流动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
再次,从学校层面而言,学校应该关注流动儿童青少年与本地儿童青少年的差异,寻找流动儿童青少年的特殊性,以针对这些特殊性提供符合其需求的、个性化的教育与服务。并且,学校不应仅就流动儿童层面开展工作,还可以把工作面扩展到流动儿童的父母层面,开展关于家庭教养的培训。这不仅能使流动儿童父母认识到适合其孩子的教养方式,而且还可以结合学校教育,使家庭教育更具有社会性。(稿件编号:100115004)
参考文献:
[1]李鹤.父母教养方式与儿童的心理发展研究综述[J].中国家庭教育,2006,(1).
[2]岳冬梅等.父母教养方式:EMBU的初步修订及其在神经症患者的应用[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3,(3).
[3]潘玉进.父母教养方式与小学中高年级学生孤独感的调查研究[J].温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12).
[4]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三联出版社,1988.
[5]帅庆.论流动人口家庭文化对子女家庭教育的影响[J].青年探索,2008,(3).
[6]应湘,叶小红.外来工与城市居民家庭父母教育模式的调查研究[J].教育导刊,2007,(9) .
[7]杨云云,等.儿童青少年父母教养方式的城乡比较[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6).
(作者单位: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编辑/于 洪 终校/何 妍 (陈丹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