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态暴力犯执行功能的缺陷(3)
对2(即时收益量)×2(惩罚频率)×2(被试类型)混合设计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即时收益量主效应不显著，即时收益与被试类别交互作用不显著，F(1，58)=0.61，p>0.05。惩罚频率的主效应显著，F(1，58)=15.81，p<0.001，惩罚与被试类别的交互作用显著，F(1，58)=16.49，p<0.001；惩罚与收益的交互作用显著。F(1，58)=33.62，p<0.001；三者间的交互作用显著，F(1，58)=15.81，p<0.001。简单效应分析显示，在低惩罚频率。非精神病态组在两种收益牌上的选择次数都显著高于精神病态组，F(1，58)=18.95，p<0.001；F(1，58)=17.88。p<0.001；在高惩罚频率下，精神病态组在高收益牌上选择次数显著高于非精神病态组，F(1，58)=7.58，p<0.05(见表3)。
3.3河内塔数据分析
从图2可以看出精神病态组被试在各种难度条件下错误的次数都高于非精神病态组被试。以被试类型和难度作为自变量。以错误的次数作为因变量进行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发现，被试的主效应显著，F(1，58)=5.97，p<0.05，提示精神病态组被试在错误的次数上显著高于非精神病态组被试。难度与被试类型交互作用显著。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在难度为7的组块中精神病态组被试错误的次数显著高于非精神病态组，F(1，58)=9.19。p<0.01。
以被试类型和难度为自变量，以完成每组任务所需时间(如表4所示)为自变量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被试类型主效应显著，F(1，58)=5.407，p<0.05，提示精神病态组被试在完成任务所需的时间上显著高于非精神病态组。
3.4冲动性量表与爱荷华测验以及河内塔之间的相关分析
将BIS-11量表总分与两组被试完成爱荷华赌博测验成绩进行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结果发现不显著(r=-0.118，p>0.05)，三个分量表与IGT相关亦不显著(r1=-0.046，r2=0.097，r3=-0.125，all p>0.05)。将BIS-11量表总分与两组被试在TOH上面的错误次数进行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发现。相关不显著(r=0.142，p>0.05)，三个分量表得分与TOH相关亦不显著(r1=0.038，r2=0.147，r3=0.131，均p>0.05)。
4.讨论
研究以30名精神病态暴力犯和30名非精神病态暴力犯为被试，通过IGT任务和TOH任务探讨精神病态暴力犯的决策功能和计划功能的特点。
4.1精神病态暴力犯的决策功能缺陷
精神病态暴力犯的决策能力存在缺陷得到了多种数据的支持。首先，从结果中可以看出精神病态组被试有利纸牌的选择比例(牌1+牌3)从第5个区组开始就显著低于非精神病态组，这种策略上的转变导致精神病态被试的收益下降，这与Behcara对vmPFC受损者的研究类似(Bechara et al，1994；Bechara，Damasio，Tranel，&Damasio，1997)，精神病态组与vmPFC受损被试都同样偏好不利纸牌，他们的决策并没有表现出对不利牌的回避。其次，IGT实验中的“得失频率”也是影响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常人更偏好损失频率低的牌。而研究中精神病态组被试表现出忽视远期负性后果的特点，更多的选择短暂收益和惩罚频率较高的不利纸牌。这表明精神病态罪犯更可能为追求高回报而冒险施暴。最后，在转换频率上，非精神病态组被试的转换频率高于精神病态组。他们选择的一致性较低，尤其是在损失的情况下会立即改变自己的选择策略。这与Chiu和Mitropoulos等人的研究基本一致。正常被试在决策中会采用多次转换的策略(Chiu etal。2008)。罗禹等人对不同类型罪犯的研究也发现：经济犯为了获取较大的利益。其选择一致性最低，他们的转换频率高于其他所有类型罪犯(罗禹，冯廷勇，唐向东，黄好，李红。2011)。
