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孔识别的眼动模式研究述评(2)
Miellet，Vizioli，He，Zhou和Caldara(2013)的研究更深入地探讨了东西方人在面孔识别眼动模式上的差异。他们采用了扩展的聚光灯(Expand，ing Spotlight)技术发现东方被试确实更多从鼻子区域采集信息，西方被试更多从眼睛区域采集信息，而且东西方被试采集信息的差异不仅表现在数量上也表现在质量上，西方被试更多抽取面孔的局部的高频空间信息，而东方被试则更多抽取面孔整体的低频空间信息。这一研究再次证明了对面孔的识别和加工并不是只有一种独特的方法，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会采用灵活的策略而达到同样好的识别效果。
Kelly等人(2010)和Caldara等人(2011)的研究得到了基本一致的结论——单纯用文化环境因素来解释东西方被试的眼动模式差异是不够的，除了文化环境之外，还有更根本的作用机制(比如遗传因素)在影响面孔识别过程。也有研究者选择了东西方文化交汇的特殊地点。考察了在面孔识别中遗传与环境的复杂交互作用。Tan等人(Tan，Stephen，Whitehead，&Sheppard，2012)考察了马来西亚的华裔大学生识别东亚人、白人和非洲人面孔时的眼动情况，发现这些被试对于这三类面孔的注视都采用了混合策略，即他们对所有面孔的注视模式都是注视眼睛和鼻子多于嘴巴。马来西亚的华裔被试采用的整合策略使得他们在识别东西方面孔时都具有优势，这也表明不同文化群体的注视模式差异是多样化的。今后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环境因素和个体经验是如何共同影响视觉加工机制的。
2、不同种族面孔识别的眼动模式
尽管人们都是面孔识别的专家，但是大多数人对本族面孔的识别与再认显著好于异族面孔。对本族面孔加工的偏向，被称为异族效应(other-Faceeffect)。异族效应稳定地表现在面孔加工的多个方面——对异族面孔的记忆效果更差(Meissner&Brigham，2001)、对异族面孔的区分能力更差(Byatt&Rhodes，2004)、对异族面孔的变化更难觉察(Humphreys，Hodsoll，&Camobell，2005)以及对异族面孔的年龄和性别的判断准确度更差(Dehon&Bredart，2001；OToole，Peterson，&Deffenbacher，1996)。目前，对于异族效应的理论解释主要有下面几种不同的观点：①异族面孔加工较差是由于个体接触异族面孔的经验相对缺乏(Goldstone，2003)，经验的缺乏又导致了异族面孔的表征与储存在心理空间中的密集程度较大(Bv-att&Rhodes，2004)；②由于群体内偏向，人们对本族面孔的编码更加准确并且集中于加工他们的个体化特征(sporer，2001)；③人们对本族面孔加工的整体性要好于异族面孔(Michel，Rossion，Han，Chung，&Caldara，2006)。
Liu等人(2011)研究了4至9个月的中国婴儿对交替呈现的亚洲面孔和高加索面孔的眼动注视模式，结果发现4到9个月的中国婴儿对本族和异族面孔的总体注视时间没有差异，而且都是表现出对上半部分面孔的注视时间多于下半部分，对于右半部分面孔的注视时间多于左半部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中国婴儿对高加索人面孔鼻子区域的注视时间会显著下降，而对本族面孔的鼻子区域的注视时间则没有显著变化。整体看，4至9个月的中国婴儿对本族和异族面孔的注视模式差异集中体现在鼻子区域。Wheeler等人(2011)考察了6到10个月的高加索白人婴儿对动态呈现的本族面孔和异族面孔(非洲面孔)的眼动注视模式。结果发现，虽然婴儿注视本族面孔与异族面孔的总体时间没有显著差异，但是随着婴儿年龄的增长，婴儿对本族面孔的眼睛区域的注视时间变长，对本族面孔嘴巴区域的注视时间变少。
