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赢家的对立(1)
(一)
记者在互联网上的搜索引擎键入“杀医生”三个字，竟然出现了1270个网页。今年8月份，福建中医学院一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戴春福在该院附属的“国医堂”医院坐诊时，被一名患者用刀捅死。福建中医学院的师生对戴教授的被害感到十分震惊和悲痛，而耐人寻味的是，在并不了解内情的情况下，网上评论却大量出现对医生的质疑和批评声音。在1000多条评论中，80%的评论竟是“理解”患者。一位网民表示：“现在的医患矛盾很大，主要问题在医方，患者由于缺乏医疗知识，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患者花了自己的血汗钱，甚至是借来的钱，到了医院后，稀里糊涂的钱就没有了，可病还没有看好。患者及家属心中的怨愤到哪里去发泄呢?”有关专家分析认为，这说明当前医患矛盾已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心态，亟待引起足够重视。
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对全国326所医院进行了多项选择式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2000年一年中326所医院医疗纠纷索赔金额总计约6000万元左右，平均每所医院达21万元。
其实，医患关系不仅在中国，在世界各国都一样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美国DUKE大学医疗集团医疗风险管理主任Barbara.M.Hendrix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尽管美国人都有医疗保险，看病时自己掏的钱并不多，可是医疗纠纷在美国也是个老大难问题。她自己从事医疗风险管理工作已经快30年了，所在医疗集团每年要发生200多起医疗纠纷。虽然美国的法制化程度高，但医疗官司的数目在美国也同样可观。
Barbara.M.Hendrix女士在谈到医患关系时认为：医患之间不是简单的消费关系，也不应该是永恒的矛盾，应该是伙伴关系，医患共同的敌人是疾病。
北京一家医院住进一位食管狭窄患者，医院的一位老教授决定冒风险给患者做食管上下扩张术。发生了福建医生被杀事件后，老教授决定再等一等，看看情况再说。就这样，患者失去了一次机会，医生避免了一次风险，但留给这位65岁老教授的还有深深的内疚，她私下说：“我对不起患者，可我太担心了。”
一位医学教授的儿子今年15岁，上高一，他的理想就是学医。他的父亲与几个朋友在议论福建医生被杀事件的时候，父亲问站在旁边的他将来还想学医吗?少年说想学。“那你不怕挨打?”“我有办法，保管没问题。”大家一听都问他有什么绝招。少年不紧不慢地说：“我准备一把左轮手枪，查房时，一进病房的门就喊：都不许动，把手举起来，面朝墙站。等他们站好了，我再把枪收起来，拿出听诊器给他们检查。”他讲完后，客厅里先是一阵大笑，然后是静默。
从什么时候开始，医患关系如此形同水火?如此不共戴天?
几天前，记者接到河南一位患者的投诉，说自己的孩子被黑心医院偷走了。仔细一了解才知道事情的原委：郑州市金水区柳园口村霍美凤在生产之前，先后在郑州市3家医院进行了4次B超检查，检查结果全部为双胞胎。2001年9月29日下午，霍美凤来到郑州市金水区人民医院进行了剖腹产手术。可最后出手术室时，大夫却告诉她，B超失误，只有一个男孩。一起不可思议的医患纠纷就这样发生了。
在多次询问医院没有结果的情况下，霍美凤将郑州市金水区人民医院推上被告席，要求法院判令医院限期归还她的另一个孩子。最后，法庭以证据不足为由判决霍美凤终审败诉。
霍美凤的官司输了，但是胜诉的医院是不是就可以庆贺一番呢?3家医院4次B超的结果就是给霍美凤多“超”出一个孩子，在将其送上虚幻的巅峰后，又使其落入痛苦的深渊。为了那个说不清是否存在的孩子，霍美凤奔波在法院、医院之间，找专家、请律师、求媒体……心力、财力耗费了多少?4次B超所用的时间，加起来不过2个小时，却改变了霍美凤夫妇的后半生，平静的生活将不再平静，宁静的心灵将永难宁静。
记者从北京某大医院B超室主任处获悉：B超中关于孕妇胎儿数量的检查从两三个月时即可查出，属于最简单的操作之一，出现错误除非操作人极其不负责。
(二)
71岁的王殿文是河北香河中学的离休教师，近一年来，他经常性便血，有时几滴，有时简直是往外喷。起先，老人以为是痔疮，没太当回事，可时间越长感觉越不舒服，到今年4月份时，排便已经非常困难，下坠得很难受。4月中旬，王殿文来到北京市二龙路医院做了7项检查，在直肠镜检查中，发现了一个肿物，经检查确诊为直肠癌二级。一听是癌症，王殿文一下子就紧张了。因为人们都说，癌症发现后都是晚期，日子就没有几天了。江涛大夫忙劝他不要紧张，他还没到晚期，现在是手术的最佳期。
