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主义一个体主义”的差异：来自基因、大脑的证据(3)
Han和Ma (2014)应用MRI实验发现，东亚人在心智化能力和情绪调节中有加强的脑活动，西方人则在自我反省和情绪反应中有加强的脑活动，并且，东亚人的脑区神经活动在推论他人的心理和情绪调节时有明显增加，而西方人的脑区神经活动在涉及自我编码和情绪反应时有明显增多。Park，Gehring和Kitayama (2009)的实验中，每个实验者要接受一个简短的面孔启动(为了引起被别人注视过的印象)或一个控制启动(控制实验)。其中，亚洲人在面孔启动实验中，显示了更强的错误相关负波(ERN)，但是欧美人显示了相反的模式，即在面孔启动实验中显示了较弱的错误相关负波( ERN)。同时发现ERN出现在前扣带脑皮质。当个体做出某个决策时，前扣带脑皮质被用来检测错误和冲突，错误和冲突反过来连接到相应的大脑区域来服务动机的功能，这些神经环路可能对决策的行为效应负责。这表明，持有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的个体更易被外界所干扰，会重视他人的看法，会因集体之见改变决策：持有个体主义文化价值观的个体不易被外界干扰，更重视自己的内心，认为他人的目光对他们的自由选择没有任何影响( Ki-tavama， Snibbe， Markus，&Suzuki， 2004)。另外，当重要他人被启动或是他们关心被启动的其他人时，亚洲人在公众场合中会证明他们的选择。这种情况发生的非常微妙，甚至只是将他们暴露于一组图式面孔下，出现公众“看”他们的现象，这种情况也会发生。
文化差异在情感识别领域和意向推断中都有出现。Chian等( 2008)检测了日本本土的日本人和美国本土的白人对日本人面孔和白人面孔的情绪表情的神经反应，发现被试对群体内成员面孔有明显的神经反应。面对相同文化群体的恐怖的面部表情，来自两种文化的个体都显示了强烈的杏仁核的活动。并且，Moriguchi等(2005)也发现在日本有过一年以上生活经历的白人看到日本人面孔的恐惧表情也能激活其大脑中与情感相关的区域。这两个研究都提供了情绪识别的神经科学研究中的文化差异。而Adams等(2010)对来自日本和美国被试的推断意向的能力进行了评估，当日本被试通过图片中的眼睛来推断日本人的意向时，他们的颞上沟(STS)显，显示了更多的活动，美国被试在通过图片中的眼睛来推断白人的意向时，他们的颞上沟(STS)也会有更多的活动。因此，个体对于文化内群体的向孔似乎有选择性的神经反应。这些研究都从神经科学的研究范式出发，为文化和大脑的交互作用提供了更多的证据。
这些研究指出了存在于自我表征，知觉和注意，决策、情绪和意向推断这些领域的大脑的文化差异。更重要的是，研究都采用了新技术，更加细致深入。
4 基因、大脑与文化交互作用的理论
和评价
大量实验证据表明文化与大脑存在着交互关系，基于这些实验发现，研究者先后提出多种理论来解释文化与大脑之间的关系。当前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三种理论观点：
4.1 社会脑假设
社会脑假设(social brain hypothesis)理论是由Brothers提出的一种脑认知进化理论。她提出灵长类大脑中存在一些被进化所保留下来负责社会认知的特殊区域，这些区域是“社会脑” (the socialbrain)， “社会脑”承担着了解或推测他人的目的和信念的任务(杨帅，黄希庭，王晓刚，尹天子，2012)。“社会脑”处理的信息常被用以应对或适应新环境，因此， “社会脑”大脑皮层的发展保障了人类的生存和环境适应。反过来，也正因为人类需要学习、掌握复杂的社会技能而为“社会脑”的生长发育提供了支持。即文化适应塑造了大脑，大脑为文化适应提供了可能。
社会脑假设认为负责社会认知的区域主要集中于眶额叶皮质、前额叶皮质、颞上回以及杏仁复合体等脑区，近期有关“社会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镜像神经元方面。社会脑假设还不够完善，主要包括研究范式的欠缺：同时社会脑假设只考虑到大脑和文化的相互作用，忽略了基因的作用(Dunbar， 2012)。
4.2 文化一基因协同进化论
文化一基因协同进化论(culture-gene coevolu-tion，ary theory)认为：人类深受文化和基因两方面的影响。生物学影响着文化进化的方向，同时人类的生物学进化也必然受着文化发展的深刻影响。一方面，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基因的指导和约束，另一方面，文化又迫使着基因的变化和发展。基因和文化由此相互制约，并相互选择。
文化一基因协同进化论将研究的目光投到基因研究中是值得肯定的，这为研究者开辟了新的对于不同文化不同种群的研究思路。然而自该理论产生至今对其的批评也是不绝于耳，最早的反对者认为，该理论存在种族歧视的成分，过分强调基因的指导作用。后期对于该理论的批评认为，其过分强调人与动物的相同，而忽略了人与动物的不同，夸大了基因的支配作用(Chiao & Immordino-Yang，2013)。这些批评有一定的合理性，对文化一基因协同进化论的发展有积极的帮助，随着生物技术的不断发展，对于基因的研究有了更多的实验证据，在前面有关基因和文化的介绍中也可以看到愈来愈多的实验证据都指出了存在于不同种群之间的基因差异。
