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主义一个体主义”的差异：来自基因、大脑的证据(2)
3 文化差异的认知神经证据
3.1 自我表征
在关于自我表征的国内外研究中，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基于大脑的实验研究。这些研究中，Zhu，Zhang，Fan和Han (2007)使用fMRI对西方人和中国人进行了自我参照判断的对比实验.发现相对于一个控制变量组(名人参照组)，西方人和中国人的自我参照判断都导致了内侧前额叶皮质的显著激活。然而当要求被试参照母亲做判断时，相对于控制组“名人”，中国被试在对母亲做判断时也激活了内侧前额叶皮质：西方被试却没有激活相关脑区。证明在中国人中“自我”和“母亲”是相互依赖的，而西方人则不然。即中国人的自我表征和母亲表征是紧密联系的、共享的。研究者假设个体主义的文化背景培育了非情境化的抽象的自我表征，形成更加独立的人格，集体主义的文化背景增加了情境化的自我表征，形成了互依型人格。
与此假设一致，Chiao等(2009)发现，美国被试在一般(general) (如： “一般来说，这个句子可以用来描述你吗？”)而非背景化(contextual)(如： “和妈妈谈话时，这个句子可以描述你吗？”)的自我参照中表现出较强的内侧前额叶皮质激活.而具有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的日本被试则相反。另一个研究中，Chiao等(2010)通过让被试读一个短故事，来启动独立和相互依赖(个体主义一集体主义)，故事包含选择一个基于个体价值(独立启动)或集体价值(相互依赖启动)的取向。结果显示，这些启动产生了不同的大脑活动，例如，在一般背景(而非背景化)条件下，个体主义价值观启动导致了更强的内侧前额叶皮质活动，在背景化(而非一般背景下)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启动导致了更强的内侧前额叶皮质活动。此外，Harada，Li和Chiao (2010)对亚裔美国被试进行了内隐评价加工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于控制组，无论何种文化启动，自我和父亲参照的腹内侧前额叶皮质激活均增强：但是在个体主义启动中，父亲参照的背内侧前额叶皮质激活更强烈.集体主义启动中则没有这种现象。这些研究表明，持有不同的文化价值观的人们在自我表征的大脑神经机制上存在着差异。
3.2 注意和知觉
同时，持有两种文化价值观的个体在注意和知觉中也存在着差异：当Nisbett等(2001)向美国学生，展示某种动画的水下场景时，他们将目光聚集在一群小鱼中游泳的大鱼：而日本的观察者却将注意投向了鱼所在的背景环境。这两种不同的观察角度揭示了在“个体主义一集体主义”中存在的深刻的认知风格的差异。可以看出，亚洲人的认知风格更倾向于整体观察，而西方人更倾向于分析式观察。这种差异从东西方人的画作(西方的油画一中国的国画)中也可以发现。之后不久Kitayama，Duffy，Kawamura和Larsen (2003)应用帧线测验(Frame-Lin，e Test，FLT)发现在测试中美国被试能忽视外周方框大小的变化，准确地画一条直线，即在长度上和标准接近。然而，当被试需要根据要求的标准直线与直线周围方框的比例(相对于方框的长度)来完成画直线的任务中，他们画的并不精确。可见，美国被试更容易忽略背景。相反，日本被试画相关直线的表现比画单一直线的表现好，即更易注意背景而不是忽略背景。Hedden等(2008)使用fMRI研究发现，当要求被试在从事与其文化价值观不一致的任务时，人们能够把注意控制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即额叶区和顶叶区。具体地说，即在进行线条长短判断时，如果东亚人忽视了背景信息，欧美人结合了背景信息，他们额叶与顶叶区的神经活动就增强了。此外，美国作用系统的增加被解释为美国人对独立性自我的诉求。相反，亚洲作用系统的减少被解释为一种在美国文化中的的文化适应。因此，对于在方框中的垂直线条的知觉及其神经回路会受到特定文化背景的经验和认同的共同影响。