术前，王殿文的住院医生贾山与他进行了第一次术前谈话。贾大夫介绍说，手术是比较大的，手术后排便要改道、造瘘、挂粪袋，医院从国外引进的低位保肛技术有可能让患者免受造瘘之苦，但有两个问题：一是费用不能报销，要自费，约1万多元；二是如果患者过分强调保肛，病区切得不干净，癌肿容易复发。王殿文说：“咱们做两手准备吧，既保肛又保命是最好的，实在不行就保命吧。现在国家的大环境好，我自己的小环境也很好，孩子们非常孝顺，我愿意多活几年，你们决定吧。”
随后，王殿文的主刀医师梁秀芝与他做了第二次术前谈话。梁大夫告诉王殿文，二龙路医院是家二甲医院，条件不如三甲的好，他的手术在这里算是个大手术，他要是愿意转院，比如转到肿瘤医院，他们可以帮他联系，如果他愿意外请专家，他点大夫名或医院名，他们也帮他联系。
王殿文说：“我一不转院，二不外请专家，我信任你们。我一个老乡跟我同年同岁，1980年在你们医院做的直肠癌手术，当时是造瘘，小粪袋已经背了20多年了，他现在身体结实着呢。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我还打听到，你们的肛肠科1937年就有了，现在，无论病床数、收治病人数还是手术例数都是全国第一。北京好几家三甲医院遇到肛肠病人还往你们这儿转。我这一百多斤就交给你们了。”
越是临近手术，王殿文的儿女们越紧张，他们在父亲面前强颜欢笑，可扭过头去，忍不住就要抹眼泪。知子莫如父，王殿文的儿子和姑爷脾气不好，他担心万一手术失败，孩子们会做出不理智的事来。手术的前一天，王殿文在病床上给亲人们郑重立下遗嘱：“手术的目的是治病救人，但手术难度比较大，比较复杂，尽管术前做了相当周密的检查，但在手术之前，总还有些未知情况，因此也就有一定的风险。所以，孩子们要有个正确的态度：好了皆大欢喜，医护人员和我们一样欢喜；万一出了最坏的结果，那就是我应该在这里寿终正寝。我的儿女们，我的所有的亲人们都不准在医院里无理取闹，只需迅速办理后事。二龙路医院是家好医院，他有一支很好的医护队伍，他的医德医风有口
[ 下 页 ], 百拇医药(文亦龙)
记者在互联网上的搜索引擎键入“杀医生”三个字，竟然出现了1270个网页。今年8月份，福建中医学院一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戴春福在该院附属的“国医堂”医院坐诊时，被一名患者用刀捅死。福建中医学院的师生对戴教授的被害感到十分震惊和悲痛，而耐人寻味的是，在并不了解内情的情况下，网上评论却大量出现对医生的质疑和批评声音。在1000多条评论中，80%的评论竟是“理解”患者。一位网民表示：“现在的医患矛盾很大，主要问题在医方，患者由于缺乏医疗知识，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患者花了自己的血汗钱，甚至是借来的钱，到了医院后，稀里糊涂的钱就没有了，可病还没有看好。患者及家属心中的怨愤到哪里去发泄呢?”有关专家分析认为，这说明当前医患矛盾已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心态，亟待引起足够重视。
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对全国326所医院进行了多项选择式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2000年一年中326所医院医疗纠纷索赔金额总计约6000万元左右，平均每所医院达21万元。
其实，医患关系不仅在中国，在世界各国都一样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美国DUKE大学医疗集团医疗风险管理主任Barbara.M.Hendrix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尽管美国人都有医疗保险，看病时自己掏的钱并不多，可是医疗纠纷在美国也是个老大难问题。她自己从事医疗风险管理工作已经快30年了，所在医疗集团每年要发生200多起医疗纠纷。虽然美国的法制化程度高，但医疗官司的数目在美国也同样可观。
Barbara.M.Hendrix女士在谈到医患关系时认为：医患之间不是简单的消费关系，也不应该是永恒的矛盾，应该是伙伴关系，医患共同的敌人是疾病。
北京一家医院住进一位食管狭窄患者，医院的一位老教授决定冒风险给患者做食管上下扩张术。发生了福建医生被杀事件后，老教授决定再等一等，看看情况再说。就这样，患者失去了一次机会，医生避免了一次风险，但留给这位65岁老教授的还有深深的内疚，她私下说：“我对不起患者，可我太担心了。”
一位医学教授的儿子今年15岁，上高一，他的理想就是学医。他的父亲与几个朋友在议论福建医生被杀事件的时候，父亲问站在旁边的他将来还想学医吗?少年说想学。“那你不怕挨打?”“我有办法，保管没问题。”大家一听都问他有什么绝招。少年不紧不慢地说：“我准备一把左轮手枪，查房时，一进病房的门就喊：都不许动，把手举起来，面朝墙站。等他们站好了，我再把枪收起来，拿出听诊器给他们检查。”他讲完后，客厅里先是一阵大笑，然后是静默。
从什么时候开始，医患关系如此形同水火?如此不共戴天?
