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在汉字语义通达中作用的研究述评(3)
陈宝国和彭聃龄等(陈宝国，彭聃龄，2001；陈宝国，王立新，彭聃龄，2003)的实验范式却是不利于语音加工的。在基于语义的范畴判断任务中，除非语音中介通达语义存在，否则，同音启动词的启动作用无法在这种的实验任务中体现出来。在基于语音的范畴判断任务中，同音启动时，由于前后词的语音相同，被试在做“否”反应时会受到干扰。这正是造成在基于语音的范畴判断实验中，高频同音词反而出现一定量负启动效应的原因。
语义归类法范式中，范畴词的意义范围是一个需要控制的混杂因素，因为较窄的意义范围会导致目标字的预激活(Jared & Seidenberg，1991)。Chua(1999)用下定义的方法作为语义类别，很可能会使语义类别过窄而预激活目标字。另外，Wydell等(1993)的研究中所选用的意义范围也是相当窄的，这很难保证目标词不被预激活了。
语音中介启动范式中，一些学者用同音字对目标字的启动效应作为音-义通路存在的证据(Tan &Perfetti，1997；Zhou & Wilson-William，1999)，但Taft，Graan(1998)认为，在实时加工过程中究竟是哪条通路起主要作用，语音中介启动范式并不能做出检验。另外，汉语中语义相关词之间有时能组成双字词，如“终”与它的同义词“止”合在一起就组成合成词“终止”。因此，在没有控制语义启动字与目标字能形成双字词的前提下，语音中介启动研究中发现的同音启动效应，也可以用双字词语音表征的联结来解释。在Zhou和Marslen-Wilson W(1999)的实验所选择的材料中，很多语义启动字与目标字之间能组成双字词，组成双字词的两个字经常一起出现，两者之间会有较强的联结(Tan，Hoosain &Siok，1996)，也许是由于双字词语音表征的联结，造成了该实验中同音字的启动效应。
移动窗口范式中，黄健辉和陈烜之(2000)认为，如果形-音-义通路是通达语义的主要途径，则同音字替代的情况下阅读时不应该会出现干扰作用。但这种假设是武断的，否则人们如何得到同音字本身的意义？这也有悖于语音转录假设的内涵。同时，武宁宁等(1998)发现的同音字引导错误恢复的能力强于形似字现象，并不能作为形-音-义通路存在的证据，因为该现象是基于后语义的(关键字后的几个字中才表现出来)。
如果语音的作用存在发展转换，则字形的作用也应该存在发展转换，即在宋华等(1995)的校对任务中，对形似错字的判断能力应随着年龄与能力的提高而增强，但她们并没有发现形似校对成绩在年级间与能力间的差别。同时，如果低年级学生需要通过语音中介才能通达语义，则语音激活应该早于语义激活，但彭聃龄等(1985)和周晓林等(1998)却没有发现小学生被试在语音和语义激活时间进程上的差别。
6 结合汉字特点进行研究的思路
无论是比较语音语义的时间进程，还是同音字效应的研究，均是一种非证伪主义的思路。比较语音语义激活的时间进程，即使得到语音激活早于语义激活的结论，也并不能证明语音必然是语义的中介。同音字效应的实验中，即使得到明确的同音字效应，也并不意味着形-音-义通路是获取语义的唯一通路或主导通路，因为它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形-音通路与形-音-义通路同时存在，同音字本身的语义通过形-义通路得到且早于形-音-义通路。
未来的研究中，除了借鉴拼音文字的研究范式、方法对汉语文字进行研究外，应当立足于汉字本身的特点，从这些特点出发找出新思路。比如，汉字的特点之一是含有声旁，声旁的发音与整字的发音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声旁的发音能够影响整字的发音。如杨珲，彭聃龄，Perfetti，谭力海(2000)的实验发现，整字频率低而声旁频率高的不规则形声字，整字的同音启动效应直到143ms才表现出来，也就是说，整字的语音通达受到声旁的干扰而延迟。进一步的问题是：受到声旁干扰的整字的语义通达是否也被延迟呢？如果整字的语义通达也因为整字的语音通达的延迟而延迟，则说明语音对语义通达有重要作用，反之，如果整字语音通达延迟了而语义通达并未延迟，则说明语音和语义是相互独立的。顺着这些思路，结合汉语文字的特点，本研究认为，考察仅影响语音通达的因素对语义通达的影响，或仅影响语义通达的因素对语音通达的影响，以及在切分歧义句子中关键字语音语义激活情况的差别，是一种能直接检验语音语义关系的途径。 (俞林鑫)