已有的研究表明正常的被试在游戏中都会通过不同的方式来保证自己的收益，而精神病态组被试则盲目地追求更高的盈利，无论是在收益或损失的情况下。这种一致性可能有两个原因：其一。他们能够识别不利纸牌，但是由于先前选择过程中形成的优势反应，他们无法转换。因为在IGT任务中，不利纸牌通常会先呈现一段时间的大奖励。之后才会出现较大的惩罚，因此会形成对有利纸牌的优势反应。其二，精神病态被试无法区分有利牌和不利牌，因此没有进行转换。被试无法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发现规律。始终认为收益较大的牌能赢得更多。所以持续偏好不利纸牌。
从实验材料的设置和数据分析的结果来看，精神病态被试的不良成绩可能是由于无法认识到其中的规律所致。因为。实验中每类牌的惩罚牌是随机出现的，所以无法形成优势反应，而精神病态暴力犯对惩罚的低敏感性，无法对惩罚程度与频率进行完整的加工。因此持续选择不利纸牌。已有研究表明。前额叶参与到奖励和惩罚的加工当中，内侧前额叶参与表征不确定条件下选项的价值(kw，Snell，Nelson，Rustichini，&Glimeher，2010)。对物质成瘾者、病理性赌博者、酗酒者(Goudriaan，Oosterlaan，de Beurs，&Vail den Brink，2005；Perry，Barry，Pietrzak，&Wagner，2008)的研究发现，他们在IGT中的表现与vmPFC受损者类似。倾向于选择不利纸牌，做出不利决策。由此可见，精神病态罪犯的前额叶功能可能与上述异常人群一样存在损伤，这可能是导致其对惩罚不敏感的真正原因。
4.2精神病态暴力犯的计划功能缺陷
TOH主要测量被试的计划功能。实验中随着任务难度的增加。精神病态组的错误次数和消耗的时间都显著高于非精神病态组。并且这种反应趋势并非由于其智力的差异造成。研究结果与张登科等人对局限性脑外伤患者的执行功能缺陷的结果一致，额叶等部位损伤的被试在完成TOH的过程中，所花的步数和消耗的时间都显著高于控制组(张登科，苏巧荣，张宏卫，葛建荣，张剑，2010)。但是与Salnaitis等人的研究却相反，他们发现精神病态量表的得分高低与TOH的成绩无关(Salnaitis etal，2011)，这可能是由于两者选择的被试群体以及筛选标准不一致造成。上述结果提示精神病态组被试的执行功能，尤其是计划组织功能存在与前额叶受损被试相同的缺陷。另一些研究者还把执行功能当成一种对自身行为的抑制能力(Carlson。Moses，&Hix，1998)。，例如，有执行功能障碍的被试。通常表现为持续性错误，即持续重复不符合当前规则的强势反应。Miyake等人提出了一个结构等式模型。认为抑制功能是预测TOH成绩最好的指标(Miyake el al，2000)。研究中，精神病态组被斌在完成任务时总是容易忽略任务中的规则，持续做出一些之前所做过的错误反应，因此其抑制功能也存在缺陷。
4.3冲动性对风险决策及计划功能的影响
研究中两组被试的BIS-11所测结果与IGT任务不相关，这与先前的研究结果类似(Davis，Patte，Tweed，&Curtis，2007；Dawe&Loxton，2004；宋广文等，2011)。冲动特质与IGT得分相关不显著，且BIS-11中的三个维度也与IGT相关不显著。表明精神病态组被试的风险决策缺陷可能与冲动特质无关TOH的成绩与BIS-11相关分析发现，冲动性的总分各个维度与TOH相关都不显著。Pietrzak的研究发现冲动性水平与被试的計划功能只存在微弱的负相关(Pietrzak，Sprague，&Snyder，2008)。而LaMarre对青年人和成年人中具有精神病态倾向的被试研究也发现冲动性与执行功能无关(LaMarre，2009)。这些研究都表明了执行功能和冲动性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密切。因此，精神病态组被试的执行功能的缺陷可能并非是冲动性造成。