几天前，记者接到河南一位患者的投诉，说自己的孩子被黑心医院偷走了。仔细一了解才知道事情的原委：郑州市金水区柳园口村霍美凤在生产之前，先后在郑州市3家医院进行了4次B超检查，检查结果全部为双胞胎。2001年9月29日下午，霍美凤来到郑州市金水区人民医院进行了剖腹产手术。可最后出手术室时，大夫却告诉她，B超失误，只有一个男孩。一起不可思议的医患纠纷就这样发生了。
在多次询问医院没有结果的情况下，霍美凤将郑州市金水区人民医院推上被告席，要求法院判令医院限期归还她的另一个孩子。最后，法庭以证据不足为由判决霍美凤终审败诉。
霍美凤的官司输了，但是胜诉的医院是不是就可以庆贺一番呢?3家医院4次B超的结果就是给霍美凤多“超”出一个孩子，在将其送上虚幻的巅峰后，又使其落入痛苦的深渊。为了那个说不清是否存在的孩子，霍美凤奔波在法院、医院之间，找专家、请律师、求媒体……心力、财力耗费了多少?4次B超所用的时间，加起来不过2个小时，却改变了霍美凤夫妇的后半生，平静的生活将不再平静，宁静的心灵将永难宁静。
记者从北京某大医院B超室主任处获悉：B超中关于孕妇胎儿数量的检查从两三个月时即可查出，属于最简单的操作之一，出现错误除非操作人极其不负责。
(二)
71岁的王殿文是河北香河中学的离休教师，近一年来，他经常性便血，有时几滴，有时简直是往外喷。起先，老人以为是痔疮，没太当回事，可时间越长感觉越不舒服，到今年4月份时，排便已经非常困难，下坠得很难受。4月中旬，王殿文来到北京市二龙路医院做了7项检查，在直肠镜检查中，发现了一个肿物，经检查确诊为直肠癌二级。一听是癌症，王殿文一下子就紧张了。因为人们都说，癌症发现后都是晚期，日子就没有几天了。江涛大夫忙劝他不要紧张，他还没到晚期，现在是手术的最佳期。
术前，王殿文的住院医生贾山与他进行了第一次术前谈话。贾大夫介绍说，手术是比较大的，手术后排便要改道、造瘘、挂粪袋，医院从国外引进的低位保肛技术有可能让患者免受造瘘之苦，但有两个问题：一是费用不能报销，要自费，约1万多元；二是如果患者过分强调保肛，病区切得不干净，癌肿容易复发。王殿文说：“咱们做两手准备吧，既保肛又保命是最好的，实在不行就保命吧。现在国家的大环境好，我自己的小环境也很好，孩子们非常孝顺，我愿意多活几年，你们决定吧。”
随后，王殿文的主刀医师梁秀芝与他做了第二次术前谈话。梁大夫告诉王殿文，二龙路医院是家二甲医院，条件不如三甲的好，他的手术在这里算是个大手术，他要是愿意转院，比如转到肿瘤医院，他们可以帮他联系，如果他愿意外请专家，他点大夫名或医院名，他们也帮他联系。
王殿文说：“我一不转院，二不外请专家，我信任你们。我一个老乡跟我同年同岁，1980年在你们医院做的直肠癌手术，当时是造瘘，小粪袋已经背了20多年了，他现在身体结实着呢。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我还打听到，你们的肛肠科1937年就有了，现在，无论病床数、收治病人数还是手术例数都是全国第一。北京好几家三甲医院遇到肛肠病人还往你们这儿转。我这一百多斤就交给你们了。”
越是临近手术，王殿文的儿女们越紧张，他们在父亲面前强颜欢笑，可扭过头去，忍不住就要抹眼泪。知子莫如父，王殿文的儿子和姑爷脾气不好，他担心万一手术失败，孩子们会做出不理智的事来。手术的前一天，王殿文在病床上给亲人们郑重立下遗嘱：“手术的目的是治病救人，但手术难度比较大，比较复杂，尽管术前做了相当周密的检查，但在手术之前，总还有些未知情况，因此也就有一定的风险。所以，孩子们要有个正确的态度：好了皆大欢喜，医护人员和我们一样欢喜；万一出了最坏的结果，那就是我应该在这里寿终正寝。我的儿女们，我的所有的亲人们都不准在医院里无理取闹，只需迅速办理后事。二龙路医院是家好医院，他有一支很好的医护队伍，他的医德医风有口
[ 下 页 ], 百拇医药(文亦龙)