语义归类法范式中，范畴词的意义范围是一个需要控制的混杂因素，因为较窄的意义范围会导致目标字的预激活(Jared & Seidenberg，1991)。Chua(1999)用下定义的方法作为语义类别，很可能会使语义类别过窄而预激活目标字。另外，Wydell等(1993)的研究中所选用的意义范围也是相当窄的，这很难保证目标词不被预激活了。
语音中介启动范式中，一些学者用同音字对目标字的启动效应作为音-义通路存在的证据(Tan &Perfetti，1997；Zhou & Wilson-William，1999)，但Taft，Graan(1998)认为，在实时加工过程中究竟是哪条通路起主要作用，语音中介启动范式并不能做出检验。另外，汉语中语义相关词之间有时能组成双字词，如“终”与它的同义词“止”合在一起就组成合成词“终止”。因此，在没有控制语义启动字与目标字能形成双字词的前提下，语音中介启动研究中发现的同音启动效应，也可以用双字词语音表征的联结来解释。在Zhou和Marslen-Wilson W(1999)的实验所选择的材料中，很多语义启动字与目标字之间能组成双字词，组成双字词的两个字经常一起出现，两者之间会有较强的联结(Tan，Hoosain &Siok，1996)，也许是由于双字词语音表征的联结，造成了该实验中同音字的启动效应。
移动窗口范式中，黄健辉和陈烜之(2000)认为，如果形-音-义通路是通达语义的主要途径，则同音字替代的情况下阅读时不应该会出现干扰作用。但这种假设是武断的，否则人们如何得到同音字本身的意义？这也有悖于语音转录假设的内涵。同时，武宁宁等(1998)发现的同音字引导错误恢复的能力强于形似字现象，并不能作为形-音-义通路存在的证据，因为该现象是基于后语义的(关键字后的几个字中才表现出来)。
如果语音的作用存在发展转换，则字形的作用也应该存在发展转换，即在宋华等(1995)的校对任务中，对形似错字的判断能力应随着年龄与能力的提高而增强，但她们并没有发现形似校对成绩在年级间与能力间的差别。同时，如果低年级学生需要通过语音中介才能通达语义，则语音激活应该早于语义激活，但彭聃龄等(1985)和周晓林等(1998)却没有发现小学生被试在语音和语义激活时间进程上的差别。
6 结合汉字特点进行研究的思路
无论是比较语音语义的时间进程，还是同音字效应的研究，均是一种非证伪主义的思路。比较语音语义激活的时间进程，即使得到语音激活早于语义激活的结论，也并不能证明语音必然是语义的中介。同音字效应的实验中，即使得到明确的同音字效应，也并不意味着形-音-义通路是获取语义的唯一通路或主导通路，因为它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形-音通路与形-音-义通路同时存在，同音字本身的语义通过形-义通路得到且早于形-音-义通路。
未来的研究中，除了借鉴拼音文字的研究范式、方法对汉语文字进行研究外，应当立足于汉字本身的特点，从这些特点出发找出新思路。比如，汉字的特点之一是含有声旁，声旁的发音与整字的发音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声旁的发音能够影响整字的发音。如杨珲，彭聃龄，Perfetti，谭力海(2000)的实验发现，整字频率低而声旁频率高的不规则形声字，整字的同音启动效应直到143ms才表现出来，也就是说，整字的语音通达受到声旁的干扰而延迟。进一步的问题是：受到声旁干扰的整字的语义通达是否也被延迟呢？如果整字的语义通达也因为整字的语音通达的延迟而延迟，则说明语音对语义通达有重要作用，反之，如果整字语音通达延迟了而语义通达并未延迟，则说明语音和语义是相互独立的。顺着这些思路，结合汉语文字的特点，本研究认为，考察仅影响语音通达的因素对语义通达的影响，或仅影响语义通达的因素对语音通达的影响，以及在切分歧义句子中关键字语音语义激活情况的差别，是一种能直接检验语音语义关系的途径。 (俞林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