之后.Park等(2009)发现整体知觉有特定的神经通路。Lewis，Goto和Kong (2008)发现，相对于欧洲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更多的注意背景的刺激。因此，当面对一个新奇刺激，亚裔美国人应该更惊讶。参与者面临大量的刺激，以随机的顺序一人一次。刺激中有出现频率高的标准刺激，出现比率是76%(例如：数字8)；有出现频率低的新奇刺激，即目标刺激，出现比率是12%(例如：数字6)；并且有12%的是古怪的刺激(例如：英语单词，辅音字母，数字：即DOG，TCQ，和305)。他们的任务是当目标出现时按键。研究结果表明，欧洲裔美国被试对目标事件表现出较强的P300波幅，而东亚人则表现出较强的P200波幅。与此一致.Goto，Yee，Lowenberg和Lewis (2013)的研究证实：当一个焦点对象(例如：一辆车)被放置在不协调的环境中(例如：一个海洋场景)，亚裔美国人比欧洲裔美国人更容易检测到不协调.这是因为他们相对灵敏的背景觉察能力。对于背景的快速觉察使亚裔美国人更易发现不协调.更易出现N400。整理这些研究提供的证据，不难看出属于个体主义文化的个体更关注实体，是分析式风格；属于集体主义文化的个体更关注背景，是全局式风格。
3.3 决策、情绪和意向推断
近些年，社会心理学在决策动机的研究中也出现了关于文化差异的研究，这些行为研究表明北美人会投入到自己所做的决策中，不会因他人而轻易改变自己的决策(Savani，et a1.，2010)。并且，一旦他们为自己确定了目标，他们在自己选择的工作中将十分努力( Patall，Cooper，&RobinSon，2008)。然而，这个效应可能不会存在于拥有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的人群中，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内部归因，并不强调个人的选择，更多关注集体的需要和期望。Oishi等(2014)在美国人和日本人中，采用两种量表，研究完美主义者相对于满意者是否有较低的幸福感，发现两种量表的测量都显示有完美倾向的日本人更易产生不满意的情绪：而在美国人中采用Schwartz量表测量时，才显示有完美倾向的美国人更易产生不满意的情绪。不过，以上的研究停留在行为层面.新技术提供了更多的存在于个体主义一集体主义维度上的决策、情绪和意向推断的差异的证据。 (丁小斌 赵楠)
3.1 自我表征
在关于自我表征的国内外研究中，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基于大脑的实验研究。这些研究中，Zhu，Zhang，Fan和Han (2007)使用fMRI对西方人和中国人进行了自我参照判断的对比实验.发现相对于一个控制变量组(名人参照组)，西方人和中国人的自我参照判断都导致了内侧前额叶皮质的显著激活。然而当要求被试参照母亲做判断时，相对于控制组“名人”，中国被试在对母亲做判断时也激活了内侧前额叶皮质：西方被试却没有激活相关脑区。证明在中国人中“自我”和“母亲”是相互依赖的，而西方人则不然。即中国人的自我表征和母亲表征是紧密联系的、共享的。研究者假设个体主义的文化背景培育了非情境化的抽象的自我表征，形成更加独立的人格，集体主义的文化背景增加了情境化的自我表征，形成了互依型人格。
与此假设一致，Chiao等(2009)发现，美国被试在一般(general) (如： “一般来说，这个句子可以用来描述你吗？”)而非背景化(contextual)(如： “和妈妈谈话时，这个句子可以描述你吗？”)的自我参照中表现出较强的内侧前额叶皮质激活.而具有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的日本被试则相反。另一个研究中，Chiao等(2010)通过让被试读一个短故事，来启动独立和相互依赖(个体主义一集体主义)，故事包含选择一个基于个体价值(独立启动)或集体价值(相互依赖启动)的取向。结果显示，这些启动产生了不同的大脑活动，例如，在一般背景(而非背景化)条件下，个体主义价值观启动导致了更强的内侧前额叶皮质活动，在背景化(而非一般背景下)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启动导致了更强的内侧前额叶皮质活动。此外，Harada，Li和Chiao (2010)对亚裔美国被试进行了内隐评价加工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于控制组，无论何种文化启动，自我和父亲参照的腹内侧前额叶皮质激活均增强：但是在个体主义启动中，父亲参照的背内侧前额叶皮质激活更强烈.集体主义启动中则没有这种现象。这些研究表明，持有不同的文化价值观的人们在自我表征的大脑神经机制上存在着差异。