综上所述，尽管精神病态暴力犯的冲动性水平显著高于一般罪犯，然而这种冲动性并非是导致其决策与计划功能缺陷的原因。提示在精神病态暴力犯的风险评估与矫正过程中。可能无法通过降低冲动性水平而减少其暴力行为。
5.结论
从以上分析来看，结果与研究假设基本一致：精神病态被试相比对照组，特别是在与解决问题相关的决策以及计划功能上存在缺陷。这种执行功能的异常可能是源于其前额叶的功能缺陷，但是与个体冲动性特质无关。 (张卓 王强龙 黄秀 杨波)
3.3河内塔数据分析
从图2可以看出精神病态组被试在各种难度条件下错误的次数都高于非精神病态组被试。以被试类型和难度作为自变量。以错误的次数作为因变量进行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发现，被试的主效应显著，F(1，58)=5.97，p<0.05，提示精神病态组被试在错误的次数上显著高于非精神病态组被试。难度与被试类型交互作用显著。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在难度为7的组块中精神病态组被试错误的次数显著高于非精神病态组，F(1，58)=9.19。p<0.01。
以被试类型和难度为自变量，以完成每组任务所需时间(如表4所示)为自变量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被试类型主效应显著，F(1，58)=5.407，p<0.05，提示精神病态组被试在完成任务所需的时间上显著高于非精神病态组。
3.4冲动性量表与爱荷华测验以及河内塔之间的相关分析
将BIS-11量表总分与两组被试完成爱荷华赌博测验成绩进行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结果发现不显著(r=-0.118，p>0.05)，三个分量表与IGT相关亦不显著(r1=-0.046，r2=0.097，r3=-0.125，all p>0.05)。将BIS-11量表总分与两组被试在TOH上面的错误次数进行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发现。相关不显著(r=0.142，p>0.05)，三个分量表得分与TOH相关亦不显著(r1=0.038，r2=0.147，r3=0.131，均p>0.05)。
4.讨论
研究以30名精神病态暴力犯和30名非精神病态暴力犯为被试，通过IGT任务和TOH任务探讨精神病态暴力犯的决策功能和计划功能的特点。
4.1精神病态暴力犯的决策功能缺陷
精神病态暴力犯的决策能力存在缺陷得到了多种数据的支持。首先，从结果中可以看出精神病态组被试有利纸牌的选择比例(牌1+牌3)从第5个区组开始就显著低于非精神病态组，这种策略上的转变导致精神病态被试的收益下降，这与Behcara对vmPFC受损者的研究类似(Bechara et al，1994；Bechara，Damasio，Tranel，&Damasio，1997)，精神病态组与vmPFC受损被试都同样偏好不利纸牌，他们的决策并没有表现出对不利牌的回避。其次，IGT实验中的“得失频率”也是影响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常人更偏好损失频率低的牌。而研究中精神病态组被试表现出忽视远期负性后果的特点，更多的选择短暂收益和惩罚频率较高的不利纸牌。这表明精神病态罪犯更可能为追求高回报而冒险施暴。最后，在转换频率上，非精神病态组被试的转换频率高于精神病态组。他们选择的一致性较低，尤其是在损失的情况下会立即改变自己的选择策略。这与Chiu和Mitropoulos等人的研究基本一致。正常被试在决策中会采用多次转换的策略(Chiu etal。2008)。罗禹等人对不同类型罪犯的研究也发现：经济犯为了获取较大的利益。其选择一致性最低，他们的转换频率高于其他所有类型罪犯(罗禹，冯廷勇，唐向东，黄好，李红。2011)。