比较Wheeler等人(2011)研究中发现的西方白人儿童对本族和异族面孔的注视模式的差异以及Liu等人(2011)发现的中国婴儿所表现出的对本族和异族面孔的注视模式的差异，可以发现这种东西方儿童的注视模式的差异与前文所述的东西方人普遍的注视模式的差异是一致的，即东方人集中于注视鼻子区域，而西方人主要注视眼睛和嘴巴区域的。由此可见，东西方人之间的注视模式的差异在6-10个月的婴儿身上已经有所体现，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大，婴儿对于本族和异族面孔的差异逐渐突出。据此可以推测面孔识别的眼动模式东西方差异的原因中既有先天的因素，也有后天教育的影响。
Wu，Laeng和Magnussen(2012)采用眼动追踪技术考察了高加索被试对东西方面孔进行记忆时是否存在不同的眼动模式。结果发现，高加索被试表现出了典型的异族效应，他们对本族和异族面孔识别时的眼动编码方式和瞳孔直径都有差异。对本族面孔进行加工时，扫描活动更活跃，有更多短的注视点和更高的眼跳频率。上述这些眼动指标都表明在注视本族面孔时，人们更多地在不同的面部特征之间进行转换，即试图更多地进行构形信息加工，而相应的对异族面孔的整体性加工则表现的较少。他们的研究也发现被试在观看异族面孔时比观看本族面孔时的瞳孔直径要大，这表明在加工异族面孔时可能有更大的认知负荷。
Fu，Hu，Wang，Quinn和Lee(2012)考察中国成人被试记忆并再认异族(高加索白人)和本族面孔时的眼动模式的异同。他们发现无论是在记忆还是再认阶段，中国成人对本族面孔的鼻子和嘴巴区域注视更多，却更多地注视异族面孔的眼睛区域。Fu等人(2012)的研究结论与Blais等人(2008)的研究结论并不完全一致，后者并没有发现中国成年被试对本族和异族(高加索)面孔的注视模式的差异，这两项研究结论不一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选取的被试样本对异族面孔的接触经验存在显著差异。王乾东。胡超和傅根跃(2013)发现中国的幼儿和成人一样，在面孔识别的眼动模式上都表现出了异族效应：中国幼儿对本族面孔更多注视鼻子和嘴巴区域，而对异族面孔更多注视眼睛区域；并且相对于成人，幼儿在加工面孔时更倾向于注视面孔的眼睛部分，进行局部加工。他们提出这种对本族面孔和异族面孔的注视策略的差异可以部分地用专家一新手理论去解释：对本族面孔更多的视觉经验将人们塑造成本族面孔加工的专家，从而对本族面孔更多地采取以鼻子为中心的整体化视觉加工策略，而对异族面孔则更多采用分析型的局部加工策略。 (杨青 闫国利)
Kelly等人(2010)和Caldara等人(2011)的研究得到了基本一致的结论——单纯用文化环境因素来解释东西方被试的眼动模式差异是不够的，除了文化环境之外，还有更根本的作用机制(比如遗传因素)在影响面孔识别过程。也有研究者选择了东西方文化交汇的特殊地点。考察了在面孔识别中遗传与环境的复杂交互作用。Tan等人(Tan，Stephen，Whitehead，&Sheppard，2012)考察了马来西亚的华裔大学生识别东亚人、白人和非洲人面孔时的眼动情况，发现这些被试对于这三类面孔的注视都采用了混合策略，即他们对所有面孔的注视模式都是注视眼睛和鼻子多于嘴巴。马来西亚的华裔被试采用的整合策略使得他们在识别东西方面孔时都具有优势，这也表明不同文化群体的注视模式差异是多样化的。今后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环境因素和个体经验是如何共同影响视觉加工机制的。
2、不同种族面孔识别的眼动模式
尽管人们都是面孔识别的专家，但是大多数人对本族面孔的识别与再认显著好于异族面孔。对本族面孔加工的偏向，被称为异族效应(other-Faceeffect)。异族效应稳定地表现在面孔加工的多个方面——对异族面孔的记忆效果更差(Meissner&Brigham，2001)、对异族面孔的区分能力更差(Byatt&Rhodes，2004)、对异族面孔的变化更难觉察(Humphreys，Hodsoll，&Camobell，2005)以及对异族面孔的年龄和性别的判断准确度更差(Dehon&Bredart，2001；OToole，Peterson，&Deffenbacher，1996)。目前，对于异族效应的理论解释主要有下面几种不同的观点：①异族面孔加工较差是由于个体接触异族面孔的经验相对缺乏(Goldstone，2003)，经验的缺乏又导致了异族面孔的表征与储存在心理空间中的密集程度较大(Bv-att&Rhodes，2004)；②由于群体内偏向，人们对本族面孔的编码更加准确并且集中于加工他们的个体化特征(sporer，2001)；③人们对本族面孔加工的整体性要好于异族面孔(Michel，Rossion，Han，Chung，&Caldara，2006)。