3.2 注意和知觉
同时，持有两种文化价值观的个体在注意和知觉中也存在着差异：当Nisbett等(2001)向美国学生，展示某种动画的水下场景时，他们将目光聚集在一群小鱼中游泳的大鱼：而日本的观察者却将注意投向了鱼所在的背景环境。这两种不同的观察角度揭示了在“个体主义一集体主义”中存在的深刻的认知风格的差异。可以看出，亚洲人的认知风格更倾向于整体观察，而西方人更倾向于分析式观察。这种差异从东西方人的画作(西方的油画一中国的国画)中也可以发现。之后不久Kitayama，Duffy，Kawamura和Larsen (2003)应用帧线测验(Frame-Lin，e Test，FLT)发现在测试中美国被试能忽视外周方框大小的变化，准确地画一条直线，即在长度上和标准接近。然而，当被试需要根据要求的标准直线与直线周围方框的比例(相对于方框的长度)来完成画直线的任务中，他们画的并不精确。可见，美国被试更容易忽略背景。相反，日本被试画相关直线的表现比画单一直线的表现好，即更易注意背景而不是忽略背景。Hedden等(2008)使用fMRI研究发现，当要求被试在从事与其文化价值观不一致的任务时，人们能够把注意控制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即额叶区和顶叶区。具体地说，即在进行线条长短判断时，如果东亚人忽视了背景信息，欧美人结合了背景信息，他们额叶与顶叶区的神经活动就增强了。此外，美国作用系统的增加被解释为美国人对独立性自我的诉求。相反，亚洲作用系统的减少被解释为一种在美国文化中的的文化适应。因此，对于在方框中的垂直线条的知觉及其神经回路会受到特定文化背景的经验和认同的共同影响。
之后.Park等(2009)发现整体知觉有特定的神经通路。Lewis，Goto和Kong (2008)发现，相对于欧洲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更多的注意背景的刺激。因此，当面对一个新奇刺激，亚裔美国人应该更惊讶。参与者面临大量的刺激，以随机的顺序一人一次。刺激中有出现频率高的标准刺激，出现比率是76%(例如：数字8)；有出现频率低的新奇刺激，即目标刺激，出现比率是12%(例如：数字6)；并且有12%的是古怪的刺激(例如：英语单词，辅音字母，数字：即DOG，TCQ，和305)。他们的任务是当目标出现时按键。研究结果表明，欧洲裔美国被试对目标事件表现出较强的P300波幅，而东亚人则表现出较强的P200波幅。与此一致.Goto，Yee，Lowenberg和Lewis (2013)的研究证实：当一个焦点对象(例如：一辆车)被放置在不协调的环境中(例如：一个海洋场景)，亚裔美国人比欧洲裔美国人更容易检测到不协调.这是因为他们相对灵敏的背景觉察能力。对于背景的快速觉察使亚裔美国人更易发现不协调.更易出现N400。整理这些研究提供的证据，不难看出属于个体主义文化的个体更关注实体，是分析式风格；属于集体主义文化的个体更关注背景，是全局式风格。
3.3 决策、情绪和意向推断
近些年，社会心理学在决策动机的研究中也出现了关于文化差异的研究，这些行为研究表明北美人会投入到自己所做的决策中，不会因他人而轻易改变自己的决策(Savani，et a1.，2010)。并且，一旦他们为自己确定了目标，他们在自己选择的工作中将十分努力( Patall，Cooper，&RobinSon，2008)。然而，这个效应可能不会存在于拥有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的人群中，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内部归因，并不强调个人的选择，更多关注集体的需要和期望。Oishi等(2014)在美国人和日本人中，采用两种量表，研究完美主义者相对于满意者是否有较低的幸福感，发现两种量表的测量都显示有完美倾向的日本人更易产生不满意的情绪：而在美国人中采用Schwartz量表测量时，才显示有完美倾向的美国人更易产生不满意的情绪。不过，以上的研究停留在行为层面.新技术提供了更多的存在于个体主义一集体主义维度上的决策、情绪和意向推断的差异的证据。 (丁小斌 赵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