4.3 神经一文化交互作用模型
神经一文化交互作用模型(neuro-culture in-teraction model)指出了两个重要的过程。第一个过程即某种文化的价值观和实践组成了现实的因素。因为世界多样的特征，人类居住的世界可能影响这个过程。第二个过程考虑大脑相关的长期的改变.这种改变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反复参与文化实践。必须指出，作为这种反复参与的结果，文化实践中每个个体选择并吸纳一些任务和行为，来作为他或她自己的任务来获得文化的基本价值观，从而，可以成为受尊敬的文化成员，从而适应文化(Uskul & Kitayama， 2011)。 (丁小斌 赵楠)
文化差异在情感识别领域和意向推断中都有出现。Chian等( 2008)检测了日本本土的日本人和美国本土的白人对日本人面孔和白人面孔的情绪表情的神经反应，发现被试对群体内成员面孔有明显的神经反应。面对相同文化群体的恐怖的面部表情，来自两种文化的个体都显示了强烈的杏仁核的活动。并且，Moriguchi等(2005)也发现在日本有过一年以上生活经历的白人看到日本人面孔的恐惧表情也能激活其大脑中与情感相关的区域。这两个研究都提供了情绪识别的神经科学研究中的文化差异。而Adams等(2010)对来自日本和美国被试的推断意向的能力进行了评估，当日本被试通过图片中的眼睛来推断日本人的意向时，他们的颞上沟(STS)显，显示了更多的活动，美国被试在通过图片中的眼睛来推断白人的意向时，他们的颞上沟(STS)也会有更多的活动。因此，个体对于文化内群体的向孔似乎有选择性的神经反应。这些研究都从神经科学的研究范式出发，为文化和大脑的交互作用提供了更多的证据。
这些研究指出了存在于自我表征，知觉和注意，决策、情绪和意向推断这些领域的大脑的文化差异。更重要的是，研究都采用了新技术，更加细致深入。
4 基因、大脑与文化交互作用的理论
和评价
大量实验证据表明文化与大脑存在着交互关系，基于这些实验发现，研究者先后提出多种理论来解释文化与大脑之间的关系。当前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三种理论观点：
4.1 社会脑假设
社会脑假设(social brain hypothesis)理论是由Brothers提出的一种脑认知进化理论。她提出灵长类大脑中存在一些被进化所保留下来负责社会认知的特殊区域，这些区域是“社会脑” (the socialbrain)， “社会脑”承担着了解或推测他人的目的和信念的任务(杨帅，黄希庭，王晓刚，尹天子，2012)。“社会脑”处理的信息常被用以应对或适应新环境，因此， “社会脑”大脑皮层的发展保障了人类的生存和环境适应。反过来，也正因为人类需要学习、掌握复杂的社会技能而为“社会脑”的生长发育提供了支持。即文化适应塑造了大脑，大脑为文化适应提供了可能。
社会脑假设认为负责社会认知的区域主要集中于眶额叶皮质、前额叶皮质、颞上回以及杏仁复合体等脑区，近期有关“社会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镜像神经元方面。社会脑假设还不够完善，主要包括研究范式的欠缺：同时社会脑假设只考虑到大脑和文化的相互作用，忽略了基因的作用(Dunbar， 2012)。
4.2 文化一基因协同进化论
文化一基因协同进化论(culture-gene coevolu-tion，ary theory)认为：人类深受文化和基因两方面的影响。生物学影响着文化进化的方向，同时人类的生物学进化也必然受着文化发展的深刻影响。一方面，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基因的指导和约束，另一方面，文化又迫使着基因的变化和发展。基因和文化由此相互制约，并相互选择。
文化一基因协同进化论将研究的目光投到基因研究中是值得肯定的，这为研究者开辟了新的对于不同文化不同种群的研究思路。然而自该理论产生至今对其的批评也是不绝于耳，最早的反对者认为，该理论存在种族歧视的成分，过分强调基因的指导作用。后期对于该理论的批评认为，其过分强调人与动物的相同，而忽略了人与动物的不同，夸大了基因的支配作用(Chiao & Immordino-Yang，2013)。这些批评有一定的合理性，对文化一基因协同进化论的发展有积极的帮助，随着生物技术的不断发展，对于基因的研究有了更多的实验证据，在前面有关基因和文化的介绍中也可以看到愈来愈多的实验证据都指出了存在于不同种群之间的基因差异。
4.3 神经一文化交互作用模型
神经一文化交互作用模型(neuro-culture in-teraction model)指出了两个重要的过程。第一个过程即某种文化的价值观和实践组成了现实的因素。因为世界多样的特征，人类居住的世界可能影响这个过程。第二个过程考虑大脑相关的长期的改变.这种改变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反复参与文化实践。必须指出，作为这种反复参与的结果，文化实践中每个个体选择并吸纳一些任务和行为，来作为他或她自己的任务来获得文化的基本价值观，从而，可以成为受尊敬的文化成员，从而适应文化(Uskul & Kitayama， 2011)。 (丁小斌 赵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