Liu等人(2011)研究了4至9个月的中国婴儿对交替呈现的亚洲面孔和高加索面孔的眼动注视模式，结果发现4到9个月的中国婴儿对本族和异族面孔的总体注视时间没有差异，而且都是表现出对上半部分面孔的注视时间多于下半部分，对于右半部分面孔的注视时间多于左半部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中国婴儿对高加索人面孔鼻子区域的注视时间会显著下降，而对本族面孔的鼻子区域的注视时间则没有显著变化。整体看，4至9个月的中国婴儿对本族和异族面孔的注视模式差异集中体现在鼻子区域。Wheeler等人(2011)考察了6到10个月的高加索白人婴儿对动态呈现的本族面孔和异族面孔(非洲面孔)的眼动注视模式。结果发现，虽然婴儿注视本族面孔与异族面孔的总体时间没有显著差异，但是随着婴儿年龄的增长，婴儿对本族面孔的眼睛区域的注视时间变长，对本族面孔嘴巴区域的注视时间变少。
比较Wheeler等人(2011)研究中发现的西方白人儿童对本族和异族面孔的注视模式的差异以及Liu等人(2011)发现的中国婴儿所表现出的对本族和异族面孔的注视模式的差异，可以发现这种东西方儿童的注视模式的差异与前文所述的东西方人普遍的注视模式的差异是一致的，即东方人集中于注视鼻子区域，而西方人主要注视眼睛和嘴巴区域的。由此可见，东西方人之间的注视模式的差异在6-10个月的婴儿身上已经有所体现，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大，婴儿对于本族和异族面孔的差异逐渐突出。据此可以推测面孔识别的眼动模式东西方差异的原因中既有先天的因素，也有后天教育的影响。
Wu，Laeng和Magnussen(2012)采用眼动追踪技术考察了高加索被试对东西方面孔进行记忆时是否存在不同的眼动模式。结果发现，高加索被试表现出了典型的异族效应，他们对本族和异族面孔识别时的眼动编码方式和瞳孔直径都有差异。对本族面孔进行加工时，扫描活动更活跃，有更多短的注视点和更高的眼跳频率。上述这些眼动指标都表明在注视本族面孔时，人们更多地在不同的面部特征之间进行转换，即试图更多地进行构形信息加工，而相应的对异族面孔的整体性加工则表现的较少。他们的研究也发现被试在观看异族面孔时比观看本族面孔时的瞳孔直径要大，这表明在加工异族面孔时可能有更大的认知负荷。
Fu，Hu，Wang，Quinn和Lee(2012)考察中国成人被试记忆并再认异族(高加索白人)和本族面孔时的眼动模式的异同。他们发现无论是在记忆还是再认阶段，中国成人对本族面孔的鼻子和嘴巴区域注视更多，却更多地注视异族面孔的眼睛区域。Fu等人(2012)的研究结论与Blais等人(2008)的研究结论并不完全一致，后者并没有发现中国成年被试对本族和异族(高加索)面孔的注视模式的差异，这两项研究结论不一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选取的被试样本对异族面孔的接触经验存在显著差异。王乾东。胡超和傅根跃(2013)发现中国的幼儿和成人一样，在面孔识别的眼动模式上都表现出了异族效应：中国幼儿对本族面孔更多注视鼻子和嘴巴区域，而对异族面孔更多注视眼睛区域；并且相对于成人，幼儿在加工面孔时更倾向于注视面孔的眼睛部分，进行局部加工。他们提出这种对本族面孔和异族面孔的注视策略的差异可以部分地用专家一新手理论去解释：对本族面孔更多的视觉经验将人们塑造成本族面孔加工的专家，从而对本族面孔更多地采取以鼻子为中心的整体化视觉加工策略，而对异族面孔则更多采用分析型的局部加工策略。 (杨青 闫国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