已有的研究表明正常的被试在游戏中都会通过不同的方式来保证自己的收益，而精神病态组被试则盲目地追求更高的盈利，无论是在收益或损失的情况下。这种一致性可能有两个原因：其一。他们能够识别不利纸牌，但是由于先前选择过程中形成的优势反应，他们无法转换。因为在IGT任务中，不利纸牌通常会先呈现一段时间的大奖励。之后才会出现较大的惩罚，因此会形成对有利纸牌的优势反应。其二，精神病态被试无法区分有利牌和不利牌，因此没有进行转换。被试无法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发现规律。始终认为收益较大的牌能赢得更多。所以持续偏好不利纸牌。
从实验材料的设置和数据分析的结果来看，精神病态被试的不良成绩可能是由于无法认识到其中的规律所致。因为。实验中每类牌的惩罚牌是随机出现的，所以无法形成优势反应，而精神病态暴力犯对惩罚的低敏感性，无法对惩罚程度与频率进行完整的加工。因此持续选择不利纸牌。已有研究表明。前额叶参与到奖励和惩罚的加工当中，内侧前额叶参与表征不确定条件下选项的价值(kw，Snell，Nelson，Rustichini，&Glimeher，2010)。对物质成瘾者、病理性赌博者、酗酒者(Goudriaan，Oosterlaan，de Beurs，&Vail den Brink，2005；Perry，Barry，Pietrzak，&Wagner，2008)的研究发现，他们在IGT中的表现与vmPFC受损者类似。倾向于选择不利纸牌，做出不利决策。由此可见，精神病态罪犯的前额叶功能可能与上述异常人群一样存在损伤，这可能是导致其对惩罚不敏感的真正原因。
4.2精神病态暴力犯的计划功能缺陷
TOH主要测量被试的计划功能。实验中随着任务难度的增加。精神病态组的错误次数和消耗的时间都显著高于非精神病态组。并且这种反应趋势并非由于其智力的差异造成。研究结果与张登科等人对局限性脑外伤患者的执行功能缺陷的结果一致，额叶等部位损伤的被试在完成TOH的过程中，所花的步数和消耗的时间都显著高于控制组(张登科，苏巧荣，张宏卫，葛建荣，张剑，2010)。但是与Salnaitis等人的研究却相反，他们发现精神病态量表的得分高低与TOH的成绩无关(Salnaitis etal，2011)，这可能是由于两者选择的被试群体以及筛选标准不一致造成。上述结果提示精神病态组被试的执行功能，尤其是计划组织功能存在与前额叶受损被试相同的缺陷。另一些研究者还把执行功能当成一种对自身行为的抑制能力(Carlson。Moses，&Hix，1998)。，例如，有执行功能障碍的被试。通常表现为持续性错误，即持续重复不符合当前规则的强势反应。Miyake等人提出了一个结构等式模型。认为抑制功能是预测TOH成绩最好的指标(Miyake el al，2000)。研究中，精神病态组被斌在完成任务时总是容易忽略任务中的规则，持续做出一些之前所做过的错误反应，因此其抑制功能也存在缺陷。
4.3冲动性对风险决策及计划功能的影响
研究中两组被试的BIS-11所测结果与IGT任务不相关，这与先前的研究结果类似(Davis，Patte，Tweed，&Curtis，2007；Dawe&Loxton，2004；宋广文等，2011)。冲动特质与IGT得分相关不显著，且BIS-11中的三个维度也与IGT相关不显著。表明精神病态组被试的风险决策缺陷可能与冲动特质无关TOH的成绩与BIS-11相关分析发现，冲动性的总分各个维度与TOH相关都不显著。Pietrzak的研究发现冲动性水平与被试的計划功能只存在微弱的负相关(Pietrzak，Sprague，&Snyder，2008)。而LaMarre对青年人和成年人中具有精神病态倾向的被试研究也发现冲动性与执行功能无关(LaMarre，2009)。这些研究都表明了执行功能和冲动性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密切。因此，精神病态组被试的执行功能的缺陷可能并非是冲动性造成。
综上所述，尽管精神病态暴力犯的冲动性水平显著高于一般罪犯，然而这种冲动性并非是导致其决策与计划功能缺陷的原因。提示在精神病态暴力犯的风险评估与矫正过程中。可能无法通过降低冲动性水平而减少其暴力行为。
5.结论
从以上分析来看，结果与研究假设基本一致：精神病态被试相比对照组，特别是在与解决问题相关的决策以及计划功能上存在缺陷。这种执行功能的异常可能是源于其前额叶的功能缺陷，但是与个体冲动性特质无关。 (张卓 王强龙 黄秀 杨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